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去看《赤壁》显然晚了点儿，不过上座率依然很高。开始放映之后没多久就发现，经过了这几天的媒体轰炸，影院的互动率相当高——看着看着，周围的许多人突然笑了起来，两秒后，所谓的笑点才出现在屏幕上。再不然就是当金城武扮演的诸葛亮说出一句台词之后，观众们齐刷刷地大声说出一下句台词。这阵势让我这种完全没做过预习的观众觉得不好意思，不过旁边有不少的志愿解说和点评，直接把这次观影改成了一次影评会。

    再没有见过比这片子更成功的策划和宣传了。不管负面评价多少，观众还是不断地走入影院看这部没上映就被评烂了的片子。外国通常的作法是一部片子推出之前预期效果不错就准备拍续集，我们这次更绝，直接给了一个未完的故事——《赤壁》（上），让你不看下集都不行——故事的主干根本还没有开始讲呢。

    前两天我说了在这样的宏观形势下消费行业应该被看好，没错，快乐的电影可以使人们暂时忘却生活中的烦心事，就像三十年经济萧条时的美国，有很多影星在那个时代大红大紫，比如秀兰·邓波儿；就像二战时期的欧洲，有许多奢侈品在那个年代大卖，比如香奈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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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不是很忙，当然是因为当下发行市场的政策和行情。当然就很怕别人问我忙不忙，生怕让人看轻了自己——这年头儿似乎不忙不行。

    这两天在新周刊上看到一个新词儿，叫“穷忙族”，意思是有那么一些人，比劳模还忙，比月光族还穷，每天穷忙着。起初这让我想到“四大”的人，这么说似乎有点不厚道，但好像在现在的求职者眼里，“四大”的性价比是不太高，因为做审计的没完没了的加班，但如果你不是一个manager,实际工资就那么一点点，不能说太少，但有点儿不够这些在高档写字楼里当白领的先生小姐们过高尚生活的。

    什么行业赚钱？放在去年，大家就会说是证券公司或者基金公司。自打我去年换了工作，身边就突然出现那么一大批想到证券公司特别是证券公司投行部的人，他们向我打听证券公司的情况，上来就问一年能赚多少钱。这才过了一年多一点，再没人削尖了脑袋想进证券公司了。以我自己的一点点浅薄之见，受宏观形势影响比较小的，今年恐怕得算是消费行业。

    去年我也算是个穷忙，那时候一天到晚忙着出差，差补倒是没少赚，再加上没太多时间花钱，一时间还真觉得自己挺富

    在星巴克偶然发现了一张演出宣传广告，于是昨天就到上海音乐学院内的贺绿汀音乐厅去看了这场演出：《当爵士遇上昆曲》。表演者是爵士音乐大师尚·马龙和昆曲王子张军。据说张军当初想到要搞这么一场跨界演出是因为他听了一场周杰伦音乐会，觉得要把中国昆曲的美推广给现代的年轻人，最好是来这么一次古典与时尚的结合。

    上半场首先是尚·马龙进行爵士钢琴演奏，他弹奏了自己的几曲NEW AGE音乐还有一首热闹的爵士乐曲。然后是张军表演经典昆曲选段《牡丹亭·拾画叫画》。下半场则是尚·马龙与张军合作演绎《惊梦》等昆曲名段。

    这场演出给在场的观众都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老实说，我并不觉得配上爵士伴奏的昆曲比原来的传统形式就显得更好，但是这无疑是推广传统艺术的一种方式。如果没有这种“新奇”的演出形式，我这样一个“摇滚青年”大概不会有耐心来买票看一场昆曲演出。

    上周末，有两部十年前的经典在沪上演出：一是孟京辉曾经最具代表性的先锋戏剧作品《恋爱的犀牛》，一是曾经代表了中国摇滚乐发展水平的魔岩三杰音乐会。

    事实证明，他们果然都没有掀起太大的波澜。只有一些当年曾经随之成长、为之喝彩的观众们在这两场演出中回忆了些许过去的青春岁月。

十年前的先锋戏剧

    当年由实验话剧团演出的《恋爱的犀牛》如今已改由国家话剧团演出。然而比起我上大学以来陆陆续续看过的各种话剧，这出当年红极一时的所谓先锋、实验话剧已毫无任何新意可言。我感觉自己一会儿像在看《武林外传》，一会儿像在看《奋斗》，只不过就是换了几个人在台上犯贫。

    事先预习了剧本的我好不容易等到了我最期待的一段诗《玻璃女人》，然而女主角恶俗的表演实在没有办法唤起我对美好过往的重温；那段诗曾被我摘录在自己的第一篇博客里，现在已埋藏在某BBS的服务器里。这段纯净而优美的唱词对今天的重新演出是个讽刺，因为编剧赋予那个女主角以及这部剧作的独特精神气质现在已经荡然无存——也

    两年多以前，我刚从北京来到上海工作。我走在上海的地铁里，发现自己总是跟不上周围人的节奏，我被拉在了后面。一次又一次之后，我努力调整自己的步速，虽然没有什么急事，但我不想落后于这个城市的节奏。

    快步走路成了我在这个城市的第一项爱好。我每天步行四十多分钟上班，半年后缩短为只需要半小时——我越走越快。我强迫自己走路上班的原因是我害怕过分拥挤的公交车，我希望保持与周围人的距离，免得不自在，走路可以享受更新鲜的空气。

    工作中，我常常需要自己出去见客户、出庭、处理业务，我整日在上海的烈日和雨水下行走，换公交、乘地铁，沿着门牌号找到我要去的办公楼。我因此穿坏了好几双皮鞋。

    走路的过程中有大把时间胡思乱想，我听着mp3，在步行的过程中酝酿出不少我的博客文章。走路是一个人排解寂寞的有力武器，因为你走着，便不会觉得无事可做，即使你走到了目的地，你还可以继续走上返程之路，直到疲劳使你忘却了寂寞。走路就是典型的那种享受过程的事情，完全不受结果的干扰。

    2007年，两个玩摇滚的中年人分别出了自己的新专辑，一个是郑钧，一个是汪峰。

    有不少的老粉丝对他们提出了批评，说他们已经大不如前，《回到拉萨》、《赤裸裸》以及《晚安，北京》中的嘶吼已经不再了，那是他们作为摇滚青年的鼎盛时期。但我想说这没什么，人总是要长大的，你我以及郑钧、汪峰都是这样。

    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就应该发出不同的呐喊；不同的年龄、不同的社会地位，也让人有了不同的心境去面对这个社会的纷繁复杂。要是你听Linkin Park，你会发现他们最近的一张专辑也有大量的歌曲减少了嘶吼的成分。客观地说，除了嘶吼，老郑和汪峰现在的歌依然有可听的味道，也不是过于媚俗，而且感觉到他们新的心路历程。老郑和汪峰正逐渐从摇滚的小众走入流行的大众。也许有些歌手一直没有改变，但他们所有的歌都是一个调调，时间长了就让人乏味得想睡觉，比如许巍，比如陈绮贞。

    最近我又一直在听摇滚，摇滚对我来说就代表北京。从《回到拉萨》到《长安长安》，郑钧显然是个忠于自我的西部歌手，而汪峰则是个不折不扣的北京人

    上次去北京是在四月，当时证券市场正被平安集团的两个公司搞得血雨腥风——先是中国平安再融资，砸得大盘不断创新低；之后是平安证券做了个鱼跃医疗造假上市，逼得发审委连续毙了不少企业的IPO申请。熊市就这么悄然来临了。

    我已经不去数这是自己第几次来北京了。我在北京的那些同学也几乎对我来出差这件事产生了审美疲劳，于是我这次就一个人跑到人大去逛了逛。

    学校几乎没什么变化，我走在校园里也觉得很自然，好像从外面逛完了正要回宿舍一样。我转进宏途书店，买了两本注会考试的练习册；在法律书的柜台前站了站，已经觉得生疏了，想找到自己导师出的新书，无果，估计是早就卖光了吧。

    校园里一个认识的面孔都没有，我晃呀晃地就走到了西区停车场，还有人在那里轮滑，像我当年一样。我走过去，依然没有什么认识人，我恋恋不舍地看了一会儿，感觉像在检视自己逝去的激情年代。

    校园还是那个校园，永远有新的年轻一代在这里生生不息。我在社会上还是个初出茅庐的新手，但走到校园就不得不承认自己已经出发了很久。我又想起

    今天的中国确实已经大不一样。很大程度上，一系列灾难和政治事件（主要是藏独事件）的发生推动了社会、国家的进步。

    地震后所有的媒体都充斥着关于地震的方方面面的报道，我在《第一财经周刊》上不起眼的一角，发现了摘自今年5月19日《时代周刊》的一小段文字：

    大灾难给幸存者的影响往往是双重的：首先他们会因为受到了大的刺激而感到麻木；紧接着，这些幸运的人们会开始帮助那些不幸者，并改善那些没能阻止灾难发生的客观条件。后者不仅是个人的反应，不只限于幸存者帮助受伤的邻居，它还可能会延伸到对整个政府系统的检验。

    1985年发生在墨西哥城的地震促使一代人相信国家的政治系统需要彻底改革。1年之后，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灾难，戈尔巴乔夫发现苏联不能再按老路走下去，这加强了他对开放政策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心。2004年亚洲海啸促使住在印尼亚齐省的居民寻求政治方法来回击一直压迫着他们的力量。

    这一段文字接下来的叙述本来是希望推动缅甸在龙卷风灾难后的类似影响的，而写这篇文章的人

    张艺谋当年的那部电影真是深刻地揭示了中国人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心理和思维定势。《秋菊打官司》当中，挺着大肚子的秋菊四处奔走，目的就是为了“讨个说法”。中国人长期以来都不是把金钱利益放在第一位的，不要钱、不要利，最重要的是说法，只要对方或者有权机构能给我一个肯定，怎样的恩怨都可以化解。

    火炬境外传递之后，要求CNN道歉的呼声在海内外华人世界持续了相当久，要求道歉，就是要个说法，承认我们是正确的、正义的。地震发生后，莎朗斯通口出狂言，引起华人世界震惊，在有关部门和相关单位表示封杀她之后，网上又出现了“莎朗斯通必须道歉”的呼吁。

    仔细想想，中国社会仅仅是为了讨个说法而进行的努力有很多，前些年不断报道的所谓“一块钱的官司”，其实就是为了讨个说法。（所以在CNN辱华事件后，又有华人以打一块钱官司的方式讨说法，直到CNN真的道歉，才满意地撤回起诉。）一块钱作为诉讼请求仅具有象征意义，部分是由于我国法律的不健全和社会条件不具备，高额的诉讼请求很难获得支持，使我们不能像美国公民那样，为了麦当劳的咖啡烫了嘴而要求上百万的赔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红十字会这个非盈利组织跟我们以盈利为目的的券商很相像了。今年从别人在msn上传给我的信息得知：按照法律，这些基金会可以扣下捐款额的10%作为行政经费。

    按照行情，券商做一个IPO项目收取的承销费一般是募集资金总额的3%左右，大项目可能会比这个比例更低一些。

   这样看下来，非盈利组织的行政经费比我们的盈利所得还高得多。我不知道那儿的工作人员是不是也有什么年终奖之类的，是不是和这些行政经费收入挂钩的，这难道是他们积极筹措善款的激励机制？如果不是的话，那他们要那么多经费做什么？

   按比例提取行政经费的作法其实不尽合理，即使没有造成灰色收入也会给大家留下口实。由于缺乏信息披露制度，说自己的是清白的而不提供任何确实证据，其实是很苍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