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一结束了。最终，我阴差阳错的选择了文科。我因想学理科而来这个学校，又因理科成绩不理想而转投文科阵营。我还记得初中邻铺兄弟问我为什么会选择现在这所学校，我当时毫不犹豫的说：“XX中学的理科很强！”。现在联系现实不免觉得有些酸楚，有点讽刺。
最终我还是要告别理化，数学也会学得容易些。心中有种释放了积存已久的压抑的爽快，同时也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遗憾。我知道我以后会失去选择原来我非常热爱和向往的专业的机会，也许我以后会很难考上好大学，毕业后会很难找到好工作，但这也是最坏的打算。我相信我能征服自己。虽然文科重点线很高，但我依然能看到今年的市状元有680多分，我想大家都会有这种高分的可能。男子汉只问做不做，不问成不成。
李开复在他的一本书《做最好的自己》里说过：“有勇气改变可以改变的事情，有胸怀接受不可改变的事情，有智慧来分辨两者的不同。”我想包括我的大多数都没有分辨的智慧，要不然也不会有诸多痛苦和挣扎，我不奢求能要求环境能给予我什么，我只希望自己尽力适应环境，我人为改变环境与适应的效果没有本质的区别，做到其中一者就能收获自己的一片天地。
理科始终是离我远去。古时骚人，每遇离别往往会发骚（作诗）。我没有他们那般风流洒脱，也不具备能妙笔生花的巧手，干脆我列出一个年表，把以前关于理科的有趣事，难忘事留存下来，无事时看看也可自娱自乐：
方便面的理科求学路
公元1997年，方便面进入了栗树山小学（俗称“板栗山”小学）。
公元1997－1999年，方便面此时数学成绩很好，但是态度极不认真，长期守着电视机准时看“动画城”和“大风车”，因此作业长期拖欠。只到某天上课被老师当典型反面教材批斗，才不敢偷懒。在假期，爸爸弄了个小黑板和粉笔，自己充当起了我的家教，爸爸不费吹灰之力使我感觉当时没有解不出的应用题，特别时关于桃子、苹果或是香蕉的题目，有时题目里多了一个猴子什么的角色也绝不会让我看题走神。那时候只让我觉得，老爸怎么这么强？
公元1999－2000年，从四年级开始数学就有了奥赛。老师可能觉得大家智利都行，于是就号召大家群起而报之。开始自己对找数字规律和数列比较感兴趣（没想到高一时才学到数列），后来有了三角形、正方形什么的就感觉自己应付不了了。那时是利用中午时间补课，想必记者在中午都不愿冒着大太阳捕捉无聊新闻，我们偷偷补课的事情就一直没有败露。其实当时我很有正义感的，我采取了罢课的方式抗议了这种不科学的行为，不过我的抗议方式更不开学——中午会跑到军分区去借用解放军叔叔的球台打乒乓球。在那段挥汗练球的光辉岁月里，我一度萌发了想去体校的念头。在这期间我遭遇了人生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在一次数奥测试中，我领了个鸭蛋，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打零分，我记得那天我哭了，班上有很多同学望着我，有些同学的眼神似乎比我更难过。
公元2000－2001年，小学六年级是最后一年了。鉴于我把数学学成了模糊数学，爸妈给我请了一个家教，一起上课的还有一个院子里的伙伴。老师为了了解我们的水平发了一张试卷测试，大部分考的是几何。题目规定要求角度，看着一个个三角形，我想都没想，就拿起量角器把角度量了出来，老师对答案时我还据理争辩，我想老师面对我这样的学生只能哭笑不得。虽然我这块毛坯不是太好，但是好的工匠也能变废为宝。在家教老师这学了一年，感觉收效颇佳，我头脑里竟也有了些许解数学题目的巧妙思维。但是命运还是和我开了个玩笑，在六年级那年的数奥竞赛中，我只拿了78分，我问了老师，要80分才能取奖。
公元2001－2005年，好在小学理科只有数学，其他两门我都还学得不错，考初中也考上了所谓的省重点学校，我在这所学校学了三年后，明显的感觉这所学校还是偏文的，这使我在初中阶段又离理科远了一步，只是当时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似乎也不能怪我，那学校安在一个山窝窝里，闷在里面学习，有点不知窗外世界的感觉。初中时，感觉数理化学得不算差，当然初中毕竟是初中，难度不大，当时物理还一度觉得是自己的强项。初中三年数学参加过数次培训和竞赛，但从没获过奖。初三物理奥赛初赛时考的还不错，可到了复赛就明显感觉自己知识的狭小，只弄了个地区三等奖。倒是不怎么喜欢的化学拿了地区二等奖，当时要是能多考那么5、6分，就能拿个一等奖，火候不到，只能怨天尤人。
公元2005－2006年5月，不得已自费上了现在的这所高中，但自己对理科却也燃不起激情，也缺少埋头做题的那种拼劲。无奈理科成绩一直下滑，这导致我每到临考前一晚都会有些失眠。
公元2006年6月27日，我最终选择了文科，我曾经为之挣扎与苦恼的“理”卒于XX中学春苗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