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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育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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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熊育群端午节出生于汨罗江畔,同济大学建筑工程系毕业,曾任湖南省建筑设计院工程师、湖南省新闻图片社副社长、羊城晚报高级编辑、文艺部副主任,一级作家。现任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广东文学院院长、中国作协散文委员会委员、同济大学兼职教授、广东省作协散文创作委员会主任。1985年开始发表诗歌,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中国作家》郭沫若散文奖等,散文连续五年入选中国年度散文排行榜。出版有诗集《三只眼睛》,散文集及长篇作品《春天的十二条河流》、《西藏的感动》、《走不完的西藏》、《灵地西藏》、《罗马的时光游戏》、《路上的祖先》、《雪域神灵》、《奢华的乡土》,摄影散文集《探险西藏》,文艺对话录《把你点燃》等16部作品。 
《连尔居》
        作家出版社
《一直在奔跑》
 
 一直在奔跑:艺术大师对话 熊育群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中国文联出版社
《罗马的时光游戏
 
      中国青年出版社
《雪域神灵》
 
《探险西藏》
探险西藏
随花而起——笔夹
春天的十二条河流
《把你点燃》
怒江、澜沧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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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访谈

文化

一部探索、创新,象征意味强烈的作品

——熊育群长篇小说《连尔居》研讨会发言摘要

 

 

梁鸿鹰(主持)由中国作协创研部、广东省作协、中国作家杂志社和作家出版社联合主办,湖南岳阳市屈原管理区协办的熊育群长篇小说《连尔居》研讨会现在开始。今天大家将对一个创作实力雄厚的作家的新作进行研讨。熊育群的《连尔居》是我们中国作协重点扶持作品。熊育群现在是广东文学院院长,他有丰富的生活经历和创作经验,他的新作《连尔居》显然以自己的出生成长地屈原管理区作为背景,以人物为重点书写对象,它让我们看到了不同的价值观、人生观展现出来的丰富性。特别是这部作品进行了一些可贵的尝试,相信通过这次研讨将对我们的创作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一部带有“熊味”的小说

 

李敬泽:熊育群以散文名世。多年前我劝他写小说,他不听我的,现在终于写起来了。《连尔居》这部长篇是熊育群创作生涯中的一个重要突破。

当然,长期写散文,一朝写小说,这是进入了一个不同的艺术领域,对熊育群是一个新的挑战。翻开《连尔居》,读第一段,我心里就想,这真是散文家的小说,语言的散文气息很重。小说和散文语言上确有不同,写小说不全是做文章。但这当然也不可一概而论,就《连尔居》来说,散文化的语态和语调也构成了艺术特点。《追忆逝水年华》,一上来小甜饼,那就是大块散文。《连尔居》也是回望和追忆,它的艺术目的不是事件,而是记忆本身,所以,充分利用散文的话语方式和修辞方式,是为了更微妙、更准确地书写记忆。同时,这部小说的结构看上去也不太“小说”,没有中心事件和中心人物,甚至作者在后记里还有意拆解虚构与非虚构的界限,把文本打开,这都是富于探索性的尝试。结果,《连尔居》既有小说的味又有散文的味,还是非常独特的味,可以简称“熊味”。

      《连尔居》的内容,我估计年轻的读者可能会觉得陌生,认为那很遥远、与自己了不相关。这个世界从来不仅仅是由今天构成的,要充分地认识理解此时此刻,需要有一个历史的纵深。但我们这个时代大家已经习惯于对事物做当下的理解,微博上、微信上,事情在今天发生,也在今天即时完成理解,这使事物常常只有一个面相,就是现在、此时。而文学的力量恰恰在于,它能帮助我们尽可能整全地感受世界。《连尔居》里,既有对过往岁月诗意充沛的回望,也有对经验的沉着缜密的审视和梳理。充分展现了熊育群的艺术能力和思想能力。2013年,有《繁花》、《日夜书》等一批着力追溯今日之上游的长篇出版,把《连尔居》放在整个序列中,更能看出它的独特价值。深入体会中国经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艺术地把握它的结构、它的来龙去脉,我们才能有力地认识生活、反映时代,讲好“中国故事”。

 

 

 

    艾克拜尔·米吉提:熊育群的《连尔居》在我们《中国作家》发出来,反响不错。连尔居既是村子又是分场的一个生产队,熊育群以此为轴心把故事铺展开来,字里行间可以看到当时真实的历史背景,这个村子甚至联系着延安,联系到中央,联系当时的政策方针,这样的写法比较真实。熊育群以切身的感受,以真实的细节,使作品具有了生命力。小说中这些人物都是活的,甚至我们可以把握到熊育群自己的童年、青年时期的感受,这样的作品有它的意义。《连尔居》的语言用湖南方言来写,我开始的时候感觉别扭,但是后来也还行,总之湖南话的水平有所提升,这样的一种尝试也很有意义。现在80后、90后对之前的历史没有一点印象,而很多著作都是抽象的概念,读熊育群这样的长篇,以细节的形式展示的时候,让后来者能够感受那段历史的体温,从这点说,《连尔居》是很有价值的。

  

    张陵:这本书是我们作家出版社出版的。熊育群写的是一部探索小说,从文体、结构和思路上进行探索,包括文化方面的探索。现在研讨会很多,大都是带有表彰性的,熊育群这部小说更像我们行业内、专业内的研讨会。所以我建议大家从文学的专业的角度,探讨一下文学创作、发展,或者文体之间的关系、规律。这么多人坐下来真正讨论自己东西的机会不是很多,今天正好可以谈一些专业上的问题。

    熊育群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能写成这样是很有分量的,我们能够出版这本书,我们感到很高兴,我想在这里先祝贺一下熊育群。

 

 

连尔居,一个人格化的村庄

 

    吴义勤:长篇小说散文化的写法我是很认同的,它其实是新时期以来先锋小说以后反情节化的一种小说写法,是一种很独特的类型。熊育群是一个有散文功底的作家,读他的小说,就好像读他的诗,把《连尔居》为代表的中国乡村的农事诗、风俗史和乡村生活史呈现在我们面前,而且是一个散文化、诗化的方式,一个片断的方式。它的片断本身构成审美的情境,情境自身是丰富的。

    第二,这部小说中的人物,是一个个乡村人物的列传,写了很多很多的人物,每个人物都有它的关系,有支撑人物美学性的东西,有深度的挖掘,每一个人物都呈现出他的性格和美学上的完整性,但是每个人呈现的方式又是不一样的,有的人,有的时候有大起大合的故事情节,有的人只是过客一般匆匆而过,但每个人物的背后呈现的都是命运的美感和痛感,是人性的柔软与幽深,具有很强的文学性。

    第三,他的语言很有特色,很有审美的意味。这部小说对方言的审美性有很多尝试,你可细细体味方言文化的内涵。方言是文化的载体,他的小说里面语言不是那种平面化的、形态化的语言,它有着历史、时代的承载,但历史本身可以忽略,语言自身的光芒却无法被遮蔽。

    第四,小说的风格奇特,它是融自然、政治、人、宗教、灵异于一体的艺术世界,有一种复合性的、杂糅的文学风格。这种风格体现了作者的很多探索与追求,结构上它追求的是慢结构,画面和情景本身是静态的,静态的景观需要我们以经典的传统的文学审美方式面对,需要对每个细节进行回味。

    最后,小说的最大价值在于写出了一个有灵魂的有生命的连尔居。连尔居写活了,写出生命来了,连尔居就是有生命的、有灵性的、有性格的地方,因此它实际上成为小说里面最大的人物,所有的人物之外,人物列传之外最大的人物就是连尔居。一个作家通过他的文学的方式、美学的方式塑造出来了一个人格化的村庄,这是一个很大的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个人很喜欢这部作品。特别是今天的文学创作出现了另外一种形式的主题先行,很多小说其实是被我们这个时代,或者媒体给予了过高的评价。有的时候我们把所谓批判性说成是对一个时代认识与尽收眼底写的全部,但是,作为文学,如果不是通过文学的方式去达到对世界的认识,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去传达一些主观的认识,那实际上是对文学本身的一种伤害。《连尔居》选择的是回到文学本身的一种方式,它的文学性、审美性表明:小说最终还是小说,不管你达到怎样的认识水平,但前提是你呈现给读者的必须是小说,是文学,我们不能以外在的目标作为判断一个小说存在的意义。

 

真切而温暖的连尔居

 

    胡平:这个小说我比较喜欢,它有一些特点。一个是它营造的真实氛围——虽有些魔幻色彩,并不很强——纪实感很强,内容非常像作者的实际的经历。这种纪实感,首先来自前几章打下的基调,让人明显感到文本出自熊育群对少年时代的记忆,重现了那个年代的环境和人群,令人深信不疑。这很重要,亲历感后来贯穿了全书,也就具有了较强的亲和力和感染力,以至于看不出作者添加的虚构,这种叙事策略是熊育群非常成功的地方。

    《连尔居》和普通小说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它没有主要人物,只有叙述者和许多其他人的命运,这个我开始不太习惯。对长篇小说来讲,缺乏主人公,本来是一个缺点,但读完后却感到这一点是可以容忍的——他着意写了连尔居人的群体形象,而生活的本来面貌也许就是这样,也许小说也可以这样写,我们没有感到缺少什么。这可以看作是熊育群的一种实验。

小说的叙述很低调,很平和,毫无虚饰,色彩强烈的词基本不用,轻描淡写,更增添了写实和实写的氛围。

关于“文革”生活的描述,是同类描写中最真切的。“文革”是一场悲剧,但也是一个考验人性的大背景。青年吴小潞偷听敌台被打成反革命,寻短见时惠英把他救下来;老革命黄石安被打成右派,批斗时缘山老倌用铁壶喂他酒喝,都是去政治化的,强调了人性的温暖。所以,这个作品写“文革”是充满人情味的,这种人情来自底层,来自连尔居,也就写出了连尔居人的淳朴可爱。

书中的人物虽然多,但重点写的人物都写出来了,有的没有重点写的人物,也写出来了。譬如写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孙茂崧,一瘸一拐地在村里走路,都让人望着崇敬;写地主的两个女儿,见人就躲,不上学,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寥寥几笔就写得活灵活现,而且感人。

书中发生的事件很多,不少是别具特色的,没人写过,如三个鳏夫和一个寡妇的故事,建厕所的故事等,都很有意思。熊育群笔下的连尔居的生活确实丰富多彩,而他能够组织起来,组织成完整的作品,也是需要相当才能的。全书给我们一个连尔居的整体氛围,一块土地上善良人们的群体形象。

 

生命的寓言与民族精神的象征

 

雷达:熊育群本是一个优秀的散文家,而且是在文化大散文名声不佳和日渐式微的情境下,以他出色的文化散文赢得了大家首肯。他不是那种艺术感悟力达不到,发现力达不到,于是不得不把知识、史料当做主体来写的人;他的心灵的延伸力量和艺术发现力量都很强。那么,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连尔居》怎么样,有些什么特点?这是一种探索性的写作,比较成功,这个作品有一些特点值得评说:

第一个是纪实与描绘的结合,虚与实的结合。写虚,写意,同样能让人如坠梦境,亦真亦幻,所谓我七岁,分不清梦与现实,那地道战,深挖洞,踩踏忘魂草,滑入梦境,带我到了一个更大的世界。

第二、《连尔居》背后有一种东西,它表现了对时间的观念,对生命的理解,所以可说是向生命致敬之作。这部作品的象征性、寓言性很强。连尔居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农场味儿非常浓郁,有一种农场文化存焉。正如作者所言,对于出生于上个世纪60年代的人来说,其实经历了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种经历自然会让我们进行比较,然后思考什么才是合符人性的、是人真正想要的生活,进而思考文明是什么,人类要走向何处?现实世界到底是文明还是野蛮?这个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的村庄,是一个从洞庭湖围湖造田围出来的村庄,在芦苇、河汊、黑土地的辽阔荒野里,人们直接面对着大自然,每个人都有自己丰富生动的表情,有自由意志,有最自然的个性,独特的才能,特别是平等、宽容、尊严、善意和爱,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在意识形态、科技和外来文明侵入前,它几乎是一个理想的模型――人类在大地上最原始最本真的生存状态。可是,它绝不可能遗世独立,“文革”就是打破幻梦的重要时间,人性之恶,人的遭践踏,被忽视,达于极点,这里也不例外。正是这样两种世界的对比、参照、碰撞,引发了深深的思考。

第三个特点,《连尔居》是一个团块结构,传统的以一个人物或几个人物为主线的结构似乎无法适应这样的写作要求。神秘的楚地,历史时空在延伸,生命本相呈现,荒诞时代光怪陆离的镜像纷纭,于是,连尔居成了一个人类与大地的寓言。它是有关人类生存的言说。主要的人物没有,是一个片断化和碎片化的小说,它完全靠作家的主体来统驭,而不是人为的先设一个主要人物,它和一般的长篇小说是不一样的,不是人物型长篇小说,也不是事件型长篇小说,它是一个时间型的结构,同时又是一个空间和时间相交叉,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结合的作品。

这个作品给我很深的印象是什么呢?是让人重新思考我们是谁,我们曾经怎样生活过,我们国家走过的历程,小到一个人,一个农场,大到一个时代,都一样留下了历史的足迹。这部作品确有作者的胎记和气息,整个作品贯穿强烈的作家主体对生活的理解,作家本身的感受,有很强的写意性和抒情性。

连尔居这么一个空间里面,文化结构、政治结构都有了,细节也很多,但它不是一个完整性的叙述,就是说把空间和时间在时空之间来表达对生命的思考,对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的思考,是这部作品的重点所在。小说里的潘支书统治连尔居几十年,这个人物意义怎么理解都可以。相对而言,《连尔居》也可以说是一种成长小说。小说中最后“唱戏”被衍化为很大的政治事件,它把人们淤积了几十年的能量全释放出来了,写得非常精彩。这个作品我越往后看越信服。其中的一些生活是我以前不知道的,原来农场的这些人曾经这样生活过,他们的生活实际上也是我们民族精神的一个象征。

 

一个反规则、非理性的新品种

 

贺绍俊:熊育群《连尔居》书写了一种很特殊的乡村情况,它是由移民组织起来的。它还没有发育出一个强大的家族社会,这对建立在家族史基础上的乡土叙事来说,它有一种冲击力。熊育群说他的这次写作是“真正的迷神”。迷神是熊育群故乡的方言,是指一个人灵魂出窍的状态。既然是迷神的写作,自然就不会去在意规则,不会去遵循理性。所以《连尔居》是一种反规则、非理性的写作。当我读完这本书时,我也有些迷神了,我疑惑地问自己,这到底是小说还是散文?事实上,在熊育群的叙述过程中,他根本没有去考虑自己是在写小说还是在写散文,他任由自己的情绪泛滥,他的记忆灵光指向哪里就打向哪里。所以我以为《连尔居》既非小说,也非散文,它是一个文学的“四不像”,也就是说,它应该是一个新品种。这个新品种的特点就是:小说叙述,散文结构。这样的小说早已有先例,比如鲁迅的一些回忆故乡生活的小说《社戏》《故乡》等,也可以说就是采取的“小说叙述、散文结构”的方式。

《连尔居》是写故乡的,故乡是中国文学最重要的母题之一。熊育群在迷神状态下表现他的故乡情结,从而拓宽了故乡意象的表现空间。故乡二字蕴含着中国人特有的哲学理念和文化情怀,故乡也成就了无数的作家。莫言在文学上的成功显然离不开他的故乡高密。当年莫言离开故乡时大概根本没想到故乡对自己而言到底有多么重要,坐上火车后就“盼望它开得越远越好……远离我的小村庄”。但他开始写作时,最能激发他的文学想象的竟是那些故乡的记忆和意象。熊育群离开故乡时的心情和莫言不一样,“我感到轻松,又若有所失”。故乡并没有成为他写作的一口深井。但读了他的《连尔居》就明白了,有时候对于作家来说,故乡就是一个藏在心底的保护神。弗洛伊德曾说过,童年或少年时代的阅历构成了一个人生命情结的本源。熊育群的这本书似乎是在印证弗洛伊德的观点。回过头再读他以前的作品,都有一个连尔居的影子。连尔居既是熊育群的保护神,又是他的生命情结的本源。

 

小说中的小说

 

王干:熊育群《连尔居》是一部非常有特点的小说!刮目相看。小说有两种,一种是非常规则的小说,人物、情节、细节都是按照配方来的,我们看起来比较习惯,解读起来也比较容易;还是一种是不太规范的小说,它可能把哪个局部放大、缩小或者变形。《连尔居》是一种不规则的小说,写不规则的小说有点吃亏。这个就像商品一样,如果你是一个通用的、统一型号的,有连锁店规范化经营,你这个产品容易走向大众。但你是个性的、独立的、不规则的东西,看上去有棱角,人家首先就有些不习惯。但是,好的小说是需要创新的,如果大家都循规蹈矩那会导致小说艺术形式的停滞。我们现在谈到经典小说的时候,要谈到《尤利西斯》、《追忆似水年华》,说实话,《尤利西斯》和《追忆似水年华》都是另类不规范的小说,跟我们传统理解的长篇小说有差异,所以《尤利西斯》、《追忆似水年华》可以说是小说中的小说,我们后来的小说家从《追忆似水年华》里面拿来很多的东西。熊育群《连尔居》是小说中的小说的路子,是一个有棱角的小说。

还有,一种小说是把自己完全撇开的小说,恩格斯讲的作家情绪要完全隐藏起来;一种小说完全把自己泡在里面,把自己的感情、身世、阅历、好恶泡在小说里面,我们看到《连尔居》它是一个浸泡着熊育群大脑、身体,灵魂的小说,它是一个浸泡体的小说。

其实散文化的小说在30年前是时尚,很多散文化的小说都没有主人公。有时候小说和散文的界限到底在哪里?不好说。汪曾祺是写小说的,写的是散文化的小说,他写了三篇经典小说,里面一篇没有人物,就是写一个钟声,声音成为小说的主题形象。

 

高举楚文化的旗帜

  

王必胜:我认为这部小说体现了散文家的勇气。熊育群是值得钦佩的。小说通过“邦伢子”眼中的大地、乡村来反映40多年社会的变迁。这部小说像水一样的灵动,像大地一样的厚重,人与土地的关系,主要的是人与生命的联系,最后人与历史的联系,这三个关系在小说中的表现印象深刻。它有着湖湘文化的特色和内容。写了湖区文化,写洞庭湖、汨罗江,里面写到了屈原的楚辞、历代文豪到汨罗江写的诗,有很浓郁的楚文化味道。

小说写地方风俗也很充分,民间的拉琴、唱戏,鬼怪的、灵异的东西,像忘魂草、大樟树、鱼,还有制造飞行器,这种楚文化半神半巫的东西,充分体现了洞庭湖、汨罗江的文化。以前楚文化在小说中的揭示与表现不是很多。熊育群在当代小说里面高举这面旗帜,把楚文化的内容反映到我们当代的生活里面,把当代文学写地域文化推向了一个新生的境界,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这个农场,确实展现了中国当代历史最值得记忆的生活。连尔居的人物熊育群都用很善意的角度去写。这些人物的名字不好记,但名字体现了它的文化意味,这些人物跟我们熟悉的“文革”时代的人物很相近,人物写得确实很充分。散文化写长篇小说,不是他不写人物,是指语言特色。作为长篇小说,我们说它立得起来几个人物,是成功了一半。我印象中《连尔居》人物是鲜活的,很有历史命运感,他们的性格也写得很充分。

连尔居是一个真实的地方,但它同时也是小说艺术中虚拟的一个存在。熊育群经常在小说里面写到连尔居人,说我们连尔居,我们回到连尔居,不是具体的哪一个方位,哪一块地方,哪一个分场,它这时是虚拟的东西。这块地方生活的人,对生命感受的强烈,某种程度上进入了生命的形态,所以出现打鱼,出现一些怪异的东西。刚才大家说他以写实的手法,写他所经历的生活,其实他巧妙地采取了以虚为实的写作手法。对《连尔居》赞赏也罢,疑虑也罢,至少它对我们认识生活,对洞庭湖楚文化的表现,在当代文学史上是非常有意义的。

 

与生命的和解

 

    牛玉秋:熊育群的小说是两个人称的叙述,有一部分是第三人称叙述的,有的只是第一人称的,有的时候有我,有的时候没有我,有我的那部分散文化意味更强一些,没有的时候小说的意味更强一些。第一人称写的东西,它里面有好多“我”不在场的东西,很奇怪,我第一遍读的时候没有在意这个,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糅得特别的自然,他的叙述作为小说创新挺有特点的。

    我读《连尔居》感受很奇怪,第一个特别强烈的感受是:人生其实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是挑战的阶段,第二个是和解的阶段。挑战向自我挑战,向你外部的世界挑战,当然特别明显的是青春期的叛逆和逆反的心理。当人生进入后半期的时候他和他周围的一切,包括他自己进行和解了。

    我认为熊育群的《连尔居》是他进入人生和解期的一部作品。我进门碰到熊育群,突然明白了80年代我们那些挥舞现代派旗帜闯入文坛的人已经年过半百了,这个对小说创作的意义是非常明显的。当你进入人生和解期的时候你对世界的看法发生了重大改变,记忆会被篡改的。比如说林白,她的《一个人的战争》那是一种什么人生态度?她提到她丈夫的时候对那个老男人充满了不屑和蔑视,到了《北去来辞》她对这个人更多的是同情和理解,甚至理解了他的人生悲剧。这对作家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态度转变。熊育群这部作品最后的两句是向故乡致敬,向生命致敬,我觉得这也是一部与故乡和解、与生命和解的作品。

第二,我在想这部作品是什么样的作品。小说的封底说是一部个人化的小说写作,写的是一个个人的生命史。人是这样的动物,以个体方式存在的群居动物,这是人与生俱来的悲剧,任何一个个人生命史脱不开一个文化史、一个社会史。但是《连尔居》这部作品,它非常重视写地域史。地域史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文化史。而对故乡史、生命史,熊育群以个人的生命体验这样的方式呈现,我们看到里面不就是男版的《一个人的战争》吗?他写到最初性意识的厌恶感,我相信中国文化环境中很多人是有同感的。从根本上讲我不太赞成那种把个人化写作说成是只此一个人独有,而无社会含义,没有文化含义。我认为任何个人化的东西,只要你是特别真实、特别深刻的个人化呈现,它都带有非常强烈的文化意义和社会意义。熊育群作为小说家是有才华的,他塑造人物很多人物形象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很多情节和细节,人性的东西,性格的东西都很突出。在第三人称里面作为小说家的才能展现得更充分。

 

人性、物性和神性

王兆胜:《连尔居》我读了以后觉得有三个层面,一个是人性,一个是物性,还有一个是神性。从人性的角度说,这个小说进行了深度的发掘,写了人性的异化。人性另一个层面是本性,《连尔居》本性写得比较好。这方面很多小说很难达到。还有一个层面,就是人性的闪光之处,善良的、美好的、令人感动的时刻,这个小说里面表现很出色。人受难以后人性的善良和温暖很有穿透力。现在的小说家往往身上没有灵光,没有温暖的东西,写的都是恶,他自身充满着恶。熊育群的作品里面我们感觉到很多善良、纯粹,生命的光辉无处不在。

《连尔居》不只是停留在人性这个层面。这个小说很有意思的是对物性的把握。近现代以来,我们的作家更关心人,对天地万物自然失去了兴趣。这也是人的解放,到最后人的欲望不断提升不断膨胀的结果。我们很多人对天地万物一草一木没有敏感性,这也是他失去了欣赏能力的一个方面。很多作家思考人的问题、社会的问题,实际上真正对人性的思考对社会的思考离不开“物”,离不开天地自然。这一点在《连尔居》里面有了大的推进。鲁迅的作品对物性的体会非常到位,非常精妙,但是到后面越来越弱了。从《连尔居》对忘魂草、樟树、鸟的描述,我们看到熊育群充满着一种力量,一种物性,有的地方写得很微妙,写得非常冷静,非常有情感,非常有深度,这种物性的把握是天地感悟的一个通道。

第三个层面是神性。近现代以来我们的作家,不相信任何天地神灵力量,对各种宗教没有兴趣,对天地没有思考,神圣的力量在作品中很弱。熊育群的作品让人感兴趣的是对神性的发掘,写鸟和人之间的对话,写鸟和人的感知、感悟,都有作者的寓意在里面。

更重要的是,熊育群小说里面人性、物性和神性之间是互通的。表现方式是迷魂状态。这个小说最重要的是作者不只是站在现实层面思考问题,而是穿透现实进入天地自然和神圣之中,进行形而上的探求与感知。他从大脑写作进入心灵写作,他心灵的表达悟性很高,和我们当下的逻辑推论方法不同。

 

《连尔居》的四个冒险

 

    何向阳:熊育群是非常具有成为大作家潜力的一个作家,他从诗歌、摄影、散文到小说,一直富有探索冒险的精神,他一直保持在路上的非常好的状态。他的行走不是说有某一个目的地的行走,不是在一个文体上他要达到某一个极致,他把自己定位为一个作家,而不是一个散文家、诗人,或者一个小说家,他的行走就是目的。所以我非常欣赏他重新洗牌的精神,他可以把一切扔掉,包括郭沫若散文奖、鲁迅文学奖,他又从小说开始了。这是一个作家非常好的状态,他以一颗赤子之心来虔诚地对待他的文字。

    说到《连尔居》,它是一个冒险之作,它的冒险性存在于四个方面:

第一个,他以真实的地名来做书名。如何处理小说和散文取材与剪裁的不同,创作的时候面临一个巨大问题,他把自己放在一个悬崖上。他的勇气非常可嘉。莫言写高密他完全颠覆了它,那个高密和我们现在看到的高密是完全不同的。莫言也承认,他用“邮票那么大小”的观念去写作,我不知道这个观念在熊育群心中有多大、多重。他原来写其他的,如写西藏,都在远方,在寻找。这里用真名,他面临真实性的争论。

第二个,他以“我”作为主要人物带动叙事,勾连十几年的岁月。如何处理虚构语境之间差异的问题,这个他给自己提出了一个难度特别大的问题。这是他解决得相对比较好的地方。

    第三个,少年经验和“文革”时代的经验。“文革”时代的经验我们共同经历了,正好这也是我们少年成长的时代,少年有一种反叛、冒险、懵懂、无节制这样一种疯狂性,“文革”正好有一种对照的东西,如何处理个体经验和集体经验的交叉和交融。我们以往的小说很少碰到这样的问题,像我们写知青已经是青年的经验,用青年的视点处理后“文革”的经验,但是他是一个少年。这里面我仍然为他揪心,但他的处理还算不错。

    第四个,个体的生活资源和文化的资源,它们之间融汇的问题。个体的记忆,在这几十年特别丰富,如何把这些个人的经验和地域文化的经验融汇?熊育群写的连尔居在楚文化带上,他用了方言,用了楚文化更加久远的东西,比如《诗经》,另外屈原的《招魂》,道士、巫婆,这样的东西融汇进去了。如果从一个少年的角度来观察这些经验,我认为融汇稍微硬了一点。小说以个体“我”来带动整个叙事,个人的经验特别丰满了,前台是这样的一个个体,但是你怎么来找到一种平衡,你可以把文化的资源的经验作为后台,但你现在都推到前台了,这其实给你的写作带来了困难。

    这四个问题处理得非常圆满的话,这个小说是非常了不起的小说。我特别喜欢他小说当中的散文化,特别喜欢他几种手法运用、充沛丰满这样的一种东西,非常自由。当然相对传统的小说它带给我们读解的一些困难。小说确实人物众多,处理的事件很多,心理的成长和人称转换、时代转换,他都放在30万字的小说当中,他这样处理给自己带来很多冒险性。但正如行走一样它本身也是一种快乐。这个小说是他的第一部小说,是把“我”放进去的小说,这部小说在他的写作当中是非常有价值的!

而且我一直认为熊育群有伟大作家的潜力。他的散文放得特别开,小说反而有一点点拘谨,在他的写作当中,有些部分会放得开,有的时候找不到一个点,一下子滑过去了。他其实还有50%的能量没有释放出来,他获得任何奖项只是用的一半的能量,可能他自己没有觉察到,他一旦找到那样的一个点,让这些能量发挥出来,他的作品将会非常了不起!

 

文学的意义在于探索

 

    王山:我看《连尔居》费了一些周折,它好像是一个刺猬无从下嘴,比较有趣的是关于文体费了一些周折。今天很多人的注意力集中在它到底是小说还是散文上面。我想,一部文学作品,在研讨会,在文学史上,在大学教授的讲堂上,我们非要把它定义,把它贴上某种标签,说这个是小说,那个是散文,包括评奖的时候,这些文体你到底怎么归类呢?我认为一部文学作品,如果仅仅是一个普通的读者,他能够看得下去,能够在这里面受到启发,获得感动,或者开拓了眼界,或者得到一些东西,有了触动,那已经足够了。而且我认为从文学的本质意义来说,文学难道不是一种探索,不是一种发现,不是一种冒险吗?

我们如果过于拘泥、纠缠,我们是不是有点放不开了?如果是一种探索,是一种在路上的状态,我们任何人都不可能在第一时间就能够迅速地得出结论,他的探索到底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

    这个作品是一部回望的作品,是关于故乡的记忆、少年的记忆、少年人生体验的追忆。说到底,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它的记忆既有非常真实的内容,同时不可避免的有他主观的、经过记忆筛选的那种有意或者无意的遗忘。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写这个作品,他对过去的这种描述,也是对当代社会的一个反思、反省、反抗,对所有的一切的比照。《连尔居》是有这个意义在里面的。

小说里的湖南土话我略知一二,他运用那种感情、那种状态是非常好的,有一种不可复制性。我们凭什么要对他说你这个作品这么写,你下一部作品不能再这样写了。我认为他不可能这样写了,把如果再这样写他就是傻子。他这部作品所表现的东西,用这种形式更适合。

 

虚实相生、显隐相叠的结构

                                                                                                          

舒文治:我是 熊育群先生的家乡人,对《连尔居》的理解更能心领神会。对《连尔居》从地域感、语言运用、个体接受产生的共鸣,可能和各位完全不同。我读了小说以后,再接触现实,对我来说连尔居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且时刻发生变形的一个村庄,我感觉到连尔居它的土地,在不断地滋生。连尔居既是过去时,也是进行时,更是未来时,它成为精神的自在体。

《连尔居》的结构的确很特别,散发着湖湘自由的情趣,像植物在水中的形态,文本整体上有一种美感,我认为它是文本意义上的生态美学,文字段落自然而然地成长,充分地吸收阳光、雨水和养分,不过度地裁剪,外层结构上,与“招魂”的形式相呼应,“招魂”有序引、招魂词、乱曰三部分,《连尔居》对应由序词、正文、后记组成。它的隐性结构呢,我认为有两个方面的谋划,一个是现实历史,第二个是物象梦幻,两大块状进行描点放线、设计构图、布局造形。大家知道熊育群是学建筑出身的,《连尔居》是两套建筑,一套是实体形态的,完全可以容纳乡民们的日常生活,让他们生活其中宽绰有余;另一套是虚化形态的,连接着历史、传说、歌谣、想象、梦境、人心以及自然深处的律动与发声,这里打破了小说的边界、不受时空的局限。这两套建筑为虚实,为表里,为依托,为照应,缺一不可,共同完成了连尔居承载的宿命。

这种虚实相生、显隐相叠的结构决定了它视角的多样化,既有纪实叙事的勾画,又有人物群像的捏出,还有风物风俗的再现,更有“自我胎记和气息”的贯通。它们都服从于叙述者的内视角。可以说,《连尔居》的结构形态是一种建筑师的匠心独运,它的美学法则不肯轻易示人,一定得以入住者的身份走进去,走进它的回环曲径,走进它的丰厚茂密,也走进它的氤氲雾罩。与这种内生性文本相适应的美学表现形态,是一种散文意味浓郁的长篇小说新体,它再一次证明了,长篇小说的别出心裁,必须有文本结构上的自觉和美学高度的把握,两者达到了一致,就会有令人惊喜的编织。

 

站在高处看一个模型

 

岳雯:我给大家朗读《连尔居》的最后一段:“不晓得么里时候我有了一双外人的眼睛。我是从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来打量自己的村庄的。我突然成了它的局外人。我心猛然一抽,一种忧伤之物进入了我的内心深处,像血液一样到了我的身体里面。那时,我还不懂得乡愁。我们在一大片飘浮的薄雾中赶路,田野那么安静,鸟雀的声音像湿漉漉的水珠,一滴滴那么似有若无、那么清凉地落在了我的身后,像一个遥远的世界正在我的脚下伸展。爷的叮嘱声是现实世界的一条渡船,不知要把我渡向何方。”

它和小说的开头都是给小说定调子的,像魔术师变戏法的那一招,揭开谜底。《连尔居》的第一句话用他的感叹来进入这个小说,到最后用他的反馈结束这个小说。这里有很多的疑问,他上大学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是一个局外人,为什么他会是一种忧伤的心情,为什么世界是一个遥远的未知远方,在一个不属于自己所处的环境的时候,他现在已经站在原来遥远世界的时候,他怎么看他的过去,这许多的问题,我们可以进入小说的一个切入口,发现小说写作的很多秘密。

    我认为这部小说应该是一个小说危机的表征,看上去他写的是70年代,是过去,其实立足点在当下。因为70年代我们是有一个逻辑的,我们可以把我们经历的生活组织成一个逻辑性的叙事。到了现在我们没有这个能力了,小说家没有能力重新创造一个缜密的世界、非常有逻辑性的世界,我们要做得像熊育群把世界碎片化。这本书是一个回忆之书,通过这样的气氛来讲述他自己所经历的过去。

    书里面非常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它以实化虚的能力。我们看到很多细节非常的扎实,有很多鲜活的东西,但是那些细节像我们工笔的绣花,把花绣在屏风上,我们从遥远的时空,遥远的世界去回望它,我们可以鉴赏它,它们与世界本身不构成一个互动关系,它们没有连成线,他们是一个一个散体的存在。

    熊育群是怎样把很实的细节化成很虚的呢?我们老是觉得和《连尔居》只是隔着一条帷帐,“连尔居”在我们的世界中是如梦似幻的,不是真实存在的,他是怎么做到的?一方面他是借助的风,他写了很多的风,让风进入并共同参与叙事,风根本不是景物描写的部分,本身是小说叙述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叙事者,好像站在更高的地方看一个模型,看连尔居发生的一切。这部小说是不同观察者的世界。

 

粱鸿鹰:今天对熊育群的研讨说了点真话,大家提的意见很直截了当,咱们研讨会的目的达到了。感谢熊育群提供了一部探索性比较强的作品。也感谢大家。

 

(研讨会地点:中国作家协会。时间:2013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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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访谈

文化

曾以历史散文创作而在全国鲁迅文学奖载誉的著名作家熊育群,刚刚交出他的长篇小说《连尔居》——一部描摹人类生存的象征与寓言的厚重之作。《连尔居》是他写作的首部长篇小说,刚在《中国作家》杂志推出便引起轰动,带来“难以归类”、“打破常规”的强烈意识。初涉长篇小说写作的熊育群,一直在思索并探求着长篇写作的可能性,他将《连尔居》视为带着“自我胎记和气息的”的作品,里面有多种声音的混合,“是对我以前写作的一个超越,是对一个不可言说世界的言说”熊育群如是说。

熊育群写作的过程非常特别,他从同济大学的土木工程系走上纯文学写作之路,从湖南来到务实精神的广东,寻找不同的文化养分。现在身任广东文学院院长的熊育群,在岭南文化的富藏中继续探索、前行。《连尔居》便是他用笔墨交付的首部“沉思录”。

    

谈个人创作:

 

“长篇小说对一个作家更有挑战性,能实现更多文学的野心”

 

南方日报:因为历史散文的创作你获得了全国鲁迅文学奖,《连尔居》是你转向长篇小说创作的第一部作品,也是今年广东文坛的重要收获。《中国作家》杂志10月刚一推出,就引起了读者和评论家的关注。你如何看待自己的这个飞跃?

熊育群:说飞跃是说文学体裁的跨度大吧。其实很多年来我都在关注长篇小说的创作,不只是研究经典作品,国内外当下活跃的作家的作品我都在读。小说如何写,如何写出一部不同于别人甚至没有类似的作品,我一直在思索、探求。这部《连尔居》是带着我胎记和气息的作品,从构思、结构、人物、语言等等都打破了传统小说的概念。可能有人还不能接受这样的小说。但它的确是小说。我们被自己制造的概念框死了。我想了很久,觉得它是个人化的小说写作。这里面充满了时间的声音、自然的声音、神灵的声音,是对一个不可言说世界的言说。对我以前的写作这是一个超越吧。

 

南方日报:你已经创作和发表了几乎所有文学形式的作品,诗歌和散文也获得相当高的认可和评价。散文写作进入了权威的《中国散文通史》。对于长篇小说,为什么想要涉足?

熊育群:长篇小说对一个作家更有挑战性吧。它总是诱惑你,纵容你。相对诗歌散文和中短篇小说它有更大的容量,能实现更多文学的野心,能把你人生的经验与文学的才华更充分地发挥出来,更宏观地思考和把握社会与人生。

写小说在我并非一时兴起。我当初走上文学道路的时候,我并没有只写诗、只写散文或小说的想法,一段时间写诗或写散文不代表一生只写诗或散文,我倒有过明确的想法,就是二三十岁写诗,四十岁写散文,五十岁写小说。那时是一个朦胧的想法。让我感到惊讶的是,我的写作真的是这么一个过程,太巧合了。搞创作的人都知道,写什么要听从自己的内心,艺术都是冲动的产物,并不可预见。我那样想完全是从生命的状态来考虑的。当然,人不是完全被动的,你有这样的想法,会给自己的内心带来影响。我现在转到小说上来了,诗歌、散文仍然还在写,只是一个阶段的主次之分。一个作家,他的艺术的才能越全面越丰富,当然他会更加博大更加厚重。诗歌、散文创作的经验进入小说,让小说有一种特殊的艺术魅力。我有时会觉得以前的创作都是在为后面的创作作积累。但实际情况并非这样,是因为自己所有的文学创作经验和能力都能够得以发挥,也就是说,诗歌、散文和小说并无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相反,很多地方它们是相通相连的。这种连接,使彼此都变得更加强大了。

 

南方日报:从你的第一部中篇小说《无巢》到首部长篇《连尔居》的完成,时隔六年。《无巢》当年在文坛带来了一场“新闻小说”的尝试,《小说选刊》为此开了一年的专栏。《无巢》以纪实手法写了广州的一个新闻事件,是一次对底层生存的介入,写作缘起于社会生活中的病灶。《连尔居》的写作源于一个怎样的念头?你希望通过作品表达怎样的思考?

熊育群:长篇小说的创作都有它现实的原因。哪怕历史题材,它也要有当代性,要与现实有关联。对于出生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人来说,我们其实经历了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种经历自然会让我们进行比较,然后思考什么才是合符人性的、是人真正想要的生活,进而思考文明是什么,人类要走向何处?现实世界到底是文明还是野蛮?世界几乎是在盲目前行,大多数人被裹胁着往一个方向走,裹挟的力量有商业的、科技的、政治的,还有人性中低劣的部分。人类没有哪个时代像现在这样充满着迷惘和压力,爱的能力在丧失,紧张感压过了幸福感,甚至我们的幸福感也被商业的力量塑造着,显得那么虚假。人的主体性、私密性、尊严都被侵蚀。人的欲望被调动起来后,地球也不能承受了。人们为什么要如此行色匆匆?谁控制了我们的生活?

这些让我不断地回到我那个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的村庄。这是一个从洞庭湖围湖造田围出来的村庄,在芦苇、河汊、黑土地的辽阔荒野里,人们直接面对着大自然,每个人都有自己丰富生动的表情,有自由意志,有最自然的个性,独特的才能,特别是平等、宽容、尊严、善意和爱,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在意识形态、科技和外来文明侵入前,它几乎是一个理想的模型——人类在大地上最原始最本真的生存状态。它能让人回到人类最初的状态,至少让想象抵达那里。我清楚地意识到,什么才是人类生存所必须的,什么是人的本性,而那些最基本的不能被改变被压制的人性,是一个文明社会所应该尊重并誓死捍卫的。一旦偏离,就离开了人本,走向了异化,甚至精神分裂。

这时候,连尔居鲜活的人物又出现在我的眼前,他们曾真实地生活在这个世界。我与他们经历了现代文明侵入的历程,现代器物、发明、观念、意识形态……于是,荒诞离奇的一幕幕上演了,这是最现实又最魔幻的故事,我只需记录下来,就足可以构成对这个世界的一种隐喻,悲剧人生的发生与深刻揭示,伴随了时代的变化。我写一个村庄、一群人、一个时代,包含的主题却呈现辐射状。它是一座村庄的历史,也是一个国家的历史,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历史。

显然,传统的以一个人物或几个人物为主线的结构无法适应这样的写作要求。神秘的楚地,历史时空在延伸,生命本相呈现,荒诞时代光怪陆离的境像纷纭,村庄改变……《连尔居》写的是一个人类与大地的寓言。它真实,如同生活实录;它虚幻,有如大荒之梦。它是有关人类生存的言说。

 

南方日报:你曾经说过,在写诗的时候,空灵、情绪化的表达更多,那你在创作长篇小说的时候,如何在写作上进行探索?

熊育群:创作《无巢》的时候,因为要写一个社会事件,我追求的是真实,从每个细节到人物语言,我尽一切可能逼近现实。但这种写法非我追求的艺术风格。我更喜欢空灵、虚蹈与梦幻。

《连尔居》具有一种梦幻的气质,但它又是现实中真实的存在。地点、名称都能与现实生活中的一一对应。我以一种史笔来写。虚幻与真实相互裹挟,说不清哪个更真实一些。

这部长篇我采用了散点透视的办法,因此并无结构全篇的主要矛盾。我相信这是小说的一个发展方向。我用了一个“!”号的结构,顶端随一个七岁孩子的视角打开一个荒野上的世界,人物出场,然后,孩子的全视角收缩,变成众多人物视角中的一个,这里进入感叹号的中部。作者全知的视角介入,每个人的散点透视延伸开来。这种延伸在小说中是多向度的,有延伸至连尔居之外的世界的,有指向时间深处的,还有指向不可知的神秘之处,这些全成为“镜面”,甚至连大樟树、鱼、鸟、牛都成了小说的主角。视角的叠加、情节的回环,彼此形成镜像。重合之处,主次轮换与视角变化,相互映证,互相指认,互为支点,把对方托起。最后,小说视角又收回到了“我”——已经长大的少年,这是感叹号的底端——少年在一个早晨离开了连尔居。一个时代也随之结束。

感叹号跳跃的点就是“后记”,这里借用了后记的形式,它能跳到现在,像一面镜子,照见了小说中所有人的命运,也照见了过去和现在的真实面容。

小说写乡土非乡土,写现实非现实,写“文革”非“文革”,写成长非成长……因为在这之上,更大的存在超越了日常与时空,一种生命的阔大之境照耀了一切。

 

 

 

谈新作《连尔居》:

   

    “你可以把《连尔居》当成纪实文学来读,也可以把它当作天马行空的魔幻作品来读”

 

南方日报:连尔居是你成长的村庄,你在创作的时候,重回家园,是否意味着作品带有了自传的色彩?

熊育群:你可以把它当成一部纪实文学作品来读,也可以把它当作天马行空的魔幻作品来读。每一部作品其实都有作者自己的影子,每一个细节都先在作家心里存活着,现实观察与虚构创造已经血肉交融。我在写作时跟着人物的性格走,他们在现实中大都有原形,在似与不似之间吧。写到后来,他们有了自己的意志,他们行动,按照自己的心愿做事。

我写完初稿回到连尔居,发现现实中人物的所作所为与我虚构的情节一模一样!现实符合了我的想象!当我写完最后一个字要与小说中的人物告别时,有点不忍,心中悲伤,感觉是在与另一个我熟悉的世界告别。对现实世界反倒有些隔膜了。

 

南方日报:有评论认为《连尔居》呈现了一种无法归类的清新面貌,这种“无法归类”的观感是否是你在写作时有意制造的吗?

熊育群:前面讲到个人化的小说写作,讲到不同于人、不类似,那么,自然就会是无法归类了。除非我没有做到家。

 

南方日报:小说最后是以少年离乡去上海求学结束,长于连尔居,目前居住在广州的你,为什么会选择让少年的成长在上海落幕,这个地方的选择是否有特别的意味?

熊育群:呵呵,这里倒没有什么特别的意味。这里是写实,我当年就是去同济大学读书的。

 

南方日报:你在创作《连尔居》的时候,还同时在写作岭南历史文化散文系列《田野上的史记》,你也曾经说过您的写作同时需要资料的收集和实地采访,为此,你会把自己定义为一个怎样的写作者?你的写作带有一种怎样的使命感?

熊育群:我是学工科的,对实证、对事实和材料近乎苛求。文学创作从头到尾无非在告诉你:这都是真的。这是作者一直在努力实现的目标。因为只有建立在真实感的基础上,才有艺术魅力才有感染力。真善美在任何年代都不会过时,因为这符合人性。真,本身就是力量。但我又是一个非常厌烦现实的人,它太坚硬、无趣,太平庸、真实,我因此迷恋想象力,迷恋玄幻、荒诞不经,希望恶作剧让现实措手不及。因此,我对消失的、虚幻的、隐匿的东西敏感、着迷。这就有了我历史散文的写作和田野调查。我希望以有限的个体生命来体验无限的存在,张扬强烈的个体生命意识;以身体的在场作为体验世界、表现世界的依据,我写身体是写生命的感觉、意识与境界。写历史,是因为我感受到了它的气息,它就在我生活的时空里,我感觉到了它的存在,历史文化在我只是呈现事物的一种工具,它不是目的,通过它我找到现实与过去的对接,把我们看不到的事物延伸过来,我在乎的是从前的气息,我感觉到了这样的气息、场,我要把这已经虚妄了的气息表现出来,把这种存在再现出来。我在乎的是这一过程所表现出的时间的纵深感。

消费时代物质至上时代,生活正在发生巨大改变。大地上古老的存在物,寄托着一种深深的追悼情感,我借此来怀念逝去的家园与人伦,来感念中国传统文化的温情。这种来自岁月深处的文化才是我们的根。在这个万事万物求新求变的年代,怀旧、守旧不只是一种寻找与发现,也是一种勇敢者的姿态,需要抗拒潮流的勇气和对接现实的眼光,因此,守旧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先锋!

我能做到的是忠实于自我。我的写作不愿被裹挟,保持着自己的天地观、时间观以及敬畏感。滚滚红尘,我的目光掠过喧嚷的人群,投向历史的深处,看到大地上逝去的事物,体验着人生过客的苍茫,我活在时间之中,又活在时间之外。我看着这个世界前行,也看着自己与世界的周旋。我的散文是后视的,却有现代意识的表达与先锋艺术的追求。时代剧烈变迁,使得世界如此丰富,丰富之中,却有许多正在远离我们而去的东西。我愿意做一个看得见离场者背影的人,并表达自己的哀思与痛楚……

 

 

谈文学与人生:

    “我从建筑到报纸再到作协,与文学一步步近了,收入也在一步步减少。但我不后悔”

 

南方日报:你是同济大学土木工程系学生,放弃湖南建筑设计院的优厚待遇转而从事文学创作。在外人看来,为了文学,你的人生在物质上是步步走低的,你觉得值吗?

熊育群:我是一个任性的人,凭喜好而活,喜欢无拘无束的生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才会快乐,也才做得好。我天生爱好艺术,小时候画画、唱歌、写小说,读大学二年级突然有一天就喜欢写诗了。我大学毕业分配到设计院搞设计,当了工程师。搞设计时完全体现不了自己的设计意图,那时全是集体研究,以单位名义进行设计。论资排辈,起码要到四五十岁才有按个人风格设计的机会。这是我不喜欢的。这些年建筑一直热,我放弃这一行,的确有点与钱过不去。回头看,我从建筑到报纸再到作协,与文学一步步近了,收入也在一步步减少。但我不后悔,人生只是一个过程,除了过程又有什么是属于你的?重要的是你怎么活。

 

南方日报:在《连尔居》里我们看到你创作的人物每个人都有天赋的异秉,但长大成人后很少有人能按照自己天赋的特长和兴趣去生活,其间是否有你对我们这个时代对成功和幸福定义过于单一的反思?

熊育群:现代人对一个人成功的评价,标准越来越单一,都集中到金钱上去了。物质化、功利化相当严重了。座上宾越来越多的是老板。国家变成了一个集团公司。官员们讲社会设计社会治理少,谈发展经济多,唯GDP是从。读书人呢,除了成功学、工具书、专业书,我们没兴趣看其他书了。文史哲的书正在书店一角蒙尘。商人可以谈利,一个国家决不能“利”字当头。一个只有金钱追求的社会必定道德沦丧,欲物横流,乱象丛生,最终变成一个疯狂的世界。国家要治理,首要的是倡导什么样的价值观,你只要看一看什么样的人受到尊重,就知道这个国家在做什么。幸福也是一样,没有正确的价值观不会有幸福。扬人性之善,抑人性之恶,人类步入文明社会以来就是这样做的。而现在我们只问结果,不问手段。丰富多彩的人生与社会被我们搞得寡然无味。

 

南方日报:你的散文创作提出要让逝去的历史发声,抚慰我们的伤痛,《连尔居》也呈现出你想回到人类原初状态的努力,这是否意味着你认为原初状态的人类生活更幸福?你如何看待今天我们所处的全球化进程?

熊育群:人类迷失的时候往往是回看,从历史中寻求借鉴,并非要回到过去,想回去也回不了。只有了解历史的人才是一个健全的人。原始状态中有某种本真的本质的东西,需要我们经常温故,这也就是不忘本吧。欧洲回到它文明的源头希腊,便有了文艺复兴。孔子克已复礼,向往的是周朝,他面对的是一个乱世。韩愈、柳宗元的古文运动,是对时文的一种匡正。我们纪念“五四”、纪念辛亥革命,也是因为它们具有现实的意义。

全球化搞了这些年需要反思。全球化对资源配置、效益当然好。但全球化只有全球化的分工,却没有全球化的利益分配,更没有全球化的公平、正义。因为没有一个全球化的政府来管这样的事。全球化对民族传统、对地域文化、对多样性的世界和生态都是一个破坏。竞争有多激烈,剥夺就有多残酷,甚至连机会都剥夺了。贫富差距迅速拉大,连生态环境也不再天然地人人享有。

现在人们渴望看到的是具有地域与民族性的作品,而不是那种国际腔调的写作。高科技全方位介入生活,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改变我们的世界,以至十年二十年以后人类生存的景象我们都不敢想象了。人类走向何方这已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南方日报:作为广东文学院院长,你在广东生活了将近20年,你怎样看待广东这块土地给你创作的影响?

熊育群:广东的观念与行为方式,广东的历史文化都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湖南写诗我追求空灵的境界,现在看,会有些空有些飘,很难厚重大气。那时虚荣心也强。广东务实的精神影响了我,我追求诗意再不会以抽象、高蹈的方式,而是低下头来,从日常生活中去寻找,以具体细微的事物去表达、开掘。拿散文来说,以前的篇幅不会超过两千字,现在的很少少于五千字。写作也只是个人内心的需要,是一种精神生活,不会虚荣了。一部作品写完了,它对我就成为过去式了。

让我惊讶的是广东近代史有如此丰富的蕴藏,中国现代国家转型可以说始自岭南。我感谢这片土地给我带来了如此多的写作题材,让我一次次走进东西方文明碰撞的大历史,通过客家人回望中原,更深切地感受中华的历史文化。这些年我个人的遭际,苦乐年华里的人和事,也将是我小说写作的资源。

 

 

 

                                          南方日报记者 钟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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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1-01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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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风过草原

 

熊育群

 

 

 

“加格达奇”,发音奇特,火车票上读着它,意义不明。K7042次火车一夜摇晃,抵达这座城市。这时是夜晚三点。加格达奇的黑夜已经没有了,天空曙日东升,阳光如风,天蓝地白。

我却困乏。脑子里晃荡的是昨天黄昏的映像——黑龙江高纬度地区,夏季的天空迟迟黑不下来,小小漠河站广场,四周的山,远远的山影像天空压倒的巨木。大兴安岭,其平缓就像谁在天际任性写下的斜斜一撇,墨迹浓重,不肯收笔。

上了火车,一条长得令人疲倦的峡谷,低矮的山脉——一道移动的无法穿越的幽深,囚禁了目光。山腰浮现的一片暮霭,也是洁白的,薄雾一般,水平地散开。它面前的峡谷形成了开阔的平原,偶尔的一个村庄、一个木材厂,像是谁遗弃在这绿得无边的世界,独立得像外星球的孤儿。

火车就在峡谷一侧的山腰上走,落叶松、白桦树、樟子松并不高大,它们在这样寒冷的地区生长缓慢,新栽的树木几十年里长得只有碗口粗。天上的云在夜色里仍然是明亮的。呼玛河、小波勒山、伊勒呼里山……一路寂寥地隐向更深的黑暗。

车上,有人打牌,有人憨睡,也有推销毛主席纪念像章的。我扭痛了脖子,只是痴望黑暗中不停闪过的树木,朦胧里它们有更暗的影子。陌生而湿漉的山河,只在今夜我能匆匆经过。

加格达奇三点就在白昼中了,街上不见一个人影。太阳光中的城市,睡梦并没有随着太阳一起醒来。我在它明亮的梦里,不明白这个城市的夜晚是否真的过去。我护着脑子里残留的睡眠,不被阳光驱散,于是,眼里的一切皆为梦境,它们成了睡眠的容器。

为着残梦,随车走向这座城市的一张床,我不说一句话。说话的只有当地一个女孩,樱桃小嘴,眼睛大而无神,从海拉尔赶来,就知道说从小册子上背下来的东西,有人问她加格达奇的意思,她瞪眼不语。我的思维触动了一下:她没有背加格达奇的含义。

想不到的是,我以为走了很远,加格达奇却没出大兴安岭。它甚至刚到这条山脉的中部。睡过一觉之后,我到了城外,鲜嫩无比的绿色生命展现出森林,树上的野果与地上的浆果,正加紧酿造着糖份。两三个月后,这片山地将成为一个白色的世界——在漫无边际的冰雪统治下,绿色只是一个梦想。北方绿色的丰盈、短暂让人心疼。忍不住从味觉上体味它的清鲜、切近:小小山丁子的酸涩与蓝莓的酸甜,品出的是大兴安岭夏天的味道。面对无边的绿,我伸出了手,抚摸一棵小树榄橄形的叶片,抚摸这2010年的绿,继而攒紧,抓住。一眼望去,不只是千树万树的绿在晃动,也有雪意从深处逼近。一个严寒的冬季隔得那么近——这年冬天,在呼伦贝尔草原将降下一个极端气温达 零下46℃的冬天。

路上零星的撮罗子,树干与兽皮、桦树皮搭的圆锥形房子,已经不再住人了。鄂伦春人的离去,砖房的出现,证明了一个年代的逝去。他们去了加格达奇,与大量移民来的汉人,还有鄂温克、达斡尔人建起了一座城市。

鄂伦春人现代城市生活适应得很艰难,那些水泥的街道不能安放旷野上的灵魂,他们的直率、忠勇、剽悍、团结、不妥协的秉性,还有巨大的文化差异,都成了冲突的缘由。然而,他们无法回到简陋的撮罗子了。

我被北方辽阔无依的山川旷野撼动,被一种辽阔的穿越所激荡,想着前年冬天黑龙江冰天雪地上的行走,这个绿色嚣张的时节来一次从北到南的大穿越,一种大空间的概念鼓舞着我——站在中国鸡形版图的鸡冠之顶,中俄界河黑龙江就在脚下,我不能再向北了。对岸隆起的山坡抵挡着,山在新绿中裸露出白色峭岩——这已是俄罗斯的土地。黑龙江迅速地弯向地势平坦的一方,向着我的右手边转向身后。漠河北极村,中国最北的一个村庄,黑色肥沃的土地,大豆、土豆、玉米顶着一片一片肥厚的阳光,齐整整地铺出小平原。平原深处,村庄已经隐得很深了。

我就从这里转身南下,沿大兴安岭,进入内蒙古,再横穿呼伦贝尔大草原,越过燕山山脉,直抵北京。

一个小小民族拓跋鲜卑这时神秘出现了,让我这样的穿越不再是山川风物那样的单纯。当年,他们从大兴安岭的加格达奇出发,一路南迁,进入中原腹地。两三百年里,一个不起眼的原始部落,三次向南迁徙,生存方式从游猎,转入游牧,再到农耕,人类与土地的三种基本形态,他们一一经历,然后,入主中原,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北魏!

这是一段令人震惊的历史!一个原始部落突然有了这样奇迹般的经历。这一路,他们经历了怎样的脱胎换骨、怎样的文明的历程?巨大的变迁在这茫茫草原上进行着,他们甚至没有文字,靠刻木纪契,五千年汉人所经历所积累起来的文明,他们仿佛一夜间就进入了。人类的文明也许无关乎进化,只是多样的生存状态?人类的智慧也无关乎知识?

一个山洞——嘎仙洞,就是这天中午突然出现的。这是拓跋鲜卑人出发的地方。1980年,有人在山洞石壁上发现了一块石刻祝文。这是1500年前的一队人马刻下的。刻字的那一年是太平真君四年(公元443年)。北魏皇帝派中书侍郎李敞来山洞祭祀祖先,他们北上4500余里,走了4个多月,用马、牛、羊三牲供品,学习汉人的做法:祭祖。这一情景被《魏书》记录。但是,漫漶的岁月让这个洞穴不知所踪了,甚至人们怀疑它的真实与否。

从一条峡谷拾级而上,爬几十米的山坡,坡上荒草萋萋,野花怒放,金莲花、马下芹、百日红、百日紫,艳丽得如染如灼。尖尖的山洞面对着峡谷,洞并不深,洞口有二十多米高,洞内能看到天空,阴天玉白色云层下,远近的山脉低低地连绵成一条曲线,横过山洞。以一个居住者的眼光来体会,饮食起居就在这样一个天然的山洞里,该是多么原始荒凉的生活!虽然洞内光线明亮,洞壁却吸去了光,一片漆黑。一切都是裸露的,是石头与天的原始组合,人在其间,几乎与动物无异。上千人在洞中生活,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

这就是拓跋鲜卑先祖生活的地方。传说中的“毛”,拓跋鲜卑第一个史书记载的大酋长:“聪明武略,远近所推,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威振北方,莫不率服。”——这是眼前山林中曾发生过的史事。传递历史的语言哪怕口头语言,在如此洪荒之地孕育、产生,都是令我震惊的。

毛部族的人手握长矛,锐利的武器为石镞,一种灰白色砂岩长条石加工的石器,有柳叶形、桃形、三角形。也有兽骨做的骨镞。这些器物就埋在洞中泥土里。男人们带着这些武器去狩猎,去打仗。一只只狍獐丧命于矛与石器之下,还有鹿、犴、野猪。它们的皮被妇女缝制成了衣服、腰带,肉在陶罐中烧煮成美味佳肴。这些陶罐是女人们烧制的,野果、野菜也是她们上山采集而来。她们还负责驯化野鹿。部落里的人一起劳作,一起分享劳动的成果。

毛靠什么威震北方,让其他部落的人归服?传说是他的精明、强悍又无私,远近部落的酋长都敬佩他。

嘎仙洞荒无人烟,视野里,只有一栋坡屋顶的房,里面没有墙,几个女孩在这个巨大空间的一角围着炉子吃饭,她们生着圆脸,肤色偏黑,暑天里仍穿着秋装。风从草地窜入房内,带着几分寒意。她们是开电瓶车送我去山洞的导游。上车前曾提醒我要多加一件外套,森林中气温低。一路上她们有说有笑,一花一草的问答中,姑娘们洋溢的自豪,一座浩大的森林她们就是主人。

因为一个山洞,拓跋鲜卑莫名地与她们的人生发生了关系。她们从加格达奇来到冷清无比的森林中,只闻鸟语林涛。没人的时候,在宽敞如厂房的房屋一角发呆,偶尔走出门,望一望四面森林、平地上怒放的野花与疯长的野草。这里居然看不到一个男人。

嘎仙洞让拓跋鲜卑这个成为历史的民族,再一次出现在世人的视野。这个东胡部落联盟的部族,“鲜卑”可能就是部族对大兴安岭的称呼。在蒙语中,鲜卑是森林的意思。

大兴安岭和呼伦贝尔草原,几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是中国历史的盲区。“威振北方”的拓跋鲜卑,为何离开山地丛林,走向草原?是人口增多,山林狩猎不能养活他们,需要更广阔的天地?还是短暂的白昼、漫长而寒冷的冬季无法忍受?嘎仙洞的深山老林里,只能容纳最原始的生活,走向平原似乎是人类成长发展的必然之路。

那条南迁的路线就这样豁然地展现在我的面前——让我这个久困都市的人,目光无限地伸展,像马背上的风。从加格达奇开始,这一刻,我对北方大地醉心的穿越,不再是地理山川了,半月的行程,我走了当年拓跋鲜卑人南迁的路线,出发地同样在嘎仙洞——大兴安岭北段东麓甘河上游,北纬50度以北。

拓跋鲜卑从嘎仙洞出发,一路到达过拉布达林、扎赉诺尔、孟根楚鲁、南杨家营子、苏泗汰、三道湾、皮条沟、和林格尔。时间就在公元前1世纪末至公元3世纪中。拓跋鲜卑人向着西南偏西而行,他们的行囊是世界上最简单的行囊,几乎全是动物的皮毛与肉,肩扛手提之外,也许驯养的鹿能驮点石木的器物;桦树皮的篮与袋,则装满衣服。一路走,一路安营扎寨、打猎,熊熊火光在茫茫山林里一次又一次点燃。

越过大兴安岭,沿着根河的水流走出森林。根河下游的拉布达林出现了,新的家到了。

我走的路线与他们是重合的。719,沿省道行车400公里,向西南偏西越过大兴安岭,沿着根河,到达额尔古纳。

这一次远行,内心里有着一种逃避的念头,尽管空间的距离对我毫无意义。但是,长时间的奔走,陌生的环境,让我感觉进入了另一片时空,是二千年前的那次迁徙让山水变得古老,眼前的人事反倒成了背景。

 

 

大兴安岭并不险峻,它在天地间延伸,显得舒缓平坦。茂密的森林,遮天蔽日,这些高大的松树、白桦树和杨树,彰显了山的气魄。我竟然从北到南,沿着它的千里山脉走到了尽头。

这天上午,在茫茫森林中穿行,山岭仿佛是森林在起伏、攒拥,四面八方充满生命激情的奔涌与呐喊,它是北方涌动的夏季。这里仍然靠近俄罗斯边境。在布苏里的一个秘密军营,许多山头竟然被掏空了,几十米高的巨大油灌一串串藏到了洞中。一支浩荡的部队可以在一瞬间消失于无形。这是二十世纪末邻国间军队作战的一种方式,隐蔽像是潜伏。

从西面出山,土地低低地起伏,树林奔涌到草原边,如浪止于岸,嘎然而止。

一片片平地出现了,长满了绿得鲜艳肥大的低矮植物,这是农民种植的土豆、大豆。偶尔出现的泥与砖砌的平房,整齐排列,却破烂陈旧。后院里的蔬菜疯长,仿佛短暂的夏季时间把它们压迫得从土地里一跃而起。村落里没有见到人影。是城市化抽空乡村的运动波及到了这片土地?他们迁移,新的背井离乡发生在每一个村庄,没有人不为好的前景而奔赴。家园的荒芜却成了令人揪心的场景。

根河是美的,这里的山是长长的坡地,几里长的草坡如瀑布一样流泻。翠绿与鹅黄的草地在太阳光下变化万千,深厚的绿沉积到了坡下,那是进入梦幻的森林。它们都奔向了根河,一片广阔的湿地出现了。根河之水就像宝玉的蓝,藏在森林的绿中,闪着海洋一样的光泽。

草原裸露,起伏的大地上一道道交织的曲线,像天地的旋律,云朵投影其上,变幻、迁移。

“厥土昏冥沮洳,谋更南徙”,“此土荒遐,未足以建都邑”,这些说法似乎与我所见的山川不符,不足以成为继续南迁的理由。比起嘎仙洞,这里天地广阔,景色壮美。仿佛看得到二千年前拓跋鲜卑人眼里闪耀的惊喜。他们不用再去穿越茫茫森林,不用翻山越岭,不用害怕迷路、遭遇猛兽……

晚上,走进额尔古纳一户俄罗斯人家,男的是额尔古纳一位退休老师。一处工地,连排的住宅楼都已封顶。工地旁,一片低矮的房屋,有一栋平房,前面为花园,后院种着瓜果,屋内,地道的俄罗斯餐已经摆好。进门时,天就完全黑了。

席间,男主人拉起手风琴,女主人边跳边唱,《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红梅花儿开》……熟悉的旋律于星空下飘浮,让我想起了额尔古纳河对岸的俄罗斯人。十九世纪他们从遥远的俄罗斯北方来到了额尔古纳河左岸。主人的亲戚就在河的对岸。他们如今来往少,每次去左岸,都要花大笔的钱,左岸的生活比右岸贫困了。

拓跋鲜卑到了这个大兴安岭与呼伦贝尔草原过渡地带,起伏的丘陵,可继续狩猎;宽阔的草场可以放牧;那些储备的动物,有了好的牧场。森林、草原地貌,与狩猎、游牧交织的生存十分契合。这是他们生存方式从游猎向游牧转变的过渡阶段。

从这里再往前走,将不能再依赖野生动物为食了,他们必须繁殖大量的牛、马、羊等食草动物。撮罗子也将消失,必须学会用动物的皮和毛搭起“蒙古包”,学会逐水草而居。

问题是,拓跋鲜卑为什么要舍弃这么美丽的地方?虽然匈奴已在西汉时从草原上被赶走了,但草原毕竟是荒寒之地,土地贫瘠,有白毛风那样恶劣的气候,湖泊远离牧场,放牧要靠勒勒车拉着水箱走,特别是氏族部落间,为争夺牧场、牲畜和水源,战争与抢劫被认为是天经地义,到处是血亲复仇的杀戮,很少有安宁的时刻。他们不知道草原的凶险?

大规模的迁徙,常常是被动的,要么是战火,要么是瘟疫,要么是自然灾害,拓跋鲜卑这个“威振北方”的民族,难道遇到了强敌的侵扰?

拓跋鲜卑高祖皇帝要迁都洛阳,怕众人怀念旧土,便宣称有大的军事行动,要南伐。这是一种集体记忆吗?说明拓跋鲜卑过去总是在战争中迁移?

一个民族改变自己的生存方式不亚于一场革命,对拓跋鲜卑人而言,仅仅丢弃桦树皮文化,心理上就有着不可割舍之痛!

《魏书·序纪》道出了大迁徙悲壮的一幕:“山谷高深,九难八阻,于是欲止。有神兽,其形似马,其声类牛,先行导引,历年乃出。始居匈奴之故地。”这一幕已表明了他们迫不得已的情状。举族迁徙是关乎生死存亡的大事。在这片产生过萨满教的土地,不乏神灵的传说。大迁徙没有神灵的指引,在这么无穷无尽的天地间,恐慌将俘获每个弱小的心灵。

草原,空荡荡的草原,它是一片海,一片干涸的海,它的起伏被魔法凝固了,只有牧人的马蹄奔跑起来时,它才开始动荡不宁。草原上生活过的扎赉诺尔人、东胡、匈奴、秽貉、丁灵、夫余、乌丸……这么多的民族、部落,像风一样消失。空荡之上的空荡,海洋似的收走一切,不留踪迹。匈奴、突厥,离开草原走向了中亚,走出了中国人的视线,多少个世纪后,他们走到了小亚细亚的土耳其高原,成了地中海那片土地上的主人。更多的民族没有了踪影。

拓跋鲜卑人走进去了,淹没了,他们也留不下痕迹。

迁徙路线是由他们留下的坟墓显露的。他们面对土地唯一能做的就是埋葬。他们把墓坑一个一个挖成竖穴,木做的棺材,前宽后窄,大多数无底。草原上的生活是从坟墓里找到踪迹的,墓葬中有铜器、铁器、石器、珠饰、金耳饰。最多的是骨镞、骨匕、骨锥、骨扣、骨饰、钻孔骨板、骨鸣嘀、骨弓弭、骨刀把……全是骨头的天下。这是狩猎民族的习惯。而桦树皮制作的弓袋、箭囊、壶形器、罐形器和“圆牌”,又是森林民族的,他们走得离大森林还不太远。

渐渐地,墓葬中出土的骨质弓弭越来越少。作为对森林的留恋,桦树皮制器他们仍然不肯舍弃。

这时,他们到达了呼伦湖北岸。拓跋鲜卑在这里生活,直到第七代开始第二次南迁。

这一次南迁到达了匈奴人生活过的地方,那里已进入草原深处。他们与匈奴、丁令人错居杂处,原始的血缘氏族部落开始解体,地缘的多个民族结合的新的部落出现了。广阔的草原把他们分散开来,草原上众多的民族,乌桓、匈奴、丁令开始与拓跋鲜卑通婚,血缘的交混也是文化的交融。远在中原的汉人,他们的青铜、铁制武器和工具,通过交易运到了他们手上。这是新的文明历程的开始,是文明的启示、交融与养育。

孟根楚鲁、赤峰市的南杨家营子古墓群出土了铜带扣、环状双耳陶壶,已经没有石器,木棺、桦皮器、骨器也极少了,大兴安岭到了南方的尽头。

我到达这里,从海拉尔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

 

 

一踏上呼伦贝尔,大巴车一路播放《成吉思汗》。在茫茫草原上奔走,大玻璃窗,视野开阔。司机头上悬挂着电视机,朝前看,是成吉思汗成长与征战的故事,左右看,是这个蒙古人的神,当年驰骋的草原。当年他从额尔古纳沿着同样的路线走向南、走向西,一场场草原上的战争在我走过的土地上展开。到处是刀光剑影,呐喊,恐怖地嘶叫,冷兵器撞击的声音,冲天的火焰,还有那些发抖的手臂,那些犹豫的脚步,那些疯狂的冲锋,被仇恨遮蔽的眼睛……千年的寂静打破了,又复归于寂静。

剧情发生的地方,在车轮下扑来又退走,这样的重合就像天意。这是一种怎样的机缘,在同一个空间,消失了的历史,在如烟一般回退、重生,扭曲着现实里如茵如毯的大地,只觉蓝天深处的太阳就是那一次的照耀,光芒旧得簇新。

拓跋鲜卑人走后,额尔古纳成了蒙古族的发源地。蒙古人在草原又创造了一个传奇。

草原就像一面紧绷的战鼓,一个个民族一个个朝代,不断地把它擂响。草原是一张坚实的羊皮,生命如泼撒其上的水,总是留不住,滑落到它的周围。

黄昏,风吹在草原上,是如此浩荡。它是呼伦贝尔发出的呼唤,它在呼唤天上的云团,呼唤大地上的马蹄,呼唤土地上的草与花,也向地下的魂灵发出呼唤……它的呼唤是静静的,像一朵朵风中摇曳的花。

蒙古人相约不在草原上留下痕迹。成吉思汗打马走过如此广阔的世界,跨越亚欧大陆,一代叱咤风云的枭雄,大限来临,把自己交给草原,躺进土地,头顶的草原就像划开的海水合拢了,后人永远也找不到他的墓地。土地就是生命的源头与归宿。只有他的马鞍、头盔、桶,留下来供人祭奠。这是蒙古人的秘葬。他们消失的灵魂可以从任意一处草地下走来。

拓跋鲜卑人,在草原上躺下,他们把头朝向自己出发的地方——嘎仙洞。一口一口前高后低顶盖如脊的棺材,一路在草原上埋下。一路走,一路躺下,以这样头朝祖先故地的方式。他们是有故乡的人,他们思念自己的祖居地,这如游猎民族的胎记。当他们在中原取得政权,哪怕路途遥遥,也寻着来路回去,去祭奠先人。强烈的故土情感驱动着大草原上孤独的脚步。也许,迁徙路上,他们都在幻想着死后灵魂能够回到祖先的地方。他们走得不甘心、不情愿,但脚步却走到越来越远的南方了。

在呼伦湖沿圈河台地,两公里长的数不清的墓葬排列有序,头朝向祖先的故地。

拉布大林西山,一个氏族墓葬27座墓葬排列有序,也是头朝东北方向。

拓跋鲜卑人的棺材一直埋到了汉人的中原。汉人矩形的棺材也变成了前高后低顶盖如脊。这一形状成了中国人死亡的象征。

谁也不知道,这一走,拓跋鲜卑再也回不去了。即便祖先的嘎仙洞再次被发现,祭祀的祝文就刻写在洞壁上,但没有一个拓跋鲜卑的子嗣前来祭奠,哪怕来此上一炷香、叩一个头。这个民族,早已消失在岁月中,融进了汉民族的血脉。

拓跋鲜卑走进了草原,这些剽悍的原始猎人,想不到自己就是天生的战士。他们平日里狩猎就像行军打仗,一旦遇到马,就像插上了翅膀,来如飞鸟,去如绝弦。从此,长途行军甚至粮草也可以不要了,马疲可以换,人饥可以吃马。他们成了游牧民族,牛羊在作战时,就是一个可以随军移动的后方补给。

来自中原的青铜与铁,变成了锋利的箭,从奔驰的马背上呼呼射出……

无边的草原,拓跋鲜卑迅速膨胀,他们突然之间变得异常的强大!就像一个巨人从草原上站起来了,草原上到处是他们的身影。草原之外,拓跋鲜卑左冲右突,到处是他们厮杀与劫掠的马群。男人娶妻,也是先抢后嫁。这一切像是一种狩猎。中原儒家的道德与草原是绝缘的。

这是冷兵器时代的奇迹,蒙古族因此打下横跨欧亚版图的大帝国,女真人因此建立金国,拓跋鲜卑建立了北魏。中原的汉人在诗中哀叹:“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陈陶《陇西行》)“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王翰《凉州词》)

 

 

拓跋鲜卑继续南迁,开始接近农耕文明。中原开始对他们产生巨大的影响,像一股强劲的磁力,他们景仰,甚至把自己部落的王子送到中原去接受汉文化的教育。

从蒙古高原下来,第一眼看到草原边上的城市平城(大同),能够想象来自一千多年前的那一瞥,是多么令人震惊,拓跋鲜卑看到的是一幅多么不同的图像!炊烟袅袅是成千上万汉人的烟囱,它们给了拓跋鲜卑温暖和食物的欲望。锯齿形的双层城墙灰暗高大,城墙上耸立着瞭望塔。城墙内,密密的平房铺出的街道,铺面、院落与人流,多么兴盛的人间烟火啊!中原的汉族女子,风吹杨柳的腰肢,凝脂的肌肤,顾盼生情的双眸,莺莺袅袅的歌声,扑面的脂粉香……这一切对于荒寒之地的人,发出了巨大的吸力。尤其是在蒙古高原的冬季,寒风砭骨,雪暴横扫大草原,人和牲畜都缩进了小小的蒙古包,等待着春天的来临。这时走出草原,站在关口上,遥望平城,那是另一个文明另一种生存的图景啊。

平城是一个农耕文明的前哨,是古代高墙围出的城池的代表。

这样的温柔之乡,这样温文尔雅的礼义之邦,还有高墙大院里金银财宝发出的幽光……拓跋鲜卑就是草原上的狼群,呜呜叫唤着。在他们扑过去的那一个瞬间,飞扬的尘土,嘶鸣的马叫,寒光闪亮的刀剑,让人颤栗。

人的征服与占有的欲望,在草原民族尤其强烈,对于富庶的中原,他们一次又一次的冲动,都在马背上得到了最原始的表现。马蹄过处,汉人的血一次又一次横流。他们因富庶而付出了血的代价。

人类战争中,野蛮战胜文明的例子并非鲜见。西罗马帝国被野蛮的西哥特人占领就是一例,几乎与拓跋鲜卑占据中原同时发生。西哥特人的蛮力毁灭了罗马文明,拓跋鲜卑马背上夺得天下后,对中原文明生出了向往与热爱之心,就像一个进城的农民,在霓虹灯下有些失态,有些张惶,但镇静下来后,就开始学着城里人的做派去打扮去生活。

他们很快丢掉了自己原始的宗教,信了道教、佛教,非常虔诚地树达摩为中国佛教禅宗的始祖。

他们开始禁穿胡服,改着汉装;朝廷不准说鲜卑话,汉语作了通用语言;开始与汉人通婚,皇帝选汉女入宫,皇帝的兄弟娶汉族大姓之女为妃;甚至连鲜卑的复姓也改单音的汉姓,皇族拓拔氏改姓元,丘穆陵氏改姓穆,步公弧改姓陆……最后连籍贯都改了,迁都洛阳的鲜卑人籍贯都变成了河南郡洛阳,死后只能葬于洛阳,不得葬回旧土。

凿石为庙、刻石祭祖,这是拓跋鲜卑嘎仙洞就有的传统。他们到大同,然后是洛阳,选择凿石窟、雕佛像。云冈、龙门两大石窟开始大规模凿造,这是中原大地上没有出现过的佛教石窟艺术。在此之前,石窟艺术大约在一百年前出现在西域龟兹敦煌。在平城之西武州山,一个叫昙曜的沙门也许受此启发,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

云冈石窟以平直的刀法,大体大面,衣纹处理简洁质朴,概括冼练,粗犷豪放,雕凿出了一个充满幻想与神秘色彩的佛的世界,把一股刚健之风带到了中原。尤其北派衣褶,外廓张如弓弦,角尖似翅羽,它是中国雕塑史上最重要的创作。中国雕塑艺术的第一道光环从云冈石窟开始闪耀。

从大同迁都洛阳,拓跋鲜卑在西晋故都之上建起了洛阳城。在洛阳开凿的龙门石窟,粗犷奔放之气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刀法变为圆刀,造像变得精细入微、一丝不苟,出现了褒衣博带的汉服,现实的人间气息占据了上风。开窟者为太武帝的玄孙慧成。龙门石窟刻匠技术、石料、雕饰布置都比云冈石窟进步了。

与中原文化进一步的融合,后来的塑像变得越来越小,刚强的刀法也随着时日失却了锋芒。但浓郁的中国雕塑作风与气派从此横空出世。

拓跋鲜卑把汉字刻进墓碑,中国著名的书法“魏碑”开始出现。

还有著名的少林寺、中岳庙、嵩山书院……

短时间里,一个野蛮部落统治下的国家,竟然留下了如此多的历史遗存,它们成为了中华文明珍贵的文化遗产,这是文明史上的奇迹!

北魏灿烂的文化就像一道光芒,隔着漫漫时光,照射到了今天。

拓跋鲜卑实行“务农息农”、“计口授田”,皇帝亲耕“籍田”,提倡儒学……这些人本主义的举措是他们质朴与本真的表现,充满人性的光辉。一股北方森林淳朴、豪放、粗犷、武勇的清新之气,涤荡在中原靡弱奢华风气之上,健康向上、质朴纯真终于成为了北魏的新风向。

拓跋鲜卑的蛮力竟然滋补了中原文明,使之获得了重生。这是一种文化融合的新的历史模式。

 

 

 

走过拓跋鲜卑当年的迁徙之路,城市在草原出现:甘河、根河、陈巴尔虎旗、额尔古纳、满州里……

天苍苍,野茫茫,草原上的新城,像从空中飞来,海市蜃楼的景象一幕又一幕。

城市是人类文明重要的标志。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以前无法发展出城市文明。但现代社会变了。草原上的城市没有城墙,也没有现代城市的郊区;没有菜地、工厂、车辆、森林,有的河流也没有。城市之外就是茫茫草原,荒无人烟。

这不是人们所惯见的城市,有无数的道路连接着乡村,那些稠密而破旧的房子,拥挤在城市的周围,到处是车和人……它们是一座城市扎向大地的根。

满州里是拓跋鲜卑南迁到达的呼伦湖的北岸。草原上建了一片水泥的蒙古包。在大蒙古包吃蒙古餐,看蒙古人的歌舞。偌大的草原看不见一座毡房。羊群也难寻觅。蓝天之下,炽热的阳光直射,大地上热气蒸腾。高高的敖包在一处坡地上。我朝着它走进赤裸的太阳。

长坡起伏的草原空无人影。风把敖包之上的旗吹动。神灵在虚无中给灵魂以恐慌。这片拓跋鲜卑人生活过的土地,他们眷念故土的灵魂也许就在下面安息吧,也许飘浮着的云影就是他们在草原上的游弋。我望着大地上一处正在飞跑的云影,盼望它飞过我的头顶。这是天与地寂寞的游戏。空荡的草原,从前飘移着蘑菇似的蒙古包的大地,只有马蹄踏响、勒勒车吱呀的大地,如今游牧民族不再游牧了。他们开始定居,开始建造房屋。

我看到了远处草原上隐约的高速公路。草原上的城市,补给就来自这些路上的车辆。

午后进城。满州里的繁华不比任何一座都市逊色。街道的建筑有着欧式风格,罗马柱、拱券、尖塔、穹顶、坡屋顶、大理石,巴洛克风的装饰,让你感觉置身于一座欧洲城市。而楼宇简洁的造型,大玻璃、射灯,充满着现代的气息。它几乎是一夜之间建起来的,其新与繁华如同置身深圳。它的大街直接对着草原,没有郊区。

街头电声喇叭的叫卖,铸铁的马车、人物雕塑,路灯下的长椅,街头的交谊舞、流行歌手的演唱,俄罗斯人的商店,满街行走的中国人与俄罗斯人,俄文的灯箱广告,还有穿过城市边缘地带的铁路,十几条轨道交错而过,停满了装载货物的高大车皮……一座因铁路而兴建的边境城市,一百年里冷清荒凉,突然间,呈现幻灯一样的场景!

夜幕降临,灯海一片,吹着草原送过来的凉爽的风,草原上的云低低地飘过头顶,让人叹问今夕何夕。

 

 

与草原告别,是在赤峰克什克腾,这里群山起伏。

这天黄昏,我沿着北面一座山坡慢走,各种颜色的花草,长到齐膝的高度,小小花朵七月就在萎缩,一根根被风吹弯了腰,在一阵一阵剧烈的摇摆中,充满了生命的韧劲。不禁弯腰抚摸起它们。每一股风,都被晃荡的花草昭示于山坡,它们短暂、飘忽、左冲右突。花草的细瘦、稀疏,夸大了风的强度。

上到山脊,发现南山坡的草不同于北坡,它茵茵一色,柔软、密集,这是羊群吃的草。

在小山上远眺,天阴沉着,四野只有风声。牵马的牧民已经走远。一只鹰飞过。山离住地有几里路远,我突然想自己走回去,在草原这个最后的夜晚,想一个人独自面对草原,听一听草原黄昏的声音,看着天色一点点昏暗。一个臆想中的远走高飞也终于结束了。高海拔的寒冷在风中变得愈来愈强大。

明天车往南行就进入河北地界了,大片的农田将出现,而眼前的牛羊将随草原一起走进记忆。巨大的现实在这一刻显得有些虚无。

远处的车,灯光在阔大的夜色里是机器睁开的眼。有一种像鸟类又像虫鸣的叫声,在路边沟壑里叫着,声音在前行,我无法看清是什么东西。叫声停息,路的另一边又起。世界陷入黑暗之中,变得愈加空荡,空荡得让人觉得草原从来就没有发生过什么,只有苍暝如故。乌兰布统战场像是一个传说,这片土地的安宁是如此深,像从没有过岁月没有过历史。

哀痛袭来。不是这似真似幻的战争,是我自己困顿的情感,生命的锐痛,我欲摆脱的不幸处境。现代科技像层出不穷的病毒,让恶毒的人心突然强大,匿名信息的挑拨、嫁祸、诬陷,千里之外也无处可藏。战场上刺向胸膛的长茅早已锈蚀,而杀戮之心仍在暗处跳动,跟随着空中无影无形的信号。也许,我从来就没活明白过,很长时间里也不明白这暗箭来自何人,不理解人性之恶缘自何处。

天地黑得无法分开,脚也有些趄趔,但住地已经近了。我的脚步声千里之外也许有一只耳朵正在窃听。

第二天一早,从赤峰乌兰布统南下,经塞罕坝森林公园,过内蒙与河北的界河,翻越七老图山,进入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遇一个个清朝皇帝征战、围猎的地方。草原与森林在此交织,松树、扬树、杏树、槐树、桃树占据了高地、山冈、河谷,它们绿得沉郁,绿得茵茵叠翠。

庄稼地在七老图山下出现了,玉米、土豆、大豆、西瓜,甚至水稻,各类植物宽大的叶子,都在交来一个绿色世界的答卷。

车到隆化县,路边的水果摊,二三十斤重的大西瓜,切开来红得似血。苹果、梨、杏、桃,还有各种甜瓜、香瓜,圆圆的堆起红、黄、绿各种色彩,与山坡上、峡谷间的绿色树木和农作物呼应着。一栋栋红砖的平房,一村一村聚集在田野上,一垅垅绿色的菜地围绕着它们,一条蜿蜒的伊逊河溪水奔腾,散淡的炊烟,鸡鸣狗吠,孩子的打闹,生活的场景就这样全然转变了。就是这条伊逊河,让拓跋鲜卑又一次从大地上浮现——他们中的一支到达了伊逊河两岸,在这里生活。他们织起了长辫,开始把这比嘎仙洞更雄伟宽阔的山谷当作新的家园。那时离建立北魏尚早。

“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陶渊明写下这首田园诗时,正是拓跋鲜卑进入伊逊河的时候。一个农耕文明之地,自古如斯,就是这样的炊烟人家。

 

 

载《收获》2012年第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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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1-01 1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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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僭越的眼

 

 

熊育群

 

 

 

这是贝叶经,大地上的贝叶经。我读它的纹理,猜测着它深处的奥秘。一朵一朵的云浮上来,像青绿山水画上的云朵。

隔了万米的高空,天山是这般模样:一条山脉在左侧绵延,峰峦之上,一种白色如巾似絮,终年积雪的峰巅如囚禁的白云。山坡长长地倾斜,向着北方延伸,一种没有节制的伸展,没有目的、没有构想,像高处的水流一味奔泻。如此任性的倾斜,却有着精美的纹理,任意的局部都是完美的图案。纹理如贝多罗树叶般交织,大的山脉是又长又大的叶;飞机渐次下降,细小的纹理再分出清晰的连缀的叶片。我知道,任何微小的一笔,都是一个巨幅空间的起伏山岭,是天地间的大耸立。但它不过是那么小的一片叶子中的一个肌理。无数生命的奥秘就写在这样的肌理间。

太阳落山,纹理变得厚重,渐成巨大的一道道黑影,像浮动在山体之上,如黑色的海草,一簇簇,一丛丛,飘然向着东方伸长。那种凝固了的飘动,如施加了魔法,天地间充满一种巨大的静默。那阴影深处的鸡鸣犬吠早已被巨大的静默吞噬。

置身熟悉又陌生的世界,繁忙的会务、匆匆行色、喧嚷嘈杂的北京南苑小机场……那样的现实像一本书早已合上了。像魔幻世界中的人物,我已经飘忽。

一条线条在低凹处——山脉与山脉相交处曲折划过,渐渐拉直——山坡的尽头,平原出现了。峡谷在变开阔,平原就像山谷生出来的。

山退去,平原上火柴盒的房屋,一列列出现,排在道路分割的地块。这是大地上的城市,人类巨大的巢穴。在神的眼里,它与蜂巢并无多大区别。我们不无自恋地赞美城市建筑之美时,忘记了许多动物所创造的居所并不比人类的逊色。

是谁给了我这样的一个视角,能够作这样的观察与描绘——我看到的是神的世界。人类飞行的梦想是对神的僭越。人的世界在那些山岭重重的大地上,在那山坡转折的公路上,看尽峡谷的深切与坡地的荒凉。但那样的一双眼睛,在这样的高空有如蝼蚁之眼。在蝼蚁的世界,人所俯瞰的自然,也是神一样的尺度。世界无限之大,世界也无限之小,大与小的世界并无多少区别:在一片树叶上的微生物,在形如树叶的山脉上的人类,无限细分与无限放大,世界呈现出了同样的纹理与辽阔。

我一次次僭越,人的眼光看到了神的世界,读出了人之渺小如菌;世界苍茫浩大,却可以如一片树叶,小小的纹理,一个人可以终其一生栖居于斯。

在北半球高纬度地区飞行,由北京向西,从内蒙古高原,切过窄窄的甘肃,飞往新疆的乌鲁木齐,山西、陕西、宁夏,这些北方的省份都到了南面。这个纬度串起了中国最荒凉的地理,沙漠戈壁触目皆是。黄河在蒙古高原上流过,扭曲得弯道重重。如此浩大的一条河流,它的腹地竟是一片荒漠与半荒漠。

这样的地区孕成人类生命的剽悍、坚毅、顽强,游牧方式的生存,更使得生命飘荡无依,这种生命的力量在冷兵器时代可以征服世界,尤其是温柔之乡里的世界。闪光的刀刃在马背上划过寒风,割下羊头、牛头的时候,嗜血的刀峰直指人类自己。中原总是在这样的刀峰下卷入一场场战火,边塞鼓角相闻,烽火遍地。古人吟出“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时,其悲惨并非人人可以体悟,但却贯穿了中国的古代史。

甘肃的河西走廊是更加荒凉之地,飞机越过其上空,几乎没什么感觉。它窄窄的一条形似一根肱骨,夹在内蒙古高原与青藏高原之间,的确是一条深沟。一条烽火不断的深沟。

从乌鲁木齐飞西宁,可以近距离、长时间的观察——河西走廊是多么伟大的地理!

那是一个寸草不生的世界,如荒漠一般的外星球,似乎没有任何生命的痕迹。但是奇迹却出现,足以证明人类生存的勇敢,也证明生存的脆弱,恰如一个词:命悬一线。荒凉、绝望、茫茫一片的祁连山,一面形如沙滩的巨大斜坡,有水流过的一条条痕迹,一道一道如划痕,如果你不与峰峦上的雪联系起来,你只能想象那是神画出的图案。这些连绵的雪峰融化的雪水冲刷而成的季节河,流到沟底就消失了,在它消失的地方竟然出现一小块绿洲,那就是著名的河西走廊城市:敦煌、嘉裕关、酒泉、张掖、武威,它们彼此被浩大的沙漠、戈壁隔绝,相距遥远。这些在中国历史二千多年的岁月中不断出现的名字,与战争联系最紧密的城市,它们是中国文学边塞诗中的一个个意象,在这样荒僻、没有人间气息的地方,像另一个世界的事物存在着。这是高原雪水与荒漠城市一种哺育关系最直裸的呈现!水竭城亡,荒漠一片,只需神灵把这伟大的地理作一点小小的变动,人类就会从这一地区抹去踪迹。

那一次飞行是在午后,阳光,德彪西的音乐,餐车飘过来咖啡香,一排排坐满的时尚男女……飞机以小小空间作宏大的跨越,一个我熟稔世界的切分体,在以高速越过这一地区,在吞噬、忽略地面辽阔的存在。我感到了一种蒙蔽与误导,一种科技对于世界的扭曲。人类背负青天,乘云气,御飞龙,以游无穷,但却无法改变生命朝如青丝暮成雪,一如朝菌不知晦朔,惠蛄不知春秋。

千里的荒漠。绿洲,一个个生命之岛,孤独、寂静,遗落于喧嚣世界之外。“一片孤城万仞山”,仿佛只是为生存下去而进行着顽强的抗争与隐忍。想着越来越拥挤与污染的地球,这也是人类生存景象的一种象征吧。

西部城市西宁,在高原海拔下降的一条山沟里,腾起烟雾,一片迷朦。氤氲之气升腾到了神所见的高度,像一场大火刚被水扑灭,烟与气直上天空。在这样荒凉、清澈的高原,工业的污染如此惊心。我不再有对河西走廊城市的怜惜心情。农业是人赖以活命的事业,令人敬仰;工业却是人贪婪、虚华的开始。只有后者给地球以损毁。

那个初秋的黄昏,飞机向着山谷落去,是天地间一个发光的点。万物从辉煌一片的夕晖里走向浓郁黑暗的时分,宇宙苍茫,生命苍茫,内心广大的静谧与荒凉让我无言。

祁连山一座一座连绵如土堆一样光滑的峰峦,正被黑暗隐去。它们没有锋芒,雪像被子一样覆盖在高处的山头,让这些黄褐色的叶变成了银白色,让阳光下的暗影发出幽蓝的光。雪峰,苍茫岁月一样的覆盖,却像昨夜一场风雪,是那样的新,洁白无瑕,清新刺目。那么纯粹的白,没有一点人世间的烟火与岁月的苍桑,但它却沉淀了多少浩茫的时间,亿万年过去只如一夜风雪交加……

这是五年前的一次飞临,我对这条走廊还只是揣测——凭借这弧形大跨度的山脉。

五年后,我在漫长的公路沿着河西走廊由张掖到敦煌,汽车在尘土与颠簸中一路西行,穿过小麦、玉米、棉花、瓜果各种农作物组成的绿洲,一栋栋红色砖瓦的农舍,躲在高高的玉米地后。路边的房屋有的墙壁被刷上了广告、标语。若不是穿越一个又一个空旷无边的荒漠,绿洲所见的景物几乎与北方惯见的农村无异。想不到,有的地方还种水稻——梦幻一样的生长,似乎是对荒漠的嘲讽。事物巨大的差异常是从宏观从远处感受的,进入细部进入过程,却是惯常的逻辑、习见的庸凡。人处生存险境的感觉反在绿色的掩隐中水渗泥土般消失。这是多么深的假像,人如鱼一样,有了一瓢清水就摇头摆尾起来了。

玉门关西望哈密、吐鲁番,那是深入到想象中的有如大海一样的旷古之荒。太阳高悬,天地如毯,僭越之眼看得到时间深处的奇迹——千年不变的大地理!时间改变的只是细微的景象,宏大的地理之变却不是微小如人一样的动物所能感受与体察的。

再一次升空,从敦煌的三危山莫高窟之上直接飞临绵长巨大的祁连山脉,隔着一条条低凹的谷地,一列列的山脉交错隆起。眼前的景象毫无疑问,与五年前所看到的山与雪印证了。深秋季节,地上看时只是隐约可见的雪峰,飞机下已连绵一片。它从东北方向抬起了一个世上最奇伟罕见的地貌——青藏高原。这样的地貌高空俯瞰才清晰可见。它是从茫茫荒漠中出现的。一片苍黄中出现的雪山,那纯粹的白,它呈现的不是颜色,而是一种状态。天地间的一种存在,那么简单、直接的地理。我仍然那样痴望着它,有如初见,眼睛竟然变得湿润。

一路的跋涉,都在这一瞬间中断,成为了记忆。下视苍冥,“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积雪覆盖的茫茫山河正是我几天前翻越的——

那一个阴雨天,我从门源翻越祁连山。从祁连之西的青海湖出发,先到大通,这是青海高原上一个回族土族人的地方,丘陵起伏,森林茂密,既有农耕的庄稼也有放牧的牛羊,油菜收割的季节,小雨中高大的油菜与大通河水的哗哗奔流交替出现,那冷的灰而翠的水意念般在我脑海里明灭着。进入门源,难泥达坂山海拔升起,祁连山主脉海拔 3685米的俄博岭垭口,大雾弥漫。

冷龙岭一条峡谷,峰回路转,峥嵘的岩石,奔流的河水,寒冷的山风,山坡上的草地与牛羊……峡谷越走越深,阳光却在天空出现,两边的山在海拔的下降中越来越高、越来越险峻。甘肃逼近,两省在峡谷里开始交界。

很快,祁连之东的民乐县到了,南丰乡的坡地上,小片小片的黄褐是待收的小麦。平原上的村庄,一个一个呈现在田野上。祁连山转眼成为一道背景。蒙古高原与青藏高原所夹的一条深沟,在我的眼里竟然清晰地呈现!

地理的大转折,草原游牧的山区与小麦金黄一片的农业区在山麓转换、对接。高原的不适、寒冷也像病似的痊愈。

俯瞰这样的穿越,人力涉足的地理大变迁与大跨越,都无迹可寻了。现在它是一个渺小如菌的微观世界。那些闪现又消失的身影,那些淳朴亲切的微笑,那些珍珠似的羊群,在贝多罗树叶般的肌理深处,深得不可见了。只有青海湖以另一种天空的蓝呈现于眼底。她的轮廓一如地图上所绘,不再是浩淼无垠。

我在寻找绿色——那成群的牛羊放牧的草原,它不该呈现一片褐黄。

直到青海湖退到了后面,脚下的山越来越陡峭,绿色才染上了山坡。云朵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它们缓缓地向着北方移动,像赶一场巨大动物的聚会,投在大地上的阴影,改变着山河的面貌。这些显然不是我所穿越的山川,我走过的地方早已飞越,但我无从辨认。

山势陡峭,阳光下的绿色深翠一片。茫茫群山中的一条道路,随山坡弯曲,公路边偶尔的两栋房屋那么清晰可见,这样的居住是全然不同的人生,是真正与世隔绝的世外之隐。看着它,心境阔大、缈远,有一种岑静与静穆的诗境。仿佛那高山深谷里的清风已吹到了脸庞。

回想自己由陇南往青海的路途,似乎也没有这样的高山深谷。这是一处什么地方?

黄土高原出现时,纹理细密了,另一种地理的开始,表明已是陇南回民生活的地界了。

西部远去。回到南方的生息地,从神的天空降落人的土地,贝叶经顷刻间收缩、隐匿。再睁眼,眼里尽是岭南肥硕的树叶,可以一叶障目。

无涯无际天地尺度的诱惑,巨大磁力的无边想象,让人飘忽……微观与宏观的人生,僭越的眼睛,内心造就的冲突与和谐,像另一幅风景打开。眼里,再也不只是寻常所见的景物。灵魂开始变得轻盈飘渺,泠然、豁然。

 

载《十月》2012年第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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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1-01 1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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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西北向西

 

 

熊育群

 

 

西行复西行

 

西北向西,荒凉如梗。

河西走廊的敦煌,荒凉有一种质感,绵密、坚锐,阳光亦如荒凉本身,正午炽烈地散发出荒凉的力量。天空的蓝现出一种虚幻。

西行,北出玉门关,900里的莫贺延碛道后,到了吐鲁番。吐鲁番的西面是库车,古代的龟兹国,一个跳旋转舞蹈的地方。南出阳关,则到和田。古代僧人西方求法,最初去的是和田不是印度。“和尚”一词、于阗乐舞都出自那里。

河西走廊却在敦煌终止,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横亘而出。南北两条古丝绸之路绕着它西行,去往更加雄奇的两大山脉——昆仑和天山。

莫高窟断崖之北,一片戈壁中的大坟地。这是敦煌多少代人的归宿地。茫茫戈壁,坟地总是那样醒目。死亡常常让人想起大地上的行走。

莫高窟,我想着乐僔,他就埋在这片土地上。他有一次长长的旅行:那一年,走在阔大的荒漠上,大地一步一步在脚下展开,日月星辉一天一天在头顶升降,人的渺小感愈来愈趋强烈。他产生了幻想,幻想最多的便是这巨大地理上的俯视——神的存在。

一天,祁连山的余脉三危山走过后,鸣沙山东麓的断崖出现了,一股水流直泻而来,两岸生长了高且直的树木。绿洲就是心生的幻景。乐僔冲到河边把水泼到自己的脸上,捧进嘴里,他的精神有如枯木逢春。抬头东望,看到三危山异样的面目:夕阳中的山,金光万道,辉煌如灼,嶙峻的山头变成了一尊尊佛像。乐僔不由得惊呼起来。他以为这是佛祖的灵光,以为这个遥远之地就是西方极乐世界!

这极乐来自党河清澈的雪水、晃眼的白杨与这无边无际寸草不生的荒漠残酷的对比!这样的水与绿近乎神迹!

乐僔决定就此修行。他在断崖上开凿石窟,几年时间里不停息地凿着,终于凿成了一个窟龛。他在龛内塑佛像,绘壁画。这是敦煌莫高窟第一个开凿的石窟

。时光在这些佛像与壁画上掠过了1600多年。

僧侣在荒漠中的跋涉,被写进了敦煌史话。与乐僔一样跋涉到敦煌的还有鸠摩罗什、法显……他们都是怀着一颗佛法之心的人,或是这片土地上的过客,或长年在这条走廊布道,成为了一代高僧。

公元628年,玄奘西去取经,那匹神化了的马也一路走到了敦煌。他在此停留一个多月,从玉门关偷渡,走向了通往吐鲁番的莫贺延碛道。

世界各地怀着各种不同宗教信仰的信徒,竟然在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地区走到了一起。他们比任何地方都能和平共处、相互兼容,但排斥也时有发生。

是什么使得这片荒漠成了世界的宗教中心?那么多的宗教信徒冒死前来,并创造出灿烂的宗教艺术——雕塑与壁画。是千里的荒漠吗?是荒漠中的苦行?只有荒漠人稀地广才容得下不同的宗教?或者是一种物品——丝绸,它的神奇与稀有,使东西方通过一条世上最艰险最遥远的路彼此相连,商旅的滋养,让它盛开于荒漠,如沙漠玫瑰?

这条古道,行走得最多的是商人。漫漫长途中,他们脑海里想起了什么?是向神的祷告使他们忍住饥渴,战胜恶劣的自然,闯过一道道鬼门关?面对着荒凉,也就是面对着心灵、面对着生命。商旅与僧侣之间一定有着一种隐秘却又直接的关联。我想,世界各地不同宗教信仰的商人,他们在这险恶之地跋涉,渴望各自信奉的神灵抚慰、保佑,于是,丝路之上,宗教开始繁盛。除了供养,僧商之间还有一份旅途共有的苦难,一种生命力的极限挑战。

元朝至元八年,一位来得十分遥远的商人走到了敦煌。他是意大利人,叫马可·波罗。同行的有他的父亲、叔父、两个教士。后来,他写了一本书《马可·波罗游记》,书中写到这一天:“走完这三十日路程的荒原后,便达到一个叫做沙洲的城市……居民多是偶像崇拜者。也稍有聂斯托利教派之基督徒和回教徒。”

这本书风行欧洲,使得西方惊讶地打量起陌生而神秘的东方,导致了世界航海地理大发现。马可·波罗这一次远行,改变了世界。

欧亚商旅驼队的铃铛声响彻了古道漫长而寂寞的时光。他们翻越高山,走过高原,穿行沙漠,一路上看着远处山脉的起伏与聚散,一颗深怀渴望与恐慌的心在这日日夜夜单调的行走中,变得坚毅。

土耳其历史学家阿里多次来到敦煌。在伊斯坦布尔博斯普鲁斯海峡边,他告诉我,他们的祖先一路西迁,从河西走廊迁徙到了地中海与黑海中的土耳其。他一生研究匈奴历史。那时,我耳边响起了一句匈奴人的悲鸣:“失我祁连山,使我牛羊不蕃息。失我胭脂山,使我妇女无颜色”。胭脂山就是焉支山,在河西走廊的民乐县。

这是一次多么漫长的大迁徙!横跨了中亚、西亚。那个雨天的下午、那条分割欧亚大陆蓝得发黑的博斯普鲁斯海峡、阿里京味的汉语,因这令人惊讶的事实,都深深锲入了我的记忆。想不到土耳其人的祖先其主体竟是匈奴人。张骞的出使西域,霍去病的西征,班超的出任都护,都与这句话连接上来了。

二千年后的相遇,汉人与匈奴人的后裔感觉到了一种亲切,那样的悲怆早已是历史了。这条走廊因为这场战争而被打通。

于是,我看到了这条古道上军队、使者、流亡者、迁徒者走过的身影。看到了血、泪、还有悲鸣。

土耳其布尔萨是丝绸之路亚洲最远的终点站,丝绸可能比匈奴人更早达到这里。在一个古老而封闭的丝绸市场,我拿着从土耳其商人手中买来的丝质披巾,脑海里想起的是敦煌飞天挥舞的飘带。绿色清真寺里,伊斯兰信徒面壁跪地,虔诚祈祷,沉浸于一个人与神的喃喃自语中。窗外高山积雪灰蒙蒙一片。街巷,古老的弹拨乐奏响,与新疆维吾尔人的音乐一样急切、嘈杂、起伏,这是大盆地的丝路风情!

向西,我一次比一次走得更远,直到丝路西方的终点——罗马,另一个繁华世界。与它的起点西安相比,石头的艺术登峰造极。而东方木构的艺术在随时间不断朽去。两极的繁荣,让沙漠与戈壁中的路冰与火一样难耐。然而,它在最深的寂寞里却呈现了世间的繁丽,在繁丽的凋谢中生出梦幻;在最荒凉中孕育了绚烂的文明,在文明的寂没里呈现天地宿命……天底下极致的事物在向着它的反面转换。

在莫高窟乐僔雕凿过的洞窟前,敛息驻足,阳光中的风卷动轻沙,有微响如诵,沙土上细小的阴影如光一样闪动,我轻轻放下一支玫瑰,默念着一句经语,远行的灵魂,安谧中仿佛获得了神启。

 

 

吐峪沟的黑洞

 

新疆吐鲁番鄯善县吐峪沟,有一个麻扎村,居住着两百多户维吾尔族人,房屋是黄粘土制坯砌的窑房,大都一、二层,泥坯砌的花格墙、圆拱门,阳光中投下阴影,自有一种简朴、切近生存本相的美。有的房屋几百年了,在黄土一色中难寻岁月沧桑。村中心的清真寺是最醒目最奢华的建筑,四个绿塔并排立于门墙中,后面的圆形穹顶反倒不太显眼。它那荷叶瓣一样的拱门拱窗,影响到了村里泥砌的民房。只是一眼望去,便知麻扎村是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村落。

当你的目光上移,掠过一片杏黄的泥砖房,看到村后那片泥黄的山,一个个黑洞出现了。

去黑洞要穿过村子,沿一条峡谷上行。

这天上午,从一户维吾尔人家的后门出来,一条哗然作响的溪水吸引了我。这条绕村的溪流来自村后山谷里的小河。在这一片皆为黄色的土地,水如天外来物。绿色如村中的钻天杨已是黄色世界最刺目的奇迹了。一条河谷让这个村庄不同凡响,我想,这是它历史如此漫长的秘密所在吧。麻扎村存世已有1700多年。

逆流而上,水边出现了芦苇、杨柳,还有木板搭的栈道。这条木制栈道直通山上的黑洞。

黑洞竟然是佛窟!比乐僔在莫高窟开凿的还要早。它们同在这条古老的丝绸之路上,吐鲁番比敦煌更西域,其间隔着 900公里最荒芜的莫贺延碛道,佛教传播自然比敦煌早。离麻扎不远的火焰山有一个庞大的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开凿在木头沟西面的悬崖上。它始凿于南北朝后期,历唐、五代、宋、元7个世纪而成。麻扎村的黑洞叫吐峪沟千佛洞,以前叫丁谷寺。在逝去的岁月中,这条峡谷里,有随山势而建的重重寺院,四周古木掩映,佛乐飘荡,游僧云集。20世纪初还从洞窟中发现了一个中世纪图书馆。

一位维吾尔壮汉正下山来,他手里拿着一串钥匙。村里升起了一股股炊烟,快到吃午饭的时辰了。我央他回去,他犹豫了一下就随我转身。粗笨的木门已破旧不堪,吱吱呀呀打开来,一个个古老的洞窟出现了。

我看到的是惊悚的一幕:佛像已经打碎,壁画被挖得千疮百孔,残留的佛像被砍头、挖眼、剐心。就是这样的画像也不多了,洞壁已被挖得只余星星点点的残墨。无数的洞窟塌的塌、垮的垮,余下的几十个洞窟只有8个留有残存的壁画,可以辨别出回鹘文的题记。这里发生过一场愤怒而残暴的浩劫!

麻扎村的另一头,峡谷南面的出口处,有一片墓地,人称“圣人墓”,有1300年的历史。墓地入口是泥砌的清真寺,从寺东的台阶上去,有守门人等着购票。上面的围墙为黄泥砌筑,饰有伊斯兰建筑风格的券拱。墓地中央,有几座大小不一的清真寺,两座高台上有两口泥塑的棺材。另一边是一座圆锥形的大墓。周围散布着各种大小不一的坟墓。黄泥上的阴影在正午的阳光下分外扎眼。死亡如同阴影一直呈现在大地上,像裸露的山峰,村庄每个人都可以看得到它。

坟墓里埋葬的是来自也门的传教士叶木乃哈和他的五位弟子。公元七世纪初,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叶木乃哈作为他的弟子,沿着这条丝绸之路前来东方传教,一路走到了吐峪沟。他找到当地的一位牧羊人,成功地让他信奉了伊斯兰教。于是,他们在这个村庄住了下来,在佛教昌盛之地开始传播伊斯兰教。

不知道伊斯兰教在这里是如何兴盛起来的。佛教败落了。来自土耳其、印度的穆斯林开始来这里祭拜。它成了新疆境内的伊斯兰教圣地,称为“中国的麦加”,当地穆斯林去麦加朝圣,先得去麻扎村。

墓地与那些毁坏的洞窟有什么关系?我想象着那疯狂的一幕,锋利铁器的寒光挥之不去。在墓地前停下了脚步,我只是远远地看着。就像天山上的积雪,这种暑天高处的寒意,就像人性中蛰伏的恶。

这个可用耶路撒冷比拟的地方,西亚火祆教、印度佛教、叙利亚景教、波斯摩尼教、中东伊斯兰教都曾在这一带传播。

眼前的村庄,都是伊斯兰信徒。他们安详地生活,纯朴、宁静、自足。在那些消逝的时空,发生了什么事情,有着怎样惨烈的经历?吐峪沟黄土一样沉默着,只有流水声、风声在倾诉着自然的别样变迁。

 

 

从吐鲁番到敦煌

 

未去莫高窟前,我先到了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吐峪沟千佛洞。我揣摸着墙上的壁画,为那些流畅、简朴的线条着迷。敦煌的莫高窟早已声名远扬,而吐鲁番这片沙漠中的洞窟,其塑像、壁画与莫高窟可否相提并论?直到我去了莫高窟,我才敢肯定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吐峪沟千佛洞的造型艺术,它比莫高窟精细处更流畅、绚丽,如《智通、进惠、法惠三都统供养像》,衣服的质感都表现出来了。《本行经变》图色彩与造型之精细和华美已有西画风格,有土耳其细密画的用笔与用色。而其稚拙处更率性、世俗。飞天的造型,飘带没有那么长,动作也笨重一些,但她接近人间的烟火气。

我更惊讶的是,在高昌故城遗址不远处,有一片古坟地阿斯塔那古墓,这是高昌的一处公共墓地。死亡是如此浩大,1700多年前开始有人埋葬在这里,从西晋初年到唐代中期,埋葬了500年后,一个10平方公里的地方都埋满了。埋在这里的有贵族、官员,也有平民百姓。

我走进一个夫妻合葬的墓室,昏暗的灯光下,尸体的毛发、指甲还保存完好,吐鲁番干燥的沙土使他们变成了木乃伊,甚至连随葬的点心和饺子都完好如初。尸体后面墙壁上有六幅壁画,模仿现实生活中的六曲屏风,画的是简单的欹器、金人、石人等内容。这是先秦两汉以来先后产生、流传的“列圣鉴诫”故事,表现的是儒家中庸的思想。

欹器取意“中则正,满则覆”。金人“三缄其口”,寓意行为谨慎。张口石人,主张的是有所作为。最右边一幅画,画的是生刍、素丝、扑满。它表现了《西京杂记》里的一个典故。《诗经》中也有“生刍一束,其人如玉”的诗句。扑满是贮蓄罐,有入口没出口,蓄满钱后就会被打破,意在告诫为官清廉,不能聚敛无度。

一座唐时的墓,儒家的思想已经如此深地进入了吐鲁番的生活,并进入了坟墓!墓中的壁画,简古的笔墨,不无禅意,让人迷恋。许多现代画家都没有那样的笔力与境界,疏疏的笔墨,有生命最简朴的心智与淡泊。既民俗味充盈,又满溢文人画的意趣,让人想到当代画家黄永玉的画境。盛唐的新画风已经进入了高昌,画面线条简洁流畅,刚劲有力,寥寥数笔,形神兼备。

这一条在荒漠中走通的路,成了一条世界级的艺术之廊!前人的创作埋进地下,藏到了洞窟,他们无意于个人名声,无意于传世,却在无心之中抵达了不朽。

莫高窟第45窟迦叶菩萨天王雕像中的胁侍菩萨,头向右略偏,腰肢微曲,双目轻闭,似笑非笑,神秘莫名,充满性感;她体态丰胰,那样富有女性婀娜、妩媚气质,其鲜明个性,让人产生世俗之爱,甚至是思念,堪称东方维纳斯。其神秘表情比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的微笑更具魅力。这样的雕塑不可能出现在中原儒家文化地区。第17窟北壁吴洪辩雕像,逼真似可开口诵经,是一个真实人物的再造。我敢说这些都是中国雕塑史上的精品!

莫高窟的藏经洞发现了五万件文物,遗书内容有佛教、摩尼教、景教、道教和儒家典籍,还有天文、历法、历史、地理、民俗、宗族、函状、书信、诗文、辞曲、方言、音韵、游记、文范、杂写等。文字则有汉、吐蕃、回鹘、西夏、蒙古、粟特、突厥、于阗、梵、吐火罗、希伯来、佉卢。这些大量文献形成了当今一门显学——敦煌学。

阿斯塔那古墓出土了文书、墓志、绘画、泥俑、陶、木、金、石等器物以及古钱币、丝、棉毛织物等文物上万件,珍贵的有共命鸟纹刺绣、伏羲女娲图、壁画等。让我感到惊讶的是,这里出土了大量的伏羲女娲图,伏羲与女娲人首蛇身,双臂相拥、双尾相绕。交合图大都画在绢丝或麻布上,也许是祈望逝者追随华夏子孙的始祖神,融入宇宙苍穹,经历阴阳交合,走向希望的新生。它证明了这样偏远的地区,文化上也与中原习习相通。

玄奘西天取经到达高昌。高昌王盛情挽留,与他结拜为兄弟。玄奘在此讲经一月,最后不得不以绝食才脱身离去。高昌对佛教的痴迷由此可见一斑。

在莫高窟,人们向这条丝绸之路的咽喉重镇汇集,敦煌遗书中有康国、安国、石国、曹国、波斯、印度、朝鲜居民的记载。由于语言混杂,出现了许多从事翻译的人,政府专门设立了“译语舍人”、“衙前通引”的职务,掌管使节的接待与语言、文件的翻译等交往事务。蕃汉、梵汉、回鹘汉、蒙汉等双语词典也出现了。西晋时期,敦煌就成了佛经翻译之地,敦煌人竺护法在此翻译了佛经210部、394卷,是佛教传入中国早期译经最多的翻译家。敦煌的寺庙也越建越多,店铺更是鳞次栉比。在离莫高窟不远的地方,也出现了西千佛洞和瓜州榆林窟。

这一切完全不是边地的想象能够达到的境地,而是真正的文化交汇中心!在绝境一般的荒漠,有如此绚丽的文化景象!在人迹罕见之地,却有世界各地的人前往。分隔于世界各地的四大文明破天荒唯一一次汇流到了这条路上,让这片荒原成为文明的一种奇迹。

丝绸之路,就是一个发生极端事物的地方。

西北向西,不只是荒凉,更是一种奢华,人类精神的奢华。

 

载《十月》2012年第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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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莫言文学创作要点(一次创作长谈)

 

 

海明威就说过,不幸的童年是作家的摇篮;当然,幸福的童年也是作家的资源。一个人的童年时期,正是世界观、思想的形成发展时期,求知欲旺盛,记忆力最好,如果童年不幸,有可能获得一些独特的感受和经验,而这些独特的东西,恰好是最富有文学意义的。至于当兵以后的生活,则变得趋同化、政治化、格式化、整齐划一,单调,好像后来的生活与文学是断电的。

在中国写农村题材有悠久的传统,游子返乡式的写作,从五四以来一直是创作的重要主题,每个作家都有类似的写作。沈从文更典型,离开湘西就无东西可写,或根本写不好,但一写湘西,立时在文坛上显得非同凡响。而他当了教授后,写起大学生活就缺少个性,一般化了。他写湘西,写船上的船夫、吊脚楼的妓女,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呼之欲出,让我们眼前立刻想象出自己的湘西,感到一种水气,一种泥土气息,吊脚楼的颜色、形状都可想象出来,这样的作家就是找到了故乡,找到了自我、找到了童年、找到了根。

 

为什么作家都要用作品寻找故乡?因为他们离开了故乡。试想,如果沈从文不离开湘西,可能也写得不错,但肯定形成不了一种居高临下的目光,他不会用一种比较的态度来看故乡。他背井离乡在上海、北京闯荡,接受了现代文明的熏陶,再回头来观照过去的生活,眼界就比原来高得多。

 

一个作家应有同化生活的经历,我可以把我没经历的事情写得像我经历的一样,实际上也是一种想象力。我写刽子手但我不是刽子手,也没见过刽子手行刑的场面,甚至也没查到有关的一条资料纪录,只能靠想象,写到刽子手行刑那一刻就要使自己变成刽子手,用他的思想来思想,用他的感觉来感觉,这种能力的大小决定着作品的可信程度和是否活灵活现。早在军艺时,我就有一个谬论:没见过大海的人写出的海最美,没谈过恋爱的人写出的爱情最感人。

 

虽然写了很多土匪强盗这些坏人,但在小说中对他们充满着感情,我想我的思维、爱憎、价值标准是与我的乡亲们完全一致的,父辈们在讲述他们时是带着一种仰慕,是把他们当成人中的龙凤来看待的,虽然他们杀人如麻,多行不义,但他们的行为毫无疑问是不同凡响的,是一般的人难以做到的,这其实是一种英雄情结的变种,人们总是对那些敢做大事、哪怕是大坏事的人心存敬仰。

假如我的文学是一个苹果,那么这个苹果的核肯定是20岁以前长成的。后来在城市里学到的仅仅是小说技术。小说技术是书写过去的墨水或纸笔。

 

我说的这种撤退是针对目前写作界的状况而言。90年代中期开始,文坛弥漫着伪中产阶级的写法,准贵族化的写作,我作为一个经过了训练的作者,有意识地与其划清界限,才不致沿着时尚的东西往下滑。其次,是对80年代以来流行的文学语言的反抗。翻译腔调对当代作家影响巨大,翻开杂志,看看那些文章,发现使用的语言都非常纯熟,非常华丽、流畅,似是而非的比喻充斥其中,但实质性的东西特别差,都是没有生命力的语言,像是在水面上漂,像鹅毛一样,轻飘飘的,不像麻一样的纺织品,太像丝绸,但这是时尚,人们愿意模仿。一方面与伪中产阶级的态度对抗,一方面在书写语言上营造自己强悍的风格,然后有了《檀香刑》。

 

猫腔是渗透在我血液里的一种声音,假如故乡有声音,那就是猫腔。近年来,评论界提到民间语言、民间写作、民间立场,我是一直在坚持着它,让它更纯粹。首先要想到对华丽的丝绸般的语言拉开距离,找一个载体,民间语言要完全进入小说不太可能,突然想到了猫腔。我想就是在寻找一种母本,把小说的语言嫁接到猫腔的母本上。在思维过程中首先想象这个小说母本就是一部戏,《檀香刑》是一部民间戏,主人公是戏的班主,思维方法也是戏剧的思维,结构上也是戏剧的结构。上星期在人民剧场看京剧时突然意识到,如果将《檀香刑》改编成京剧的话,人物竟可以一一脸谱化:孙炳——大花脸,县令——老生,孙媚娘——花旦,赵甲——白脸,小甲——小丑,县令夫人——青衣,袁世凯——大白脸,虽然当时写作时并没意识到。

 

首先要澄清:作家与小说中人物肯定不能划等号;其次我也不是每一篇都充斥暴力。最给人深刻记忆的是《红高粱》中剥人皮、《檀香刑》中凌迟的两段描写。但我想这是没办法的,一个作家哪怕只写过一次这样的小说,也给人以特别的刺激。写时并未想到暴力场面究竟要代表什么、说明什么,只是根据小说需要来写,笔就往那里去了。但认真分析起来,《红高粱》如无剥人皮的场面,小说就站不住,中国农民反抗的暴烈程度与日本人的令人发指的暴行是互为因果的。《檀香刑》则是由刽子手本身的行当决定的,刽子手把杀人、执行酷刑当一件艺术来完成,是其得意之作,只好这样写。当然也值得考虑,以后是否应尽力避免这种暴力场面,即使需要也应含蓄克制,能够做到这一点。

 

回头来检讨,可能还是《红萝卜》里的处理方式更加符合中国人的审美习惯。它是含蓄的节制的描写,给人留下想象的空间,《红高粱》则是一览无余,该写的都写了。很多人就认为《红萝卜》是我最好的作品。

 

写长篇时与中短篇有个重大区别,那就是考虑结构了。中短篇比较随意,不考虑结构,尤其是短篇,常一气呵成。回头一想,《红高梁家族》是没有结构的,是由五部中篇构成的组合式的长篇。《天堂蒜薹之歌》开始有了结构,用三个不同的视角来讲述蒜薹事件过程,民间艺人瞎子、作家全知视角、官方视角。比较复杂的是《十三步》,把汉语的人称全部使用了一遍,视角变换让人眼花缭乱。视角实际上就是结构,人称实际上就是视角。如用“我”,只能是“我”所感所见所触,而“我们”则扩大了,有一种霸气,一种集体观念。“你”有亲切感、述说感。但这部长篇发表后我估计读者不会超过500人。

在结构上我比较满意的还是《酒国》。一方面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性,另外,在语言上进行了多种多样的戏拟,游戏性地模仿当时各种各样的文体。小说的整个组成包括虚与实两大部分,一方面我作为作家写一篇反腐侦探小说,同时又有一个文学爱好者给我通信,把他写的小说寄给我,后来我的小说与文学爱好者的小说融为一体,人物互相参照、印证,事件也是这样,最后结尾,作家真的到了文学爱好者的故乡那里去,发现这个在小说中桀骜不驯的人其实是个唯唯诺诺的小职员,最后小说中的主人公喝得醉醺醺的掉到茅坑里淹死,作家在酒国里也醉得昏天黑地。但小说发表后毫无反响,五六年内无一文提及,后来被国外翻译,才开始有人注意,但估计大多数人不喜欢。我认为在小说结构上它是比较巧妙的一部,而且我也知道它不为大多读者接受是非常正常的。

 

《丰乳肥臀》先是得了《大家》文学奖,后又受到了猛烈批评。我比较满意的是小说中塑造的几个人物:母亲,过去几十年小说历史中有很多成功母亲形象,但我写的母亲与那些母亲是不一样的。上官金童,是高度象征的人物,他相貌堂堂,但却是那种感情上永远不能断奶的精神侏儒,他对母亲乳房的眷恋实际完全是一种象征。这部小说当时是两种意见,后来过了四五年,有一些学者重新解读,武汉大学哲学系的邓晓芒教授说:“实际上我们每个人的灵魂深处都暗藏着一个小小的上官金童”,这话令我欣喜若狂,终于有人看出了我的意图。当然这部小说肯定有问题,不是完美的。它体积庞大,披头散发,有很多臃肿的赘笔,语言不讲究,如果我现在修订一下,压缩成50万字,这部长篇应该是我的代表作。

 

《红树林》是写作上的一个特殊情况,先写了电视连续剧,再应投资商要求改编为小说,招来很多批评,确实也有很多问题。

 

《檀香刑》具体写作时间并不长,但拖的时间很长,96年就写了10 万多字,后来因为感到很难往下叙述,当时完全按照一个历史小说的做法,像二月河,后来发现这样写不得了,至少要写几百万字,就放下了。直到去年11月份,终于想到了大的结构,用猫腔的结构。完全想好是小说写到一半时,开始感觉和猫腔有一种关系,但怎样处理这种关系,如何天然融合为一体,费了很多思量,直到想到大的结构(凤头、猪肚、豹尾),心里才有了数。

 

文学不像比赛,有一个具体的目标,小说只能有一个朦胧的感觉。每部作品都有追求,对我来说,就想下一个作品要和之前的不一样,起码有很大的区别,让读者感觉到这个人不是在重复自己,这就是最高理想。

 

从去年开始,我有一个阅读感受。我认为西北地区正在崛起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作家群,如大名鼎鼎的四川的阿来、宁夏的石舒清、宝鸡的红柯、新疆的刘亮程,四人已小成气候。他们一是有丰厚的宗教背景,小说中表现出一种宗教情结,但不是传教而是信教;其次是其语言出现了一种新鲜的语言素质,如石舒清的小说中有很多很陌生化、很传神的词汇,可见他良好的汉语素养,且本民族的口语也已融进去了。红柯的语言是建立在中亚游牧文学基础上的马背上的语言,刘是标准的汉语写作,但与新疆辽阔的地理环境有密切关系。西部不仅在经济上将开发,在文学上也会形成一种很宏大的气象。几年内应见分晓。

 

现在我们面临的处境是美国等几十年前经历的,但西方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纯文学依然在发展,并不会因为流行消费文化而消亡,这也是人们的自由,你可以喜欢什么,但你没理由剥夺别人这样写作的权利。美女作家、少年作家、少儿作家、另类写作,都有其存在的理由。他们的作品我起码要浏览,要知道别人在写什么,或说社会上在流行些什么读物。但这肯定不会动摇我的基础,因为像我这样有着20年写作经历的人,流行的东西不可能撼动我的根基,我对文学的信念基本形成,我知道我应该写什么,我不会为了书的流行而改变自己的写作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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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0-13 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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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莫言的两个下午

 

熊育群

 

一个下午

 

这个下午属于北京的秋天。中午,朋友在说着关于莫言的故事,大都是鲁迅文学院上学时的事,他们曾是同学。窗外没有阳光,空气中的光线不阴不阳。我们在北京的街道上七拐八弯,因为我的困乏,觉得街上行人都有那么一点睡意朦胧。车进了一条窄道,在一个大院门前停住,朋友说:到了。进大门恰巧就碰上了莫言的夫人。莫言午休刚起床,急着换衣服,我们稍等片刻,屋里唤:进来吧。一照面,发现他特地穿了一件蓝布唐装,他还时不时理一下领子。朋友是常客,一进门就直呼“莫老爷、莫老爷,”莫言的太太忙说,他还不老。但这件唐装一上身,我还真觉得他有点显老了。

莫言的脸有点扁平,皮肤白晰。我们在客厅落座,这个下午就在他家里听他说自己的童年、故乡、创作。他是慢条斯理的,时不时理一理滑到额头上的头发,我觉得他有一部分注意力是在头发上的,他的头发松软稀疏,很不听话,我曾见过一张他用发卡夹头发的照片,有点滑稽。头发让他不像在其他方面那么显得自信。他的手似乎也找不到恰当的地方,一会搁在四方木桌上,一会放在自己的腿上,总觉不合适,因为他老不能忘记它,或者他的椅子太高,靠在身边的桌子又高过了放手的恰当位置,让他不能舒服地放下自己的身子。在他漫长的叙述里,是另一个形式的莫言:逃学、打架,念完小学就不去学校了;跟在游行队伍后,兴高采烈,像是过节。每星期晚上去部队营地看露天电影。因为出身成份不怎么好,受人欺的事情也是常有的。这个人,终于有一天,想通过参军离开家乡了,而且希望自己走得越远越好。

他在说着从前的自己——上个世纪中叶山东高密东北乡的一个农村小孩。我抓着尼康相机,想定格他某个瞬间的影像。我的脑子里却是红高粱地里那个唱着《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的男人,那个在高粱地里狂奔,踩倒一片高粱,把一个走过高粱地的女子压在身子下面的男人。十几年前银幕上的那些形象给人的印象太深了,我还记得去那家军区礼堂看《红高粱》的情形。张艺谋因这部电影一炮而红。原著者莫言也是这个时候引起社会关注的。这种豪气干云的人物,与坐在我面前的这个人到底是种什么样的关系呢?他正说着的那个显得多少有点野的孩子与这个坐得很端正的人,是同一个人吗?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乡村男孩,突然闯进莫言的家,这个正在接受我采访的人会是什么样的反应和态度?他现在正在怀念着他——那个时间深处的孩子,一个不可能再出现的孩子。

“文革中的农村我感到了一种狂欢,有如西方的嘉年华的那种集体狂欢:锣鼓喧天,宣传车上大喇叭播放着悠美的《浏阳河》,一会儿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一会儿是红卫兵团部,一会儿又是鲁迅战斗队来了。武斗像小孩子打架一样热闹。而且我们家旁边就住着生产建设兵团,每星期放一场露天电影,周围十几个村的孩子都跑来看,青岛人能看到多少电影,我们这些乡村孩子就能看到多少电影……当年当兵因家庭成份不好,颇费周折,很多人嫉妒,当时就想走得越远越好,很厌烦,但过了两年,我出差北京顺便回家,一到车站就听到了一间小饭馆里正播放猫腔,顿时百感交集,眼泪都出来了,一下子听到了故乡的声音,闻到了故乡的气息。原来只想逃避,一回来就感到特别的亲切,可能生活两天后又很厌烦。故乡是一个情结,如猫腔能让我如此感动,但外地人听起来可能觉得是鬼哭狼嚎……”

我边听边扫视着房子,面对我的墙壁上挂了三幅地图:北京地图、中国地图、世界地图。除此之外,白色墙壁上什么也没有。室内光线暧昧,木质的家具陈旧、简朴,很好地保持了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氛围。两次电话打断,穿着布鞋的莫言起身去卧室接电话,几乎听不到脚步声。

“小说家笔下的故乡当然不能与真正的故乡划等号,故乡高密在我的创作世界中,刚开始还有现实的意义,越往后越变得像一个虚幻的遥远的梦境,实际上它只是我每次想象的出发点或归宿。最早使用’高密东北乡’这个概念是1985年在军艺念书时,当时也没有十分明确的想法,就在《白狗与秋千架》这篇小说里,几乎是无意识地写出了’高密东北乡’这几个字。后来成了一种创作惯性,即使故事与高密毫无关系,还是希望把它纳入整个体系中。但我也觉悟到一个问题:一个作家故乡素材的积累毕竟是有限的,无论在其中生活多久,假如要不断用故乡为背景来写作,那么这个故乡就必须不断扩展,不能抱残守缺炒剩饭。应该把通过各种途径得到的故事、细节、人物等都纳入到故乡的范围里来。后来我给故乡下了一个定义:故乡就是一种想象,一种无边的,不是地理意义上而是文学意义上的故乡。”

他的声音很细,没有大的起伏,却有一股劲拗在舌根,把一个成名作家的自信透露了出来。右手不时用大拇指、食指捏着额前的一绺头发往后拢,自我意识时时刻刻拢着他。录音笔红色的灯一直亮在这个下午,把莫言真实的声音编成数码保存下来。它们像灵魂寄存于肉体,寻找不到占据的空间,在小小的录音笔中,也找寻不到它们的空间位置。

 

 

一年后的一个下午

 

这个下午却是属于深圳的秋天,与北京的那个下午相隔一年,莫言举起了随手捡起的一根树枝,欲打一条水沟里盘成一团的水蛇。它一动不动,忘了这不是它冬眠的地方。听到有人呼叫“蛇——”,他快步到了水沟边,举起树棍,片刻的犹疑后,棍子慢慢落了下来,只是轻轻地挑动了这条不知为何团住一蔸草的蛇。他说:“见蛇不打三份罪。”这是山东高密的乡间谚语。他这么说似乎是为自己的行为解释,又似乎是心有不甘。从莫言拿起树棍走近蛇,到犹豫着决定不打,再到说出这句谚语,像电影蒙太奇的镜头,他已由现实的场景晃荡到了童年的场景,再又摇回到现实中来,我看到了北京那个下午他说着的乡村小孩的影子,仍然留在他的身上。因为这片山林,我看到那个影子愈来愈清晰,他让他丢了树枝,顽皮地在沟边草地上横躺下来,让一个年过半百的男人像一个孩子那样躺得那么放纵。他把自己手里的矿泉水瓶搁放在眼睛上,南方刺目的阳光就在清澈的泉水之外,蓝得如同一层帷幕。那个打架的孩子带着他的时间进入了这个空间,让我也感到了孩提时的那份无我的放浪。永恒的大自然使人回复到以前——一部分地、却是本性的复原。那个下午,那间房子,产生的是想象、怀念,是失落。这个下午呢,一片草地,一条流水,白云青山,把自己释放了,从现实里,从时间中,从具体的身分里。这是深圳仙湖植物园。

遥遥的高密东北乡被激活,那些残存于体内的记忆、习惯在相仿的环境里被激活,但小孩的环境却在漫长的岁月里虚幻了——

“记忆中那个涵洞非常高大,但后来我带着电视台的记者去拍这个涵洞时,才发现它原来那么矮小,一方面可能是人长高了,一方面在城市里,我看到的都是高楼大厦,再回头比较农村的草房、童年记忆中高大的涵洞,马上就觉得过去的记忆很不真实,过去童年的东西只是一种梦幻。这种失落感是很沉重的。在北京写文章怀念故乡,或者说创造故乡,发明故乡,可一回到故乡,发现已经是面目全非了。不仅乡村的外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原来熟悉的人也越来越少了,所以我想,故乡实际上是在路上。生活在大都市,繁华的街市、人与人的隔膜,不禁回想起乡土社会家家鸡犬之声相闻,人人互相帮助的纯朴。但一回去,又发现根本不是这样,那里也有刁民泼妇、小偷小摸、村匪村霸。事实上我记忆中的故乡根本就没存在过,就像那个涵洞根本就没这么高大。乡村里的人物原来也没这么了不起,不是像爷爷奶奶那样敢说敢做,也是唯唯诺诺。人与人的关系事实上从来就没想象中那么美好。故乡是在童年记忆基础上想象的产物,事实上是发明了一个故乡。”

一切在时间中丢失。想象进行着不断的弥补、变形,就像乡愁在记忆里改写着人生。

这个下午,莫言沉默了,有点不在状态。我们沿着一条小溪往山腰的一座新建的寺庙爬。阳光猛烈,但山谷中的石板路绿阴砸地。莫言健步如飞,走在最前面。他的眼里有一道晶亮的光,不时环顾坡上各种仍然葱葱郁郁的树木。对后面的同行者,他没有说一句话,脸上的表情像凝固了。一会就热得出汗了,他脱了黑色的皮外衣,右手抓着衣领,反搭在右肩。一级一级台阶快速地落到了他的脚下……

在热带植物馆里,尽管里面闷热难耐,他每个馆都进去了,饶有兴致地看着,不时问话,说出自己有趣的联想。笑时,只是微微撇了撇嘴。直到露天的古木化石区,他的表情才放松下来。在化石上坐一坐,望望远处的梧桐山,与人合影时心不在焉地笑一笑。在恐龙馆内,他忍不住钻进了写着“我也成了琥珀”的玻璃罩内,做出自己变成千年琥珀的样子,让人照相。

我们久久坐于“天上人间”的草地上,思绪像承接了傍晚渐渐从高空中冷下的空气,凉而空旷,感觉到大段大段的时间,像脑子一样一片空白。偶尔想起什么,说上一二句话。池塘中三个少女的雕像,有意无意牵引了无羁的视线,因为雕塑的平庸。上午,那个当仁不让第一个慷慨陈词,说自己是抛玉引砖的莫言,沉默起来,嘴唇也是闭着的。

这个下午,莫言的脑子里是在扫除着杂念,还是杂念纷陈?他木木讷讷,放松得像个痴呆者。从身边喧闹的大都市出来,只是看草木、看蓝天、看夕阳,静听时间一分一分流逝,像是忘了自己。

梧桐山上最后一抹夕阳飘然而去,它就是时间,带走了这个下午。关于故乡,关于童年,不知藏在了几重夕阳后,早已是暮色苍茫,成了永远也抒写不尽的乡愁。在它晦暗的光芒里,人的一生都是羁旅。归如不归,在往鹏城走着的车里,人潮陡现喧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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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1-11 1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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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辛亥年的血

 

熊育群

 

                                                一

 

台风“梅花”来临前,广州酷暑,滚滚热浪溽闷得人的思维也昏沉沉。明日即是立秋了,惊觉季节之快。一直念着去黄花岗祭拜烈士,不能又拖到秋天。于是提了相机就出门。猛烈的阳光瞬间要把我熔化。

那个辛亥年整整过去一百年了。在这个炎炎夏季的最后一天,想到“革命”,体会的却是“遥远”,想象那么抽象,有如竹篮打水,好像碰到了,其实是空的。但黄花岗的土地猛然把这一切推到了眼前,一切是那么真切,是辛亥年的血把几千年的封建王朝彻底推翻了!中华大地从几千年封建王朝的轮替中,走向了新生,新的文明历程从流血后开始。

辛亥年的岭南,中国人表现出来的气节、勇敢,为民族与国家前途以死相许,比之风萧萧兮易水寒,荆轲刺秦王的悲壮,更为震撼灵魂!这是一批精英的慷慨赴死,他们是结束封建统治的死士,其悲壮、决绝、惨烈,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极为罕见。我在读到他们写下绝命书,读到他们大义凛然走向枪口与屠刀,读到他们残破的遗体,读到七十二烈士马革裹尸,泪水在眼眶中回旋,浩气荡然于胸……

岭南大地,只有挺拔高耸的木棉树才配得上他们的气节与风骨,我常停下脚步,仰望这些岭南的英雄树,它枝干苍松一般虬劲、伟岸,花朵硕大如火如血,令人想起那些烈士的身影,我感恩于木棉,它在这滚滚红尘中标榜的是人间的气节与傲骨,标榜着精神的价值与力量。

午后,火球般的太阳直射,树木尤其竹林绿得苍郁,阳光的瀑布从高处的墓地直泻,濯亮纪功坊、碑亭、祭台、拱桥与石级,扎痛人的眼睛。打湿我衣衫的是奔涌的汗水。置身这光芒之中,头顶只有蓝天。仿佛有一个时光的场,我感觉那个呐喊与论争、骚动与流血的年月正在抵近。

想想一百年很遥远了,但一百年真的远吗?看《末代皇帝》,里面的主角——皇帝溥仪,一直活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才去世。那个时候,我比他从皇位上赶下来的年龄要大。我们大多数人与他在同一时间里生活过。让皇帝像平民一样生活,让权力归于人民,烈士们追求的“民治”、“公民权”、“平等”、“国有化”、“代议制”、“公民素质”……这些中国古老土地上陌生的词,它们来自于西方,如沉沉黑夜中的曙光出现,一百年后,这些词语仍是我们的追求与寻觅,有的还将是人类永远的追求。是他们开启了新的文明追求的先河。为着这光明、为着这文明,“革命”在中国的南方酝酿,从微弱而漫长的星星之火,到一夜之间燎原。

凿下名字的石碑耸立亭中,七十二位烈士名字与籍贯分六排排列,第一排是:方声洞、李炳辉、李文楷、庞雄、陈更新、杜凤书、韦统铃、林觉民、李德山、饶国梁、饶辅廷、林文;第二排有喻培伦等12人。碑上烈士的籍贯都是南方人,他们来自广东、福建、广西、四川和安徽,广东有41人,福建有19人。我一遍遍读着广东与福建,惊讶其数量之多。这两省都靠着大海,都有大量的华侨在海外。辛亥革命的火种就来自于海外华人子弟,是他们从西方带来了东方土地上陌生的词汇与观念,这些异端一样的思想最早在沿海传播,让国人惊惶、激奋、醒悟,让出在燕赵大地的悲壮之士在闽粤出现,让从不过问北方皇帝的事情安顺守命的南方人,掀开了中国历史上最悲壮的一页。南方之怒吼,挟带着大海的力量与深广!沉默了几千年的南方,它愤怒的力量当掀翻几千年的帝王江山。

 

 

 

石碑上排在第一的方声洞是福建人,1902年,与许许多多有志之士一样,方声洞到海外求学。日本是当时最吸引国人的地方,它明治维新的巨大成功,带给亚洲人以希望。1905年,中国留日青年达到8000多人。方声洞与他的哥哥和姐姐一起到了日本。他选择的是东京成城学校学习军事。

那个时候,民族存亡的梦魇笼罩在每个有志青年心上。方声洞为国难登台演讲,讲得痛哭流涕。他和哥哥方声涛、姐姐方君瑛、四嫂曾醒都参加了同盟会。

同盟会的南方起义九次失败,又在组织第二次广州起义。他们一次又一次的起义,是认为起义能够点燃全国人民反抗的火种。

辛亥年方声洞新婚不久。同是福建籍的革命党人知道这次起义的凶险,想强留方声洞,理由是东京这边革命任务需要他。

方声洞却悄悄争取到了秘密运送军火回国的任务。3月31日,他乘船离开日本,微笑着向好友郑烈告别:“昔年秘密开会,追悼吴樾、徐锡麟诸烈士时,君所撰祭文有句云;‘呜呼!壮志未酬,公等衔哀于泉下;国仇必报,我辈继起于方来。’今所谓方来者成为现在矣,宁不快哉!”

方声洞到香港后也不顾姐姐方君瑛和闽籍革命党人的劝阻,阴历3月27日晚上,他在香港给侄儿写绝命书,希望他为祖国尽力,并担负起照料诸弟妹、善事祖父的责任。第二天清晨抵达广州,又匆匆给父亲和妻子写下两封绝命书。

广州起义,方声洞已怀必死之志,已无生还之心。

阴历3月29日下午,五时半,起义爆发。正是万家灯火初上时分,榕树下的街巷人家正在准备晚饭。天空在迅速暗下来,骑楼下的店铺有的在打烊。这时,举义的螺号呜呜吹响。120人组成的敢死队,他们手绑白布带,脚穿黑底胶鞋,带着一股旋风,突然冲了出来。

以前起义举枪冲锋的都是哥老会等会党人员。这次是国家栋梁之材充当小卒。他们从海外回来,先在香港集中,然后潜入广州。敢死队彰显的是一群中国精英决绝的意志。同盟会此役孤注一掷。

120人,中国知识分子最奇特的一次群体行动,他们不是以自己的学识本领贡献国家,而是选择以血。许多人在香港出发前写下了绝命书。信中写的是为国家与民族忠孝不能两全,祈望亲人理解、节哀、保重。

突然而至的枪炮声、爆炸声,惊破黄昏的平静,断断续续,显得有些凄厉。也许炒菜的锅铲停了下来,开着的大门“吱——”一声紧急关闭。敢死队呼喊着,从没有见过这样勇敢顽强的军队,孤军深入,在血泊中冲锋……他们占领总督府,总督张鸣岐听见枪声已经逃走。转攻督练公所,与增援的清军半途遭遇……

血色黄昏,短兵相接,同盟会菁英几乎斫丧殆尽。将相之才小卒一样死去,他们的死是中华民族永远的伤与痛。

他们实在是中国现代的启蒙者,在多灾多难的中国,最光明的思想也像风一样吹不进一间密封的房子。民智未开,国家危机四伏,思想与知识无法启迪民众,只有以死与绝命书来惊醒世人,用鲜血来启蒙民众——炸开帝国的一个缺口,让文明之风吹进这已经腐朽的空间。

方声洞在一个叫双门底的地方被清兵围住,他镇定自若,一枪一枪还击,清兵在他面前一个一个倒下,学习过军事的他,俨然一个职业军人,一路击毙20多个哨弁兵勇。后面一颗子弹穿进了背,鲜血立刻染红了衣服,又一颗子弹从侧面击中了他,鲜血已经浸透了全身,他瘫靠在墙上,再举枪射击时,枪哑了,他没有子弹了。

挣扎着,身子却越来越低下去,血已流尽,他头一歪,所有的喊叫声、枪炮声都离他远去了,他的生命坠入了永远的黑暗。

这一年,方声洞25岁。

跟着他倒下的李炳辉比他还小,刚刚20岁。他的名字刻在石碑的第二个,这个广东肇庆人,眉眼细长、面目清秀,演舞台上的小生都不用化妆。很难想象如此玉树临风的人会有一颗英雄豪杰之心。

革命党人喜欢他、器重他,他死后11年,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的胡汉民,为李炳辉写下了近五百字的题词,详记李炳辉的生平、秉性和志向。赞誉他性情敦厚,最孝道。

李炳辉很小就到南洋教会学校学习英语,想为国家做事。他从新加坡赶到香港,母亲听说他要参加起义,写来了家书,以过生日为由,要他回家。李炳辉留给人世的最后文字就是给母亲的复信,他说自己不能回来了,信中最后他给母亲留下一首诗:“回首二十年前事,此日呱呱坠地时。惭愧劬劳思未报,只缘报国误为私。”

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中写到辛亥革命,他认为最不该忘记的两个人,一个是杨衢云,一个是喻培伦。杨衢云在香港创立辅仁文社,首倡推翻满清、创立合众政府,他是最早的觉醒者、启蒙者,中国近代革命的开端始于他。而喻培伦,比之荆轲有过之而无不及。我找到了他的一张黑白照片,一个自诩“世界恶少年”的青年,留着一个大分头、颇有几份少爷派头。他竟然有过三次赴死经历,两次是壮士一去兮不回头的行刺。中国历史上,这样的孤胆英雄罕见。

我时常想,中华民族所遭遇的危急鲜有晚清这样的危急,不只是国将不国,连文化也遭遇到了空前的危机。她的臣民事实上所遭受的待遇比黑奴还要低贱。志士仁人,英雄豪杰在这个时代成批地出现,他们既多又慷慨悲壮,为国赴死,竟然接连上演。这个时代成了一个英雄照亮民族史册的年代,一个精神不朽的年代!我们注意接踵而至的国难时,注意那个时代的无能与落伍时,往往忽视了那时的人,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他们其实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气节最有抱负的一群人。

只有最优秀的分子才最早看到国家的危机,最先忧患。一个国家存亡时刻,最先赴死的往往是她最优秀的儿女。清末的知识分子,不只是面对列强,还要面对腐败昏聩的清王朝,面对民族文化的存亡……他们的心像被烈火一般烧灼着。

喻培伦是四川内江人。他留学日本专研化学、炸弹,最初他“深念非科学不能救国”,“可以兴工致富”,他要走的是科学和实业救国之路,在日本他起早贪黑、刻苦学习,还对大阪、东京、神户等地的洋瓷、火柴、洋烛、制糖等工业进行了实地考察。有一次,在考察中他制造成功一种安全无毒火柴。他给家里人写信,提出了自己兴办实业的计划,如兴办洋磁工厂、机器缫丝厂、火柴厂、机制糖厂以及改进制糖设备和工艺。但是,一个丧权辱国的清王朝让他的梦想一点点破灭了。

加入同盟会后,喻培伦“便舍豪华而尚质朴,与前判若两人。”这种转变,缘于多么深的绝望,多么大的痛苦。从此,他一心一意投身推翻清王朝的革命。“他赋性聪敏,无论什么技艺,一学就会。他对小型机件如钟、表之类,素来装拆自如。” 同盟会总部交给他制造炸药、炸弹的任务。当时,炼制炸药主要是银制法,这种方法既危险又昂贵。他因试炸时左手炸飞了三个指头。他于是决心研制安全炸药。

这时,他家中破产,为了不停止试验,他典当衣物,抵押官费券,终于制造成功一种威力强大而又安全的新型烈性炸药,并研究成功化学发火、电发火、钟表定时发火引爆的各种类型的炸弹。其方法被称为“喻氏法”。

同盟会的起义接连失败,书生们红了眼,丢下笔杆子,拿起炸弹和枪,欲舍生取义。他们想到的是刺杀。同盟会成立了暗杀部,方声洞的姐姐方君瑛做了部长。

1909年7月,喻培伦参加的第一次刺杀行动开始了——刺杀北洋大臣端方。

端方这年夏天从两江总督任上调为北洋大臣,同盟会估计他会从汉口取道京汉路北上。喻培伦和黄复生、但懋辛等人秘密回国,潜到汉口车站。端方十分狡猾,他表面上取道汉口,到镇江就诡称上焦山一游,突然转回上海,乘轮船北上。喻培伦等人赴了个空。

这年底,喻培伦与汪精卫、黄复生、陈璧君写下血书,这一次,他们目标更大,刺杀的是摄政王载沣。这一次刺杀行动震动了全国。

1910年3月23日深夜,在载沣每日上朝必经之路地安门附近鸦儿胡同迤西的一座小桥,他们将炸药埋于桥下。不幸的是,一个居民在门外溜达,看见桥下两个人影形迹可疑,于是喊叫起来,引来更多的人。天亮后,他们放置在桥下的二尺高的铁罐被发现,沿着一根电线,一直找到了北面甘水桥下的铁盒子。居民于是报官。

汪精卫被捕下狱。喻培伦受到通缉。他为国慷慨赴死不能,七尺男儿,仰天长叹,有多少痛和伤让他彻夜不眠!

  最后的机会来了,辛亥年广州起义,喻培伦自求一死。他制造了300多枚炸弹运到了广州。黄兴、赵伯先看他视死如归,心痛了。这样的人才死不起啊!应该留备党国非常之用。他们劝他不必身临险地。不知道喻培伦听到这话时是什么表情,错愕?震惊?还是气急?他是这样回答的:“储才以备用,今日非有用时耶?且党人孰非有用之才,倘须人人留为后用,谁与谋今日之事?自顾孱残之躯,实不逮诸同志远甚。为革命须流血者,尚可为前驱耳!”。

起义时情况突生变故,同盟会通知延期,要求所有同志尽快撤出广州。喻培伦认为延期不妥,他找到黄兴,坚定地说:“就是大家都走了,剩下我一个人,也要丢完了炸弹再说,生死成败,在所不计!”

起义枪声响起,喻培伦前胸挂一大筐炸弹,一马当先,直奔总督府,用炸弹将围墙炸裂。在莲塘街口与增援清兵遭遇,恶战三个多小时,喻培伦身上几处中弹,直到打光了子弹,他挣扎着再也爬不起来,清兵围上来将他抓捕。

刑讯时,他对着清吏以不屑的口气说:“学术是杀不了的,革命党人尤其是杀不了!”他终于把自己的一腔鲜血献给了国家。

这一年,他25岁。

 

 

辛亥年3月、4月之交,杜鹃泣血,中华民族最优秀最忠诚的儿子一个个倒下,中国的良心在颤抖,这个巨人在失血。这一时刻,伟大的母亲是那么无力,面色苍白……

广州起义找得到姓名的烈士86位,其中31位被捕刑讯后被杀;有的连姓名也找不到了。烈士们对国家民族的一腔炽爱,对亲人的不忍,对死的义无反顾,通过文字——绝命书——留了下来。今天我们展读这些血泪文字,心仍然在滴血。它表达的不只是慷慨赴死的决绝,还有今天我们已无法企及甚至无法想象的胸怀。它是我们民族的精神遗产,在迷失的时代,它闪烁的光芒能够照耀我们。透过时空虚无的帷幕,我看到了辛亥年的春天浩气盈溢、万物凄迷。

3月27日晚上,方声洞在给自己的父亲写信——

“父亲大人膝下,跪禀者:此为儿最后亲笔之禀,此禀果到家者,则儿已不在人世者久矣……祖国之存亡,在此一举。事败则中国不免于亡,四万万人皆死,不特儿一人;如事成则四万万人皆生,儿虽死亦乐也。只以大人爱儿切,故临死不敢不为禀告。但望大人以国事为心,勿伤儿之死,则幸甚矣。

“他日革命成功,我家之人皆为中华新国民,而子孙万世亦可以长保无虞,则儿虽死亦瞑目於地下矣。”

他交待后事:“兹附上致颖媳信一通,俟其到汉时面交。并祈得书时即遣人赴日本接其归国。因彼一人在东,无人照料,种种不妥也。如能早归,以尽子媳之职,或能稍轻儿不孝之罪……旭孙将来长成,乞善导其爱国之精神,以为将来报仇也。”

3月26日晚上,林觉民在给父亲和妻子写信,在一座叫滨江楼的小楼里,他几乎写到东方拂晓。他是一个风流倜傥的才子,这一夜,不知多少回涕泪交加。二十岁东渡日本留学,他谙熟日语,懂得英语和德语,可以从容地出入国际性舞台。他给父亲写道:“不孝儿觉民叩禀:父亲大人,儿死矣,惟累大人吃苦,弟妹缺衣食耳。然大有补于全国同胞也。大罪乞恕之。”

接着,他掏出一方手帕,在上面写起了《与妻书》:

  “意映卿卿如晤:

  “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吾作此书,泪珠和笔墨齐下,不能竟书而欲搁笔,又恐汝不察吾衷,谓吾忍舍汝而死,谓吾不知汝之不欲吾死也,故遂忍悲为汝言之。

“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就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彀?司马青衫,吾不能学太上之忘情也。语云: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体吾此心,于啼泣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汝其勿悲!”

这是多么伟大的情感!年少时读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总觉得这样的情操似有标榜之嫌。方声洞、林觉民这些活生生的人,哪个不是以天下为己任?他们很少考虑个人。“天下为公”,是一个时代的追求。一个只知逐利的时代也许无法理解这样的胸怀。

面对爱妻,面对生离死别,林觉民的一腔柔情因《与妻书》感动了许许多多的人:“吾今与汝无言矣。吾居九泉之下遥闻汝哭声,当哭相和也。吾平日不信有鬼,今则又望其真有。今人又言心电感应有道,吾亦望其言是实,则吾之死,吾灵尚依依旁汝也,汝不必以无侣悲。”

林觉民中弹被捕后,当时传言抓获一个剪短发、穿西装的美少年。两广总督张鸣岐、水师提督李准亲自在提督衙门审讯他。林觉民不会说广东话,就用英语回答,他慷慨陈词,满庭震动。他的回答就像一场演讲,综论世界大势和各国时事,宣传革命道理。讲到时局险恶,他捶胸顿足,愤激得难以自抑。他奉劝清吏认清形势,不要执迷不悟,只有推翻满清、建立共和才是出路。张鸣岐也不禁感叹:“惜哉,林觉民!面貌如玉,肝肠如铁,心地光明如雪”。幕僚劝张鸣岐为国留才,而张认为这种英雄人物万不可留给革命党,遂下令处死。

在关押的几天中,林觉民滴水不进。行刑时,他泰然自若迈进刑场,从容就义。这一年他24岁。

饶国梁的《绝笔书》是在法堂上写下的,洋洋千言,宣传的都是革命与主义。他怒斥清吏:“吾辈不死,国民不生,牛马奴隶,生何荣焉。求仁得仁,死何憾焉。”这一年他23岁。

31位被捕的起义者,没有一个不是大义凛然,慷慨陈词。没有一个不是视死如归。他们写的绝笔书,因为对象不再是亲人,无法儿女情长,却更加义薄云天。

 

 

 

 

 

巨坟隆起,七十二位烈士分成四排,埋成了一个大坟。坟顶一个方亭,亭内一块石碑,写着“七十二烈士之墓”。

坟后,纪功坊高高在上,抬头仰望,最高处一尊自由女神像,圣洁、高贵、美丽,也格外不同。我惊讶于这个当年法国人送给美国的女神像,在中国南方一偶伫立了90年。这可能是中国唯一的一尊自由女神像。墓地建筑,柱子是罗马式的,墓碑是埃及的方尖碑式样。女神雕像让人想起法国画家德洛克拉瓦名画《自由指引着人民》中的女神。她代表了西方现代政治的肇始,也提示了一百年前那一场场血雨腥风,它们思想源头的来处。死难者所向往所追求的正是这尊神像所昭示的民主自由之精神。这正是法国当年那一场启蒙运动开启的思想先河。

起义者从海外纷纷聚集广州,本土国民仍浑浑噩噩。

先觉者从华桥子弟到留学生,他们最早接受西方现代思想,他们的孤愤与后觉者国民的愚昧麻木,恰成对比。鲁迅短篇小说《药》中小栓吃人血馒头治病的一幕,那血正是革命党人杀头的血。这巨大的反差无疑是悲剧的主要原因。

我凝望这尊以西方女性形象雕塑的石像,她的身姿像是一种召唤。这一刻,太阳偏西,女神在一片阳光中,周身散发出熠熠光芒,让人感受到了一种深深的感召。

枪声平息,战死的英雄与被俘后用铁链绑扎一一杀害的烈士,他们的尸骨从越秀山麓至双门底各街道上,一具具倒卧。血,流满了街头马路,由红变黑。血,溅红了广州辛亥年的春天。沉寂后的城市,连日凄风苦雨,天地为之含悲。

遗体在雨水中开始膨胀,数日后,有的发臭、生虫,惨不忍睹。这些年轻的生命,来得那么遥远,在广州没有人认识他们。官府诬说他们是一帮地痞、无赖。

市民从门窗偷窥血肉模糊的尸首,谁也不敢走近。有知情者慑于当局追捕革命党人的恐怖,也不敢殓尸。

烈士们的尸骨断头折臂,残缺不全,被广仁、方便、广济、爱育四家善堂院奉命收到了咨议局门前的空地上。南海、番禺的知事商量,打算把尸体埋到大东门外的臭岗。臭岗是专埋死刑犯的地方,被杀的犯人挖一个坑就草草埋掉了,尸体散发的臭气常飘向四周。烈士如果葬于臭岗,那将是对亡灵的侮辱。

留下来的同盟会员潘达微以记者身份寻找墓地,在广仁善堂恸哭求助。得到黄花岗坟地后,又找亲戚帮忙敛尸安葬。4月4日,一百多个仵工,将烈士遗体洗去血污,穿上衣服,然后入棺。有的尸体还被铁索锁着,两三人一束,无法装入棺材,仵工用铁锤把枷锁打掉,尸骸一一分开。

潘达微在现场指挥,逐一清点、辨认和登记,总共殓葬了72位烈士遗骸。

一百多个仵工抬着灵柩向黄花岗进发,一路静默无声,只有潘达微跟在后面,一路走一路流泪。市民担心官府镇压,只是远远凝望,许多人止不住热泪盈眶。天地含悲,下起了淅沥小雨。

抵达黄花岗后,发现墓穴挖得不够深,潘达微又加钱给土工,要他们挖深后才下葬。

潘达微为同盟会办报,留下来是为了起义后能仗义执言。想不到熟悉的战友一个个在自己面前血肉模糊地呈现,记忆里那些鲜活的面孔要与这不忍卒睹的尸体一一联系,一一去辨认,这种悲怆、熬煎,非当事者又何以能够体会。

潘达微是一位画家、摄影家,之后的岁月,他变卖家产,毕生投入孤儿、乞丐和妇女的公益善事中,最后皈依佛门,做了一位居士。他死后就埋在黄花岗烈士身旁。

第二年,中华民国成立。5月15日,从南京回到广州的孙中山率领各界十余万人至黄花岗祭悼,他亲自主祭并致祭文。孙中山为墓地题写“浩气长存”四字,于墓旁栽种马尾松四棵。他悲怆地挥笔写下:“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

八年后,滇军师长方声涛募修故墓。

方声洞、林觉民的老乡林森来到黄花岗,替烈士墓募建碑、亭及纪功坊。他们对死难者进行审求,确定了其中的五十六位。又过了三年,才确定其余十六人。烈士名字籍贯核查之难,大埔人邹鲁在碑记里作了记述:“然欲举当日死事者姓名籍贯,一一泐之于碑,事乃至难。盖举事之际,务缜密。凡姓名籍贯,同事者非识不能知,亦不愿知之,故今日同事之不知死者。其所能举,亦惟素识者而已。夫死事者已不止七十二即此七十二亦不能尽举其姓名籍贯,可不痛欤!……夫马革裹尸,党人之志。埋骨已非所期,遑论留名”。

如此悲壮的起义历史上也不多见。义士们连留下姓名也都顾及不到了。

22年后,有心人又找出了13位烈士。

李文楷被误为牺牲了。他起义前得重病被送往香港治疗,没有参加起义。在得知七十二烈士名单中有自己后,他给冯玉祥和时任广州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写信说明情况。这时七十二烈士已经驰名中外,起义中牺牲的烈士远远超过72个,“七十二”便只是一个象征数字,也就没有作改动。

李文楷1959年病逝于山西省万荣县。

 

 

 

黄花岗墓地坐西朝东,在不知不觉中升高。马尾松、榕树、凤尾竹、柏树、棕榈树的阴影在这个夏天最后的阳光里加深、拉长。陵园如今处于广州闹市中央,树木竟然把四面的高楼都遮挡住了,只有东面可以放眼远眺,繁华的街市扑面而来,匆匆车流、人流,感觉却是远远的一种景象,隔了某种时空。

低矮的山岗居然给人俯瞰的高度,珠江新城的高楼区就像是河床下游的森林。这条从大门开始一路往上的瞻仰之路,阳光下干净而明亮,像一条静静的河流,可以洗涤尘埃、清心明目。远处钢筋混凝土的森林,是现代城市疯狂扩张的戟和矛,已经冲向了更远的地方。

辛亥年的死亡就在这山岗上;城市的崛起、喧哗在山岗下。一片坦荡与一片密集对接着。我突然冒出这样的念头:这是烈士们追寻与牺牲的意义呈现吗?在他们赴向死神的时候,他们心中新的中国是否与今天的模样类似?他们每天看着远处的变迁,会不会考问自己牺牲的意义?

今天的知识分子不再像他们那样谈抱负、主义与理想了,世俗的利益已经让人无暇他顾。我想到杜凤书在母亲面前摘下戒指的那一幕,他是为了自己的国家与民族去献身。现在的人戒指的摘与戴再也无关乎生与死了,若是为着人世间的一份爱与温暖,这也是令人心动的一刻;若是一种交换,世界上有价值的事都以钱来衡量,这样的举动,一定显出卑微。

时代远去,辛亥年远去,但愿这座城市熙熙攘攘的人群里还有人记得广州起义。烈士墓前冷冷清清几个晃动的人影,躺在鲜花围绕中的烈士,也许还不至于那么孤单吧。我在网上看到一位北京来的青年张清水,他在3月29日这天到了黄花岗,流连不舍,感怀不已,写下一段动情的文字。

好在林觉民的《与妻书》还能打动现代人的心,他们的爱与诀别成为艺术家创作的题材,歌手齐豫、李建复、童安格的歌在城市上空飘荡——

  夜冷清 独饮千言万语

  难舍弃 思国心情

  灯欲尽 独锁千愁万绪

  言难启 诀别吾妻

  烽火泪 滴尽相思意 情缘魂梦相系

方寸心 只愿天下情侣 不再有泪如你

……

这是童安格在唱。齐豫唱的是——

  觉

  当我看见你的信

  我竟然相信

  刹那即永恒

  再多的难舍和舍得

  有时候不得不舍

  觉

  当我回首我的梦

  我不得不相信

  刹那即永恒

  再难的追寻和遗弃

  有时候不得不弃

  爱不在开始

  却只能停在开始

  把缱绻了一时

当作被爱了一世

……

傍晚,我在广州的猎德大桥开着车,星光快速之下的珠江,一闪而过。收音机里年轻的歌手唱着情歌或劲歌,黄昏时的五彩霓虹刹那间出现在头顶的天空之上。我又一次想到,革命与这座城市还有关系吗?当上百层的摩天大楼矗立于珠江之滨,城市全变成了钢筋混凝土与玻璃幕墙的世界,千万人口的聚集,新的造城运动,甚至历史的痕迹也难以寻觅,一百年,该是多么遥远!革命,那已是一个历史词汇。

一艘游轮从桥下钻过,向着下游的琶洲驶去。我想起下游的黄埔军校,几年前在那里看到过一张照片,它一直在我的脑子里不断浮现:一架自制的简易飞机,上下两层钢架与布做的长长翅膀,可能刚刚试飞降落,一群人在飞机前一字排开合影。他们大都是军人,但个个气宇轩昂,充满理想主义的神情,特别是一种浪漫的气息,从他们的笑容与身姿体态上弥漫开来,让人感受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气场。他们不像军人倒更像是诗人。记得其中就有张治中。

这样的军队出现英雄不足为奇。黄花岗烈士墓就埋葬了很多来自这个部队的英雄,他们都是当年孙中山亲自批准安葬的——援闽粤军飞行家叶少毅,中国始创飞行大家冯如,陆军上将邓仲元,中国革命空军之父杨仙逸,陆军中将苏松山、谢铁良,刺杀洪兆麟的烈士韦德,潮梅军前敌司令金国治,陆军少将梁沾鸿,烈士梁国一、雷荫棠、王昌、史坚如、范鸿泰、翁飞龙等。有黄花岗烈士的感召,后来者纷纷为国捐躯。

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群,不同的年代彼此相看已是传奇。时代精神气象的差异让各自变得失真!似乎是时间在改变一切,它可以让大地葱茏一片,百花争艳,也可以使万物萧瑟,荒凉孤寂。历史因人因时代可以崇高,也可以卑下、猥琐、蝇营狗苟。

立秋第二天就降临了,眨眼间,天气变化。在珠江边散步,广州塔临江一线在搭建脚手架。亚运会开幕式搭的架子春天才拆。问工人为何又搭,精壮的汉子回说不知道,只知道建好后要两个月才拆。是因为国庆吗?会不会是为了纪念辛亥革命呢?一百年啊,我们该怎样去纪念?

 

 原载《美文》(10月辛亥革命百年专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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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与鲁迅文学奖获得者熊育群对话

——我与读者分享我对世界的感受、爱与焦虑

 

广州日报 记者 音希

 

    中国文学的最高奖项之一——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即将于11月9日在鲁迅的故乡——绍兴颁奖,但“羊羔体”和“买奖”的喧嚣,几乎淹没掉了这一届获奖的优秀作家和作品,被泛娱乐化的鲁奖成了大众街头巷议的闲话,文学本身的高贵却已被淡化和忘却。

    事实上,本届鲁迅文学奖中的不少作家,几乎耗尽近半生精力在写作,同时也是历届新面孔最多的一次。而广东作家在本届鲁奖上收获颇丰——一共三位,分别是散文杂文奖获得者熊育群、中篇小说奖获得者王十月、短篇小说奖获得者盛琼,在他们赴绍兴领奖前夕,本报记者采访了熊育群,与他就文学本身,进行了一次对话

 

谈风格:

之前的散文是短章,空灵唯美,但来广东后,明显要扎实厚重

 

    记者:你的散文作品多次获奖,冰心奖、郭沫若奖,这次获鲁奖的是《路上的祖先》,我很想知道评委们对这本散文集的评价。

    熊育群:不知道有没有。现在我也没看到。

记者:《路上的祖先》是你的散文集,收录的作品从你对客家文化的探索一直辐射到欧洲的文化之旅,可不可以说这是你的散文精选,它本身就折射出你对多种文化的关注态度?

    熊育群:还不是精选。这是一本文化、历史内含浓郁的散文集,有所偏重。文化是人类精神生态的映照,我对它比较敏感,加之,我喜欢行走,自然与精神的旅途,加上生命的体悟,表现于文字。

记者:莫言曾评价你的散文,称之“贯注着强烈的时空意识,总是能从司空见惯中,翻出大的境界,使人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之感,你是如何炼就这样一种“散文气质” 的?跟湖湘文化有关,还是跟你生活多年的岭南气度有关?

 熊育群:时空意识强烈的人,一般不会拘泥于小事,不会太多在意细枝末节。而这样的心性更多来自人的天性。我不能说与湖湘文化、岭南文化对我的影响无关,如果我的人生经历不是这样,我的散文可以肯定地说,风格也会是不同的。湖湘文化生命意识要强烈一些,务虚一些,空灵、幻想、唯美、神秘;而岭南文化的务实、开放,注重细节,会更脚踏实地,更加厚实。很明显的区别,在我来广东之前,我的散文是短章,空灵、华丽,注重语言,但有时会觉得空洞。到广东工作后,散文明显长了,因为进入了较具体的事物,原来的风格并没有太多改变,但明显要扎实、厚重。

 

谈鲁奖:

鲁奖对我而言是一个最高的肯定,误入歧途的感觉可能不会那么强烈了

 

记者:你曾说过,你的写作常常借传统的建筑——那种四合院、坡屋顶,自然紧贴于大地上的房舍——建立起的人伦的温暖,表达痛惜之情。这是你当初写《客都》和《路上的祖先》等系列散文的初衷吗?

熊育群:可以说是相类似的情绪。客家人很好地保持了中原文化,中国人的伦常纲理,儒家的文化。在这样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人们精神上惊惶失措,客家人的土地成了文化的避难所,她以一种古老的、恒常的、血脉的姿态存在着,祛除人心灵上的困扰。但他们是历史的流民,是战乱的受害者,他们向着南蛮之地迁徙,以弱者的身影隐藏于南方的群山之中。大历史,这样走在路上的一个背影,是令人怜惜、令人感怀的,他们被历史所遗忘,我想寻找到他们当年的踪影。这是另一部中国历史。但我并非历史书写者,我从他们现实的生存出发,我的视角是极其个人化的,它是与心灵有关的,都是触动心灵的东西。一篇好的散文没有个人的灵魂在里面,它就不会是一种创造,甚至是虚伪的。这里的历史是从生命出发的一次更幽深的体验,如同从现实的层面打开一口深井。重视身体,身体生理的心理的反应是我得以体验世界、表现世界的依据。我在乎的是从前的气息,我感觉到了这样的气息,场,我要把这已经虚妄了的气息表现出来,把这种存在再现出来。我还在乎的是这一过程所表现出的时间的纵深感,也就是说,我不能摆脱生命意识,这是超越自身的更宏大的生命意识。人类在传递生命,当然还有传递中的文化。我表达的是心灵史,是消失了的生命现场。

 

记者:你不是第一次获全国大奖了,鲁奖对你而言有着什么不一样的意义呢?

熊育群:一个人做一件事是希望得到肯定的。鲁奖对我而言是一个最高肯定。我心里误入歧途的感觉可能不会那么强烈了。对文学的热爱,让我对其他的事情热爱不起来。在这样一个年代,从事文学几乎是自己内心的需要,总想从精神上找到一种有价值的东西,然后归依,祛除心灵上的空虚,让生命拥有一种踏实的感觉。这对我有点像宗教。

记者:但这一届的鲁奖似乎备受关注,但也备受非议,“羊羔体”和“买奖”说的喧哗掩盖了它本身的文学意义,作为一个作家,你对此怎么看?

熊育群:任何奖项评出来都要接受社会公众的检验。我感到可惜的是,那些好的作品与作家,那些通过自己多年努力,有的几乎是付出一生精力的作家,本来获奖可以把他们推到社会大众面前的,但这样铺天盖地的喧哗把他们淹没了。这一届是新面孔最多的。

 

谈读者:

我希望把自己看到的最美的、最爱的事物告诉读者,让人以审美的方式去面对这个世界

 

记者:你有一段自述令我感动——“中国艺术高最之境天人合一——随之远去。我们正转过身来只面对人类自身甚至只是身体,我们正从这个世界的广大走向狭小,欲望化的叙事洪流一样淹过了这个世界无尽的丰富。我的写作不愿被裹挟。我保持着自己的天地观、时间观以及敬畏感。守旧也许是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先锋。”这是一个作家的精神坚守,但另一面,是不是也意味着作家与大众的背离?

熊育群:忠实于自我,这是我的准则。一个作家也只能忠实于自己。我也是大众中的一分子。我的感受相信也代表了一部分人。只不过大家被一种思潮裹挟,我说出真相,表达自己的思考。作家要有自己前瞻的思想,不能跟随大众,这是他(她)的社会责任,也是一个作家的素养。这个消费主义的时代是有它的问题的。GDP讲得太多,人们生活得并不幸福。

记者:这让我想起王安忆对于文学没落的感慨,她给我举过一个例子,说是一次出差跟一个商人在一起,对方认为她肯定是一个成功人士,猜测了她很多职业,包括商场上的、金融界的,却一点都想不到她是一个作家,作家的身份给过你尴尬吗?在今天,当写作越来越狭隘的时候,你觉得你通过写作希望带给读者的是什么呢?

熊育群:作家有点像“恐龙”。在一个注重利益、不注重精神价值的时代,精神的贵族必定是没落的贵族。我到广东后就不再表明作家的身份了。曾经停止过三年的创作。再提笔时,更多的是自己精神生活的需要,我自己没有精神上的追求,就觉得无法呼吸。我的读者仍然不少,我与他们以心换心,分享我对这个世界的感受、爱与焦虑,我希望把自己看到的最美的、最爱的事物告诉大家,我希望自己的创作带给读者愉悦、思考,让人以审美的方式去面对这个世界。

记者:有人说王十月的小说获奖展示了广东打工文学的成就,你的获奖,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广东的散文力量?

熊育群:广东有很多优秀的散文作家,如筱敏、蒋子丹、李兰妮、马莉,新人中也有很多写得不错的。上一届鲁奖入围的散文作家广东占三位,本届入围的也有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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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0-30 2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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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一生就像流水

 

 

我是一个富有好奇心并喜欢在路上的人,一个不喜欢墨守成规,不热爱世俗生活的人,喜爱文学便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我少年时期就画画、写侦破小说,青年时期做画家梦、歌唱家梦,大学时期写诗。写诗和写散文在我都是来自内心的一种召唤。想不到写诗我会抛弃建筑学专业,从事了20年报业生涯,我从没想过自己的一生会与报纸有如此之深的纠葛,也没想到,我最终到了作家协会。一生就像流水,不知前方流向哪里,但总是向生活的低处流。但回头,一步一步却全是文学的影响。

而立之年,我从长沙迁居广州,在一个商潮涌动充满财富传奇的南方,是否放弃文学,内心犹疑。放弃她,不只是对当初理想的否认,也是对自己心灵的背叛。红尘中,我在出发,像追问大地一样走向世界的各个方向,具体的事物与古老的文字,总被这样的追问打开,生命的感受与自然奇妙的结合,让感觉、情感、死亡、悟……与灵魂秘语。这成就了我的心灵史,也成就了我的散文时代。我的目光掠过喧嚷的人群,投向历史的深处,看到大地上逝去的事物,体验着人生过客的苍茫。我活在时间之中,又活在时间之外。我不但看着这个世界前行,也看着自己与世界的周旋。没有梦境,没有梦幻般的创造,我的生活就是一条干渴的鱼。

生在这样一个年代,更新换代、千变万化、惶恐不安,价值观、伦理观、生活方式万花筒式地呈现。许多人已羞于提及文学。文学像是时代的旁观者。我以自己年近半百的人生追寻了她,如果否认,我就否认了自己的一生,我因此而活得荒谬。但是,我是骄傲的,这一生,我依从了自己的内心,我不空虚。

但是,写作却是令人彷徨的。在文字的世界,崇高、理想、信仰、精英、精神、思想、道德……这些大词不再耀眼了,它所维系的正统、秩序,也在走向不合时宜的境地;非理性、反文明,在一个小词的世界出现。在我写作的这二十余年里,文学从宏大叙事的国家主义、集体主义滑向私人生活、身体甚至下半身……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时代也因工业文明结束了,诗意的充满灵性与神性的自然,如水一样从文字的石缝间漏落。那种对于自然崇敬而富诗意的描述与发现,不再激发语言的潜能与它无穷的可能,自然与人类精神相通而升华出的审美境界——中国艺术高最之境天人合一——随之远去。我们正转过身来只面对人类自身甚至只是身体,我们正从这个世界的广大走向狭小,欲望化的叙事洪流一样淹过了这个世界无尽的丰富。

面对快速变化的世界,我只能忠实于自我。我的写作不愿被裹挟。我保持着自己的天地观、时间观以及敬畏感。守旧也许是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先锋。我的写作常常借传统的建筑——那种四合院、坡屋顶,自然紧贴于大地上的房舍——建立起的人伦的温暖,表达痛惜之情。大都市高楼隔离了这种人伦,把人类变得冷漠、孤独。同样,中国传统文化所建立的恕、孝、礼、忠……被一刀两断之后,我们无法与传统对接了,我们没有自己的来路了。伟大的传统是文人精神的皈依,这种来自岁月纵深的文化,它是作为一个精神整体发出感召力的。没有传统甚至连反传统的资格也没有。

我习惯用一种死亡的眼光看待一切,这让我能看清看透人生的意义,让生命的本相呈现。死亡意识唤醒生命意识。生命意识如果是一种温度,那么我大多数文章都浸透了这种冰凉的体温。它在每个字里结成了霜。我的世界呈现出的景象是瞬息的、暂时的、变幻的,它们都带着强烈的时间印迹。面对历史,我感受它的气息,感觉它的存在,它把我看不到的事物延伸过来,我把这已经虚妄了的气息表现出来,把这种存在再现。历史散文,是时间的纵深感,我表达的是心灵史,是消失了的生命的现场。至于文化,只有与个体的生命结合它才是活的,那些活在每个心灵之上的文化才是我能够感知的。否则,它就是知识。

我们这个时代的变迁是如此剧烈,变得如此丰富,丰富之中,却有许多正在远离我们而去的东西。我愿意做一个看得见离场者背影的人,并表达自己的哀思与痛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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