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30年代关于“晦涩”问题的大讨论中曾经浮现过这样一种并未引起人们重视的观点：凡解释得“通”的就不是“晦涩”的^[1]。但什么是“通”？通过对这场解诗对话的分析，我们不妨说，读者能够获得一种自己的解释，可以自圆其说，并最终通达了某种“非个人化”的艺术体验，就是“通”。在对“晦涩”这一内蕴丰富的现代诗学范畴的探讨中，这种观点虽显抽象，但从多方面迹象看倒似乎与卞之琳固有的接受观念相合。

在1989年的一篇回忆文章中[2]，作者再次重申了最清楚不过的文学自白：“我自己……在文学倾向上一方面继续承接中国某一路诗风传统、和借鉴西方以象征派开始的现代主义诗风新招，一方面实已在文学表层意义的传达问题上却一贯接近梁实秋的新古典主义所要求的明白清楚；一方面既多少

提交的文章。这实在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一篇性情之作。

                                   重识一场诗学对话

                      ——1930年代“现代派”诗歌接受视阈中的卞之琳

摘   要

上世纪30年代，“现代派”诗风的盛行为诗歌解读和批评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难度，新诗的传播程式也由传统的诗人—诗歌—读者，转变为以诗人—批评家（解诗者）为核心环节向读者幅散的形态。迫于现实语境的压力，一方面，诗人和批评家在面向大众时，不得不一同充当起启蒙师的角色，另一方面，“现代派”诗歌的中坚力量卞之琳，亦需在“自我解读”的过程中克服掉二者之间的抵牾，赢得更具有历史“合法性”的自我想象。两种

去年寒假的作业一篇，搁了一年也没落下什么新东西，倒是对那时简简单单想问题的自己越发陌生了。发在《艺术广角》09年第1期，后期福柯的权力更是生产性的，是本文忽略最为重要的一点。

提   要

福柯的权力理论认为，现代社会管理机构是社会对个体（主体）实行规训的机制，这在现代社会文明化、科学化运作的精神病院中体现尤为隐秘。通过福柯名作《疯癫与文明》与电影《飞越疯人院》的对比阅读，我们发现福柯所关注的“疯人”与理性间的恒常冲突以具体形式展现了出来，理性对非理性的压制已然触及人类文明底线，而主体微弱的抗争不过再次证明了两者间对话的无望。

关键词 《飞越疯人院》；《疯癫与文明》；福柯；权力

必须交待在先的是，我是在阅读福柯华丽的开篇之作《疯癫与文明》的过程中，产生了重看这部经典电影的冲动的，这便在显示了两者有某种互文性的同时，也预示了我终将要带着某种理论的“期待”去解析这部电影。而且，记得若干年前，我对这部电影的第一感觉就是“这也太‘福柯’了吧”，那么选择两个相近到

    由于某种机缘，最近把小枫老师的一些随笔又拿出来翻了。不得不承认，对于此人，我属于很买账的那种，却也没有到捧回家当块匾供着的程度，不过是在几个关键点上，命运好像总会出其不意地把我带到这人物面前，神秘兮兮的。

    在12年前的一篇结尾中他说，就像一张出入境时必须填写“职业归属”的表格，它促使学术人返身自问，自觉自己的论述和宣称的位置在哪里。无论是为了国家权力还是为了社会权利，学问总是个体性的，是个体做出来的。因而个体与学问的生存关系才是最机要的问题。所以比之于布尔迪厄和华勒斯坦，福柯的论述才是对现代学问制度的现代性或者说正当性最富挑战的，因为他涉及了知识与个体人身的关系问题，直接动摇了学问制度本身。

    那天讨论时被一个问题问到，没有反应过来，我总是缺乏那种瞬间就能爆破出巨大话语能量的本事,经常为此耿耿于怀。

    我为什么不能像我老师一样？

    老师多年与诗歌耳鬓厮磨，对诗歌所下的每一个判断，无不带着款款深情，老师是爱诗的人。一次次谨审的回眸，从晚清“诗界革命”开始起，诗歌变革就被当作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有机组成部分，每当风云变幻之际，爱诗者都为诗歌沦为“工具”的命运叹息。所以诗者贵纯，诗是滋养人心灵的，所以老师始终说不要对诗有过多要求，过多承担。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可以上街游行，可以回来受处分，但，时时澄静你的诗，为诗留一片梦境吧，只要你和诗有关，不管写，学，或所谓“研究”。否则，我们搞政治不一定有政治家搞得好，还添乱。

    没错，一切都没错。可这里有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诗人呢？诗人是活生生的人，怎么能轻易模糊诗人的多重身份？诗人首先是一名公民，其次是知识分

如果您把广场上的拳头和呐喊全都视为对死者的亵渎，那么按照您今天的思路是否觉得这正表明民众们已自发地，不约而同地将地震视为“灾害”，而非“灾难”了？而这正遮蔽了人祸的意味、强化了天灾的无情？可是您为什么不把它理解为一种更加单纯的民族认同感呢？有人说地震犹如非点与雪灾，使全民进入“战时”状态，它唤起了国民沉睡已久的民族道德感，使人们可以在这想象的共同体的掩体之下众志成城，至少在心理层面上抵抗住灾难，应该怎么看这种观点呢？或者说，过早的理性质疑是否不合时宜？难道就没有点涣散军心的危险么？

这是我反复在心里嘀咕、想问讲者的问题，可是最后按耐住了，那是因为我看到了主持老师的脸。立场

结束了今天上午学位课，这学期最后一件事务性的工作也过去了。这次我讲的精神分析，很仓促，准备的不好，填的过满必然没有空间发挥了。一个比较得意的黄金甲弑父分析也没有放出来，所有效果都打折扣。可能也是心态应然。有必要么？长久以来，像个刚进门的小媳妇，处处谨慎，努力，不敢有半点掉以轻心，按说这么久也该适应了，算是这个专业的人了，该拿出些气魄来才是。

今天和朋友聊才发现，对待事情，再不能像本科那样处之泰然了，那时似乎有些争强好胜的劲头，又不愿让人发现，凡事要么不做，要么做到最好，竞选和讲课，刊物和工作，总还有那份匠心，让人眼前一亮的自信，着手也就从容起来。

现在不同，从上学期到现在，我在公众场合的面目大概是很模糊的，生活中又实在懒得用笔去勾勒另一副面孔，很懒，懒到两个月不写一行字，就这样。前两天看了师兄，偶然心间一动，觉得虚度光阴无异于犯罪，对从前的自己犯下不可饶恕之罪，想我两年前的心气与节奏是什么呢？人怎么可以让劣性霸占到如此程度。

先知：在痛苦中孤独前行

——对梁小斌后期诗作的考析，兼论与第三代诗歌异同

    摘要：当代新诗发展过程中从来都不乏命名的冲动，然而将广袤的创作实际纳入相对板滞的“秩序”建构，无疑会遮蔽生态多姿的创作现象，梁小斌便是一位被忽略至深的独异诗人。本文从“使梁小斌成为梁小斌”的缺失性体验入手，考察他1983年之后的创作轨迹，并以此为基点分析他和第三代诗人看似相同实则大相异趣的语言观及写作实践，以期窥见诗人后期诗歌写作在当代诗歌史中的独立形态和意义。

诗人因受了神意的感召，明睁着“第三只眼睛”，时刻谛听那来自天空的震颤和藤蔓生长的声音……这是二十多年前，徐敬亚满怀激情地赋予梁小斌的先知者形象。时至今日，我仍觉得徐敬亚对于诗人的直觉是如此准确，因为无论哪个时期，诗人梁小斌都是一个顽强地走在自己路上的独行者。极度敏感的内心，和那份汲汲于个人命题的焦虑，冥冥中为他保持着一幅永不退色的先锋面颜。在

08-03-23

今天梁小斌老师打来电话。得到他的肯定，心里还是比较踏实。

对于他的言语方式，我已经了熟于心。我想所谓“有头脑”不过是切中诗人之为诗人的那一点，然后说出他所未能说出的，他不好意思说出的，以及最刺痛他的他者的声音，当然，这些都是以我的眼光贯穿之。我仍然认为我的比较虽然做得不很到位，但点却找的对劲。我注意到他的散布于各处言论中虽未明言，但时刻萦绕于心的一个指向，那就是第三代。我很认真读他在诗刊社的讲座那篇文章，花了些功夫辨明他到底要说什么。陈超在写韩东印象时说“韩东是我认识的诗人中少数能将文章写清楚的人之一”。梁小斌显然属于大多数了。他不分行的文字是典型的诗人文字，思维跳跃至常人所不能理解乃至烦乱的地步。所以那时我想知人论世往往是最不容易的一步，也是我们做学问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