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中国自古就有为民请命的人，就有舍身求法的人，就有埋头苦干的人，这就是中国人的脊梁。
（转）不求苍天作证
周元镐
野夫学弟：
友人转来你在网上公开的文章，我心为之震颤。我真不知道你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受了那么多的罪，伯父伯母也因你蒙冤而陨命！我若早知真相，那年奉命在京为那个身陷秦城的女明星写书和你相遇时，我会为含恨九泉的伯父伯母洒下一掬浊泪，也会为你的不幸与受伤冲天一鸣！
当年我听到的版本是，你仗义为你的朋友顶罪入狱，以后你的朋友给了你100万进京疗伤发展，并有了以后你策划出版《水晶头骨之谜》的小胜。
还有一个关于你朋友的版本是：他在广州被秘密逮捕，深夜在咸宁站押解下车。头顶乌云密布，站台军警林立，枪刺的寒光在夜空中闪烁，你的朋友身披镣铐，一副傲然……
昆德拉在《不朽》之中说了这么句话：“人生不能承受的，不是存在，而是作为自我的存在”。他的这句话是说给阿涅丝的。阿涅丝的一生，都是在做减法，她不断地减去她的“我”的所有表面的和外来的东西，用这种办法来接近她真正的本质。别人越忘记她的脸，或者她自己越忘记她的身体，她就感到越充实。她戴墨镜，其实是为了掩盖自己的脸，从而抹去自己的那份存在。她认为这样会离自己的灵魂更近。阿涅丝，她的身体像火焰一样升起，但她的头总是耷拉着，凝视着地下以始终保持着怀疑和拒绝。是的，她为了与自己在一起，双臂交叉在胸前，抱着自己的心，这个手势只有当她漫步在林荫道上，在溪水边停留时才会放下。这个手势表达着她渴望消失，变成零，直到死亡把她带走。她就是这样一直在用这个手势做她的减法。
阿涅丝有一个妹妹，洛拉。洛拉是做加法的，她为了让她的“我”更加显眼，更容易被人抓住，就不断地在“我”上面加上新的属性，并让这些属性和自己合二为一，以此来获得更多的“我”。她会在她的爱好和生活中看到自己，如果她喜欢养猫，喜欢听巴赫的音乐，或者她反对法西斯，这些都映证着她的本质。她为自己
此中有道
我深感当代青年人的单薄，单薄所以软弱、偏执、肤浅和善变。我自己也并不能排除此列。当我最青春的时光生长在这个最繁华又最贫乏的年代，我感到人生的富足之时，也时常感到自己的孤独、无知和茫然。我想要是当代的年轻人在路上偶然碰到二十年前的青年，肯定会先吃个大惊，然后互不理会就各自走了，内心里还各自骂对方怎么活得这么奇怪；而如果是碰到九十年前的青年，恐怕简直都不会相信那些慷慨激昂忧心忡忡的家伙居然跟自己是同一个国度的人。该如何说呢？是什么让我们这么快就彼此互不认识了？我无从知道，但我想绝非仅仅是时代那“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前进的巨轮所带来的客观结果。
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当代的青年绝不是这个繁华时代的创造者；同样可以肯定的是，我们正在为这个时代欢呼。我们欢呼这个时代的胃里滚动着的无所不在的欲望，欢呼无所不能的技术，欢呼精彩纷呈的娱乐，欢呼享之不尽的食物和酒精；我们从来不谈论政治，不谈论死亡，我们同
我很敏感。我对平庸的恨是我最大的秘密。我对它们不屑一顾，但我必须要恨它们，因为我的理想建基于此。
“我将在暗处，无所不在，只要你看得见的地方都有我；只要有人为了生存而挣扎，都会有我的存在；我会在人们狂叫的地方，会在小孩欢笑的地方，当他们饿了、知道晚餐已好而发出笑声时，当他们为了欣赏美景而爬上山顶发出呼喊时；当人们吃自己种的食物，住自己盖的房子，我也会与他们同在……”
“女人是一条河流，有时会遇到一些障碍，绕过它们，包容它们，而不是击碎它们，就这样向前流去。”
记念刘和珍君
鲁迅
一
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就是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为十八日在段祺瑞执政府前遇害的刘和珍杨德群两君开追悼会的那一天，我独在礼堂外徘徊，遇见程君，前来问我道，“先生可曾为刘和珍写了一点什么没有？”我说“没有”。她就正告我，“先生还是写一点罢；刘和珍生前就很爱看先生的文章。”
这是我知道的，凡我所编辑的期刊，大概是因为往往有始无终之故罢，销行一向就甚为寥落，然而在这样的生活艰难中，毅然预定了《莽原》全年的就有她。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这虽然于死者毫不相干，但在生者，却大抵只能如此而已。倘使我能够相信真有所谓“在天之灵”，那自然可以得到更大的安慰，——但是，现在，却只能如此而已。
可是我实在无话可说。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难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而此后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尤使我觉得悲哀。我已经出离愤怒了。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使它们快意于我的苦痛，就将这作为后死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