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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1-26 13:39)

——答《环球时报》英文版记者张娱

20141113日电话采访)

 

问:曲阜市政府决定给每个村配一个专职的儒学教师。你怎么看?

答:当地的官员水平不高。为什么说他们水平不高呢?因为他们对当代政府的职责、政府应该怎样管理这个社会没有深刻全面的了解。他们没有想到,治理现代社会的最根本的方法是法治。政府应该只做它该做的事情,有些公民的事情它是不应该干预的。但是官员现在恰恰没搞清楚政府与公民之间的界限。在思想文化方面,公民肯定是会有不同选择的,你不能用一种政府喜欢的文化来教化这些所谓的平民百姓。过去,我们把平民叫做子民,但现在我们称它为公民。对待公民是不能这样做的;我信基督教行不行?信伊斯兰教行不行?为什么不能用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教义教化公民啊?用单一的教义教化民众容易引起民族主义情绪,我认为这是不健康的。现在由政府出面,用儒家的思想教化所有公民,这个似乎有所不妥。

 

问:你认为儒家思想和政治的结合应该用一种怎样的方式才比较理智?

答:我认为不要笼统谈政治,要看从哪个层面谈。假如从制度层面看,儒学没有发言了,我们的制度和儒学完全没有关系了。我们所要建立的民主制度、法治制度跟儒学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因为儒学本身没有这些内容,儒学没有现代政治所需要的基因——自由与民主。

现在好多人在经典中找了一些民主、自由的遗迹,但是这些在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中只是很片断的一部分,并不是制度性的。中国最传统的制度,是按照三纲六纪建构起来的。三纲大家都知道了,所谓的六纪就是六亲,简单来讲就是讲究宗法、讲究血缘关系。打个比方,同样是犯法,侵犯了最亲的亲人和侵犯了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判刑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说中国传统文化(在制度层面),主要就是宗法专制,其他民主、法治都只是片言只语。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到,要继承中国传统的政治智慧。当然,传统的政治智慧里面有些观点和方法是可取的,但这与制度层面的关系不大。

 

问:怎么看待对老百姓教授“孝道”等传统儒学观念?

答:我认为这里面有几个问题。第一,现在所谓的儒学课堂、所谓的儒学教化,它的内容其中一项是伦理,而这方面最主要是讲孝。但伦理教育对现代公民来讲应该有讲究。现代的伦理关系、人际关系的基础是每个公民都是平等的、自由的,也就是陈寅恪先生所表达的: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所以所有传统的伦理道德都应该按照现代的精神重新加以审视和改造。

其中有一些是要根本否定的,比如忠。什么是忠啊?我们过去说忠于某个人,文革的时候说要忠于伟大领袖,伟大领袖说什么都是最高指示,结果很多中国人跟着这些指示,做了很多不应该做的事,整个国家变成一个暴政和暴民专制大舞台。有人会说不是忠于个人,是忠于国家,忠于民族。我认为这个说法也不准确。因为民族利益的界定,在当今世界是比较困难的。那讲忠于国家吧。什么叫忠于国家?是不是凡是国家的代表——政府官员,他所做的事情我们都不能批评?如果这样做的话,就把政府和国家混在一起了。笼统地讲忠于国家的时候,你会不知道自己要捍卫些什么。如果是我,我忠于我的国家,要捍卫我的国家,我就会尖锐的批评某些官员不恰当的行为。但现在很多官员往往利用这个去攻击别人,别人批评他们,人家就是不忠于国家,这个是很错误的。再讲一个事实,军国主义日本就是以忠孝为思想支柱发动侵略战争的。当时他们说要忠于天皇,听天皇的话,结果给人类带来了大灾难。所以,忠是不能随便讲的。

对于其他伦理思想,我们也要用现代的眼光去审视,看看哪一些是可以继承的。比如修身,我认为应该继承,现在就该给官员好好讲讲修身。“一日三省吾身”,传统的观念是让官员好好反省自己,不要做坏事,这对官员来讲是很好的。而对老百姓讲孝道,我认为有它的作用,但要看你怎样讲、讲什么内容。如果用传统的讲法:用“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来教导老百姓,那就麻烦了;而传统蒙学课本《弟子规》里的精神,完全停留在父权社会,这也是绝对不能接受的。所以我们不要笼统讲孝道,如果政府拿老百姓的钱去给老百姓灌输这种不符合现代社会发展、不符合法治的思想,那是极端错误的。

《弟子规》里面很多是违反现代科学常识的。如里面有一句“亲有病,药先尝”,要儿子去尝妈妈的药!乱吃药是要死人的,你给人灌输这种思想,出了问题找谁?另外《弟子规》教导小孩要做一个很听话的人,而且还不能有私有的东西。这可以培养出两种人。一种是乖孩子,就是那些谨小慎微的,很卑微的人,跟现代公民的要求完全不一样。另外一种后果,一旦小孩的个性发扬了,他的个性与这些规矩产生冲突,老师和父母讲的他不愿意听,内心有自己的想法,表面上又不得不按照书里说的做,这部分人就变成了小两面派。现在,儒学课堂上经常得意地说学儒学之后家庭矛盾减少了,小孩礼貌好了。我认为学儒学即使有这样的效果,同时也反映了一个事实——当地的家庭教育和义务教育彻底失败了。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讲礼节、尊重别人、尊重自己,大家平等相处都是父母应该从小教育小孩的,而义务教育阶段应该讲现代社会的礼节、现代人的相处之道。假如这些都不懂,还要另外花纳税人的钱办儒学学堂来教礼节,那就是自打嘴巴。

 

问:那政府为什么还要开展这种课堂呢?

答:第一个就是我刚才讲的,地方官员对现代社会的管理方法,也就是中共中央所说的“现代化的治理方法”不理解。第二个是官员想做出些政绩。第三就是民族主义情结。第四个是利益,通过儒学的传播来赚钱,了解内情的都知道,这是一盘大生意。

 

 

附记:

1,《环球时报》英文版和中文版风格完全不同,所以我乐意接受他们的记者采访。此外,这次采访不是专访,记者采访好些人写成综合报道发表,尚不知道她提及我哪些观点。

2.与曲阜的做法不同,广州市正在给每个社区配置法律顾问。对比鲜明,高下立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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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3-30 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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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 铭记家乡的山•水•人(二)

(本文首发于腾讯·大家)

 

20世纪上半叶,美好的自然环境,没有带给罗岗人富裕的生活。

经济仍然停留在农耕时代。农历258圩日,周围几十里的乡民挑着各种各样的产品来赴圩,满街都是人。

乡民的产品和千年前没有什么差别:猪,牛,鸡,鸭,糕点,米粉,凉粉,竹木器具、各种粮食,还有松香等等。

唯一算得上现代工业的,是远房堂兄袁伟良办的发电兼碾米的工厂。走近罗岗圩就能听到机器的响声。后来,家父俊森也在圩尾办了一间同样的厂。货物主要靠肩挑和独轮手推车(鸡公车)。人到哪里都靠两个脚。善述围号称富裕,十几家人只有两辆自行车。绝大部分村庄则根本没有。坐轿的也一年难见一回。除了猪要两个人扛,柴、粮食、竹子、木材……都靠肩挑。逢圩日,公路上连绵不断的是人肩上绑成的三角架的竹子或杉树。平日,头上绑着水布,肩挑盐箩的江西老表,十来人一队排成单行,步伐明快、整齐,北上罗浮回赣南。汽车主要用于货运,没有专门的客车,货车司机后面有一列“二隔”可以挤上四五个人。公路已经通到罗浮,但到那里的汽车很少。汽车主要往县城方向开,由于路段垄断,罗岗的车通常开到合水,再转车到龙田或兴宁县城。家父就办了一家汽车运输公司,有三四部货车行走罗岗——合水线。

竹木水上放排;车站中堆满一大包一大包的米。在熙熙攘攘的店面中,困苦随处可见。那时家父在街上开了一间南华号杂货铺,卖油盐米醋糕点之类。经常有农民拿着几个铜板,来买一勺即1%升米!当时量米筒最小的是合(十分之一升),伙计只能随手拿一把米放入一个圆锥形的纸角中给他。站在旁边的我,内心为之一缩;这一勺米,煮粥也是很稀啊!他们显然以吃番薯等杂粮为主,白粥、米饭难得一见。

最悲惨的是冻饿而死。本地人没有听说饿死的,乞讨的“叫化”多是外地人。未成年的我,最怕看死尸。可是,冬天早上上学,快到罗岗圩的时候,挨近一处水碓有间浅窄的土地庙,常常见到禾杆草遮盖下有双僵直的脚伸出到路边,我赶快走过,又忍不住回过头去看一眼。据当时住在街上的黎念广同学说,在她家饭店附近的店门口,早上也经常有冻死的尸体。

抗日战争,潮汕沦陷,大量潮汕人逃难到兴宁。公路上不时可以看到成群结队的潮汕人北上,到江西去寻求活路。谁家愿给一两斗大米,他们就把十来岁的小姑娘留下,一步一回头,含泪离去。

与薄弱的经济相匹配是卫生和医疗条件很差。农村喝井水,罗岗圩乃至兴宁县城都是到河里挑水吃,挑回来后倒进缸里,拿起一根底部开个洞放着明矾的竹竿,在水缸里搅几下,让杂质沉淀。

当时农村最流行的疾病是疥疮、痢疾、疟疾、肺结核。那时还没有链霉素,染上后者,几乎必死无疑。我有两个堂哥就死于肺结核。当时整个家族约100人,算是比较富裕的,比例居然高达2%。儿童的死亡率很高,我有两个弟弟夭折,连名字都没有留下。当时有句骂人的话:粪箕撅的!夭折的孩子连棺材都没有,放进粪箕中,拿到山岗上随便找个地方埋了,将粪箕也撅在上面,旁边放着碗筷,让小阴魂找饭吃吧。小孩拉屎拉出一条长长的蛔虫,几乎是人人都有的经历。

街上有几间中药铺,有中医坐堂或出诊。中医穿中装,手上拿着一把折扇,来回都安步当車,显得特别斯文。到我家出诊,开完药方后,蕉青叔送上诊金,他必然摇摇右手,表示不要给啦,左手却接过来,慢慢离去。儿时感到很奇怪,想笑又不敢笑。现在看来,这就是“儒医”范,也是好些儒者的自然风范吧。有两间卖西药的,醒群大药房和耀明药房。老板彭醒群和陈耀明行医兼卖药。他们是另一种派头,头戴当时流行的“通帽”(越南至今仍挺时髦),脚蹬自行车,行动迅速。开得最多的药是阿司匹林和大健皇(奎宁丸)。给孩子印象最深的是“鹧鸪菜”(驱蛔灵),味道不错。此外,民间也施药。我祖母的痢疾药就很有名,周围几十里都有人来要。据蕉美满姑回忆,她经常随祖母入山采药;主药是五指草,配上蘿网藤、乌脚魯箕、凤尾草;晒干后,磨成粉,按一般煎中药的方法煎食。祖母的储藏室中有两个很大的缸,下放石灰,一个上面放着一包包的药,另一个放着令我们嘴馋的糖果等食物,都用缸盖盖好,可以保存很久。

罗岗墟上一间旧祠堂里有家政府办的卫生院,唯一印象是他们的护士到二中(罗岗中学)给我们打过一次防疫针。

最旺的要算卖布兼缝衣的布匹店,其中铺面最宽的是维新社。做件新衣服,对哪一家都是大事。妇女们经常的劳作是一针一针纳鞋底,做布鞋。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海、广州等地出产的胶鞋才在鹏兴隆等商铺中出售。有两处卖鸦片的,门口贴着“谈话处”几个大字,透过门帘的缝隙,可以看到里面躺着吸鸦片的人。还有分散在农村各处卖鸦片的。蕉坑村公路旁的玉树山房的裕牯,就卖凉粉兼卖鸦片。抽大烟的人比例很低,整条蕉坑村不下四五百人,恐怕连1%都不到。赌博、卖淫亦稀少。没有公开的赌馆、妓馆,偷偷摸摸干的,都被人指摘。同班一位姓巫的同学,据说他妈妈卖淫,同学们老笑他背钱袋的,气得他说要打人,但没一次敢打。我一个过继来给早逝的伯父传宗接代的哥哥,因为染上赌博恶习,屡教不改,被我父亲赶出了家门,不知所终。

60多年过去了,家乡依然停留在农耕时代。2010年,罗岗镇71853人,非农业人口仅5128人。不过,农业人口真正留在家乡的不多,到外地打工或经商的估计有一半。这一年财政收入512万。镇上的干部,每月工资两千多。

 

2013329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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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3-30 0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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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 铭记家乡的山·水·人(一)

(本文首发于腾讯·大家)

 

中国社会百年大变,处处、人人都留下变迁的印记。近年与故乡接触较多,心弦一再被触动:这不就是中国变迁的侧影吗?发愿记下,又深感动手晚了,先辈一一离去,许多情况难于弄清了。亡羊补牢,随手记下若干鳞爪,为家乡的过去留下几片枝叶。疏漏之处,留待异日修改补充。

离乡别井65年了。家乡不但给了我永世不变的乡音,也留下一些无法磨灭的记忆。

我1931年末来到世间。按照当时的称谓,出生地是广东省兴梅专区兴宁县罗岗区。那时,汕头和周边各县大部分被日军占领,兴宁成了粤东的政治经济中心。兴梅专员公署设在这里,管辖兴宁、梅县、平远、蕉岭、五华等县。经济畸形繁荣,与韶关和江西来往频繁,纸醉金迷,商业很发达;纺织和酿酒、造纸、制笔墨等手工业也颇为兴盛。它又是军事中心,抵抗日本侵略者的闽粤赣边区司令部就设在兴宁县城郊神光山下。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治挂帅,兴宁和梅县的地位倒过来了。叶帅的故乡是梅县,梅县就跑到前面去了。即使在梅县,原来公认梅州中学比东山中学办得好,但东中是叶帅的母校,各方大力扶持,自然把梅中抛在后面。地区招牌变换几次,现在叫梅州市,兴宁归其管辖。兴宁长期叫县,几年前也改称市。罗岗则过去叫区,现在叫镇。政治变幻改不了百姓的习惯,依然称为兴宁罗岗。

罗岗是兴宁北部的山区,隔几十里地,就是江西南边的寻乌。

以我家所在的蕉坑村来说,它在区政府所在地罗岗圩旁边,但开门见山,举目是山。山,永远是那么翠绿。笔直高大的杉树,无边无际的松涛,漫山遍野的鲁箕,还有一片一片的油茶、柚子和杜鹃。坐在家里就能听到雉鸡飞鸣;要是正在念高中的蕉村叔在家,往往立即拿起猎枪赶去,我则跟在后面去捡猎物。从大人口中常常听见哪里有老虎、豹子露面;后生们不时上山打野猪、黄猄,常常可以吃到他们的战利品。有一年我还看过一帮人在罗岗圩尾河旁劏老虎,腥味四溢,而人们久久不愿离去,围观这难得一见的盛事。家乡人相信戴上颈圈,鬼神摄不走孩子的灵魂。我小时候有一个银颈圈,上面挂着各有寓意的小物件,其中就有一颗虎牙。

这些动物经常出没的地方意味着什么?山林茂密!蕉坑村有一个地方叫崩岗湾里,显然是山体滑坡的遗痕,我记事时,那里已长满密密麻麻高大的松树、杉树,遍地鲁箕。各间围龙屋或四角楼后面肯定有一片或大或小的风水林。动风水树,神人共愤,没有人敢轻易尝试。当时没有听说过环境保护四个字,实际上人人注意保护环境,难怪家乡如此优美。

最迷人的是水!弯弯曲曲的罗岗河,十多二十米的河面,两岸是连绵的翠竹、芦苇和赤孽花。水车、水碓、陂头点缀其间。蕉坑村前面的罗岗河有两条水陂(水坝),最大的是柳树陂。水陂是用松树为骨干,再用鲁箕草和砂石塞住空隙。松树不怕水,越浸越硬、这样的水坝容易修筑,却不易冲垮。陂头上弯弯曲曲的河道既宽又深,实际是颇具规模的水库。附近的农田因此可以自流灌溉,收成很稳定。只有大旱年景,才用得着脚踏或手摇的水车。陂头的小瀑布下是小水潭,夏天放学后,孩子们都到那边去玩水,一片欢声笑语。

白天,不时有木排、竹排越过陂头,顺流直下,可以到达兴宁县城。罗岗圩屹立在河边,一边是街道,另一边是竖满杉树、绿竹的约十间做竹木生意的树园。每间周边是木片钉出来的樊篱,与河边的柳树相映成趣。

粗壮的麻石嵌出来的坝尾桥,有个突出的桥墩,我喜爱坐在那里发呆,仰望蓝天远山,俯观清流激浪。去白水寨外婆家,或者学校带我们到到雷公岬远足,都可以看到飞流直下的瀑布。此外,去深不见底的柳树陂钓鱼,运气好可以钓到一斤左右的大鱼;有时背着小鱼篓跟着蕉村叔去河里打渔,背回来一两斤鱼并非难事。

家乡是广东省认定的著名古村落之一。先祖父述初公营建善述围是这条古村落的核心建筑。人们谈起客家人的建筑,以为代表作就是围龙屋,其实有另一类型叫四角楼,善述围则是其代表作。灰塑,壁画,刻在石柱上的对联,印象中不比山西阎锡山的故居差。在中门的石柱上刻着两句古诗:“青山不墨千秋画,绿水无弦万古琴”,正是罗岗美景贴切的写照!

农村居民喝的是井水,但圩上居民就在河里挑水喝。倒进缸里后,用尾端挖了一个洞,内藏明矾的竹筒搅几下,让泥沙沉淀。

罗岗的水,也有为祸的时候。1945年夏天吧,大雨加上上游的洪水冲来,大片农田被淹,水浸罗岗圩,好些店铺倒塌,黎汉雄开的罗岗大饭店就倒塌了。最惨的是河边的树园,竹木漂走,房屋夷平;坝尾桥旁第一家树园老板张官麟被水冲走,尸体被冲到下游十几里处。凹下的公路桥被冲毁,多年无法修复。

1991年,阔别44年后第一次回乡,蕉坑村一带的罗岗河成了小溪,罗岗圩旁边的河面漂浮着各色垃圾,几乎成为臭水沟!长排岗上的杉树只有碗口大小。处处都记下历史的深沉和艰辛。

什么时候柳树陂消失,罗岗河成了小溪?集体化后几经折腾,各地林木遭殃,水流慢慢减少,木排、竹排消失。20世纪70年代农业学大寨,官员提出要“去弯取直”,增加耕地,改善灌溉。用心良好,辛劳苦干,增加了十多亩耕地,改变了原有生态,罗岗河成了一条小溪,估计几十年内都无法恢复原来的宽广、幽美的状态了。不能怪那些组织“会战”的农村干部,在计划经济笼罩下,他们肩负保障农民生活的重任,当时高官尚且不知环境保护为何物,何况日夜奋战在基层的干部!他们真心相信集体化——公社化——学大寨是康庄大道,有谁知道后果如此严重!

至于长排岗上的树木,二十多年来,我多次回乡看到,总是那么稀疏,好像永远长不大。我好奇地询问,承亲友们告知:尽管山地的产权划分到户了,但每户只有一亩左右,那棵树长到差不多了,老是被人偷去,大家就懒得经营了。记得文革期间在干校,奉命帮助周边生产队,也累见好端端的树,没几天准被人斩掉,只剩下树根。集体财产,不要白不要,不是你偷就是我斩!没想到几十年后,流风余韵依然难于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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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分类: 札记

 

一场追寻历史真相的热潮,正在中国大地蔓延。这个令人欣慰的浪潮,出自人的求真本能,也是对清末民初以来政治家或政客以历史为刍狗的反抗。

中国文化有一个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的传统:“疾虚妄”!

倡导者是两千年前的王充。面对独尊儒学和谶纬迷信风行,他大声疾呼:“今失实之事多,华虚之语众,指实定宜,辩争之言,安得约径?”(《论衡·自纪篇》)“案圣贤之言,上下多相违;其文,前后多相伐者。”“追难孔子,何伤于义?”“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论衡·问孔篇》)深思细想,如果没有忘掉这个传统,20世纪的中国人,可以减少多少苦难!

1985年,我的第一部书《中国现代哲学史稿》杀青后有感,信笔写下几句话:“学术与盲信势同冰炭。因此,我的信念是:我只把我看到的历史本来面目写在纸上。”三十多年来,“说真话,说自己的话”是我执着的追求。不知是幸还是不幸,我的学术生涯从此屡有风波相随。

虚妄是人造的。构筑华丽或壮烈的故事,始作俑者往往宣称这就是正义;追随者多半出于思维偏激,某些人则渴望从中分一杯羹。从学术文化层面看,谎言是渣滓,最终会变为社会发展的绊脚石。把谎言奉若神明,不过是社会病态的表征。

人,总有一点热血吧!面对虚妄,沉默还是道破?说穿了,有人会暴跳如雷,通常还有阴招伺候。可是,没有对固有结论的挑战,人云亦云,倒来倒去就是那几句,个人自然安逸,学术和思想文化的发展就全部付诸东流了!不说,社会责任感安在?内心如何安宁?

嘴巴总要吃饭、说话,意见纷纭是常态,虚妄也是多元中的一元,各种观点的纠缠无可避免。制造虚幻与求真的缠斗不可能止息。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进入21世纪,虚妄的破灭在加速,各界泰然接受,没有激起旋风、巨浪。多年来,笔者参与了戳穿泡沫的过程,有时招致始料不及的反应。不过,不管潮涨潮落,我的心情都特别宁静。说的是陈年旧事,结论有根有据;没有亵渎自己的良知,维护的是自己的尊严;追求的是迟来的中国梦:人人可以自由说话、自在生活,以文明和蓬勃创新的高大身影赢得举世尊重的一流大国。任何纠葛都妨碍不了按时漫步校园、伏案工作和呼呼大睡!

应该特别说明,书中涉及的具体人,都与笔者没有任何私人恩怨。他们不幸成了某种观点或思潮的俘虏。彼此的分歧,说到底是不同思潮不可避免的论辩。观念变革是社会变迁的先导或侧影。从更广阔的层面去观察,最近几十年的思想文化冲撞,不过是现代文化与尚未消逝的思潮的缠斗。这部小书收集的文章,是这个尚未止息的过程的侧影。是耶,非耶?留待历史和读者去审判吧!

 

2012年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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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7-27 1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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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分类: 札记

袁 征(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这个学期上课,花了四个礼拜讲《论语》。一个研究生问,课程的参考资料为什么里没有于丹的书。我老老实实地回答,因为那些书错得太离谱。

    《于丹<论语>心得》是她谈《论语》的第一本书。全书的头一句是:“宋代开国宰相赵普曾经标榜说,自己以半部《论语》治天下。”这真是一开口就错。宋朝的开国宰相是范质、王溥和魏仁浦。赵普是建国4年以后才当上宰相的。

    至于于丹对《论语》的解释,那错得更多。随便举个例子。《于丹<论语>感悟》写道:“孔子说,忠恕之道,一以贯之。对己对人,都应该是这样。我们想,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心都不能宽容的话,那何谈宽容别人呢?”按于丹的讲法,孔子是个大大咧咧、散漫随意的老头,主张对别人宽,对自己也要宽。不过就在几页之前,于丹引用了孔子的两句话,认为人们对别人要求要宽,但对自己要求要严,犯了错误要自责,不能宽容自己:“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见其过而内自讼”。于丹的话跟孔子的主张势不两立。这是怎么回事?

    孔子的确提倡“恕”,不过他明确说,“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勿施于人”四个字清清楚楚地表明,“恕”是对别人的态度,而不是宽容自己。要是孔子主张宽容自己,他老人家就会说“勿施于己”了。

    朱熹在解释孔子的忠恕思想时说:“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那就是说,“忠”是绝不原谅自己,做事竭尽自己的全部力量;“恕”是把自己的愿望推及别人,不让别人经受自己不愿经受的事情。忠是严格地要求自己,恕是宽厚地对待别人。孔子是个严肃认真的人。于丹的书引用了朱熹的讲法,而且明确说:“朱熹对‘忠恕’两个字解释得非常好”。既然如此,她干嘛还讲出完全违反孔子意见的话?

    有人说因为于丹缺少知识。我不赞成。孔子曾经自称“不知老之将至”。于丹把这句话译为“不知道我的生命已经垂垂老矣。”但是,“老之将至”怎么会是“已经垂垂老矣”呢?连小孩子都知道“将”和“已经”的意思很不相同。“妈咪将会给我一个芭比娃娃”肯定不是“妈咪已经给了我一个芭比娃娃。”于丹无论如何不至于连这样的知识都没有。问题应该出在别的地方。

    好长时间以来,我总觉得有一种玩弄权威的风气。有些人讲话写文章,动辄就说儒家思想认为如何如何,或者某某理论认为如何如何。但你翻遍了儒家或某某理论的经典,却根本找不到他们说的如何如何。实际上,那些如何如何是他们自己的主意,所谓儒家思想之类不过是他们鼓吹自己想法的工具。广州话里有“扮鬼吓人”的讲法,大概就是指这类把戏。玩弄权威的人对权威当然不会虔诚。于丹不断地对读者说,孔子多么神圣。但她自己却潇洒得很,高兴说啥就说啥,对孔子的原话毫不在意。

    这样玩弄孔子自然惹来好多不满。于丹回应说:“一些学者站在纯学理的角度,认为我这样解读不通,我完全能理解。......我觉得,那些严谨治学的学者不一定是教传媒的,他们的角度是一种研究的角度,而我的角度是一种普及的角度。”这是一种挺古怪的讲法。有可能一个意见从“研究的角度”看是错误的,从“普及的角度”看却是正确的吗?所谓“普及”,是指用通俗易懂的方法把专业研究的结果传播给普通民众。普及不是不顾“严谨治学”另搞一套。要是一个主张从研究的角度看是胡闹,那么用通俗的办法传播,它还是胡闹。如果科学家的研究发现某种食物有害,传媒却说它延年益寿,这算哪门子的科学普及?

    于丹又解释说,她讲的是自己个人的“心得”、个人的“感悟”:“解读《论语》的角度可以不同”,“千颗心有千种所得,万颗心有万种所得,而我只不过是其中的一心之得。”的确,对于同一件事情,不同的人往往有不同的感觉。但不是每一种感觉都正确。例如一个人说他觉得苏东坡的词比柳永的好,另一个人说她觉得柳永的比苏东坡的好。由于艺术爱好和饮食口味纯粹是个人的主观感觉,那两个人的讲法都只是说有这样一个事实:说话的人有某种感觉。要是咱们能证明这个事实,证明他们确实有那样的感觉,那么,尽管两种讲法针锋相对,它们都是正确的。

    不过好多关于感觉的讲法不是那么简单。如果于丹说她觉得赵普是宋朝的开国宰相,这个讲法就牵涉两个事实:首先,她是不是真的有那样的感觉。另外,更要紧的是,赵普是否宋朝的开国宰相。即使她说的感觉确有其事,那句话还是不符合第二个事实,所以是错的。

    对于一个事物,符合事实的认识是真理,不符合事实的讲法是谬误。千个人有千种感觉,可能有些感觉准确,有些感觉离谱。万颗心有万种所得,可能有些感悟高明,有些感悟荒唐。孔子不赞成宽容自己,这是历史事实。不管于丹有什么心得,有什么感悟,不管她是做研究还是搞传媒,她的讲法违反了这个事实,所以是一定是错误的。

    我绝不反对于丹推崇孔子。但推崇孔子就该真心尊重孔子。要是孔子主张男女平等,随便说他轻视妇女是不尊重孔子。要是孔子轻视妇女,硬说孔子为男女平等奋斗也是不尊重孔子。不管咱们赞成不赞成,孔子的主张就是孔子的主张,随意篡改就是蔑视古人。如果有人把孔子做成一个木偶,威风凛凛,又面带伟人谦虚的微笑;那人躲在幕后,自己爱讲什么就讲什么,却让偶像的嘴巴一张一合,叫别人相信那些高论都是圣人之言,那么,凡是知道底细的,都会说这是大不敬。

    毫无疑问,在现代文明国家,大不敬属于法律保护的言论自由。于丹可以继续随心所欲地讲《论语》。当然,其他公民也有权利跟她抬杠。至于我自己,当教师多少得照顾教学质量,所以没敢把于丹的书列进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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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分类: 论述

辛亥革命百年之际,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辛亥革命究竟给中国人带来了什么?它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发生的,回望和梳理当时的历史细节,也许能更清楚地看到历史的必然性。

还原历史的本真,让历史的挫折转化为历史智慧,成了史家义不容辞的任务。这就是今天还要耗费气力洗刷油彩、剥落脂粉,直书成败得失的意义所在。

 

从剪辫子这件事说起

 

辫子是大清帝国臣民的标志。难看,不方便,不卫生。人们很容易以为辛亥革命后剪辫子才合法。错了!浙江宁波出生的龚祥瑞教授的自传《盲人奥里翁》中记载:“辛亥革命那一年,在我出生的那一天(旧历六月初八),父亲头上留了四十多年的辫子竟被守城门的乡勇给剪去了”。六月初八即新历7月3日,武昌起义前三个多月,一个普通城市居民的辫子被强迫剪掉。这是不是宁波乡勇自作主张胡作非为呢?不是,这是朝廷允许、大臣带头推广的。

1911年1月3日香港《华字日报》登载多条来自北京的电讯:1月1日的北京电:“资政院奏请剪发。奉旨刻下仍遵前旨。”也就是说,不准剪发。可是,同一天的电讯又说:“陆军部决于明年正朔(正月初一,即1911年1月30日),各员皆剪发穿军服进署。”呵呵,练兵,打仗,拖条辫子多不方便!进入20世纪以后,新军和军官学堂学生剪辫子已慢慢成风。到了辛亥年,连陆军领导机关的军官们也不愿再忍耐,要自行其是,把辫子废掉了。

出乎意料,第二天情况大变。

1月2日的北京专电说:“庆王(首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奏请降旨严禁剪发。摄政王谓各界风气所趋,任人自由。”同日上海电:“上海慎食卫生会组织华服剪发会会长伍廷芳及会员一百五十人定十五日在张园剪发。”

这些电讯说明,即使小小的改革统治阶层内部亦有分歧。归根到底,改革成败取决于内容是否合理,大众是否认同,两者缺一不可。两个条件齐备,即使遭掌权者粗暴镇压,终有一天会实现。

带头剪发的伍廷芳(1842-1922)是晚清官居二品的大员,1910年初,驻美公使任满回国后寓居上海。这一年9月,他上书清廷指出:“内地居民,除官绅外,凡学生、士子、工、贾、商、农,其因求起居利便而剪去长发,所在皆有”,要求顺应民情,任官民剪去辫子。[1]中国外交官、留学生拖条辫子,早就成为各国人民耻笑的对象,没有几个人愿意留着这个奇特的标记。伍廷芳更带头搞行为艺术,决定1911年1月15日在上海张园开剪辫子大会,有报道说,实际剪辫子的人数远远不止150人!没有民众认同,伍廷芳不敢鲁莽行事。

半年后,此风吹到宁波,龚祥瑞父亲的辫子就保不住了。

一叶知秋。这就是大清帝国改革的缩影。形势比人强!有些改革,在民众压力下,尽管领导层不那么情愿,也只好“风气所趋,任人自由。” 这一点是观察晚晴情势的重要视角。

 

爆发革命的历史必然

 

辛亥革命发生有其历史必然性,它是在清帝国新政改革高潮中爆发的,如果从清王朝的角度来讲,至少五个因素汇合,促成了这一历史事件。

其一.满族是少数民族,清王朝没有及时彻底解决民族不平等带来的矛盾。但这不是主要原因。满族入关后迅速儒化,赢得多数汉族知识阶层认同;直至大清帝国覆没,许多汉族士绅仍摆脱不了忠君思想的束缚。

其二,最主要的原因是政治制度改革当断不断。从1906年宣示预备立宪开始,走文明国家共同的三权分立的君主立宪之路,已是无可抗拒的趋势。1910年1月至1911年初,各省咨议局联合会连同各省商会、教育会及其他绅民代表一连四次发动速开国会的请愿运动。1910年9、10月间,各省督抚纷纷电请先设内阁以立主脑,开国会以定人心;各地学生接连罢课;资政院也通过决议上奏,请速开国会。这些情况表明,经过近十年改革实践,民众、士绅和各级官吏的认识渐趋一致,政治制度改革迈大步的时机已经到了。可是,清政府虽然把原定九年的预备立宪年限缩短为五年,仍然扭捏作态,不肯在1911年年立即召开国会,坚持拖到1913年。1911年5月说是组织责任内阁,却弄出一个不伦不类的皇族内阁。改革时机,稍纵即逝。当断不断,并且一再激怒各种社会力量,通过体制内改革整合社会的机会白白流失了。

其三,无力制止贪污。清帝国同中国历代王朝一样,也有纠举和监督官吏乃至最高统治者的机构;历代皇帝都说要反贪污,但成效不彰。原因是:有些行贿受贿活动已成为官场习惯,人人如此,法理和是非界限已经模糊。担负反贪重任的监察系统同样没有逃脱腐化的命运。没有独立的司法和监察系统,它们都不过是行政系统的附属物。最后的裁决权掌握在专制政权的最高统治层特别是皇帝、皇太后或其他专制者手中,当他们本身不干净时,要真正反贪无异缘木求鱼。社会生活没有民主化,民众维护自己权益的现代公民意识没有形成,也没有形成强有力的独立的新闻舆论监督。

其四,重蹈国有经济的死胡同。清帝国覆没的直接导火线是1911年5月九日开始强制推行铁路干线国有政策。这一措施犯了双重错误:

一是直接侵犯广大民众的权益,触发众怒。收回铁路利权,不是一般商业行为,而是经济利益和捍卫主权的政治行为相结合的群众运动。有的路权(如川汉、粤汉)是历尽艰辛,才从外国人手中争回来的。1903年12月清政府颁布《铁路简明章程》,改变铁路只准官办或外国人办的状况。“在1903-1907年的5年间,全国有15个省份先后创设了18个铁路公司。”其中13个商办,4个官商合办或官督商办,坚持官办的只有1个。有的股金是按亩收取的,群众性很强。公司和筑路权都曾依法办理有关手续。清政府收归国有,既违法,又与民众对立。加上政府手中没钱,打算借外债来办,更引发强烈的民族情绪。火山因此喷发。

二是重蹈洋务运动覆辙。将筑路权收归国有的唯一藉口是这些公司管理混乱,筑路进展缓慢,成效很差。这符合事实。它体现了中国企业家成长缓慢,法治不健全的现实。政府要有所作为,只能从加强法治入手,引导股东们通过法定程序,自行整顿,推动企业家更快成长,走向健康发展之路。市场,也只有市场,才能教会人们怎样经营自己的企业。越俎代庖已属违法;收归国有,忘记洋务运动在官办经济的死胡同中打转,碰得头破血流的教训,完全是往后倒退的行为。

其五,没有妥善对待民众的请愿,错误地出动武力镇压。1911年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以开会为名诱骗保路同志会和四川谘议局的领导人到总督府,立即“手缚绳,刃指胸” 把他们一一逮捕。成都市民闻讯后,“各街民众来乞释者,由午而暮、而午夜,虽枪毙三十二人,不稍退却。”(督院内死二十六人,各街死六人)[2]

这些市民是头顶光绪皇帝的牌位,手无寸铁,向四川总督赵尔丰请求释放代表的。这样的和平请愿竟不能见容于凶残成性的赵尔丰,居然下令开枪,让鲜血染红了督署和成都街头。

当天,赵尔丰致电内阁,竟然把事情说成是匪徒数千放火和进攻督署,他“饬令兵队开枪抵拒,伤毙前锋十数人”。清政府于第二天回电:

“如得有狂悖不法确据,实系形同叛逆,无论是否职官,即将首要大犯,即行正法,并妥速解散胁从,毋任蔓延为患。”[3]

7000万四川人忍无可忍,拿起刀枪反抗了;以会党——袍哥为骨干组成“同志军”,到处摆开战场。一个月后,武昌起义;大清帝国坍塌了。

清末有过十多次武装起义,大都是少数人的军事冒险或投机行为。最后一次是武昌起义,由于上述五大错误,清政府自己把自己打倒了。

 

 经济上的变与不变

 

辛亥革命爆发对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影响不大,甲午战争后,市场经济制度正在生长。袁世请出张謇、周学熙等内行主管经济。为鼓励制造业和加工业各民营公司,由政府出资建立保息制度。投资第一年开始,即可获得四至六厘股息。第六年起才按保息金的二十四分之一,分年摊还。开办厂矿的手续简化;采矿税从原来25%降至10-15‰,从而促进了矿山开采。到处设卡,征收厘金是晚清留下的弊政,袁世凯政府没有彻底废除,但对颇为大宗的土布免征厘金,亦不失为做了一件好事。

此外,依靠各地商会,充分听取工商业家意见,制定了有关经济法令八十多件,完善了市场机制,推进了清末新政的未竟事业。例如,纠正清政府混淆垄断与专利的错误,取消创办企业动辄给予专营权若干年的规定,专利只给予真正的发明创新,从而促进了自由竞争。

不过,这些都是局部性的改善,即使没有革命,清政府也是可以做到的;当时经济持续发展的局面不会改变。

当时剧变的是财政接近崩溃;主要原因是军费大增。原有军费没有减少,而各地大量涌现“革命军”,其中除少量新军外,大都是帮会武装和绿林好汉组成的“民军”。这类武装,仅广东一省就有14万。原有军队没有减少,“民军”的维持和遣散都需要大笔资金。

当时“南北两方军饷每月七百万两”,而库存不足九万!“存亡呼吸,间不容发。”1912年全国有军队109万人,月饷达694万两,这年96万陆军仅军饷一项开支达11275万余元。”1913年军费为17270余万元,1914年才下降为14240万元。如此严重的财政危机,经过周学熙、张謇等人两年努力,借外债、内债,整理和健全财政税收制度,整顿金融秩序,收回各地乱发的纸币(如广东),统一铸造银币(袁大头),至民国三四年间(1914、1915)才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约计每年可余二千万”。

 

 制度巨变的得与失

 

辛亥革命带来的最大变化是政治体制一举实现了共和制。没有辛亥革命,有可能实现这个政治制度的飞跃吗?通常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有的人甚至认为,清末新政的政治体系改革——预备立宪本来就是假的。

政治措施,主要看实际效果,不必过分注意动机。为追求私利而造福社会的历史事件比比皆是。以清末的预备立宪来说,清廷当然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江山,但客观上却做了几件影响历史的大事。

1905年废除科举,让中国青少年的知识结构大飞跃,新学堂,新教材,西方现代知识因此大量引进,改变了中国传统文化结构。

以夷变夏,废除酷刑,引进大陆法系,取代传统的中华法系,并迈开了行政权、司法权分立和司法独立的第一步。

在政治制度建设上,也有一些的实绩。

其一,由官方出面,推行宪政教育,是近代中国空前的重要举措。

其二,正在稳步推行三权分立的地方自治政制。1908年8月27日清政府发布“上谕”,决定1916年实行宪政,立即开始筹备,并列举每一年要完成的工作和负责办理的机关。这个计划从1908年开始,用九年完成政治体制的大变革,进度不慢,而且一些主要项目也兑现了。例如,1909年各省选出省议会的预备机构——谘议局,1910年成立国会预备机构——资政院,都如期开会了。这些中国开天辟地以来首次出现的民选议会性质的机构,一上场就声势不凡,监督施政,提出建议,领导请开国会运动,震动神州。

其三,三权分立的地方自治制度也在稳步推进。在官方默许或提倡、批准下,以东三省保卫公所(1904)、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1905年)、天津自治局(1906年)为代表,前所未有的地方自治制度正在中国大地上生长。它们“以保卫地方人民生命财产及扩充本地方一切利益为宗旨”,管理一般的民事特别是经济纠纷,地方治安,消防,电灯,自来水,道路交通及其他市政设施……即包括除刑事案件和某些税收以外的地方政府的全部职能。它的内部结构则议事会和董事会(执行机构)分开,甚至按三权分立的原则设置。

其他地方也纷纷仿效。例如,1908年2月10日,两江总督端方上奏:“自列强均势,凡政治学家之言,皆曰非立宪无以自存,非地方自治无以植立宪之根本……城乡互异,仍应仿照天津办法,于省会设局,以官力提倡,先谨预备之方,徐为实施之地。”推广袁世凯在天津的办法,先城市,后乡村,逐步推广。1909年1月18日清政府发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把地方自治事宜归纳为8项,权力有所收缩,没有承认地方自治就是当地政权。但是,规定“因本地方习惯,向归绅董办理,素无弊端之各事”亦属自治范围。而实际生活中,好些地方,原有的自治职能没有被剥夺。如果继续下去,全国各地的现代政治制度必然会改正初生期的种种不足,逐步生长和成熟。

角力的焦点在全国性的政治体制。当时,顶层的政治制度设计已经有了。简单地说:皇族要求的有两点:一是皇族和皇帝的百世尊荣。二是皇帝保有最后决定权。在这个前提下,他们愿意实行三权分立的制度。另一分歧是应在1911年还是1913年实行宪政。朝野改革派和保守派在博弈。

1911年5月8日,组织皇族内阁的谕旨下达,意味着在关键时刻,皇族不愿释放权力。而不顾浩大的四次请开国会运动,不能当机立断在1911年开国会,更是政治迟钝,终于触发了辛亥革命,断送了自家性命。

 

 加速了思想观念的变革

 

反思辛亥革命成败应该把它放在近代中国历史发展全局下,弄清它给此后的中国增添了什么。最为重点要的一点就是加速了思想观念的变革。

帝制不存,三纲焉附?三纲是中国中世纪意识形态的核心;尽管要彻底摧毁它,非常艰巨,但辛亥革命后它的合法性成了问题。这是新文化运动能够一呼百应的重要原因,可以说,辛亥革命是新文化运动的真正起点,是中国文化从中世纪的宗法专制意识形态向现代文化转型的新阶段;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先驱持续努力,清末最后十年的新政中,尽管仍有不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保障包括隐私权在内的个人自由已经写入法典。辛亥革命爆发推动这个变革直指过去无法触及的君臣关系;不管是真情还是假意,“军人不得干政”、“法治”、“公理”等新名词,被文武官员背得滚瓜烂熟;如此等等都体现着思想观念在变迁。可惜,这些变革很不彻底,没有在制度层面巩固下来。

中国传统文化所说的纪纲,包含法制和伦常两个方面。袁世凯认为民国建立后,问题出在下民不懂纪纲。这表明在政治层面,他向往的仍然是传统的统治关系;根本不懂现代国家必须实行法治,其要义首先在限制政府权力,使之依法运作,保障公民的权利(自由)不受侵犯。而在道德层面,政府不应也无权干预。

专制与法治是势不两立的,而没有法治现代市场经济不可能长期、健康发展。自由、民主的现代社会制度能否建立,有两个重要条件:一是民间社会比较发达,并有比较强大的大众传媒,能监督和牵制政府,使政府官员不敢为所欲为。二是通过各种途径"开官智",让他们的认识达到必要的高度。先看看官员的状况。清末民初那些身居高位号称开明的官员,大都没有受过系统的现代教育,是通过挫败,逐步积累经验而提高的。这类人的特点是对现代社会的认识很不全面,其知识基础仍然是中国传统文化。而官智未开,摆脱不了传统文化的羁绊,是袁世凯之流专制统治、做皇帝的思想基础。更深一层看,无非是整个社会的文化更新滞后,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其运行机制的常识,仍是部分精英的认识;从而政客们以民族性对抗现代性的说教,还能获得不少人认同。

辛亥革命留给后人最重要的历史教训有很多,其中最不应忘记的是两条:第一条是不要对开明专制抱不切实际的幻想。辛亥革命后,海内外不少人把维护中国统一和稳定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梁启超也处心积虑想把袁世凯往开明专制的路上引。从制度层面界定,民主与专制无法混同;开明专制的实质是专制。不能以有没有会议制度作为是否开明的标志。其实,任何强者都有弱点,独断独行,没有制度约束,特别是失去反对力量的监督和制约,任何个人或团体总有一天要出错;这就是开明专制的危险所在。辛亥革命的失败恰恰是传统包袱太重,而健全的文化更新体制尚未建立。

 

2011年9月9日星期五定稿

2011年10月11日星期二刊登于《深圳特区报》D1版,题目被改为《辛亥革命的历史巨变与得失》


 

[1] 《伍廷芳集》第360页,中华书局1993年北京版。

[2] 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四册第335-336页。

[3] 《宣统政纪》卷之五十九,文海影印本第10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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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与秋风先生商榷

 

一 儒家的惆怅

 

&#9675; 儒家或许也想限制绝对权力,但可惜徒劳。秦汉以后的总体走向,是由集权而专制,由专制而独裁。

 

我一向认为,学术论争,求同比存异更重要,也更难。因为“各自表述”的前提,总得是“某种共识”,否则便是“鸡同鸭讲”。幸运的是,我在秋风先生《儒家一直都想限制绝对权力》(2011630日《南方周末》)那里,找到了讨论的基础,并愿意就此展开。

首先,我同意“儒家反对绝对权力”。因为一旦“绝对”,便不“中庸”,故此说应可成立。但要补充两点。一,儒家并不限制权力,只限制“绝对权力”。二,就连这,也是一厢情愿,甚至得不偿失、南辕北辙。秦汉以后历史的总体走向,是皇权的不断加强。最后,终于由集权而专制,由专制而独裁。

且看史实。西汉初年,倒不专制。中央既未过度集权,皇帝亦难乾纲独断。军国大事,例由三公会议,皇帝批准。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是实际上的执政者,皇帝不过“橡皮图章”。但这样一种制度和局面,很快被武帝破坏(详后)。此后,历朝历代之所谓“有为之君”,都继承汉武,既收地方之权集于中央,复收中央之权集于皇帝,而且愈演愈烈。

就说皇权与相权。汉代宰相是“领袖制”,唐代就改成了“委员制”(钱穆先生语)。中央政府只有“国务委员”,没有“国务总理”。这显然是为了削弱相权,加强皇权。但唐代“国务会议”(政事堂)的决议,却是定稿,叫“熟拟”。皇帝只能在上面画圈,叫“印画”。而且,皇帝同意的事情,宰相也可以驳回,叫“涂归”。也就是说,唐代的宰相,虽然地位低于汉代,却好歹还有决策权和否决权,皇帝反倒只有同意权。

这就多少还有点秋风先生所谓“君臣共治”的意思。但是到宋代,决策权和否决权,就都归皇帝了。宰相上朝,也只能站着,不再能“坐而论道”。到明清两代,宰相制度干脆被废除。皇帝一人,以国家元首之身份而兼政府首脑,直接领导政府各部门(六部)。被俗称为“宰相”的“内阁学士”(明代)和“军机大臣”(清代),其实不过皇帝的“政治秘书”。应运而生的,则是明代的“特务组织”(厂卫),清代的“暗箱操作”(密折)。前者的黑暗,后者的专横,想必大家都耳熟能详。

至此,帝国的统治,已是不折不扣的“一人政治”和“专制独裁”。所谓“君臣共治”,恐怕早就化为梦呓。毫无疑问,确如秋风先生所言,在这个过程中,儒家当中那些“有识之士”(不是所有儒生),未尝不曾“试图对皇权予以控制和约束”,也未尝不曾与之“发生分歧乃至激烈冲突”。然而结果如何呢?事与愿违,徒唤奈何!

这是儒家的惆怅,也是我们的惆怅。

 

二 莫把狸猫当太子

 

&#9675; 作为“皇权主义者”,汉武帝和董仲舒根本不可能搞“宪政革命”。所谓“共治”,其实无非“参股”,而且儒家的“股权”也没有保障。

 

问题是何以如此。

有直接原因,也有根本原因。直接原因,在于秋风先生十分看好的那位汉武帝,恰恰是个“强权主义者”,也是“皇权主义者”。正是他,破坏制度,在宫廷之内另设政府,由大司马主持工作(西汉称“领尚书事”,东汉称“录尚书事”),叫“内朝”,也叫“中朝”。宰相(三公)主持的政府(公府),则叫“外朝”。这就等于是“一个国家,两个政府”,岂非胡闹?更重要的是,内朝权倾中外,外朝形同虚设,实际上是汉武帝的“小朝廷”,取代了国家的“大朝廷”。目的,则是要集中央之权于皇帝,以便大权独揽、乾纲独断。后世之“由集权而专制,由专制而独裁”,即从此开始。这样一个人,怎么会喜欢“宪政”?

汉武帝不是“宪政主义者”,董仲舒也不是。就连他的“儒家身份”,我看也可疑。比方说,孔子至少不反对民间可以有思想,他自己就是民间思想家。而且,按照秋风先生对“攻乎异端”的解释,则他老人家还应该主张思想和言论的自由。然而董仲舒,却明确反对“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异不同”,主张将所谓“邪辟之说”消灭干净,用国家意识形态一统天下(《汉书·董仲舒传》)。请问,这跟法家的“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韩非子·说疑》),有什么两样?董仲舒这样说,他还是儒家吗?如果是,则儒家霸道;如果不是,则董某非儒。

其实,董仲舒跟法家一样,也是主张中央集权的。而且在他看来,天下既然一统,则舆论也该一律。统一的帝国,必须有统一的思想。只不过,得是儒家思想才行。这才有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才有后来的“文字狱”。请问,这是宪政,还是专政?不要跟我说儒学多好多对,这跟它好不好对不对没关系。再好的思想,也不能独尊啊!

显然,汉武帝和董仲舒,根本就不可能搞什么“宪政主义革命”,而只可能进行政治交易——后者利用思想文化资源,为大一统政权的合法性加注,为帝国元首的至尊地位背书;前者则利用手中掌握的公权力,替儒家消灭异己摆平江湖。一个得以独尊,一个得以至尊;一个可以垄断学术,一个可以把玩天下,自然不难成交。

是的,董仲舒做交易时,也夹带了“私货”,这就是“为帝王师”。为此,他当然要强调皇帝作为“天子”,必须服从“天意”,然后把“天意”的解释权捏在自己手里,捏在儒家手里。这无疑也有积极作用。比方说,后世那些“真儒”,可以借此机会推行“仁民爱物”的主张。某些开明的君主,也会部分采纳儒生的建议,或放宽政策,或减缓聚敛。这虽非儒家理想中的“仁政”,却好歹要比“苛政”或“暴政”好。

但必须指出,这不能叫“革命”,更谈不上“对秦制发动了一次根本性改造”。因为经济基础没变,上层建筑也没变,只变了意识形态。当然,你可以说这就是革命。只不过,这命早就革过一回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执政党”,不早在汉初就由法家变成了道家吗?你现在又换成儒家,这是革谁的命?秦始皇的,还是汉高祖、窦太后的?

也只能叫“参股”了。参股也不错。包括儒生进入政权机构,肯定利大于弊。可惜,儒家的“股权”却并没有保障。比方说,外戚、宦官、亲贵的势力,就往往不比士人小。话语权也一样。皇帝愿意听你的,你就是“代天立言”;不想听,你就是“妖言惑众”。如果碰上某个“真龙天子”,著有《圣祖圣谕》之类的教材,则他自己就是臣民的“伟大导师”,儒生也就只有“恭聆圣训”的份。这个时候,你还想解释天意,那是要小心脑袋的。

何况儒家要“参股”,先得交“投名状”,那就是负责教育人民臣服于君主,并不断灌输“君贵臣贱,君为臣纲”的观念。董仲舒说得很清楚,他们的主张,是“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可见,屈民,是“屈君”的前提。但,“屈民”易,“屈君”难。等到儒生伙同君主把人民压迫得没有出头之日时,再想来“屈君”,只怕就没有那么便当。要知道,儒生也是“民”。他们在君主面前,难道不也该“屈”?

至于“伸天”云云,那就真是只有“天知道”,虽然样子是要做做的。再说了,强迫人民服从君主的政治,或者以此为前提的政治,能叫“宪政”吗?秋风先生这样大言不惭,难道就一点都不心虚吗?

 

三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9675; 孔夫子想不到,董仲舒做不到,儒家哪来的“宪政主义”?

 

董仲舒未必限政,孔夫子同样也不。倒不是说他反对限政,或主张专制,而是压根儿就想不到这问题。按照秋风先生的说法,孔子之前,是既没有政府,也没有社会的。政府都没有,你限的哪家子政?这两种说法,不自相矛盾吗?

我当然不同意“孔子之前无政府”,但同意孔子之时封建,秦汉以后郡县。这两个,有什么不同?封建是分权制,郡县是集权制。封建时代,天子分权予诸侯,诸侯分权予大夫。郡县时代,地方集权于中央,中央集权于皇帝。集权,才可能有绝对权力。分权,则不可能“绝对”。权力既不绝对,又何须限制?

何况按照秋风先生的观点,封建制从一开始就是“自由和宪政”的。尽管我不同意这个说法,但也认为此时专制尚未发生。既然如此,孔子怎么可能会去“抗衡”,又怎么会冒出限政的念头?难道孔子掐指一算,算出后来会有秦皇汉武?未卜先知啊?

没错,诚如秋风先生所言,孔子生当封建制松动之际,君臣关系已开始变化。问题是,这关系怎么变的,又变成啥样了?就说孔子所在之国吧,是三家大夫(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专了鲁国国君的政,他们的家臣(比如阳货)则专了他们的政。这也叫“君主专制”?对不起,这叫“犯上作乱”,叫“礼坏乐崩”。

正因为礼坏乐崩,才要恢复“君臣父子”的封建秩序。当然,孔子并不主张什么“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相反,在孔子看来,君对臣要有礼,父对子要有爱。但,君仁父慈,绝不等于臣子可以不忠不孝,可以“僭越”。如果像春秋那样,八佾舞于庭,周鼎问于楚,那就“是可忍,孰不可忍”!

因此,孔子要高举“克己复礼”的旗帜,把“正名”看作头等大事和当务之急,坚决反对“陪臣执国命”,反对“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这些话,哪有“以封建制对抗君主专制”的意思?孔子更担忧的,怕不是“君的霸道”,而是“臣的跋扈”吧!

那么,秦汉以前,有没有过集权和集权主义?有,但可惜是在孔子之后。地点,在秦公国;时间,在秦孝公;始作俑者,即为商鞅。商鞅变法的重要内容,就是废领主制,行地主制;废世袭制,行任命制;废封建制,行郡县制。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把原来分散在贵族们手中的权力,集中到国君。这才成就了秦孝公的“霸业”,秦始皇的“帝业”,也才有了要不要限政的问题。这些都是孔子以后的事,他老人家哪里想得到?

孔夫子想不到,董仲舒则做不到。为什么?分权制大势已去,集权制方兴未艾。西汉初年,迫于形势,刘邦不得不折衷调和,采取“一国两制”的方针,在天子直辖地区设郡县,畿辅之外封王侯。这就是郡县与封建并存的“郡国制”。结果,麻烦不小,动乱不断。这才有高祖的“白马之盟”,晁错的“削藩之策”。而且,直到武帝采取“推恩之法”(分封藩王子弟以削其权),才算搞掂。

显然,中央集权这事,汉初统治者“非不欲也,乃不能也”,于是成了留给武帝的“政治遗嘱”,也是他要实现的“宏图大业”。在此形势之下,董仲舒来跟汉武帝谈分权,谈什么“君臣共治”,不是找不自在吗?就算董仲舒敢讲,汉武帝也听不进去。哈哈,你说朕不是天,是“天之子”?那正好说明大汉王朝奉天承运,政权合法,与“限政”何干?限政?老子还正准备从宰相那里“夺权”呢!

众所周知,宪政并不简单的就等于限政。但没有限政,则肯定谈不上宪政。既然限政这事,孔夫子想不到,董仲舒做不到,则儒家的政治理想中,又哪来的“宪政主义”?

呵呵,所谓伊人,恐怕“在水一方”啊!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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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分类: 论述

                           ——圆明园罹劫150周年祭

 

火烧圆明园,150年了!这是中国人心头永远的痛,是人类文明史上的耻辱。痛定思痛,有些事应该刻骨铭心,永志不忘!

 

        英法侵略军:摧残文化的犯罪记录!

 

圆明园被誉为“万园之园”,始建于明代而历经有清以来六代皇帝150多年营造,占地350公顷,拥有中外建筑师精心设计建造的二百多座各式建筑,汇聚了中西文化瑰宝。

不幸,1860年10月,这个文化宝藏被罪恶之手毁灭了!

它被毁于英法侵略军的抢掠和焚烧!1860年10月6日,法国侵略军占领了圆明园,7、8两天,英法两方联手抢掠。看看当时在场的法军翻译官的记录吧:

“这一大群各种肤色、各式各样的人,这一大帮地球上各式人种的代表,他们全都闹哄哄地,蜂拥而上,扑向这一堆无价之宝。他们用各种语言呼喊着,争先恐后,相互扭打,跌跌撞撞,摔倒又爬起,赌咒着,辱骂着,叫喊着,各自都带走了自己的战利品。”[1]

“炮兵们在这一场合分到的东西最多,因为他们有马匹,有弹药箱,还有车辆。他们利用了弹药箱的每一个角落,而当弹药箱都塞满的时候,他们又把放炮后用来冲洗炮管的水桶也都塞得满满的,最后他们甚至把直到炮口的整个炮身也都塞满了东西。”[2]

英军也不后人。他们与法军一样防守抢劫。同时,为了掩饰罪行,抢掠伴随着焚烧:

“十月十三日。今天早晨,派往宫殿的英国远征队才刚刚回来,他们随带的成千辆车子和驮兽也都满载着战利品回来了。……

在撤走以前,英国人把他们到过的宫殿和他们四周的花园都放把大伙烧了;他们还说,在今天傍晚的夜景一定是非常漂亮的(Very nice)。”[3]

18日开始,“火三昼夜不息”,整个个园子被彻底烧毁:

“所有庙宇、宫殿、古远建筑,举国仰为神圣庄严之物,和其中历代收藏,富有皇家风味,精美华丽,足资纪念的物品,都一齐付之一炬,化为劫灰了。……这些建筑,都足以表彰往日的技术和风格,惟一无二,世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和他们比拟。”[4]

还应指出,侵略者不但焚烧了圆明园,还焚烧、抢掠了万寿山、玉泉山等处。

顺便说说,圆明园不但毁于侵略者,它还被跟在侵略者屁股后面抢掠的本国流氓、地痞和愚民彻底戮尸,剥去最后一件内衣。

19世纪,法庭无法审判胜利者。可是,任何权势都逃不过历史的审判!正直的人,正直的笔,记下了他们的罪行。

从当时到今日,这场灾难一直遭到中外有识之士一致谴责。作为文明罪人,他们将遗臭千秋万代!

 

         丧失了的三次机会

  

如果把认识停留在谴责抢掠和毁灭文化财富,那就过于肤浅了。火烧圆明园是1856年10月至1860年10月延续四年的英法联军之役的巅峰和终点。应该追寻为什么战火会点燃并且最终烧毁了圆明园?

就英法方面而言,拓展世界市场的冲动难于抑制,难得的是对方提供了藉口。

大清帝国如果应对得体,这类战火可以及时熄灭,清政府可以获得改革和发展的必要时间。不幸,它丧失了三次扑灭烈火的机会。

 

为什么战火没有在广州熄灭?

 

战火是1856年10月在广州点燃的。多数中外史家同意,这次战争的起因有四:

第一.英国谋求通过修改条约扩大对华贸易。

第二.广州官绅延续十多年的反入城斗争,致使英国领事官员和商人不能和其他口岸一样可以自由进入城区。

第三.亚罗号事件。

第四.广西西林教案,天主教神父马赖被杀,将法国拖入侵略军行列。

没有必要一一重述众所周知的事实。应该着重指出:归根到底,这是朝野上下封闭和无知造成的恶果。换句话说:灾难来自无知和文明的差距。

《望厦条约》规定:“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 《黄埔条约》亦规定:“若有应行更易章程条款之处……核计满十二年之数,方可与中国再行筹议。”修改有关的通商条款,本属平常外交事务,双方在谈判中博弈,结果取决于实力对比和交涉过程的智慧,逃避无济于事。

英国官员和商人要求进入广州城一再被拒,透过当时和后来蓄意涂抹的“民族大义”油彩,实质是令人脸红的封闭!用这一斗争的主要领导人梁廷楠的话来说是:其他口岸夷人“出入城门,士民无敢以为言者……不知职贡诸国,非验贡不得入……惟广东民习见暹罗、越南,必随贡物,乃入筵宴,易冠服而出,英夷无之,以为中外大防,正系于此。”[5]也就是说,英夷不是来朝贡的,不够格进入广州城!亚罗号事件和马赖神父被杀在宏观历史架构中本来是两个不大的风浪,谈判解决并不十分困难。

从1856年10月23日英军进攻广州到1857年12月29日英法联军攻陷并占领广州,整整历时一年零两个月。这场打打停停的战争,有多次和平解决的机会,但都被两广总督叶名琛拒绝平等协商、一味拖延的蠢行耽误了。1858年1月5日,这位总督大人终于成为俘虏,1859年4月10日客死孟加拉;他没有看到更大的屈辱降临!

 

1859,僧格林沁的蠢行

 

1858年2月11日,英法美俄四国公使联合照会清政府,要求它三月底派出代表在上海谈判。清政府又一次说不,拒派钦差到上海谈判;要英法美回广东找接替叶名琛的两广总督黄宗汉;俄国佬则到黑龙江去找黑龙江将军奕山;唯一理由这是天朝的固有规矩!这些洋人不愿按照清政府的调子跳舞,4月9日至13日分别北上。5月20日,两个多小时激战后占领了大沽、白河口等地;26日,兵不血刃进据天津。在武力胁逼下,5月28日,订立了丧失百万平方公里土地的中俄《爱珲城和约》;6月13、18、26、27日,中俄、中美、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分别签字。

四个《天津条约》的主要内容有:

1.外交惯例:外交人员及其眷属,或长住,或随时往来对方首都;觐见皇帝采用西方礼节;在通商口岸设立领事馆。

2.国际通行的习惯:外国人可以往中国内地游历和经商;信仰自由,保护传教士和教徒。

3.通商的规矩:保护商人生命财产;交了关税后,再交2.5%的子口税,货物可在全国自由流通,不准随意设卡收税;减少商船船钞。此外,要增开一批口岸。11月补充签订的《通商善后章程:海关税则》更规定关税为值百抽五,鸦片每百斤纳税30两,即可合法进口。

4不平等的特权:内河航行权;治外法权。

5.赔款:英国四百万两;法国两百万两。

平等、不平等的条款混在一起,总算了结多年争端。约好一年后交换批准书,完成最后一道手续。

不料,二十来岁的咸丰皇帝耿耿于怀的是坚守华夷之辨,不让蛮夷的公使驻扎北京,最好连北京的门槛都别让他们踏进。于是,经过皇帝、怡亲王和僧格林沁王爷多次密谋[6],1859年6月25日,一场本该是仪式性的换约演变为血腥的冲突:僧格林沁所部官兵在大沽口击沉英法炮艇3艘,重创3艘,击毙、击伤英法联军484人。接到“捷报”,咸丰皇帝立即宣布中英、中法《天津条约》作废!

愚昧带来灾难!1860年8月1日,英法联军的舰船200余艘,载着陆军1.7万人开始在北塘登陆,10日登陆完毕后,摧枯拉朽,于21、23日分别占领大沽和天津。9月8日,英法联军由天津向北京开进。他们的价码提高了:赔款增加一倍;加开天津为通商口岸。9月14日谈判在通州前线进行,9月17日清政府屈从英法的全部要求。眼看战争又要结束了。

 

1860年的九一八:点燃最后一根引线

 

9月18日,节外生枝:根据咸丰皇帝将英方谈判代表巴夏礼“羁留在通(州),勿令折回以杜奸计”的旨意,僧格林沁捉拿了正在返回路上的巴夏礼等一行39人,送往北京,分别囚禁各处。扣留谈判代表及其随行人员,外交史上罕见;又一次犯下大错!

这位蒙古亲王的军队接连大败,北京被联军占领,咸丰皇帝怆惶出逃,恭亲王不得不签下城下之盟。被蛮横扣留的人质理应释放了。支吾几天,人质送回给人家后,大祸降临了!

9月18日英法两国被扣留的人质一共39人,一个月后活着回来的只有19个。回来的也被折磨得惨不忍睹!如何虐待,本国记载,讳莫如深。身受或亲见的夷人留下的记录,瞩目惊心!

看看法国随军的科学工作者洛图尔的遭遇吧:

“他的两个手腕被捆绑的绳子勒得都露出了骨头,‘这些野蛮人用只有他们才使得出来的极其残忍的手段,不时地对着那些绳子浇水,使之保持潮湿,好让它越勒越紧’。”

“他一只脚好像缩小了……两只手都伸不直,变成S形的……还有一件骇人听闻的事,他现在无法走动,因为他的隐私处整个被割掉,真是可怕。”[7]

再看看英国远征军司令格兰特(Generai Sir Hope Grant)的日记和给英国政府的报告吧:

“因为清政府对于所捕获的英人,大半加以杀害,并且都加以野蛮的待遇,额尔金爵士同我都觉得必须对清帝加以严厉的责罚,所以我们决定将他那辉煌的避暑行宫,烧成平地。”

“被囚诸人,手足绑系,三日不进饮食,其所受如斯野蛮之待遇,即在此地。……皇帝避暑行宫固已被掠,然其所蒙损失,在一个月内即可恢复原状。”[8]

对英国政府说圆明园的损失一个月内即可恢复原状,当然是对英法军队罪行的掩饰。说清政府残酷地虐待人质,为了报复,彻底烧园;却是无可讳言的事实。19世纪著名中国学者夏燮记载:

“初,怡王之擒巴夏里于通州也,并其散夷数十人悉絷送京师,经刑部讯供,监禁大、宛两县狱。至是,以议和释之归,有监毙在狱者十余人,英酋愤甚……夷兵再扰海淀,又焚景山、昆明湖一带,火三昼夜不息,京师内外大恐。”[9]

另一记载大同小异:

“英夷因闻前被俘二十余人,分处各县监禁,内已死二十一人,忿甚,再毁圆明园未烬殿宇及万寿山、玉泉山、昆明湖等处。自初四晚至初六日,火光日夜不息,烟焰蔽天。”[10]

僧格林沁亲王当时的一份奏折更足于确认这一判断:

“查该夷因前获之巴夏里等三十余名,已死过半,是以于初五、初六等日,复又分股烧毁圆明园、三山等处,奴才望见烟气冲天,寸心如割”。[11]

还应指出:杀戮和虐待俘虏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已经出现,也几乎将和谈成果毁于一旦,二十年后重犯当年错误,步履蹒跚,令人心痛!

 

            文明的落后是灾难的根源

 

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不要忘记一个基本事实:人类的历史是野蛮和文明的交战史。不但原人是从吃人生番演变过来的,而且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乃至每一个人都是野蛮和文明并陈,在不断反思中告别野蛮和愚昧,提升自身的文明水平。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历史仇恨应该化解;历史研究必须超越遮蔽人们视野的民族洞穴,摒弃狭隘的民族情绪,客观冷静地回归学术。这是把历史挫折转化为历史智慧的唯一途径,也是显示一个现代国家应有的软实力——学术自由的标记。

鸦片战争结束后不久,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先驱魏源、王韬、郭嵩焘等人,敢于超越庸众,戳破中华文明远非蛮夷所可比拟的迷梦,大声疾呼中国不止在器物层面落后,而且文化和制度都已落后,只有变革和学习西方才能救中国。可是,几十年间执掌权力的高层只有个别人听见了这类呼声,主旋律依然高奏:整饬传统纪纲就能重振天朝声威。

无论疆场厮杀还是谈判桌上樽俎折冲,“洋鬼子”咄咄逼人的是市场逻辑和彼此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两国的交涉不再由地方官员负责;彼此的交往平等相待;税收和纠纷的解决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规章;如此等等。恃势掠夺领土、“赔款”和各种特权,则是顺手拈来的战利品。

咸丰皇帝及其臣子关注的焦点却是决不能让外国公使驻扎北京,最好连进京也免了,以免皇帝面前出现不愿三跪九叩的蛮夷,破坏了祖宗留下的规矩!为此甚至不惜开出关税全免的支票,在大臣强烈反对下才没有提出。[12]让中国人至今仍义愤填膺的鸦片合法进口问题,在1858年10月13日举行的《海关税则》谈判中提出后,中国代表甚至“没有表示反对”。[13]咸丰君臣地下有知,一定惊异为什么子民日后竟然把这次灾难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

这当然是文化差别。不过,实质是文化和制度差距:农耕文明与现代工商文明的差距;朝贡体系和现代外交关系的差距。咸丰皇帝、僧格林沁亲王、两广总督叶名琛等酿成这次国家灾难的罪人,无一不是名副其实的爱国者。他们是按照朝野上下一致接受的中国传统文化行事的,至死都不知自己错在哪里!罪不在他们,问题出在曾经辉煌的传统文化已经远远落后于人类文明的发展水平。

百年来,不少中国人观察中外关系,往往只看到这是国家利益的冲突,而不愿坦率承认除此以外,还有文明的差距。至今仍有一些人认为延绵十多年的广州反入城斗争是爱国壮举,症结在于他们不了解广州官绅认为按照传统的规矩,外国蛮夷除了朝贡使者没有进入广州城的先例!即使两国条约有规定,其他口岸亦已习以为常,广州就是要坚守传统!他们不懂得现代工商文明不承认这些规矩,要以自己的力量冲破这些陈规陋习。

现代文明的核心是重估人的价值,是人的自由和尊严的逐步提升和相应的保障制度的建立。臣民任由主子杀戮,公民可不能随意侵犯。在这次战争中,对人的价值认知的差距也暴露无遗。

例如,让法国兴师动众的马赖被杀案件,既惨无人道,又违反条约。据1874——1909年间在中国海关工作的美国学者马士(Morse, Hosea Ballou)在其公认的权威著作中指出,1853年马赖到广西西林传教:

“最初,他很受到本地知县的款待,甚至还受到他的鼓励。但在1856年2月24日,他却被继任的知县所逮捕并且被钉上脚镣,收进监狱;在25日,他从狱中被提出审讯,并遭受拷打,这种拷打照例是用来强迫中国犯人招供的;27日,他又遭受跪在铁链上的酷刑;28日,他被放入囚笼去处死,这种囚笼是用来吊死罪犯的;但因为他到29日还没有死,于是他就被斩首,尸体也被残酷地脔割,丢给狗吃了。”[14]

至今还有一些人撰写的文章,强调马赖在西林县做了不许教徒拜祭祖宗和奸淫妇女、勾结土匪等罪恶。其实,前者是信仰问题,无拳无勇的马赖不可能强迫教徒不祭拜祖宗;后者早已被杀害马赖的署理知县断定与马赖无关。叶名琛在1858年1月17日的奏折中说:

“据署西林县知县张鸣凤禀称:咸丰六年……二月间,据尖客村团长禀报,有匪徒马子农等到村,妖言惑众,纠夥拜会,并奸淫妇女,抢劫村庄……随将马子农拿获到案,据马子农供,系广东人……与札开马神父名既不同,籍亦不合……则其非马神父可知。”[15]

按照法理,这个犯罪嫌疑人应该受到公正审理,没有理由施加酷刑。拷打、站笼、砍头,按照19世纪的文明进展,绝对是耸人听闻的野蛮行径。从70年代开始不少中国的维新先驱也严厉谴责了这些野蛮刑罚,清政府终于在1900年后的新政予以废除。更重要的是这违反了两国之间的条约。1844年10月订立的中法《黄埔条约》规定,法国人只准在五口通商的双方“议定界址内”活动,“法兰西无论何人,如有犯此例禁,或越界,或远入内地,听凭中国官查拿,但应解送近口法兰西领事官收管;中国官民均不得殴打、伤害、虐待所获法兰西人,以伤两国和好。”[16]马氏到西林传教,是违反条约的行为。但把他处死,显然是西林地方官员违反了应把拘捕的法国人解送领事的条约义务。与马赖一道遭受酷刑的还有25位中国教徒,其中两位被处死。大清帝国的官员尚未懂得人的价值。《孝经》假借孔子的名义说:“天地之性,人为贵。”但随即申明:“人之行,莫大于孝。……父母生之,续莫大焉。君亲临之,厚莫重焉。”人是父母和君王的附属品;何况在宗法专制体系下,人的权利及其保障制度的建立从未提上议事日程。在如是传统熏陶下,出现此般现象,顺理成章。

有一种论调:这些是不平等条约,没有必要遵守。问题是为国家和人民利益着想,必须考虑不遵守的后果。如果你的实力等于或超过对方,这好办,迫使对方谈判修改条约。如果你仍然处于弱势,老老实实改革和发展自己是唯一出路!假如你干了违反人道和亵渎文明的蠢行,死不认错无法增加一分正义的光彩。

21世纪,全球化的步伐正在加快。一百年,至多不超过二百年,随着互免签证成为各国常规,人可以在各国自由居住和工作,国界大约只剩下地理意义,中国人梦寐以求的大同世界也许就会呈现在人们面前。作为饱受侵略和压迫的国家,中国人应该记住历史。不过,应该如实记住:苦难不仅来自外来侵略者,更来自自己的落后和封闭。

 

2010年9月6日星期一

刊登在人民日报社主管主办《文史参考》2010年10月号(上),圆明园专刊第12—16页,10月5日北京出版。



[1] 中国史学会主编:《第二次鸦片战争》(六)第35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2] 同上,第362页。

[3] 同上,第368页。

[4] 中国史学会主编:《第二次鸦片战争》(二)第41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5] 梁廷枏:《夷氛闻记》第145页,中华书局1985年北京版。

[6] 参阅拙作:《现代化与中国教科书问题》,《东方文化》双月刊2002年第6期,广州。

[7] 伯纳·布立赛:《1860:圆明园大劫难》第248页,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杭州版。

[8] 中国史学会主编:《第二次鸦片战争》(二)第393、39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9] 夏燮:<中西纪事>,《第二次鸦片战争》(二)第37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10] 《第二次鸦片战争》(二)第46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11] 同上,第155—156页。

[12] 茅海建:《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詝》第九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3]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第624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上海版。

[14]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第540—5411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上海版。

[15]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二)第616页,中华书局北京版。

[16] 《国耻录——旧中国与列强不平等条约编释》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5-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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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8-30 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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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分类: 札记

 

昨天接到友人电话,才知道我的一篇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余少镭兄访问的记录稿——《书、互联网、朋友和世界》上了网。

用谷歌搜索,发现已经贴到一位朋友的网易博客上,源头是《信孚教育》,而且将该刊编者的按语也保留在上面了。

按语中有些对我很不恰当的评价。看了后非常不安,理应向读者道歉!

我的博客都是年轻人帮我管理的,有什么重要反应,他们也会告诉我。我只偶尔上去看看。

不必责怪这些热心、能干的年轻人。这篇访谈根据录音整理成文后,我同意在《信孚教育》上发表;但不知道他们加了这样的按语!

借此机会,我想说说自我定位。

我们这一代学人是在笼子里长大的,总的说来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亏。

比我大十岁左右的学者,都有机会自由接触中西学术文化,根深蒂固,我们这一代望尘莫及。至今仍在孜孜不倦著书立说的典范是武汉大学的刘绪贻教授,还有105岁的周有光先生。他们发聋振聩的狮子吼,常使我辈汗颜!

上一世纪80年代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学人,只要有志老老实实做学问,坚守学术良知,也能广泛接受中西学术文化熏陶,成为基础扎实,眼光广阔的学人。他们的成就,着实让我欢欣鼓舞!

我的同代人中,以吴敬琏先生为代表,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通常是在80年代开始努力更新自己的知识,冷静地观察社会,成为卓有成就的大家。

我天资中等,自我感觉有两条优点:第一,心直口快,不愿人云亦云,说真话,说自己的话。第二,不算太懒,年底就要晋升80后了,仍然早午晚坐在电脑台前看书写字。

当同学、同事大都含饴弄孙、享受生活之际,我仍然劳作不息,为的是什么?

一是按照上一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标准,已经是“三等残废”:其貌不扬,五音不全,鸡手鸭脚,只会读书写字。当健康状况出乎意料那么良好的时候,我除了干老本行,实在找不到新的职业。

二是历经人世沧桑,目睹有些人或是欺世盗名,胡言乱语;或是糊涂懵懂;心中有话要说。

说了,尽了自己的责任。说了,同任何人一样,肯定有对有错。外界的毁、誉、支持、打压,均一笑置之,并解读为社会的缩影,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中的的斑点。如鱼饮水,冷暖自知。我说的是研究者均能看到的事实,理据都是现代公民理应知道的常识。一堆大实话,水平实在不高。

我的卑微愿望是自由自在地思考,自由自在地说话。说句悄悄话:这也许就是大地和人民的苦难日益消退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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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东方文化虚热的对症良药

——推荐《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

2009年出了不少好书。其中有一部特别值得注意:《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 陈方正著  三联书店20094月北京版)

20世纪50年代以来,李约瑟及其合作者撰写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开始出版,至90年代全书面世,一共七大卷二十一册。这部书震动世界,宣扬了三个基本信念:

第一. 从公元前一世纪至十五世纪之间,中国科学技术长期领先于世界。

第二. 现代科学并非由西方文明单线发展出来,而是百川汇海,由众多民族、不同文明的成就积聚而成。

第三. 现代科学所以产生在西欧,中国自身没有产生现代科学都是由于社会经济制度等外部原因,“最后都将通过中国与西欧在社会与经济模式上的可分析差异而得以说明。”

李约瑟博士的书在发掘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就上功不可没。不少中国人出于民族主义情绪对其结论赞赏有加。不过,上述论断貌似全面,却不符合历史实际。西欧而不是中国发展出现代科学,不但受社会与经济制度影响,更主要的是文化本身的因素所决定。

其实,这是已经讨论了四百年的问题。17世纪初,利玛窦除了指出科举制度不利于中国科学技术发展以外,就一针见血地说:“中国所熟习的唯一较高深的哲理科学就是道德哲学……他们没有逻辑规则的概念,因而处理伦理学的某些教诫时毫不考虑这一课题各个分支相互的内在联系。”于是,在这一领域得到的也仅是“一系列混乱的格言和推论”。(《利玛窦中国札记》第31页)这里有三个问题特别值得重视:

一是某些社会制度(如科举制度)确实不利于现代科学在中国诞生。对中国知识阶层说来上升的导向仪是儒家经典,没有必要关注科学技术这些“雕虫小技”;更没有必要背离“为圣人立言”、“弘道”的传统去冥思苦想——为学术而学术。

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逻辑规则的概念”。

三是中国人一向引以为傲甚至作为划分华夷(文明与野蛮)界限的道德,仅是“一系列混乱的格言和推论”,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思维方法的重大缺陷。

利玛窦的学生徐光启则指出,与西方数学不同,中国数学只注重方法,“其义全阙,学者不能识其由”(《继承与叛逆》第9页)。曾纪泽代其父曾国藩草拟《几何原本》序中进一步申论:中国古代数学经典“《九章》之法,各适其用,《几何原本》则彻乎《九章》立法之源,而凡《九章》所未及者无不赅也。”(《曾纪泽遗集》134页)简单地说,中国传统科学、技术往往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不管人们是否同意他们的结论,他们力求从文化的缺陷中寻找问题答案的自省精神已足以令人敬佩;何况要推翻他们的结论并不容易。

陈方正博士历时多年写就的这部七百多页的杰出著作详细论证了西方现代科学是以两次科学革命为基础发展出来的。第一次是公元前四世纪前后毕达哥拉斯学派与柏拉图学园结合产生的“新普罗米修斯革命”,代表性成果是《几何原本》;形成了以科学与宗教为核心的西方文化传统。前者极端重视数学,萌生了严格证明的观念和发现了严格证明的方法。而宗教精神则熏陶了矢志不移探索宇宙奥秘的意志。第二次是17世纪的牛顿革命,代表作是1687年初版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它提出了“一整套前所未有的科学观念、态度、理论和方法,也就是一个崭新的科学体系”(597页)。简单地说,数学,逻辑,为学术而学术的宗教精神催生了现代科学。“现代科学的出现毫无疑问是通过数理科学,即开普勒、伽利略、牛顿等的工作获得突破,而且此后三百年的发展显示,现代科学的其他部分也莫不以数学和物理学为终极基础。”(《继承与叛逆》第28页)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家的传统文化根本没有这样的传统,因而不可能产生现代科学。

这是一部科学技术史的杰作,也是一部文化史的杰作。修改了十几遍才定稿,体现了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同时,只有像陈先生那样既有深厚的自然科学基础(他是物理学博士),又长期担任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熟悉中西文化的学者,才能写出这样的杰作。

鸦片战争以降讨论中西文化的浪潮从未止息。今后如果有人再谈中西文化,一个善意的建议是:请先读读《继承与叛逆》好不好?这是一座绕不过去的高山。虚火上升,不妨喝口清凉剂!

 

                                               201015日星期二

                                           2010-1-17《南方都市报》A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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