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
□本报记者 张英 □实习生 马宁宁
《夜宴》不是冯小刚自己有感而发想要拍的电影。剧本是王中军拿来的，附带着一个投资庞大的拍摄计划，“一个电影给这么多钱，问你，愿不愿意拍？那我肯定拍了。”冯小刚说，他想借机拓宽自己的戏路，“我知道我接着拍喜剧也会有一天不挣钱了，与其早晚有一天票房咣当一下子掉下来，不如利用这之前的时间拍各种不同风格的电影。”
与此前3部“中式大片”一样，《夜宴》上映后招来大量争议，票房却跨过亿元大关，至10月7日已达1.3亿元。有票房撑腰，冯小刚不像《夜宴》刚上映时那么在意批评了，甚至还公开在报纸上感谢媒体的批评。但他仍有耿耿于怀的：“有人统计笑场次数，有人说我和葛优只能拍喜剧，有人在一句台词上大作文章———人们仿佛忘记了我拍喜剧前的那些文艺片和葛优的《活着》。”
现在，冯小刚已经开始琢磨去东北拍他的新片《集结号》了。《集结号》根据《小说月刊》发表的短篇小说《官司》改编，讲的是1948年至1956年，主人公为阵亡的战友争取英雄称号的故事。冯小刚想把它玩成另一种商业类型———战争片。
一顿《夜宴》多少钱？
《夜宴》肯定能赢利，但不可能赚太多。我算了一下，国内会收在1.3亿－1.4亿元，投资人能分回来6000多万元人民币。DVD卖了1500万元人民币，加上电影频道收入500万，广告收入1500万，一共是9500万。这意味着我们不可能在国内收回成本。
《夜宴》已经算很好了，在国内能收回四分之三以上的成本，还有2500万元人民币靠海外回收，应该没有任何问题。但因为发行成本达到了200万美元，所以最终能够有多少利润还不知道。
以前的大片都是把成本往大了说，因为要走国际市场。《夜宴》到欧洲卖片，也得说花了3000万－4000万美元。跟做买卖一样，你跟他按着这价说，他看片后再算账买，无非就是讨价还价呗！外国发行人也不是傻瓜，不可能花两千多万美元来买发行权。
江志强制作《卧虎藏龙》，最后赚钱的是哥伦比亚不是江志强。因为他当时很便宜卖掉了，后来人家卖了2亿多美元。在中国，我认为拍大片必须控制成本，即使有大明星，成本超过1500万美元，收回的可能性都很小。
《夜宴》的投资准确说是1300万美元。我确定好整个制作阵容时，投资人说可以给我找到1600万－1800万美元。但坦率地讲，我不敢要太多钱，我怕自己的信心丧失了。为什么？你拿那么多钱必须给人挣钱，如果挣不到，那么多钱真的是很烫手的一件事。
所以我跟投资人说，不要那么多钱，1300万美元已经足够了。投资人都很奇怪：所有导演都是希望大、大、大投资，只有到我这里，导演自个儿往下砍预算。为了把资金花在刀刃上，我自己申请做制片人，自己审核预算。
现在“黄金甲”说是3亿多元拍的，你看他那制作班底和我的制作班底，包括请到的演员阵容，区别也不大吧？所以，不管拍什么电影，我仍然是按照我的原则出发，决不能让投资人亏钱，否则下次就没有拍片机会了。
整个社会就一个势利眼
要照我的心思，还是拍《手机》那种片子更过瘾。我拍《手机》一共才1600万元人民币。现在光袁和平就100万美元，叶锦添整个团队下来就250多万，请谭盾和他的团队，40万美金也出去了。但《手机》这样的电影也不可能卖这么多的钱，它卖了5000万(人民币)。大片确实吸引眼球注意力，《夜宴》投6000万的宣传费完全是广告交换，在所有的地方轰炸，让每个路人都知道。
如果把《夜宴》和《手机》这俩电影一块放，口碑上可能《手机》比《夜宴》好，但票房一定是《夜宴》大赢。
这就是我们的现实———整个社会就一个势利眼。就因为拍了《夜宴》，再拍一个小成本电影，发行部门的态度就不一样了，院线的态度也不一样了，他们有热情了，会配合你，你再退回去拍原来的现实电影，可能票房就能起来了，就能拉升到1亿多。
过去我跟他们说，不要那么幼稚，不是投资大就了不起，投资小，档期就得往旁边挪。他们回答，没看不起你。但实际操作中他们就是这样。等你拍完《夜宴》、《天下无贼》———《天下无贼》其实就脚离地了，那不是脚站在地上的故事，《夜宴》脚更不着地了。把这些都弄完了，回头再弄那些，他才不轻视你。这东西拿不到桌面上来说，但就是这么一局面。
比如《疯狂的石头》投资300万，卖2000多万特别好。没了。如果投资人都扑上来了，跟宁浩说再给你300万，你再拍一个电影吧。宁浩肯定不干———你得给我1500万。拿1500万一拍，挺好，再一弄，腾腾腾就给宁浩投1个亿。当投资人给宁浩投1个亿的时候，现在夸宁浩的人就该转过脸来开始骂他了，说他堕落了。但他一定是往那儿去。如果他说，“不，我就坚持拿300万，我不往那儿去。”3年以后电影圈就没他什么事了。
陆川撞了两次大运，他成名在文艺片。一开始的《寻枪》，700万投资，那是因为《鬼子来了》给电影局封了。当导演的路给封了，当演员这事封不封？拿《寻枪》试一试。姜文演得很用心，然后这个电影就成了。
然后赶上《可可西里》，王中军去了趟可可西里给人家捐车去，他觉得藏羚羊这事儿行。王中军说，“我应该拍这样的电影。冯小刚他们拍的电影赚着钱了，这700万我就直当没了。”结果也没全赔，跟哥伦比亚置换版权，还把这700万给换回来了。
那现在陆川为什么没有动静了？他给我的感觉是，他不愿意去拍商业片，但是很愿意走红地毯，愿意有时尚派对把他请去。他希望能拿到七八千万的投资，但又不拍商业片，最好拍个大文艺片什么的，那就没有人敢投钱给他。现在只要陆川愿意拍，1000万以内都有人愿意投，但他又不愿意拍1000万以内的，最后就是这样搁这了。
所以我说要想拿那大投资，你只有去拍商业片，有一个好成绩，扭过脸来再拍你自己想拍的小投资艺术片就有可能了。
拍大片，省心
我拍《夜宴》比较省心，没有拍以前那些现实题材费心。
拍现实题材的片子，或多或少都跟意识形态有关系。比如《一地鸡毛》里，大学生小林被分到机关，被机关的日常生活打磨得一点棱角都没有了。这其实是生活的写照，如果花两亿拍，拿到海外也没人会要。因为他们完全不明白，孩子入托为什么要给幼儿园的园长送礼，为什么新来的小林要负责打开水。
拍古装片，每个行当都有一带头人，美术是叶锦添、动作是袁和平、音乐是谭盾，加上演员都是最优秀的，他们有好多好的想法供你选择。你不用什么都想，只是确定就好了，所有的精力花在剧本上，在这里面有些取舍和调整就行了。
拍这个电影对我是一个意外。投资人就是希望利益最大化，而且中国电影市场投资风险那么大。从投资人的角度，按说会掐着导演的脖子，摁死了让你拍喜剧。把你榨干了还有别人，只要现在需要，我就榨干你，然后把你放在一边，再去榨另外可以榨的人。很多制片人就是这么做的，但林建岳和王中军没有这样做，还同意投资一个在别人看来是冯小刚完全不能拍的题材，冒了那么大的风险。
现在西方市场对中国电影有种期待，就想看你的古装。你说这是强势文化、不公平，想改变它、扭转它———没人听你的。韩国和日本都拍了不少现代题材的电影，为什么都卖不出去？
《卧虎藏龙》、《英雄》、《十面埋伏》、《无极》这种片子票房高，票房过亿。张艺谋“黄金甲”的票房肯定不会差，还会高。下面跟着吴宇森还拍《赤壁》，还会有很高的票房，还有李少红要拍一《青龙偃月刀》。
海外发行商投这么多钱，肯定不是白拿出来的，他肯定是要有预售的。就是他做好这么一局，拿到别人预售的钱，来完成这件事。但是还真的就有人给你那么多钱。
拿《温故1942》去日本，他说这个我不知道，你拍完了我再看看。你拍完之后(也许)他说50万美元。这个《夜宴》日本片商还没看到你的片子开拍呢，你就说了这创作组合，日本人就说500万美元买断。两个电影差了10倍，就是这么一情况。
《夜宴》原来没打算用章子怡，考虑过国内另外一个女星，但是跟投资人合计半天，全世界加起来能预售出250万美元，没法拍。一用了章子怡，一个国家就给你500万美元。这就导致了你肯定就得用明星。华人明星没几个，只有章子怡是通行世界的，张曼玉可能也就是在欧洲的小市场有影响。
《天下无贼》能不能卖到韩国去？没人买。冯小刚是谁？不知道。《夜宴》因为这个创作阵容，韩国也出了很好的价钱买了。结果韩国的票房很好，他们预计可以达到150万人次。然后韩国方面就问：“冯导演下一个拍什么？冯导演之前拍过什么？”然后他们就买了《天下无贼》，我的新片《集结号》也有人愿意参与投资拿韩国市场。当然，拍《夜宴》之前我没有料到这些。
因为《夜宴》，投资人对我备加有信心。当我抓到一个题材需要大投资的时候，他们不会再怀疑你能不能操作得了。《集结号》的投资大概有7000多万，这个故事深深打动了我，但是它不适合明星来演。我很有诚意拍，跟制片人一说，他说：我们信，好，不用明星！
另外，拍古装历史片审查特别容易通过。我拍《温故1942》那个审查就过不去，我想拍一个黑帮电影《杜月笙》，审查也过不去。《夜宴》这个能过去。
把张、陈、冯关3年禁闭
实际上每年那么多电影，古装片没几部。有种说法是，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这仨毁了中国电影。好像是被这仨压着，其他人就好不了。你把这仨全关禁闭，3年内不许拍电影，由其他人拍，票房还是好不了。
当然，这样的古装电影多了，观众肯定会审美疲劳。
市场就是非常好的调节，用不着我们大家忧心忡忡地在这儿呼吁。资本家是比任何人都要落到实处的。他落到实处的目的就是要能赚钱。
观众真的烦了，不挣钱了，海外片商也不要了，你认为他会再投资干这事吗？现在吴宇森说我要拍《赤壁》，能拿到5000万美元的投资，有一堆人往上扑，很多海外片商一听就买了。《赤壁》吴宇森拍完了在国内放映的时候，票房很可能是3个亿。
电影生产是根据这市场需求干的，投资人比你敏感多了，他为什么要投资打这水漂啊，不会的。电影拍什么题材是市场决定的，就像当年我们买牡丹电视机，要托人要一个电视机票，现在到处都是不同品牌的电视机，你还哪儿找牡丹电视机厂去？
为什么那么多投资人至今还没转方向？还是有现实原因的。这样的片子有固定的市场，有钱赚，为什么不做？实际上现在一部分投资人也在慢慢转方向，他们为什么肯给我投那么多钱去拍一个《集结号》？这个《集结号》在海外的预售是零，投资7000多万元人民币，压力非常大。但是他们不在乎，因为这个《集结号》失败了，回去了他还拍古装片，还可以赚钱。
大家说看腻了古装片，看腻了大片的这种模式，是不是观众真的是这么认为的，还是媒体的有些人想当然地代表了观众。那好，这次我们可以做个实验，《集结号》是战争题材，不是古装片，也不再是那几个明星，主创人员也不是那些人，也用了很大的投资，如果按照媒体的说法，想当然它比《夜宴》票房要高，它没有大家烦的这些东西。但最后结果可能未必如此，出来不见得比《夜宴》票房高。
前两天《法制进行时》报道了一个人要跳楼，很多警察准备营救的措施，下边有很多人看热闹。正巧有个小伙子拿DV，想拍这个跳楼的人。但是拍着拍着，他觉得底下的人比要跳楼的人更有意思，就把镜头转向了下面。下面那么多人围观，体现出的整体的态度就是“你倒是跳啊”，“你到底跳不跳啊”。他镜头最后落在一个推自行车的老头身上，这老头说的是“也不跳，瞎他妈耽误功夫”。这种心态是挺让人害怕的。
《法制进行时》那节目播完，我跟5个人说起过这事，5个人的反应都是：我也遇到过同样的事。还有一个地方是一个老外跟着起哄喊跳，结果是大家把老外打了一通，就是我们喊跳可以，你不能喊跳。这种情况全世界很罕见。我一般都不敢说这个，一说这个好像就变成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攻击了，就变成对民族性和国民性的攻击了。
南方周末
□本报记者 张健
■“性自由”的底线：
1.当事人自愿2.私密场所3.成人之间
■“性理想国”：
法律惩罚有罪的性(如强奸)，道德反对有错的性(如婚外性、乱伦)，其他均属于公民自由权利
■中山大学成立“彩虹社”，符合宪法，是一个进步
李银河一提“性权利”，人群就莫名兴奋。反复出现的景象是——大家纷纷陷入自言自语之中，赞者自赞，贬者自贬；明明非常自我，但又都觉得自己正在关爱他人。此情此景之下，李银河的话几乎句句被热炒，却又拳拳都打空
接受采访时，她神情散淡，努力把身体埋进沙发里；她说话时轻风细雨，似无斗志。然而她的观点却一如既往地坦白直率。
她就是李银河，一个以提倡“性权利”而闻名遐迩的社会学家。即便如此，她似乎仍然难以坦然地说出“性交”这样的词汇，而往往代之以“那个东西”。
年轻时她怀疑过爱情，曾写道：“爱也许是人对自己的一种欺骗，是一种奇异的想象力造出来的幻影。”
现在，她坚定地对记者说：“我只信一对一的，与爱结合的性，与性结合的爱。”
吃饭第一，“性快乐”其次
记者：5月中旬以来，你在中央电视台、江苏省电视台、凤凰卫视、凤凰网等公众媒介频频露面，引爆关于“聚众淫乱”、“淫秽品”、“换偶”、“多边恋”是否合法或合理的巨大争议。是什么使你充满表达的冲动？
李银河：我一直在做性的研究，但一直没有人注意。1989年，我开始研究同性恋，出了第一本书———《关于同性恋的报告》，1991年在香港出版，次年又在内地出版。当时没多少人呼应，原因可能是媒体报道有所限制吧。
最近，包括中央电视台等众多媒体都来采访我，我想可能是媒体想推动什么吧，比如中国性自由。媒体尺度变宽是引起讨论的一个重要因素。
另外，我觉得这个话题背后有一定的社会需求，现在至少一部分中国人已经有条件“饱暖思淫欲”了。“食色，性也”，“食”是追求生存的欲望，而“性”是追求快乐的欲望。如果温饱尚成问题，那么“性”怎么可能成为当务之急？更别说“换偶”什么的了。
记者：很多中国人温饱尚成问题，现在讨论“性快乐”是否奢侈？
李银河：是，奢侈。在中国，温饱存疑的不下几亿人，他们根本不能奢望谈论这些，这也是一种“性不平等”，有些弱势群体甚至得不到性，更谈不上“性快乐”了。讨论性文化，城市和农村还是应该分开谈。追求“性快乐”的基本上还是城市人。就算在城市，下岗工人首先考虑的问题还是衣食住行，而不是“性快乐”。
性，政治的玩偶
记者：你曾说，“性自由”异于别的自由，它几乎是被统治者和民众合谋压制的，为什么？
李银河：我觉得，多数民众并未意识到这项自由的存在。政府要管制个人，肯定会挑人最不好意思说破的那部分来管，而不是挑人可以理直气壮地反抗的那部分。比如，我要吃饭，我要就业，这些都可以公开喊出来，但有几个人会公开喊我要性？民众自身就羞于开口，因为它毕竟是私人领域的事情。
其实，性权利也是理直气壮的权利。我常说，宪法规定的人身自由权利里，就蕴涵了性权利。就像它没写明人有吃饭的权利，但它肯定包括了这个权利。
其实中国的性并非一直压抑的。从春秋时代到北宋初年，性态度是较为开放的，这是第一阶段；宋明理学之后，才慢慢出现诸如“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类性压抑教条，至“文化大革命”，性压抑达到巅峰，这是第二阶段，我称之为“中世纪”；现在是第三阶段，“否定之否定”阶段，但是我们不是回归古代，而是受西方思想影响，引入“同性恋”、“性的平等”、“性权利”等概念。需要说明的是，第三阶段才刚刚开始。
记者：“中世纪”的黑夜里不曾有一颗星星？
李银河：不是。虽然整个背景是黑的，但一些细节值得玩味。比如，民间，春宫图常作嫁妆，来告诉出嫁的闺女，这个东西怎么弄。咱们中国，像“春宫”这类东西其实很发达，所以，西方人一提起古中国、古日本就会很惊讶：中国人看性居然这么自然。福柯不是说嘛，东方有性爱的艺术，而西方只有性爱的科学，他还是很否定西方的。
寡妇守不守寡，是很私人的事情，宋明理学后，政府却把它强化成了公众舆论下的“应然”。政府还通过立牌坊、免赋税、免兵役来表彰这些行为，其实质就是管制。通过这些行为，政府权力就合理而有效地侵入了私领域。这种管制，也衍生了变态的性宣泄。清代，政府明文禁止高官嫖妓，这在此前是没有的，这就导致了清代有个同性恋的小高潮，高官找了很多小男孩。
现在，搞淫秽品会被定罪，中国历史上真没出现过。
记者：法禁“淫秽品”有问题吗？
李银河：我认为禁止“卖淫”、“淫秽品”、“聚众淫乱”那些法律条文与宪法冲突。我这个人就有点较真，可能是我在美国受到法制社会逻辑的影响。在法制社会，人们都很较真，比如，卖淫是合法的就可以存在，是非法的就要去抓。在中国，卖淫是非法的，但未必有人去抓。(注：1.现行《刑法》定“制作、贩卖、传播淫秽品”为罪，最高刑惩为无期徒刑；定“聚众进行淫乱活动”为罪，最高刑惩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2.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办法》规定：“卖淫、嫖娼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罚款。”)
其实，在民间，包括性学界，大家都说甭管法律不法律的了，咱们做就行了。上面爱怎么说就怎么说，法律爱怎么矛盾就怎么矛盾，你管他呢，实际上不执行就完了。
最革命的人，最保守的性
记者：“五四”运动对“性”有贡献吗？
李银河：贡献不多。我一直说，“中世纪”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五四”顶多传播了男女平等、一夫一妻、自由恋爱、自由婚姻、自由离婚的观念，此后，包办婚姻、买卖婚姻退出了历史舞台。一个具体的例子：19世纪末到“五四”一直力倡废止“裹小脚”。“裹小脚”起源于10世纪的一次偶然：宫廷里出现一个小脚的女人，众人觉得性感，就将其上升为女性美的特征。我觉得废止“裹小脚”具备“性别”上的意义———反对压制女性，但“性”上的意义并不大。
记者：你称“文革”文化为“无性文化”，政治为何如此极端地与“性”扯上干系？
李银河：主要源于意识形态的极端管制。在“斗私批修”的大环境下，最大的私是什么，是性啊，所以性必然要被搞臭。可以说，当时所有不以生育为目的的“性”都被认定是肮脏的，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在“文革”中走到了极至。“文革”时代，很多人虽然自称是最革命的、最左的，实际上在性方面，他们是最最保守的。
当时几乎每个人都受制于组织或单位。单位有权管制“不道德的性行为”，就可以让每个人都感到自己的生存权随时都会受到威胁。当时婚外的所有性行为都要受到严厉惩罚。比如1980年代初，有8个工程技术人员(4对夫妇)参加了“换偶”，结果为首的被枪毙。回顾历史，类似例子太多了。这类“罪”统称流氓罪，更具体的法律名词是“聚众淫乱罪”。1997年，“流氓罪”如同“反革命罪”，在中国刑法里消失，但是，“淫秽品罪”、“聚众淫乱罪”却还在。
近30年，我们已经走出了“中世纪”，比如“童贞”一词渐渐消淡，婚检发现，现在六七成未婚女子都不是处女了。过去，婚姻是性的惟一出路，而现在大多数人不再理这个了。同性恋组织也出现了，这些都是改变。
记者：你如何解读“扫黄”？
李银河：“扫黄”可能很得民心吧。还有什么比“扫黄”更得民心呢？
保罗心理，“套中人”人格
记者：西方世界的“中世纪”又是怎样一段？
李银河：其实基督教世界的性压制，比之“文革”，有过之而无不及。
比如圣·保罗就认为，夫妻之间的性也是不应该的，但人类必须繁衍，所以性是不得不为的一种不良行为。他有大量的论述说，丈夫不应当频繁与妻子做爱，否则就是视妻子若娼妓；他还挺感慨地希望上帝造人时，有(性交之外的)另外一个办法让人类繁衍。
记者：《孟子·离娄上》曾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中国人道德传统里对生殖的重视是否也是导致性保守的一个原因？
李银河：有可能，人们会由此认为不能导致生育的性是一种浪费。不过中国的禁欲、反性不是出于宗教原因。儒家不是很反性，圣人都讲了，“食色，性也。”
记者：也就是说，中国性的宗教氛围要比基督教世界自由？
李银河：对，自由得多。
其实美国的性保守力量特别强大，宗教氛围异常狂热。经常有不良少年拿着棒球棒上街殴打同性恋者，甚至杀死他们。这些少年并不害怕，他们心里知道，父母肯定是暗暗赞同他们的，至少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布什最近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不也重申反对同性婚姻吗？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极端的宗教狂热分子。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的同性恋者解放运动，其背后的支持者是民主党。民主党代表底层，属于宗教里的左派；共和党代表上层，属于宗教里的右派。左派一直在争取同性恋者的权利，而右派则一直压制这种权利。现在，美国好像只有麻省(Massachusetts)通过了同性婚姻法，其他州针对该法辩论得都特别厉害。甚至有些人想通过联邦法来否定麻省的同性恋婚姻法。
就我在美国的经历来看，它的进步之处在于，各种观念可以公开地交锋。比如说好男人运动，号称有多少万男人游行，宣扬回归家庭，做好男人，做好丈夫之类，这都是保守派搞的；但在美国几乎所有比较好的大学，都有同性恋社团——一个小房子、各种同性恋杂志、各种同性恋书籍，开展同性恋如何适应社会的咨询和培训活动，方便同性恋交友活动。即使同性婚姻具有极大争议，但美国政府不能剥夺同性恋结社的权利，因为这是法律保护的基本权利。听说中山大学最近也成立了同性恋社团——彩虹社，真是得风气之先。这么庞大的少数群体居然就没有结社的自由？彩虹社做了一件符合宪法的事，是一个进步。
美国人玩性政治，不差
记者：1977年，诺曼·波德霍兹(Norman Podhoretz)著文称，同性恋是使得美国无法和苏联对抗的罪魁祸首，并呼吁美国应将国内斗争和国际反共斗争联系起来，美国人也玩性政治啊。
李银河：他们有这样一种反同性恋的理由：同性恋会瓦解军队。这个逻辑很奇怪，应是源自一种同性恋恐惧症的奇怪想法，英文专有名词为———homophobia。美国军队一直不允许公开的同性恋，否则就要受到处分。后来经克林顿提议，军队出台了“不说就不问，不查也不罚”的政策。
怎么能说同性恋必然瓦解士气呢？古希腊著名的底比斯圣军，即由一对对相互爱恋的男人组成。其转战33年，立下辉煌战绩，最后才被马其顿帝国亚力山大大帝击溃，全军覆没。由于每对恋人分在一组，各自急于向恋人展示战斗力，也竭尽所能保全对方，所以战斗力极强，曾创下300人御敌万数的辉煌战绩，战死者全是正面受创，争斗中不曾有一人背身逃跑。
记者：那现在，概括地说，美国到底是性自由，还是性不自由？
李银河：美国的性当然比咱们自由多了，自由到不知哪里去了。全美国，同性恋组织达到600多个，咱们有几个啊。旧金山30％的市民都是同性恋，在旧金山，同性恋者有自己的街道，彩虹旗可以飘在任何一个同性恋场所门外。同性恋者可以去国会游说，说服国家向其发放防范艾滋病的资金。
当然反对力量也很大，比如说布什。
记者：政府和宗教总拿性说事，性就成了它们的牺牲品吧？
李银河：对，性被放到了角斗场上，双方扯着它来较劲。性革命也属于性政治，在美国可以公开斗争。但很多国家你不能搞性政治，要搞的话麻烦就大了。
记者：你博客里曾设问，身体到底是国有还是私有的，答案是什么？
李银河：举个例子，1960年代左右，美国某州法律规定肛交要判刑30年。一个妻子生了丈夫的气，起诉丈夫和她肛交了，州政府于是关押了她的丈夫。但此后妻子后悔了，想撤诉，州政府却不让撤，好像这是一个公诉似的。这很荒谬，当事人都没觉得受伤害，而州政府倒觉得受伤害了，好像那位妻子是国有财产一样，怎么能这么理解问题呢？
无论如何都要反对的是……
记者：你在《虐恋亚文化》里曾说，外国人觉得无虐恋是中国性的一大特色？
李银河：根本就不是。中国很多虐恋群体都有自己的网站，但是动不动被封。我见过这帮人，他们也是看了这书后来找我聊天，他们的圈子不小，一帮男男女女的很热闹。
我告诉他们：“现在有一个聚众淫乱罪，可能对你们很不利，我们也呼吁法律的改变。”有个小女孩(已经成年)挺有意思的，她说：“不必了，我觉得冒险的感觉也挺刺激的。”这就说明，还是有警察去抓他们的，或者至少是干涉吧。
咱们的历史中，对虐恋的记载确实很少，可能因为我们太重视生育吧。
记者：两个人玩虐恋违法吗？因为聚众淫乱罪是针对三人或三人以上的？
李银河：绝对不违法。而且，就算是超过两个人，也未见得违法，因为很多虐恋行为是不涉及到性行为的。比如一个人扮女王，其他人扮奴隶，过程根本就不涉及到性，那和开一个Party有什么区别？
记者：你书里提到了萨德：这个“性疯狂者”在监狱度过27年，无论君主制、共和制还是帝制都不给他自由。这是否表明确实有一类“性自由”，是全世界共同抵制的？
李银河：他写的东西确实很过分。他不只写，还身体力行。有一次他骗了街上的一个女人，用虐待的方式强奸了她。此类行为，估计所有的社会都会抵制，因为它是强迫性的。我认为，不是所有的社会都会对性采取压制措施，而是所有社会都有针对性的规则。有些规则是要改革的，有些规则是不能变的，比如禁止强奸这个规则就不能改变。据我所知，古往今来，只有《拿破仑法典》没有对性作出任何规则，甚至没有规定强奸罪。
李银河的理想国
记者：你曾说中国法律管了太多本该道德管的事情，那到底是道德体系出了问题，还是法律出了问题？
李银河：任何一项法令都有其历史背景。1950年代，整个中国都在扫黄，妓院被关掉，妓女被改造，那是新中国一个值得夸耀的成就。用学界一位研究地下性产业的人的话来讲，这反倒成了一个包袱，因为你有了1950年代那一段历史业绩，现在你还能让卖淫非罪化吗？
西方人的争议是，卖淫法是否利于保护妇女权利。比如德国，卖淫就完全合法化了。
记者：如你一样的性自由主义者，难道不担心反向的恶果———将“存人欲、灭天理”推向极至？
李银河：我觉得，对这个问题还是要理性一点。性的规范还是需要的，不能什么规则都抛弃，然后大家乱来。没有任何一个社会会忽视性这个资源，没有任何一个社会不对性做出规范。我心目中，“性自由”的底线是：1.当事人自愿；2.私密场所；3.成人之间。
解释一下，婚外性行为与“换偶”不同，前者是在配偶不许可的情况下践踏婚约，而后者则是至少两对夫妻同时协商好的。如果夫妻不想接着过下去，他们可以离婚，但“换偶”者并不是感情破裂，他们只是需要性快乐。
记者：你曾说只喜欢和爱结合的性，但你怎么又赞同“换偶”这个不以爱为基础的性合理化呢？
李银河：我的喜好能是标准吗？这只是萝卜和白菜的区别，我并没有说我喜欢的爱性结合是一等的，而爱性分离则是次等的。
记者：像你这样的公共知识分子，借助公众媒体发言时，是否有责任清楚明了地告诉受众，哪些是你个人喜好，哪些是你学术研究的结论？
李银河：这个有必要吗？
但我也说了，我明确表示我不喜欢同性恋，不喜欢与爱分开的性，不喜欢与性分开的爱，不喜欢一夜情，不喜欢婚外恋，不喜欢换偶……几乎所有的我都不喜欢。我只是多样性里的一样，但我能够正视多样性的存在。喜欢萝卜的人就一定要辱骂喜欢白菜的人吗？人家天生就爱吃白菜，你把他们都杀掉吗？看看网上，很多人那意思不就是要把同性恋者灭绝掉吗？到现在为止，有8个国家对同性恋的处罚是死刑，他们的意思是咱们中国也应该那么做？
记者：给你一理想国，你希望国民的性是什么样的？
李银河：法律惩罚有罪的性(如强奸)，道德反对有错的性(如婚外性、乱伦)，其他均属于公民自由权利。
(P1187561)
本文经李银河审阅
南方周末
□自述 吴思远 □本报记者 张英 □实习生 邓丽江
○所有的事情都要“上面”，如果“上面”有一天说：“我们怎么不赶快去搞分级啊？”那下面马上就大乱了，马上开研讨会、讨论会、小组策划，马上就分级了。
○导演为了避免对现实的谴责和拷问，就一窝蜂地去搞古装片，恩怨仇杀放在古代没问题，放到现代就会通不过，古装片就像是一个避风港。
○电影的功能就是娱乐观众、追求票房。在这个大前提下可以拍不同的电影，可以是讲爱国的，可以是讲人性的，也可以是讲黑手党的。
○你可以给三级片定一个底线，比如没有特写。给一个规范，一个具体的标准，不是一年一年混过去。
两年一届的百花奖10月28日在杭州颁奖——从去年开始，每年一届的金鸡百花电影节改为两年一次，金鸡奖单年颁奖，百花奖双年颁奖。
为了体现“观众意志”，百花奖组委会在投票观众中凑了101个大众评审，现场投票，PK出百花奖的影帝、影后。
大众评审实际来了99个———一个出车祸，一个因工作无法抽身。组委会相信票数相当的可能性相当小，但还是“像戛纳一样多准备了几个奖杯”，以防出现并列影帝影后的意外。
即使再少20人，“百花影帝”也绝不会出现并列，吴军得了53票，以压倒性优势战胜第二名———得了17票的周星驰。
“谁是吴军？”几乎人人都在问，以至于媒体在报道“影帝”的时候，不得不给吴军加上了注释：《张思德》男主角———这部《张思德》，同时还获得了最佳故事片和最佳导演两大奖项。“你看那个票房，《功夫》的票房和《张思德》的票房好像不能比吧？”吴思远笑着说。
吴思远是金鸡百花电影节的熟客，他每年都会在电影节论坛或接受媒体采访时，呼吁中国应该尽快实行电影分级制度。
从写剧本开始，一直做到“终点站电影院”，“可以说比较了解电影情况”的吴思远一直认为，分级不是灵丹妙药，但从创作角度讲，它太重要、太关键了。它保护创作者，保证他的建议不被歪曲，这是一个健全电影工业必须有的制度。
11月5日，本报记者专访了吴思远。
下面有需要，上面不需要
看这次百花奖投出来的《张思德》啊，《生死牛玉儒》啊，不是我说他们投票不准确，那肯定准确，但作为一个代表，是不是要投给那些不管什么都正确的电影？这样又回到老路上来了。
我们现在看的电影像教科书一样，只是教育人的东西。内地很多人有两套思维方法，很恐怖：在会上，在大庭广众之下一套思维，在私底下又是另一套思维，这就导致有很多虚假的东西。
不让孩子去看他不应该看的，这有什么坏处？真该拿香港好好研究一下，对青少年的保护，有没有什么观念落伍。现在有些青少年知道的东西，比五六十岁的成年人还多。那些五六十岁的成年人，不看外面的世界，思想老套，怎样去保护那些思想还未成熟的幼年青少年？
内地盗版市场上，什么鬼片看不到？包括“毛片”。其实在内地“毛片”一直有很大市场。要看看现在是什么世界，不要绑起自己手脚来拍一些很乏味的电影。
我每年都问什么时候能分级，他们总说今年又不行了。因为上面不同意，没有点头，没有决心，到底要不要做分级。一个领导一句话，你们不要先搞这个，大家就停下来了。他不知道这个行业有这个需要。他们甚至会告诉你，这不是他们现在所关心的事情，不做分级，我们不是照样拍了几百部电影吗？
这个事情也不是吴克(电影局前副局长)、童刚(电影局现局长)所能决定的，原来他们好像愿意说，现在你一问，他连说都不愿意说了。我也不知道分个级怎么就有这么多顾虑。你起码要搞一个试点，要有一个尝试。
我现在很着急。左手给你点希望，右手又给你绝望，让我们这些电影人浪费时间。这是最可怕的事情。
我们的很多事情是从上而下的，不是从下而上。群众有需要，社会有需要，创作人员有需要，上面应该尊重这种需要，给空间让它健康发展。内地是上面领导人一个想法，觉得影展太多了，金鸡、百花马上就变成两年一次，这是很不符合电影的规律的，电影节就是以往电影一年的总结，你要观众等两年，新片都变成旧片了嘛。上面一个想法，下面人就说“好好好”，两年一次就两年一次，没有人会管对不对。
所有的事情都要“上面”，如果“上面”有一天说：“我们怎么还没分级啊？”那下面马上就大乱了，马上开研讨会、讨论会、小组策划，马上就分级了。好像一个队伍运动，就是领导一句话。这就是我们中国的现状。每样东西他都推给上级，上级又指示我们不要去做：“我们不要做得太多，做过了反而不好了。”所有事情马马虎虎，能过去就过去。
还是通不过，就是通不过
其实我在会上分级讲得很少，我说的不是单单分级的问题。虽然分级很重要，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整体概念，你电影拍来是干什么的。
这是一个大前提。在这个大前提下我们可以有很多技术处理，比如说分级。我一直强调电影要娱乐大众，这是我这次讲话的一个重点。如果大家这个观念都不具备，我觉得中国电影可能发展不好。
不管你拍什么样的电影，一个大前提就是娱乐观众、怎么娱乐。在这个大前提下，电影应该有各种类型，有大片、言情片、恐怖片……甚至可以有一些情色片。
2004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有部韩国电影《丑闻》参赛，影片有大明星演出，很多大人就带着小孩子去看，没想到影片里有很多性爱场面，场面搞得很尴尬。
大人和几岁的孩子不可能喜欢一样的电影。现在的电影偏偏要求让所有人都能看。你必须采取一些措施来保护，这就是分级。
好电影就是要娱乐人，不管是恐怖还是喜剧，就像一个台子的基本功能是摆东西，在这个基础上我怎么增加艺术。恐怖片大家看得很害怕就是成功，在这个基础上有很好的摄影、灯光、音乐，细看有一个主题，一种感触，戏的层次就高了，但前提是鬼一定要吓人。你说这个片子不能太吓人，吓到小孩，那还有什么意思？
要繁荣电影事业，就应该有分级制度，这个立论要非常清晰。比如好莱坞电影，它的功能就是娱乐观众、追求票房。在这个大前提下可以拍不同的电影，可以是讲爱国的，可以是讲人性的，也可以是讲黑手党的。
分级制是一个集中的障碍。分级制不出来，很多电影不能拍，恐怖片、鬼怪片、情色片都拍不了，拍出来的电影把观众当成小孩，其实是两边不讨好，大人看得无关痛痒，小孩子也看得莫名其妙。现在恐怖片不像恐怖片，都成了悬疑片；鬼怪片根本就不能拍，中国有很丰富的历史、鬼怪小说，到电影里就不行了，《倩女幽魂》的内地片名不能出现“鬼”，只能叫《小倩》。
中国现在是绑手绑脚拍电影，不像以前绑得那样紧，但还是绑着。
有的导演为了避免对现实的谴责和拷问，就一窝蜂地去搞古装片。恩怨仇杀放在古代没问题，但放到现代就会通不过，古装片就像是一个避风港。因为没有别的出路，只能拍一些不痛不痒的电影。
最近我自己有个剧本，题材我觉得非常好，想跟上海方面合作，结果他们的剧本评议小组没有通过；然后是厂里不同意；到文广局艺术处，不行；到市委宣传部，也不行；最后拿到电影局，还是不行，这样下来电影还是电影吗？
放开最大的好处就是拍电影的空间可以大很多。在选择的时候不会去考虑通不通得过，情节是否允许，而是可以天马行空地去做，至于到时候出来是几级，就根据你的作品来看。和其他行业相比，电影的改革开放程度是远远落后的，不能仅仅是放开，还要鼓励他们再大胆一点。
有了三级，争拍二级
我想归根结底还是怎样看待电影的问题，如果你只把它看成教育人的工具，是要走进死胡同的。戏里面娱乐的成分多点，还是说理的成分多点，那是导演自己要去把握的。
美国一些片子规定儿童不能看，主要以成人为目标，像鬼片、恐怖片利润很高，老百姓喜欢，可以挖得很深，市场也很大。但我们不能拍。我们只能偷偷看别的国家的鬼片、恐怖片。
反对分级的人把三级片简单化了，他们反对的理由是，导演会为了赚钱都去拍色情片，好像三级片就是黄色片，这太片面了。最开始三级片是在香港造成了轰动，轰动了一年半年之后，也没有人在乎了，大家觉得也不过如此；香港有很多很好的鬼片，香港也没发生什么事情。
分级绝对不是洪水猛兽，香港电影分级之后，暴力的、伦理的、黑社会的，都被列为三级片，很多导演都不希望拍三级片，因为三级之后观众少了很多，大家都希望是二级，中间阶段。香港分级18年了，在整个年度票房里面，三级片占总票房十分之一都不到。因为没有人看。
就算是色情，我们要求的也是在一个很好的故事大前提下的，如果一味去卖弄，那很快也就没人看了。你可以给三级片定一个底线，比如没有特写。给三级片一个规范，一个具体的标准，不是一年一年混过去。
《疯狂的石头》应验了我的看法，这种戏内地导演会不会拍？会。对他们来说，问题在于这种戏值不值得去拍。事实证明，低成本的电影能够受到那么多观众的喜爱，就说明它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我说的娱乐观众的要求。它里面有很多讽刺现代社会、讽刺现代人的语句，那些东西在我们一般的电影里是看不到的。
在中国，政府对电影起主导作用，如果真的有意识要把中国电影搞起来，像韩国那样下重药，进行改革，自然会有效应。照现在模式来看，以经济为主的浪潮会把一些小的、有创意的一个浪打过去淹了，剩下的是两三个大的。我们做电影希望中等的片子多，不要一天到晚就等那一两个出来，那当然会卖座。
当局对所有电影不能一视同仁，造成的局面是，有财力的有能力的导演越来越好，新导演的电影越来越弱，没人看，两极分化，这个很不正常。
我们不缺人，缺的是制度。(P1187521)
从“儿童不宜”开始
■1989年3月1日，广电部发布《关于对部分影片实行审查、放映分级制度的通知》，规定有强奸、盗窃、吸毒、贩毒、卖淫等情节，有容易引起少年儿童恐怖感的暴力、凶杀、打斗情节，以及表现性爱及性行为情节和社会畸形现象的影片，均属“少儿不宜”。
■2001年，全国政协委员王兴东首次提出电影分级提案。
■2003年3月，王兴东再次提交“中国电影产品分级”提案。
■2003年6月，广电总局给王兴东正式答复，表示正在对电影分级问题进行广泛调研，力争尽快制定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切实可行的办法。
■2003年7月1日，电影局副局长吴克首次对全国媒体表示，电影分级还仅是个打算，并宣布从7月起将在全国随机选2060名电影观众进行电影调查，如果观众支持，有关部门可能很快推进分级制的建立。
■2003年11月，吴克表示，电影分级制已进入起草阶段，电影局参考防止未成年人犯罪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将16岁作为电影分级制度的基本切口。为区别港台所谓的“三级片”，中国电影分级审查制度将不会沿用“三级片”的称呼。
■2003年12月1日，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18号文、19号文开始实施，规定国产电影除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特殊题材、国家资助影片、合拍片四类外，不必向电影局申报剧本，只需提供千字的故事梗概即可。
■2004年3月，电影局局长童刚对媒体表示，电影局一直都在对分级制进行探讨、调研，并强调分级绝不是要在电影中允许色情和暴力不恰当的渲染，更不是允许三级片的存在。
■2004年6月，广电总局宣发处将“电影院调查问卷”发放到全国35条院线和下属的几百家影院，该问卷分为“电影促进法”和“电影院基本情况”两部分，其中涉及“电影分级制”、“电影审查制度”等敏感问题，为电影促进法的制定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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