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博客上连续三篇网志，被无缘无故删除，而且已经从最新更新的博客中删除，真让我觉得可笑，一个死了好多年的人了，那些写过好多年的文章，都印过几十版了，偏偏在新浪博客上就是被禁止的，被删除的，可笑啊，新浪博客，可笑啊，中国传媒的2005，伴随《新·京·报》最后“吱呀”一声惨叫，告别荒唐之年。
——鲁迅的打字员
（续上）所以我想，知识阶级能否存在还是个问题。知识和强有力是冲突的，不能并立的；强有力不许人民有自由思想，因为这能使能力分散，在动物界有很显的例；猴子的社会是最专制的，猴王说一声走，猴子都走了。在原始时代酋长的命令是不能反对的，无怀疑的，在那时酋长带领着群众并吞衰小的部落；于是部落渐渐的大了，团体也大了。一个人就不能支配了。因为各个人思想发达了，各人的思想不一，民族的思想就不能统一，于是命令不行，团体的力量减小，而渐趋灭亡。在古时野蛮民族常侵略文明很发达的民族，在历史上常见的。现在知识阶级在国内的弊病，正与古时一样。英国罗素（Russel）、法国罗曼罗兰（R.Rolland）反对欧战，大家以为他们了不起，其实幸而他们的话没有实行，否则，德国早已打进英国和法国了；因为德国如不能同时实行非战，是没有办法的。俄国托尔斯泰（Tolstoi）的无抵抗主义之所以不能实行，也是这个原因。他不主张以恶报恶的，他的意思是皇帝叫我们去当兵，我们不去当兵。叫警察去捉，他不去；叫刽子手去杀，他不去杀，大家都不听皇帝的命令，他也没有兴趣；那末做皇帝也无聊起来，天下
张超君，我之所以不复你，是因为你没有把我看作鲁迅。中国十大不良记者都不相信中国会有第二个鲁迅，那所有人就都不信了？这所有人都不信，中国便真的不会再有鲁迅了。现在人们都拿我的名堂做镖旗，而在我的名堂下，看客少得可怜。徐友渔君说，不可“普及鲁迅”，可又有多少青年仔细读过鲁迅？有多少教授记者，直接把我那些带“杀”带“血”的句子，用在文章的梢头上？“苍蝇的飞鸣，是不知道人们憎恶他的”，这便是今天博客之哲学了。
————鲁迅的打字员代笔
我没有什么学问和思想，可以贡献给诸君。……我不会讲演，也想不出什么可讲的。……刚才谈起中国情形，说到“知识阶级”四字，我想对于知识阶级发表一点个人的意见，只是我并不是站在引导者的地位，要诸君都相信我的话，我自己走路都走不清楚，如何能引导诸君？
“知识阶级”一词是爱罗先珂（V.Erochenko）八十七、八年前讲演“知识阶级及其使命”时提出的，他骂俄国的知识阶级，也骂中国的知识阶级，中国人于是也骂起知识阶级来了；后来便要打倒知识阶级，再利害一点，甚至于要杀知识阶级了。知识就仿佛是罪恶，但是一方面虽有人骂知识阶级；一方面却又有人以此自豪：这种情形是中国所特有的，所谓俄国的知识阶级，其实与中国的不同，俄国十月革命以前，社会上还欢迎知识阶级。为什么要欢迎呢？因为他确能替平民抱不平，把平民的苦痛告诉大众。他为什么能把平民的苦痛说出来？因为他与平民接近，或自身就是平民。几十年前有一位中国大学教授，他很奇怪，为什么有人要描写一个车夫的事情，这就因为大学教授一向住
网络的好处，不在于有了明星博客的虚伪昭然若揭，不打自破，更有热心人士挖掘计算，省却剪报的烦恼。今见一则网络好事者的统计，11月，全国发生重大安全事故十四起，死亡400人，特别重大安全事故二起，死亡208人，至于列入所谓“失踪者”明目下的数字，连剪报和计算的可能都没有了。这样的血数字，倒超过当年北大女大学生风潮变故，更甚于早已“忘却”了的“三一八”，于是又捡起当年“杂感”或“立此存照”那些让人讨厌的习惯。
人们有泪，比动物进化，但即此有泪，也就是不进化，正如已经只有盲肠，比鸟类进化，而究竟还有盲肠，终不能很算进化一样。凡这些，不但是无用的赘物，还要使其人达到无谓的灭亡。
现今的人还以眼泪赠答，并且以这为最上的赠品，因为他此外一无所有。无泪的人则以血赠答，但又各各拒绝别人的血。
人大抵不愿意爱人下泪。但临死之际，可能也不愿意爱人为你下泪么？
“假如先生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处此内忧外患交迫的非常时代，将对他讲怎样的话，作努力的方针？”
编辑先生：
请先生也许我回问你一句，就是：我们现在有言论的自由么？假如先生说“不”，那么我知道一定也不会怪我不作声的。假如先生意以“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之名，一定要逼我说一点，那么，我说：第一步要努力争取言论的自由。
今闻流亡海外的作家刘宾雁去世，心中不知“作何解”好，最近读到刘先生的文章，便是《天下大乱和天下大变》，总之是替离去人哀思吧。想起七十多年前，荷兰作家望·蔼覃去世时，自己曾写过一篇《人话》，录于此。见博客上许多文人明星著文以“劝告”青年，仍是关于“人话”的问题，便想到此文。
记得荷兰的作家望蔼覃（F.Van.Eeden）——可惜他去年死掉了——所做的童话《小约翰》里，记着小约翰听两种菌类相争论，从旁批评了一句“你们俩都是有毒的”，菌们便惊喊道：“你是人么？这是人话呵！”
从菌类的立场看起来，的确应该惊喊的。人类因为要吃它们，才首先注意于有毒或无毒，但在菌们自己，这却完全没有关系，完全不成问题。
虽是意在给人科学知识的书籍或文章，为要讲得有趣，也往往太说些“人话”。这毛病，是连法布尔（J.H.Fabre）做的大名鼎鼎的《昆虫记》，也是在所不免的。随手抄撮的东西不必说了。近来在杂志上偶然看见一篇教青年以生物学上的知识的文章
今闻数万港人请愿，隧记起八十多年前路过香港写的数篇旧文，再做一次“文剪工”，摘录如下。
带了书籍杂志过“香江”，有被视为“危险文字”而尝“铁窗斧钺风味”之险，我在《略谈香港》里已经说过了。但因为不知道怎样的是“危险文字”，所以时常耿耿于心。为什么呢？倒也并非如上海保安会所言，怕“中国元气太损”，乃是自私自利，怕自己也许要经过香港，须得留神些。
今年似乎是青年特别容易死掉的年头。“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这里以为平常的，那边就算过激，滚油煎指头。
今天正是正当的，明天就变犯罪，藤条打屁股。倘是年青人，初从乡间来，一定要被煎得莫明其妙，以为现在是时行这样的制度了罢。至于我呢，前年已经四十五岁了，而且早已“身心交病”，似乎无须这么宝贵生命，思患豫防。但这是别人的意见，若夫我自己，还是不愿意吃苦的。敢乞“新时代的青年”们鉴原为幸。
所以，留神而又留神。果然，“天助自
孔墨都不满于现状，要加以改革。但那第一步，是说动人主，而那用以压住人主的家伙，则都是“天”。
孔子之徒为儒，墨子之徒为侠。“儒者，柔也。”当然不会危险的。惟侠老实，于是墨者的末流，以“死”为终极的目的。到后来，真老实的逐渐死完，只留下取巧的侠。汉朝的大侠，就已经与权贵相往来，以备危机时做护身符之用。
司马迁说：“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这“乱”和“犯”都绝不是“叛”，不过闹点小乱子而已，况且还有权贵们在。
“侠”字渐消，强盗四起，但也属于侠之流，他们的旗帜是“替天行道”。他们反对的可是奸臣，而非天子，他们所打劫的，是老百姓，而不是将相官僚。李逵劫法场时，抡起板斧照一排
大约九十五六年前，我竟受了革命党的骗了。
他们说，非革命不可！你看，汉族怎样的不愿做奴隶，怎样的日夜想光复，这志愿，到现在也铭心刻骨的。试举一例罢，——他们说——汉人死了入殓的时候，都将辫子盘在顶上，像明朝制度，这叫做“生降死不降！”
......
我于是不再信革命党的话。我想，别的都是诳，只是汉人有一种“生降死不降”的怪脾气，却是真的。
加载中…
发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