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原来在清华
——厦门晚报文化沙龙（读书）每月一书活动记事
谢泳（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
阮美玲 记录整理
《家在清华》是新近面市的一部回忆录，书里描述了马约翰、梁思成等21位清华老教授波澜起伏的人生经历。书里的老教授们并不是那么为人所知，但他们远去的身影，却依然清晰地印在无数清华学子的记忆里。
“人们怀念清华，其实怀念的是那曾经消失的精神，那是一种沉着、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一种认真奋斗，胜不骄、败不馁的运动家精神。对事，它代表苦干实干，勤劳尽职；对人，它代表谦虚自律，容忍异见，互相合作的民主素质；对学术，就是陈寅恪写在王国维纪念碑上的那种理念。”该书的序作者厦门大学中文系谢泳教授如是分析许多人心里的“清华”情结。
6月29日，晚报文化沙龙“每月一书”活动在西堤阳光音符红酒庄举行。主讲人谢泳教授就《家在清华》及清华大学与现代中国教育的关系，做了生动的讲座。本文经作者本人审阅，小标题为编辑所加。
他们认为旧清华比新清华好
我愿意推荐大家读这本书，主要有三个考虑。第一，对清华大学的历史多一些关注，对以后了解中国社会的进步和了解知识分子的状况有一些帮助。知识分子主要活动的场所，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主要在大学。中国社团不发达，我们的报业、传媒也没有私人的，大学也没有私人的，但大学里知识分子比较集中，所以关注一个大学的历史，对于我们了解知识分子群体活动有一些帮助。第二，他们对父辈在上世纪50年代的生活环境基本上是否定的，他们认为自己的父辈在这个年代的工作，跟他们的起点来比不是特别相称，本来应该做出更大的成就，但他们事实上没有达到他们本来应该达到的高度。第三，作者对他们在清华园里生活的时代，对老辈知识分子身上的长处和精神的气质，以他们在美国生活的角度判断，这些精神气质还是值得肯定的，大体上，他们认为旧清华比新清华好。
我和书的三个编者史际平、杨嘉实、陶中源，没有见过面。他们知道我做这方面的研究，辗转通过朋友让写个序言。盛情难却，我写了一个短序。
《家在清华》的作者回忆的父辈是清华教授里比较晚的，大部分是1910到1920年出生的教授，作者基本是1945到1950年之间出生的，是在新中国读完高中，改革开放后就去美国，所以他们的人文素养不好和他们的前辈相比。文章本身比较弱，他们大部分从事理工科，也可以理解。
三代清华教授，国学一代不如一代
国内这几年出这样的书不止这一本。2000年的时候，北京出版社出版过一本熊秉明和宗璞编的《永远的清华园》，副标题是“清华子弟眼中的父辈”，有杨振宁和冯宗璞写的文章，他们基本是1920年代生人，文章写得明显要高明。这两本书可以对照着看。
我自己的判断，中国人文素养比较好的人，是1920年前的人。从人文素养角度说，这些人的经历比较完整。他们英语比较好，不管什么专业，他们中国文学史的知识、中国历史的知识，大部分都挺好的。知识分子比较合格、健全。
《永远的清华园》里的知识分子比《家在清华》里回忆的教授还要长一代，基本是1900年以前出生的清华早期的教授，基本延续了老清华的传统，但他们的风采也不好和老清华比，比如和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就国学这点来说，现在学术界大体认为，基本是一代不如一代，越往后越差，原因比较复杂。我们中国学问最好的保留办法是传统的师徒关系、书院制度等，1905年中国废科举以前的文化制度和活动方式，与国学传承方式正好吻合，新学校制度进来后，传统文化的承传就遇到了问题，现在也没有解决。
清华对中国现代化的贡献
我把清华的历史和诸位做个简单交流。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历史和一个国家现代大学的发展是同步的。现代大学是一个现代国家起步时候必然要伴随的文化事件和体制变革。没有早期的清华大学，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最重要的动力，比如人才资源会很贫乏。清华正好在中国近代向现代转型中承担了重要职能，这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一件幸运的事情。
清华大学原来叫“清华学堂”，清华的历史一般要从1911年算起。实际上，她的历史还要往前推3年。清华第一次往美国派留学生是从1909年，派了47个人去。第二次是1900年，派了70个人去。第二届学生里，有名的比较多，比如胡适、竺可桢、赵元任。1911年还派了一次，有63个人。他们没在清华读过书，但以“清华留美学务处”名义直接把学生放到美国去，在清华校史上只有这三届。
1911年建立清华学堂，后来又改称“清华学校”，到1928年建立国立清华大学前，清华是留美预备学校，属学部和外务部联合管理。从一个人成长的经历来说，从派出去留学到回来，基本要10年时间。胡适1910年到美国去，1917年回来，就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发起新文化运动。1920年以后，清华放洋的学生就开始回国参与中国社会的变革。1949年前，中国政界、企业界银行、海关，还有文学、教育等行业，中国社会上层，基本以清华人为主。那时回来的清华教授的待遇很高。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的感情很重，不回来服务是说不过去的。闻一多、罗隆基都是1922年出去的。
现在看来，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比如法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学科基础，基本是在清华奠定的，自然科学就更不要说了。当时清华放洋有个比例，80％的人要学自然科学，大部分是工科，跟实用有关的。20％学的是法律和政治。
“庚款”留学生，美国文化侵略的产物？
拿清华钱出去的，一般我们称为“庚款”留学生，因为1900年是庚子年。义和团事件后，签订了《辛丑条约》，规定中国给八国联军的赔款是4亿5千万两白银，美国人得到的大约是2400万两白银。1906年，美国外交部和知识界的人士，他们对庚子赔款的总体评价是这笔钱要多了。当时中国驻美国的外务大臣叫梁诚，他也在美国朝野活动，希望能把这笔钱用特殊的方法处理，这个看法也影响了美国的一些人。
1906年，美国伊利诺大学校长詹姆士给当时美国的总统老罗斯福写了封信，信的内容最早披露在一本名为《今日的中国和美国》的书里。这封信里，詹姆士表达的主要意思是中国是一个正在发生变革的国家，如果哪一个国家能够吸引正在变革的中国青年，那么这个国家以后在精神和商业上得到的回报将是巨大的。詹姆士观察到，在1900年前后，中国人大部分到日本或欧洲留学。詹姆士看到这点就向老罗斯福建议，用庚子赔款，让中国往美国派留学生。
1909年，中国外务部和美国就达成了协议，把美国应得的庚子赔款分39年时间退给中国，要求中国每年派100个学生到美国学习，然后再让他们回国服务。有了这笔钱，才有了后来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
过去讲清华大学的历史时，有一个看法，认为这是美国文化侵略的一个产物，学术界现在不使用这个说法了，退还庚款是为了美国人还是为了中国人？我们不好简单评价，但从事实上来说，至少对中国有两大好处：第一，为中国现代化起步初期培养了大量人才；第二，传播了现代文明的理念。清华大学在抗战前在国内已经是名牌大学，在世界上也比较有地位。
为什么拆散清华大学？两种推测
1949年后，清华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家在清华》的作者怀念清华，他们自己成长的时代是上世纪50、60、70年代，在他们笔下，他们比较神往、比较推崇他们的父辈，基本上跟新清华没有什么关系，是1949年前的清华。
清华大学在新中国受到了重创。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清华大学成了一所工科学大学。1949年前，清华大学是严格按照西方大学标准建立的，1928年罗家伦做了校长以后，清华大学就是国立的综合性大学。当时综合性的大学至少要有四个以上的独立学院，如文学院、理学院、工学院、法商学院等，才能叫综合性大学。
为什么1952年院系调整要把清华大学拆开，完全搞成工科大学？现在有两种说法，有一种说法可以找到史料，有一种是推测。可以找到史料的说法是，院系调整主要的动机是向苏联学习，所以学制上要向苏联靠近，再有就是当时中国的工业化要快速启动，中国没有那么多人才，所以要把清华大学的一些系分出去办成大学。
后来还有一种推测，把清华解散的动议，可能是考虑到清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过于集中，清华比较洋派，受美国影响很重。1950年朝鲜战争以后，中国和美国成了仇人，清华是受美国影响的大本营，对新意识形态的建立不太有利。这个推测在逻辑上说不无道理，但现在还找不到文献来支持这个结论。
把完整的综合性大学搞成工科大学，显然是一个退步。
文学：北大开花，清华结果
1952年以后，清华的自由主义传统就慢慢消失了。院系调整时，当时清华大学发展得最好的两个系已经没有了，一个是社会学系，吴文藻、吴景超、陈达、费孝通、史国衡等都是社会学系出来的，还有它的法学系也非常好。
今天大家关注清华大学，更多还是关注它的自由主义传统。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清华有趣的现象很多。比如从文学上来说，好象有一种“北大开花，清华结果”的现象。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清华是最出作家的，比如朱自清、闻一多、汪曾祺、曹禺、钱锺书、王瑶、何其芳、李健吾、卞之琳、冯至等等，九叶诗派有七个是清华的（西南联大）。
王瑶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学术上有一个清华传统，叫做“清华学派”，这个事实提醒我们，观察清华近100年的历史，对以后了解中国的学科历史很有帮助，清华确实是比较好地融合了中西学术传统的典范。
附：
技术专家——我读《家住清华》的一点感受
萧春雷
以前关注的都是文科知识分子的命运，如胡适、陈寅恪、储安平等。《家在清华》是一本回忆工科知识分子的书，他们是第三代清华教授，多为土木、建筑、水利、土壤、机械方面的专家。除了马约翰和梁思成，大多数名字我是第一次听说。
读完很感慨。这些清华教授，中国顶尖的知识分子，他们花了国家的钱去留学，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唯唯诺诺，毫无主见，像是压根儿没有见识过西方一样。
例如林洙写梁思成：“如果有人问我思成在最后的日子里，他最需要的是什么？我只能说他最需要的是什么是‘教育革命’的答案……在他最后也是最痛苦的日子里，他是多么盼望能和他的朋友们、学生们一起讨论教育革命呀，一起讨论‘怎样做建筑领域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普通人这样想无可厚非，但梁思成是见识过资本主义的人呀。
梁启超是晚清乃至民国初年的思想界巨子，道德文章，令人敬仰。他的儿子梁思成却成了一个技术专家，思想侏儒。不知说什么好。
我看清华的这些水利专家、电力专家、建筑专家，既缺乏思想，也没多少人文情怀，与民间最出色的石匠、铁匠、泥水匠差不多。除了手艺，其他方面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尊敬的。事实上，他们是技术专家而非知识分子。
晚报文化沙龙“每月一书”7月主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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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春雷推荐。将于本月最后一个周日晚（27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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