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lvadorCrusoe

问月

这不仅是我在问自己，也是很多年轻人的发问——随着长大、随着犬儒化、随着理想的消逝泯灭。

我想，面对未知的一切，我们的坚持还在，起码是本应还在——那我们这种坚持又是什么呢？是美好的憧憬，是对一切未知的敬畏与虔诚？还只是欲念与执着，只是怀疑论结束后的一点点不甘心？

这就好像我们头顶的那个月亮。现在的我们，明明知道它不过只是一个月亮，一个没有光泽、没有生机的、凹凸不平的星体而已；但当我们抬起头——万籁俱寂的夜晚，蓝紫色的幕布，深邃浩淼，皎洁的月亮冉冉而起——看着如美人明眸般的月亮，还是会“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我们会在这样的月色下祈祷、思念，为一切美好的过往与将来。

……

《雪狼湖》里的张学友在监牢里，仰天长啸一首《问月》，他问的不是月亮，而是一切制度、罪恶、暴力，但是月亮回答了他，月亮的光照就是回答。它的光照回答了我们的一切问题，回答了我们的一切怀疑。它令我们心怀虔敬，自足安稳的生活。

它在寄托了所有人的希望与圆满的同时，也给那些满怀悲悯之心的人以泪流满面的机会。它为虔敬的人充盈希望，给悲哀的人释放泪水。

……

月亮通过折射太阳的光，带给我们温馨、宁静和美好的憧憬，也通过这种折射，告诉我们，其实这个世界上，有两个月亮：

一个是不断有人登临的那个荒凉的星球，我们可以在教科书和各种卫星发回的图片中看到：那些身裹厚重的太空服，举步维艰的地球人，在一片不毛之域插一面旗帜，傻呵呵的说我们征服了月球。

另一个就是我们所有人都要抬头仰望的，那个浩淼长天中的一轮皎月。那沉静的光之深处，有美艳绝伦的嫦娥，有勤劳勇敢的吴刚，有数不尽的仙山琼阁。这不是我们所能征服的，也不是我们所能理解的，我们只需要想象、微笑、呼吸、心跳，就好了——或许它才是真正的月亮。

……

怀疑论可以否定一切，但它肯定不能否定头顶的那个皎月；同样的，现实的我们，理想可以泯灭，但那不是否定我们坚持的理由。

理想或许也有两个，一个是永远实现不了的梦，另一个只是让你一直坚持的理由。

康德曾说过，令他终生敬畏的是，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当然，星空也不会是遥远的天外，氢氦氧们杂糅而成的，一个个硬邦邦的星体；它们如同那明眸般的月亮一样——

我们用自己的虔敬与坚持，可以换来，抬头仰望一下遥远的夜空；可以，轻声地问问月亮和群星，问问她——我做的还好吗？

2010年4月14日

枯萎的心

当然，理由还可以说很多，但任何理由都是借口，找理由我们有天生的才智。

但是在这里，述说我们的理由，并不是为了掩饰什么，况且没什么好掩饰的。我们只是借这种述说完成一些思考罢了。

记得很清楚，我每每想到什么，都会在一个小本子上写下来，当然，有时候时间不允许（也有懒的缘故），不可能记录的详细——或许思路本身也并不成熟——而时间一过，回过头来看，我竟然认不出我记下的笔记，即使认得几个字，我也完全忘记我当是如何思考的呢，忘记了我思路的先后左右，以致令自己有无法弥补的悲哀感，也深叹自身的无能了。

思想之缺陷，帕斯卡尔在他的《思想录》里面，写的很清楚——人不过是一棵有思想的苇草——它容易受外界的干扰、容易受到肉身的妨碍、产生于偶然并不偶然抹杀、人不能强迫自己想什么也不能禁止自己想什么、人不能追溯思想的轨迹……我估计关于思想的缺陷还没讨论完，后人还会步其后尘的。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思想有这样的缺陷就不思考了不是吗。多丽丝·莱辛还可以用四个笔记本记下自己的所思所想，并且不加撰改的成了她的代表作；我就拿着一个本子，竟然什么都记不下——更气人的，记下来的我竟不晓得自己记的是什么东西了——实在是不应该！

看着本子里七零八落的文字，是我记下了什么？还是丢失了什么？

……

我会想起小时候，我并没有现在这些毛病。那时候真的把写字当成很神圣的事件。每一次捉笔，都会先把写字台收拾干净，书本摆放整齐，正襟危坐于书桌前，摆一个很正的pose，钢笔灌好墨水，打开书本，翻到崭新的一页，仔仔细细、密密麻麻、一笔一划的写起来，每写完一页还要认真的自我欣赏一番，彷佛是绝世之作，万人瞩目，可以飨千秋万岁了。

我还记得，那时家里是没有什么读物的，我经常会从某处借来什么书报杂志，不看且抄，抄书以致成了我的一大爱好；还有剪报；剪裁的各种山水画、风景图片；盒带里录满的各种歌曲；这种莫名其妙的喜好与坚持还包括每日的晨跑十圈与长啸九天……

当然，那时的写作不值一提，那时的抄录如今看来也没有收藏价值，甚至很多东西已然遗失在岁月的河流里。

然而，那些一笔一划的文字里面，那些剪刀裁过的痕迹里面，是有丰富的精神含量的，那时的我们，面对文字、艺术、美妙的一切，竟是如今百倍的专注。

我想，我们年少时那颗火热跳动的心，已经枯萎了吧。

2010年4月13日

不破而立

比如像“仓廪实而知荣辱”这样典型的错误，“仓廪实”是物质上的，“荣辱”是精神上的，二者并不构成必然的联系——仓廪实而不知荣辱的例子举起来可多的吓人。

还有许多，其实我原本打算一一拿出来各做一篇千字，想想，我们非一定把每句话里面的隐喻拆解来拆解去的吗？我自己都对自己这种恶俗趣味感到不齿。

……

但是我还是想好好消解一句话，就是人们说烂了的那句“不破不立”。

不破不立好像已经是颠簸不破的真理了，但其实，“破”不一定能“立”，“不破”也不一定“不立”。

就好像前文对“仓廪实而知荣辱”的解读，就是一种颠覆、一种消解，一种“破”，然而这只是对其自身的颠覆消解，并不“立”什么；况且“破”本身是粗暴的、野蛮的、破坏性极大的，容易造成混乱，而建构性又不理想；再说，即使“破”后真的“立”了，那一定是“认为”的那种“立”，因为一切“破”的行为都是建构在对“立”的虚构上，我们一定要为了虚构的“立”进行粗暴的、肆意的破坏吗？

反之，“不破”也是可以“立”的，可以通过慢慢适应、改良来完成。

……

我们谈到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时，会认为那是对所有意义的消解、对元叙事的颠覆，这种“破”而产生了解构主义；而法兰克福学派后期领导人哈贝马斯相对要温和的多，他试图对原有的西方形而上学体系进行改良。事实上，哈贝马斯的改良是整个法兰克福学派解体的象征，而德里达激进的解构主义却令其成为新一代学术领袖般的人物。

表面上这个例子似证明了德里达的不破不立，其实这里面有一个时间的问题。

德里达的反形而上学是从尼采那里便开始了，这从他反驳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化了尼采即可证明，当代已经到了后现代，德里达只是最先把这个告诉人们罢了（或者说，并不存在什么后现代，因为这个词怎么解释都好像不对劲：是“现代以后”？现代以后仍是现代；“反现代”？也是现代，如同反革命也是革命。所以我认为，并没有纯粹意义上的后现代，后现代只是方法论意义上的现代主义——我们已到了一个方法论治世的时代）；而哈贝马斯的改良就有些不合时宜了，在后形而上学时期去改良形而上学意义不大了。这就好像我一直认为，君主立宪是中国的出路，小乘是中国的宗教一样，虽然这些不一定不是救世良方，但多少有些不合时宜了。

……

问题在于，原来的我们一直在“破”、“破”、“破”，把这个世界弄得乱七八糟了——我们也必将为我们自己一直以来的粗暴接受惩罚——只是我们如何来完成救赎呢？

没有好的办法了，不断的适应、改良，不破而立。

2010年4月6日

清明时节雨纷纷

出门吃晚饭，天还未黑尽，留着灰蒙蒙的云和懒散的雨，人们脚步匆匆起来，带伞的没带伞的，当真是路上行人欲断魂了。

清明，或许就是一个凄凉的时节，阳春三月？春雨绵绵？好像都不是那么回事，只有吃冷食是实实在在的，会显得有些落寞。

朋友清明放假回家，回家就是看看，慰藉一下思念罢了。然而今天回家，少不了要祭祖扫墓的，不知道他家那边下雨了没有，如果天气晴好，还可以郊游、踏青、放风筝，四处玩耍的。

玩，或许只是为了消解一下时节的凄凉，因为这天是倒春寒的时候，也是青黄不接的日子。人们一边在这里回顾一下往时、祭奠一下逝去的日子，一边祈求来日的平和、丰收。借着无事可做的闲情，却怕引来莫名的伤怀，于是有些许的不知所措在里面了。

不知所措而玩耍，如同无聊而聊，并不如想象中那般可以驱走哀伤的。于是，踏青只会令青色浸润鞋底、潮湿浸淫心底；郊游也要看好地方否，不过这个时节，好地方会否有垂柳几缕、桃花几枝也说不好了；放风筝而无风，放起来而下雨，都是扫兴致的事情。

……

我们在祭祖的时候，焚烧、跪拜、奠酒，驱邪灵，同时迎神明，我们仰望着头上三尺之遥（很近的）的神明还有祖先，祈祷的现实的平静安然，还有梦想的早日实现……我想，大部分人在被各种纸钱的焚烧物迷了眼睛之前，或许已有些微泪流了，那些晶莹的液体在眼眶中沉淀，如同水蒸气之于水的沸腾，是心事澎湃的结果，有无法承受的悲悯于其中。

大部分的人生，不可能那么美好，我们应该怀有一颗悲悯的心的，既可怜自己、也心忧天下——当然这种“忧”不单是忧国忧民——戚戚的是一种轮回、一种无常，我们生于斯、长于斯，死生不由自主的那种无常。

想念我们逝去的前人多于祈求逝者的庇佑，这是我们在这个时节应该有的心态吧。

……

另外，我们在纪念前人的时候，也是在纪念历史，纪念曾发生的点点滴滴。印象里，国人是很怀古的，这种怀念之情，不仅表现在“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也表现在“靖康耻，犹未雪，家国恨，何时灭？”，不忘历史的好，不忘历史的坏，才是怀古之道。

国内一些有点年纪的作家，他们经历过一些荒诞岁月，再回首时，平静却并不沉闷，希声却并非不是呐喊。他们说，虽然现在一切好像都那么好，每个人都high high的，但我们并不应该忘记曾经发生的一切吧。

这些有良知的作家们，他们怀念、讨论、写作，不为什么，只为让不曾看到的人看到他们曾看到的东西，让看到的人不忘记他们曾看到的东西。

我想，这也是一种对历史的悲悯吧。悲悯历史，也就是悲悯我们自己。

……

外面雨好像停了，或许它只是一直也没有下起来罢了！

2010年4月5日

吃货

上一篇提到饭前甜点，我想，正经吃饭才是重要的吧。然而，我们能吃什么，或者应该吃什么呢？

而我想起一个词——吃货，且不提它的动词性质（特指买进股票），名词就有两层意思：贪吃的人，吃老底的人，贬义，这是其一；其二，指可以食用的动物内脏的统称。可见，这两层意思，一个是指吃东西的人，一个是指人吃的东西，比较着就很好玩了。

我们就说说这些“吃货”们。

    只晓得吃的人当然有的是，不晓得吃的人恐怕没有（有的话怕也是天外来客）。吃，究竟于人是何等意义呢？如果我们的内脏不能贮存食物，那它的意义不外乎增加排泄而已（天晓得我们的内脏是真的不能贮存食物的，还不如动物的反刍，oh）。所以有一部分人对这个需要不断进食的肉身很鄙视（《围城》里的哲学家褚慎明也说，“人没有这个身体，全是心灵，岂不更好；我并非保重身体，我只是哄乖了了它，好不跟我捣乱。”），吃，也只是为了令肉身不捣乱罢了；而另一部分人皆逃不了“食色性也”了，日日山珍海味、燕窝人参，时不时还有“烟酒烟酒”，最后也要弄得和房地产投机商们一样——“成天在糖尿病、酒精肝、胃下垂中度过，终死于心肌梗塞”！

如果吃只是为了新陈代谢，抑或是保健养生，自然无可厚非。而把“吃”作为一种“欲”，纵欲就不好了；而纵欲的对立面就是禁欲了。一说到禁欲人们就要反对，说什么宗教的桎梏啊，禁欲也是另一种“欲”等等，好像其真的同纵欲一样万恶不赦了——记得法朗士就写过《苔依丝》来讽刺禁欲主义者的“恶”。如果这样就又是一个“两难论证”了，我们究竟该怎么办呢？

人们会告诉你，对于欲念应该若即若离，要适当，无欲无求——好高深的呀——吃也是一样，不要刻意去禁也不要纵。然而，我总觉得，没有经过禁欲如何能到达“无欲”的状态呢？禁欲其实没那么恶，只是一种方法论，就好像我们提倡素食主义一样。

孔子闻《韶》而“三月不知肉味”，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方法来忘记肉，如同我们通过多种方法实施的禁欲一样——然而，这个世界上比肉美好的东西还多得是，比如音乐、思想；而比欲念美好的东西，或许只有禁止欲念的这种欲念（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宗教信仰）了吧。

……

能吃的东西当然有很多——因此我们没必要为了肉岌岌不可终日——既然我们的内脏不能贮存食物，我们就要通过其他方法贮存那些“吃货”了。

古代没有冰箱，也没有塑料大棚，平日的贮藏是很重要的。张炜在《芳心似火》里说到古登州家家都有些炕头屉橱，藏有传统的滋补吃物，“它们有的只是最普通最常见的田地出产，如果实和种籽，如花蕾和叶子，问题是它们一经制作合成，贮于罐子装于屉中，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养护，也就成了居家之珍。”

然而现代人，虽然也会吃小点心、饼干什么的，却再没有前人的那种口福了——因为我们不仅失掉了那许多制作工艺和养生偏方，也失掉了在食物的制作和贮藏中的那些辛劳和快乐！

                                                                                   2010年4月4日

饭前甜点

上一次读《围城》差不多初中一年级，有十年了吧。而这十年间，我从未再读过，只偶尔想起一些段子，会翻出来求证——我想这种小说，只可做饭前甜点，好吃亦好嚼，但不宜多吃，一是吃不饱，二是容易发胖，想来还是《管锥篇》适合正餐。

今次也是这番。读牟宜之旧诗，“柔情莫把仇雠忘，清酒且将块垒浇。”，想想近代做旧诗的里面，谁的格调最高？还得是“不须上溯康乾世，回首同光已惘然！”的董斜川，于是，好容易借来一本被翻得棱角零落的《围城》，找到董斜川处，一路读来，甚有意思，想是又有几年积淀，面对钱老典故的驳杂、讽刺的巧妙，更能心领神会吧。

老是觉得知识分子总是要不一样的，应该是“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不苟言笑，再不然也得儒雅庄重；而以前也特羡慕所谓的文艺沙龙，风姿绰约的女主人，各类精英济济一堂，侃侃而谈……钱老的妙处在于四十年代就搞“解构”了：也是学人餐桌，也少不了诗歌、哲学、文艺，也少不了顾盼神飞的女人，而钱老笔下，此番人等，不是相互作践便是相互吹捧——“就是赞美也不会亲切中肯。”“知道这恭维不会满足自己，仿佛鸦片瘾发的时候只找到一包香烟的心理。”——聊天也是离不开“食”、“色”这两个圈子，无聊无趣无耻，可见一斑。

……

“只有做旧诗的人敢说不看新诗，做新诗的人从不肯说不懂旧诗的。”

这句“名言”不知引来了多少后学会心一笑。

想想，这个理论延伸开，还可以说：只有搞学术的敢说自己在写小说，没有写小说的敢说自己在搞学术；只有搞形而上学的敢说自己在搞文艺批评，没有搞文艺批评的敢说自己在搞形而上学。

我想起了作为钱老的后学，真正开创解构主义的德里达，而他最为学界诟病的就是所谓“以文学批评的方式颠覆了传统的形而上学”——“德里达先生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哲学家……几乎完全在哲学之外的领域里，例如，在电影研究、法国文学、英国文学等系科里”——他当然坚决反对用“审美的”来描述他的作品，然而这件事本身就很“解构”，很吊诡。

更解构的是，我最近正在阅读的这本书——《德里达的底线》，或许是国内仅有的比较全面的探讨德里达的著作了。作者陈晓明，却是中文出身，正宗搞文艺批评的。

我不是说搞文艺批评的不好，况且现今也没那么多顾忌，谁说搞文艺批评的就不能搞形而上学了。我只是不那么喜欢用这种“文人”式的研究：文人很容易审美化，写诗要格律化，写小说要脸谱化，搞研究也不那么逻辑、不那么调查统计或实验数据，而要“格式化”，讲究谋篇布局和起承转合，这是其一；其二是，文人很容易陷入“情绪化”，对某人大发议论，用尽所有褒义词或贬义词，叙述事件也要细致到早上出门有没有刷牙洗脸……

德里达，我想还不至于只会搞文艺批评——当然，他搞文艺批评肯定不会差——只是，“文人”式的研究，虽然很“解构”，却终究是饭前甜点，不宜多吃的！

2010年4月3日

时间的逝去

今天，我从网上下载了一个关于林璎的纪录片《Maya Lin (A Strong Clear Vision)》，很遗憾，没有字幕，中英文都没有，我根本不知道里面人在说什么，除了很简单的“Why not？”、“Excuse me！”之流。

我很喜欢镜头下的这个女子，即使以身为著名建筑师、耶鲁大学最年轻的博士，她也依然像极了一个中学生，拿着书本，匆匆来去，彷佛就要迟到受罚一样；而且，她无论是设计图纸、实地考察，还是材料挑选、监督施工，几乎所有工作都事必躬亲，实习生一般小心谨慎……

我这才发现，她原来真的是个中国人——虽然我们知道，她从小生在美国，不会讲中文——她有单纯执着的性格，有含蓄内敛的品行，她看起来娇小瘦弱、清秀而干净，真是典型的中国女子。

而且我们在介绍这位著名华裔设计师时，除了提到她被美国《生活》杂志评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一百位美国人”与“五十位美国未来的领袖”、被授予09年度美国国家艺术奖章之外，我们还会说她是著名诗人、建筑家林徽因的侄女——虽然我并不想为她再贴什么标签，她也并不需要被贴上这样那样的标签了，但是林徽因已然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美女+才女+母亲的代言人了，我们不可避免会那两人进行对比——她在很多地方也像极了这位了不起的姑妈，“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不论是外表、心灵，还是那份天才。

……

林璎虽然设计过越战纪念碑、民权纪念碑等政治含义浓厚的作品，她却更觉得自己是一个纯粹的艺术创造者，这些年她的创作一直贯彻环保理念，也越来越关注生态环境问题，并通过反刍自然获得更多灵感（比如《汇流》）。

晚近的通过先进的视觉技术来陈述自然的系列作品——比如《断裂的地景》等中小型作品——先放一边，我想说说，那个《天狗》（“逝去的时间”），宾夕法尼亚车站的钟。据说设计参考了月食原理，当黑夜来临，钟面会被背面的阴影咬去一块。我在网上只能搜到一张截图，我无法想象这个钟到底是什么样的，它到底是怎样被咬去了一块的。

但是，逝去的时间，本身已说明了，它让人们看到了被咬去的、注定无法挽回的那些东西，比如时间，比如死亡……这是一脉相承于越战纪念碑的佳作，我们能看到的时间已经逝去了，我们在经历时间的时候，时间悄然流逝。我想，她也并不仅仅是要告诉我们这个人人都知道却不愿承认的道理吧。

我估计她是想说，面对时间的逝去，虽然本身很残酷，然而依然需要在这种流逝中倾泻我们的悲哀，它就像我们会死亡一样简单——

“天狗”吃掉半边月亮，但是残缺的月亮还在，就好像我们的人生……

                                                                      2010年4月2日

“多余”的悲悯

有时候，我会很想哭，我想是我的心里乘不下那么多的悲悯吧。

看《夹边沟纪事》的时候在哭，看《墓碑》的时候在哭，看《佩德罗·巴拉莫》的时候也在哭，甚至看一部悲情电视剧都会涕泪横流，伤心的要命。哭泣，是面对我们无法承受的悲悯的宣泄。傻子不会哭，他们很快乐，因为他们无法为世界上所有的无能为力和痛不欲生而感到悲悯。

会哭泣，是好事，至少它说明你的心还没有死去。

我记得美国华盛顿有一座著名的“哭墙”——即越战纪念碑——我一直觉得不过是一面墙（刻满57000名越战阵亡士兵的名字）罢了，直到无意中看到这座碑的图片，我才发现，它不仅是一面墙，它是一面“嵌入地下”的墙！彷佛大地上的一道伤口，血痕累累，舔舐着人们的悲悯；又象征了大地对死亡的宽恕与包容，似乎所有的“原罪”都掩埋于她自身的伤口内，掩埋于她孕育的子宫里……

我是在阅读谢阁兰的《碑》以后对各种碑感兴趣的——虽然我更感兴趣的是碑的象征意义和历史味道——有无字碑、有反字碑、有稀奇古怪的图案或雕塑的碑、也有无碑之碑，但我从未见过一座碑是在地下的，它让人忘记了碑的尊严傲岸，碑仅仅可以纪念和收容，它纪念各种死亡，收容我们内心乘不下的那么多悲悯。

这座伟大的纪念碑的设计者，是当年21岁的华裔女孩林璎，我不知道她是怎样的天才和努力，不过当她“想象着自己用小刀将地面立体切开并翻起成两翼，一边指向林肯纪念碑，另一边指向华盛顿，上面还按顺序刻着阵亡者的名字”，我就知道，她不是在设计一座纪念碑，而是在悲悯全人类了……战争、政治风波、各种天灾人祸，为我们带来了无穷无尽的坏消息，当然，再坏的消息也没有死亡本身为我们带来的伤痛巨大。“只有当你接受和承认痛苦的现实之后，才有机会去愈合那些伤口并走出它们的阴影，从而超越它们。”林璎告诉我们的就是，当我们站在这个大地的裂口里面，面对黑色大理石肃穆的墙体和57000个亲人的名字时，我们才是真正站在了死亡面前，我们才能放肆出我们承受不了的悲悯，“多余”的悲悯才会如泉涌般流泻，从而超越我们眼下的悲悯——为大地的哭泣而落泪，为天空的理想而高飞！

……

长大后的林璎必然成为著名的建筑师了，她后来的作品依旧充满了奇思妙想和人文关怀——比如耶鲁大学的women’s table，蒙哥马利的民权运动纪念碑等等——而且当年备受争议的越战纪念碑也成了今日华府最著名的景区之一了，每年有200万人来此参观、纪念。

我想一个天才的设计师必然也先是一个人，他们应该也有不能承受的悲悯，然而他们的天才之处就在于，他们不仅为整个人类悲悯，而且帮助我们释放我们的“多余”的悲悯！

                                                                           2010年4月1日

肉身的城墙

进城务工人员，多半没什么技术，皆是做最辛苦、最繁重的体力工作；男性，青壮年，又多半在建筑工地干过。

我们的建筑工地，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像马蜂窝一样整齐密布、无孔不入。随便一个一、二、三线城市，都能看见尘嚣弥漫下轰隆隆的施工队伍。建筑彰显着城市的历史，彰显着城市达达的马蹄声，它告诉我们：我们生活的地方，还是充满了可开发利用的资源的不是吗？

搅拌机哐啷哐啷的转动起来，钢筋水泥瞬间变成了金屋碧瓦，只要它还在转动，人们就可安心——这里还是有净土不曾糟蹋的；曾经的城墙、牌楼、庙宇，在各类新兴的赝品间——气贯长虹的摩天大楼电线杆子似的一根根傻立在城市里；各种所谓仿巴洛克风格的花园洋房在沙尘暴中尤其面目可憎；娱乐商业广场扭着变了形的腰肢在所有完成的和即将完成的城市中不断复制上演；数不胜数的立交桥、过街天桥、地下通道如富饶大地上七扭八歪的一张张创可贴——显得格格不入，有碍和谐。或许早就该把它们统统炸掉，在碎石瓦砾间又可以哐啷哐啷地搅拌起来，人们也可以安心的对自己说：我们生活的地方，还是充满了可开发利用的资源的不是吗？

我们的农民工兄弟不会关心他们会建成什么，只关心他们在建什么以及建成后的成就和报酬……我总是在想，那些搞房地产的投机商人们利润得多高，一个个弄得肥头大耳的，成天在糖尿病、酒精肝、胃下垂中度过，终死于心肌梗塞；而我们没日没夜、拼死拼活的兄弟们到底能拿多少所谓“报酬”呢？

不过有一点倒是值得欣慰的，建筑工地上没有那么多的伤亡事故被曝光（我也怀疑仅仅只是没有被曝光），不像小煤窑那样经常会有人拿来说事。其实，这个也很容易解释，小煤窑基本上只是山西省的事，不容易复制的，范围小数量也小；而建筑业是全国范围无孔不入的，或许一天内全国建筑事故就比全年的山西煤窑还惊爆——问题是死一个人是事故，死一百个人就不是了；死一百个人是事故，死一万个人就不是了！

想想当年秦始皇修长城死了多少人，古代那些华丽丽的宫殿要多少肉身才能筑成！然而，牺牲有时候会是必须的，已经牺牲的肯定是必然的。重要的是这些牺牲的价值多大程度上对等——从绝对意义上是不可能对等的——以及我们如何看待这些牺牲。

……

古代人在建造城市的时候，其实很注重人自身对城市的架构，人与城市、空间的和谐，身体和城市之间存在许多微妙的关系。美国学者理查德·桑内特就专门著书探讨西方文明中身体与城市（即《肉体与石头》），比如，他在文中说到希腊人对声音的注重，也就是自我的表达和交流的坦荡，他们的城市是开放式的，易于沟通的，不论是公共集市还是普通民房，都是一个聆听声音和发出声音的地方。

专门探讨我国城市和身体之关系的著作我还没看到，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胡来吧——你且瞧瞧今日的首都：“东城像民国、西城像苏联、宣武像北朝鲜、崇文像香港新界、朝阳像火星暗面。”（梁思成先生曾愿意用一条腿换北京一座城门的保存），——万里长城是用数十万数百万人肉身筑成的，但同时，他也成了我们的肉身，成了我们的脊梁。

我想，那些用肉身筑成的城墙，也同我们人一样，说不准哪天，也会死了！

                                                                   2010年3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