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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妈妈》

 

习惯了连续叙事的读者会意外发现,昆德拉在第二章里,突然地变换了人物,把我们带入一个和第一章看似毫无关联的情欲故事。它到底只是一个执着于现象的3P性爱纠葛的展示,还是别有企图,将第一章业已呈示的同一遗忘主题在作另一种变奏?

 

我个人更愿意相信它是后者。

 

卡莱尔的生活里身份明确的女人共有三个:妈妈、妻子玛凯尔塔和情人爱娃。但卡莱尔并不满足,因为他觉得自己“从来没有按自己的意愿活着,按自己的意愿去占有女人,按自己所愿意占有的方式去占有他们。他想逃到什么地方去,一个人,如其所愿地,避开那些爱的目光,去编织自己的故事”。

 

让卡莱尔觉得不能按自已意愿活着的强制性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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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赵忠祥直斥相亲节目低俗化,到这两天广电总局罕见地以电视视频的方式明确对一档节目提出批评,连盲人都看得出来,茅头直接指向了江苏卫视。这是否标志着一轮和谐化《非诚勿扰》的联合行动即将开始?几个月来,中国的千万个家庭在每个周未齐聚电视机前,享受一档娱乐节目的小小嘉年华会,是否有可能就此终结?

 

对《非诚勿扰》的攻击,无非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嘉宾的身份之假,一个是嘉宾传达了非主流的或说是低俗的价值观。

 

我不是专业的传媒研究者,但这一点媒体经验,不用学习高深的专业知识就可知道:媒体的真实并不取决于人物身份的真实。即使人物身份都是真实的,也不能保证节目不是虚假的。事实上,中国大陆大多数人物身份真实的节目基本上都是虚假的。

 

一档电视节目,如果已有了明确的主观意图,以此为前提来找几个身份真实的人,摆拍几个有脚本的镜头,说几段编好了的台词,去图解一个鲜明的主题,这就像我们每个人写过的小学作文一样,基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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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写作一篇论文时,我接受了一个观点:历史是被虚构出来的。

 

而此前,我也曾有过一个从未被质疑过的想法:既然历史学的目的就是要还原历史现场,那么写在教科书中的种种,有时间有地点有人物有事件,当然毋庸置疑是客观事实了。

 

有一天我经过校史馆,突然意识到,有人正在记录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这一段历史。他记录的历史可能是真实的吗?有那么多的历史材料,他必须要过滤选择。而过滤选择后的材料,要经过解释后,才可能进入历史并形成所谓有秩序的历史文字。从材料的选择,到材料的解释,到最后形成有秩序的文字,记录者有没有可能摆脱他自己的主观立场的影响从而记录下真实的历史呢?更深的疑虑是:一个职务的任免权掌握在历史主导者手上的“校史官”,他可能会有自己的立场吗?

 

多少年后,如果有人在校史馆读到“校史官”写的关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字,在为所谓历史主导者们的辉煌成就感慨的时候,他可能完全无法了解我们这些普通人对这个时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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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文本混搭出来的效果。

 

这种喜好总是受到来自两个方向的诟病:有精英意识的人会觉得我糟蹋了他们的雅趣,而有草根意识的人则又会觉得我是故作高深,破坏了他们简单的快乐。

 

我似乎是个不伦不类之人,喜欢做的也是不伦不类之事,比如我现在又把昆德拉的《笑忘录》和王菲的《笑忘书》放在了一起。

 

但我乐于承受不伦不类的指责,因为在我看来,伦和类不可避免地源自人们的偏见,尽管它们在一定时间内和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我们的理解。

 

何况事实上,林夕为王菲量身的这首《笑忘书》,灵感真就来自昆德拉的《笑忘录》,它们的英文都是The book of laughter and forget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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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6-01 08:32)

阅读的魅力可能就在于它的私密性:当一个人在读着一本书,就好像他在与作者放肆地交谈,并且是在只有两个人的房间里,其他人则完全被排斥在这个空间之外。这个可以私密交谈的朋友,你还可以随身携带,无论你是走在路上,还是座在车里,还是躺倒在床上。

 

我们还通过阅读来建立对自我的想象。大多数人都只选择某一类特定的文本,来进行所谓合乎口味的阅读。他们倾注自己的感情在他们喜欢的人物身上,把自已的生活设想成书中的情形,并把自已设想成书中描写的形象。

 

阅读又似乎不可能是完全私密性的:除了得到自闭和自恋的满足,阅读者又不可避免地要通过文本和世界建立关系。人们总是设想,某一类文本的背后,聚集的是某一类特定的人群,他们有同样的阅读口味,为同样的人和事所吸引。尤其是出版工业化以后,书更是把阅读者按年龄、性别、趣味和社会等级等作了市场区隔。

 

所以,我们在阅读物的选择上并不是完全自主的。相反,却总是被卷进某一种口味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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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伯特·史怀泽(Albert Schweitzer,1875—1965),1875年出生于阿尔萨斯这个战前归属德国战后归属法国的德法边境上的小镇,因而关于他的原籍有两种说法:德国或法国。他的父亲是个路德教牧师,受其影响,史怀泽学习哲学和神学,于25岁时取得哲学和神学博士学位。1904年史怀泽29岁时,已是一所大学的教授、一所教堂的牧师和一所神学院的院长,他完成了三部著作,也是出色的管风琴演奏家,并且是诠释巴赫音乐的权威。1905年,史怀泽决定做一名到非洲行医的医生并开始学习医学,1913年取得医学博士学位,同年结婚并偕新婚的妻子海伦娜来到加蓬建立史怀泽诊所,也就是现在的史怀泽医院。1952年,史怀泽在获得十多个人道主义奖项后获诺贝尔和平奖,此后他亦献身反核试验的社会活动。1965年,史怀泽在非洲去世,与海伦娜合葬于史怀泽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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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5-02 07:19)

1 德谟克利特及其原子论

 

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约公元前460年—370年),以“快乐哲学”著称的古希腊思想家,古代原子论的创立者之一。一般认为原子论最早的提出者应该是他的老师留基伯(Leucuppus,约公元前500年—440年),但却是由德谟克利特把它发展成为一套系统的理论。从流传下来的资料中几乎找不到关于留基伯的部分,只是“据说他来自米利都,在埃利亚跟芝诺学习,在阿布德拉建立原子学派,这个学派因其弟子德谟克利特而闻名,他的著作很少,相传已并入他弟子的著作中。”

 

虽然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思想可能来自他的老师,他的思想有些也可能区分得出来哪部分是属于留基伯,哪部分是属于他个人,但大多数时候都显示出似乎存在着两副不同的面貌。只是今天提到系统化了的原子论,一般都会归于德谟克利特名下。

 

公元前460年,德谟克利特出生于色雷斯的阿布德拉城(Abdera)一个富有的家庭,据说他认识并曾师从年长他50岁的安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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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如何想像古希腊

 

乌托邦是人类最基本的冲动之一。它总是被书写为理想家园,尽管难逃被虚构甚至被阉割的劫数。它常常被假借为批判现实的武器和推动历史进步的力量,但同时不幸的是,它也常常被役使为奴化人的精神工具,并一再地给个人乃至人类带来悖逆人道的灾乱。

 
古希腊无疑是人类历史上年代最远影响也最深的乌托邦之一。肇始于意大利的欧洲文艺复兴就是以古希腊为理想国的,而苦苦追寻现代性的中国人,又是以文艺复兴为理想国的。我少年时代的阅读,从文艺复兴开始,却不知不觉就抵达了古希腊。因此,古希腊之于我,一直都是乌托邦中的乌托邦。

 
首先,在我的想象中,古希腊是一个智性的时代。古希腊在智慧上达到的高度,甚至是进化了二千多年后的我们都难以企及的。比如欧几里德的平面几何,就用公理化的方法,营造了一个迄今令人叹为观止、望尘莫及的逻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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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定义,而代之以解释,对于一门课程的开始以及我自己而言,绝不可能是出自一个偶然的想法,而是意味着某种一以贯之的态度。定义的方式虽然提供了精确性和明晰性,但同时也限制了可能性,因而它常常是排它的和封闭的。而解释的方式虽然变得不那么肯定了,但同时也让我们有了多种可能性,即总是存在着多个竞争性的解释,这些解释的合理性又都是不能简单否定的。另外,其实也是更重要的,定义的方式总是和某种权威性联系在一起,这种权威性常常对其它的可能性形成压抑。而解释则不再以某个权威为中心,至少在话语方式上它是非霸权性的。

 

而解释又之所以被限定于语义,确实又与我对科学与真理关系的理解有关。二十世纪人文社会科学的语言学转向,绝不仅仅是因为出现了像索绪尔和乔姆斯基基(Chomsky Noam,1928— )那样伟大的语言学家。最重要的,是对人的理解得到了推进。德国思想家卡西尔在《人论》中将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突显了人的符号性。在人与世界之间,横亘着符号,特别是语言符号。人只有借助于符号系统,才能对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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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晓芒教授最近出走珞珈落户喻家,让喻家山终于有了一位能在一定高度谈论西方文化的人文学者,这实在是华科学子们的一件幸事。然而,作为现在任教华科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向学者”,我却又有点高兴不起来。这不仅因为邓晓芒出走的是我的母校,并且曾被我视为是珞珈山上的一个符号,更重要的,他的出走在我头脑中又唤起娜拉的那个老问题:邓晓芒出走以后怎么办?
 

我个人比较偏爱跨界的学者,特别是跨哲学和文学两界的。一个只能在形而上的词语中行走的人,常常会忘记这些词语和身体感受之间的真实关系,渐渐失去置身世界的本位和悲天悯人的本性;而一个只能在形而下的词语中行走的人,又少了普遍观照的情怀和阐释文本的超验乐趣。邓晓芒和刘小枫一样,都是恰好在哲学和文学两界都跨得一流的学者。当然,我虽然对邓晓芒怀有敬意,却并不准备附和一些人的说法,为他加上所谓“没有大师之名的活着的大师”之名。

 

只是让我至今感到惭愧的是,我知道邓晓芒大名,却是从他的妹妹、作家残雪开始的。我读过残雪的多部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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