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七年到“文革”，“宁左勿右”的意识已经融入全民的血液中，几乎成为一种可怕的民族性了。意识形态的桎梏和政治禁区的讳忌令民众在行动上蹑手蹑脚，在言语上失声哑言，他们情愿用“惰性”来掩饰自己在政治风暴面前的胆怯，而不愿过分去涉足这个不知深浅的泥潭。这种下意识的畏惧在“四人帮”倒台后仍延续了若干年。当然，作为一种长期统领的政治权威，更多的人已经对其产生天然的认同感而不再为之质疑或者反思。
令人欣慰的是，少数知识分子在劫难之后仍然保持着他们的清醒和坚定，尽管他们依旧饱受意识形态的干预与伪道义的批判。作为“反思文学”的力作之一，戴厚英的《人啊，人！》在舔舐“文革”创伤的同时，也深刻地表现了这一主
海南之旅之故地重游篇：
寻找父亲的记忆
一
《叔叔的故事》（中篇小说，王安忆著）其实不是一本那么好读的书，如果一边读一边不停思索的话。它更像是一份笔录，原原本本地记录一个没有名字的人讲述另一个没有名字的人的故事。因为它是一份笔录，所以它读起来不怎么顺畅，有些磕磕碰碰甚至还有点婆婆妈妈，偶尔给人饶舌的感觉。
（先废话一下：）
故事性强的小说往往让人沉溺于情节；而善于心理描写的作品，却常常能无情地揭露人心的阴暗面，让所有有自知的人不能不在它面前赤裸裸地面对隐蔽的另一个自我，无法自拔。
铁凝的《大浴女》便是这样一部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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