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起，开始减少每日的咖啡量，减至原来的3/4。柜里还放着半盒黄糖，本来是准备给八月来京的台湾友人，人未来，糖还在。努力在年底前用完。

看了格斯·范·桑的一部我特不喜欢的片子，同时敲了一记警钟，甭管采用什么文化载体，都请时刻不要忘记讲故事，而不是抒发

看了我喜欢的英国演员本·金斯利的几部片子，我发现，我还是对这种老不正经款情有独钟。可满世界都是装不正经和装正经的，真无趣。

翻出一张以前买的碟，英国广告集锦，看了七十多个，最喜欢的是小男孩捡塑料代做成足球踢，和世界最佳体位的那个。后者再度暴露了我的趣味。

“当商品不能自由地越过边境，士兵、枪炮可以。”

我这个足不出户，善于胡思乱想的人，近日想起了这句话。于是问了自己一个问题，假如兵临城下，我最想做什么？

内容有以下几点：

从个人经验来说，戒烟没什么大不了的。到现在，我已经成功了四个月。我最欣喜的不是摆脱掉香烟，而是摆脱掉一种需要外力的感觉。这种依赖感是最要不得的。当然，别人也可以说我就依赖了怎么着我高兴。也挺好。没什么对错，只不过我越来越发现吸烟这件小事，引发了深层次的许多问题，比如，依赖感。依赖感甭管大小，一出现就很麻烦。就像有人说，我写作时要吸烟，那可以理解成，没有烟我就不能写作。听听，多危险的因果关系。就像酒后驾驶，很多人说应酬时喝酒是国情，饭桌上的人都喝你不喝，多说不过去。喝酒可以，但喝酒之后断不能开车。或者说，不喝酒照样可以谈买卖，而且，据我所知，越大的买卖越不用酒精参与。所以，必须喝酒和驾驶两件事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若非要扯上因果，那一定是危险的因果关系。

依赖人、事物、习俗、观念，都是危险

昨天一天共收到7条短信，四条卖房的，一条私人侦探，一条开假发票，一条割眼袋。这七条足够拍部电影了。

又开始写新故事，这次打算慢慢写，言外之意，来一场奢靡的实践，写作本来就是奢靡的实践。在读马内阿的两部书中间，插读《高老头》，否则太压抑。

四年前，我开始动笔写的故事，前两天又被我改了结尾，不管别人怎么想，先满意自己再说。

她站在门外，仰着脸望着我，说要为我家免费清洗抽油烟机，我问她是不是**品牌的，她说不是，同时一只脚踏进来，微笑着问我：您家需要换鞋吗？

我看了看地板，说：不用了吧！

她从背包的侧面取出鞋套，麻利地给自己穿上，卸下背包，从里面取出一个瓶子，说：我是**

昨天写完新小说的最后一个字，今天立即开始修改开头几章。这是我第一次大动写完的东西。写着写着就知道哪些地方不够硬朗、不够简洁，哪些地方没忍住耍了小聪明，这是绝对不能要的。改，稍微有点瑕疵的地方都改。我相信这部小说会是样好东西，而我对好东西的评判标准是，它是否打开了一个人的心灵。其实，出书不算什么，拍电影也不算什么，有人说好有人说差都不算什么，唯有在作品中使人的灵魂复活才是最重要的。

今年写到现在，写了三十余万字，我为我没有在文字中讨好过谁而高兴，下一部，我会继续。

昨天上午，写着写着鼻子发酸，差点落下泪来，不是为我，是为我笔下的人。

让-雅克·卢梭 《忏悔录》（下部）

列夫·托尔斯泰

小时候，每年的这个日子，不是开学也和开学有关。总会有些兴奋，以为会遇上新同学，展开新友情。越大越没有这样的情绪，这是为什么？

我最亲密的朋友和我相识于八岁时，至今二十余年。我们不住在同一个城市，一年通不了几个电话。但我们彼此信任，无论对方的生活发生什么样的变故，都不会改变这份信任。我有时想，十七岁以后，我们甚至很少知道彼此的私生活，见了面也总是吃吃喝喝、嘻嘻哈哈，难得谈件正经事。

我十七岁那年，邂逅了另一位亲

最近在看瓦尔达、费里尼和绍拉的电影，还是费里尼的最好看。不过，我一直觉得瓦尔达是很聪明的导演，这种聪明常常发生在女性身上，另一个是比利时导演尚塔尔·阿凯曼。

看《流浪女》后面的访谈，桑德琳娜·博耐尔说拍本片最后一个镜头时，她满身污秽，还要在全剧组人员面前跌进沟里，当时觉得是耻辱。恰好这种情绪，令她对莫娜之死演绎得非常到位。

多数人都是在抱怨中度过一生，这样的人只能这样过，因为他把自己的精力都用来抱怨别人和环境了，而不是在自己身上找原因。这样的人往往自大，却什么都干不了。只有少数人、极少数人能着眼于自身的才干并想方设法用到极致，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