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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新发现》2009年9月号
遇见黑猩猩的世界
吴
我是在办公室里读完《黑猩猩的政治》这本书的。那些天里，这本书总是勾引着我的心思，让我在工作的间隙忍不住就把它拿起来，并且时不时地会为书中所描述的场景而发笑。
一部关于动物的书能让我如此投入，仔细想了想，之前也是有过的，是为了康拉德·劳伦兹的《所罗门王的指环》。劳伦兹与他的小雁鹅、穴乌、鹦鹉以及戴帽猿们之间的故事总是让我情不自禁地笑出声来；再之后是珍妮·古道尔，读了她的书也听了她的演讲，想像着这样一位优雅高贵的女士在数十年间与黑猩猩为伴又令我感动不已。再然后便是德瓦尔了，一位来自荷兰的动物学家，这本好看的《黑猩猩的政治》便出自他的手笔。
作为一位灵长类动物行为学家，德瓦尔有一次在被问到对读者有何建议时说：“如果你们看见了野生灵长类动物，甚至只是在动物园里看到，请坐下来，花点时间去观察它们，只有那些有耐性的人才会发现灵长类动物行为中的秘密……看得越久发现得越多。”而在过去的数十年中，他本人正是这么做的。也正是通过如
1933年，谁在测量中国？
吴
牯岭上的客人
江西牯岭（Kuling）似乎格外与洋教士有缘。1895年，第一位从中国官府得到牯岭的租契而开建别墅的外国人就是一位英国循道会传教士李德立。在那之后的数十年间，一幢又一幢的别墅在牯岭建起来，到1928年时，别墅总数已达712幢，其中属于外国人的有518幢。胡适先生曾说：“牯岭，代表着西方文化侵入中国的大趋势。”而在1933年夏天，当一位来自法兰西的耶稣会神父到此谒见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时，西方文化将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再一次深刻地影响中国呢？
1933年的夏天对于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来说是一个忙碌甚至很有些烦乱的季节。无论是外患，还是内忧，都使他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作为对这些压力的化解之一，是年7
因为参加一个活动，今天下午去了后现代城。进去的时候一路问着也还好，两个小时后再出来时发现自己竟然找不着路了。两小时前是怎样走进去的已经被我忘得死死的。于是，按着感觉转了15分钟之后，我发现，我又回到了原地。
没法问路，怎么问呢？“麻烦您告诉我怎么走出去？”这个问题实在太怪了些。于是自己找，拼命回忆，情景回忆……终于，又转了5分钟之后，我摸到了大街上。看到马路的时候着实松了一口气。
往返之间都要经过现代城。我相信，假如我在那里，也依然还是会迷路。
每件作品，当被命名的时候一定已经包含了命名者对名字的理解。那么，现代是什么？后现代是什么？答案似乎只有一个：高楼大厦。或者更多一个答案：一栋接一栋的高楼大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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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从窗子吹进来，是秋天的风了：太阳很高，天空很蓝，但风里有一些些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在心里慢慢升起，想了几秒种忽然明白：每年此时该是计划着买车票回上海的时候了。但是今年不必再回去，不习惯，也还有些失落。这就好像你习惯了每天和一个人共进早餐，但是忽然有一天，那个人消失了，并且你知道他再也不会出现。不习惯带来的失落，或者太失落了以至于完全不能习惯。与季节相关的记忆最难淡忘，因为秋天每年都会再来；但是与习惯相关的情绪其实是最容易消弥的一种，因为总会有一天，不习惯变成习惯。
我用五年多时间和上海谈了回不那么成功的“恋爱”，总是那么若即若离忽远忽近，有时候我以为我可以一心一意，在另一些时候则表现得心不在焉。而当“恋爱”的时光随着毕业戛然而止，离开时的我竟有如逃跑一般。我甚至还记得在华坪路派出所办完户口迁出那天，我心里好像一块石头落了地。那天是2009年6月1日。
有一天的日记上我曾写道，如果我一咬牙一跺脚留在上海，我会在留下多久之后后悔呢？其实不用想也知道，一定是“第一时间”。除了我以为我应该一年至少有几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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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找一本书，晚上翻腾了我以为其可能在的一个柜子以及六个箱子，终于在最后一个箱子里找到，真是幸运。书是几年前出的了，读完却不记得放进了哪个箱子。于是计划明天跑一趟国图去借一本来读，但决定好了心里却又隐隐担心，上网一查验证了我的担心并非平地起风：该书只在基藏库有，而外借室虽是列了，点进去看时却是“找不到匹配资料”，这就意味着如果我不肯翻箱倒柜，那么想看这本书的办法就只能是趴在国图用功。这不是我喜欢的读书方式——实在太像读书了，当然更重要的则是技术设备的问题：我的笔记本电池临近寿终，即使超水平发挥也只能充一次电用一个小时；而如果我抡圆了去抄书……那种感觉更加糟糕。
于是翻箱倒柜，在周末的夜晚。
最终的结果证明了我的确是幸运的，除了急着要用的这本书，我之前一直想不起来放哪儿的两本书，也在我此次折腾的过程中被翻了出来。如此的“失而复得”，着实令人惊喜。
傅月庵先生在《快雨时晴札记》中曾这样写道：“当你发觉‘重买一本’要比在书堆中‘找到那本’来得容易时，多半的可能是：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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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新发现》2009年8月号
来吧，一起聊聊隔壁家那个大小子
吴
通常认为，爱情是一件十分折腾人情绪的事儿。爱了恨了牵手了分手了，所有的过程都如同六七月间的天空，风云变幻、莫测难料，心情起落不定自然是在所难免在劫难逃。所以折腾文学的人常常喜欢把爱情作为主题，得到的、没得到的、得到又失去的、失去而又复得的，不同的排列组合变幻出异彩纷呈的爱情，摆在书店的架子上显得十分惹眼。不过在我看来，还有一件同样十分折腾的事儿被折腾文学的人几乎完全忽视了，若是揪住不放写了出来，很可能会像最好看的爱情小说一样跌宕起伏山重水复。
我说的是科学。
在许多人眼中，“科学”是一个正襟危坐、只可远观的冷美人儿，不过，美国人雷·斯潘根贝格和黛安娜·莫泽可不这么想。我猜在他们看来，科学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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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天写了三篇文章，做了半个访谈，编了两个版，还同时读着两三本书。高效率的一周就这样连滚带爬地过，只听得时间在耳边嗖嗖如风。把文章交给编辑小姐的时候，我在MSN上打了个哭脸，小姑娘说，别哭，扛一扛就过去了。
太闲了不开心，后来不闲了曾一度让我开心，再之后便无所谓开心不开心。只是这么样地过吧，资质如此，还能如何？怎么会这么快就又没了激情？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没有激情的生活，就像没放盐的饭菜，饿死前见了一定如美食一般，但不那么饿的时候却只剩了寡淡无味。
有人对我说差不多得了，我知道是好心，但于我而言，如果只是“差不多得了”，生活便也没了盼头。那是我曾经一度的状态，没有盼头的日子，过也能过，但诸如我是谁的问题便愈发没了答案。况且如果真想将就也早就将就了，哪里还用折腾了这许多年到如今才将就。
所以接下来的主要活动可能将是折腾，从一个折腾走向另一个折腾。
当然，折腾也可以换成另一个词——奋斗。只是这个词太崇高了。我只怕自己担不起。（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