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夜没有合眼，不是因为害怕，荧光屏上的一条线，十几个小时里一点点往前蠕动，极其单调的运动，我却无法不看它，疲惫中总是本能一样睁开眼睑，一次漫长的抵抗，一次次掀起的沉重，几乎是一场毅力的较量。我的睡眠被这根线条穿越！

一个电视画面，正表示我走过的位置，它在直接虚拟我的行动。我看着自己，看着一个行动，因为被虚拟而呈现出真实的处境。睡意沉沉，我离开了地面，却开始真切感觉到地球，急速打开的想象之纷纭把我的脑子弄得疲惫不堪。

嵌在座椅靠背上的荧光屏，有一个地球影像，从泰国飞往南非的航班在地球上画出了一条线，深蓝之上的浅蓝色线条，由全球定位仪精准画出，这正是我在地球上走出的路线。心中一个意念在不断提示，这个线端是我。它不只是我的象征和比喻，甚至它就是事实本身。

当一个大洋浓缩在一方荧光屏内，穿越印度洋的速度因此而变得不再真实。我既在飞机呼啸而过的速度里，也在线条比蜗牛还要缓慢的延伸中。在印度洋上的飞行此时此刻反倒显得像是虚构，真实的印度洋呢？尽管就在我的脚下，我却只能想象。我只能感觉自己的想象与印度洋逼近！

四周寂静无声，飞机的引擎发出均匀的声响。我不知道是因为恐惧还是飞越巨大无比的印度洋的刺激，我想象自己在万米高空穿过云层之上的空间，想象大海扬波，那是令人绝望的没有止境的波涛，印度洋无边无际的海平面像天空一样开阔。巨大的不知名的动物正在飞机下的深海中畅游，我不知道它的存在，它也不知道我的存在，幽蓝的天空，有众多的星星闪耀，只有一点微光划过，如同流星，那就是海洋动物眼中的我。

一切发生的正在发生，在我却只有想象。

躺在卧室的床上，这样的想象也是可以发生的，但我不会感到恐惧，不会感到自己的生命如此渺小！线条无声描述着的是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一个事实。我就在这个线头上，但我却在线条之外注视着这个线头。我看着我自己从一个虚拟的影像中飞过，我看见此刻自己与地球的关系，但真实的我却排除在外，自己成了自己的旁观者，像四维电影院的观众，座位还可配合以真实的抖动。

地球一直在缓慢自转，但我感觉不了它的转动，面对如此伟大的存在，人的存在实在太渺小了。要说明事实真相，人类需要描述的图像，更需要想象。巨大的真实常常只能在想象中呈现。

几天后，站在两大海洋印度洋与大西洋交汇的地方，一个冷流，一个暖流，对于呈现在我面前的印度洋和大西洋，我仍然离不开想象。要把这水天一色与别处同样的水天一色区分，人的眼睛是办不到的。我的视力相对于海洋，我的短暂生存相对于亘古的地理，不过如蜉蝣一般速生速死。在乌云滚滚、风吹雨斜的天空下，我爬到好望角的最高处，五百年前，葡萄牙人的船队从这里驶过，去寻找东方的大陆。地理大发现从这个海角出现了重大转机——东西方终于在海洋上连接起来了。冷流与暖流交汇形成的风暴，把船队打上了好望角的海岸。这个最初被称作风暴角的地方，一次改变世界的伟大航程，如同一个海浪消失，沙滩上并无半点踪迹可寻。与别处海滩不同的是，它枯藤一样缠绕的海草在石头的滩涂上腐烂，密集的虫蚁快速地钻来爬去。烟波浩瀚处，一座暗礁，在视野里激起雪浪花，一圈一圈生了又灭。

历史于是也只能虚拟：澳门博物馆的一只船模，就是那些绕过好望角的船。那片玻璃柜内桔黄的灯光，像探入时光深处。它与这片海域联系起来了。那条首次踏上中华帝国陆地的船只正是从眼前的海面驶过！中国是它的目的地。澳门同样是个伸进大海的半岛，四百多年，东西方文明在这个弹丸之地交融，直到鸦片战争炮声响起，震醒国人，一个不寻常的半岛才被人记起，刮目相看。

荧屏上的大海，它的蓝一点点驱逐着绿，那是南亚次大陆，直到蓝占据了整个荧屏，绿色陆地再也飘浮不回了，这飓风生成并肆虐的大海，这葡萄牙人航行数月也看不见陆地的大海，在这时却成了一个虚拟的世界。

地球的图像是冷色调的，蓝色和绿色从西面旋转过来，但它们很快就被灰暗的阴影吞没。黑夜像个流浪汉，在地球上飘荡，它乌云一样覆盖过非洲大陆，蔓延到大西洋上空。它缓慢，但坚定不移。谁也无法阻挡，像一种淹没。发光的蓝色线条闪动着湖蓝色的光，像一把刀，试图切开这个冷色调的球体，它已经由东北向西南横斜地切过来了。我像一个固执的儿童，要在一个球面上刻下一道划痕。

我紧握摇控器，不停地按着放大键，那个被迅速拉近的线头现出了一架飞机。它是我乘坐的大型波音客机。海洋变得更加深蓝，像真正的大海一样，出现了小岛。岛是真实的小岛，方位准确，形状无误。但世界充斥虚拟。我看到飞机座椅上的人，幽暗灯光里，全都进入梦乡，黑暗的影子凝固不动，时间停滞，生活似乎在经历一次次死机，只有飘在外面的鼾声不受约束地一阵阵冒出，像一个虚拟的世界有了真实的配音。

望望窗外漆黑的夜空，觉得那条线在这漆黑的夜空画动，正如电视荧屏上画动的，在它被我无限放大的某个时刻，也许它们会重合到一起，虚拟与真实从此没有边界。

高速度，程式化，或者封闭、隔绝，真实的经历也不再真切，这是现代社会的新征象。行动已经交给了机器，肉体从没这样显得多余，甚至只有纵欲，才能找得到自己的身体。虚拟与真实的生活早已混淆。

引擎声、偶尔遇到气流飞机产生的抖动，让我从巨大的虚拟中找到身体，一个无法摆脱梦幻的身体。

真实到底有没有或者怎样发生了？当荧光屏上黑夜的边线移到了线头之上，我开始盯着眩窗后的黑暗，我要看着白昼追上飞机，看我怎样从夜色退到白天，怎样从虚拟抵达现实。巨大的被虚拟的世界它的黑暗与光明飘移的界线如期呈现——窗后一条光线划开了漆黑的夜空，从下方的朱红到上面的靛蓝，七彩色谱艳丽饱满，像眼睛一样缓缓睁开，光芒如神秘的魔法，让头上的沉沉黑暗冰一样消融，大地变成暗影的深渊——夜色粉尘一样沉落下去。七彩之光越来越耀人眼目——白昼的确已经追上了飞机，黑暗已经前逃，比飞机更快，荧光屏上的机身已被阳光照得雪白。脚下黑沉沉的不再是海洋，而是非洲的大陆。

从一个朦胧早晨的降落开始，非洲大陆，像一个不真实的事件在我面前发生。非洲南部赞比亚、津巴布韦、南非，从城市到稀树草原，再到海滨，我在它的大地上面行走，像风一样刮过。匆匆十日，一辆封闭大巴，在不停地飞奔。

荒凉的大地，黑人的村庄像流浪的吉普赛人，泥土与茅草筑成的草寮消失了，红绿蓝的塑料板、纤维板拼凑的平屋，像儿童游戏临时搭建的积木，像城市遗弃的垃圾。光秃的树枝与枯黄的草地上，偶尔一现，一个部落与一个部落间相距遥远。有黑人高举双手，在一辆小面包边点燃一丛枯草，他们发出欢呼，一片火苗就让他们感觉快乐。

小面包是黑人的交通工具，车上是不会有白人的。大片大片的荒原是黑人与动物的世界，白人只属于城市。而城市，私人小面包里也只有黑人，大街上没有公交车，小面包是专为黑人准备的，白人有自己的私家车。

我想把车开进稀树草原上的村子，当地人害怕遭到围观劝我放弃，就像一百多年前白人深入非洲陆地害怕进村一样，恐惧仍在肤色之间充盈。一个小村外，两个黑人坐在地上，兴奋地站起来，朝我们大声喊话。我只看到张合的鲜红的大嘴唇，急切挥舞的双臂，一瞬间他们从近退远，化为黑影。

一天晚上，从南非开普顿机场出来，高速公路上，大巴车窗映出了我的面庞，我看到了自己黑色的眼睛、暗红色的嘴唇，也看到了黑压压的房屋，它们延绵几十里，没有灯光，或者说偶尔昏暗的灯光，无法照见夜晚的黑；没有声息，或者说没有可以发出声响的东西，默片一样。我又找到了观看荧光屏的感觉，眼前的一切突然遭到了虚拟——在我内心里，它变得遥远而不真切。一个人出现在面前而不觉得真实，这世界变成了一个符号的世界！

黑人棚户区，简陋的纤维板搭建的棚子，从荒漠涌来，密密麻麻，像城市的垃圾场，没有电器，没有像样的家具，破烂的衣服挂在草地铁丝上，如拾荒者。甚至面包也紧缺……这是现代化城市开普顿冗长的前奏？我看到，我感受，一个人的感官、情绪、良知被隔离的状态，如何让活的现场失去了真实的感受。速度、节奏、画面的切换，让人麻木。像电视进入生活，生活也进入了电视——只有视觉，没有感觉。

我是一颗子弹，两边是如铁一样的黑，沿着高速公路的枪膛，射入城市：闪亮墙壁的高楼，室内奢华的设施，灯火通明的街道，穿梭的高档轿车……仿佛另一个星球的景象。这里是白人的天堂。是一个虚拟的游戏软件的天堂。

一种对比，像换上了另一个频道，一条公路串联起来的、一个国家包含起来的、一个黑夜笼罩起来的——对比，不能如期产生罪恶感，我像熟视无睹的南非人。

五百年的风暴角，最初东西航线的补给站，开普顿开始成为航船停泊的港湾，西方人大批来此种植蔬菜，黑人成为雇工，一座城市慢慢建立。从黑人被白人统治，再到黑人当家作主，所谓文明的世界可曾改变？

去海豹岛的一天，先晴后阴，桌山罩着厚厚一片云。穿过山脚海滨别墅区，在游船码头，一个布尔人自言自语，他走过那些旅游工艺品地摊，旁若无人，有时狂笑，有时面部呈愤慨状，海风把他敞开的红色衬衫吹得东摆西荡。他是一个疯子，沉浸在自己的臆想中？

他向我靠近，我看到了他隐蔽得很好的一根线，他有一个耳机。是这根线救了他，我与他一样都想象到了另一个人，一个被手机虚拟的人。于是，他所有的行动都变得合符逻辑了，那条线是一条现代科技的逻辑线，他又变回了正常人。

第一次看到手机的魔力如精神致幻剂，看到它所象征的一个真实又虚拟的世界！人不能再被时空所限定，我们随时可以丢开身边的人去与手机交谈，可以随时进入遥远的世界！一个虚拟的世界出现并伴随，一个与想象形影不离的生活已然展现。我们关注手机的动静，我们随时准备着与手机包含的广阔世界发生即时的联系。与此类似，我们回家，围绕客厅中央的电视，让电视来告诉我们生活，告诉一个虚拟的世界就是真实的世界，我们为此流泪，为此狂喜。或者，坐在电脑前，进入网络，那里是一个不受空间制约的世界，世界偏平了，没有了远与近，生活也真正进入了虚拟时代。

而面对真实的非洲，我像是换了另一个座位，对着大玻璃，一天又一天，浮光掠影。我不明白细部的、缓慢的生存，甚至不了解它的苦难与不平。我看到一切事物的外表。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我像一根线条在上面游走。带着我行走的是南非最具实力的旅业集团，超豪华的安排，赤贫之上失去的真实感，让心一丝一缕释出不安。

对于非洲的苦难，黑人的苦难，我是否要付出感情？忧虑与愤怒是否应如期奔涌？它们是真的忧虑与愤怒吗？用汉语表达的忧郁对于一座大陆是否不如风吹草动更有意义？

愤怒，在我或许是一种虚拟——想象中生成；我的精神世界，或许也在遭遇全方位的模式化。

   岭南文化的气质是什么？岭南移民文化历史有什么特点？如何应对城市化进程如何面对？

　作为南方阅读盛典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9月26日下午，著名作家熊育群携花城出版社最新出版的《奢华的乡土》一书走进广州购书中心，同一众读者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作为“新客家人”，熊育群以深邃的历史目光打量这片土地，岭南山水间的行走中，他用自己的感觉拼接出客家人、潮汕人生存的历史图像，复活悠远生命的灿烂气息。曾让他一度有强烈挫败感的岭南文化，恍然之间，栩栩生动，潮汕文化更是被熊育群视为中国文化的代表。

　　读者的提问很多事关注于岭南移民文化迁徙。

　　因为建筑专业背景，不少读者就此提问，对于中国快速的城市化，熊育群有他的忧虑，这个视“建筑是大地上最显性文化”的作家，高楼林立不足为奇，乡土的碉堡、土楼、围屋才是“奢华”。

中国来澳门的第二位诗人是屈大均，他是广东人。身处明朝江山改朝换代的时期，民族气节，对前朝的忠诚，让诗人不愿为清做官，他曾削发为僧。也许是忠心于前朝，屈大均才那么喜欢去澳门，那里是清王朝没有改变的地方。许多次他来澳门联络志士，与文人唱和，并与澳门葡人结下诚挚的友情。诗人对待外来异族没有常人拒人千里之外的心态。相反，对新事物的敏感让他保持了对世界的激情。

中国第三位来澳门的诗人是抗倭英雄丘逢甲。这时的中国，国难当头。他心里想的写的都是有关家国的诗篇。他写诗也主张“以新诗写新政”。他是为办《岭东同文学堂》于1900年春赴南洋募款途经澳门的。澳门独特的西洋景观同样也吸引了他，他因此写下了很多澳门的诗篇。

中国诗人到澳门的还有释成鹫、张穆、魏源、艾青等。

西方来澳门的第三位诗人要算英国诗人奥登了。他是英美诗坛十分重要的诗人。上世纪三十年代，英国诗坛有 “奥登一代”之称。奥登与小说家衣修武德接受伦敦和纽约两家出版社的邀约，写一本关于东方的旅行杂记。当时正值中日战争爆发，他们以战地记者的身份，于 1938年1月19日从伦敦出发，经过埃及，进入印度洋，于2月16日抵达香港，随后到了澳门。他写有一首澳门的十四行诗《澳门》：“救世主和门徒的洛可之图象 /向呼么喝六的赌徒承诺身后的财富 /教堂与妓女比屋周旋，证实 /信仰确能宽恕原欲……”这时的澳门正从一座宗教圣城变为一座赌城。诗人是在一种亦真亦幻的感觉之中离开澳门的，抵达广州，听到天空中轰炸的炮声，他才确定自己真的到了中国。他在中国跑了四个多月，写出了不朽的十四行组诗《战时在中国作》。

葡萄牙新近到澳门的一位诗人是正活跃在国际诗坛的安德拉德，几年前他在广州刚出版了诗集。他非常崇拜李白，在澳门期间，他常去贾梅士的山洞、庇山耶的墓地，在秋天居室的阳台上，他时常想起李白的诗，特别是那些别离诗，让诗人内心充满了伤感。澳门是一座别离的城市，一座相思的城市，离别的距离总是万里之遥，不堪回首。

澳门让诗人轻易地产生了感情。贾梅士爱上中国女孩。汤显祖写下爱慕葡萄牙少女的诗，并在《牡丹亭》里写出了一场前无古人的穿越阴阳的轰轰烈烈的爱情。安德拉德对澳门离别的伤感……澳门让诗人生出了无限感慨，生出了许多不舍。

时间进入21世纪。一个冬日的早晨，阳光像从大海上漫溢到天地之间。我从海关大楼走进了澳门。在石头铺面的街道上步行，看到澳门人脸上挂着的浅浅笑意，如飞舞的蒲公英送来山林的诗意。相遇者举止文雅，谈吐温婉，姑娘小伙子穿着富于理想和浪漫气质，衣着没有流行的色彩，却有些像从前年代的文艺青年……感受久违的温情、善意和闲适，一座陌生城市让我产生了轻松愉快的心情。

这是诗人走进澳门的缘由？还是冒险家一样，诗人也对新生的事物充满了向往？

澳门与沉重的过去告别之后一直在走向轻，轻到让人生出浪漫。澳门人在弯弯小巷里生活久了，早已经忘记了她生活之外的世界。

黄昏降临，黄色路灯一盏一盏点亮，夜色渐浓，光明越亮，薄雾里溢满着海的气息，突然有一种走在故乡街道上的感觉。这里有熟悉的文化，又有完全不同的新的文明，让人惊喜的东西总是像思想的火花一闪而过……

二

我的目光掠过诗人，在澳门历史的深处，寻求着澳门的另一种表情，岁月的烟云曾经的沧桑，已经使之黯淡了。但我在斑驳的光影里还是看到了另一类人的脚步——他们是中国的志士仁人。寻觅他们的足迹，让人发现了澳门的价值不只是在商业和文化上，它对中国政治的影响难以想象。在中国近现代化历程中，澳门通过志士仁人对中国迈向何方投来了一束强光。

最早出现的一个人是魏源，这位道光进士，来自湖南邵阳。他是诗人也是志士仁人。鸦片战争刚发生不久，他受林则徐所托，到澳门编著《海国图志》。他访问葡人家庭，并把这一段经历以诗文记录下来。从澳门这扇大门他看到了世界，因此有了强烈的开放意识。他的诗文也成了放眼看世界的抒情之作。他提出了变法革新，“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学习西方制造舰船、枪炮的先进技术和养兵练兵之法，“变古愈尽，便民愈甚”。一句“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成了那个时代的名言。《海国图志》翻译到日本，变为日本推动“明治维新”、从而迈进现代化国家行列的巨大思想库。追索中国“五四”运动的思想源头，魏源就是一股出山的清泉。

这样的声音发出后，中国的志士仁人开始思考中国的出路。一本《盛世危言》开始在中国流行，书的作者郑观应，他出生在紧临澳门的中山，1886年至1891年，隐居澳门龙头左巷郑家大屋奋笔疾书，他提出“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的西方学习原则，认为“欲张国势”，必须改变专制，设立议院，广开学校，培养人才。抵御外侮，变法自强，“莫如振兴商业”。

《盛世危言》囊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各个方面改革方略。书出版后朝野震动，影响之广，先后再版了20次。它直接影响了变法维新的思想。郑观应也因此成为中国近代改革的先行者。

清朝光绪皇帝于1895年看到了《盛世危言》，他下旨重印了二千册，发给满朝大臣阅读。由此拉开了有广东人康有为、梁启超参与的变法维新。

郑观应写完书稿的这一年，孙中山来到了澳门。他来澳门是到镜湖医院来当医生的。他医术高明，不久名声大振，但因为太受欢迎，挤了西医的生意，后来被葡医挤出了澳门。他的家就在离澳门三十公里的翠亨村。还在香港拔萃书院读书的时候，他就常来郑观应的大屋，与他一起探求富强救国的良策。孙中山写的《农功》经郑观应修改收入了《盛世危言》。

毛泽东是在韶山读到这本书的。那时他还是一个少年，忧国忧民的思想早已萌芽。由于读的遍数太多，书皮都读得破损了。他在延安曾对埃德加·斯诺说，是这本书让他违背父命，走向了外面的世界，以寻求人生和救国的真理。

中国的第一所西式大学、第一所西式医院、第一所西式印刷厂、第一份外文报纸在澳门出现了。第一部中译本《新约全书》和第一本汉英字典《华英字典》也在澳门出现了……

一种东西方文化奇特结合的文明从澳门向着内陆辐射，影响到了广东，影响到了中国。在众多外力作用下，一个封闭保守的国家在缓慢转身。

岭南人一次又一次改变国家因循和传统的革命开始了：太平天国、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运动、北伐战争……

一个大国慢慢从沉睡中醒来，终于在东方的地平线上站了起来。澳门却渐渐退缩到了他巨大的阴影中，世人的目光跟随着巨人投向了广阔的天地……

澳门回来了。在她归来的晚上，中国几代人都记得那一夜的烟花，它点燃了人群的欢乐，照亮了长夜里祖国的大地山河，它也在向着天空之上的志士仁人的英灵绽放！

一首澳门葡人的歌谣在海湾飘荡：“喝了亚婆井水，忘不掉澳门；要么在澳门成家，要么远别重来。”这是一首充满象征意味的歌谣。岁月流逝，当年冒险来到澳门的葡人在这片土地上长眠了，一代又一代土生葡人却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乡。亚婆井水象征着澳门的魅力，她润物无声，是饥渴者的甘露，也是宁静美好生活的回忆。她使异乡人他乡当故乡，使告别澳门的人，哪怕远别重洋，也会向她投来深深思念的目光。歌谣的每个字蕴含了一种爱。它让我想到了，不管澳门怎样的来历，怎样人种混杂，一样的人间之爱已经在这里生长，一种故土之情已深入几代人的心灵，澳门的一切已经成为了我们民族自己的历史。

世界已经改变了。美好总像春草一样掩没着大地上的荒凉与丑恶。

一

也许是内心深处的偏见吧，一个殖民地的商贸之都，富人的聚集地，怎么会与沉迷风花雪月的诗人结缘呢？我寻找那些曾经到过澳门的人，竟发现许多诗人踏上了这座半岛城市。岁月深处，他们幽暗的身影，许多年里像曲巷中不曾被人注意的独行客，一拐弯就看不见踪影了。一种力量在顽强地遮蔽？历史中那些微妙的、不为人知的奥秘与深意潜伏下来。

澳门的意义、影响，甚至地位，与这些诗人有关吗？他们的到来与离去，说明了什么？一座城市的气质、风格是否也像他们写出的诗，散发出一种晶莹的光泽？澳门孕育的风情与那些诗歌意蕴的默契，也许暗示了诗人的性情与中西合璧之城有什么神秘的关联。

第一个出现的诗人，便是葡萄牙人贾梅士。他是一个对中国人来讲还陌生的名字。西方诗人遭遇充军、流放的命运是怎样的，是不是与中国文人相似？澳门提供了答案。贾梅士就是被流放而到澳门的，他与中国一位大文豪走到了同一个地方，时间几乎在一个时期。我的脑海出现了这样的画面：在这个小小半岛，如果他们相遇了，那是不是第一次东西方文学的交流与碰撞？他们各自会给自己的文化注入什么内含？他们都是在自己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人，贾梅士在葡萄牙有中国的李白之喻；而随他之后到达澳门的汤显祖，离开澳门后，开始了戏剧创作，成为中国戏剧的鼻祖。澳门对他从事戏剧创作也许有着不同寻常的影响。

贾梅士被葡萄牙视为伟大的爱国诗人。澳门在葡萄牙甚至世界文学界享有盛誉，是因为有了贾梅士。这位天才诗人，有曹植出口成章之才，葡萄牙国王约翰三世热爱才华出众的文人，他赏识贾梅士，给了他自由出入宫廷的特权。（中国皇帝也有这样的奖赏，但很少听说有奖励诗人的。）

诗人李白被召进宫，野史传他要高力士脱靴，杨贵妃研墨，诗人得到特殊的政治待遇，常常不能自持。贾梅士生活上比李白要浪漫得多，在宫中的狂放更不比李白逊色。他宫中行走，自由自在，于是忘乎所以。特别是看到漂亮宫女，他要去约会，找她谈恋爱，上演西方式的才子佳人版爱情故事。王室贵族早就嫉妒他宫中自由行走的特权，看到美女也投向了他的怀抱，再也无法忍受。于是，他们向葡王告发了他。葡王岂能容忍如此放肆的行为，心头一怒，签下一纸皇令，发配贾梅士到遥远的非洲充军。这是一次世界性的发配。也许是文人的第一次国际发配。

从踏上帆船的那一刻起，不幸的命运就开始伴随着诗人。在北非的一次战斗中，贾梅士失去了右眼。1553年，入伍到了印度，又因讥讽印度总督而被驱逐。1556年参加由弗朗西斯科·马丁斯率领的中国远征舰队，一年后，这支6艘船只组成的舰队曾停泊浪白滘，与海盗遭遇，一场镇压海盗的战斗打响，身在战舰，自然难以躲避，贾梅士也不得不迎敌。随着这支舰队游荡海上，他最后来到澳门。

在澳门，贾梅士形同一个流浪汉，他甚至干过“死亡验证官”。他结识了一位中国姑娘，据传她叫狄娜梅，长得妩媚。东方黄皮肤的女子激起了他心中久被压抑的情愫，他们双双坠入了爱河。诗人的爱情战胜了种族偏见。贾梅士这样描写自己对爱情的感受：“爱情是不见火焰的烈火/爱情是不觉疼痛的创伤/爱情是充满苦恼的喜悦/爱情的痛苦/虽无疼痛却能使人昏厥/爱情是除了爱别无所爱/即使在人群中也感不到他人的存在”。

两年后，贾梅士卷入一桩法律纠纷，被押送回印度受审，女友与他同行。船在缅甸海岸遇上大风而翻侧，他口衔诗稿奋力游水，逃过了大难，但女友却淹死海中。

好友们慷慨相助，贾梅士才回到里斯本，发表了《葡国魂》。这部诗集长八千八百多行，描写了达·伽马当年航海地理大发现的壮举。这条从里斯本出发，绕过非洲好望角，到达东方印度的航线也是他自己流放的航线，当年航海勇士坚不可摧的毅力也是他自己经历所体验的，他甚至比他们走得更远。

《葡国魂》让他一举成名。流放竟成就了一位诗人！

澳门雕塑了他一座半身像，在一个洞穴里，诗人浓密的络腮胡像不幸的命运一样包围着他长而又瘦的脸庞。这个石洞原本是埋人的地方，荒凉如远古时代的遗留，却成了天才诗人的避难所。正是在这个石洞中，他创作了不朽的史诗。石洞也出现在他的第181首十四行诗中：“何处再寻更孤独的地方，/欢乐的景象了无踪迹。/毋须说无人甚至野兽也不会涉足此处，/就这样静静地，无人问津，无人追寻”。清朝钦差大臣耆英到澳门，站在石洞前，听说诗人的名声可以拿李白相比，慌忙双膝跪地，向诗人行跪拜之礼。四百多年里，耆英大概是中国到过澳门最大的官。

汤显祖是1591年底来澳门的，他在寒风中走过关闸，从官场迈出来的步子没有贾梅士那么放浪，同样的命运令他步态蹒跚。他与贾梅士来澳门的时间是如此靠近，第一个国际性的诗人走了，又一代名留青史的大师走过了关闸，到了澳门。这位万历进士，因直谏被贬广东徐闻县，当一个比七品知县还要小的典史。在贬官路经广州时，不知道他怎么心血来潮，要拐道澳门。他先游览了罗浮山，兴致还很高，东莞的友人不愿爬上山顶，半途而返，他却在一位道士的陪同下，登上了最高峰飞云顶。

去澳门汤显祖选择了坐船。落寞的他经一路风浪抵达了澳门，从珠江到大海边，从一种蓝到另一种蓝，他有怎样的感受呢？也许他更愿意看到大海的蓝。随后去徐闻时，到了阳江他又选择了坐船，以致风浪让他靠不了岸，险些像贾梅士那样遭遇死里逃生的厄运，他一路漂过了琼州海峡，到了另一头的涠洲岛，风浪稍歇，他才登岛上岸。

这位心气极高、当时就已名满天下的才子，连当朝宰相张居正的账都不买，只对山水专情，对澳门充满向往。也许他内心深处并不落寞。他早厌倦了官场沉浮，几年后，他作出了辞官回家，专事写作的决定，不等朝庭批准，人早已走得无影无踪了。这样的选择不知是否有澳门的影响？

在澳门与贾梅士失之交臂，但另一位著名人物传教士利玛窦据说他是见到了的。利玛窦是一位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文化的西方人。他们有怎样的对话？这位出色的传教士，连中国的皇帝都能被他说服，他如果向汤显祖传教，汤的内心会有怎样的波动？那时澳门租借给葡萄牙40年了，葡萄牙人正纷纷入居澳门。在葡萄牙人用石子铺出的小街上，可以看到身着异服的外国商人和少女，建筑风格完全不同的洋教堂。汤显祖向翻译了解葡萄牙人迁居澳门的情况，会见洋商，参观教堂。 他在《香岙逢贾胡》一诗中写到：“不住田院不树桑，珴珂衣锦下云樯。明珠海上传星气，白玉河边看月光。” 这是澳门船帆成林、珠宝成堆的景象。看见葡萄牙少女，他也把自己极为欣赏的眼光写进了诗中：“花面蛮姬十五强，蔷薇露水拂朝妆。尽头西海新生月，口出东林倒挂香。”这无疑是中国诗歌描写西洋少女最早的一首诗。

他创作《牡丹亭》“谒梦”一场这样描写多宝寺情景：“一领破袈裟，香山岙里巴。多生多宝多菩萨，多多照证光光乍。小僧广州府香山岙多宝寺一个住持。这寺原是番鬼们建造，以便迎接收宝官员。兹有钦差苗老爷任满，祭宝于多宝菩萨于位前，不免迎接”。“香山岙”即是澳门。多宝寺是否就是圣保禄大教堂呢？也有说汤显祖到澳门时，大教堂还没建起来。但《牡丹亭》的确写到了“番鬼”们建造的寺庙，如果他真的进了大教堂，他可能是中国文人中第一个看到西方大教堂的人，至少一般规模的教堂他是见识过了。西方宗教建筑给他内心造成了怎样的冲击？那样的记忆是不会被轻易抹去的。清初六大家之一的画家吴历来到澳门后，正是圣保禄大教堂的宏伟，让他走进教堂学教三年，还加入了耶稣会。他写了澳门诗三十首，圣学诗却写了八十二首，他的诗成为澳门诗史的重要内容。汤显祖没有信仰基督教，他三十岁时就信佛了。他写了四首诗来描写自己对澳门的印象。这四首诗成为中国传世最早以澳门为素材的诗。同样是被放逐，同样是个性张扬，同样抱着对爱情的幻想，《牡丹亭》离奇又缠绵的爱情故事，是一次中国式的爱情狂想。

葡萄牙来澳门的第二位诗人是庇山耶，1894年4月，２７岁的庇山耶来到澳门。他应聘到利霄中学任教，后来又做起了物业登记官、律师和法官。

庇山耶是个私生子。十八岁时对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开始追逐女孩。他总是想博得她们的欢心，却总是处处碰壁。一位叫安娜的女子走进他的生活，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他对安娜一见倾心，觉得她快将他的魂魄勾走了。安娜迷恋文学，后来也成为了一位作家。庇山耶像进入了一个魔幻的世界，昼夜的妄想让他的思维混乱了。他向她求婚。但他得到的仍然是冰冷的拒绝。这一次拒絕，成了他一生的伤痛。他对安娜的爱甚至超出了自己的想象。巨大的痛苦开始折磨他，绝望中，他作出了一个改变自己一生的决定：远渡重洋，去澳门定居。

庇山耶是怀着对爱情的绝望来到澳门的。他以为遥远的距离可以帮助他忘记过去。然而，爱情继续着它残酷的施虐，他的思念因距离而更加深切。像许多象征主义的诗人一样，他精神压抑、苦闷，生活混乱、颓废，他本可以过上上流社会的生活，但他却与主流社会隔离，做了一个边缘的另类人。

他不再向葡萄牙女子示爱，与他一起同居的都是中国女人。他开始重复他父亲走过的路：与自己社会地位悬殊的女人生活，不与她们结婚。有三个女人先后给他生下过孩子。

1914年，安娜的丈夫不幸去世，庇山耶闻讯马上回到了葡萄牙，他频频与她约会，激情难抑时为她朗诵自己的诗歌。安娜对他的诗大加赞赏，但庇山耶再次向她求爱时仍然遭到了拒绝。

澳門，又一次向他的人生发出了痛苦但却是温情的召唤。诗人回来了。诗人的痛苦却结成了“时间的毒药”。1926年3月1日，他患上肺病死去。尸体就葬在澳门西洋坟场。临死前，他要求葬礼不放音乐，不摆花环，“一切正在结束……一切都要腐烂……一切都是物质……”

忧伤成就了诗人。庇山耶一本薄薄的《滴漏》对象征主义诗歌进行了新的艺术创新，它成了葡萄牙象征主义诗歌的典范，对葡萄牙现当代诗歌产生了深刻影响。

他先到了肇庆，多少年的辗转，寻找到了进京的机会。在他的游说下，西方的传教士终于可以进入中国广大的内陆了。于是，耶稣会、方济各会、多明我会、奥古斯丁教派的传教士，纷纷跨过了关闸。到1800年，从这扇门下走进来的耶稣会士有920人，其中314个是葡萄牙人。

耶稣会士的进入，撼动不了儒家的文化，但引起了朝野巨大的纷争，他们给中国历史写下的是杂乱有时是有趣的一页。

1621年，明朝与鞑靼人打仗，鞑靼势力进入了辽河流域，在相继攻克沈阳、辽阳和辽河以东七十余城后，这年迁都到了辽阳。一位名叫公沙的西劳的耶稣会士，以澳门的名义送给皇帝朱由校3门大炮。炮兵也随大炮前往，这些大炮在抗击鞑靼人的战斗中发挥了威力。鞑靼人进攻时密集成团，炮火使他们损失惨重，四散奔逃。

公沙的西劳于是又向中国皇帝建议征召400人的长枪手分遣队，前去帮助打仗。才继位的熹宗帝非常高兴，很快，一支由一半是欧洲人和澳门人、一半是训练有素的中国人组成的长枪队成立。这支远征队由佩得罗·考德罗和安东尼奥·罗德里格斯·得尔·坎波率领，他们威风凛凛从门下走过，向广州出发。

远征队员骑着马，还配备了渡河用的船，他们姿态英武，制服和火枪使中国人惊叹。这些红毛蓝眼白皮肤的“番鬼”第一次进入内陆，他们是否让中国百姓感到了恐惧？也许人们已经知道他们是来帮助中国人打鞑靼人的，他们感到的只是惊奇。只有那些胆怯的孩子吓得哭了起来。那些聚集在自己宗祠前的百姓们非常和善，沿途的乡村、城镇的地方官吏纷纷设宴款待。

部队经过广东、江西，到达南昌府，这时，他们接到消息，称已不需要他们的帮助，于是，停止前进。远征队员行进在中国南方的土地上时，广州商人使出了诡计，他们害怕葡人因此获得内地的商贸特权，他们贿赂官员让皇帝发出了停止前进的命令。长枪队的威力竟没有机会在中华大地显现出来，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等到人们认识到这些长枪的威力时，已经太迟了。

因为看不见澳门之外的世界，与西方人纷纷来华相比，国人沿着这条海上丝绸之路去欧洲的几乎没有。有记录最早出现在欧洲的中国人大约在1540年，这个中国人可能是在16世纪上半叶葡萄牙人对中国东南沿海的一次袭击中被俘而沦为奴隶的。

葡萄牙人对东方文明的好奇，让人想到现代人对外星人的猜想。1517年一支由5艘军舰4艘平底帆船组成的舰队远征东方，他们有一项使命，就是搜集一批中国名著，将它们译成萄文，并带回一些中国男女到葡萄牙去。他们这样的行动在广东引起了很大的恐慌，有谣传说许多清白人家的童男童女被拐卖给了舰队，因为他们要烤人肉吃。这个中国人是否就是那次行动中被拐卖的呢？他并非家仆，受过良好教育。后来，他熟练地掌握了中葡两国语言，被葡萄牙历史学家若望·德·巴洛斯赎买下来从事中文作品翻译成葡萄牙文的工作。他在葡萄牙于是引起了关注。

第二个有记录到访葡萄牙的中国人要到1755年才抵达里斯本，比葡萄牙人来中国晚了近两百年。

等到中国人大规模去西方，那已经是一个国家悲剧高潮来临的时期了，西方已进入工业化时期。中国人被奴隶一样贩卖到了海外，人数达几十万。那时全世界开始反对非洲残酷的黑奴买卖。1851年，维也纳会议废除了“黑奴买卖”，于是，中国人成了最廉价的替补。澳门开始从事移民就是1851年。移民变成了奴隶贸易——大陆有数十个人贩子，用美味可口的食物来引诱青年农民，骗他们说要把他们带到黄金国去，或者借钱给他们赌博，强迫赌输的人卖身偿还赌债。许多中国人从澳门这个大门走出去，就再也没有回来了。他们悲惨的命运是被世界遮蔽的一部血泪史！

澳门的名字用一个门字，的确有她的玄机。

澳门是一个爱建门的城市，古老的澳门原本就由一座座门组成，那些古老街巷的门楼，众多寺庙的牌门，著名的三巴门、石闸门、红窗门，新建的东方拱门等等，就连圣保禄大教堂一把火烧过后，也变得像一道门了，神似中国的牌坊。澳门人叫它大三巴。

大三巴是一座宗教之门，历史之门。门上的雕塑，汇聚了东西方的文化，它就像是一道坡上敞开了胸膛的大门，吸纳全人类优秀文化的精髓。圣保禄教堂是当时澳门也是东方世界最神圣、华丽、壮观的建筑。建造它的工匠是来自日本的基督徒。从教堂底部一直装饰到山墙顶的浮雕，《明史》称它是中国从未曾见过的装饰。一层层花岗岩的台阶，把人引向一种庄严。

澳门作为一个向世界打开的门，其海纳百川的气派也表现在这座大教堂上。大三巴建筑风格是希腊式的。底层的柱子是爱奥尼亚式，上面是科林斯式。底下三层，点缀着拱门和棕榈树，这是南方亚热带的植物。整座建筑散发出浓郁的东南亚和南亚风味，又有着厚重的西方文化气质。锥形建筑中间，中心的一个壁龛里是圣母玛利亚像，高浮雕刻画的是祈祷中的天使、喷泉、生命树和一个丑陋的女人，它们象征着希望和敬畏。还有一个启示录中的妖怪和一副骷髅，对反对基督教的人来说，这些或许意味着死亡。上面一层为耶稣受难的徽纹所环绕，壁龛里供奉着圣保禄像，头顶上是圣灵，山墙的背景是太阳、月亮和星星，顶上是耶路撒冷的十字架。这些高浮雕是杰出的工艺品。路易十四赠送的华丽时钟也装饰着教堂。与门相配，教堂的内部与外部风格一致，十分和谐。可惜，1835年的一场大火将它的一切付之一炬，只留下一座地宫。

教堂珍贵遗物有圣方济各·沙勿略被带到罗马去的手臂的一部分，有来自日本和交趾支那殉道者的遗体。

一个五六千人的城市，建起了如此辉煌的建筑，不能不令人叹服！不仅如此，澳门还建造了东方最多的教堂，玫瑰堂、仁慈堂、望德堂坊、嘉模圣母堂、西望洋山圣堂……几乎每条街道都有高耸的十字架。还有本土的妈阁庙、天后宫、哪吒庙、观音庙、普济禅院等许许多多的寺庙，它不愧为一座宗教之城，东方的寺庙与西方的教堂相互辉映，钟鼓木鱼之声与唱诗班的颂歌同在半岛上空飘扬。

信徒们成了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澳门的葡萄牙人与印度殖民地最好的家庭有了亲戚关系。为了获得丰厚的彩礼，印度许多贵族家庭争相与澳门葡萄牙人结婚。国际化的城市在那个遥远的世纪就在澳门出现了。

门在大地上出现，与墙不同，墙是为了隔绝，门却只为隔离。它建立就是为了在某个时刻打开，这是门的宿命。关闭不是门的本意。

澳门的门终于开启。这是一道国门的开启，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珠海，一座三十年时间里，因澳门之门敞开而建起的城市，梦幻般紧挨着海关大楼散布开来，就像澳门的那些巨石阵迈进了大陆，像一股涌来的海浪，从半岛北面向着内陆的山地扑来，带着高楼、宽阔的街道、人流、霓虹灯……巨大的城市在顷刻之间呈现！

这是一种接引，一种延伸。

在珠海湾仔，望着澳门满城灯火倒映海面，珠海以五彩之色，于一线海湾之上与之交映。海涛轻轻拍打，颤动着水中缤纷。晚秋的风忽左忽右飘荡着，清新而腥咸，让夜空的黑更富岁月的深意。一个世纪梦境呈现在一代人真实的人生经历中。

一处小小陆地，几乎与澳门平行，同样深入到大海之中，无树，无房，只有野草疯长。我在这无人的荒旷之地迈步，内心获得了片刻的安宁。自从那年走到拱北关闸，随后南下，我在这片热土生活了十几年，从青年到中年，时间在它隐秘的维度悄然走远，带走了我生命中的激情、想象……今夜，看着陆地上的月光和黑暗中的海水，从前的痛楚那么遥远，只有海洋新鲜的空气依然沁人肺腑。

一道门的自由出入，让我对一座城市产生了完全不同的感情。因为澳门曾经温馨的记忆，我在遥远的异域甚至会怀念起她那温婉、和善与闲适的夜晚。

历史是过去式的——这是目光短浅者的历史。看得见历史的人，才明白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明白大事件并非离我们而去。从烦琐的日常事物中抬起头来，发现大历史的踪迹就在我们熟视无睹的事物之中——世界地理大发现改变世界与历史的壮举，澳门像一面镜子照射出了事物的细节。这种深长目光的接通让人惊喜、兴奋。在这样宁静的晚上，浮在海面上的澳门，就像时间深处的飞船，一个葡萄牙人曾经的梦土，一个给冒险者机会的地方，前世今生多少灵魂牵系，凝望者目光有多么遥远，她的幽深的内蕴就有多么深广。

月光下，她的面前是一片无垠的海洋。

澳门有众多门的故事，这座138年的门，只是门的故事之一。

追溯澳门最早出现的门，时间要回到1573年。这座门是明朝的官员建起的关闸，是中华大地上出现的最特别的一道门。那时，讬言水湿贡物要借地晾晒的葡萄牙人，在这个小小半岛住了二十年。官员们为使葡人不越界，为控制那里的粮食供应，公开的理由是为防止葡人的黑奴逃入中国内陆，于是，南方出现了一道门，一道直面大海的门。门的视线可以从万顷波涛之上，从太平洋、印度洋直到大西洋，触摸欧洲。可惜，当这道门建起来的时候，中国人还没有做好准备，他们只看到了门后面那片弹丸之地。那个时候刚刚处于被动选择的位置，他们对突然出现在自己面前的事物，想到的只是选择拒绝或者接纳，以至于到最后不能选择。

葡萄牙人的航海地理大发现，这些怀着对东方世界狂热野心的人，从大西洋绕过非洲的好望角，万里踏浪，终于寻找到了东方的帝国。东西两个世界在海洋上走到了一起。西方的梦想家飘过大洋，在中国人的睡梦中悄然抵达这一扇并不巍峨的门前。随着这道门的开启，中国与西方开始了全新的海洋上的交流，这是一种真正的交流，两大文明不期而遇，碰撞、交汇、较量从此拉开了序幕。

两个文明的靠近与相互影响，谁也想不到会如此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世界。一个傲慢的帝国对于万里之遥找上门来的西土之国，从没怎么放在心上。一个基督教文化的西方世界，最早对东方表现出了神往，这一切在一幅孔子的线描画中表露无遗：孔子被描绘成一个贤明学者形象，并在欧洲广为流传，吸引了众多敬慕而好奇的眼光。到了后来，一幅“神奇的茶壶”的画，一个留长辫的中国男人丑陋得如同妖魔，两三个世纪之后，中国人的形象一落千丈，轮到西方以傲慢的姿态对待东方了。

激动人心的海洋时代降临了，一艘艘平底帆船从欧洲大陆出发，人们忍受着遥遥路途的艰辛，经历海上风暴，一批批来到东方，到达澳门的门下。在历经数月的寂寞旅途中，他们内心想起了什么？

从欧洲来中国，有两条海上路线，一条是葡萄牙人开通的，从里斯本出发，绕过好望角，在印度孟买上岸，然后乘坐葡萄牙的船到达澳门；西班牙不再愿意遵守它与葡萄牙达成的瓜分世界的协议，他们从西班牙塞维利亚出发，穿过大西洋到墨西哥，再穿过整个中美洲，横渡太平洋到菲律宾，再到澳门，这是他们开通的另一条路线。

在非洲的好望角，是一次对澳门的发现——我真正意识到大历史与澳门的关系。我看到澳门的那座门，已经连接到了这个遥远的非洲大陆，看到印度洋与大西洋在这里交汇，这是一次对于人类意义多么重大的连接！葡萄牙诗人贾梅士的长诗《葡国魂》写出了这一壮举，他因此而成为闻名于世的诗人。这部长诗就是他走完这条遥远的航线后，在澳门一个山洞中完成的。因为这样的连接我在陌生大陆浓浓的乡愁也淡了。

抬眼远望，南方没有大陆了，那一层层推向非洲大陆的波浪，再无遮拦。第一个掀起的波浪也许来自南极。海平线呈现出抛物线一样的弯曲。我感觉到遥远的冰天雪地的世界，风把遥远的气息吹到了脸上，冷冽而腥咸的空气进入身体，让血液感受到了一种空阔、寂寥。

爬上山顶灯塔，风急雨狂，面海的悬崖下碧水飞雪，我想象那一支船队，它第一次经过时被风暴打上了海岸。我的眼中出现了一条帆船的影子，那是我第一次到澳门曾看到过的一个船模，它一直静静地躺在澳门愽物馆。它就是从这片海域驶过的，澳门的弹丸之地与这里的山水相连了，两个半岛面向同一个壮举。一个古老的中华帝国，一个从中世纪黑暗中摆脱出来的欧洲，就从这些不同的半岛走到了一起。我从好望角看到了澳门之门渐渐开启，海洋世界的波涛都在向着一座东方之门汇聚。澳门的每一块砖石都开始浓缩世界风云变幻的历史。

大历史与澳门如此紧密相连，澳门就像那个世界的影子——

我穿行在南非发达的城市开普顿，城市相似的经历让我想到澳门。意大利米兰史佛萨古堡中的青瓷、香炉、牙雕、丝质长衫高光闪烁，它们当年也许就是从澳门启程的。罗马耶稣教堂里的利玛窦画像，它是澳门画家游文辉的作品，他是中国第一个学习西洋画的人。荷兰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里，一幅中国画笔墨西方透视法绘出的画，我在画前久久徘徊，细细观察着画中的洋人、八角重檐宝塔、城墙角楼、乌纱帽、椰子树、海湾……这是西洋人画的中国画，风景与澳门神似。维也纳金色大厅的交响乐，激昂的锣声，让我想起音乐家谭盾说起的话：欧洲的第一面锣就是从澳门带去的……似乎我的脚步走到哪里，澳门的踪影就在哪里出现。

许多年里，我没有意识到澳门与大历史的关联，航海地理大发现在我眼里只是遥远西方的一个事件，更没有把澳门当成事件的主角。这一切也许与一本书不无关系，那就是马可·波罗的《马可·波罗游记》。正是它激发了西方人对中国的冲动与想象，导致了葡萄牙人的海上冒险。从《马可·波罗游记》到澳门，无关的事物像电流一样接通。人类想象的伟大创造出了伟大的历史。

四百多年里，中国人都没有看到这个大历史，也许是因为大陆的深广无垠，澳门无法从边缘走向中心，无法把地中海古老海上贸易的另类生存方式与法则，告诉大陆深处固守土地的农民和他们的皇帝。

傲慢，让一个巨人变成了一个瞎子。

儒家文化，商人永远被当成最低下的人。

海，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都属于海盗和倭寇。

中国从一个主角，到被遗弃，澳门从一块租地，到殖民地，大历史在南中国海痛苦地拐过一道弯，离中国远去。中国人对于澳门这个偏远之地，这个南蛮之南，永远都在忽略着，无边无际的海洋像黑暗一样沉寂。直到葡萄牙把争夺海关之门的总督当成民族英雄，塑像竖到了中国的国土上的时候，中国大地才真正开始颤栗。

第一座门就是一道隔绝之门。最早的时候，门定期打开，葡萄牙人可以出关门来采购食品和日用品，集市完了，门也关了，并用6张盖了大印的封条封死。门上写着“畏威怀德”。中国军队就在附近守着这道门。那时只有葡萄牙人、满刺加人、印度人和非洲人，关闸建立不久，中国劳工特别是手艺人可以进入澳门，他们白天进去，晚上必须回来，关闸因此变成从早到晚开放了。

新奇的货物在门的两边出现。这一边是中国的丝绸、瓷器和茶，那一面是西方的羊毛制品、大红布料、水晶、玻璃制品、英国时钟、古玩、艺术品、香料、药材、葡萄酒、棉花、火器和描写战争的图画，通过这道门，丝绸、瓷器和茶上船，进入万顷波涛之中，而那些洋货开始深入内陆，进入木楼青石巷的一座座城池。由于中国对商业的抵制，这样的贸易进行得十分艰难。

满怀着对上帝虔诚感情的传教士也随商船来到了澳门，他们遇到了铜墙铁壁一样的阻拦，这道门没能完全挡住那些洋货却挡住了传教士的脚步。中国禁止他们进入。耶稣会的主教范礼安在门前对着北方的大陆绝望地喊着：“磐石啊，你何时才能打开？”传教士们于是在澳门长期住了下来，在这里办起学校，专门学习中文。

大门终于因为一个人的出现而慢慢开启。1582年，利玛窦到达澳门，他带着时钟、棱镜、星盘、浑仪、世界地图、竖琴、天体及地球仪，利用这些东西他通过了这道门，这些代表西方文明的器物，让中国人感到了震惊。

脑海里跳出“南蛮”一词，自觉有些荒唐。眼前的景象无关“南蛮”，反倒是繁华得喧嚣，灯红酒绿得纷纭。十几年的时间，佛山、东莞、中山已经用水泥的楼房与水泥的道路与广州连接成了一体。不容眼睛瞧见一片田野。而我，眼睛从这剧烈梦幻的变化中看出一丝荒凉——一座城池，一个年代，无论它怎样辉煌，转眼之间，遗迹就可以覆盖所有的显赫！

“南蛮”这个词汇所代表的含义离得并不遥远，一百多年前它仍然剌痛着人心。中原人对于南方的蔑视，正如今天的岭南人把他们地域之外的人都称之为北方人一样，普遍的偏见从来不曾缺席，它乃人性之一种。

面对高楼大厦，遥想荒蛮似乎可以得到一种心理释放。它见出变幻的现实暗含的一种力量，让繁华呈现只在瞬息之间！让荒凉呈现，更如人之转念。这种沧海桑田的力量，让曾经桑田鱼塘的珠江三角洲转眼间变成了车流滚滚的街市。古老村庄在湮没，荒山野岭美容美发一样遭遇改造，全球化浪潮席卷时空。历史的痕迹在潮水般退去……

置身岭南，城市群川流不息的人，像一夜之间涌现。尽管着装上他们趋于一种流行，然而，口音泄露了他们作为北方人的身份。他们是来自北方的移民。在粤语通行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新移民带着的语言就像无法交换的货币，而一颗离乡的心，在体会飘萍的孤寂。他们奔忙，不同的乡音被强力改造后仍顽强地在各个角落响起。

岭南土地之上，承载新世纪的一个梦境，穿梭其中，感觉洁净、喧哗、速度、刷新……

而一种古老，一种与南蛮时代相连系的声音——客家话、潮汕话、粤语，于天南地北的乡音里独自灿烂，它们在嘈杂的超市、街道、车站成为一道景观，让陌生的外来者不得不伸直了舌尖，发出一二声“鸟语”，发音标准者无不为自己拥有这通行的“货币”而兴奋、而虚荣。而舌根顽固者感受到的是独在他乡为异客的滋味。在这岭南的“鸟语”声中，我感受到了它与历史的联系——三种方言都带着古老中原人的发音，声音证实曾经的荒凉并非虚幻。

在城市化与土语间寻觅历史发展的玄机，不会让人浮云遮望眼。从客家话、潮汕话、粤语可以发现岭南的三大土著民系客家人、潮汕人、广府人的来龙去脉。多少年前，他们的祖先如今天的移民一样翻越了南岭山脉，进入这片荒凉的未被开化的土地。那时的荒凉，实在是更葱郁而沛然的自然景观，南方密布的河流，一片片原始丛林的苍翠与繁茂，散发自然最粗犷狂放的诗意。无人记得，潮汕人是如何最早发现粤东平原，客家人是怎样迁徙到了梅州山区，广府人为何选择了珠江三角洲。壮阔而悲伤的迁徙史，没有有心人，像智者观察并记述历史。甚至边远地区弱小民族的祭师，尽管他们没有文字，但依靠原始宗教，依靠一代代人的吟唱，也能传承自己的历史。南方的历史却走成了一片荒漠，岁月的江河奔腾而去，只泻下一地泥沙。多少苦难被这样的泥沙埋葬，多少挣扎过的生命听不到了一丝喘息，吟唱的歌谣不能传世，哀伤的文字不复重现。因为这迁徙者是弱者的迁徙，是灾祸的迁徙。

今天的移民，意义已大不同前，他们南下为了寻求自己的发展，为圆个人的梦想。广府人像被激流冲散的砂土，在新的汹涌而来的移民潮中散于一地。我在寻觅过客家、潮汕人的迁徙之后，再看广府人迁徙的历史背影，却无寻觅处。在新的崛起的城市群中，他们似一盘散沙，无从描绘。

中华民族聚族而居的传统在岭南并没丢失。一本本发黄的族谱并没丢失。历史的根系在这薄薄的纸页间悄悄潜伏下来，那些怀念祖先的人暗中藏匿起自己生命的来路。当寻根的情结波动了灵魂，人们循着自己的来路开始了历史的追溯。

越是发展迅猛的地方越是要寻根，越是现代化人们越要回到古典。这是心灵的需要，是灵魂的渴望。十几年前，在南岭山脉一个小小集镇，一千七百多人聚集到了这里，他们自十六个国家而来。小镇名不见经传，但它在珠江三角洲几乎所有氏族的族谱上出现。他们的祖先都在这个小镇落脚。那是他们一个共同的祖居地。这个小镇名叫珠玑巷，多少个世纪，一代又一代人在自己的族谱上默默地书写着它。这个位于南雄的小巷可以把广府人归结到一起。

在汹涌的人潮中，一个被淹没的民系，从大都市抽身而出，回到自己的祖居地，以求认清自己的面目，以求与众不同。历史并没有成为过去，它像血液融入，在每个人身上遗传。

珠玑巷，已不是繁华街市，它像乡村集镇一样平凡、破旧，但却散发着家的气息。平凡破旧却隐含不同凡俗的气质，闲散，悠远，宁静，像隐秘的大家闺秀。狭窄的街道，在夕阳的余晖里，金光点点闪烁于檐顶墙角，万物在暧昧的辉映里都在生出人生的幻觉。

北面梅岭拱于檐脊，浓霭一样的山色似迫人的乡愁，不待仰望，已摄心魄。

这一年，穿过胡氏、周氏、陈氏……一家家的祖屋，古巷开枝散叶的能力震惊人心，珠江三角洲如此庞大的人口从这一个村庄发端！？生命繁殖之迅猛令人讶异。这个依靠北运铜币、食盐而兴起的驿道小镇，从前，三里长的街道，两旁列肆如栉，茶楼酒肆、客栈饭馆达二三百之家。宋代黑色鹅卵石铺筑的路面竟如新砌，一路攀向梅岭，千年叠印下来的足迹，可以感受逃难者惶惶的脚步。

这是梅岭长坡结束的地方，下山一天的行程，走到这里天就黑了，或许翻过了大庾岭觉得安全了，已经很累了，要寻找住的地方；或许觉得这道南岭山脉过后，从此关山阻隔，再往前走，将彻底告别故土，他们要回望一下自己的来路，适应一下这块陌生的土地。那是生命最苍茫的时分。失神的眼睛，茫然的目光，不安的询问，嘈杂的脚步，交织于黄昏。

珠玑巷正如客家人的石壁，他们的祖先也在这个南岭山脉的东面、武夷山的南端进入福建，并停留下来。也许这些是苦难中移民的共同心结。他们在同一个地方停下脚板，彼此交流信息，彼此取暖，忐忑中寻找自己的同路人……

岭南是遥远荒僻的。迁徙者并非一开始就直奔岭南，只有那些官宦人家，为躲避灭顶之灾，才远走岭南，他们是最早到达这片土地上的人。刁斗小民，则一程一程朝着南方迁徙，他们走过黄河以南、长江以南的州县，走过一个一个朝代，一代代人之后，才从江西靠近这个南方的最后屏障。迁徙好像是他们前仆后继的事业，大灾难在他们身后紧跟着，如同寒流。

唐开元四年，张九龄凿通了一条南北水路大通道，它就是梅关古道。梅关古道以陆路连接了南岭分隔的两大水系，它是最早的京广线——沿运河、长江、赣江而来的北客，从这关隘进入珠江水系的北江。天下太平，岭南的铜币、盐从这里北运，驮兽挑夫、骑马乘轿的旅人络绎于途。天下纷乱，它就成了一条难民通道。

而常被忽视的是，它更是一条北方军队的通道，穿厚重铁甲的北方兵士，翻越南岭山脉，铁蹄一次又一次跨过梅关。秦朝的军队第一次翻过梅岭，统一了南越。汉朝的军队从梅岭踏过，将南越王国再次降服。北方的皇帝来到岭南，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的江山弄丢了，宋朝的皇帝、明朝的皇太子都像难民一样南逃，直逃到国土最南端的海边。追赶而来的蒙古人、满人都带着北方的冷兵器和异族的口音，呼着，喊着，眼睛里裸露着对于遍野绿色的惊奇，从梅关道踏了过来，剑指岭南。剿灭宋朝皇帝的战争打到了海上，二十多万将士血染新会崖门，丞相背着少帝，悲壮地跳入了大海。

梅岭之南，田地错落起伏，阡陌纵横，极富韵致，跳跃的丘陵上是松树、樟树和凤尾竹的青黛和碧绿。村庄散落，炊烟几处。烟火点燃的是明、清两朝移民定居的日子。岁月在迷蒙中漫漶。之前栖居在这块土地上的人，已经在这炊烟升起之前南迁了。迁徙高峰时，北宋中后期至元代初二百年间，从珠玑巷规模较大的南迁就有一百三十多次，南迁者一百零三姓、一百九十七族。

梅关，如水的阳光濯亮满目的荒草，徘徊的游客，三三两两，踏不倒强劲的草丛。秋风从关口吹来，摇动漫山树木。放眼南望，山脉在目光所及处变作一抹浓烈的幽蓝。幽蓝上的云雾，缭绕着最南方的陌生的江。

我站在山顶远眺，遥想，可曾有一双审美的眼光诗意地注视过南方？多少人踏过了梅关，却没有一首关于梅关的诗留下来，让我今日吟哦。那些恓惶的目光里，山河尽是凄风苦雨。大河浩荡，流尽大陆架，直汇入海洋，那只是烟波浩瀚的乡愁，是比乡愁更浩荡的心绪。多少苍茫的心绪随人流渗透到了南方的土地。珠江，多少年后人们才知道它的名字。

珠江流入三角洲，不再是一条江，它大的入海口有八个，小的更多。到处是水，浩浩荡荡。山陪着水向南流，眼看着南海在望了，它也不愿走到大陆架的尽头，犹犹豫豫，在广阔的平原上，偶有一些小山头，像山脉抛出的省略号。视野突然辽阔无垠，疯长的草木绿得张狂肆意，抛掉了季节的束缚，它们不再枯荣变化。这景象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南蛮名下，人们可以想象它的溽热、潮湿，想象它的病毒、蛇虫、瘴气，但没有人想象这里不再有四季。来自北方的寒流被南岭山脉阻挡，冬天不再降临岭南大地。

一批批南迁者，一批批向着南方烟瘴之地逃亡的人，最后在这里落地生根，充满着自然情趣与勃然生机的南方生活，在山水间自自然然以合符人性的方式展开。强者似乎永远是北方，他们一次次问鼎中原，要建立起自己君臣父子的秩序。而南方永远是弱者的避难所，从没有向北方发过难，只是沉迷于自己鬼魅的幻想。他们带着灾难的记忆，带着满腔的委屈，一旦进入南方的烟瘴之地，便变得悄无声息。是因为湿润的气候、疯长的植被、连绵的群山、大海上的贸易，还是南方散漫自由隐蔽的生活，让他们迅速遗忘了从前，失去了仇恨之心、觊觎之心？

广府人、客家人、潮汕人在岭南渐渐形成自己的民系，他们愈来愈鲜明地区分开来。客家人有强烈的根在中原的意识，他们了解北方，从不以贬义的口吻称呼外来者为“北方人”；广府人却变得淡漠，他们渐渐失去了对北方的兴趣，在越来越发达的今天，拥有了越来越强烈的优越感。同是南迁广东，地域不同，语言不同了，彼此再也无法沟通。客家人、潮汕人凭借一句相通的语言，就可认作乡党，倾力相助。广府人语言只是交流的工具，不具有族群相认的符码功能。他们建立起一条海上丝绸之路，最早踏入商业。珠江三角洲的商业文化，珠江三角洲河流纵横之阻隔，珠江三角洲的富足，彼此不相依赖，独立的过程，也许伴随了人与人的疏离。遇到欺压，客家人会奋起反抗，广府人想到的也许只是改良。他们是重实际的族群。而这片土地的土著古越人，却在人种的大融合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岁月某个幽暗的深处，什么神秘的东西像河流一样让来自中原的人开始分道？

河流之上的文明，韩江、梅江、东江、西江、北江、潭江……这些岭南大地上流淌的江河，孕育出了千差万别的文化。

大陆架的文明在向着南方偏移，从黄河文明，到长江文明，再到珠江文明，依时间的序列孕育、崛起。

珠江文明，是因为那个懦弱的宋朝的南渡？是因为中原人向着南方迁徙的脚步一点点的累积？是因为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开的那个血腥日子？文明寻找到了新生的土壤——面向海洋的商业文明。一条海上丝绸之路不被朝庭的奏章提及，不被皇帝的目光关注，不被大臣们的朝议所言，但却在南方历史悠久而生动地展开。

因为海洋，岭南与世界现代史靠拢了，西方的航海地理大发现，澳门第一个进入世界视野。东西方的交流从这个半岛登陆。

一场鸦片战争，中国现代史的序幕在南方揭开。二十世纪初，南方终于不满了，愤怒了，向北方的皇帝发出了最有力的挑战，岭南成了革命的策源地。南方要推翻的是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统治，走向民主共和。一场亘古未有的北伐，从南海之滨出发，扛着长枪火炮的南方军队，第一次从南向北翻过了南岭，枪口指向京都。

广府人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在珠江三角洲出现，成为朝庭最害怕、最痛恨的人。

历史，不能再遗忘南方了。历史的偏见终结于皇帝的消亡。“南蛮”走进历史的辞典。

南方迎来了新的世纪。珠江三角洲，厂房林立，万商来朝。北方新移民乘着钢铁的火车、飞机，从南岭山脉的地下、天空而来，在春节，又形成人潮北涌的奇观。他们不再是苦难的化身，不再是中原的失败者，不再是历史灾难的牺牲品，而是一个追求改变自身、寻求出路的人群。

岭南，中国移民最多的地方，一个又一个城市崛起的地方，一个各种语言交汇的地方，如今，它时时刻刻与一个国家的各个地方气息相通、人脉相连。每个族群有着自己清晰的来路，彼此却交融一体。

在琳琅满目的物质里，在时装包裹的身体里，体验着南方的富裕，一种优游的心态，偶尔怀想一下南方的荒凉——被历史广为鄙薄、宣扬，被祖先们集体想象了数千年的荒凉，那已是想象中的风景，是围城中的人心灵渴盼的一种自然生态。

“荒凉”变作了魔法师的伎俩，瞬息之间消失，仿佛它只是一个时间的概念而非地理的概念。

      一座日新月异的城市，穿过它，我去寻找一个破旧的快被城市吞没的古村落。情形就像去寻找世界之外的东西，被谁遗漏了的东西。

新世纪，新与旧不再较量，输赢早已天定。新桃换旧符是这个时代的风尚与铁律。

江门的街道，鲜见旧街，在高入云天的钢筋混凝土世界，我不能想象古老的概念如何存在。

混凝土包围的公园，水边的一丛三角梅，红艳得像一声呐喊。它从车窗一闪而过时，让人醒悟春天的到来。

阳光是被花簇唤醒的，它在郊外的树木和菜地上呈现春天的鹅黄嫩绿，呈现季节的变迁，天地间的节律隐然间被人领悟。

几年来，一直想寻觅珠玑巷人南迁的落脚地，了解他们从迁徙的那一天起，生命的传承、延续直到今天，经历了怎样的历程。尽管珠江三角洲广府人迁自珠玑巷，但要达成这样的愿望却不容易。古老村庄从大地消失，田野上的人群走向了城市，钢筋混凝土在伸向每一个角落。历史从没如此风云巨变。旧的物事因此令人无限渴慕。

良溪激起我的欲望，它从珠玑巷迁来，一住就是八百年。生命的来路在岁月中呈现出河流一样明晰的流向。历史并非只是虚幻，它在现实中留存了自己的体温。

南岭山脉下的珠玑巷，一个广府人祖先的来路之地，中原人南迁，曾在这里落脚、居住。又陆续从这里启程，继续他们的大迁徙。一个崇拜祖先的民族，珠玑巷几乎成为祭祀圣地。

良溪与珠玑巷的关系是从一天清晨开始的。

那天清晨，浈江沙水江面，薄雾笼罩。岸上一道道缆绳被一双双有力的大手迅疾解开，成片的竹排在流水冲击下，一条一条离岸，在江水的托举下，向着下游飘去。竹排上的人抬头朝岸上悄悄望了一望，只有几个早起送行的人在沙滩上向他们抱拳、挥手。这天是 正月十六日，元宵节的烟花炮竹刚刚响过。

这一天离开现在876年。

南雄珠玑巷九十七户人家的迁徙，穿过了这876年，子孙后代保留下来的迁徙记录，把那个时刻的情景呈现在眼前。岁月在某个瞬间有接通的感觉。

族谱上的祖先从珠玑巷动身。他们抵达，我抵达。良溪村同样的抵达，却有霄壤之别。他们抵达留下生命的血脉，留住时间，我抵达只留下匆匆一瞥的目光和风一样飘过的时间。

竹排在随水漂行，大地向着南方倾斜，河水浩浩荡荡朝南奔流，从浈江到北江，随大地起伏急缓有致。云朵在南方暖流的吹拂下向北缓缓飘移。高大的乔木遮天蔽日。猿啼两岸。

在河流就是道路的年代，人们敬畏河流，依赖河流，河流是连接远方与想象最有效的方式。结竹为箪的人，以河流的走向为迁徙的方向。一条河流把他们带到了陌生的良溪。

在抛弃河流的时代，轻轻一点油门，我驾驶汽车从桥上飞过河床。在现代，河流是人走向远方的障碍，是现代人生活的下水道。

江面，突然而起的飓风，掀起惊涛骇浪，刚才还是晴朗的天气，转眼就是另一重天。正在行走的竹排，在风浪里挣扎、撕扯，有的被浪打散了，人落入江中。惊叫声、哭喊声一片。有人慌忙抱着竹竿，有人双手在浪中徒劳地挣扎，不识水性的渐渐沉入江底……悲剧在九十七户人家中发生。

岸上不见人家，目击悲剧的只有一个孩子。逃上岸的人慌忙问他，为何狂风大作。小孩说，附近葬有一个忠勇将军，时时显灵。于是，人们纷纷去土庙拜祭。

南方河流之凶险，雨季滚滚洪流，波涌天际。崇山峻岭间，突然汇入的河水，水流相互激荡，形成乱流。一天半夜，星月如钩，迁徙者到达连州江口，潦水凶猛，竹排再次冲散……

一千余号人马，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在河床裸露的阳光里走走停停，越来越黧黑的脸庞，写满了焦虑、欣喜、忧愁、疲惫。他们吃自己带的糍粑、炒米饼，上岸架锅烧一点水，直到一天，盘缠耗尽，老人气喘嘘嘘、目光空茫……

三月十六日，两个月过去，季节已从穿棉袄的严寒，到了着单衣的热天。路上的炎热，像向着火炉靠近。冈州到了。这才是真正的南方！清明时节就热得人流汗。绿油油的植被铺天盖地而来，而冬天则是另一个世界的事情，这片土地从没有过冬季，永远是夏的葱郁，永远大地花红柳绿。风从南方遥远的大海上吹来，湿热、清新，让人疲惫的心身精神变得爽朗。

文字记载：宋绍兴元年，南雄珠玑巷九十七户人家结伴南迁。他们在一起商议，南方烟瘴之地，地广人稀，田野宽平，没有恶人。九十七户人家寻觅一处地方，开辟基址，可以朝夕相处，共结婚姻。他们推举一个南雄府学廪生、授世袭锦衣卫之职的人作为他们的首领。这个人叫罗贵，他的远祖由河南详符县迁入广东南雄保昌县牛田坊沙水村珠玑里。他们盟誓：“今日之行，非贵公之力，无以逃生，吾等何修而至哉？今日之德，如戴天日，后见公子孙，如瞻日月。九十七人即相誓曰：吾等五十八村，居民亿万之众，而予等独籍公之恩，得赖逃生，何以为报？异日倘获公之得，得沃壤之土地，分居安插之后，各姓子孙富贫不一，富者建祠奉祀，贫者同堂共飨，各沾贵公之泽，万代永不相忘也，世世相好，无相害也……”

迁徙没有开始，就以誓约感恩戴德。那年南岭山脉下的珠玑巷一定遇到了大麻烦。而这个叫罗贵的人，一个还未入仕的贡生，危难关头，仗义扶危，挺身而出，在大灾难来临之前，带着他们往南方的三角洲迁徙，那里是他们惟一可以憧憬的地方。

是什么大麻烦？灾难似乎来自一个浪漫故事。族谱记载的都与一个皇妃有关。

《豫章罗氏族谱源流考》载：“宋高宗建炎三年己酉岁，帝妃苏氏，一时不慎，失调雅乐，致触帝怒，斥居冷宫。旋获宫女之助，逃脱出宫。至关口，遇黄贮万运粮至京，船泊关口，苏妃哀求黄收留，匿于粮船。黄见美艳，允契南下回籍，匿藏家中。后为家奴刘壮宣泄其事，传扬至京都。宋帝大怒，乃枚兵部尚书张英贵严办。张尚书拟先将牛田坊（珠玑巷）所属夷为平地，然后建立兴良平寇寨。幸得我贵祖姊丈梁乔辉时任职兵部，先悉此事，急遣家人星夜赶至珠玑巷，密报我贵祖。贵祖以大祸骤降，密商于乡里，立即向县衙申请迁徙，以免遭受无辜杀戮。宋绍兴元年辛亥岁正月十日，奉准南徙，于十六日晨齐集亲族戚友三十八姓共九十七户，由我贵祖统领，各携妻挈子，分水陆并进。”

这个缘由珠江三角洲新会、顺德、东莞、南海许多氏族的族谱中都有记述。但史书并无苏妃的记载。

宋高宗建炎三年六月，金兵已进军汴京，苏妃之事不可能发生。此时，隆祐太后率六宫自建康往洪州避难，金人急追，途中，有160名宫人失散。也许，其中一个妃子往南流落到了两百公里外的珠玑巷。这完全是可能的。大批跟随隆祐太后的官僚后来没有随太后回临安，他们继续向南逃难到了珠玑巷。

另一说是皇妃胡菊珍。胡妃史上确有其人，《宋史·贾似道传》有胡妃的记载。咸淳八年，因明堂成礼，祀景灵宫，遇大雨。胡妃之父身为大礼使没做好准备，致使皇帝却辂乘逍遥辇还宫。胡妃之父因失职被罢政。胡妃也因此事被贬出后宫，削发为尼。《小榄麦氏族谱》记述的胡妃故事与苏妃如出一辙。到张贵英欲血洗珠玑巷时，胡妃为解珠玑巷人灾难，自己出来表明身份，要官兵不要伤害百姓，然后，投井自杀，以示反抗。

珠玑巷有一座“贵妃塔”，是元代珠玑巷人修建的，据说是为了纪念这位危难时刻拯救百姓的皇妃。但胡妃之事却发生在罗贵南迁141年之后，时间对接不上。

也有说是金兵南侵，南宋官兵进驻珠玑巷筑寨屯田，大批中原人越过南岭梅关道进入珠玑巷，珠玑巷人不得不另谋生路。

与所有的迁徙一样，这也是一次前程未卜的远行。

迁徙者最后停下的地方是珠江的一条支流西江。他们看到远处的炊烟，那是比他们更早的移民。沼泽中蓈草遍布。他们称这里为蓈底。

走近茅屋，一户人家姓谢，一户人家姓龚，主人热情出门相迎，于是，九十七户人家纷纷寻找自己落脚的地方……

这是南方一则真实的神话，一部没有庸常色彩的史诗。在良溪春天的虫鸣蛙鼓声中，在满眼苍翠树木与杂乱房屋面前，在我走过的溪边小径上，在荷锄老农悠闲的步子里，这神话覆盖，如透明烟岚，让现实不能真切。

一座大城市在罗贵当年上岸的地方矗立起来，如同另一个星球降落的庞然大物。在庞然大物的背景里，一座小山丘显得愈加细小，愈加窘迫、荒废。这山丘便是罗贵的安息之地。

上山的路砌了粗糙的石级，粗砺的霸王花，剑麻一样肥大的叶片交相覆盖，密密麻麻披满路边。山腰上的坟墓，花岗岩围砌，一块黑石上刻着墓志。这是罗贵的墓地。

这个北宋开国功臣罗彦瓌的七代孙，隐没到了这个无名山丘，面临着被城市吞没的危机。当年他的祖先一代开国功臣，立下赫赫战功，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他不满皇帝猜嫉功臣，弃职远徙，南行三千里，隐居珠玑巷。他的七代孙罗贵又带着一家19口人再度南迁，抵达这座山丘下的阡陌之间，以不断退让的姿态，重续田园牧歌生活。

墓前，潮湿的泥土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脚印。这些脚印是清明节从广州、香港、澳门和东南亚各地赶来的罗氏后裔留下的。地坪外一堆红泥，是烟花炮竹放过后遗下的沉寂。罗贵的后人，又一次从良溪出发，远的迁徙去了海外。

山丘之下，溪水环绕，稻田错落。丘陵间村落散布，池塘绿树掩映，鸡犬之声相闻。村中的青砖石脚古民居，都已破损不堪，长满青苔的门额上饰砖雕、灰塑，山墙描草龙，梁下水墨绘画风雨浸蚀下已浓淡不一。古屋旁，有根深叶茂的古榕、参天的木棉，有一座建于乾隆元年的“旌表节妇罗门吴氏”贞节牌坊……

蓈底变良溪，因为蓈草已尽，只有溪水依旧绕村。

良溪人口五百多户，一千六百多人，罗氏后人是村里人口最多的一姓。随便问路边一个蹦蹦跳跳的小男孩的姓氏，他说姓罗。他身穿蓝色校服，刚从学校放学回家。

村道旁，用木板做的旧店铺已经塌陷。溪边，空无一人，却有一座罗氏大宗祠。这是村里惟一保存完好的建筑。宗祠占地二千四百多平方，硬山式建筑，灰白的石柱，山墙搁檩，船脊布瓦，琉璃剪边。面宽三间，三进三厅，架构疏朗开阔，气宇轩昂。宗祠形制与中原建筑一脉相承。

我在石柱前仰头读着对联，读着读着声音越来越大，一幅是：“珠玑留厚泽，蓈底肇鸿基”。另一幅是：“发迹珠玑，首领冯、黄、陈、麦、陆诸姓九十七人，历险济艰尝独任；开基蓈底，分居广、肇、惠、韶、潮各郡万千百世，支流别派尽同源”。两幅对联道出了村庄的历史。

宗祠供奉的正是良溪始祖罗贵。八百多年前的那一纸誓言，九十七户人家的后裔并没有违背。这是中原儒家文化忠孝节义进入岭南的一个见证。

一个有根脉的村落，安安静静在此繁衍八百余年。一个留传的故事守着与之对应的村庄，守成一种恒定，一种远离背井离乡的恒定，一种超越岁月与朝代的恒定，美好、温馨氤氲而生。良溪人一代一代牢记自己祖先哪一天从哪里开始向这个地方走来，甚至途中的艰险，迁徙的原因，记忆都不在岁月中褪色。纸上的记录与大地上的生活这样密切联系着，像两支向时间深处挺进的纵队，彼此呼应，不曾迷失。

然而，城市在逼近，一切面临着瓦解。他们将像所有城市人一样，不再带着祖先的时间和历史生活，不再记忆个人生命的历程，不再明白自己血液的河流怎样在时间中流布。古老将交还给时间，正如老建筑归于尘土，一切都是新的，新得像钢片，砍入时间的嘀哒声中，冲刺到时间的前面闪闪发光。

沐着暮色，走进江门灿若海洋的灯光，进餐的大厦人潮如鲫。人群中与我一样来自乡村的人，村庄在眼里已经沉入了黑暗，看不见了。推杯换盏间，有人说起一座石头村，那是另一个迁徙的故事。良皮河边，六百年前，一个叫黎文思的人过河，河水上涨，水流把他冲倒，一块巨石救了他一命。上岸后，他就用漫山遍野的石头砌起了第一栋石屋。他也是从珠玑巷出发的。

石头村是恩平市云礼村。村里人都是黎文思的后人，都用石头砌屋。现在，石头村的人都进城了，人去楼空。一间石头房里陈列了木桌竹凳、蓑衣斗笠、犁耙簸箕等农具，供人怀念。

窗外，下起了小雨，雨滴轻叩弧形窗玻璃，路上人流行色匆匆。视野里一张张打开的五颜六色的伞，伞下一双双走动的脚，都是喑哑的，雨声、脚步声和汽车驶过的涮涮声都喑哑了。我望着灯火迷离的地方，也许，那涌动的人群中有一个石头村的人，他保留了自己的黎姓，熙熙攘攘的街市，却找不到熟悉的面孔，熟悉的声音，人群中的孤独在向着他的内心深处生长。走在石头的街上，同样的石头，在乡村它那么亲切，在城市却如此陌生。城市的新景观对很多人，也许，一生都会是陌生的；用尽一生，都在抵达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