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阳光特别好。儿子在新家那个高地踢球踢得乐不颠颠儿的。

    好久不曾去新家那里了，想起来好像去新家的大部分日子都是艳阳天，对成都人民来说很稀罕的天气。新家曾经是一个梦想，承载着为人子女累并快乐着的完满期待。

    好像有两种情境，很容易给人时光倒错的恍惚，一是音乐包围，二是阳光包围。就好像今天，好像什么都不曾发生过，经历过的人和事，就像灰一般，不用抹，也翩翩的轻舞，直至消散了。

    这当然只是音乐里和阳光下的错觉而已。结疤的结了疤。破碎的破碎了。

    想起小柯，第一次见他在电视上唱歌，是唱的那首《北京秋天的黄昏》，歌词很文学很美好，旋律很优美很圆满，诠释得很认真很规矩。歌曲、表现，与他当时的穿着有一种奇妙的统一。我记得当时他是平头一个，穿一件黑色的衬衣，扎在一条抖抖的灰色西裤里，很优美圆满的样子。

    对比高晓松乱且重的头发和夸张言行，对比老狼懒散悠闲的脾性和如风生涯，小柯总是很入世，而且入得圆润、投入和彻底。给我印象是这样的。无怪乎《北京欢迎你》主打了。

    买了小柯三张唱片，还是挺喜欢听。不管唱片文案如何意在何处，他总是配以圆满旋律，很多时候让人听着就会免却很多陡峭想法似地。也许，这是当下最适宜的存在方式了，追求一点点个性、一点点气韵，但终归要捏拿出一个和谐美好的大体。

    只是，《北京欢迎你》成主题曲而他始终没有多少铁忠歌迷，以《你说我容易吗》为突破却仿佛总突破不了，仿佛总缺了点什么，而且是最重要的一点什么。在我狭窄的理解里，可能，这就是完满生存方式最致命的遗憾吧。

    说归说。《兄弟》真的不错。

    女人看女人的眼光都是挑剔的。女人由衷爱戴的十大女人，和男人由衷爱戴的十大女人，说不定八竿子打不着。

    儿子在午睡，我罗列罗列记忆中曾经由衷爱戴过的女孩和女人们。照片贴出来好像乱七八糟的，呵呵。

    这个这个苏慧伦，好像是高一挖掘到的偶像，好几年真的是我偶像啊。样子可人，性格可人，歌声可人。歌都很合我口味的。

这个这个陶晶莹，她奔放、大气、智慧、狡鬽，实在是吸引我得很。

这个这个是杨采妮。我高中三年的书桌下都贴着她露长腿的玉女片片，一直觉得她长得可真好看啊，表现也自然大方，美女楷模啊。

这个这个伊能静，美丽是她自己打的招牌。有点矫情，有点女人才情，非常爱美，非常不服老。但是，不得不承认，她打扮得还真美，嘿嘿

这个这个，说过的。学哲学的女人，永远扮嫩的女人，玩个性的女人。噢噢噢。

这个这个我本来不认识，初中时我们家乡流行看卫视中文台，有不少同学和同学妈妈都大呼小叫的通知我看卫视中文台，因为她们热情洋溢激动澎湃的觉得我和她长得好像啊感觉上。我当时看了确实觉得她长得亲切得很。可现在再看，岁月啊，真的分道扬镳得厉害啊。

这个这个性感老外的声音我一听就爱上了，浑厚的、曲折的、奔放的、感性的、性感的，给三个男士推荐过，他们都不喜欢。啊哦，性别差异么?

这个这个老外的声音陪伴我最艰苦卓绝的考研深夜复习阶段，别的不说，她唱歌的力量感好鼓舞人心催人奋进，POWER，POWER，吼吼。

    矫情就矫情，文艺就文艺，幼稚就幼稚，装神就装神。

    喜欢就喜欢。喜欢就是喜欢。

    她说那句“每天我都大摇大摆的生活”的姿态，就是可爱。

    11.14，就是要去听她唱歌。

    风雨无阻，虽然省体育馆是有屋顶的室内馆。

    用这个词表示意愿。

    毕竟，小资是要花钱的嘛。

    最便宜的都是280块。很不文艺的呼吁一下：

    群众的精神文化消费太贵了！

 大约两个月前，大多在欢乐谷~~

前几天拍的~~~

    生活给我极大的快乐，但只需有一点儿风吹草动、一丁点儿的东西，我们就会落到边界的另一端，在那里，没有什么东西是有意义的。人的生命的所有的秘密就在于，一切都发生在离这条边界非常之近甚至有直接接触的地方，它们之间的距离不是以公里计，而是以毫米计的。

                                                     Milan Kundera

    邵颖波/文

    你从浅薄的人嘴里听到他夸夸其谈的事，其实往往就是他最不懂的东西。不仅如此，这些人有时候完全是出于炫耀的目的，竟然经常把想象中的事情当成真事说给别人听，说到最后连他自己也以为确实发生过。

　　在我上大学的时代，也就是1980年代中期，正好赶上西方思潮奔涌而来，它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这些头脑中一些已经快要凝固了的东西给融化了，坏处呢，就是把我们的脑子全搞乱了。我们要么把弗洛伊德、尼采和叔本华这些完全不是一回事的人物搞在一起，因为实在不懂而刻意崇拜；要么打着自由主义的大旗逃离古汉语课堂，然后到街上做点卖气球之类的小生意。那时候追女生一不靠钱二不靠名，只要跟她狂侃《梦的解析》就行了。不要以为我们真的好好读过这些书，我们只是听过某些讲座而已。

　　那时候只有关于这些新思潮的讲座才可能把我们这些学生牢牢地吸进教室，如果去晚了，我们也会像壁虎一样紧紧地抓住窗外的铁栏杆断断续续听上几句，不管听到什么大家都会相互传播，并立即用来解释实际的生活。比如，《梦的解析》就被我们完全当成了关于性的学说，几乎没有几个人知道我们所津津乐道的东西其实是出自他的《性学三论》。反正，当我们举着气球叫卖的时候，准会有些人哄笑，大叫。但按照对弗洛伊德的如此理解，我们的举动正表现出了对性的渴望。

　　想想真是好笑，在乍一接触到各种新思潮的时候，我们这些懵懵懂懂的脑壳根本就没有一丁点理解的能力，我们的兴趣就是不停地说呀说呀，然后再将它生生地套到生活上面。我们甚至把传播新思潮当成了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不管对错，也不容反驳——当然，也没有什么人想跟你争辩什么，年纪长一点的，自有人家的生活逻辑，你说他落伍僵化他也不屑于理你；至于年龄比我们更小的，那当然只有听的份了。更何况如果你有绘声绘色、手舞足蹈的本事，还有可能赢得不少青睐呢。

　　关于什么是自由和自由主义，在我们那个年龄肯定是没法儿明白的，但是因为这个名词本身确实契合了我们内心的某种需求和冲动，所以它很快就泛滥开来，而且也必然会在泛滥的过程中被异化，一些现在想来令人羞愧的行为也在新理论的旗号之下被罩上了一层光环，比如逃课、偷书、坐火车不买票什么的。

　　有一本叫作《假如明天来临》的书助长了这种气势。那本书里讲的是一个足智多谋、胆大艺高的女骗子的故事，一时流传甚广。在我们一群学生当中，因此也展开了一场“智商”比赛：一个学期下来，大家要比一比谁偷来的书多，谁逃掉的火车票多。

　　那时候社会上对大学生的普遍看法是高分低能，眼高手低，不切实际，但我的一位聪明的同学恰恰利用了这种社会心理，在逃票比赛中拔得了头筹。当他趁乱挤到了火车上之后，就直奔列车员，对人家说，本来是两个同学一起回家的，可是刚才挤散了，请列车员用广播帮着找人。可想而之，无论广播多少遍，那个虚拟的同学也不会回应。这时，我同学及时把握时机，装出很可怜的样子说：“我所有的东西都在那个同学身上，我连买吃的东西的钱都没有了。”结果，不但从头到尾没人查他火车票，列车长还把他领到餐车里美美地大吃了一顿，而且一直都在感叹大学生怎么能这样高分低能。当时这件事简直让我们都乐疯了，结果第二年就有另外一名同学复制了他的办法，整个过程就像重放电影，他一样没有被查票，一样吃了列车提供的免费午餐，但却出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结尾：到站后，人家直接把他送到了车站补票处，说明情况，让车站把他的学生证留下，允许他假期结束之后再次经过这里的时候补票。

　　新名词、新概念、新理论和新观念，这些是人们永远热衷的东西，的确能够带给人很多启发，但在一开始时并不一定会发展出好的结果来，尤其对于那些从来不想因为深入实际的思考而耽误取得成果的时机的人来说。接触了新东西的第一个反应是会在头脑中产生梦想，但是梦想往往也被人称之为妄想。梦想和妄想之间其实本质上没有什么分别，都不过是为达成愿望的一种精神活动而已，只不过因为它们产生的基础——智力水平——不同，在实现的可能性上也就有了差距。

　　有一年我在放假回家的火车上进入了梦乡，隐隐约约听到广播里报道联合国官员要来北京访问的消息，还说欢迎人民群众广泛参加，与官员们直接进行对话。我一高兴就真的去了，结果还真的和一位外宾相见甚欢，那个外国人长什么样至今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尤其记得当他听到我对弗洛伊德的学说竟有如此高深地理解时，那副惊讶的表情。醒来以后，我心里真是难受极了，实在不愿意相信这是南柯一梦。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知道南柯一梦的来历。这个故事出自唐朝李公佐写的《南柯太守传》，说是一个人喝过酒之后，梦到自己被一个国王请去当官，还娶了公主，正巧国家有事，非常需要他，于是他到南柯当了太守，还大有作为，名利地位带给他的那份荣耀实在令人痴迷，只是后来才发现，他梦里那一片广阔的天地其实就是他家槐树下的一个蚂蚁洞而已。

　　那个遍地思潮的年代虽然很快趋于平静，但是，那种现买现卖、不求甚解的毛病还是深深地影响了我们那一代人。虽然从此以后东西方的文化交流日益成为一件平常的事，但是，我们这一代人喜欢拿一些常人不太懂的东西来说事的毛病，并没有随着人的成长而消失。这些难懂的东西在以前可以笼统地称为哲学，但现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学说也越来越多，甚至还出现了很多专门为了把这些学说套到生活上的各类咨询公司，他们给出的解决方案会不会也和那时候的我们把卖气球解释为性冲动一样呢？

来源：敖天文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