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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是件麻烦事。尤其是京沪之间往返更是如此。飞的话太贵,乘火车则太累。特别是在直快软卧不见了之后,动车软卧价格超出我对火车票价的预期太多,而特快硬卧则实在难买,剩下的只有一种选择:动车软座。这软座,白天坐坐也还行,若是晚上坐一宿,下了火车不是上火就是犯困,效率打折。
去时乘的是朝发夕至的动车。这是我第三次乘动车,和前两次一样,这一次又是晚点(而我的闺蜜同学说乘了n多次动车,一向十分准时)。还好,只多了20余分钟。
回程幸运地于出发当天上午买到了特快的硬卧车票,不过,仍然还是晚点。但也还好,也只多了20余分钟。
一来一回两个晚点,让我不得不反省自己是不是太胖了,以至于每次我一踏上火车,连火车也跑不动了。
4
还没收到照片的同学们不要着急,我将在今后的几天里将照片陆续分发完毕。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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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天吃饭的时候正好坐在纪老师旁边。老师问:你的拉丁文学得怎么样了?我汗道:就怕您问这个,我觉得我的拉丁语快还给您了。。。又道:因为平时也用不到,所以很快就生疏了。老师建议说,只要每天读一个句子就行。
其实,我学的另几门外语也准备用这一招了。毕竟学了些,还是不要太快荒废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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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天的饭桌上大家聊起YM博客上的一系列文章,有mm对Y先生此举十分不解:那得恨成什么样才会花这么多时间下这么大工夫来研究一个人。我立刻反驳:那不可能是恨,如果恨难平,就不可能如此冷静地条分缕析;也许恰恰相反,能让Y先生这么做的不是恨而是在繁冗“文献”中找到清晰眉目的愉悦——一种发现的快感。从这种意义上来看,Y先生花工夫琢磨一个人及其文章,其实和研究明史或研究时刻没什么不同。
又云:有这工夫还不如去研究正经学问。
对曰:学问无高下。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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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岁之前坚守理想,40岁之后不用坚守理想也会与我们同在了吧。
说理想其实是一个奢侈的事,所以就写这一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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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新发现》2009年9月号
遇见黑猩猩的世界
吴
我是在办公室里读完《黑猩猩的政治》这本书的。那些天里,这本书总是勾引着我的心思,让我在工作的间隙忍不住就把它拿起来,并且时不时地会为书中所描述的场景而发笑。
一部关于动物的书能让我如此投入,仔细想了想,之前也是有过的,是为了康拉德·劳伦兹的《所罗门王的指环》。劳伦兹与他的小雁鹅、穴乌、鹦鹉以及戴帽猿们之间的故事总是让我情不自禁地笑出声来;再之后是珍妮·古道尔,读了她的书也听了她的演讲,想像着这样一位优雅高贵的女士在数十年间与黑猩猩为伴又令我感动不已。再然后便是德瓦尔了,一位来自荷兰的动物学家,这本好看的《黑猩猩的政治》便出自他的手笔。
作为一位灵长类动物行为学家,德瓦尔有一次在被问到对读者有何建议时说:“如果你们看见了野生灵长类动物,甚至只是在动物园里看到,请坐下来,花点时间去观察它们,只有那些有耐性的人才会发现灵长类动物行为中的秘密……看得越久发现得越多。”而在过去的数十年中,他本人正是这么做的。也正是通过如
1933年,谁在测量中国?
吴
牯岭上的客人
江西牯岭(Kuling)似乎格外与洋教士有缘。1895年,第一位从中国官府得到牯岭的租契而开建别墅的外国人就是一位英国循道会传教士李德立。在那之后的数十年间,一幢又一幢的别墅在牯岭建起来,到1928年时,别墅总数已达712幢,其中属于外国人的有518幢。胡适先生曾说:“牯岭,代表着西方文化侵入中国的大趋势。”而在1933年夏天,当一位来自法兰西的耶稣会神父到此谒见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时,西方文化将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再一次深刻地影响中国呢?
1933年的夏天对于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来说是一个忙碌甚至很有些烦乱的季节。无论是外患,还是内忧,都使他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作为对这些压力的化解之一,是年7
因为参加一个活动,今天下午去了后现代城。进去的时候一路问着也还好,两个小时后再出来时发现自己竟然找不着路了。两小时前是怎样走进去的已经被我忘得死死的。于是,按着感觉转了15分钟之后,我发现,我又回到了原地。
没法问路,怎么问呢?“麻烦您告诉我怎么走出去?”这个问题实在太怪了些。于是自己找,拼命回忆,情景回忆……终于,又转了5分钟之后,我摸到了大街上。看到马路的时候着实松了一口气。
往返之间都要经过现代城。我相信,假如我在那里,也依然还是会迷路。
每件作品,当被命名的时候一定已经包含了命名者对名字的理解。那么,现代是什么?后现代是什么?答案似乎只有一个:高楼大厦。或者更多一个答案:一栋接一栋的高楼大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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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从窗子吹进来,是秋天的风了:太阳很高,天空很蓝,但风里有一些些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在心里慢慢升起,想了几秒种忽然明白:每年此时该是计划着买车票回上海的时候了。但是今年不必再回去,不习惯,也还有些失落。这就好像你习惯了每天和一个人共进早餐,但是忽然有一天,那个人消失了,并且你知道他再也不会出现。不习惯带来的失落,或者太失落了以至于完全不能习惯。与季节相关的记忆最难淡忘,因为秋天每年都会再来;但是与习惯相关的情绪其实是最容易消弥的一种,因为总会有一天,不习惯变成习惯。
我用五年多时间和上海谈了回不那么成功的“恋爱”,总是那么若即若离忽远忽近,有时候我以为我可以一心一意,在另一些时候则表现得心不在焉。而当“恋爱”的时光随着毕业戛然而止,离开时的我竟有如逃跑一般。我甚至还记得在华坪路派出所办完户口迁出那天,我心里好像一块石头落了地。那天是2009年6月1日。
有一天的日记上我曾写道,如果我一咬牙一跺脚留在上海,我会在留下多久之后后悔呢?其实不用想也知道,一定是“第一时间”。除了我以为我应该一年至少有几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