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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春雷,男,作家,曾用笔名司空小月、十步等,福建泰宁人,1964年出生。写作诗歌、散文、小说、艺评及其他。著有诗集《时光之砂》,随笔集《文化生灵》、《我们住在皮肤里》,艺术评论集《猎色-国外后现代摄影30家》,以及文史论著《阳光下的雕花门楼》、《风水林》、《嫁给大海的女人》、《烟路历程》、《房梁遗梦-福建经典古民居》、《保生大帝》等。作品散见《人民文学》、《小说选刊》、《读书》、《东方》、《中国国家地理》等杂志,并被收入多种选本,包括两种中学教科书(人教版和北师大版)。现居厦门,就职于某媒体。
 
博客说明: 
我用博客来汇集部分零碎文章,呈现我精神生活的某些方面——阅读、新知、写作、艺术、思想等等,旨在与朋友分享和交流。这是私空间,反对谩骂,不想论战,不在意浏览量。大约一两个星期更新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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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顶:闽中神灵及造神者(2009-07-02 01:50)

闽中神灵及造神者

 

    (萧按:最近很忙,没空料理博客,贴一篇大文章上来,访客可以慢慢读。文章刊于《中国国家地理》2009年5期。发表时用的标题是《众神狂欢的国度》,内容有删节一点。这里所贴是我原稿。当时为了赶报纸上的“闽小记”专栏,我从本文截取了部分内容,敷衍成《石伯公与山魈》、《樟湖的蛇庙与蛙庙》和《福州麻王庙》三文,在此提醒,读了这篇文章的,不一定要读那三篇文章,以免重复。这篇文章是关于福建地方神的一个概略性介绍,都没谈透,倒不失入门捷径。这篇文章写得很辛苦,但我挺满意。)

 

 

 

萧春雷

 

 

 

    我在闽西北山区长大,最早听说的神灵,大约就是山精木怪了。小时候,进山打柴、采蘑菇,大人叮嘱我们,若听到有人叫我们的名字,千万不可回答,你一应答,灵魂就跟着山鬼走了。在山里我们也不呼唤同伴的名字,都是“哎——喂——”呼叫,免得让山鬼听了去。山鬼说话的声音也能分辨,据说没有尾音,就像鬼没有影子。

 

    印象最深的一种山精叫石伯公。山谷里随处一喊,引起长长的回声,村人说,那是石伯公在学人说话。石伯公经常恶作剧,喜欢藏人,藏畜生,藏东西,但是似乎怕金属的声音。谁在山里失踪,十有八九是石伯公藏起来了,村里人举着松明,敲锣打脸盆,浩浩荡荡进山找石伯公讨人……

 

    石伯公不见记载,我翻书,觉得类似山魈。《唐韵》说:“山魈,独足鬼,出汀州。”汀州就在我老家附近。宋人洪迈的笔记小说《夷坚志》,讲述了许多福建山精木怪的故事,包括山魈、山都、木客,他统统称之为五通神。宋代闽西北有许多五通神庙。我想,石伯公算得最原始最草根的一种自然崇拜。

 

 

    图腾遗迹:福建民族融合的见证

 

 

    福建以多神著称。然而到底有多少神灵?我没有见过统计数字,据林国平先生估计,福建民间信仰的神灵当在1000种以上。至于福建的宫庙,倒是有一个不完全的数字,据2002年福建省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的调研报告,全省10平方米以上的民间信仰活动场所共25102座,此外尚有数以万计的小土地庙和简陋神龛不在统计之列。

 

    日月山川、水火木石、风雨雷电,在古代福建人看来,都藏着一个神秘精灵。这实际上是早期人类信奉的万物有灵论,也就是学术界所说的原始宗教。太阳公、月亮娘娘、山鬼、水神、龙王、火官、风狮爷、土地公,植物与动物精灵,都有危害或庇护人类的能力,值得人们祈祷、祭祀,这就是自然崇拜。自然崇拜源于人们对神秘事物的无知和畏惧。在历史中,随着知识理性的发展,自然之谜一一解开,自然崇拜就踏上了没落的不归路。

 

    福建保存了众多自然崇拜的遗迹,这是因为福建开化很迟。一般认为,福建最早的居民是闽族,春秋末期,楚怀王灭越国,部分越人溃逃入闽,融合形成一个新的民族——闽越族。西汉初期,闽越族建立起一个闽越国。公元前110年,汉武帝灭闽越国,将闽越族北迁到江淮一带。至于汉人成规模入闽,是晋以后的事。唐末五代,汉族移民大量增加,成为主体民族,福建人文初启。

 

    古代南方民族十分迷信鬼神。《汉书·地理志》称越人“信巫鬼,重淫祀”。西汉的越巫闻名天下,曾把宫廷闹得腥风血雨,称巫蛊之祸。我们缺乏闽越人自然崇拜的具体资料,但是许慎《说文解字》说:“闽,东南越,蛇种。”可知他们把自己看成蛇的后裔,以蛇为图腾符号。

 

    图腾崇拜是自然崇拜的一种。虽说万物有灵,但还是亲疏之分,对于采集渔猎的民族来说,动物崇拜最为发达,而与他们生活密切相关的某种动物,往往被他们当成图腾来崇拜,视为自己的祖先。汉人将自己看成龙的传人,山林之中的古代闽人则把自己看成蛇的后裔。我们至今还能从福建流行的自然崇拜里,找到几种先民图腾崇拜的痕迹,并从其中看出古代福建种族融合的过程。

 

    先说蛇崇拜。福建的蛇王庙,以南平樟湖坂的福庆堂最著名。福庆堂又称连公庙、蛇王庙,坐落在闽江边,祀奉蛇神连公师傅。我原以为蛇王庙主祀一条大蟒蛇,到现场一看,却是三位身穿蟒袍的人神,蛇神已经人格化了。传说,连公师傅是蟒蛇精,在古田修炼成仙,有一年樟湖坂闹瘟疫,乡人向他祈祷,他变成一条大蟒蛇飞上天空,口吐火焰,驱散了瘟疫,人们因此立祠纪念。明人谢在杭的《长溪琐语》记载过此事:“水口以上有地名朱船板(今樟湖坂),有蛇王庙,庙内有蛇数百,夏秋之间赛神一次,蛇之大者或缠人腰,或缠人头,出赛。”可见颇有些来历。今天的樟湖坂人仍然在每年七月初七过蛇王节,大人小孩人手一蛇,紧随蛇神的轿舆出巡。蛇崇拜也影响了樟湖坂的其他民俗,例如元宵游蛇灯。

 

    樟湖是闽江中游重镇,因建水口电站,全镇迁往高处,蛇王庙也于1992年搬迁到了现址。我去的不是时候,看管蛇王庙的人指给我看一个空蛇笼,说蛇都寄存到南平市里养着了,七月初会送回来。倒是蛇王庙的屋顶处处是蛇饰,每个高翘的檐角都探出一条宛转的蛇,正脊盘踞着大蟒蛇,昂首吐信。

 

    蛇王庙对面,隔着空阔的闽江,属于樟湖镇溪口村,有座青蛙神庙。我们开车从水口电站远绕,踏上了一条早已废弃的沙土路,吃尽苦头,两个多小时后赶到溪口,天色已黑。夜幕中望去,蛙神庙位于闽江边一座大池塘中央,三面环水,庙里亮着灯光。同蛇王庙类似,蛙神庙也是上世纪末搬迁重建的,主祀的并非青蛙,而是黑脸蛙神张圣君。相传张圣君是永泰县人,早年以修锄柄为生,人称“张锄柄”,后上闾山学法,救世济民,羽化升天。庙前有座古朴的石雕蛙像,据说为明末清初遗物,给这座简陋的祠庙增添了一点诡异。

 

    在福建古籍里,蛙神崇拜多有记载。清人施鸿保《闽杂记》描述偶然闯入光泽县衙门的一只青蛙神,说是当地民众数千人,以五人为队,鱼贯出入,轮流参拜。他又说,蛙神嗜饮烧酒,又喜欢看戏。樟湖蛙神庙,实为古代闽江流域广泛流行的蛙崇拜残余。如今,每年七月廿一日张圣君生日,溪口村都会举办蛙神出游活动,届时,一种背绿腹白、脑后长有七个黑圆点的青蛙,陪同蛙神一道巡游。

 

    樟湖的蛇崇拜与蛙崇拜,引起了学术界的兴趣,显然它们来源于早期福建两大民族的图腾崇拜。学者多认为,闽人以蛇为图腾符号。越人是发明了水稻的民族,信奉与农业有关的青蛙神。

 

    继闽人与越人之后,第三个大举迁入福建的主要民族是汉族,各地都有大量的龙王庙彰显其图腾符号,我们早已熟悉,此不赘述。

 

    唐宋以后,福建又迁入第四个重要民族——畲族,带来了犬崇拜。畲族人崇拜狗,是因为他们的始祖盘瓠原来就是高辛皇帝的五色毛犬。我在宁化看过描绘畲族起源的连环画,又称“狗王图”。传说,上古犬戎入侵,高辛皇帝下诏,如能斩杀犬戎番王者,就将三公主许配给他。结果皇帝那条名叫盘瓠的狗夜入敌营,咬下番王的首级,成为驸马,繁衍出畲族。福建的犬崇拜主要流行于畲民中间,他们严禁杀狗,也不吃狗肉。

 

    信仰是奇怪的东西,比血统更坚韧绵长。你看闽族与越族都消失了,他们的图腾崇拜却穿越两千多年保存了下来,被另一个民族继承。那些参加蛇王节耍蛇的樟湖人,没有意识到,是一群遥远的陌生人从万物中为他们挑选了这种动物。他们是信仰的义子。

 

 

    神族进化:藏起了尾巴的神灵

 

 

    古代的福建,山深林密,处处猛兽毒虫,沿海则有飓风、海啸之灾,生存环境十分恶劣。这种情况加深了人们对信仰的依赖。闽越人是万物有灵论者,万物皆神。随后入闽的北方汉人,未能移风易俗,反而迷上了巫觋文化,古木奇石、山精水怪,瘟神厉鬼,有了更多的信众。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清末。道光年间,周凯主编的《厦门志·风俗记》还在挖苦闽南人胡乱造神:“吴越好鬼,由来已久……邪怪交作,石狮无言而称爷,大树无故而立祀,木偶漂拾,古柩嘶风,猜神疑仙,一唱百和。酒肉香纸,男妇狂趋。”

 

    闽中怪力乱神,以瘟神崇拜最为发达,其演变过程,也很有意思。

 

    瘟神崇拜属于原始宗教,可归入精灵崇拜或鬼魂崇拜。古人把多种急性传染病通称为瘟疫,并认为瘟疫之起,是因为疫鬼在人体内作祟,治疗的办法是请巫道来驱赶瘟鬼。问题是巫道的本领不让人放心,屡屡失败,人们就认为瘟鬼魔力特别高强,转而改变策略,开始讨好和贿赂瘟鬼,礼敬它到别处去。瘟鬼于是变成了瘟神。

 

    徐晓望先生认为,福州地区流行的瘟神五帝是由五通神演变而来的。五通神在山区是山精木怪的集合,在福州原为水猴、水鸟、蛤蚌、鲈鱼、水蛙五怪,能行灾布病,人们敬之为五帝、五圣。由怪而帝,动物神就进化为人神,只是神像仍然塑造得狰狞可怖。五帝是福州的显赫神灵,1642年春,福州发生瘟疫,迎神活动持续了半年,可见其盛况。近代学者郭白阳说:“福州淫祀以五帝为最。”

 

    淫祀是一项严厉指控,相当于我们今天的邪教,要拆毁祠庙的。儒家历来反对淫祀。我们知道,孔子是敬鬼神而远之的,《朱子语类》也有“作州郡,须去淫祠”的句子。西汉独尊儒术之后,中原文化逐渐理性化,认为南方鬼神崇拜愚昧落后,遂利用政治和文化权力进行压制和禁毁。依神道设教的观念,北宋朝廷将民间诸神纳入祀典,进行管理,对于有功于国家和地方的正神、善神,通过表彰与敕封的方式,确认它们的正祀地位,例如关公、城隍、妈祖等;凡未编入祀典的鬼神,尤其是南方影响广泛的原始精灵崇拜,如诲淫诲盗的五通神、坏人心术的蛊毒、作恶多端的瘟神,都在官方扫荡淫祀的名册之列。

 

    为了逃避官府打击,唐宋以后,福建的自然神纷纷人格化。你想想,理学家看到神台上供着一条老蛇,或者一只青蛙,万众在下面顶礼膜拜,情何以堪!把蛇王、蛙神人格化,赋予人的形象和性格、品德,士大夫就容易接受了。

 

    五通神虽然改为五帝,但因信众广泛,曝光过度,被眼尖的人戳穿底细,地方官府毫不留情镇压。福州孔庙附近福涧街有间五圣庙,因为改名麻王庙,侥幸逃过历史上的劫难,但眼下因为旧城改造,拆毁大半。我去采访时,在门口来回转悠,怎么也没想到这座破木屋就是曾经威名赫赫的五帝庙。一位妇女热心地帮我们开门,一边说:“这里的神很灵的,有人生病就来拜拜,马上就好。”

 

    我没有看到五帝,荒凉的神龛上,只有一位面色红润手持摺扇的银须老人。麻王庙的负责人郭陈辉后来告诉我,那是麻王爷,五帝的总政;五帝的神像已经丢了;传说麻王爷是太医,被皇帝派到福州医治瘟疫,积劳成疾,殁于庙中,成了五帝的总政爷。如此说,麻王爷是一位造福乡里的正神。显然,当时的庙祝只是把麻王爷当成五帝的幌子。

 

    闽南地区的瘟神称为王爷,祭祀活动比福州更隆重。以送瘟神为例,福州地区基本上是纸扎人马船只,送入江海;闽南地区往往使用真船实物,火烧或送入海中。前几年龙海市鸿渐村烧王船,我亲眼看到一艘四五米长的木船,满载纸扎的花花绿绿神灵、仪仗队和生活用品,游神祭拜之后,堆在空地上一把火烧了。

 

    王船造的最好的,还是泉州富美宫,据说长达两三丈,不但有纸扎神灵人役,还有活鸡活羊和柴米油盐,极尽奢华。富美宫曾经送出一百多艘结实的王爷船,顺晋江而下,往往安然漂过海峡,被台湾居民拾到,立庙祭祀。福建的神灵传入台湾,通常以分身和分香的方式,只有王爷崇拜还通过漂流这种独特方式分灵。我见过一个资料,在台湾,以王爷为主祀的宫庙数量排名第一,超过了土地庙与妈祖庙。

 

    我去看富美宫,意外地发现竟是一座很小的宫庙,久被烟熏火燎,祀奉着萧太傅和24位王爷。萧太傅名叫萧望之,黑脸、长须、仪表堂堂,历史上实有其人,是西汉大臣,以正直清廉著称,在这里成了所有王爷的统领。他手下的24位王爷个个都是良善之辈,正气浩然。其实,闽南人并不将王爷当成瘟神,而是当成管理瘟部厉鬼的神灵,与福州的麻王爷有异曲同工之妙。总之,瘟神在闽南也修成正果。也许因为这原因,王爷崇拜最终逃过历代官府的打击,在今天还拥有广大信众。

 

    从五通神庙变成五帝庙、麻王庙,瘟神祠变成王爷府,反映了福建自然崇拜在代表北方文化的政治权力高压下的顽强蜕变。经过一次次改造,自然神摆脱了低贱出身,恶鬼最终演变成正神,越来越接近儒家的价值观。

 

    福州猴王庙的演变最有戏剧性。借助流行文化,猴王完成了从动物神到人格神的转变,并随孙悟空一起立地成佛。没人敢说齐天府是淫祀了。

 

    早在唐宋时期,闽中各地就有猴精传说和猴王崇拜,最后汇总为丹霞大圣。据《闽都别记》,丹霞大圣是一只全身红毛的猴精,到处为非作歹,因犯下奸淫妇女的罪过,被临水夫人陈靖姑抓住,阉去淫根,安顿于乌石山宿猿洞。丹霞大圣改过自新后,修得法力无边,显圣佑民,“城市乡村皆有齐天府,俗呼猴王庙。”一些学者认为,福州的猴王丹霞大圣是《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原型。

 

    自从《西游记》流行之后,各地猴王庙按照孙悟空的形象改造丹霞大圣,多祭祀斗战胜佛。福州水部门兜火巷里的齐天府,成佛后的孙悟空正襟危坐,双目圆睁,不改火眼金睛,气势慑人。福州闽安镇齐天府的猴王也是斗战胜佛,道貌岸然,金光灿灿,只是神像塑造得尖嘴猴腮,一副不安分的猢狲模样,两边还写着“花果山”“水帘洞”的字眼。

 

    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福建的猴王崇拜曾经启发了《西游记》,反过来,《西游记》流行后又改变了福建的猴王崇拜。现在,要找到一座与孙悟空无关的丹霞大圣庙已经很不容易。宋元以后,理学改变了福建文化的走向,神族被迫进化,自然神都藏起了自己的尾巴。有时我们简直被他们的前世今生弄糊涂了。

 

 

    造神时代:闽中区域神诞生记

 

 

    唐宋时期,汉人成为福建的主体民族,刚刚完成文化整合,其创造力就蓬勃爆发,在信仰领域的表现是大量造神。今天影响较大的一些神灵,究其生活年代,多半处于这个时期。当时人们对福建风气的评价,与秦汉时代人们评论闽越人的习俗差不多。中唐诗人刘禹锡论福建:“闽有负海之饶,其民悍而俗鬼。”《宋史·地理志》谈福建路民风,称“其俗信鬼尙祀”。一片巫风鬼雨。

 

    但汉族移民也提高了八闽的造神水平,所造多为人格神。那个疯狂造神的时代,但凡善于抓鬼的道士,法术高明的禅师,悬壶济世的巫医,造福乡里的先贤,甚至举止怪异的奇人,死后都可能被人立个牌位,烧把香,祝祷一番。一旦祈祷有应,马上传为奇迹,引来更多的信徒和香火。信众增多之后,就有本钱立祠建庙,汇总灵异事迹,从而招徕更多的信徒。一代又一代,薪尽火传,流传至今。

 

    各地的开基祖最容易被人奉为神灵。唐代的陈元光,因为率众平定蛮獠叛乱,创建漳州,被尊为开漳圣王。闽王王审知奠定了福建经济与人文的基础,被誉为“开闽王”和“八闽人祖”,是全福建共奉的开基祖。在闽北,练氏夫人因为使建州(今建瓯)免除屠城之难,被推崇为“全城之母”,成为护城女神。俎豆千秋,香火万年,这是人们对有功于地方的前贤的一种纪念方式。

 

    闽中佛教也在这时进入鼎盛时代,在巫觋文化的底色中,一些著名禅师为了证明佛法无边,不但经常为民众降妖伏魔,还在祈晴、降雨、治病、送子等世俗活动中大显身手,从而变成俗神。这方面的例子很多,例如平和的三平祖师、安溪的清水祖师、闽西的定光古佛、武夷山的扣冰古佛等等。

 

    然而人们崇祀最多的,还是能够显灵和赶鬼的巫道。地方志记载了许许多多巫觋死后为人供奉的案例,妈祖、保生大帝和临水夫人,这三位福建最有影响力的神灵,生前都属于巫道之流。

 

    临水夫人陈靖姑是闽江流域最大的信仰。我在福州仓山寻觅她的遗迹。其出生地下渡,现存一幢小巧精致的福州式建筑,是搬迁后重建的,院子里有口龙泉古井。塔亭娘奶祖庙门面很小,古旧,紧掩门扉。我转到上渡龙潭角,临河的陈靖姑祈雨处颇为局促,只是一个供奉南海观音、临水陈太后及其师傅闾山许真君的小庙,窗外闽江湛绿。我正想临水夫人的祖庙不该如此狭小,抬头望见街道对面的山腰有座巍峨的宫祠,便拾级而上,原来这是新建的陈靖姑祈雨处宫庙。殿宇宏敞,神像高大,除了陈太后、观音、许真君,还供奉了临水夫人系统的众多神灵,林九娘、李三娘、虎婆奶、白鸡奶和丹霞大圣等。

 

    宋元时代,陈靖姑只是一个普通神灵。据明万历《古田县志》,我们知道她出生于唐代的一个巫觋世家,自己也是一位女巫,嫁给古田人刘杞,因为祈雨而坠胎,不幸罹难,死前发愿要解救世上妇女难产的痛苦。清代出现了《晋安逸志》、《陈靖姑传》、《临水平妖记》等神话,将她生前死后的事迹重新演绎。根据影响较大的《闽都别记》记载:观音弹指血化身为陈靖姑,于904年正月十五出生,16岁抗婚离家出走,入闽江底的闾山学法术,诸法皆精,惟独不学扶胎救产之术。艺成归来,陈靖姑大显身手,扫除福州一带的妖魔鬼怪。24岁时怀孕家居,其兄陈守元在闽王宫中祈雨不至,罪当斩首,哭求妹妹帮忙,陈靖姑只好脱胎祈雨,被长坑鬼与白蛇精乘机害死。陈靖姑成神后,更是屡显神迹,率领手下36姑婆到处驱鬼伏魔,解救妇孺的困厄。

 

    临水夫人是很有特色的神灵,专司保胎育儿、护佑妇女儿童。其信众主要集中在福州和闽东方言区,受其辐射,闽北和浙南也有不少临水宫,福州移民把临水夫人的信仰带到了台湾和海外。

 

    闽南地区影响最大的神灵是保生大帝。保生大帝的祖宫有两处,都在九龙江入海口北岸,龙海白礁的慈济西宫和厦门青礁的慈济东宫。白礁与青礁,两个村子的街道现在完全连在一起,却分别属于漳州与厦门。祖宫之争闹了一千年。

 

    保生大帝名叫吴本(一说夲),据南宋进士杨志撰写的《慈济宫记》,吴本是北宋青礁人,其父叫吴通,母亲为黄氏,生于979年旧历三月十五日,死于1036年五月初二,享年57岁。吴本从小就不喜欢玩耍,不吃荤,也没有娶妻,成年后悬壶济世,医术高明,远近奉为神医,死后受到乡人的祭祀,屡现神迹,宋朝廷多次褒封。

 

    闽南民间通称吴本为慈济真人、吴真人、大道公、保生大帝等。保生大帝的封号来自明代,传说吴真人显灵治好了明成祖文皇后的乳疾,因此敕封。郑振满先生《保生大帝考》一文认为该封号很可能出于后人杜撰。虽然是杜撰,却很精当,因为吴真人的专业是治病救人,以医药神知名。宋代的福建,沼泽山林,细菌毒虫孳生,是人们闻之色变的瘴疠之地,又缺医少药,医药神特别受到欢迎,所以迅速传遍闽南。明清时期,闽南移民携吴真人神像入台,成为当地对付瘴疟的利器。近年来,每年神诞节,海峡两岸都有众多分灵庙的进香团来到两个慈济祖宫谒祖,仪式隆重,场面盛大,蔚为壮观。

 

    在青礁东宫,我见到了大名鼎鼎的保生大帝药签。药签分内科、外科和儿科,藏在不同的橱柜里。一张张小小的签纸条,粉红或米黄,铅印着三四种药物、分量和服用方法。我父亲是退休老中医,我将慈济东宫的药签给他看,他的意见是,药味少、药量很轻,即使服用错了也没什么大问题;他还认为药签的配药相当专业,讲究君臣佐使;有的药名他不懂,大约使用了当地的草药。

 

    福建的地方神灵成百上千,绝大多数只影响很小一个区域。这主要是福建地理与语言的破碎造成的。闽西、闽北等山区,交通不便,方言众多,传播不易,数县同祀的神灵很少。闽南、莆仙和福州沿海地区,地势平坦,方言覆盖区较广,产生了不少信众广泛的跨县域神灵。另外,福建主要神灵集中在闽东南沿海地区,也与文化和经济相关,与闽北相比,闽东南开发较迟,又比较富裕,推动信仰传播的资金比较雄厚。

 

    物极必反。造神时代的晚期,闽北诞生了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也称理学。闽学的学术渊源来自北方洛学,合称程朱学派。作为福建本土产生的理性思潮,理学对八闽巫觋文化给予致命的打击,终结了福建的造神时代。

 

 

    人情冷暖:上帝与天后的悲喜剧

 

 

    闽侯青口镇青圃村有个灵济宫,是二徐真人的祖宫,知道的人已经不多了。

 

    灵济宫就在村内,但是不好找,巷道狭窄弯曲,不能通车。山门额题“金鳌门”三字,两边对联为:“欲观北京皇帝殿,先看青圃灵济宫。”好大的口气!右侧的木构御碑亭有些倾斜,但是大气磅礴,地道的明代风格。高大的石碑,残缺的龟趺,浑厚壮观,碑文为明成祖亲撰,内阁首辅解缙书丹,真是难得的精品。

 

    倒是联语吹嘘的灵济宫挺寒酸。宫庙为青砖砌成,简朴的近代风格,据记载为1940年重修。殿内相当宽敞,但是梁柱太多,有点小家子气。前厅为戏台,后堂一排三间神殿,正中额题“御封  洪恩上帝”,神位上端坐着龙袍加身的徐知证、徐知谔兄弟。两位上帝隐居在闽侯县一个闹哄哄的村子里,我总觉得有点不伦不类。

 

    许多神灵的事迹是胡编乱造的,但二徐真人倒真的被封过上帝。

 

    徐知证、徐知谔兄弟是五代南唐将领,率师入闽,秋毫无犯,人们因此祭祀。宋元时代,他们只是普通的地方小神。明初,灵济宫道士用仙药治好了明成祖的疾病,皇上十分感激,下令重建闽侯灵济宫,还在北京建了一座规模更加宏大的灵济宫,以便时时敬奉。此后数代明帝也都崇信二徐真人,不断加封封号,1486年,明宪宗封二徐真人为“金阙上帝”和“玉阙上帝”,达到顶峰。1488年,在内阁大臣的强烈反对下,“上帝”称号被革去,仍为真君。二徐真人在“上帝”的位子上只呆了两年,席不暇暖。

 

    谈完上帝,再说天后。

 

    妈祖,又称天妃、天后,莆田人。按说莆仙语人口少于闽南语和闽东语,信众较少,但偏偏妈祖脱颖而出,赢得了福建各地广泛信仰。我在浦城与宁化都看见过天后宫,足见她在闽北闽西也受欢迎。

 

    现存最早记载妈祖事迹的文字,当属1150年特奏名进士廖鹏飞的《圣墩祖庙重建顺济庙记》,该文说:“(神)姓林氏,湄洲屿人,初,以巫祝为事,能预知人祸福;既殁,众为立庙于本屿。”可见妈祖生前只是湄洲屿上一个能预知祸福的女巫,死后被人立个小庙祭祀。1190年,因为显灵解旱被敕封为灵惠妃,这是宋朝给她的最高封号。宋代的妈祖十分平凡,甚至没有在自己的专业领域——航海——树立权威。作为中国首屈一指的大港,泉州市舶司每年春冬两次,祈风于九日山的通远王。可见通远王才是宋代最显赫的海神。

转机出现在元代。1281年,由于护送漕运有功,元世祖忽必烈册封湄洲神女为“护国明应天妃”。她从一个普通的凡间神变成上天的尊神,管辖四海诸神妖怪,并确立了海上保护神的独尊地位。清朝统治者对妈祖非常友善,累计嘉封15次,至咸丰七年,妈祖得到的谥号达64个字,用尽了好字词,全文如下:

 

    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福佑群生诚感咸孚显神赞顺垂慈笃佑安澜利运泽覃海宇恬波宣惠导流衍庆靖洋锡祉恩周德溥卫漕保泰振武绥疆天后之神

 

    清代的褒封,最重要的是1684年,平定台湾后的施琅请封妈祖,康熙高兴之余,慷慨地把“天后”的名号送了出去。天妃是上帝的次妻,天后则是上帝的正配,这意味着妈祖已经晋升为与上帝同级别的神祗了。妈祖的神格至此达到极限。

 

    在妈祖身份日益尊贵、影响日益扩大的情况下,神化妈祖的努力也开始了,历代不断增益,拼凑出一本妈祖的完整传记。明末,有关妈祖的生平已经达成共识:她的名字叫林默娘,是莆田都巡检林愿的季女,出生于960年旧历三月二十三日,未嫁,于987年九月初九白日飞升,享年28岁。佛道两教也开始争夺妈祖,明末《天妃显圣录》出面调和,按佛教系统叙述天妃的诞生,说天妃的母亲梦见观音给她药丸服下,遂有孕;为了弥补道教的损失,说天妃少女时照妆于井,有神人捧一双铜符从井中出来给她,13岁时又有老道士前来教授玄微秘法。可见天妃的诞生固然是观音显灵,学的却是道教正法。儒教长期排斥妈祖,直到清朝封妈祖为天后,态度才有转变,莆田学者陈池养写了篇《孝女事实》,重点着落在林氏救父葬兄的行为上,把天妃当成一个孝女。

 

    妈祖是航海神,明清两代,妈祖信仰被福建水手带到沿海各地,在台湾,妈祖是信众最广泛的神灵,近代以闽粤沿海居民为主体的移民浪潮,更将妈祖信仰传播向东南亚国家,甚至美洲和欧洲。可以说,哪里有华人聚居地,哪里就有妈祖信仰。

 

    我于2005年初去过湄洲屿,那是一个面积14平方公里的小岛,渡轮每小时一班。岛上,妈祖石像高大巍峨,相思树与松林簌簌有声,庙宇群气势恢宏,依山而建。我看见身穿一色大红花衣服的妇女们,肩挎绣着“妈祖保佑平安”的布袋包,来到一座又一座宫庙,在神像前殷勤跪拜,虔诚上香。回程的渡船上,遇上一个来自台湾的进香团,人人身穿黄衣,佩带胸卡,有几人怀里还紧抱着一个小妈祖。我问是不是请了妈祖回去?

 

    “早就请了,现在让妈祖回娘家。”

 

    “多久回一次?”

 

    “每年都回。已经回了三四次了。她也会想家的。”

 

    我觉得在信徒眼里,妈祖太有人情味了,像个普通的人间女子。

 

    在福建的神灵中,二徐真人获得的御赐封号最高,其次是妈祖。一帝一后,命运大不相同。二徐真人仅仅得宠于明皇室,没有广大的信众基础,一旦改朝换代,清皇室对他们失去兴趣,就迅速衰落。湄洲神女慈悲博爱,为底层民众所亲近,她在航海救护方面的功能,与福建灿烂的海洋文化相结合,加上统治者推波助澜,遂变成风行海内外的明星神灵。

 

    看看湄洲屿宏伟的天后祖庙,再看看灵济宫破落的上帝寓所,世态炎凉,让人感慨良多。

 

 

    神人之间:造神者的光荣

 

 

    福建本土神灵众多,脉络复杂,叙述起来十分困难。幸好徐晓望先生的《福建民间信仰源流》和林国平先生的《福建民间信仰》早已做过梳理,本文许多材料与观点引自这两本著作,谨致谢意!现在我从书桌抬起头,思考一些缠绕心中的问题。

 

    第一个感慨是,古代闽人,不论闽越人,还是中古时代的汉族移民,他们与神灵的关系多么亲密啊!我们说,出于软弱和无知,他们造神。然而,造神者又是多么豪迈的一个名字。他们睁大清新、幼稚的眼睛,从万物之中寻找神灵的身影,一旦有所得,当即行动。据《八闽通志》记载,连江县灵津庙,俗称浮石王庙,人们仅仅因为看到一块石头浮在水面,随波逐流,“众异之,遂立庙”。我想起自己的经历。有一年,我从外地捡了块浮石回家,放在脸盆里载沉载浮,得意洋洋显示给家人,他们弄明白了这是特殊的火山石,石中多气泡,便兴味索然,浮石也不知扔哪里去了。

 

    科学理性是自然崇拜的天敌。随着知识的增加,世界越来越物化,我们也逐渐失去了创造神灵的能力——我们偶尔也造神,像肥皂泡一样,总是瞬间破灭。这显然是一种进步,人类变得更加自信,坚强。同时我们也变得更加孤单,孑然一身。

 

    神是什么?是奇迹,是事物内在最不可思议的意义,是精神的自我沉思。没有神灵的人们,终生匍匐在大地上,受到现实环境的种种约束,精神世界窄小。一旦他们接纳了神灵,就竖立起精神之维,世界有了高度,他们开始思考比天空更高比死亡更远的事物。宗教能够把一个松散的民族打造成钢刀。想一想希伯来人吧,他们在世上漂泊千年,终于凭借信仰回到原地;再想想阿拉伯人,谁知道六世纪以前他们在哪里?但是先知穆罕默德把他们聚集在一起,从此成为世界史的主角之一。

 

    福建人也是这样。郑成功率领闽南子弟远征台湾,白礁人就去慈济宫祈祷,请了一尊保生大帝的神像放在战船上,一同跨海东征。漳泉人下南洋前,总是要先到家乡的保护神那里讨点香灰,随身携带,一到客居地就供祀家中,有条件则建起祠庙。人们称赞闽南人善于航海,比其他民系走得更远,那是因为他们有海神庇护,不论走到那里,家乡的神灵都与他们同在。

 

    读台湾早期开发史,我能感受到神灵与信众的生动关系。惠安移民聚集的地方供奉青山公,安溪人供奉清水祖师,南安人供奉广泽尊王,平和人供奉三平祖师,同安人供奉保生大帝,福州人供奉临水夫人,客家人供奉定光古佛……看他们的神灵,就明白这些移民的祖籍。一旦各县移民发生械斗,双方挥舞着各自保护神的旗帜冲锋陷阵。同安人与南安人火拼,就是保生大帝与广泽尊王对垒;漳州人与客家人冲突,就是开漳圣王与定光古佛相持;当然民间的和解也意味着神灵的握手。那个时代,人民与神明之间,相濡以沫,生死相依,一起走过幽暗的历史。

 

    神灵是古人留给我们的一项充满争议的遗产。无论如何,我仍然感激有那么多神灵陪伴我们的民族一路同行。许多神灵至今活跃,慰藉千百万人的心灵。我在天后宫、慈济宫、临水宫驻留,青烟缭绕,香氛弥漫,我看到善男信女的脸上焕发虔诚的光辉。我觉得,不论最初那些造神者多么卑微、愚昧、畏惧,他们的创造物的确光芒四射,甚至照亮了千年之后的我们。

 

    还有什么光荣,抵得上创造一个超越我们生命的神灵?

 

 

    2009年4月13日

 

 

 

 

樟湖的蛇庙与蛙庙(2009-07-02 02:04)

樟湖的蛇庙与蛙庙

 

    (萧按:这篇文章部分内容取自我的《闽中神灵及其造神者》,在此提醒,读过那篇文章的人不必读本文了。我只是为了存入博客而贴的。)

 

 

 

    萧春雷

 

 

    福建的蛇王庙,以南平樟湖坂的福庆堂最著名。福庆堂又称连公庙、蛇王庙,坐落在闽江边,祀奉蛇神连公师傅。我原以为蛇王庙主祀一条大蟒蛇,到现场一看,却是三位身穿蟒袍的黑脸人神。据说,连公师傅原来的确是蟒蛇精,在古田修炼成仙,曾现出原形驱除樟湖坂的瘟疫,人们因此立祠纪念。

 

    我去的不是时候。要七月初七,樟湖坂才过蛇王节。明人谢在杭的《长溪琐语》记载过此事:“水口以上有地名朱船板(即樟湖坂),有蛇王庙,庙内有蛇数百,夏秋之间赛神一次,蛇之大者或缠人腰,或缠人头,出赛。”可见颇有些来历。看蛇王节的图片,大人小孩人手一蛇,随蛇神的轿舆出巡,一边耍蛇,还有表演人蛇接吻的,看得心里发毛。据说,人们崇拜的是蟒蛇等无毒蛇,可是我连无毒蛇也怕。蛇是惟一智慧超过人类的动物。夏娃就是在蛇的教唆下犯下大罪的。

 

    樟湖是闽江中游重镇,因建水口电站,全镇迁往高处,蛇王庙也于1992年搬迁到了现址。庙内堆了不少杂物,但看着老觉得空落落的,仔细一想,原来是建筑缺了基本的装饰,例如斗拱、雀替、梁枋等雕花。一般异地迁建的建筑都会给人这种感觉,人们把可有可无的细节省略了。

 

    我没有看到蛇。看管蛇王庙的人指给我看一个空蛇笼,说蛇都寄存到南平市里养着了,七月初会送回来。倒是蛇王庙的屋顶处处是蛇饰,每个高翘的檐角都探出一条宛转的蛇,正脊盘踞着大蟒蛇,昂首吐信。我心下怀疑,不知旧庙是不是如此?

 

    蛇王庙对面,隔着空阔的闽江,属于樟湖镇溪口村,有座青蛙神庙。我们开车从水口电站远绕,踏上了一条早已废弃的沙土路,吃尽苦头,两个多小时后赶到溪口,天色已黑。夜幕中望去,蛙神庙位于闽江边一座大池塘中央,三面环水,庙里亮着灯光。

 

    同蛇王庙类似,蛙神庙也是上世纪末搬迁重建的,更加简陋;主祀并非青蛙,而是黑脸蛙神张圣君。相传张圣君是永泰县人,早年以修锄柄为生,人称“张锄柄”,后上闾山学法,救世济民,羽化升天。庙前有座古朴的石雕蛙神像,据说为明末清初遗物,给这座简陋的祠庙增添了历史的意味。

 

    在福建古籍里,蛙神崇拜多有记载,主要流行于闽江上游区域。钱塘人施鸿保于清道光年间来闽,著了一部《闽杂记》,其中谈到在光泽作幕僚时,看到一只金线蛙伏在白凤仙花的叶上,大如钱,背色绿润,腰间金纹一缕。县令说:“此青蛙将军也。”青蛙将军径自跑到县衙门大堂,县令和一干衙吏忙设香烛具衣冠礼拜。接下去的三日,光泽县最大的政务就是讨好青蛙。传说它爱喝酒,首先供上烧酒,它大方地跳入酒盘,俯仰数次,颊色显出醉酒似的微红。还传说它爱看戏,第二天请了戏班子来演出,青蛙踞盘正坐,俨然一个戏迷。朝拜青蛙将军的群众两三千人,争相邀请它光临家舍。第三日晨,青蛙将军忽然离去。人们相信青蛙神会带来一个丰年,它的降临,使县令的声望空前提高,合邑颂其德政。

 

    樟湖蛙神庙,实为古代闽江流域广泛流行的蛙崇拜残余。如今,每年七月廿一日张圣君生日,溪口村都会举办蛙神出游活动,届时,一种背绿腹白、脑后长有七个黑圆点的青蛙,陪同蛙神一道巡游。

 

    樟湖的蛇崇拜与蛙崇拜,引起了学术界的兴趣,它们很可能来源于早期福建两大民族的图腾崇拜。我们知道,最早居住福建的土著是闽族,《说文解字》称:“闽,东南越,蛇种。”学者多认为,闽族以蛇为图腾符号。公元前3世纪,越国灭亡,越族王孙贵族溃逃入闽地,与当地闽族融合,形成闽越族,并于西汉初建立闽越国。越人是发明了水稻的民族,信奉与农业有关的青蛙神也是自然之理。

 

    继闽人与越人之后,第三个大举迁入福建的主要民族是汉族,各地都有大量的龙王庙彰显其图腾符号,我们早已熟悉,此不赘述。

 

    唐宋以后,福建又迁入第四个重要民族——畲族,带来了犬崇拜。畲族人崇拜狗,是因为他们的始祖盘瓠原来就是高辛皇帝的五色毛犬。我在宁化看过记述畲族起源的一卷连环画,又称“狗王图”。传说,上古犬戎入侵,高辛皇帝下诏,如能斩杀犬戎番王者,就将三公主许配给他。结果皇帝那条名叫盘瓠的狗夜入敌营,咬下番王的首级,成为驸马,繁衍出畲族。福建的犬崇拜主要流行于畲民中间,他们严禁杀狗,也不吃狗肉。

 

    蛇蛙龙犬,这些古老的图腾符号,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古代福建种族融合的历程。让我们惊奇的是,信仰比血统更坚韧绵长。你看闽族与越族都消失了,他们的图腾崇拜却穿越两千年保存了下来,被另一个民族继承。

 

 

    2009年4月9日

 

 

 

大荒的《山海经》(2009-06-05 15:51)

 

大荒的《山海经》

 

萧春雷

 

 

    路过福州,希我、彦子约我在大荒的工作室见面。进门大惊,满房间橱架上都是怪模怪样的石雕。我知道大荒是诗人、设计家,几年不见,没想到他还成了石雕家。他雕刻的形象,全是《山海经》描述的稀奇古怪动物,例如龙首人头的雷兽、鸟身人面的句芒、八首人面的天吴、豹尾虎齿的西王母……几百种上古传说生灵,大小错落,姿态各异,鬼魅般伫立在架上,桌面。如果灯光熄灭,它们也许会在黑暗中复活、行动。

 

    我想大荒不会害怕。大荒这笔名,就来自于《山海经》中的“大荒西经”,足见他对这些怪物的迷恋。《山海经》是汉文典籍里最怪异的一本书,连司马迁都望而却步,老老实实说:“至《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两千多年后,诗人大荒依靠一点上古流传下来的简约文字,便运刀如风,凿石成象,创造他个人的“山海经”。

 

    大荒使用的石头,是著名的寿山石,不过是质地最粗劣的那种,随地捡拾,并不值钱。寿山石是极好的印材,松脆柔软,便于施刀。但大荒的雕刻与传统的寿山石雕工艺毫无关系。他是一个使用寿山石材料,表达自我沉思的艺术家。

 

   大荒的石刻,造型质朴,刀法粗野,风格雄浑,结合石材绚丽的色彩,给人一种深沉而瑰奇的美感。我觉得,他对生命无限可能性的穷究,恢复了汉文化中缺失已久的丰沛想像力,将我们带回洪荒初辟的前理性时代,像新生幼儿一样观看世界。诚然,幼儿的观察很不准确,但是他好奇、诚挚、热情,这个世界因此生机盎然,充满难以名状的趣味和意义。谁会喜欢一个精确然而冷漠的世界呢?

 

 

    2009年6月5日

 

 

 

 

附:大荒作品欣赏

欲了解更多情况,可登录大荒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u/1222493543

 

 

雨师妾
雨师妾在其北。其为人黑,两手各操一蛇,左耳有青蛇,右耳有赤蛇。一曰在十日北,为人黑身人面,各操一龟。
郭璞《图赞》:雨师之妾,以蛇挂耳。

 

西王母
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
西王母梯几而戴胜杖。其南有三青鸟,为西王母取食。在昆仑虚北。

 

凤凰
丹穴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鸡,五采而文,名曰凤凰,首文曰德,翼文曰义,背文曰礼,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鸟也,饮食自然,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
开明西有凤凰、鸾鸟,皆戴蛇践蛇,膺有赤蛇。
开明北有凤凰、鸾鸟皆戴瞂。
注,瞂,盾也。

 

夸父
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
夸父国在聂耳东,其为人大,右手操青蛇,左手操黄蛇。邓林在其东,二树木。一曰博父。

 

天吴
朝阳之谷,神曰天吴,是为水伯。……其为兽也,八首人面,八足八尾,皆青黄。

 

轩辕国
轩辕之国在此穷山之际,其不寿者八百岁。在女子国北。人面蛇身,尾交首上。

 

夏后启
大运山高三百仞,在灭蒙鸟北。大乐之野,夏后启于此舞九代,乘两龙,云盖三层。左手操翳,右手操环,佩玉璜。在大运山北。一曰大遗之野。

 

雷神
雷泽中有雷神,龙首而人头,鼓其腹。在吴西。
郭璞注:雷兽,即雷神也,人面龙身鼓其腹者,撅犹击也。

 

耳鼠
丹熏之山……有兽焉,其状如鼠,而菟首麋身,其音如獔犬,以其尾飞,名曰耳鼠,食之不睬,可以御百毒。

 

讙头国
有人焉,鸟喙,有翼,方捕鱼于海。大荒之中,有人名曰讙头。鲧妻士敬,士敬子曰琰融,生讙头。人面鸟喙,有翼,食海中鱼,杖翼而行。
讙头国在其南,其为人人面有翼,鸟喙,方捕鱼。一曰在毕方东。或曰讙朱国。

 

 

追寻闽南红砖大厝的起源

 

萧春雷

 

 

 

    (萧按:这篇文章也见于《中国国家地理》杂志今年5月号,有较多改动,这里所发是我的完整原稿。人都有虚荣心。我向朋友吹嘘,我顺便解决了闽南红砖民居的来源问题,结果招致严苛的质疑。看来人还是谦虚点好,所以我改口说我提出了一个最合理的假说。有人说我没有直接论据,的确是这样,我依靠的更多的是逻辑与推理的力量。逻辑才有力,例如数学的论证。不过既然是假说,在一定条件下就可以被证伪,只要有人找出1543年以前闽南民居使用红砖红瓦的文献记载,我的假说就破产了。说实话,我很期待这样的证据。) 

 

 

 

 

南安英都民居,优美的燕尾脊。

 

 

    闽南民居的风格极其鲜明,令人过目不忘。许多年前,我初到闽南就吃了一惊:“怎么每幢房子都像个小庙!”在我老家闽西北,民居的屋脊是平直的,青砖灰瓦,只有庙宇和宗祠才有弧形屋脊,檐角高翘。然而,闽南民居都使用红砖红瓦,屋脊都弯成弧线,不少为两端斜入高天的长燕尾形。我很惊奇,一直想弄明白这种建筑的来历。

 

 

    绚烂已极的红砖大厝

 

 

    福建的民居类型十分丰富,最奇特的要数闽西南土楼,最壮丽的是闽南红砖大厝。

 

    闽南民居的结构都差不多。普通的面阔三间,称三间起,中轴线上依次为门厅、天井、正厅,前后厅的左右各有一间房,天井左右为廊道。更大一点的五间起,面阔五间,左右各加一开间,有时后面再添一个院落,变成三进。

 

    最完整的红砖大厝,应该是中间一座南北向的五开间三进院落,东西各带一排侧向护厝,围绕正厅,形成一个向心的整体。我在漳州看蔡竹禅故居、厦门看邱得魏厝、泉州南安看中宪第,结构都是一样的。

闽南传统民居的特色,有几点特别引人注目:

 

    首先是大量使用石材。中国传统民居以木构为主,很少使用石料,但闽南民居却大规模使用当地盛产的白色花岗岩,不但作为台基、阶石、柱石、门框,还作为裙墙(当地称壁脚)垒到齐胸高。我在惠安还看到过全用石材建筑的房屋,包括墙壁、梁柱、楼板,统统使用条石。他们把石材当木材用了。

 

    其次是红砖红瓦。中国各地的民居建筑,用的都是青砖青瓦,只有闽南民居使用红砖红瓦,他们称为“红料”。这很奇怪。一般认为,青砖青瓦的质量更好。闽南的红瓦分两种,板瓦和筒瓦。

 

    再次是屋脊。闽南民居的屋顶正脊或者为马鞍脊,或者为燕尾脊,都是中间凹陷两端微翘的优美曲线。燕尾脊更正式,两端探出高昂翘起,尖细,有轻灵飞动之势。如果是五开间房屋,屋顶再多出两条燕尾,仿佛一大一小两双翅膀在飞翔。在中国各地,民居很少使用燕尾檐。

 

    还有装饰。闽南民居的细部装饰极其讲究,其镜面墙、牌楼面、屋脊、归尾和水车堵等处,都是装饰重点,成为石雕、砖雕、木雕、灰塑和彩绘工匠的才艺展示场所。为了保证色彩艳丽,闽南还发展出交趾陶、剪粘等独特工艺,装点得花花绿绿。

 

    从外观看,闽南传统民居造型优美,色彩鲜艳。为了防御台风,房屋通常建得低矮沉着,但檐角高翘,带来一种向上飞起的动感。从色彩看,底部是白石壁脚,上面是红砖红瓦,红白对比,明艳动人。细部装饰精雕细刻,万紫千红,绚烂已极。我称闽南建筑俗艳,我的闽南朋友有些不高兴。

 

    闽南是接近北回归线的亚热带地区,阳光灿烂。当你在碧海边,龙眼树与荔枝林的绿荫间,看到一幢幢鲜艳的红砖大厝,会觉得特别优雅亮丽,精神一振。

 

    为什么使用红砖?为什么在闽南?什么时候开始?我想澄清这些问题。房屋不能单独存在,它总是与主人的生存方式和精神气质相关。所以我从闽南人开始说起。

 

 

    闽南人的大航海时代

 

 

    通常说的闽南,指的是原泉州漳州二府的辖地,现在则分属厦门、泉州、漳州三市。闽南人的主体也是北方汉族移民,熟悉的是耕作农业,因为人口压力,被迫向海洋发展。闽南人创造过两个辉煌的海洋时代,第一次是宋元时期,第二次是明末清初。尽人皆知,宋元时期的泉州是整个东方世界最大的海港,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然而,由于泥沙淤积,加上元末明初的战乱破坏,明代的泉州港已经废弃。

 

    我一直觉得,明末清初才是闽南人的大航海时代,这个时代的序幕是漳州月港拉开的。

 

    很少人注意到九龙江入海口南岸的月港。前些年我去采访时,面目全非,只看到一个小小的容川码头,据说是当年孑遗。晏海楼是在原址上重建的,当年濒临江海,今天,它与九龙江已经隔了数百米的旷野,河床变成屋舍、菜地和田亩。倘若当年下西洋的双桅大船星夜返回,只怕要搁浅在陆地上。

 

    作为海港,月港的自然条件不好,但因港汊纵横,明中叶以后成了民间走私贸易的著名港口。漳州人驾驶帆船,私自出海与欧洲人做生意。在闽南官员的努力下,明王朝于1567年在月港设海澄县,次年准许月港船只通贩东西洋。这个走私港摇身一变,跃居全中国最重要的合法外贸港。

 

    月港与其他港口都不一样。中国的港口,不论广州港、宁波港,还是从前的泉州港,都是被动型的海港,主要还是坐等外国商船前来贸易。但月港是主动型的海港,允许中国船只远赴外洋贸易。亲眼见证月港繁华的张燮在《东西洋考》中说:“市舶之设,始于唐宋,大率夷人入市中国,中国而商于夷,未有今日之伙者也。”月港的贸易区域,一是菲律宾、日本等地区,称东洋;二是东南亚地区,称西洋。由于地理位置接近,月港商人主要与占领了菲律宾的西班牙人做生意。

 

    月港贸易给中国带来的最深远影响,是最早将马铃薯、玉米、烟草、花生(大花生)、番茄、辣椒等美洲农作物引进国内,改变了我们民族的食物结构。

 

    月港贸易的另一个重要结果是,闽南人的航海能力大大提高,到了明末,郑芝龙和郑成功父子的海上武装已经控制了东南沿海。

 

    我们把时间定格在十七世纪中期。南中国海上存在着四股势力: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和郑成功。比较起来,由于还受到清政府的陆上夹击,郑成功的势力最弱。

 

    在这种情况下,1661年,郑成功还是驱逐荷兰人,收复了台湾。这是锐不可挡的西方新兴殖民势力在全球范围内遭遇到的一次重挫,中国人建立了南中国海局部地区的海权优势,开通了台湾通贩世界各地的贸易航道。可惜郑成功英年早逝,如果天假其年,以他的雄才大略,也许最后会从菲律宾群岛上赶走西班牙人。当1683年施琅平台时,郑氏政权就商量着“欲往征吕宋”。但这个时候,即使实施该方案,一伙残兵剩将也未必有成功把握了。

 

    施琅平台后,其严格控制对外贸易的建议被清政府采纳,导致郑成功父子建立起的局部海权优势也丧失殆尽。

 

    闽南人的大航海时代早已结束,留给我们今天细细品味的,除了餐桌上那些原产美洲的食物,还有那已经迷失起源的红砖大厝。

 

漳州月港是明中后期闽南地区最重要的海港,今已不存。

 

 

 

 

    红砖建筑是明末舶来品

 

 

    闽南红砖大厝的起源至今还是一个谜。中国各主要民居类型里,惟有闽南使用红砖红瓦,受其影响,邻近的莆仙,以及闽南方言区潮汕和台湾等地区,都建起了红砖大厝。有人称这一地区为红砖文化区。

 

    闽南为什么会发展出独特的红砖建筑?流行于民间的故事是这样说的:

 

    闽王王审知的皇后黄惠姑是泉州人,每到连绵阴雨天气,往往伤心落泪,闽王问她为什么。皇后说她想起了娘家房屋破漏,不能阻挡风雨。闽王当即说:“赐你一府皇宫起。”圣旨传到泉州,民众误以为泉州一府都可以建皇宫式建筑,遂大兴土木。有人密告闽王,说泉州人到处建皇宫,准备谋反。闽王想起是圣旨有误,连忙下旨停建,可是泉州晋江一带的房屋都已经建好,只好算了,圣旨传到南安地界时,南安的屋顶仅砌了三槽筒瓦,奉令即停。这样,南安县皇宫起大厝便保留下一个鲜明的特色,屋顶仅在两边砌三槽筒瓦。

这个传说不大可信,于史无据。何况,宋元时代,闽南还不流行红砖建筑。

 

    还有人说闽南人使用红砖是因为当地土质特殊。事实上,青砖与红砖使用的原料都是普通粘土,只是烧制工艺不同而已。当砖坯在窑里烧透后,熄火让砖自然冷却,窑中的氧气与砖坯中的铁元素反应生成红色的氧化铁,就形成红砖。如果不让烧透的砖坯自然冷却,而是突然浇水冷却,形成大量水蒸气,窑内缺乏氧气,砖中的铁元素于是生成青灰色的氧化亚铁,就形成青砖。烧制青砖的工艺其实更复杂。中国人早就能够烧制红砖,但在民居建筑上运用不普及,原因有二:礼制不许;青砖强度更大质量更好。

 

    我想换个问题,先考察闽南是什么时候开始大建红砖大厝的。

 

    闽南地区的晋墓和唐墓都发现过红砖,但均为墓穴用砖,并非用于地表建筑。宋代泉州是人文高度发达的地区,著述极盛,但没有文献记载如此奇特的红砖民居。明末,江苏人王世懋(1536-1588)来福建做官,留下一部刊刻于1585年的《闽部疏》,其中云:“泉、漳间烧山土为瓦,皆黄色。郡人以海风能飞瓦,奏请用筒瓦。民居皆俨似黄屋,鸱吻异状。官廨、缙绅之居尤不可辨。”这里说泉漳人烧制黄瓦,又以台风为理由奏请使用筒瓦,民居犹如皇宫,屋脊装饰怪异,官署与缙绅的房屋难以分辨。这是我所知的关于红砖大厝的最早文献了。

 

    明末张燮(1574-1640)是龙海石码人,曾受海澄知县的委托编写《东西洋考》,全面记录月港的对外商贸活动。他的另一部著作《清漳风俗考》描述漳州人海外贸易致富,大建豪宅,甲第如云,“砖埴设色也,每见委巷穷闾,矮墙败屋,转盻未几,合并作翚飞鸟革之观焉”。砖埴设色显然指红砖,翚飞鸟革形容飞檐。可见建造红砖大厝在出过洋的月港商人中间特别流行。

 

    我的观点是,闽南人使用红砖红瓦,是16世纪70年代前后月港海商从占领菲律宾的西班牙人那里学来的。

 

    西班牙人于1543年侵占菲律宾,不久建立殖民政府,与漳泉走私商人贸易。1568年,月港成为合法外贸港口,众多闽南商船远赴菲律宾。西班牙人在菲律宾与台湾都留下过红砖建筑,有的至今犹存,如台北红毛城。他们按照本国传统建造的大量使用石材和红砖红瓦建筑,给闽南商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发财后,就在家乡仿建。到王世懋来到闽南时,红砖民居已经蔚然成风。据此,红砖大厝出现在闽南的时间,不早于1543年,不迟于1585年。

 

    后来与闽南海商接触较多的荷兰人与英国人,也偏好红砖红瓦,但他们来得较晚。荷兰于1624年占领台湾,用红砖建造城堡和房屋。郑成功率领的闽南子弟兵收复台湾后,全盘接收,扩大了红砖建筑的影响。

 

 

    僭越礼制的民居

 

 

厦门翔安吕塘村民居的红砖红瓦

 

厦门新垵民居的红色屋顶

 

    在中国古代,建筑同服饰一样,是高度礼制化的事物,有严格的身份等级规定。历朝都有营缮法令,控制民间建筑的规模和形制。《明律》专设“服舍违式”条,规定:“凡官民房舍车服器物之类,各有等第,若违式僭用,有官者杖一百,罢官不叙;无官者笞五十,罪坐家长;工匠并笞五十。”

 

    看现有的闽南红砖大厝,多处僭越了历代规定的建筑等级制度。例如红色一向为皇宫和高等级寺庙专用,严禁官民铺设彩色屋面,但泉州一带民居不但红砖红瓦,还使用红色筒瓦,严重违反了法规。明末方以智《物理小识》也提到此事:“泉漳间以海风能飞瓦,奏请用筒瓦,然皆淡黄白色。”奏请之事,难让人信服,青色筒瓦一样能抵御台风。至于燕尾脊,原来也专用于皇宫、庙宇、宗祠等高等级建筑,庶民不许,但闽南民间明目张胆使用。

 

    这种大规模违反建筑等级制度的情况,只有闽南地区才会出现,只有闽南人才会为了虚荣而如此莽撞、冒险。

 

    闽南人的性格,注重乡族观念,蔑视法规和主流意识形态。明代海禁,漳泉海商被迫进行走私贸易,是官府追捕的海盗。《明实录》说:“漳泉等府黠猾军民,私造双桅大船下海,名为商贩,时出剽劫。”可见他们也常干些杀人越货的勾当。《海澄县志》直言不讳说:“月港故称盗薮。”意思说月港从前就是海盗窝。政府一旦允许海通,海盗纷纷金盆洗手,摇身变成合法的海商。数百年间,海上私人贸易时通时禁,闽南海商的身份也在商人与海盗之间不断转换。

 

    这种亦商亦盗的经历,形成了他们冒险犯禁的气质。张燮说,那些不敢回家的走私商人,“又连结远夷,乡导以入”,勾结外国人打回老家。更奇特的是,当地民众十分纵容,不但为海盗通风报信,还牵羊载酒款待。江日升《台湾外纪》描写说:“一人作贼,一家自喜无恙;一姓从贼,一方可保无虞。”可见他们完全没有国法、道德和是非观念。

 

    闽南人的性格还有张扬、虚荣、讲求排场的一面。长期从事海外贸易,闽南民间积累了巨大财富,形成了炫奇斗富的风气。明末闯荡天涯的漳泉海商,财大气粗,没有文化,也不在乎政府的营缮法令,只想出奇制胜,炫耀乡里。他们学习西班牙人大量使用石材和红砖红瓦,觉得既牢靠又喜庆,内部结构当然是传统的,但屋顶还是大寺庙那种燕尾脊漂亮,七拼八凑,中西合璧,却也富丽堂皇,鹤立鸡群。地主老财早先建造的青砖灰瓦大厝顿时黯然失色。红砖大厝如此神气,于是从者如云,风行起来。谁也没想到,几百年后,它们居然演变成闽南主流民居样式,彻底本土化。

 

    类似情形,在近代还出现过一次。20世纪初,清末移民海外的闽南华侨挣了些钱,纷纷在家乡起建豪宅,光宗耀祖。这一次,他们把南洋殖民地建筑样式带回了祖籍地。不到半世纪,闽南城乡,出现了众多充满异域风情的近代建筑。我读过一些文章说厦门的骑楼是闽南风格。你看,不过百年,许多人已经不识舶来品了。

 

    近500年来,南中国海附近地区风云激荡,西欧、南洋和中国等建筑文明相互碰撞、吸收和融合,丰富了各自的传统。中国古代民居一片青砖灰瓦,如同静默的黑白世界,单调沉闷,幸好闽南人创造的红砖大厝带来了色彩,以及永不停息的飞翔姿态。

 

 

    2009年4月15日

 

 

 

南安林路厝,照片上的门厅正立面是典型的闽南民居风格,屋顶左右各有三排筒瓦是南安民居的特色。

然而,如果你以为整幢房子也是传统风格,就错了。

这是掺和了西洋元素的建筑。左右榉头间和正厅都建有二楼,看上去后部特别高耸。闽南传统民居不建楼层的。立体空间的楼化正是近代建筑的特征之一。可参见我的《闽南华侨建筑随谈》一文。

 

 

 

闽南华侨建筑随谈(2009-05-17 00:28)

闽南华侨建筑随谈

 

萧春雷

 

 

 

    (萧按:这段时间忙,疏于管理博客,多搁上点文章。刚刚出版的5月号《中国国家地理》杂志有我4篇文章,取一篇发在这里。该文在杂志发表时,编辑做了删改和调整,这里所发是文章原貌,有所不同。图片我拍了许多,但是懒得贴,大家将就着看看。今天——刚变成昨天——与读书沙龙的朋友又去了古檗山庄,很少人知道,该处可能是闽南地区所藏名人碑刻最多的地方。)

 

  

 

 

 

 

天一信局与侨汇

 

 

    历史即遗忘。天一信局,这家比大清邮政局还早创办十几年民间邮局,总部设在九龙江入海口北岸,漳州龙海市角美镇流传村。记得它的,如今只剩下一些集邮爱好者了。

 

    流传村挺大,街道极窄,两旁夹杂着俗丽的新居和破落的古厝,偶有一两座近代建筑。最后出现的天一总局大楼,风尘仆仆,精细的南洋情调,仿佛鹤立鸡群。

 

    天一信局现存三座建筑。苑南楼建于1911年,拱券式外廊建筑,二层,后院为闽南民居。北楼和陶园建于1921年。陶园其实是后花园,已成荒墟,残余一座供园丁和仆人居住的单薄洋房。北楼最壮观,二层砖木结构,正立面装饰了西式山花,前后为拱券式外廊;门墙上的装饰,中西杂陈,既有花草果蔬,又有西洋婴孩的浮雕头像;建筑内部,中间一个大院落,回廊环绕。天一总局办公楼原设在苑南楼,后移至北楼。至今北楼门扇玻璃上还留着“办公重地、闲人免进”的字样。

 

    三座建筑都住着郭有品的后人,已经传到第五代、第六代了。住在陶园楼上的徐老太太,是郭有品长子郭行钟的最小儿媳妇,也已经81岁了。她说自己1958年嫁入郭家。她的房间里,挂着一幅郭有品的黑白照片,年轻得像徐老太太的孙儿,相貌清秀,双眼炯炯有神。

 

    郭有品创办天一信局的时候,只有27岁;1901年染病去世,年仅48岁。

 

    天一信局是漳州最早、闽南最著名的侨批局。当年,侨批一到,天一总局就在屋顶上升起天一旗,周围村庄的侨眷见了,互相告知,纷纷前来领取或打探海外亲人的消息。未领取的,天一信局次日会派人分别投送。

 

    侨批局是侨乡特有的一种邮政金融网络。闽南语把信读成批,侨批就是侨信。华侨通常都随信附寄款项,也就是侨汇。所以侨批局处理的实际上是南洋华侨与闽南老家之间的银信汇总业务。

 

    闽南地区很早就开始向海外移民。据林国平等主编的《福建移民史》,鸦片战争前夕,东南亚的华侨总数已达150万人,以粤籍为多,闽籍约为52万人。鸦片战争后,闽南人移民东南亚进入高潮,1920年前后,东南亚华侨总数达510万,其中潮州人最多,约180万;闽人次之,约120万人。闽籍华侨又以闽南籍为主。大多数闽南家庭都有些华侨关系。

 

    出洋的主力是青壮年男性,他们在异国落下脚,就要想办法把积蓄寄回国内,赡养父母家庭,买田起厝。19世纪中期国内还没有邮局和银行,于是产生了水客,一种专门携带银信往来南洋和原乡之间的职业,依靠提取一定比例的工钱为生。

 

    郭有品17岁前往吕宋经商,不久就成了一名深受华侨信任的水客。1880年,他在老家流传村创办天一信局。在一次押运侨汇途中,船遇台风沉没,郭有品获救后变卖田产,凭衣袋中仅存的名单一一赔付。这件事提高了他和天一信局的信誉,生意兴隆。为了防止侨汇遗失,郭有品将在菲律宾收到的侨信交由客轮邮寄回国,银款则通过汇丰银行汇兑寄回厦门,再雇工投送。他还制定制度,汇款数额写在信封上,并注明“批工×元×角×仙”,严禁信差向侨眷索取小费。后来,他在厦门、安海开设了分局,买了两艘小汽船在流传、厦门与安海三地通邮。

 

    郭有品去世后,其长子郭行钟接管天一信局,发扬光大。1896年大清邮政局成立,最初几年,近半数的厦门邮件是寄往天一信局的。1928年,天一信局停业。

 

    20世纪初是海外侨汇高峰时期,侨批业也十分发达,1911年厦门就有24家侨批局。据郑林宽《福建华侨汇款》一书估计,1911年,福建侨汇1328.5万两银子,其中厦门侨汇就达1222.7万两银子,占全省侨汇92%以上。每年从海外源源不断汇回的巨款,维持了闽南各地侨眷的基本生活,并促进了侨乡的基本建设。

 

    南洋风格的天一总局大楼象征了一个时代。闽南人义无反顾地走向海洋,在异国他乡辛勤劳作,艰苦创业。而侨批,则是他们与故乡亲人最坚韧的纽带。

 

 

侨乡番仔楼

 

 

    从海外汇回的侨批款改变了闽南城乡的建筑样式。近代以来,在传统的红砖大厝中间,突然涌现出许多充满异域风情的小洋楼,闽南人称之为“番仔楼”。番仔楼是华侨荣归故里的标志,体现了他们在经济上的崛起,又表明了他们的特殊身份。他们需要一种不同的空间语言宣示自己的存在。

 

    有些华侨仍然建造传统的官式大厝,但是在拼花、雕饰等细节方面或多或少融入了南洋元素。建于1904年的龙海市石码杨家大厝,屋主为印尼华侨杨世泰。一眼看去,这是幢闽南传统民居,细究起来有许多奇异,例如门墙的贴面瓷砖来自印尼,图纹别致;石雕故事里出现了西洋人形象,络腮胡子,叉着腰。

 

    更多人在侨居地生活久了,能够欣赏南洋殖民地样式的建筑,就在家乡仿建。晋江檀林村的春晖楼,是菲律宾华侨许友超1946年为母亲建的,正立面两层外廊各有6根罗马式圆柱,檐口上装饰山花,洋气扑鼻。许友超12岁随叔父南渡菲律宾,经商致富,被选为马尼拉中华商会会长,1933年底19路军发动“闽变”,邀请许友超出任厦门首任市长,后重返菲律宾经商。小洋楼代表了房屋主人的财富、身份、地位和生活方式。

 

    南安市省新镇满山红村的林路厝,是新加坡华侨林路于1908年亲自设计建造的,中西合璧,别具一格。当地有一句民谚:有林路富,无林路厝。意思是你可能和林路一样富,但不可能有林路这样的大厝。

 

    林路厝一排四座红砖大厝,气势恢宏;走进房屋,却发现只有二进,特别浅薄。据说原来后面还有一进,倒塌后就被生产队占用。林路厝的特色在于增加了楼层,左右护厝均为二层建筑。最东头那幢大厝,两侧护厝为二层八角形,主厅堂和东西厢房都建有二层阁楼,显得特别高大。竖向空间的楼化,是林路从西洋建筑里移植过来的。

 

    大厝里住着林路的曾孙林祖泽夫妇。他们给我看挂历上徐悲鸿1927年画的林路76岁油画像:蓝天白云,一个黑衣白袍的银须老人执扇而立,精神矍铄,凝视前方。据说,林路出身贫寒,年轻时在码头做搬运工,有天躲在商船上去了新加坡,在餐馆做小工,后来认识一位美国建筑商,包到一小部分工程,从此发迹,承建了新加坡许多重要建筑。他在老家为自己建厝,倒是本色当行。

 

    一般来说,番仔楼借鉴南洋建筑风格,往往体现在三方面:一是正立面檐口上加一个山花,如许友超的春晖楼;二是建楼层,如天一总局;三是建外廊,或一面、两面,或四面回廊,如海天堂构。

 

    海天堂构中楼是鼓浪屿著名建筑。它有个闽南式大屋顶,重檐碧瓦,却是四面回廊的二层楼房,廊柱则用闽南特色的红砖砌成。其中西杂糅,不伦不类,仿佛一座洋溢着异国情调的宫殿。这幢房屋是晋江籍菲律宾华侨黄秀烺于1921年建造的。

 

    黄秀烺在晋江东石老家还有座巨大的墓园,叫古檗山庄。那天我赶到山庄门口,暮色已经降临,负责人黄金钗先生拿了两只大手电筒照明。古檗山庄占地1.7万平方米,1913年动工,费时三年告竣,耗银25万两。山庄按中轴线对称布局,依次为山门、正门、半月形莲池和黄氏家族10座茔墓。墓茔隆出地面,用白花岗岩叠起,具有明显的西洋墓葬特征。东西南北四角,分布着四座风格迥异的小洋楼,其中保存了190余方近代名流硕彦的题咏石刻。

 

    夜色中,木棉树变成沉默的疏影,空旷的古檗山庄显得清冷,寂静。黄秀烺在《古檗山庄题咏集》上写道:“异日百岁之后,归骨于此,吾子孙祭于斯,奠于斯,绵绵延延,守而不失。”多么强烈的中国情怀!1925年,他病逝于鼓浪屿,遗体归葬于古檗山庄,算是了了心愿。不过,据其宗亲黄金钗先生言,黄秀烺的子孙多在国外,守是谈不上了。

 

    每一幢番仔楼,都是一个生离死别、背井离乡、白手起家和荣归故里的故事;每一幢番仔楼,都见证了闽南人对于异族先进文明,从抵触到接受、欣赏、追随的心态。也许因为远涉重洋已经成为宿命,闽南人的心胸与视野比较开阔,不管西洋南洋,只要觉得好,就把它放进自家的大厝里。

 

 

闽南人的鼓浪屿

 

 

    20世纪上半叶,闽南乡村很不安宁,军阀、土匪猖獗,时常发生侨眷被绑架和勒索的事件。许多华侨选择在鼓浪屿建房。据林祖泽先生说,林路虽然在南安建了豪华大厝,但也在鼓浪屿田尾拥有两处公馆。黄秀烺把家族墓园筑在晋江老家,自己却住在鼓浪屿的海天堂构。事实上,鼓浪屿最好的洋楼,都是闽南各地华侨建造的,例如容谷别墅,是晋江籍菲律宾华侨李清泉建造的;亦足山庄属于同安籍越南华侨许汉。

 

    鼓浪屿之所以受到华侨青睐,因为它是公共租界,能提供安全保证,更集中了全闽南最好的学校、医院、银行和通讯设施,生活舒适便利。

 

    鸦片战争之前,鼓浪屿是个人烟稀少的寻常小岛,有几个渔村。1841年至1845年,驻扎在鼓浪屿的英军病死多人,英国人甚至称“鼓浪屿是一个最不卫生的地方”,对租借毫无兴趣。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各国在鼓浪屿建领事馆、别墅,整修道路,渐次开发。1902年,鼓浪屿成为公共租界,成立工部局管理行政公共事务,鼓浪屿的建设进入高潮。绝大多数华侨建筑,都是公共租界时代建造的。

 

    黄家花园被称为“中国第一别墅”,由一个1.2万平方米的大花园、三幢豪华别墅组成,结合了欧陆建筑和南洋殖民地建筑风格,1925年建成,属于印尼华侨黄奕住的产业。有意思的是,这么豪华的别墅,据说每块挂镜上均刻有三件理发工具:剃刀、须刷和掏耳筒。

 

    黄奕住是传奇人物。上世纪40年代,闽南一带流行说:“要想富,学黄奕住。”把他当成榜样。他出生于南安农村,12岁学理发,挑着剃头担子走村串乡,人称“剃头住”。17岁下南洋,最初还是一副剃头担,接着换货郎担、咖啡担,再开杂货店和日兴商行,最后把握时机做蔗糖生意发了家,成为巨商,1919年定居鼓浪屿。有学者认为,他至少带了2300万美元回国,是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的最大实业家。黄奕住在上海、天津、广州投资创办了很多公司,对于厦门来说,最重要的却是他的房地产公司建了160多幢房屋,他的自来水公司让人们用上了方便而清洁的水,他的电话公司让人们享受了便捷的通讯服务。

 

    同一时期在鼓浪屿大建别墅的还有祖籍南安的黄仲训。他早年在厦门住过,中了秀才,1901年赴安南(今越南)协助父亲经商,1913年挟巨资回鼓浪屿购地,先后建造了五六十幢别墅,其中最有名的是西式风格的瞰青别墅和西林别墅。黄仲训还有座赫赫有名的黄荣远堂,门廊四根高大的罗马圆柱,气势夺人,为殖民地外廊式建筑力作,但这房子是晋江籍菲律宾华侨施光从1920年建造的。

 

    因为瞰青别墅,黄仲训在厦门声名扫地。去日光岩的游客会发现,岩壁间黄仲训的摩崖石刻特别多,这是因为他的花园原来包括了日光岩一部分。黄仲训是文人,在自家花园题诗刻字本来没什么,但他不合在一块有圆孔的岩石上题写“郑延平水操台旧址”。鼓浪屿热心公益的人看了,认为黄仲训侵占公地,发起“延平公园筹备会”,强烈要求黄仲训退地。直到今天,所有的文章还认为黄仲训自私自利,侵占公地。我仔细阅读了1927年12月7日刘光谦、洪鸿儒、黄奕住等仲裁者关于该事件的《调停意见书》,觉得黄仲训十分冤枉。事实上他的花园都有地契,并非多占;所谓郑成功水操台,是他附庸风雅,随意认定的。

 

    可怜黄仲训,不但退出了的私产,还赢得了后世骂名。龚洁先生的文章说,黄仲训一直没有住过瞰青别墅,倒是1949年7月23日,蒋介石在这里过了一晚。

 

    说说林文庆别墅吧。我很喜欢这座依山而筑的别墅,四周是荒墟,门口有株茂盛的大樟树,坐在门前石阶上,遥望波光粼粼的鹭江,高楼林立的厦门,仿佛两个世界。从1921年接任厦大校长,到1937年厦大改为“国立”,林文庆在这里居住了16年,一手把厦大造就成东南名校。1957年,88岁的林文庆在新加坡去世,遗嘱将自己五分之三的财产捐给厦大,包括这幢别墅。

 

    林文庆祖籍海澄县鳌冠(今厦门海沧),1869年出生于新加坡,一生极其精彩。他是著名医生,新加坡立法院华人议员,曾帮助过康有为和孙中山,并出任孙中山的临时政府卫生司长。很不幸,因为提倡尊孔读经,与鲁迅发生冲突,也因此在建国后几十年成为反派角色。前几年,我曾对厦大的朋友开玩笑:“你们厦大趋炎附势、刻薄寡恩。鲁迅只呆过4个月,说了不少厦大坏话,却早早在校园里给他塑雕像、建纪念馆;林文庆掌校16年,为厦大散尽家财,连尊塑像都捞不到。”但近年厦大转变了态度,2006年建了个文庆亭,2008年立了林文庆雕像,也算是亡羊补牢。

 

    我常常想,鼓浪屿其实不属于厦门,而属于整个闽南。这是一座集全闽南精英、财富和智慧打造的小岛。鼓浪屿是多么幸运啊!

 

 

骑楼风靡厦漳泉

 

 

    当鼓浪屿的公共建设日益完善之时,一水之隔的厦门老城越发显得落后。民国《厦门市志·实业志》说:“初,厦市街道狭隘湫陋,人烟稠密,因公共卫生不讲,以致疫疠时作。……(鼓浪屿)其地清幽洁净,以较对岸,有如天壤焉。”外国人管理的鼓浪屿具有一种示范作用。

 

    1918年,陈炯明率粤军入闽,对漳州进行旧城改造,大建广东流行的双层骑楼,不过两三年,市容焕然一新。厦门人急了,于1920年启动城市改造,但阻力很大,成效有限。1922年,泉州也开始搞市政建设,大建时髦的骑楼。

 

    厦门的城市建设,直到1925年林国赓任漳厦海军司令,以铁腕拆迁民房和坟墓,并请周醒南主持工程,才加快进度。周醒南大力引进华侨资本,全面规划厦门的海堤、码头、街道、市场、公园、道路、社区和卫生设施建设。到抗战爆发前,厦门已经大体完成了从传统城市到近代都市的转变。今天的厦门老城区,中山路、大同路、思明路等数十条骑楼街道和中山公园,都是那个时代留下的遗产。80多年过去了,修修补补,还堪使用。

 

    有趣的是,上世纪20年代,整个闽南都被骑楼这种新奇的建筑样式迷住了,争相效仿,蔚然成风。厦漳泉三地的骑楼街都是广东人周醒南主持建造的,意味着闽南的骑楼深受广东影响。然而,归根结底,骑楼是源自南洋的商住一体建筑,为广大华侨熟悉和接受。

 

    骑楼通常建二层或三层楼房,连成一体;底楼共同退缩而空出一条公共人行道,正好遮阳避雨;临街正立面全成了店面,里间及楼上则用作仓储和住所,使用效率极高。据我的观察,漳州的骑楼更矮,多为两层,廊柱用红砖砌成,感觉很质朴;泉州中山路的骑楼为圆柱形廊脚,优美大气;厦门的骑楼高达三四层,廊道空阔,造型和纹饰采用西洋样式,散发着浓郁的殖民地风情。

 

    如果说厦门的骑楼比漳州泉州的更好,主要是因为厦门的华侨资金更雄厚。与其他地方不同,近代厦门市政建设的资金,70%以上来自侨汇。据《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资料选辑 (福建卷 )》一书的统计,从1871-1949年的79年间,华侨在福建共投资房地产业0.63亿元,其中90%集中在厦门。1959年厦门市房地产管理局进行普查,厦门私房共有l万座,其中5000多座产权归华侨所有,占了一半。看来,闽南华侨都把厦门当成了自己的家。

 

 

大建筑师陈嘉庚

 

 

    把陈嘉庚当成一位建筑师,很多人会觉得意外,但他当之无愧。1994年12月底,美国后现代建筑大师迈克尔·格雷夫斯在厦门大学化学报告厅演讲,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在厦大转悠了一圈,我要说的是,你们的陈嘉庚先生首先是一位伟大的建筑师。”

 

    陈嘉庚建造的不是自己的大厝,而是公共建筑——校舍。他留下的建筑物超过100座,主要分布在集美学村在厦门大学。它们具有统一而鲜明的风格,往往是一个闽南大屋顶,西洋式的墙面和结构,拼花、细作、线脚则具有闽南或南洋风格,厦门人生动地形容为“头戴斗笠、身穿西装”,你也可以称之为半土半洋或中西合璧。这样一种体现了特定历史时代的建筑样式,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沧桑,依然显得优雅、从容、热烈,散发着成熟的魅力。

 

    陈嘉庚出生于1874年,9岁入私塾,17岁前往新加坡协助父亲经营米店。1904年,他独立创办菠萝罐头厂,接着因种植橡胶和经营相关产业致富。1913年,他在家乡集美创办小学,以后陆续办起师范、中学、水产、航海、商业、农林等校共10所;另设幼稚园、医院、图书馆、科学馆、教育推广部,统称集美学校。1923年孙中山大元帅大本营批准“承认集美为中国永久和平学村”,于是又有“集美学村”之名。1921年,陈嘉庚创办厦门大学。他以个人之力,在厦门建立起一个从幼稚园到大学的完整教育体系。

 

    群贤楼群是厦大首批校舍,建于1921年5月。最初请美国著名设计师墨菲设计,三座大楼成品字形排列,陈嘉庚认为这样会占用太多空间,妨碍日后运动场的设置,遂改为五座大楼一字形排列;他也不同意使用昂贵的进口建筑材料,主张就地取材。结果,陈嘉庚还是按自己的思路,设计出一种中西同体的建筑。五座大楼均为中式屋顶,檐角起翘,屋身则为拱券外廊式,典型的欧式风格。

 

    上弦体育场边的建南楼群于1954年落成,一排五幢,至今仍是厦大象征性建筑。中间的主楼建南大会堂为中式琉璃瓦歇山顶,有三个重檐六条垂脊,富丽堂皇,宛如宫殿;正立面为欧式毛面花岗岩墙面,门厅由四根大罗马柱擎托,显得简洁明快,肃穆庄重。

 

    集美最多嘉庚建筑。从厦门大桥望去,沿海绿树丛中,散布着一片红砖绿瓦或红瓦白墙的低矮楼房,那是南侨建筑群、延平楼、黎明楼、道南楼、南薰楼等,与龙舟池、鳌园一起,构成优美的群落。其中,高达15层54米的南薰楼最为雄伟,主楼顶的四角亭与两翼护楼顶端的八角亭遥相呼应,宛如大鹏展翅,是集美天际线最生动的景观。

 

    据目击者回忆,陈嘉庚建造房子,一派浪漫气质。他不画设计图纸,而是以步代尺,以杖代笔,凭空指指点点,一幢幢大楼就在工匠手里建造了起来。这样的房子能住人已经是奇迹,更大的奇迹是自成美学风格,被后人推崇。2006年6月,嘉庚建筑群列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陈嘉庚熟悉的建筑,无非是闽南传统大厝、南洋殖民地样式和西洋式楼房,他就把这些元素杂糅在一起,古今一体,中西合铸。在建筑材料上,他使用当地盛产的白花岗岩、红砖、绿瓦,从而形成鲜艳的色彩对比。他说:“每个民族都有他的历史传统和民族性的建筑艺术,强同于异族而抹杀自己民族的建筑文化艺术,是没有国性的。”可见他在建筑上有自己的追求。

 

    陈嘉庚倾家办学,把最壮丽的建筑全部捐献给了社会,这种境界,远远超过了衣锦还乡的传统观念。每次凝视嘉庚建筑,我都有所触动,被一种崇高的人格唤醒。建筑是有灵魂的,缔造者总是将自己的精神气息灌注其中,成就其最深沉的美感。从这个意义上说,嘉庚建筑的确是登峰造极之作。

 

 

 

    2009年3月19日

 

 

 

 

 

沈鹊应的崦楼绝命词(2009-05-17 00:21)

沈鹊应的崦楼绝命词

 

萧春雷

 

 

 

    福建近代涌现了一大批才女。人们熟悉的只是后来从事新文学的冰心、林徽因和庐隐,事实上,旧文学的阵容更加庞大,例如萧道管、薛绍徽、沈鹊应等闺秀诗人,才华绝不亚于前者。

 

    沈鹊应(1877-1900),字孟雅,是沈葆桢次子沈瑜庆的长女,容貌英爽,天资聪颖,11岁受业于同光体闽派诗歌巨擘陈衍,16岁嫁给林旭。

 

    林沈婚姻可谓门不当户不对。沈家是福州首屈一指的豪门望族,林旭(1875-1898)却出身于贫寒的破落家庭,祖父曾做过县令,但父母早逝,仅靠叔父接济度日。但这林旭特别争气,从小以神童闻名。1891年,总办江南水师学堂的沈瑜庆返乡省墓,从塾师那里看到林旭的文章,异其博赡,决定以女妻之。两人于1892年10月结婚,住在南京。第二年,林旭回福建参加乡试,夺得解元,年仅18岁。这证明沈瑜庆的确慧眼识人。

 

    林旭接下来两次参加会试,却落第而归。好在沈家交游广阔,林旭得以遍识名流,参与政治活动。1898年5月,康有为搞第二次公车上书,林旭动员闽籍366名举人率先响应。8月29日,光绪帝召见林旭;9月5日,林旭被任命为军机章京,参与新政;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变法失败;9月28日,林旭等“戊戌六君子”在菜市口问斩。刑场上,林旭仰天长啸:“君子死,正义尽!”慷慨就义,年仅24岁。

 

    沈鹊应的生命与诗歌,都因林旭而改变。她准备入都为夫收尸,被家人劝阻,终日独守空闺,以泪洗面。她早期的诗词,多写闺中少妇的相思离愁,清新婉约,曲尽其妙,有李清照之风。例如《如梦令·帘钩》:

 

    明月一弯新样。终日傍人帘幌。挂起玉纤纤,草色增人惆怅。低放低放。莫对平芜凝望。

 

    如今夫君已死,衣食无忧的少妇变成了形单影只的未亡人。她用诗词来表达哀悼之情。她说:“我已无肠断,诗成寄与谁?”“药炉经卷在,即此了吾生。”(《春夜八首》)足见已经心如槁木,万念俱灰。又如《除夕影前设奠》:

 

    空房奠初夕,对影倍凄然。

    守岁犹今夜,浮身非去年。

    心随爆竹裂,眼厌灯花妍。

    况是无家客,银筝悲断弦。

 

    一个熟谙种种修辞的诗人,有一天突然抛却技巧,直率表达,是谓返璞归真,更上一层境界。沈鹊应的悼夫之作就是这样。悲痛使她的诗词超越了文辞,深深切入黑暗时代一个柔弱女子的血肉存在。沈鹊应的词比诗好,更曲折婉转,又质朴感人。她最为人称道的一阕词为《浪淘沙·悼晚翠》(林旭字暾谷,号晚翠),全词云:

 

    报国志难酬,碧血难收。箧中遗稿自千秋。肠断招魂魂不到,云暗江头。

    绣佛旧妆楼,我已君休。万千悔恨更何尤。拼得眼中无尽泪,共水长流。

 

    钱仲联先生编选《清词三百首》,收入沈鹊应词两首。关于《浪淘沙》,他评论说:“悼夫之词,不施一些粉饰,全是朴素之词,为血泪所凝成。历代女词人悼夫之事,从未有如作者所写那样,丈夫是陷于不测之祸,为国事而死者。此词便自树一帜。”沈鹊应被选入的另一首《菩萨蛮》,也是哀悼林旭的,陈声聪《闽词谈屑》曾以“寡鹄哀音,闻之惨沮”来形容,十分凄婉:

 

    旧时月色穿帘幙。那堪镜里颜非昨。掩镜检君诗。泪痕沾素衣。

    明灯空照影。幽恨无人省。辗转梦难成。漏残天又明。

 

    林旭与沈鹊应结婚后,两人拜陈衍的伯兄陈书为师,苦研诗艺,成就斐然。陈书为最早倡导同光体的诗人,诗学造诣精深。他在《崦楼遗稿·题语》中评论这对小夫妻的诗词,认为足以流传后世:“晚岁做客得暾谷与言诗,得孟雅与言词,所谓差强人意矣。夫二子者之作,必传无疑。”林旭留有《晚翠轩诗集》,存诗154题计192首(未含科举应制诗)。沈鹊应的《崦楼遗稿》附于其后,存诗29首、词35首。数量不多,却足以展示他们的惊世才情。

 

    据林纾《剑腥录》记载,林旭并不担心自己的生死,只是挂念“娇妻尚在江表,莫得一面,英烈之性,必从吾死,不期酸泪如绠”。林旭死后,沈鹊应曾写过一副挽联,表达心志:“伊何人?我何人?全凭六礼结成,惹得今朝烦恼;生不见,死不见,但愿三生有幸,再结来世姻缘。”据说,她曾经以仰药、绝粒等方式殉夫,最后还是因哀毁过度,于1900年4月香消玉殒,年亦24岁,无子女。沈瑜庆将女儿女婿安葬一起,竖石墓联:“千秋晚翠孤忠草,一卷崦楼绝命词。”

 

    林沈之墓已毁。他们婚后在郎官巷的寓所也已消失。我去郎官巷多次,很喜欢其间的清雅。遥想当年,这对才子佳人并肩走过窄窄的巷道,风华绝代,深情款款。没有纪念碑也好。我们这个时代,哪里容得下一场生死相许的古典爱情呢?

 

 

    2009年4月22日

 

 

晚清才女薛绍徽(2009-05-17 00:14)

晚清才女薛绍徽

 

萧春雷

 

 

 

    在福州近代才女里,薛绍徽(1866-1911)最早具有全国性知名度。但人们记得她,多半因为她是我国第一位女翻译家,1900年与丈夫陈寿彭合作,首次把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八十天环游记》介绍给国人。陈寿彭是口译者,薛绍徽则像林纾一样笔述。很有意思,谈到近代中国的译书事业,绕不过这两位不懂外文的闽籍翻译家。

 

    然而薛绍徽的成就,主要还在于诗词文章。1914年,其遗著《黛韵楼遗集》刊刻成书,封面为著名文士姚华题签,扉页由严复题签。其中一二两册诗集由陈宝琛题名,第三册文集由陈衍题名,第四册词集由林纾题名。推荐者皆当时文坛巨子,全明星整容,足见这个小女子的分量。

 

    薛绍徽从小颖异过人,随母读《四书》、《五经》,顺便学画画、围棋、洞箫、昆曲、刺绣、诗词和骈文。她的童年快乐而仓促,接着是9岁丧母,12岁失父。近代福州诗风浓厚,常举办“诗钟”比赛,有笔小奖金,她冒哥哥的名字投稿,领得赏金零用——据薛绍徽年谱记载,她成家后还重施故技,靠打诗钟挣点外快,“日赢数百文,夜则购酒肴行乐,且得存余酒度岁”。

 

    诗才不但换得零钱,还钓到金龟婿。刚从船政学堂毕业的陈寿彭公开向她求婚。薛绍徽读过“自媒之女,丑而不信”之类的古训,严词拒绝,非要等到远在广东的叔父做主,才肯答应。1880年3月,陈薛完婚,她15岁。

 

    陈寿彭婚后赴日、英、法留学多年,成为当时难得的洋务人才。他的哥哥陈季同是著名外交家,率先将中国文化介绍给法国,据说曾携两位洋夫人同归。奇怪的是,夫家如此洋化,却改变不了薛绍徽的保守。1897年,梁启超、陈季同等人在上海创办女学会和女学堂,薛绍徽竟主张崇祀班昭,建议将传统妇德读本《女四书》列入新式女校的课程。她还为《女学报》撰写了女德、女言、女工、女容四颂。她的观念大大落后于时代。

 

    陈彭寿早就开始了翻译生涯,译有《中国江海险要图志》22卷等著作。1899年,夫妻搭档翻译了《八十天环游记》,此后又翻译《外国列女传》、《双线记》等,数量不多,但忠实于原作,质量很高。陈寿彭曾经称赞妻子“以译书卖画佐生计,炊烟一缕,视笔墨为断续”。可见翻译只是他们糊口的工具,并不特别看重。

 

    薛绍徽现存诗280首,词145首和文19篇。她自称平生心血皆耗于诗词。读她的诗歌,最大的感觉是大刀阔斧,境界雄浑,没有一点脂粉气。例如《游鼓山》:

 

    松竹秘幽响,云泉荡古香。危巅通北斗,半野尽南荒。

 

    此诗简洁利落,写景抒情溶为一炉,得晚唐诗神韵。她的叙事长诗也做得好,读《金井歌》,文藻华赡,沉博艳丽,不亚于吴梅村的《圆圆曲》。再举一首颇为人称道的《仲秋夜读史作》:

 

    从来祸福不相侔,成败惟看棋局收。

    笃志有人欣御李,智囊无策到安刘。

    岂真遇合风云会,须惜艰难骨肉谋。

    昨夜长天觇北斗,依然明月照高秋。

 

    诗写于戊戌六君子遇难之后,对康梁变法颇有微词,认为他们离间皇帝与慈禧太后的母子之情,造成政局动荡。这观点很另类,她重视家庭伦理超过了维新救国。

 

    薛绍徽的词成就也很高,小令清新柔婉,韵味深远,如《菩萨蛮·题画》:

 

    红闺不识天涯路,画图先拟描红树。野渡泊溪湾,秋声何处山。纸长描不得,尽染黄沙色。衰草玉关阴,迢迢万里心。

 

    她的长调则大气磅礴,以文入词,跌宕豪放。例如作于甲午战后台湾割日的《海天洞处·闻绎如话台湾事》,意境空阔,沉郁苍凉,是难得的佳作:

 

    碧天莽莽浮云,云烟变灭沧桑里。鲲身睡稳,鸡笼唱罢,竟无坚垒。莫问成功,可怜靖海,原来如此。算槐柯邦国,黄粱梦寐,只赢得,豪谈美。说甚蓬莱蜃市。忽跳梁、长蛇封豕。鲸吞蚕食,戚、俞难再,藩篱倾圯。汹汹波涛,金厦相关唇齿。对春潮夜涨,深惭漆室,为天忧杞。

 

    值得注意的是,薛绍徽还存有19篇骈文,是晚清罕见的女骈文家。骈文讲究用典和对仗,对于作者的学识和音律素养要求很高。读她的长文《秦淮赋》,汪洋恣肆,旁征博引,辞藻缛丽,细述金粉之乡的历代兴废,最后议论说:

 

    嗟嗟!霸图易歇,胜地休夸!剩垂杨以系马,吊流水于栖鸦。丁字廉前废渡,辛夷花里谁家?罢盒子之雅会,放瓢儿之菜花。蓬蒿埋其客路,芦苇挂夫鱼叉。金陵之春酿竟渺,女墙之月影偏斜。惟有寒潮急浪,犹如铁板铜琶……

 

    薛绍徽的天才深不可测。自5岁由母亲启蒙后,没有名师指点,她几乎全凭自学,46岁的一生就有如此成就!据说她擅长占算,1884年马江海战和1894年甲午海战,她都劝阻陈寿彭参预战事——他的许多同学死于这两次战争。真是一个神奇的女人。

 

 

    2009年4月23日

 

人类的高音崇拜(2009-04-17 04:31)

人类的高音崇拜

 

(萧按:很久没更新博客,对不起访客,所以一鼓作气多贴了几篇上来,算是补过。高音崇拜这篇,是前年为北京《优品》杂志写的,自己还挺喜欢。)

 

 

 

 

 

萧春雷

 

 

 

帕瓦罗蒂去世,举世瞩目。人人都记得这个号称世界首席男高音的大胖子。可是有多少人记得世界首席男中音?声乐表达情感,实际上,声乐还表现声音本身。帕瓦罗蒂说:“你可能一晚上都唱得很差,但只要唱出一个有力的高音C,观众就会原谅你的一切错误;如果你3个小时都唱得像个天使,但一个高音破了,就把整个演出毁了。”整场晚会,所有人都在暗暗期待那个击倒我们的最高音。

 

宽大、饱满、优美、抒情,男高音是一种让我们迷狂的奇迹。男人的自然声区是中音,只有天赋异禀加上后天的培训才能造就一个男高音。而高音C,则是男高音中的禁区。1972年,帕瓦罗蒂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连续唱出9个带有胸腔共鸣的高音C,用的是真声。他成了高音C之王,成了我们时代最高最圆润的男高音。

 

人类有高音崇拜情结。古书里提到歌唱家事迹,动不动就形容“声振林木、响遏行云”,或者“声出朝霞之上”。唐玄宗很欣赏一位宫廷女歌手许和子(后改名永新),据段安节《乐府杂录》,著名笛手李谟曾为她伴奏,曲终管裂。有次宫廷集会,万声鼎沸,无奈之下请出永新整肃纪律,这位女高音一亮嗓子,“至是广场寂寂,若无一人”。明代,朱元璋之子朱权写了本《太和正音谱》,其中记载一个名叫李良辰的军旅男高音:“其时三军喧轰,万骑杂沓,歌声一遏,壮士莫不倾耳,人皆默然,如六军衔枚而夜遁,可谓善歌者也。”他们以一人嗓音压倒万众喧哗,那声音,想必虎啸龙吟,夭矫直上,惊心动魄。

 

其实人声是可以分出等级的,依珍稀程度,价值各不相同。在网上看到一则搞笑的歌剧定律,很有意思,节引如下:

 

第一条:男高音都是俊男,男高音是英雄,男高音通常死在最后一幕,男高音演唱最好的音乐片段,女高音总是追求男高音。

 

第二条:女高音总是漂亮的,女高音都是圣洁的,女高音有种轻微疯癫的天性,女高音爱男高音。

 

第三条:男中音是阴谋家;第四条:次女高音是坏人。

 

如果帕瓦罗蒂是男中音,就享受不到如此隆重的礼遇了。所有的男歌手都梦想成为男高音。而所有男高音,都想唱出最高的那个音。在悼念帕瓦罗蒂时,另一个世界著名男高音多明戈表示说:“我永远仰慕他嗓音中上帝赋予的荣耀——那种绝对错不了的特殊音质,从最底处拔升到最高处的高音音域。”帕瓦罗蒂也同意荣耀归于上帝,他有句广为传诵的名言:上帝亲吻了我的声带。

 

声带是人类发声的关键器官。儿童与女子都有出色的高音,因为他们的声带更短更薄。男人的声带更长更粗,声音低沉。早期天主教禁止妇女参加圣咏合唱,就由男童来演唱高音。麻烦的是,男童不久就要换声,于是也请假声男高音来演唱。假声是相对于真声而言的。我们日常说话就是真声,声带全振;如果只让声带的边缘振动,就会发出尖细的女性般的声音,这就是假声。人人都能发出假声,但自然的假声虚弱而无光彩,没有表现力。经过训练的男假声,能达到女中音甚至女高音的音域。

 

假声是人类高音史上的一大突破。在中国,因为妇女被禁止登上舞台,古代戏曲中的旦角向由男人扮演。男作女声,惟一的办法是使用假声。戏曲里的青衣,如梅兰芳、程砚秋,都能用假声唱出女主角华丽、甜美、流畅的高音;小生交替使用真假声;老生老旦则真声演唱。事实上,戏曲里的人声也按音高分了等级。最尊贵的是假声男高音,其次是真假混合声,最后是真声。我们不妨把歌剧定律改写成戏曲定律:

 

第一条:假声男高音都是美女;假声男高音都是大牌明星。

 

第二条:真假混合声都是俊男;真假混合声都爱假声男高音。

 

第三条:真声都是些不重要的角色。

 

为获得高音代价最大的,当属对有音乐天赋的男童进行阉割,培养阉伶。这种做法流行于1718世纪的欧洲。音乐学家赫里奥特认为,18世纪,70%的歌剧男演员是阉伶。据估计,当时意大利每年有4000多名7岁至12岁的男童被除掉睾丸,他们的声带于是停止生长,成年后,经过训练的阉伶能保持男子的音量、女子的音域和儿童的音色。一位德国学者描述:“年轻的阉人歌手嗓音清脆、动听、无与伦比,任何女性都不可能具有如此清脆、有力而又甜美的歌喉。”法国大作家伏尔泰说:“他们的歌喉之美妙,比女性更胜一筹。”

 

阉人歌手独霸乐坛250年,创造了欧洲歌剧的黄金时代。有部电影《绝代妖姬》表现18世纪的伟大阉人歌唱家法里内利的生活。据说他的声音可以毫不费力跨4个八度自由游动,可以一口气唱250个音符,也可以将一个音符拖上一分钟。历史上最后一位阉人歌手亚历山德罗·莫雷斯奇活到1922年,还来得及留下一张唱片。只是他录制时已过盛年,早期的录音质量又十分低劣,阉伶的完美歌声成为永远不可企及的传奇。

 

深夜,听着《绝代妖姬》里法里内利的演唱。台风将临,窗外的芒果树簌簌作响。歌声在暗中响起,仿佛一匹白马驰过月光下的原野,俊逸,优美,还有一点诡谲。我们当然无缘领略法里内利的绝代歌喉。歌曲是由著名假声男高音德瑞克··瑞金和女高音玛拉丝·古德列夫斯卡两人的独唱合成的,既有女高音的华丽,又有男高音的力量,算是最接近阉人歌手的歌声了。

 

“欲练神功,引刀自宫。”为完美的高音而自戕,或许也是人类史上最愚蠢的行径吧?让金庸见笑了。

 

前些天买了俄罗斯男高音维塔斯的唱片。试听时,我还以为那尖锐呼啸的高音是机器合成的,看随盘赠送的DVD,才知道发自他的喉咙,是所谓的“海豚音”。海豚音专业术语称咽音,是超越假声极限的一种高音,演唱者的气息并不振动声带,而是在声带的中间吹开一个“洞”,如同吹哨一样发出声音。维塔斯的海豚音极细极高,摄人心魄,只是旋律单调了一些。

 

维塔斯曾来过中国演唱,粉丝众多,关于他的高音神话也最多。有说他的声音震碎了克里姆林宫的水晶灯的;有说他能“横跨5个八度”的(北京独立音乐人赵焱不同意:“维塔斯最多唱到了3个半8度。”);由于他相貌秀美,甚至有传言他做了阉割手术。不管怎么说,维塔斯的迅速走红,一个重要原因是媒体称他为阉人红伶。

 

猛然觉得,在人类的高音崇拜中,几乎所有的追求都走向了原初目标的反面:从追求乐音走向了追求声音(只问音高);从追求人声走向了追求非人声(非声带振动发出的音);从追求男女高音走向了追求无性别高音(假声、阉伶)。

 

高音的极致,当然是早已断子绝孙的阉人歌手。谁想到他们还有传人呢。

 

 

 

2007923

 

 

 

 

没有脊骨的男人

——闵氏兄弟作品观后

 

    萧春雷

 

 

 

 

 

 

 

 

 

 

    厦门闵氏兄弟前两年去北京发展,参加了一系列重要展览,在艺术圈闯出不小的名气。他们的工作室在阳台山下,院子里荒草萋萋,芦花雪白,在夕阳和山风中摇曳。骏马、各种人物头像和立像,浮雕,包括三艘大型航空母舰,都杂乱无章地堆放在室外。闵一鸣笑道,我比我们国家先造出了航空母舰。

 

    闵一鸣的雕塑语言一直在变。记得他的早期雕塑,多用闽南红砖这种特色材料,去表达他对当代生活的思考,构思相当精巧。有件青铜雕塑《界》,表现一个壮硕的女性弯腰低头向前俯冲,很有象征意味。2006年,他风格骤变,做了一组色彩鲜艳的《欲行》、《欲止》雕塑,从造型看,是一群都市男女的肢体与小轿车的复杂缠绕,搞不清楚前行还是无法前行。我挺喜欢这组作品,觉得它们极其生动地调侃了我们嵌入物质消费的深度,幽默、机智并且时尚。我以为他找到了自己的语言,会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但是2007年他就创作出另一批作品《现在的姿势》,一反传统雕塑对坚实、硬朗的偏爱,追求“松软”的效果。一个个人物,看上去不过是一具具充气皮囊,并且没有充足气,松松垮垮,全身随处塌陷。也就是说,闵一鸣塑造出一群没有脊椎骨的男人,他们有两种类型,一类是挥手指引方向的领导者,踌躇满志,趾高气昂;另一种是手抚胸口表示效忠的服从者,低眉顺眼,或屈下一膝,自我矮化。其实,不论领导者还是服从者,都是同一种材料制成,都没有主心骨,区别只在于中气多一点和少一点。关节与腰腹,是他们最软弱和容易折叠的部位,刚刚还神气活现,主子般发号施令,转眼你就能见到他们卑躬屈膝,奴才般驯服。这种人,我们都不陌生。

 

    《现在的姿势》系列以简洁的造型,明快的色彩,光滑的肌理,创造出具有强烈现代感的视觉形象,触目惊心地呈现出我们时代遇到的信仰虚无和人格缺失现象。一具没有骨架的皮囊,何异于行尸走肉,人们为什么活得如此虚荣?如此猥琐?由于雕塑语言同表达的主题高度同构,视觉的冲击成功地转换为思想的冲击,发人深省。我觉得这是闵一鸣作品中最成熟最具深度的一个系列。

 

    在工作室,我还看到了闵一鸣的几件新作,例如“失重”的一组,他着力表现人体前仆或后仰的失重瞬间,颇让观众提心吊胆,虽然人体胖嘟嘟仍像充足了气,但已离开了“充气人”的基本概念。他还对人体躯干的泥稿风化后产生的断裂充满兴趣,说准备做上一组。看得出来,一两年内他的雕塑语言还将进行一次转变。闵一鸣属于那种永不满足的艺术家,才思泉涌,精力充沛,热衷于开拓各种可能性。

 

    同样,弟弟闵一耀的油画也在演变。几年前他画的是“大头像”,受流行风格影响;接着画《反恐报告》和《局势》,模模糊糊的航空母舰、战斗机,像是电视画面。但是他从后者发展出一种新的风格,即反复描绘,将物像还原为线条和笔触,就像电视画面还原为闪烁的光点。他绘制出新作《解析》、《解码》等系列作品。

 

    闵一耀说,他从google上下载了一张厦门城市地图,照着画,一遍又一遍,直到画面变得含混,这就是《解码-6》。我问他画的是那个街区,他摸摸光头,说:哎,真的忘了,不过这不重要。《解码-8》画面中的女性,在无数遍的描绘中逐渐显露,也许是逐渐隐匿。我感到,这些作品足以摧毁我们对影像的信任:影像是高度不稳定的事物,随着画家的笔墨变幻漂移。

 

 

    2009年3月27日

 

 

奥斯卡就是奥斯卡(2009-04-17 04:08)

奥斯卡就是奥斯卡

 

 

萧春雷

 

 

    今年的奥斯卡金像奖几乎没有悬念。我虽然更喜欢《返老还童》,但我对评委们的趣味没有多大信心。想一想,6000多位评委啊,结果必然是中庸之道,大众口味。《贫民窟的百万富翁》正好是制作精良的大众货。

 

    很难相信《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与《猜火车》出自同一位导演。《猜火车》像划破我们皮肤的玻璃碎片,锐利、冰凉和疯狂,才华横溢。我总觉得导演丹尼·博伊尔天生反骨,应该还有精品。然而,《惊变28周》就倒退了,《贫民窟的百万富翁》简直称得上从良。他去好莱坞历练了几年,大有收获,不再“很黄很暴力”,学会了“很傻很天真”地讲述一个成人童话。小金人大约是主流社会对他弃暗投明的奖赏吧。

 

    《返老还童》讲述了一个名叫本杰明·巴顿的奇人,出生时以80岁的体态特征降临到这个世界,逐渐变得年轻,人生走到终点时反而回到了婴儿时期。这一奇幻的人生逆旅,让他与一个终生相爱的女人黛西交错而过,两人的情爱短暂而凄美。最后,他变成一个婴儿,已经不认识爱人了,黛西则像奶奶一样照料着他。当本杰明·巴顿向养老院那位老妇人透露自己返老还童的秘密时,她说:“我为你感到难过,你要经历所有你爱的人都比你先死去。”事实上,更残酷的是,他还活着,就要遗忘所有他最爱的人,正如诗人聂鲁达所说:“爱情很短,遗忘却很漫长。”这部电影带给我们另一种观察人生的角度,与大卫·芬奇的其他电影如《七宗罪》、《搏击俱乐部》比,精彩得多。它不能得最佳影片奖,是因为它探讨的问题超越了奥斯卡。

 

    另两部提名电影——《米尔克传》和《大卫·福斯特对话尼克松》——都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好莱坞的编剧水平,不服不行。前者是一个同性恋者竞选参政的故事,处理得扣人心弦;后者不过一次电视新闻采访,但剧情波澜起伏,剑拔弩张,仿佛一场战争。我读过小说《朗读者》,也许原作过于精彩,电影让我略略失望。凯特·温斯莱特的表演自然是不错的,但她在《革命之路》中的演技更出色。

 

    奥斯卡的最佳外语片往往超过最佳影片。可惜今年获奖的日本片《入殓师》我还没看,只看了一部被提名的以色列电影《与巴什尔跳华尔兹》,是小成本的二维动画,以简单的形式讨论了复杂的问题,很棒。

 

    奥斯卡就是奥斯卡,一个美国人玩的通俗电影大奖而已,深刻是不受欢迎的。真正的好电影,总是小众的,在奥斯卡获奖片之外。

 

 

    2009年2月26日

 

 

 

石伯公与山魈(2009-04-17 04:03)

石伯公与山魈

 

萧春雷

 

 

    我在闽西北山区长大,最早听说到的神灵,大约就是山精木怪了。小时候,进山打柴、采蘑菇,大人就叮嘱我们,若听到有人叫我们的名字,千万不可回答,你一应答,灵魂就跟着山鬼走了。在山里我们也不呼唤同伴的名字,都是“哎——喂——”呼叫,免得让山鬼听了去。山鬼说话的声音也能分辨,据说没有尾音,就像鬼没有影子。

 

    印象最深的一种山精叫石伯公。我老家附近的山是丹霞地貌,彤红的悬崖绝壁,山谷里随处一喊,都会引起长长的回声,村里人说,那是石伯公在学人说话。石伯公经常恶作剧,喜欢藏人,藏畜生,藏东西,但是似乎怕金属的声音。谁在山里失踪,十有八九是石伯公把他藏起来了,村里人于是举着松明,敲锣打脸盆,浩浩荡荡进山找石伯公讨人。往往三五天之后,人就找到了,有时满嘴都是松针。被藏起的人说,他只知道石伯公给他吃粉干,没想到是松针……

 

    在民间传说里,石伯公并不坏,只是喜欢与人恶作剧。近来读了一些资料,觉得石伯公大约属于山魈一类的精灵。

 

    山魈是一种独脚山鬼,又称山缫、夔。在古籍里,关于山魈的记载异常混乱。《国语·鲁语》引孔子语:“丘闻之,木石之怪曰夔、魍魉。”三国时代,东吴的学者韦昭为这句话作注说:木石指山;夔,一足,越人谓山缫,浙江富阳有之,人面猴身,能言;魍魉,山精,独足,效人声而迷惑人。从这段话我们可以总结出山魈的几个特点:人面猴身,独腿,能说话,尤其善于学人说话。

 

    其他古籍,如《山海经》、《神异经》、《南康记》、《永嘉郡记》等都谈到了山魈,名称各异,如枭阳、山臊、山鬼等。我们也因此知道山魈的一些其他特征,例如山魈“反踵”,也就是脚后跟在前,脚趾在后;山魈在高树上筑巢居住;山魈身长尺余,常在溪涧捕食虾蟹,爱偷人的盐吃,害怕爆竹声等等。

 

    山魈的传说,广泛流行于闽浙赣山区,闽西和闽北尤多。《广韵》载:“山魈,出汀州,独足鬼。”这句话的意思,似乎山魈是汀州的特产,清代的汀州文人杨澜对此很不满,在他的著作《临汀汇考》中引经据典反驳。然而据他所述,直到乾隆年间,汀州“鬼魅混迹,与人肩摩往来,恬不知避”,依然是人鬼杂处的世界。

 

    宋人洪迈的笔记小说《夷坚志》记载了最多山魈故事,所以他成了中古时代山魈学权威,据他指出:“二浙江东曰五通,江西闽中曰木下三郎,又曰木客,一足者日独脚五通,名虽不同,其实则一。考之传记,所谓木石之怪夔魍魉及山臊是也……变幻妖惑,大抵与北方狐魅相似。”按他的说法,山魈、木下三郎、木客、山都,甚至五通神,都是一回事。《夷坚志》还称,山魈性淫荡,常常变化为美男子淫人妻女。

 

    木客以江西虔州的最有名,一是因为来历奇怪,二是因为文化水准奇高。《赣州府志》说:“上洛山有木客,自云秦时造阿房宫,避隐于此。”宋代大诗人苏轼有“山中木客解吟诗”之句。几百年后,南明诗人邝露在广西恭城亲眼目睹木客,证实了苏轼并非信口开河:“木客形如小儿,予在恭城见之,行坐衣服,不异于人,出市作器,工过于人,好为近体诗,无烟尘俗气。”(《赤雅》)

 

    山魈还有些特别的本事。据明李诩《戒庵老人漫笔》:“浙有独脚鬼名山魈。福建浦城常有人见手曳帕子,乘片云飞过屋头甚低,亦不大畏。又能盗物,最畏骂人,知辄大骂,多掷还之。”山魈凭借一条帕子而飞,这是我们做不到的。它会偷东西,但知道羞愧,被人破口大骂一阵,就会扔还,这也比人类小偷的道德好一些。

 

    在浙江的民间故事中,山魈戴顶特别的帽子,叫山魈帽,能隐身,所以它们偷东西,实在是因为诱惑太大,难以拒绝。福建近代学者郭柏苍破解了山魈帽隐形之谜,他在《闽产录异》中写道:“山魈独足而臃肿,窃古棺中三世童男七世童女袴下布作帽,故能避形影。入山家偷饮陈酒,醉则去帽而现出本相。”郭柏苍还称,他的朋友薛莱州家曾击毙过一头山魈,说它通身如猪,只是体毛较稀。

 

    回头再谈石伯公的故事。我母亲说,我们长兴萧家屋边的菜地也来过石伯公。她说辉生叔叔的母亲红玉,从前喂了一窝小鸡,有段时间每天都要失踪一只。她断定这准是石伯公干的事情,拿起一把耙镰(泰宁人称耙子为耙镰),使劲在石头上跺,一边不断地骂:“铜耙镰,铁耙镰,藏走的鸡仔还归来。”她这样骂了一阵,一转身,看见失踪的小鸡一只不少,全在那里。

 

    你看,石伯公学人说话,能隐形,爱偷人东西,但死要面子,经不得女人大骂,都很像山魈。可知泰宁石伯公是古老的山鬼信仰的一种变体。

 

 

 

    2009年4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