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人情不能安于常态，世态不能稳住常态。与常态相悖的是病态，所谓乐观，就是把病态看做常态，很有趣的。颠三倒四、荒诞无稽的玩意儿，就那么神圣；衣冠禽兽就是人，不把人当人的人就是圣人。
生老病死，吉凶悔吝。避趋利避害，人之常情，生，利也，老病死，害也；吉，利也，凶悔吝，害也。人在利害中避趋，成功率只有百分之三十三，不对，是二十五。不如冷眼向洋看世界，不避不趋，好比上了战场，进则死敌，退则死法，不动才是明智的选择。
有则笑话说，新娘子学烧菜时切洋葱头，切得眼泪直流，于是打电话向妈请教。妈说，放在水里切就没事了。过一会儿新娘子又打电话来说，现在她和洋葱头全都泡在浴缸里了，接下来又怎么切呢？这样的人我们说他有病。
医生查出来的、仪器检测出来的病，是狭义的病，好治，治不好的是死病。我们常常说某人有病，是广义的病，没法治又死不了的病。人贵有自知之明，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哪里有病，如何养病。人习惯以发现别人的病，指出别人的病为荣；以病被别人发现、指出为耻。
有病不一定痛苦，痛苦一定是有病。人都有痛苦，没有痛苦会制造痛苦，青年人身强力壮，争强斗狠，打得头破血流才安心；中年半纪了，闲得无聊，挑是拱非，各生一肚子闷气回家自己慢慢消；老糊涂了，贪小便宜，上当受骗，气得血压升高手冰凉，叹只叹人心不古。
某老作家说小作家“好像有痛苦，有挣扎，是我们当年不能够体会到的，很值得尊重。”这种口气与“为赋新词强作愁”相像，应该留着小作家老了自己说自己，痛苦挣扎有什么好尊重的，保不齐小作家是让你感觉痛苦挣扎，他自己挺开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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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中此人，相当好骂。扬州人才颇盛，汪中却扬言：“扬州一府，通者三人，不通者三人。通者王念孙、刘台拱、汪中；不通者则程晋芳、任大椿、顾九苞”。有不识相的乡绅，来请点评，汪中笑嘻嘻地说：“你不在不通之列。”乡绅很开心，汪中却又说：“你再读三十年书，才有希望‘不通’呢。”有人問他骂了這人骂那人，為什麼不骂方苞不骂袁枚，汪中說：我所骂者，须是通今博古之人，方氏与袁氏尚不及我骂的资格。
冯道，五代时四朝元老，历事四姓十君，自称“长乐老”。与和凝同时在朝为官，一日，问冯道新穿的靴子多少钱，冯道举起左脚，“九百”，和凝转身问自己的小吏，我相同的靴子，怎么用了一千八百？接着就是责备诟骂，停下来后，冯道慢慢举起右脚，“这只也是九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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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精明，要面子，不靠排场挣面子，穿的讲究，吃得很细。我老师是东北人，南下的，到了湖南，我觉得他有些上海人的派头，他年轻时到过一次上海，他说住在旅馆，可以要服务员订饭菜，买电影票，叫三轮车，那是上世纪五十年代。
常德的书法家水平不比上海的差，音乐家与上海的比，天壤之别。以前认识的弹琵琶的小张，现在改弹吉他了，玩爵士，上海人才有的感觉，可惜不喝酒，难以深交。
过去去上海，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现在到南京路步行街，与常德没大区别，街头，老头老太太跳扇子舞，街上少男少女，衣着打扮全国一样，同步向洋人靠拢，要说区别，就是洋人多。“朵云轩”隔壁名牌服装大减价，一细看，就是桥南进的货，上海
去了一趟上海，有直达火车，软卧，时间两头亮，比前几次，天壤之别，想当年，托熟人到长沙买到了软卧票，硬是没坐成，要县处级才有资格，到硬卧找有资格的人换票，大热天，硬卧没空调，遭罪。再往前，座位票都买不到，全程站着，晚上垫上报纸，睡在人家座位底下。
我参加工作时，常德有两个上海内迁的工厂，有不少上海人，本地人和上海人相互看不起，前者嫌后者小气，后者笑前者土气。“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能够求同存异，方显高明。人往高处走，一有风吹草动，乡下的城里人回城了，常德的上海人回上海了，接着就是乡下人进城，小城市人奔大城市，大城市人出国。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没事爱上了书法，买不到好宣纸，也不知好宣纸什么样，偶尔在杂志上看到上海朵云轩的广告，有上好的宣纸邮购，汇去了五十元，半个月后到货，纸是按张卖的，多余的几角几分，如数退还。人要知道好歹，就要尽早知道好的东西。上海是中国最洋气的地方，好东西多。
我文革痴迷于琵琶，琵琶质量很差，那时一没见识二没钱，凑合玩了几年，一改革开放，后悔因此耽误了光阴，一度废弃。但秉性难改，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发现光
李建伟，字晓风，典出“杨柳岸晓风残月”，估计是文学青年出身，我与之相识时他已是在读经济学硕士。同时痴迷于书法，起点高，用功勤，见识广，其来势如大鹏一日同风起，我是常德的“老”书法家，老，时态也，过去时也；晓风应算“中”书法家，中，亦时态也，现在进行时也。有缘相识，有望相知。
我们碰面，要么是朋友一起写字，要么是朋友一起喝酒，“快意之事莫若友，快友之快莫若谈”，边写边谈，边喝边谈，学胡适的，不谈主义，只谈问题，政治问题、经济问题、艺术家水平问题，运动员技术问题......无所不谈，一切问题落到作风问题才能达成共识。书协胡主席说我喜欢讲笑话，喜欢讲直话，潜台词是常有过当之处，晓风不以为忤，否则他不会让我写他，让，我也不敢写，他还是领导呢。
四馨斋每礼拜二有朋友在那里写字，我去主要是会朋友，再是听毛主席话“不要吃老本”，毕竟还在常德书法圈里混。晓风公务繁忙，去得不多，一旦去了，到收场时决不肯罢休，下一个节目是喝酒，搞得几个酒徒不敢怒不敢言，总算完事了，“华天一楼”，自然是晓风买单。
晓风专攻草书，我是草书不工，他们谈书法我一般不插
诗人说;诗到语言为止；哲人说:生活到语言为止。说不出来的与不存在的一样，黄金与砖头埋在地下不动，黄金等于砖头。
口说无凭，立字为据，语言成了文字，才留得住。立言为三不朽之一，其实另外两不朽也是依赖与语言文字的，言不在，文字不在，德何在，功何在？
倾诉、炫耀、教化无不依赖语言文字，喜形于色，情动于衷，没有语言掀不起高潮，祸从口出，言多必失，潮起，跟着就是潮落，经验告诉人们：沉默是最简省的语言。
音乐最基本的东西是音准和节奏，摇滚的出现，音不准，节奏不在点子上，不一定不是好音乐，凭什么非要遵守既定的音准和节奏。
若文学是人学，那音乐可以说是“神学”，文字与人沟通，诗化的文字，又称为诗歌，让文字通过音乐与神沟通，诗歌是神圣的，也是最容易被亵渎的。
“杜诗韩笔愁来读，似倩麻姑痒处搔”，说得意事，自己高兴，独乐乐；说点倒霉事，谁能常常得意呢？那才是与人乐。
人在他乡，见了老乡，为什么会两眼泪汪汪，真情实感用家乡话讲才会淋漓尽致，整天操一口塑料普通话，或者是伦敦郊区鸟语，的
人，生都是是一样的，死就大不同，有十里长街相送的，有乱葬岗里无人管的；有称之为驾崩的，真架出去崩的叫枪毙；自行了断的叫想不开，别人谋害的叫死于非命，生的伟大自己不能做主，死的光荣是可以精心策划的。
人命好不止是生逢其时，还要死逢其时，汪精卫高唱“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时没人成全他，落下千古骂名；周作人也遗憾，那一枪没被日本佬打死。生是可喜的，死是可悲的，尤其是可叹的，庄子妻死，鼓盆而歌，一唱而三叹。
生的痛苦的人，才能有死的快乐，天之道损有余奉不足，生而平等是无稽之谈，死而平等才是正理。生年不满百，回首万事空，倒是一回眸，一杯酒，一席谈可抵得千秋伟业。
我的老师身体每况愈下，自己已感到死亡的威胁，未能忘情，言谈举止不在我意料之中，他是生的痛苦之人，看来痛苦得还不够。歌德死前要了一杯葡萄酒，说味道真好，下次看老师时，说给他听。
维特根斯坦没有墓碑，墓地中间那块石板就是。据称，有人曾经在墓地上放了一个小梯子，因为维特根斯坦说过，学识如梯子，学到一定程度就可以把梯子撤了——那么，放梯子的人，意思是说——您接着学习吧？
毛泽东时代没有贪官，没有妓院赌场，基本没有娱乐，有，也是寓教于乐，天天学习马列毛主席著作，出生起就受教育，会唱的第一首歌是东方红，会讲的第一句话是毛主席万岁。那样的社会没有经济腐败，有的是绝对的权力下是绝对的政治腐败。
黑社会可怕，没有黑社会的社会更可怕，强迫人们不断的学习，学习学习再学习，只有目的，没有思想，不，只有一种思想。学习使人聪明，强迫学习使人愚昧，最可怕的是还自以为聪明。
我是个缺点很多的人，我知道我的缺点多，如果这不算优点，我就一无是处了。开始学书法时，也曾拿着字让人点评，听到好沾沾自喜，表面还假谦虚，人家指出缺点，我想应该先改自己知道的，再改别人指出的，后来发现缺点太多，后者怕是没指望了。
知道没指望改，就不会因别人指出缺点而高兴，我因此止步不前了。凡要钱、要经过评选的展览评奖不参加，不逼着我要字不写。无论做什么，不能向前了，就没意思了，除非能来钱。
我从小就是个自卑的人，我生长的祖国太伟大，时代太伟大，做什么都不成，都觉得对不起那伟大的祖国和时代，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写了几个毛笔字给人看，居然有书法家说好，我也就成了书法家。
成了书法家的前一段还真由自卑变到了自豪，时间不长，又变回去了，一个人自卑还是自豪是天生的，自豪的感觉不对，不舒服，自卑固然不见得好，对于我，它比自豪舒服。自豪比自卑高，高处温度低，我天生怕冷。
某名人有句话：英雄盖世之人也免不了小丑收场，既然如此，索性做个小丑，做一个不跳梁、不拿自己当回事、拿自己当人的小丑，我们伟大祖国就是太把事当事，不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