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医学教授用生命引发的常人呼吁
慕毅飞

一个叫熊卓为的北大医学教授，因一个骨科类的小手术，死在她工作的北大第一医院。事后发现，抢救过程非常粗暴，弄断了三根肋骨，心脏也破了，肝脏也破了，最终是由于肝脏破裂大出血无法止血而放弃抢救。进一步的调查发现，参与抢救的三个主治医生，竟然都是没有行医资格的北大医学院在校学生（11月3日央视经济半小时）。

看病要不出事故，这可能是哪家医院也做不到的；行医要具备资格，这肯定是哪家医院也该做到的。所以说，北大第一医院出现手术死人的事，并不奇怪；北大第一医院的主治医生，居然没有行医资格，这是让人惊奇而至于瞠目结舌的。

如果死者不是北大的医学教授，事情可能就未必能荒谬得如此惊心动魄；但纵然是工作在北大第一医院的医学教授都无法逃脱如此厄运，那么，对于常人而言，这就未必可以作为一起小概率事件而掉以轻心。

从记者调查的情况看，由行医资格的医生开处方，动手术，这在北大第一医院竟然是非常普通的现象。那么，在其它医院，这也一样普通吗？如果普通，出现这样的现象，责任在谁？是院长，是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还是卫生部？总该

为“三分之二家庭住新房”献两计
慕毅飞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淮1日在讲演时称，再过10年中国将有三分之二的家庭住进新房。一时歧说纷纭。我以为，讲的既然是十年的事，那就不妨从长计议，献上两计。

如果这“住新房”是相对于无房可住的家庭而言，那么，是不能待以十年的，而且，也不能只解决“三分之二”。要知道，就目前各级政府的财力而言，要解决无房家庭的住房问题，差不多是小菜一碟；就如今新房的空置率而言，要让相当一部分无房家庭住上新房，差不多也只是政策问题。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规划，10年后，也就接近2020年，要实现“住有所居”的，应该是“全体人民”，而不是“三分之二”。如此说来，“三分之二家庭住新房”的目标，不是高了，而是低了；不应被讥为“大话”，而应指责为打折扣的“衰话”。

其实，陈主任的原意，是这10年新盖的房子，能让三分之二的家庭住。那么，就算陈主任供职的是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也纯属书生之论，理论上具有意义，对于没钱买房的家庭而言，不过是镜中之花，画上之饼，根本不必当真在意。譬如陈主任说前十年盖了80多亿平方米的商品住房，7000万个家庭买了新房

“钓鱼”执法戕害了什么
慕毅飞

10月14日上海浦东发生了一起“涉嫌非法营运”事件，当事人孙中界自伤手指，这肯定是事实，医院可以证明；但欲以自残自证清白的孙中界究竟是否清白，曾一直无法证明，因为它要取决于这起事件是否确实存在“钓鱼”执法的嫌疑。但随后就有当事的执法局言之凿凿所谓不存在“钓鱼”执法的调查结果，只是很快就被确认为“简单草率”，“与事实不符”，“误导”了公众，“损害”了上海的形象，这有管辖该执法局的浦东新区区委、区政府的调查意见为证；最新的消息是，孙中界事件确实存在“钓鱼”执法的嫌疑，这有浦东新区区长的道歉为证（10月26日央视新闻30分）。

至此，我们可以来说说这样的执法究竟戕害了什么，由此可以探究，如此执法的官员究竟是一群什么样的人，继而可以探讨，面对这样的人来执法该有什么样的应对之策。

从披露的事实看，“钩子”们演出的均为苦肉计，像孙中界遭遇的是男人胃痛，有的司机遭遇的是女人肚痛，有的还会遭遇戴着孝报丧的……你要是心生同情，让他们上了车，你就有可能成为被他们钓上的“鱼”，你就得被执法局罚走2千元至5万元的罚款。孙中界曾以“他说他胃痛”

 先富走向共富理应提速
慕毅飞

今年“5.1”前夕，国务院常务会议就通过了《关于2009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提出要加快出台《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日前报载，由国家发改委制定的收入分配调节方案，已上报国务院待批。相关权威人士透露，诸项改革可能于今年内陆续出台（10月26日《中国经济周刊》）。

虽然方案尚未露面，有关细节却略见端倪。一是“按照十七大提出的‘限高、促中、提低’的要求怎么做实”，二是“理顺国家、企业、老百姓三部分的分配结构关系”，三是“调节收入分配改革最基本的还是要增加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具体地说，就是要“改变目前初次分配中资本所得偏多、劳动所得偏少的局面”，“包括二次分配中财政收支中拿出多少用于社保、教育等问题，甚至三次分配中的慈善事业也都涉及到了”，并且还考虑了如何通过增加就业，促进创业，来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中国目前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2007年我国基尼系数达到0.48。

上海的“钓鱼执法”当以涉黑治之
慕毅飞

看完10月20日央视《经济半小时》播出的《上海“钓鱼执法”调查：99%黑车司机被钩过》，愤懑难言：先是雇请的“钓钩”装出需要急助之状，待稍有爱心的司机让这样的人上车之后，这些人就会一面掏出10元钱，一面抓抢车钥匙；随后就会有执法车出现，执法者会不惜用暴力威逼司机认罚，罚款的名义是“非法营运”。这样的“钓鱼执法”，我以为是典型的黑社会性质犯罪，如果情况属实，务必以涉黑案件重典整治。
查现行的司法解释，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一般具备以下特征：一是组织结构比较紧密，人数较多，有较为严格的组织纪律；二是通过违法犯罪活动获得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三是通过贿赂、威胁等手段，引诱、逼迫国家工作人员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活动，或者为其提供非法保护；四是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范围内，以暴力、威胁、滋扰等手段，大肆进行敲诈勒索、欺行霸市、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故意伤害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

从央视披露的新闻看，发生在上海闵行区以所谓“建设和交通委员会”组织实施的“钓鱼执法”，基本具备上述黑社会的犯罪要件。

纵无二次房改，仍有三大宏愿
慕毅飞

此前传言，建设部正在牵头进行十年房改得与失的调研，并酝酿二次房改。三十年改革开放，房改肯定该算是其中一场规模特别宏大的战役。因为无论是说城乡面貌的改变，还是说投入资金的规模；无论是说造就富豪的众多，还是对公众生活品质的实质性影响，都当以房改为翘楚。而且，这二次房改还要改下去，如果是得，这得势必更大；如果是失，这失势必更重。新近却有来自建设部的消息，说虽有一些调整与完善，并无这“二次房改”（10月19日《中国证券报》）。作为一个普通的住房者和购房者，纵无二次房改，我仍有三大宏愿。

住得宽敞一点，自然很好；但能住得宽敞的人，肯定不是很多。要买宽敞的房，得多花钱；买了宽敞的房，装修要多花钱，物业要多花钱，雇家政清理也要多花钱……盖的都是大的，大家都买大的，捉襟见肘的就不免勉为其难。买不起大房的人想买房，就只有俯首甘为房奴。因买房过大成了房奴的，节衣缩食者有之，啃老成癖者有之，伉俪成仇者也有之。对于商品房的开发，该有大小户型配比的限制才对，而且，大房应是大房的价，小房应是小房的价，因为大房占用了较大的土地资源，从性价比的角度考虑

“征信”为诚信护法
慕毅飞

国务院法制办12日公布了《征信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明确规定个人的负面记录最多保留7年时间。所谓“征信”，对许多中国人来说，是新鲜事物，其实，它就是由专业化的、独立的第三方机构，为个人建立信用档案，这种信用档案记录个人过去的信用行为，这些行为将影响个人未来的经济活动，它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信用记录”。

几天来，诸多评论见诸报端，喝彩的，担忧的，建议的，批评的，众说纷纭。但我以为，“征信”从无到有，对于建立一个诚信的社会来说，意义重大。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征信”在为诚信护法。

在中国，诚信似乎从来就是稀缺资源。翻开《论语》，从第一篇“学而”的第四条开始，接连五条，条条讲“信”，诸如“与朋友交而不信乎”、“敬事而信”、“谨而信”、“言而有信”、“主忠信”。有人说，这说明从孔子时代起，中国人就有诚信的传统，而我以为恰恰相反，说明的只能是，从孔子的时代起，就有许多人是不诚信的，所以孔子才天天念叨“信”，缺什么才讲什么啊。后来有尾生的“抱柱信”，说一个小伙子约了姑娘见面，就守在约定的桥底下等，结果，姑娘爽约没来，潮水却来了

别在悲剧之间进行残忍的选择
慕毅飞

广东韶关10月5日发生学生溺水意外，四名高中男生为救助一名失足落水的高中女生，不幸遇难。悲剧引发争议，或赞美男生的骑士风度，或批评男生贸然下水，或主张学校要重视游泳训练，或传授溺水救助常识（10月8日《成都商报》）。所有高论，言之甚是，但不无有事后诸葛亮与岸上风凉话的嫌疑，要知道，不幸而身临此境，任何选择都是残忍的。

如果明知所蹈是死地，你怎么能以骑士精神鼓动不会游泳的男生往下跳？反之，如果眼看同行女生落水，你又怎么能奉劝诸位男士见死不救？就算学校教了游泳，下水救人岂能没有一点风险？就算学生懂得溺水如何救助，如果一时找不着竹竿、绳索，是否就该袖手旁观？所有答案都荒唐而尴尬，因为在悲剧之间无法选择，原本就没有答案。

我见过这样一道公务员考试的面试题：你驾驶着一辆火车，驶近岔道口，突然发现正常行驶的轨道上有五、六个孩子在玩耍，而另一条备用轨道上有一个孩子在玩耍，你会将火车开上哪个轨道？照实回答，你要么轧死五、六个不守规矩的孩子，要么轧死一个守规矩的孩子。两个悲剧，你能选择哪个悲剧？

这样的问题，孔子就

阅兵之后说“二代”
慕毅飞

建国六十年的天安门阅兵，盛况空前，天干地支轮回一圈，恰好六十年，而六十年又恰好是“二代”的概念。你看方块字，一横一竖叫十，两横两竖叫廿，三横三竖叫世。一世三十年，六十年就是两世，所以，说到了“二代”。前些日子，“二代”的话题有些沉重，既有“富二代”飙车惹祸，也有“官二代”集约晋级，更有人为“穷二代”弄出18条“国标”，第一条就是“在各种‘拼爹’游戏中失败”……于是，就有了“拼爹”之说。因为所有这“二代”之间的较量，拼的就是“爹”。一时间，褒贬是非，莫衷一是。

我以为，“二代”能成为热议的话题，这本身就是社会进步。富到了“二代”，说明富人阶层已有带动后富的财力；官到“二代”，表明社会稳定带来官场稳定，“官二代”该不该闪亮登场的讨论本身，就展示了政治文明；至于“穷二代”的话题，也预示着“穷二代”的命运有可能终结。所有的“二代”话题都指向“公平”，至少说明“公平”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预示着我们正有可能走向一个相对比较公平的时代。

古往今来，“二代”困局，并不鲜见。“富二代”被仇视，“官二代”被鄙视，“穷二代”被歧视…

不妨给私塾留条活路
慕毅飞

销形匿迹百年之后，私塾悄然重现。它出现在苏州、深圳、成都这些优质教育资源聚集的地方；招徕的孩子大多来自有钱财、有知识的家庭；教学的绩效也特别良好，以成都一家新近发现的私塾为例，三岁的孩子能将《论语》倒背如流，七岁的孩子能用英语流利地朗读《圣经》；这样的孩子中，就有因成绩太差，被学校老师建议退学的；学生还觉得轻松愉快（10月5日《成都商报》）。这些深受家长欢迎的私塾，在教育行政部门那儿却不受待见，纷纷被以违背义务教育法的名义，予以叫停。

由教育行政部门来叫停，职权使然；但又有几分滑稽，因为教育行政自己办学校，管学校，这学校又似乎办得不能令人满意。叫停私塾，有点像自己卖的馒头不好吃，却又不让别的馒头店开张，在情理上说不过去。
但它有依法叫停的两条理由，一是年满6周岁的孩子都必须接受义务教育；二是在义务教育阶段招生的民办中小学必须要在资金、校舍硬件、师资软件和学生人数上达到政府的规定要求。只是认真解读一下，可以发现这两条理由也站不住脚。

一是“年满6周岁”，当不排除小于6周岁；二是接受“义务教育”，当然也可以接受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