1、从全党办报到全民上网：多少年前，一位伟人告诉报人：“全党办报，群众办报”，但实际上许多时侯，在新闻信息的获取、生产、销售、消费、利用等多个传播链条上，基本是“专家办报，上说下听”单向传播。互联网的出现，改变了信息传播的走向与基本模式。随着互联网的大面积使用，人们曾经耳熟能详的“读者、听众、观众”以及“编辑、记者”之流，几乎不约而同“进化”升级成了“网民、网友”。所谓的“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真正成了包括媒体人在内的“网民办报”。今天的新媒体，主要指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包括网络媒体、手机短信、移动通信、网络应用新业务等新的传播方式。所谓“管理”也就与过去传统媒体的管理模式有了很大差别。

     2、从舆论导向到舆论引导。人们经常听到一句话：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以正面宣传为主，这其实主要针对的是新闻媒体从业人员。而互联网时代到来，我们听见了更多的是“引导舆论”，在悄悄取代“舆论导向”。从官方希望左右“舆论”走向上说，强调“舆论导向”是一种主观意识，带有某种强制；而“舆论引导”虽也出自官方文件，但多了一点尊重群众的客观表达。一字之别，表达的是：互联网信息渠道多元化，多样化，带来的所谓舆论，并不再只是一种声音，一个渠道的单向传播了。多元、多样、多变、互动的网络舆论环境，让每一个普通人都成为了“舆论”的生产、传播、消费与再生产的角色，一个词句悄悄演化，实际表明了官方与时俱进，承认了互联网“公共大平台”的定位，以及对媒体生态环境的新认识。这就是：与其单向强制“导向舆论”，不如以人为本提倡“引导舆论”更科学。（所谓“网络五毛”实际是一个伪话题）

    3、从沉默是金到沉默是祸。沉默是金与难得糊涂一样，是官方某些人曾经“顶礼膜拜”的为官之道。如果没有互联网“互动、公开、共享、多元、多样、多变”的媒体生态环境，过去选择“沉默是金”难得糊涂，也是一个官员公务处事不错的选择。但互联网传播新时代的不请自来，人人都成了信息的生产、消费、传播者，所谓“沉默是金”就完全可能演化为“沉默是祸”；所谓“难得糊涂”，完全可能变成“亡在糊涂”。这已被网络新闻传播若干经典例案所证明。公务人员与普通公民在网络信息公开的大环境下，呈现两个相反现象：官方公务人员一般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作为公务活动底线，即所谓“民不告官不究”；而以网民意见领袖为代表的网民群体，则是有事就要表达情绪，就要公开传播，就要官方回应。网络事实上满足了公众的这个基本需求，同时对官方形成了极大的压力。网民对所关注的新闻事件的探索不依不饶，不仅需要知道“是什么”？想知道“为什么”？更想了解新闻背面的一切。因此，某些官方机构和公务员，面对新媒体和网民的挑战，呈现出了“不能适应、不会说话、不敢作为”的三不政策。往往采取“回避、拖延、等待、删除”等新老手段对付网络舆论。由此形成了所谓的“官民冲突”。

    4、从网民自发论坛到政民公共平台。互动、开放、平等、便捷。这就是网络媒体区别于任何媒体传之鲜明标志。互联网的产生应用，与人类历史火的传承、纸的发明、蒸汽机车、水利发电、电报电话的发现普及利用一样，是一个超时空跨时代的新创造。但与前几项发明相比较，互联网不但具有经济产业属性，更具鲜明的文化传播属性，这是一个在更高更新平台上生产并互传思想文化信息的特殊属性。产业经济属性之于意识形态属性，二者同生共进，缺一不可。但对执政党而言，积极有效管控网络传播和意识形态，已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加强网络执政能力建设，公务员学会“与网民说话”，学习“引导网上舆论”迫在眉睫。中央领导、省委、省政府领导已走在前面。

     见新浪博客“翔云之南”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aba5b90100dwyy.html

   观今年《网络传播》杂志，曲高和寡， 与天下网民高度关注的“网人、网事、网论”渐行渐远。远不及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等主媒对“网络”传播现象的关注。

    网行天下风流竞，莫道酸辛实亦甜。

   世态沧桑出人意，祥云火炬聚尘缘。

   广结高人求真谛，但著二三民生言。

   大风起兮南边云，雨林依稀过眼前。

                       （0907--夜读偶记）

网友鱼刺的帖文《从伍皓的前途看改革的前途》拜读再三，感触良多。鱼刺的话说到了我的心坎上。很多政治经验丰富的老领导一再劝诫我，不要在意网络上的东西，根本不必去理会，它伤不到你一根毫毛。他闹腾他的，你不理他，闹腾一会儿也就没劲儿了；你越想着要尊重他、回应他，越把他当回事，他越会疯狂地奔过来咬你。这就是网络，这就是网民。我不以为然，坚持我的观点，觉得对待网络和网民，应该以人格的力量赢得公众、以坦荡的力量赢得网络、以求真的力量赢得信任。在现实生活中，这三条使我赢得了尊重，但在网络上做不到。我愿意冒着风险去试验，但的确如鱼刺所说，未必会有满意的效果。

沉默是金，是千百年来官场总结出来的不二法宝，但我曾天真地放言，面对网络时代，沉默是“祸根”。现在看来，官民沟通的新路还是很艰难。或许，还是选择沉默最稳妥。那么，我暂时选择沉默。但是，这一次的经验仍然珍贵。

也许，还是有路可走的，只是我暂时还不知道哪条路能够走得通。我也不是一个害怕失败的人，我会继续试验、探索。或许在下一个关于云南的热点事件中，只要我没有因此而下岗，我还会以另外的一种什么方式出现，朋友们也不要惊讶和奇怪。所有能走的路，都总是要去闯一闯，才知道哪一条路会更顺畅。

我自己的这次实名回应试验，虽然算不上成功，但并不妨碍我推动“网络发言人”制度的探索。我们会汲取一些经验教训，逐渐提高同网络打交道的能力。

最后要说明的是，我不能够满足大家对全部事实真相的渴求，因为司法的结论只能通过司法审理去做出。法律没有赋予我作为一个宣传部官员可以对司法案件作出评判的权利。我所能做的，只能是提供一些我所了解的事实，帮助公众去思考、去认知、去理解。我在接受《南风窗》记者采访时，详尽地论述了宣传部门的新的职责观问题，我认为，宣传部门应该把实现人民群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作为新的职责，把帮助公众了解真相、探求真相、接近真相作为新的职责。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这次实名回应试验没有超出我的职责范围，你可以不认同我提供给你的事实，但你可以把它作为你了解真相、探求真相、接近真相的一个参考信息。当然，也有网友指责我的回应是把水越搅越浑，本来屠夫、吴虹飞等人已经逼近了真相，被我一搅反而离真相越来越远了。那我只能说，偏离事实和真相一定不是我的初衷，我的初衷和所有关心真相的网民是完全一致的。

（都市时报）

[原创]从伍皓的前途看改革的前途
文章提交者：鱼刺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我个人对于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先生以“求真的力量”网民身份，来凯迪网络平等交流是很赞赏的，这是真心话。

    我曾经写过一个帖子叫《政府应给民众一张共坐的桌子》，（http://club2.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1&ID=2369255），其中说：“在很多社会事件的演变和处理过程中，我发现政府与民众极其缺乏有效的沟通和良性的互动，政府和民众几乎没有一张可以共坐的桌子。一方面，是政府单方面的宣布和处理；另一方面，是民众普遍、强烈的质疑和追问；……所以至今我们看到的，仍然是政府的高高在上与民众的群情汹汹——和每一个社会事件被激化升级的情形一样。于是，我们就难免总要因此为稳定和秩序而担忧。”

    今天，在不断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中，我们几乎都可以看到这样的影子。实际上，官民需要沟通，社会也需要表达，甚至抗议，只有沟通、表达甚至抗议才可能促进政府发现问题并予以改进。不满和抗议，只要是合法的方式，就应当允许、保护和鼓励。一律压制，压成言塞湖；一律惧怕，动辄上升到敌我状态，反而要出大问题。政府与民众应有一张共坐的桌子，沟通可以解决，就可以避免暴力；和平可以解决的，就可以避免流血。

    因此，我对于伍皓先生以网民身份交流的尝试和努力是赞赏的，并非要拍副部长的马屁。我愿意相信：伍皓也好、边民也好、屠夫也好，都是真诚的，无论他们表现怎样、效果如何。我宁愿相信他们都出于真诚，并非“五毛”或者“无间”。我早注意到：实际上“躲猫猫事件”是在伍皓主持的“网民调查团”之后，才被舆论广泛关注的。昆明“卖淫案”，也多亏边民、屠夫的这么闹腾，我不相信会有这么弱智的五毛和无间。因此，我宁愿相信伍皓、边民先生都是真诚的；也因此，我赞赏他们尝试沟通的努力和勇气。

    或者他们个人将来让我失望。但是，我也仍然相信，体制内有相当一部分开明的官员，他们也不满于现状，愿意尝试、勇于改变。像新疆阿勒泰的官员财产申报、陕西神木的全民医疗改革……。尽管都颇多争议，实际上你想，现在的官场什么样？他们何必搞这些，闷头发大财多好啊？所以，我愿意给予他们些微的赞赏和声援。

    但是，我又非常担忧，现在看“求真的力量”在网络上的反响并不成功，可以想象，作为副部长的伍皓先生在现实官场中也要面对不少的压力。揣测一下“求真的力量”的前途，一个是如果执意“求真”，那么当其遇到现实的权力障碍的时候，就很艰难；一个是如果做“五毛”，尝试一种新的舆论引导方式，这个也很难。现在我们经常看到“舆论引导”这样的词，我很想问问：归根到底以什么引导？以事实引导，就不免和网民一样；以谎言和技巧引导，实话说这个根本做不到，尤其在网络上。

    所以我很担忧伍皓先生的前途，不是他的政治前途，而是担忧这种沟通、尝试、改变甚至改革的努力和前途，不单单是失败，而且要成为“改革与尝试失败”的结论和例证，从而成为否定改革方向、挫伤改革勇气的借口。这是我最担忧的一个现实。

    “试错”，就是中国现在一个很无奈的现实。我们都能看到中国出了问题，都说要改革，但是，一改就错，一动就错，甚至一说就错，一片反对声，谁也不买账，谁也不说好，上下不得好，到处被反对……；虎头蛇尾还是好的，动辄得咎，难以为继。我不知道各位注意到这个现象没有。这些年改革几乎不动，有些对的、好的改革方向和尝试也难以进行，改革的问题被作为反对改革的借口……，不能说没有这个因素。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实际上我也很迷惑。我想到的几点：

    一个是社会断裂。这个社会已经断裂为官、民两个利益和立场截然相反的两个阶层，缺乏基本的共识和互利，甚至已缺乏基本的沟通和信任。在这方面，号称人民政府的官方应该反思怎样改变，怎样才能做到真正的人民政府，怎样实现权力来源于人民，真正服务于人民，接受人民、法律、制度的有效监督和制约。

    一个是现有体制和社会管理框架已经走到了尽头，失去了改革的效力和余地；部分的、单独的、逐渐的推进和改变已经无效，而且开始都发生相反的作用。这个社会要想改变，不仅艰难异常，而且要改就得整体的改、系统的改，彻底的改、全面的改；部分的，单项的、渐进的改变已经无益，而且成了“试错”—一无论对错好坏，一试就错、一改就错。就像鸟能飞，因为有翅膀，但是人安上翅膀，也肯定要摔死。不做全面、彻底的改变，尝试的结果都是一样：失败。

    因此，伍皓先生也不免遇到这样的困境。甚至体制内所有开明的官员，有理想和勇气做改变的官员，我宁愿相信他们的诚意和努力，我也很想支持、声援他们。但是，我也需要观察、判断他们——是不是真正改、彻底的想改变。同时，我很担忧他们的前途，实际上更担忧改革、或者说这个社会的前途，这个社会目前的困境确实很艰难，不是方式的、技术的、技巧的改变可以改变的；也不是只有真诚和善意可以改变的。这个社会必须做全面、彻底的改变，包括我们自己。

    当我们面对失意和失败的时候，不要责怪这个现实和困境，我们应该首先问问自己：我做好彻底决裂的准备了吗？

    鱼刺2009.7.8

　  如果说国人今日对CCTV不满意，那主要是原体制未改加上垄断惹的祸。一统江湖的地位和不可遏止的营利倾向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CCTV的优点，而可能让CCTV染上了既有体制与商业电视的双重缺陷。长久以来，作为CCTV的门脸，《新闻联播》凭借传统惯性和垄断性的全国转播，维系了一种惟我独大的单向传播。但一旦人们成了都市报的读者和网民，就很可能弃电视新闻而去，更不用讲说教味十足的节目了。最后，剩下的观众不是不具读写能力的就是不上网的。　　

　　

　　展江 　作者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系主任、教授

　　近四个月前，《南方周末》刊登香港媒体人梁文道先生的文章“CCTV存在的理由”，在CCTV流年不利之际，以其在香港电台工作的经历提醒我们，公营广播电视相较于商业广播电视是有其优点的：能够播出小众化、广告商看不上的（高雅）文化艺术节目。他还这样归纳：“比起民营的商业机构，公营广播机构的最大特点就是不能唯利是图，不该只以收视率和收听率去评断什么节目该做什么节目不该做。”

这番描述令我们想到了世界上第一家和最大的公共广播电视机构——英国广播公司（BBC）。然而，不知是梁文道揣着明白装糊涂，还是真的有所不解，他将公营广播电视与国营广播电视混为一谈，他称：“从英国的BBC、日本的NHK、香港的RTHK，一直到大陆的中央电视台，全世界最早最大型的电子传媒几乎全是公营的。”

今天的电视，尤其是商业广播电视，成为东西方各国各地区（包括我国港台地区）知识界的抨击对象。而痛感苏联式国家体制和西方商业体制之弊的人文知识分子，无不普遍推崇相对独立于政府和市场的BBC的公营模式。即便是一向信奉个人主义、私营（商业）广播电视机构长期一统天下的美国，也在BBC诞生半个世纪后的20世纪70年代创立了类似BBC的公共广播公司（PBS）。

可是CCTV从诞生第一天起，就没有说自己是公营机构，其角色最初等同于前苏联的中央电视台。而国家媒体和公营媒体是有根本区别的。改革开放以后，媒体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新政，CCTV政治功能未变，但逐步成为市场和商业实体，有了逐利的动机和欲望，有了收视率的指标。而这种变化，使CCTV向商业电视而不是公营电视接近了一大步。

事情还不止于此，CCTV始终维持了一个垄断机构的地位。通过市场化改革，国人都已经知道在一个行业或领域由一家企业独占的弊端的通常表现：价高质次、态度傲慢、不受制约。故而，打破垄断成了深化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

近日有报道称，CCTV将对包括《新闻联播》在内的多档新闻节目作出大的调整，甚至是十年来最大幅度的调整，这无疑是必要的与时俱进之举。

如果说国人今日对CCTV不满意，那主要是原体制未改加上垄断惹的祸。客观来讲，《东方时空》、《焦点访谈》和《今日说法》等节目曾经引领新闻改革之潮流，戏剧频道、音乐频道也播出了不少严肃和高雅的文化艺术节目。但是，非制度性的行为缺乏连续性，一统江湖的地位和不可遏止的营利倾向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CCTV的优点，而可能让CCTV染上了既有体制与商业电视的双重缺陷。顺便提一句，目前全国各地的所谓“公共频道”，其实是与真正的公共电视不相干的。

将近一年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一次论述新闻工作的专门讲话中告诫我们，如今的媒体格局已是三分天下：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为其一，都市类媒体为其二，网络媒体为其三。

在胡锦涛的讲话中，都市类媒体和网络媒体新军不是洪水猛兽，其合法性首次被最高层确立了。此乃精辟之新论，因为在今天，从省市党报体系中派生出来的都市报夺走了党报，甚至早于都市报出现的晚报的市场份额；在互联网引领的传播革命中，人气最高的门户网站多数是民营企业。这些就是作为第四代主要领导人的胡锦涛所面对的媒体现实。

胡锦涛还指出，为了因应媒体新格局，单向的“舆论导向”应向双向的“舆论引导”转型，从社会舆论多层次的实际出发，把握媒体分众化、对象化的新趋势，形成舆论引导新格局。正如前《解放日报》和《人民日报》副总编周瑞金先生所言，传统的宣传灌输方式笨拙，效果往往适得其反，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长久以来，作为CCTV的门脸，《新闻联播》凭借传统惯性和垄断性的全国转播，维系了一种惟我独大的单向传播。当然，它这种心态自有理由：到2003年，全国电视观众超过10亿人，而发展迅猛的网络至今才有不到3亿网民（但已接近于美国人口数），不及电视观众三分之一。

但是，四级办电视是国策，且历经几十年的体制推动。网络媒体虽然年轻，也无行政资源可用，今天受众远不及电视，但是网络媒体的从业者提前实现了“干部四化”中的“三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是现在和未来的社会栋梁。反观电视，其观众中不乏官员和企业家，但对于同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却吸引力有限。一旦人们成了都市报的读者和网民，就很可能弃电视新闻而去，更不用讲说教味十足的节目了。最后，剩下的观众不是不具读写能力的就是不上网的。

《新闻联播》当然急需变革，至少不能像一些网文所描述的那样坚持老旧的三段论式的内容安排：领导很忙；祖国发展很快；外国很乱。而应该多看看这个变化莫测的世界，不能沉浸在“面对全国人民”的幻觉中。看来，根据胡总书记的思路，如何“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还真是一个课题

   云南网---《红河传媒集团面临瓦解  三下属媒体改回事业单位》评论继续：
   A：从这个“葡萄怪胎”产生的那一天开始，实际上就已经决定了今天的命运。 只不过当时的决策者不知道， 也不愿了解什么叫“中国特色”的传媒体制的基本历史与现状，更没有按照“三个代表”与“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去 全面地、认真地分析研究一下：红河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欠发达的边疆民族自治州，怎么可能建立一个所谓的市场化的“新闻传媒集团”？而这些基本的判断， 在若干新闻从业者和理论研究者那里， 早就是一般的常识。 因此， 如今“红河新闻传媒集团面临瓦解” 完全就是一个正常的事情。“瓦解”一说么，早在三年前就确定了的。
    b :不是说我有什么先见之明，当时我就在会上说过，但被领导批了！ 

   A :不要说一个州市， 就云南全省，目前都可不能建立一个真正的市场化的新闻传媒集团.
    B：但是让人想不通的是，我们都能看清的事，为什么领导看不清呢？甚至还要推波助澜？现在也不负任何责任！
    A：就好像1966年到1976年10年“文革”，一般干部都认为不是个好事情， 但老人家就认为：好得很， 就是好， 就是好。。 呵呵
   一时真是说不清， 但今天应该可以说清楚了啊，，

'躲猫猫'捅破窗户纸，政府与媒体君子之交

 （欢迎各位看官补充、修改、批判）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尽管 “躲猫猫”已逐渐淡出我们的视野，但这场风暴处置所留给我们的反思仍然很多很多。我们可以从舆论引导上反思，也可以从新闻学术上进行探讨，但更值得从政府部门和媒体关系上的巨大突破层面进行总结。

    如果说在负面新闻上政府部门与传统媒体是长期处于“冷战”关系的话，那么在'躲猫猫'捅破这层窗户纸后，政府部门与媒体关系转向君子之交的时代正迎面而来。

     不过随之带来的问题是：

     媒体该如何重塑自己的公信力？媒体如何确保新闻的客观性和不故意炒作的倾向性？媒体究竟该如何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媒体和记者如何在这种新的环境下做好新闻采访报道？

     政府部门怎样面对新的媒体环境？政府怎样“善待媒体，善用媒体，善管媒体”？

 

     从躲猫猫事件看媒体环境变化

     躲猫猫之所以能一夜窜红网络并最终演变成一起公共舆论事件，最根本在于网络舆论的推动，说到底这也是媒体环境的变化，新媒体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全面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个方面，并已成为社会舆论的主战场。

    据中国互联网中心统计，截至2008年底，中国网民总人数已经达到2.98亿，网络新闻使用率大幅攀升，互联网无可争议地压倒了传统媒体。人民网、新华网、央视国际三大重点新闻网站，新浪、搜狐、网易、腾讯四大商业门户网站，累计每天新闻更新超过2万条，日均新闻信息浏览量超过20亿次。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喻国明教授说，“新媒体的迅速发展弱化了政府对社会信息的控制力，使国家内政与外交透明度越来越高，受到的牵制和约束也随之增大。新媒体打破了传统传媒的垄断性，信息传递和交流是完全自由和在相当程度上不受政府的管理和控制的，同时也可以自由地选择和吸纳，这使个人和非政府组织的影响力扩大，政府对信息的控制力下降。”

    云南“躲猫猫”事件是个最典型的案例，它所体现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地方政府利用网络处置公众舆情的成功经验，更在于完整诠释了新环境下公民对于参与权表达权知情权监督权的强烈诉求，是网络自媒体时代公民集体情绪表达的一个经典缩影，是网络民意加速事件真相还原的活教材。

    用云南师范大学新闻学院传播学教授庄晓东的话说：'躲猫猫'是继“马加爵”之后云南向世界传播学领域贡献不多的几个可以共同分享的新闻学术资源之一。

 

    2月13日，《云南信息报》刊登了的一起社会新闻事件，24岁的云南玉溪北城镇男子李乔明因盗伐林木被刑拘，四天后在医院死亡，死因是“重度颅脑损伤”。晋宁县公安机关12日给出的解释是，当天李乔明受伤，是由于其与同监室的狱友在看守所天井里玩“躲猫猫”游戏时，遭到狱友踢打并不小心撞到墙壁而导致。

    难以想象的是，网民留言、跟帖和发表专文，在短短五天之内 “躲猫猫”词条在百度网页搜索上达到数十万条。网民留言和跟帖的内容出现一边倒的舆论质疑：普遍对相关部门公布的死因表示怀疑，认为玩“躲猫猫”游戏致死的解释，太过于荒唐和不负责任，大部分网民持“不可能”、“警方骗人”、“荒唐”，有的甚至认为“警方就是肇事者”。网民还将“躲猫锚”事件列为2009年中国网络第一大事件，并与去年引发震惊中外的瓮安事件中的“俯卧撑”相类比，而“躲猫猫”一词也迅速窜红网络，更被冠之2009年第一雷人的网络热词。

    总结躲猫猫迅速形成公共舆论事件的起因，很显然，新媒体是这一事件扩大化传播的主要推手。因为躲猫猫舆论的炸药桶被引爆就是出于对执法公信力的不信任，一条已经成年的生命竟然因而儿戏——“躲猫猫”而丧生，网民在没有渠道获得真相以捍卫自己的知情权现实情况下，无奈中只好用“躲猫猫”这个热词以表达对这种执法结论的愤怒，选择了更具戏剧色彩的讽刺以表达全民的集体情绪质问。

    事实上，网民所需要的只是真相，一个青年公民在监狱里非正常死亡了，毕竟，那也是一条生命，也有自己人身不受侵害的权利，仅凭“躲猫猫”三字结论，何以取信于天下？以此而进一步质疑地方政府的公信力，显然是每一个公民或网民的应有权利。

    对于任何一个地方政府而言，不重视新媒体崛起所带来的舆论监督权、参与权、调查权、表达权，那都将是一场“灾难”。这种媒体环境变化所带来的直接挑战是：政府究竟该与媒体保持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从躲猫猫事件看政媒关系转变

    媒体与政府部门特别是宣传部门的关系，传统上历来是媳妇与婆婆的关系，宣传部门管理媒体的手段相对来说显得比较单一，确保本地不出大的负面新闻，对一些可能造成极大舆论影响的报道用高压政策掩盖基本是地方宣传部门的惯例。

   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2月22日接受云南网直播访谈时首度承认宣传部门对媒体的三大管理手段:删、封、堵。尽管这种方式已成为大多宣传部门的管理手段，可从没有哪个宣传部门公开把这个潜规则暴之于阳光下，换句话说，公开承认这种过去只做不说的“删、封、堵”，已委实难得。

   “网络上的事得用网络办法来解决”，伍皓之所以敢于揭开宣传部门对传媒一贯的强制管理，实际上来自传媒在网络时代面前的弱势所致。

    事实上，自从新媒体占据主导地位后，“删、封、堵”这种惯例早就被一夜间打破，旧有的管理手段已不适应新媒体对话语权掌控后的调控，无地域界限的新媒体广众传播特点正逼迫地方政府重新审视政媒关系。

    因此，当2009年2月19日云南省委宣传部正式邀请网民参与躲猫猫舆论真相调查启动后，我们可以将此看作是政媒关系从婆妇关系彻底转向君子之交的一个标志性转变。

    针对网络舆论的普遍质疑、批评，有的甚至是攻击的被动局面，为正确引导网络舆论，防止质疑、批评和攻击愈演愈烈，云南省委宣传部2月19日上午紧急召集省政法委、省检察院、省公安厅、昆明市公安局等部门研究应对措施。省委宣传部提出组建一个调查委员会调查舆论事件真相，回应网民质疑和社会关切。在与会人员形成共识并征得相关部门同意后，2月19日下午省委宣传部正式在云南网发出公告，公开征集参加调查委员会的网民和社会人士代表，在数以百计的报名人员中确定了11位网民和社会人士参加调查委员会。调查委员会于2月20日前往晋宁县看守所进行调查，当晚将初步的调查情况公开在云南网发布。

    征集网民调查躲猫猫的公告在下午3点发出后,立即产生了强大的社会反响和实际效果，短短几小时内报名的网民达到上百人。而这一创举也迅速得到了网民和社会各界的赞扬，许多网民都认为，云南能以开明心态处置网络舆论事件，深得人心，在全国开了创新先河，堪称公开、透明处置公共舆论事件的典范，是官民互动最成功的一个标本。有的网民还说到：这是一个别开生面的创举，不论其结果是否能赢得网络民意的普遍认同，至少，这种正视民意、正视公众知情权，积极回应网络舆情的思维，显现出民主政治的开明之风。

    邀请网民调查真相的创举还受到了中央主流媒体和外省媒体的高度关注。从2月19日下午开始，中央电视台新闻1+1、新闻调查、法治在线等栏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卫视、东方卫视、新京报、潇湘晨报、华商报、成都商报等数十家中央新闻媒体和外省新闻媒体记者就赶到昆明采访，采访关注点主要是云南这一做法的创新意义和积极效果。据了解，全国31个省区市媒体均进行了连篇累牍报道。云南省委宣传部这一做法连续三、四天内都成为全国各地各大媒体追逐的最热门新闻事件。不少媒体都连续拿出几个版来进行专题追踪报道，仅中央电视台各频道就赶来4个组近20余人，分别制作了不同的深度专题报道，全部为正面报道。

    2月19日以后，全国的舆论焦点都从对警方的攻击转向“首邀网民参与调查真相”这一新的兴奋点上，而这也正是云南此次应对方案所要达到的最主要意图。既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原先网上的批评和攻击，初步扭转了舆论态势。

 

    从躲猫猫事件看媒体公信力重塑

    尽管躲猫猫事件最终以2月27日司法机关公布李乔明之死是牢头狱霸殴打致死而告终,但在整个网民调查团的参与过程中,因晋宁县检察院一副检察长以“违反法律规定”为由提出“检察意见”，拒绝会见，致使21日起网上舆论突变。因为网民所关心的看监控录象、见犯罪嫌疑人以及死者尸检报告三个细节没有任何一项获得实现的情况下，这个网民调查团在22日临晨发布的调查报告只能以流水帐式的一无所获公布于世，调查无果，白走一趟，致使网民戏称这次调查为“晋宁一日游”，更有网民质疑政法机关是在联手“躲猫猫”，甚至对此次具有开创性的“阳光之举”也产生了是“作秀”、“危机公关”而非“真心提供真相”等方面的质疑。而网民调查团成员也遭到人肉搜索结果，被指是云南省委宣传部“找托”，“作秀”，而调查团成员则直接被网民称之为“5毛”。

    事实上，从调查团的成员结构看，80%的组员皆有传统媒体背景。而网民所质疑的指向，就是调查团成员的“传媒”背景，铺天盖地的戏言无不在表达同一种结论：传媒生存所仰仗的公信力在大众心目中正在锐减。

     当然，传媒公信力的下降有着诸多因素，但政府公信力下降是导致传媒公信力下降最为直接因素。因为在大众看来，传媒是政府喉舌，是传递政府声音的。因此，在大众心目中，自然将传媒等同于政府部门。特别是北京纸包子事件后，传统媒体的版面上常有假新闻出现，这更加剧了其公信力的直线萎缩，大众对传统媒体上所发出的正面声音基本都抱着怀疑一切的态度。

    特别是网络监督所取得的几次巨大胜利，更让大众坚定了这一看法，观念深入骨髓。如最早的黄静案，再到周老虎事件，以及此次的网民推波助浪，终于使得躲猫猫真相大白。

    显然，传统媒体重塑公信力，首要是政府公信力的重塑，不解决这个根本，所有的努力才不会白费。

 

    从躲猫猫事件看媒体社会责任

    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对征集网民参与调查舆论真相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云南宣传部门组织网民了解事情真相，出发点是好的。这是一个积极的尝试，也是一个积极的信号，说明我们的政府是阳光的，不怕被追问。” 白恩培指出，随着网络和手机短信的普及，老百姓有了更多了解社会的渠道，我们应该面对这一现实，很好地认识和发挥网络的作用。云南也在不断推进政务公开，打造“阳光政府”，凡是不涉及保密的事情，都可以在政府网站发布，让所有网民都知道政府在想什么、做什么、并能参与表达意见。

    应该说，尽管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邀网民调查躲猫猫舆论真相的创举“泄露”了宣传部门的一些管媒体的潜规则，但云南省委书记“不怕被追问”的短短5个字已为这个带有风险的创举盖棺论定。

而躲猫猫的续集是：全国将掀严打牢头狱霸的风暴。但躲猫猫事件留给我们的思考并没有结束，仅就一个新闻记者一个媒体而言，如何把社会责任写入以后的新闻报道中就是一个需要跨越的主题。

    惟恐天下不乱，这基本是当今媒体人的一个“病态型”思维。但如何确保报道的真实性，如何从社会公平百姓利益政府透明上做文章，其实才是媒体社会责任的真实体现。

    在3月7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云南代表团举行的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开放日活动中，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省公安厅厅长孟苏铁缺席7日的审议，某报的报道以“独缺此2人”来诱导公众产生云南团刻意回避“躲猫猫”事件的联想。

    媒体记者根据自己的臆测来误导读者，缺少求证的精神，其实这就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也是新闻界一个最大的问题。捕风捉影、似是而非的春秋笔法多了，媒体报道就越来越丧失公信力。

   其实类似的事情很多，记者写错报道的事情常有发生，对于代表权威信息的媒体，不把媒体社会责任放在第一位，这是非常可怕的。因此，新闻记者加强自身职业道德修养，把新闻报道的调查翔实，确保报道的严谨性和客观性，应该是今后专业媒体记者的必修之课。

    无论如何，躲猫猫事件从一个公共社会舆论事件到真相大白，对于媒体和政府，都是一堂生动的教育课，有很多东西都值得我们用时间去慢慢磨合。

文/昆明张三

     今天人民网的“舆情频道”，就做了这样一期节目《从躲猫猫到灵宝案——政府如何面对网络批评》，把两件基本不相关的事情扯到了一起。http://yq.people.com.cn/Forum/postDetail.aspx?ID=000009000

    把河南灵宝有关部门跨省追捕在网上发贴的公民，与云南省委宣传部组织网民调查晋宁“躲猫猫”舆论事件两件事情联系起来，好像有点牵强附会？

   就本人而言，如此类比，则是因为想起总书记和总理是怎样对待网民和网络舆论的？ 

   胡哥把中国的广大网民当作自己的网友，他说：“虽然我平时工作比较忙，不可能每天都上网，但我还是抽时间尽量上网。我特别要讲的是，人民网强国论坛是我经常上网必选的网站之一。平时我上网，一是想看一看国内外新闻，二是想从网上了解网民朋友们关心些什么问题、有些什么看法，三是希望从网上了解网民朋友们对党和国家工作有些什么意见和建议。网友们提出的一些建议、意见，我们是非常关注的。我们强调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因此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都需要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集中人民群众的智慧。通过互联网来了解民情、汇聚民智，也是一个重要的渠道。网友们在网上发给我的一些帖子，我会认真地去阅读、去研究。”并且，2008年6月20日上午，胡哥还亲自来到人民日报社，通过人民网强国论坛同网友们在线交流。温家宝对待网民和网络舆论的话题就更多了。如“各部委碰到网民疑问，不用请示我，立即上网回应，或召开发布会公布，不要把一个小事情拖成一个大不了的事件。”今年两会前，温家宝更是在网上三个小时，回答了几十万网民的提出的话题。

　　地方官吏们对待舆论监督的第一种态度－－以“组织网民躲猫猫调查委员会”为代表。

　　这种做法就是：实事求是，乐于接受网络监督，自觉运用网络监督。

　　在“躲猫猫事件”中，云南昆明晋宁县的官员说李荞民是玩“躲猫猫”游戏玩死的，网友们提出质疑，云南省宣传部官员识时务，顺应历史潮流，主动组织网络调查团。云南省宣传部的这一做法直面正视事实真相，不搞暗箱操作，不搞猫腻腐败，树立了阳光政府之良好形象，堪为楷模。特别是，云南省属于内地落后省份而敢为人先，走在时代的前列，尤其值得赞赏。云南省宣传部“组织网络调查团”的这一作法具有推进中国法治进程的历史意义，必将载入史册。

　　地方官吏们对待舆论监督的第二种态度－－以“跨省追捕发帖者”为代表，看看河南灵宝市委宣传部官员是怎样对待网民的？

　　这种做法就是：闭嘴！不许喊！不老实就抓起来！河南灵宝市某些官员仅仅因为在沪打工的河南灵宝市青年王帅在网上发帖举报家乡违法征地，就派人跨省追捕王帅，把王帅关到看守所里面去了。灵宝市委宣传部某官员还振振有辞说，这是因为王帅的帖子给当地带来了“很坏的影响”，所以要“教训一下”王帅。

   如此看来，政府如何对待网络批评，至少有四种模式：

　　一如胡哥对待网友们的帖子的方式是：认真地去阅读、去研究，通过互联网来了解民情、汇聚民智，网友们在网上发给我的一些帖子，我会认真地去阅读。

   二、某些官员与政府部门，对网络舆论装聋卖傻，不回应，不表态，好像没有这回事。也难怪温家宝总理直接呼吁：各部委碰到网民疑问，不用请示我，立即上网回应。

   三、如云南省委宣传部的方式，认真面对网上舆论，尊重网民意见，组织网民调查“躲猫猫”；

　　四、河南灵宝市的方式：谁胆敢发帖举报？胆敢给当地带来了“很坏的影响”？跨省追捕！关进看守所！  

   看来，河南灵宝市委宣传部的一些官员比胡哥与温总更威风，不知威风多少倍！牛！实在是牛！！！

    好像是去年，西北某县宣传部长语录成为经典：“记者不报道大好形势光添乱”，“以前没有网络的时候多好阿，想让他们怎么说就怎么说”。。

   实际上，有关网络、有关媒体，有关小报小刊的经典话题多了去了。

   某大领导就爱说：“社会主义光鲜亮丽的事情那么多，为什么老盯着那些XXXX的东西？这说明，某些小报记者的心理是阴暗的”。

   究竟是某些领导的心理是光鲜亮丽的？还是记者的心理是阴暗的？

   今天好像没有人能够回答。

   如今想表达的是：假如今天没有小报小刊会咋样？

   设想一哈，没有小报小刊，会有“两报一刊”；没有小报小刊，会有“八个样板戏”；没有小报小刊，会有莺歌燕舞，还有闭关锁国；没有小报小刊，可能就难有什么改革创新开放。

   和任何新生事物一样，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发展，今天，中国各大小城市，各种各样被官方称为“小报小刊”的媒体如雨后春笋，生生不息。

    大小报纸报道“新闻”时，好像已形成了不同的模式：比如，同一新闻事件，小报“新闻”，是从报事情的起因开始、其中有过程、有动态 、有猜测、有分析、有评论，一直报到结果；而某些大报往往只报一个“结论 ”或官方的统一口径。如此想来，要是没有小报小刊，我们的新闻虽然准确了，虽然统一了，但可能就很乏味了，非常单调了。

   肯定地说，我们的大报大刊，集中了太多的新闻人才，这些新闻人，是最懂得办媒体的，也是最有条件办好报刊的，但由于种种人为的或体制的制约，我们最懂办报的人才，今天好像只会报道“结论” 了。就好像30多年前的大革文化命的所谓主流舆论。

    假如没有小报小刊，今天的中国大陆也许还不如北朝鲜；

    假如没有小报小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能永远只是一句假话、空话、套话；

    假如没有小报小刊，信息的传播与流动就只能是单向的、单一的，一个模式、一个声音、一种颜色；

    假如没有小报小刊，什么文化繁荣、什么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实际，永远就只能是一句口号；

    假如没有小报小刊，人们接受的“新闻”就只有“非好即坏，非白即黑”      

    哎，想想都恐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