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幸福的就是说真话，比说真话更幸福的就是说真话而为朋友们所接纳。这些年因为说真话得罪了不少老朋友甚至前辈，新的一年里真诚祝福他们——健康、如意、平安。

永康就这臭脾气，古代有所谓“少年负气”者也，一言和则千杯饮，一言不合则左右袒。值得庆幸的是永康早已过了少年负气这个年龄。值得告慰自己与朋友们的是：文字依然为永康所迷恋，不是迷恋文字本身，而是迷恋文字给永康身心带来的巨大自由，所谓物我两相宜，所谓身心两无碍。最难的就是写到身心两无碍、物我两相宜。身心、物我自由了、两无碍了，大概说真话的底气与勇气就有了。

感谢各位老朋友、新朋友对老康的持续关注，这些日子写的少，但一直在否定自己呢，也许对自己否定越彻底，越能走得远一些。绝不是给散文把脉，更不是给别人的散文把脉。老康确实是在教自己写散文呢。老康的目的很简单：拉开自己与自己的距离，越大越好。杂志上的那些“散文”，你一看就是散文，老康要做的是：你看完了老康的散文，但并没有意识到你看的是散文，当然你也不会得出你看的是小说、诗歌或者电影的结论来。能忘掉文体多好啊。

专门为朋友下载了班得瑞的寂静山林朋友们听。能拿出来与好朋友分享的东西就是好东西。能让我们的心灵很快融入其中的东西就是好东西。能让我们忘掉一切坏东西的东西自然也是好东西。好的文字也应该这样。祝朋友们新春如意吉祥快乐。

     最近看了几篇谈2009年散文的文章，比如彭学明先生的《平静的转身——2009年散文扫描》就是其中的一篇，在彭先生看来陈建功的《成都滋味》，梅岱的《看文化和文化的看》，雷达的《我在埃及拜见法老》，熊育群的《飘过澳门的身影》，胡冬林的《原始森林手记》，贾平凹的《从棣花到西安》，王蒙的《歌声涌动60年》等等都是一等的好散文。这些散文到底好在哪儿？彭先生理由如下：

   陈建功的《成都滋味》，好就好在它是“中国百姓最真切的剪影”。梅岱的《看文化和文化的看》好就好在“以文化人特有的眼光，对中东的历史文化进行了美好的描述和挖掘，他国文化的差异性、独异性，他国文化的魅力和价值，都给了我们很好的启迪。”雷达的《我在埃及拜见法老》，好就好在是一篇“走马观花却又较为细腻的国外见闻，见闻以外，我们看到的是埃及历史风景与文化风景。”熊育群的《飘过澳门的

看到王梓夫、李云雷、徐则臣三人关于卡夫卡的文章。王梓夫说“每读卡夫卡的小说，先就觉得自己阴冷郁闷起来，阴雨天最好不要读他的小说，就怕自己的心情会更加阴郁。”徐则臣说“卡夫卡的伟大毋庸置疑，想必稍通文学者都知道。但是他干、冷、硬，仿如偏执阴郁的骨骼和石头，至少对我这个不懂德语的读者来说，看中译本我本能地抗拒他的汉语表达。前段时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开始系统地重读卡夫卡，是那种一个字一个字地抠的读，还是不喜欢，依然觉得他的汉语表达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别扭，缺少亲和力，但读之心惊，或者说，愈发心惊。” 李云雷对卡夫卡大抵也是拒绝的。

我觉得三位先生确实不适合读卡夫卡，实际上卡夫卡一点也不阴冷，相反他的亲和力与温暖超过了许多人(我指的是那些所谓作家)给我们的温暖，甚至所有人加起来给我们的温暖。以《变形记》为例，格雷戈尔早晨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硕大的虫子，第一个念头是别吓着妹妹与父母及所有人。更不想让妹妹与父母及所有看见他的人难受。更没有发出诅咒让所有人都与自己一样某一天早晨醒来变成一只硕大的虫子,他确实不想让所有人难受，因为

中国的小说散文诗歌一直不缺乏流派，包括主义，就缺乏先锋。先锋是一种强大的否定力量，先锋也是一种强大的引领力量。比如西方的现代主义，可以说强势影响了西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人们的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甚至政治制度。中国最易出现文学先锋的一个时期应该是上世纪八十年代，遗憾的是，方有一点点松动与萌芽，就半途而废了。就如同那些水浒英雄们，轰轰烈烈杀了那么多贪官污吏，最后还是被那些贪官污吏招安了，甚至成为贪官污吏的一部分。

八十年代文坛为中国的现代派与伪现代派进行过一场不小的辩论，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第一、彻底改变了文学为政治而服务的当代文学历程，成为自五十年代以来至八十年代中期之前文学史上伪现实主义文学的掘墓人和终结者。第二、中国文学开始融入世界文学，成为世界文学主潮中的一支。第三、80年代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经历了一段艺术上的“无为”探索，为新的文学开辟了多种发展的空间。第四、80年代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为当代文学史留下了很多“哥德巴赫猜想”，这些猜想

第三届甘肃黄河文学奖获奖名单

一、长篇小说

一等奖：

《白虎关》                                   作者：雪  漠
《非  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