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庆把事情说出来了，好像解脱了，他轻描淡写说这些天他是内外交困，他老婆在家里闹，又到市委组织部去闹，还说要到省里去，不把他的名声搞臭誓不罢休。他说他的竞争对手正好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天赐良机嘛。
那天，阿庆回市里汇报工作，结束后已是黄昏，他走出市委一号楼的门厅时，突然听到一阵隐约的歌声，似乎是某个女子边拖地板边唱的歌，歌声时断时续。阿庆的心一动，循着歌声走去，但他没再听到歌声，却看到了血红的落日。他站的地方是一座小山的峭壁，脚下是草坡，山下是一片宿舍区，宿舍区的空地上，有几小孩骑着童车在追逐。一个男孩在放风筝，却老是掉下来，一个女孩不停地拍手笑。绿地的石椅上，坐着几个老头，一动也不动。夕阳在宿舍区的尽头与他面对面，他静静地站着，心中突如其来地浮出“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当了副县长以后，想要投入阿庆怀抱的女人有许多，各有各的理由，但不可否认地，如果没了副县长的光环，如飞蛾趋火的女人们，热情和力量都会大打折扣。阿庆正是春风得意时，他认为一个事业成功的男人，若没有缠绵悱恻的爱情，就如洪钟无音，鹏翅不展，所有的成功都没有意义。那时市歌舞团的一名女演员正与阿庆打得火热，他甚至想副县长不当也要与她结婚。
那时他老婆也还没回过神来。阿庆在市里当科长的时候，她已农转非，但还留在老家照顾婆婆和孩子。考虑到孩子的教育问题，阿庆想办法把她安排到市总工会当工勤人员，做些收收发发的杂事。她的主要工作是照顾孩子、婆婆和丈夫。那时她刚从农村来到城市，无亲无故，很感自卑，家里来客她总是躲
吴若龙果然请来了一些据说是省里乃至国内著名的作家、诗人和记者到我们太平县。一群咋咋呼呼的文人一到我们县里，就把我们的小县城搅乱了。因为他们坚持自己的民间性，不肯接受负责接待的县委办主任安排的乘面包车观光县城的提议，而是要步行。十个男女从我们县城的大街小巷喧嚣而过，情景可想而知。这十个人中，就有三个外形怪异。一个是留披肩发和大胡子的男诗人，一个是剃光头的男作家兼音乐大师，一个是把自己打扮得像动物的女诗人，这三个人在一起，就会形成某种效应。大胡子动不动就张开双臂，作一副耶酥呼唤世人的样子。一个蹲在路边卖田螺的农村妇女，不经意从她的秤杆上抬起头，猛地看到毛绒绒的诗人向她扑来，吓得提了箩筐就跑，把田螺掉了一地。她想倒回去捡田螺时，又撞见光头作家和动物女人拿着田螺在研究什么。结果剩下的田螺全洒了。周围的人都笑弯了腰。
在党校期间，常有些女文学青年来找他，他激动得又是刷牙又是梳头，请人家吃饭、散步、听音乐什么的，但到关键时刻就败下阵来。那时已经是九十年代，女文学青年比较年轻开放，又是一心一意想吃文学这碗饭，都把吴若龙当跳板，因为他跟人家吹他在文学界里有许多朋友，报纸、杂志的编辑熟得很，把他发表小说的那两份破杂志拿出来，就是有力的证明。女文学青年认为他的小说就是靠关系发表的，对他所说的朋友当然深信不疑，盯上了，手段就比较极端。吴若龙却是有贼心没贼胆的人，动真格的就把他给吓着了，他且战且退，叫苦不迭，有时躲在蚊帐里，让我告诉找上门来的女文学青年他不在。我问他你怕什么呀？他说他不能对人家承诺什么。我觉得他是痴，那些野心勃勃的女人未必要他承诺什么，只想从他身上榨取什么。他却认为大凡爱好文学的，都是比较纯洁的，他不能伤害了她们的心灵，这种鬼话恐怕连他自己都不信。
阿庆的事出了几天，官场上却风平浪静，没听到什么不好的消息，我以为只是一个小插曲，渐渐就淡忘了。只有吴若龙不时地打电话来问，有没有什么情况？感觉是他巴不得阿庆出事。
吴若龙跟阿庆一样，对当官有着近乎狂热的爱好，但他自己不当官，一方面是当不上，另一方面是他知道自己不是当官的料而不敢当，但这不妨碍他对为官之道的痴迷和研究，他说这是政治，“人是离不开政治的。
我也属于早婚早育的一类。我这人对爱情并没有太高的期望，当时想结婚是因为突然对前途充满信心，有天降大任于斯人的豪情。我刚从香州糖厂调到市工业局，当了生产科的副科长，是组织上对年轻知识分子的重用。我在厂里有点小革新，让香州糖厂一年节省了１０００多万元的生产成本，很是风光。这样一来，我对自己也有点刮目相看，并产生了一定的幻想。以前我从来没有正确认识自己，也没有比较长远和明确的目标。现在我决定把自己的人生重新谋划一番，从长计议。其中一条就是尽快结婚，男人结婚后，断了杂念，心态会比较平稳，又解决了后顾之忧，就可以全力以赴奋斗事业，也减少找对象恋爱时挑肥捡瘦、花前月下地浪费时间和精力。这是阿庆对我的指点。
我是在大学里认识阿庆的，我读大二，他读研究生，已经结婚了，有一儿一女，老婆在家务农。他学哲学，却读了很多历史书，对中国古代政治家清心寡欲，忧国忧民之类的事情特别着迷。他对自己的人生有明确的目标，正全力以赴奋斗。
阿庆２０岁的时候，以与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女儿结婚的代价，换取了上工农兵大学的机会。但不能说他上学与结婚有什么交易，能攀上公社副主任的千金已是三生有幸，而这千金也不是个等闲之辈，她也是回乡青年，初中毕业，与阿庆结婚时是红星耕山队的队长，带领一帮铁姑娘开了一大片梯田，事迹上过省报。女耕山队长人长得不丑，以当时的审美标准看，属于健康美丽的那种，但她身架子骨太大了一点，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她还
吴若龙打来电话，紧张兮兮问我在干什么。我说开会。他又没事一样说，哦，晚上也开啊。这是没话找话，他知道开会是我们的夜生活，还为此发表过有关制度性弊端的长篇大论。现在却装出很天真的样子，每次他要跟我讲什么要紧事，就作这种熊样。我问他：“你有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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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张想到铁皮橱柜将这样不明不白地跟大家待在一起，他感到血压直往上冲。犹豫了几次，忍不住问坐在前面的刘大姐：“唉，你有几年工龄了？”
刘大姐回头，手里拿的文件夹不小心顶到了右侧的墙壁，这头捅到了自己的胸脯，有点痛，她差点要叫起来，但随即明白，这是自己不习惯从右侧转身的缘故，就忍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