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看似无关的名字，让我们最终以书院为名。
陈寅恪令人神往的天下游学经历，启示我们有可能摆脱现代教育体制带来的种种痛苦体验，而重回一个无拘无束、以爱智慧为生存方式的生命状态。这个状态不仅可以从古希腊聚集在广场上的爱智者们那里找到它的源头，而且也可以在中国漫长而命运多舛的私学传统中辨识出它微弱的踪迹。陈寅恪的书院本是没有边界或以天地为界的，但在他受聘清华进入体制后，学术上虽然屡创奇迹，大学的砖墙却在不断地限制他和磨损他，使他思想中以自由和独立为念的书院在历经清华、牛津、香港和岭南等之后，最后在中山大学以悲剧终结。
相隔近四十年，生于新疆的王澍在杭州的转塘象山完成了大规模的空间营造，而此前，他曾在西湖边上以中国文人的方式游荡了六年。闲适之士王澍自命业余，从设计个人自宅开始，以造园精神渗入图书馆、画廊，直至整个学院社区。虽然彼时已经身居要职，但因他而散落在转塘的山、水、庭、院，以自由自在的方式，摆脱了中心的束缚，仍然是延续了西湖边上那个放浪文人的家园理想，具象化了陈寅恪思想中那个无边无界的书院，是自晚清以来罕有的不以书院为名的现代书院营造。
贾樟柯是最后一个给我们带来书院理想的人。十多年前，他还是一个游荡在山西汾阳街头的少年，尔后离开故乡赴北京找寻他的电影梦想。于主流之外，于体制之外，地下状态成为贾樟柯的选择。与陈寅恪和王澍不同，世俗社会和破败的小城镇，构成贾樟柯独特的文化经验。他用平视的电影镜头，把我们带到尘土飞扬的山西小镇。摄影机固执而温柔地停留在贾樟柯来自于其中的那些底层小人物的脸上，沉痛而忧伤。
是陈寅恪和王澍告诉我们，什么是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精神，这些恰是以依附政治权力为荣的绝大多数中国文人所不具备的。而贾樟柯则以尊重世俗的方式，不仅与爱有差等的中国传统文化和精英意识分道扬镳，也与以恨和蔑视为心理基础的国民性批判彻底决裂，第一次向我们呈现了真正中国式的悲天悯人。
所以我们最终以书院为名，并非因为我们要返回传统，而是恰恰相反。或者说，我们要返回的，是那个以业余的涂鸦者自居的传统，是那个反抗传统的传统，是传统中最寂寞的那一部分。
我们最终以书院为名，并以行健或健于行自勉。我们的理念就是“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悲悯之情怀”。我们的身份，主要是一个自娱自乐的文化涂鸦者的身份。有时，我们也会有一个文化志愿者的身份。
Chen Yinque
我用了同一个人物，作为本学期三门不同名称的课程共同的开端，也试着引出中国文化史上一种寂寞的传统——书院。我当然是希望，无论哪个层次的学生，都能了解陈寅恪乃是中国书院精神在现代和当代的传人，也是为中国的当代学术建立了标准的人。而特别地，今年恰是他四十周年祭。
作为在1937年宁可绝食而死也不当亡国奴的晚清诗人陈三立的儿子，陈寅恪怀抱学术救国的想法在欧洲游学十多年，成为没有学历却最博学的中国学人，先后被聘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英国牛津大学教授，其间不断创造学术高峰，不留英伦，也不去台湾，却在共和国建国的第二十个年头在大陆被折磨致死。
陈寅恪的天下游学以及他后来以学术安身立命的生存方式，使他与以科举考试为目标、以仕途为人生终极价值的中国官学传统判然有别，从而回到了极富思想创造力的私学——特别是宋元书院以学问和道义为期的传统，并加入了西方知识分子以真理为目标、以科学为基础的自由、独立的精神气质，成为一个有意识地不断自我放逐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与其说是他为王国维所写的碑文，毋宁说是他自己的真实写照。
然而，一个以学术安身立命的人却无法安身立命，折射出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因为我也同时知道，无法安身立命的并非陈寅恪一个人，还包括所有想诚实地活着的人，所有无权无势却触犯了权势的人，不管他是一个知识分子，还是一个任何其他的人。
我们应该在今天向所有的逝者致哀，当然，首先是向陈寅恪。1969年10月7日，四十年前的今天，他在中山大学含冤屈死。我也把这一天作为健行书院正式的成立日。
我相信，今天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全部使命，就在于厘清那些悲剧的所有成因，不屈不挠地保持住悲悯的情怀和批判的姿势，让它们在所有活着的人身上无法再复制历史。
去国多年，又从美国归来的陈丹青，在电视上却永远是一副民国时期知识精英的行头。仅就外表，其实他和鲁迅和四大导师都没有什么可比性，因为他白面无须，几乎算得上是位标准的气质美男。但他提供给我们的视觉形象，却是永远的中国旧式短衫和尽可能短的愤青寸头，并像鲁迅一样指间夹着根纸烟。
以民国知识分子面目示人的陈丹青，绝非徒有视觉。和鲁迅当年放弃叙事、转向更好骂人的杂文一样，他近年来也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绘画，出了一本又一本声讨国民性的随笔集。独特的文字，犀利的思想和跨文化的经验，加上大多数中国精英都缺乏的自我调侃和自我解嘲，让他迅速成为图书出版工业的宠儿，也成为媒体的宠儿。
去年在电视上看到陈丹青，是在他同另一位同样擅长讨伐国人、年岁渐长的小将韩寒共同做的一档节目里。面对那位少年成名、傲人且富有的小同乡，陈丹青立刻显示出他的优势。上海人温和软绵的口音，并未影响尖锐的思想从他的口中汨汨流出，很快让他的寸头盖过了韩寒的长发。而作为一个绘画作品早已在世界拍卖市场跨入千万级别的画家，面对年版税以百万计的后辈，他也没有其他作家的酸溜溜和故作高调的清高。他目光灼人，并带着一丝曾经沧海的世故和狡黠，终使得在网上灭人无数的后者近乎处于一种稚嫩的失语状态。
今年在电视上看到陈丹青，则是在阳光卫视的一档访谈节目里。正是这一次，我注意到他夹在指间的纸烟。如果像以往节目中的姜文和王志文一样，陈丹青在女主持人面前肆无忌惮地抽起烟来，那我一定会厌恶地转到其它频道去。即使在骂人的时候也都是绅士的陈丹青，当然不可能同姜文和王志文那种根本不懂得尊重人（特别是女人）为何物的人一样，名“文”实则不“文”，只是自我世界里的暴君。他是一个精神世界流连在民国的那些大师们中间，身体却不得不活在他不断抨击的当代的人，也是一个在美国文化浸润多年，却自认为骨子里很中国的人。所以他指间夹了一支纸烟，配以寸头和中式短衫，做出一个吸的姿态，但却自始至终没有把烟点燃。
毫无疑问，陈丹青的自我形象就是民国的那些知识精英，特别是鲁迅。这当然有高度的虚幻成分，但这个经由画家化为视觉形象的虚幻成分，正是媒体和受众所喜爱的。这种喜爱背后的文化心理，或许就是因为鲁迅那种对同胞的不宽容，非友即敌的二元思维，早已通过早年毛泽东的政治动员、文革红卫兵的创造性发挥以及现在中学语文课本的强制性解读，成了一种宰制中国人的意识形态。或者说鲁迅在批判国民性的同时，他那以仇恨为出发点的心理结构，也早已成为我们国民性的一部分，并衍生成愈演愈烈的中国式犬儒主义。
但其实陈丹青不可能是另一个鲁迅，这种是与不是的矛盾性可能来自他的美国经验。同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知识精英总是批判国民性（即把矛头对准社会弱势群体）不同的是，以乔姆斯基为代表的美国知识精英却总是直截了当地批判政府和权力集团（即把矛头对准社会强势群体），而把爱与关怀给予了国民或大众。陈丹青当然明白通过这种国民性批判所获得的英雄感和道德感其实都是虚幻的，所以他在激奋之余又总能及时地自我解嘲，并试图把自已从英雄还原成一个俗人。
夹在陈丹青指间的纸烟，袒露了他想做回鲁迅的内心意象，这一定程度上源自我们成长过程中共同的精神创伤。但时空转换，加上他内心深处实质上的认同差异，那根没有点燃的纸烟终究只是一个空洞的符号，一个他意淫民国和鲁迅的道具。
| 分类：同济往事 |
Ligong's Home
2001年9月12日早晨约七时五十分，我在我当时居住的407号楼前面遇到了送女儿去幼儿园的卡尔，他表情复杂，有点激动，大老远地就叫着我的名字，并问我看了凤凰卫视的早新闻节目没有。没等我回答，他就又急不可待地告诉我，美国出大事了。
那以后不久，卡尔就偕贤妻娇女，远走“出了大事”的美国，从此杳无音信。只是前年年底的时候，我才在网上看到一个题为《陈立功回来了》的帖子，知道卡尔（陈立功因长相混血、体毛浓密而得的小名）当时回到了国内，正代表美国的一家研究机构寻求公共卫生方面的项目合作。发帖者显然把卡尔的短暂回国视为一件大事，并在帖中再度重提了2000年中文互联网上的年度新闻“陈立功事件”。
有十多年一心想报效国家和同济的卡尔却远走美国，显然与那篇让他在互联网上名声大噪也让他被编入维基百科人物条目的题为《我们的声音——对武汉地区高校重组的沉痛思考》（亦名《我们应当从容思考》）的长贴有关。我了解卡尔，知道这件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他唐吉诃德挑风车式的英雄志向，但也让其实很温柔敦厚的他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这不仅能从他于2000年2月29日（也就是他2月26日发帖后的第四天）在白云黄鹤BBS上贴出的《我的检讨》中可以看得出来，而且从他之前于沉痛思考的激奋中也没忘记揉和进对领导的阿谀之词这一点上也能窥出几分。因为虽然算不上硬骨头，但阿谀也绝非卡尔的本色，它只能理解为是生性善良的他在做这件出格之事时下意识地采取的一种自我保护性的语言策略。
作为一个纯正的青年知识分子，卡尔一心想报效国家和同济的十多年，也是我们作为朋友的十多年。按照卡尔自己通常对别人的介绍，他和咏梅（他的夫人）都是我的学生，理由是他们读硕士时都在我的课上拿过学分。但我从来都耻于承认这一点，不只因为我们有多年的朋友关系，更重要的是因为在学识修养方面，卡尔也着实让我难以望其项背。医学专业自不待言，他还是位有艺术气质的资深文艺青年，古典音乐方面造诣尤深。每逢他们院里有晚会，他就会带上小提琴，秀一下他那难免有点酸腐的真情和才艺。而就哲学而言，我在拜读了他1999年发于《医学与哲学》杂志、多位同仁教授都未能读懂的论文《论智慧的递进结构与认知的逻辑流程》后，甚至一度对自己的智商和教师资格都发生过怀疑。
卡尔发贴的2000年前后，正是高校合并潮起而我们这批年轻的副教授面临高度事业困惑的时候。和已经确立了消极的人生观、追求“遗世独立”而又不得的我大不同，卡尔正深陷在对个人、学校和国家未来的焦虑中：于自我，他急于提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原创理论——他称之为新概念医学统计学；于学校，他以主人公的姿态（难道学校不是大家的吗）积极思考同济的未来命运，这才有了发贴的冲动和结果；于国家，他关注最底层的农民的命运，深入思索着中国的民主进程。
不幸的是，高度体制化和行政化的中国高校，早已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权力场和名利场。它需要的只是主流宰制下被默许的更高的学位、烦琐的证书、无聊的数字和平庸的指标，以证明其权力有效性和提供各种晋升的理由，却难以容下本真的性情、深沉的思想和不羁的才华，更不可能给出异端存在的空间。它对所有的更高权力烟视媚行，将阿谀艺术发挥到极致，却又对卡尔们河东狮吼，虎目圆睁。所以，卡尔的挫败感可想而知。加上他虽是个有英雄情结的人，却又天性善良甚至有点软弱（他为女儿取名为陈赛伦斯，其实有谨守沉默的意思），这让他的行为和行文都令人伤感和歧义丛生。出走，似乎总成了这类人物必然的和唯一的选择。
而这一走，就是七年，换来的是不爱国不爱校的骂名和一纸绿色的异国身份。但也许很多如卡尔一般的去国去校者才是真正爱国爱校者，因为他们爱得如此纯粹，才对我们熟视无睹的那些人和事无法容忍也不会妥协。而那些自诩的爱国爱校者，不是躲在自我利益背后、谋权有术的脂粉大师，就是同样弱势的国产犬儒。而他们，常常又什么也做不了，除了一如既往地粉饰现实和坚持不懈地挤兑谩骂自已的同胞。
补遗：
当然不是为那些合并中的失势者们呐喊，更不是用反合并来维护少数特权阶层的利益，我关心的只是权力合法性和程序正义问题。
发贴后得到些许卡尔的音讯，他应该过得不错。理论建构进展得很顺利，已开始在最重要的国际会议上宣读他的思想。有咏梅那样温柔贤淑的妻子，他的家庭生活也一直都是令人羡慕的，尤其现在家里又添了人丁，而安于罗克威尔公园的家看上去也很美丽。
当然，最重要的，他终于不会再因言获罪。
Xuting's Students in Thailand
在竹园与学生们一起吃简易的饯行餐，总觉得还是昨天的事。今天翻看手机里的记录，才发现徐婷赴泰国都已经快一个月了。我是在5月25日的早上5时50分，收到她出国前的最后一则短信：
我已经在去机场的路上了，感谢老师一年以来给我的指导和关怀，无以回报，连请你吃饭的心愿也一直是未完成的计划，到了泰国会和老师保持远程联系，明年再见！
这是一则让我惭愧的短信。徐婷是真诚的，但于我却是一种讽刺。因为做她的导师，迄今其实没有一年，而是只有十个月的时间。在这十个月里，我们虽然每周都保持至少用电邮联系一次，但真正面对面的交流，却肯定没有超过五次。所以所谓指导和关怀，所谓回报，都绝对名不符实。
所以徐婷在这十个月里难以置信的进步，应该主要是由她自己取得的。每年毕业于法律专业的学生，能够怀抱对社会正义的理想走出校园的，恐怕已是凤毛麟角，而徐婷就是这仅存的凤毛或麟角。在她还未来华科大报到之前，我即已从她充满正义理想的学士学位论文中发现了一个术语“公共领域”，就向她推荐了哈贝马斯的两本书，让她在“公共领域”和“交往理性”两个范畴中去重新架构她关于网络世界的想法。聪颖的徐婷很快就理解了哈贝马斯的思路，并对她已有的知识背景进行了重置。她笔头很快，文笔之好超出我的想象。来华科大后不久，论文《公共领域、交往理性与网络中的主体性建构》就告完成并很快被一家核心刊物采用了。
徐婷并未就此止步，而是进一步向哈贝马斯的纵深开掘。几乎只用了半年的时间，她对哈氏的了解已远远超过了我这个导师，并开始用“主体间性”范畴来思考中国传统文化问题。我向她推荐了李泽厚的《乐感文化与实用理性》，她通读全书并迅速写出了读书笔记。
本学期之初，我在选修课堂上第一次提出了“文化间性”的概念，没想到过不了几天，在和徐婷通电话时，问她在做什么，她说她刚想到一个新的概念，叫“文化间性”，让我不禁大吃一惊。至此，我知道徐婷已经完成了从法律正义向文化正义的转换，并在“文化间性”这个新的论述上得以立足。两周后，她交给我题为《理性乌托邦的破灭与重建》的论文，同时告诉我，已报名赴泰国孔子学院做一年的文化志愿者。
《理性乌托邦的破灭与重建》是在已发表的那篇论文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是对哈氏心路历程的徐氏解读，文章显示出的历史心理深度和老道叙述，表明作者与半年前那个徐婷就学术水平而言已判若两人。我毫不吝啬地使用了赞美之词，建议她用此文去参加本年度的学术比赛，并告诉她此文有可能会拔得头筹。
结果是《理性乌托邦的破灭与重建》一文在今年的院学术比赛中居然连入围的份儿都没有，这不仅让我大惑不解，也让已抵泰国的徐婷失望透顶。我不知道该怎样安慰远在泰国的她，心里满是不安和愧疚。我只能八卦，想可能是评委看了文章后，无法相信这是学生写的，担心系抄袭，所以放在了一边；或者是题目不太吉利，有破灭的字眼，它就真的破灭了，徐婷现在只能在泰国去重建它。
我只能告诉她，其实把这样一种文本化的理想置于一个比赛的世俗“名利场”中，原本就不是她的初衷。而回到初衷，最重要的仍然是她在仅十个月里就在文本意义上建构了她自己充满正义和理想色彩的文化乌托邦，并开始远赴泰国去实践它。用“文化间性”去追寻早已被现实亵渎的公平正义理想，这才是属于徐婷的文本与实践。
我毫不怀疑《理性乌托邦的破灭与重建》是最棒的，而且也相信，徐婷未来的硕士论文也是最棒的，因为没有一个学生的硕士论文，会是像她那样，是用文本与实践的双重方式写就的。
临近聚会地点，我经历了一次短暂的崩溃。那段遗忘了二十年的旋律，突然毫无防备地越过时空，于我的耳边再次响起。被轮指切细成1/32的、破碎的音符，若隐若现的、柔肠寸断的分解和弦，让我瞬时跌进了《阿尔罕伯拉宫的回忆》。
我离开武大的时候，纪文还在练习古典吉他，经常弹奏的，就有《阿尔罕伯拉宫的回忆》。这首几乎可以让所有古典吉他爱好者泪流满面、怀着痴迷之心去练习的朝圣之曲，就仿佛是那位名叫泰雷加的西班牙人，专为纪文这种内敛的、有着忧郁气质的美男子写就的。不管是怀抱着心爱的木质吉他，还是走在珞珈山的路上，那时的纪文可实在是太帅了。180 的高大身形，混血的、精致到完美的面庞，尤其是深遂的、黑亮的双眸，让他成为当时武大众多女生的梦中情人，也让我这个曾和他形影不离的陪衬，常常是处在一种既羡且妒和自惭形秽的内心挣扎中。二十年失去联系了，想来现在已是美国大学教授、弹得一手好钢琴的纪文，定是又增熟男的魅力，对美国女性更具杀伤力了。
事前我已经知道这次的聚会，没有纪文参加。但我仍然首先想到了他，可能是因为知道就要见到婷婷的缘故。就像一些情节剧里的俗套，所有的校园band周围都缺少不了美女，婷婷就是我们中间的铁杆美女。娇小的她站在高大的纪文的旁边，就仿佛是王子公主的现实版。真是岁月作弄人，我实在没有办法把当年那位白衣飘飘的少女，同即将要见到的经历过一次失败的婚姻并再婚、已是亿万身家的加拿大富婆联系在一起。
但车停下来的时候，我一下子就认出了在车前约30米远处站立等候的婷婷。也几乎不费什么力气，我们立即恢复了过去说话的方式和语气。绝不矫情，仍然率真，仿佛我们从未走出过校园，也仿佛这些年间从未发生过任何事情。尤其是婷婷一再地提到的岳阳之行，唤起我对那些细节的回忆。
那一天，除了纪文，还缺了嘉梵和沐春。我们，包括笑长，也包括美女红和雪筠，由已是领导的红和已是资本家的笑长买单，吃饱喝足，再去K 歌。尽管不能回到过去蹲在武大的排档喝酸奶吃臭豆腐的情境，我们仍然唱了几乎所有当年的老歌，忘形而陶醉。只有在有人唱新歌和接听手机的时候，我才会意识到横亘在我们之间的、没有交集的那些无情岁月。
离开武大后，我先后加入过多个band，辗转在武汉的各个歌厅舞厅做band长达十年。就技术和技巧而言，虽然后来的band都远在我的武大伙伴们之上，但我仍然觉得只有在武大的时候，自己才是真正热爱音乐的，而后来却离音乐越来越远了，直至最后彻底地厌倦和离开。这其间，电声音乐的喧嚣已让我完全忘却了纪文不插电的本真弹奏。直到这一次相聚，纪文怀抱木琴的经典形象才以对《阿尔罕伯拉宫的回忆》的幻听重返我心。
我知道那已经离开多年的就是自己的青春岁月，永远地留在了珞珈山上。就如同阿尔罕伯拉宫一样，它们的金碧辉煌只存在于过去和想像中。而于现实和现在，却早已是一堆废墟。
问：习惯了几年如一日的生活，思考还是需要诱导的，有点惰性。您的课下，想些问题并和同学说说，同学却笑我：“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你就让上帝歇歇吧，他快痉挛了……”
王健：对于人类有限的思考，全知全能的上帝是有资格发笑的，假定上帝在的话。问题在于我们都不是上帝，你的同学也不是。所以，当他们敢于发笑的时候，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预设了自己的上帝身份。
按照同一逻辑也可以说：“人类不思考，上帝就发笑。”当然，说话者也同样预设了自己的上帝身份。
我想说的是，作为有限的个人，他既不能冒充上帝嘲笑思考者，也不能冒充上帝嘲笑拒绝思考者。当这种嘲笑广泛存在的时候，恰好说明我们的文化缺乏真正的民主精神，既没有提供思考者对拒绝思考者尊重的空间，也没有提供拒绝思考者对思考者尊重的空间。反倒是我们都过于自我中心了，把自己当成是真理在握的上帝。结果是既没有了对真理的敬畏，也没有了对上帝的敬畏，更多的却是假上帝之名来获取蔑视一切的权力。
问：那么不思考就是可能的了。
王健：不思考如何可能？只能作相对的回答。绝对的不思考似乎是不存在的，即使假上帝之名嘲笑思考者的人也在思考。他拒绝的与其说是思考本身，毋宁说是被思考的某类问题。譬如只关注学业成绩的人，他思考的重点在于如何达成欲达成的学业成绩，即手段的合理性问题。而对于为何要达成，即目的合理性问题，却有选择地予以了拒绝，特别是当它不可避免地会导向普遍化或宏大叙事的时候。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放弃对某类问题的思考就是可能的，也是现实的，它体现的恰恰是选择的自由。
但这种选择的自由要面对汉娜．阿伦特的质疑。在关于艾希曼的报告中，阿伦特提出了“平庸的恶”（the
banality of
evil）的问题。艾希曼或许是个好人，一个兢兢业业者。当他执行希特勒的“极端的恶”的命令时，他也是兢兢业业的，从而因为这种兢兢业业而犯下了恶。在阿伦特看来，这种恶是由于他放弃思考而犯下的。因为他放弃了思考，甘于平庸的状态，一味地执行，所以他犯下的是平庸的恶。平庸的恶同极端的恶一样也是不可饶恕的，因为没有平庸的恶，极端的恶是不可能达成的。
这样，虽然放弃思考是可能的，但放弃思考的人同时也应该放弃与这种思考相关联的社会位置，你不能既占有这个社会位置却不履行同这个社会位置相关联的思考。因为如果你平庸地对待可能出现的极端的恶，你也是不可饶恕的，因为你就是极端的恶的同谋。原则上你应该把你的位置让给更愿意为此付出思考的人。
当然，我们也可以用阿伦特的方式质疑阿伦特的质疑，那就是不思考果真是艾希曼犯下平庸的恶的决定性原因吗？即便是，凭借思考就可以避免吗？
没有人会怀疑阿伦特的老师海德格尔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思考者，他在面对纳粹的强权时同样低头了，不是因为思考，而可能是由于恐惧（fear）。在历史中，在现时代，在我们的周围，那些以思考为职业的人中，平庸的恶同样也是个高概率事件。而有些人即使不思考或不作思考状，也可能仅凭借正义的本能就既能拒绝平庸的恶，也能反抗极端的恶。
正是思考在历史中的多重复杂的表现，让它作为一种权力话语，在今天也变得空前可疑。
April is the cruellest
month
对一个人的怀念是没有用的。
在四月，对一个人的怀念，就像一只在清晨的街头蜷缩的狗。
长筒靴是没有用的。雨衣是没有用的。电动车的后视镜是没有用的。
我，也是没有用的。而我之所以没有用，无疑是因为你的遗传。
你是一个没有用的人，从小我就知道这一点。对我而言，你从来都不是权威。在我与你共同没有用的二十七年里，我的内心充满了对你的轻视和嘲弄。
你永远都得不到你想要的位置，哪怕你起早贪黑勤恳得像一头耕牛；你也永远都无法让你的妻子和孩子住进一所大一点的房子，哪怕你每天忧心忡忡递上一份又一份申请。
第一个加入少先队，需要你为我做的就是准备一支红缨枪。那也是在四月，我扛着你花几天功夫亲手做的红缨枪去参加大队的宣誓。就在念誓词的时候，下起了大雨，我才发现红缨枪的枪头是硬纸糊的。当别人扛着红缨枪，在雨中大声念着誓词的时候，我却扛着一根光秃秃的竹竿，脚下是一滩红色的纸浆。
你就是这样一个没有用的人，连最简单的事都做不好。虽然勤劳、隐忍、从不发火，对别人把心都掏了出来，却常让我感到羞愧和屈辱。
你不是我的偶像，从来不是。但我却是按照你的样子，逐渐长成为一个更加没有用的人。
我们最终成为一样没有用的人，注定不能得到爱、尊严和自己想要的生活。我们也都是没有能力应付生活的人，成不了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却又都娶妻生子，累及别人。
你实在是没有用，只坚持了二十七年，就撇下我这个更没有用的，伤心地独自走了。
你走了，我才发现，我内心一直轻视和嘲弄的，不是你没有用的那一部分，而恰恰是你有用的那一部分。
走了这么久了，对你的怀念是没有用的。
在四月，清晨的街头，蜷缩着一只没有用的怀念的狗。
问：课堂上您发散的很多。这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种方式，因为可以联想到许多。不过这也让我困惑，会不会抓了枝叶丢主干呢。因此我想确立一个重心。可能我的思维有些零散。
王健：其实你不必为抓不住重心而烦恼，我曾经给你说过刺猬和狐狸。刺猬守住中心，认定世界是一个系统。狐狸到处发散，有多个中心或者
问：文化，是一个几千年都不会被忽视的话题。但是你所讲的文化问题与文化现象与其他那些我所听到的完全不同，不是那种在文字意义上讲那些抽象的文字概念和让人望而生畏的哲学繁理，而是一种与现实生活很接近的、通俗易懂的对各种文化一种深层次的剖析。
王健：你对我的课程有溢美之词，但滤去这些溢美之词，我也能从中知道你理解了我课程的意图。它们就是建立在一个祛除文化的神密性、揭
问：再说说我自己的文化世界观吧，也不能称得上是世界观，太虚了，就是一点小看法。中国传统文化流传到现世的并且还留有很大影响的恐怕就只剩下儒家文化了，再者就是在民间流传的但是未受到很大重视的文化，儒家文化在现在看来的确是一种等级制度的代言，它到现在仍然被许多以权力压制对他们有威胁的文化的学者的工具，担心他们的地位会因为某种文化的崛起摇动他们的位置。其实这就是儒家的一种官本位的思想（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名词，可能在老师面前丢丑了），这就是儒家文化中糟粕。反而民间流行的的文化中有很大一部分对今天的文化有相当大的促进作用，例如风水文化，它们被看做是封建迷信，其实这正是一种中国古典文化中的一种精华，《易经》的充分运用，反而这些东西正一点点被遗忘，一点点消失，在我的家乡就有这些东西，很有道理，也很与现在的有些科学道理相吻合。这些都的归咎于那些权力的傀儡，以文化的卫道者自居，其实是以卫道者的身份作为权威谋取私利。但我所想说的是要想文化与社会的共同进步，那就必须文化的和谐共存，以一种包容并存的心态对待不同的分歧的观点，才能造就中国现代文化的多样性。
王健：我对你的文化观不予置评，我想你应当理解我的态度。只要是出自你充分思索之后的独立判断，它对你就是最好的。我的目的不是设定我的文化标准，而是让你获得足够的文化自信，我想你已经有了。
问：我得说说我看过的一本书（就在前不久看的），那本书讲了80年代的中国的文化精英的命运与走向。比如崔健、北岛、陈凯歌等等，我的总体感觉是他们那一代人都是充满着理想，极其有才气，是有着很独特的文化创造力的，那一时期被称为“中国现代文化的文艺复兴时期”，那么他们那一代便就是推动者与先驱了。或者可以说他们就是文化精英，精英文化我就不多说了，再说就有点班门弄斧的嫌疑了。大众文化与民间文化都是最贴近我们日常生活的文化，其实我对大众文化有另外一种理解：我们普通民众就是在创造个人文化，每个人的个人文化就构成了这个时代的大众文化，也就是说大众文化就是一种有很多不同的的世界观和不同的个人经历组成的一种多元文化，但是它属于一种单独的文化概念。我不知道我这么理解对不对，其实我这么看就是我自己的个人文化中的一种体现。
王健：关于八十年代，不管它被命名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还是“新启蒙运动”，都是我没办法抹掉的个人记忆。但文化不能留恋过去，它要面向的永远是现在和未来。从八十年代出发，文化从精英文化独白走向大众文化、民间文化等多元文化众声喧哗，应该是八十年代的文化目标，而不是它的异化。文化精英应该放弃对话语权的留恋，而重回文化的内在目的的合理性。我的立场是，既然文化背后隐藏着权力机制，横亘着等级鸿沟，那么我们需要做的反倒是要超越它们：拆解它的权力机制，填平它的等级鸿沟，将其中有价值的部分作为已用。你用了个人文化这个说法，显示你似乎是从王蛇老师的课堂上来的，我熟悉他的这个说法。
问：您用的哪个词来着我忘了，大概就跟鄙视差不多一个意思吧，暂且用鄙视代替。您说鄙视一种文化往往是鄙视这种文化背后的追随者，我
王健：是歧视，比鄙视温和些。也别把宽容看得太高，比如美德什么的。因为宽容首先是为自己，为了自己身上的两种或多种文化不要太分裂。从有文化现象出现，可能就没有纯粹的文化。培根说“knowledge
is power”，其实同样地，“culture is power”，文化分成了等级，背后隐慝着不同的群体，就是阶级或阶层。文化的不平等，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人的不平等。试图在承认差异的前提下，抹平文化间的等级差异，从而在文化的意义上追求人的平等（人生而平等），使文化朝向更民主的方向，是我的课程的全部出发点。没有人理解，我也没什么好沮丧的，当然有人理解了，或许会有点点安慰吧。
问：我记得你说过你倾向于文化学是无用之学。那你现在作这方面的研究，自己感觉是怎样的呢？当初为什么会选科学技术哲学这个专业？其实很想知道你对这一类行业的感受和希望。
王健：选择专业出自我的自觉，没有什么高尚的理由，仅仅因为我就是个无用之人。从小我就对有用的事，既无兴趣也无能力。当然，也因为不知什么缘故，尽管我总是躲得远远的，但从小就总是有人不断地伤害和背叛我，这让我有点敏感。坦率讲，对人和人性我都是不信任的。后来发现，只有躲进这些无用之学里，我才能宽恕一切，从而再以这种心态来面对现实。
问：你的课让我看待事情有不同的视角，而且确实听说了一些以前从未听说的事情，比如说实验性建筑，还有贾樟柯的电影，以前从来没去看过，也不知道有这样一类电影，但是我觉得课堂上所说的有些观点或者例子很牵强，听完了我也不觉得这个跟那种文化扯多大关系。
王健：首先要谢谢你指出的问题，我会认真考虑。我也不会要求让我在第一次课上所用诸如人类学家泰勒的文化定义、尼采的权力意志、福柯的知识/权力还有葛兰西的文化霸权为课程所作的前提预设，成为每一位同学的前提预设。那只是我的逻辑，你完全可以有自己的逻辑。我的自说自话部分不重要，尽管它作为我的课程不得不有，因为文本已经呈现出它自身的意义，而且这个意义你在自己的逻辑中生成就可以了。
问：上堂课，您有解释'Aura'的含义。我想确定一下Aura是指灵光，或者它两相近吗？为什么灵光会消散？是不是很大部分由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所致呢？事实上，现代人更容易患上精神空虚，人们也有所意识。那么灵光是否终有一天会回来，或者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呢？
王健：Aura有几种译法，灵光，灵韵，韵味，气氛等。灵光的消散准确讲应该是时代变迁所致，人类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再向后工业文明变
问：对于“shock'这一新体验，我个人还是不大倾向的。或许它是暂时的一种形式（尽管发挥着很大作用）。有种说法'人生有三种追求：舒适，刺激，牛皮'.现代生活水平提高了，缺乏刺激，于是人们不断寻找制造各种刺激，追求的大概是“shock'带来的满足。而这种欲望是无限的，人们总是不安稳的。那人们会不会找到新的能让人内心“稳定”下来的东西呢？有人说，现在我们的社会没有贵族，没人提供精神生活的样板了，于是我们追随大众文化，大众文化实际上是商人造就的，而商人跟随的是“大众愿意买什么，他们就做什么”，这就是盲从。这么看，那该以怎样的态度对待大众文化呢？或者这态度只是在于自身的价值评判中。另外，“牛皮”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王健：Shock作为一种新的文化经验的出现，不取决于你个人的意志，也不取决于本雅明。本雅明只是对它作了描述而已，作为个人，即便是伟大的思想家，他可以影响历史，却最终改变不了什么，它的伟大之处不过是和历史偶然吻合了。但个人可以有自己的好恶，在巨大的历史潮流面前保持住个人姿态是不易的，但即使做到了，也不必有什么优越感。我的意思是自我决定最好不为外在的感觉所左右，它不过是一种选择而已。
问：如果说本雅明开创了BoBo一族的生活理念，他不被理解的著作放在书架上也是情有可原，那为什么卡夫卡也会成为BoBo一族的标榜？难道是与他的绝望和孤独产生共鸣？还是对精英文化的遥望和附庸？每次想到卡夫卡，总会觉得有一个忧郁单薄的捷克人独坐在阁楼的窗台上，阁楼的尖塔指着旁边一棵大树，不时惊飞过几只乌鸦，他茫然地望着布拉格雾蒙蒙的广场，尽管他比谁都清醒。我看不懂卡夫卡，每次拿起他的作品手都是如此颤颤巍巍，冷汗直冒。有一个上海交大的同学，尽管他已经退学了，不知道该怎么说，他总推荐我看一些书，其中就有卡夫卡，托马斯曼，黑塞……我也曾试图去接受去思考，可是想起他的境遇，不禁颤抖，不知道这是谁的过错，他得了严重的抑郁症，每天只能依靠药物来维持所谓正常人的生活，看着他听着老柴的悲怆痛哭流涕，把自己锁在房间里大放安魂曲，我只能落荒而逃。我不知道是他的错还是书的错，没接触这些作品时，他和我一样简单幼稚。有时候想，能不能就好读书就不求甚解，就像理解这句话一样，忘了后半句就当它不存在吧，读过了看完了就在脑里留下一点点遗韵，有一点点非花非雾的感触，就可以了，虽然是对作者的大不敬。
王健：上次我初步讨论了大众文化的生产方式，资本的意志以及受众对文化生产的影响。现在我可以继续这个话题，并从大众文化的内容上作点说明。记得上次你已经提到村上春树，他的名字和卡夫卡连在一起，我再增加几个，比如米兰昆德拉，比如杜拉斯。但似乎卡夫卡和他们有所不同。但对于小资的文化消费行为来说，他们并无不同。因为今天的消费是一个符号消费，而符号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所指（signified，可粗浅理解为是符号所指涉的意义、内容、内涵），一个是能指（signifier，可粗浅理解为符号的形式）。你的上海交大的朋友，完全沉浸在卡夫卡文本的所指世界，并把它建构成自我的唯一的世界。他虽然是真的在阅读卡夫卡，但却不知这个世界上除了卡夫卡，还有赵本山（我随便说一个）。作为一个身患肺结核（当时的不治之症）的作家，卡夫卡把这个世界想象成黑暗地狱，有他的合理性，也揭示了部分真理，但肯定不是世界的全部。
问：谈到bobo……我喜欢物质，喜欢钱，喜欢娱乐，喜欢大众文化，说白了我本质上应该是个游手好闲好吃懒做的人吧，不过这种心态好像挺招人厌恶的，但是我更讨厌那种明明也喜欢钱但又不承认还假装清高的虚伪的人，说钱买不来幸福和快乐，这句话通常都是那些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人说的。我虽然喜欢钱，但也不是绝对的拜金主义，有些快乐和幸福当然是钱买不来的，但是钱应该可以买到大部分人大部分的幸福和快乐。不说那些我不了解的，从普通人的角度出发，有钱至少可以买车买房，意味着毕业后早点过上高品质的生活，比别人少付出十多年的辛苦和努力，有什么不好呢。
王健：这一次终于扯下了文化的面具，露出真面目了吧。
问：您从精英文化过渡到了大众文化，我想和您聊聊陈凯歌。认识陈凯歌从《霸王别姬》开始，认识电影很晚也没什么研究，就谈谈自己的看法，有点浅薄。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部电影，它应用了所有符合我喜好的元素，精巧，对称，完整，带着三十年代的暧昧，影片略带昏黄的色调让人觉得遥远却又像摆在眼前的老照片，张国荣举手投足间都有无尽的妩媚，却让人唏嘘不已。同学都说这是个同志片子，可是我觉得不是，戏如人生人生如戏程蝶衣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谁，本来霸王别姬这个故事就够让人扼腕了，觉得特别符合，我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自己的感受，文笔不行写不出来，堵得慌。从《霸王别姬》到《无极》到《梅兰芳》，有人说这是陈凯歌的回归，我带着极大的兴趣看了《梅兰芳》却失望而回，气韵全无，也许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解读和期待，我不知道老师对这个有什么评价。他的这段电影历程应该如何去归类解读呢？您的四个分类能不能使当下的文化现象全都归类，找到每一个的定位呢？
王健：第五代导演以精英文化的姿态在八十年代横空出世，在九十年代达到顶峰，此时他们可以说已取代谢晋那一代意识形态化的导演成为影坛主流。如果没有对自己的超越，继续下去就是个主流导演。从张艺谋开始，第五代导演先后转向商业大片，即转向大众文化。对张艺谋而言，这并不困难。但对陈凯歌而言，却不易。因为他有太浓厚的精英意识，启蒙心态。所以，他在《无极》里，仍然想放进去他的历史隐喻，用商业片去完成宏大的史诗构想。最终，《无极》两边不讨好，精英挞伐，草根恶搞。转回《梅兰芳》，有点保守，前面有《霸王别姬》，结果可想而知。加上第五代导演现在个个地位了得，过上了中产阶级的好日子，陈更是美妻娇儿，使得他们失掉了拍一部分超级艺术片应有的边缘位置和心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