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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友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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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历史

 

 

中央电视台举办“百家讲堂”,推出若干文化明星后,有人说央视为提升中国民众的文化素养作出了贡献,不管人们是否认可这个说法,我要说,央视在推广错别字方面起的作用也是绝对第一。

我指的是央视谈话节目的中文字幕。不管是哪一个频道的节目,凡有字幕,不出错的情况少,出错的时候多,而且往往是一个节目多次出错,错得让人哭笑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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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京报》6月12日报道,王朔“举报”电视剧审查有“黑幕”,王朔在“举报信”中写到,自90年代以降,各电视台纷纷成立了以退休老同志和所谓老艺术家为主的节目审查小组,对每一部准备播出的电视剧进行内容审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此一小组凌驾于各台专业部门之上,对电视剧能否播出握有生杀大权。”自1997年以后,各剧组不得不以审片费的名义向审查小组行贿以期获得通过。如今“审片费”达每轮审查小组每人收受三万至五万元人民币,多轮审查则多轮付费,基本没有一次通过的,至少两轮。即使最终不通过,也不退钱。也无人敢要,因为这次被毙了还有下次,除非不和他们打交道了。

    王朔以电视片《贻笑大方》的审片经历作为证据,该片导演出来说明王朔之言不虚。有审片者和影视制作商回应王朔,说审片组为多人,且层层把关,不是一个人说了算。这样的反驳文不对题,毫无说服力。因为举报者说的正是需要大面积送钱,层层打通关节,没有说买通一人就可以完全搞定。

根据常识和我了解的情况,王朔所言不会发生在每一部电视片和每一个审查组,但这种现象肯定存在,而且决非个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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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文化的角度看,可以说2005年是在热热闹闹的讨论或者乱哄哄的争论中过去的。

  这一年发生了不少事件,比如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全国乃至全世界大搞祭孔活动,几个高价国学班开张;又如由清华大学陈丹青等人的请辞声明引发的大学问题的讨论;再如有关“超女”、有关《红楼梦》研究的学术规范或话语权的争论,等等,每一件都引起了关注,吸引不少人的发言或倾听。

  这些事件,说大并不算大,似乎与国计民生的大局无关,像是茶杯里的风波,或者孙悟空在如来佛的手心里翻筋斗,看起来热闹,但无关大局,甚至同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没有什么关系;但说小也不算太小,因为很多有影响的人物都参与了进来,而且发言认真,有时甚至争得面红耳赤、伤了感情。

  作为这一年若干次文化争论的参与者,我想在种种现象的背后提炼一点基本精神,分别讲一件我最满意和最不满意的事。

  2005年12月17日和18日,我参加了一个名为“首届全国儒教研讨会”的会议,我和几位学者是因为对当今“儒学复兴”热中的某些倾向,对儒学国教化的企图持强烈批评态度而应邀与会的。我们在会上一如既往地发表非常尖锐的批评意见,也硬着头皮听反批评,大家都坚持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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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南方周末》12月22日题为“社会科学院欲设院士将建立学部委员制”的报道,中国社会科学院推荐、选拔、认定学部委员的工作正在密锣紧鼓地进行,听到这个消息,我的疑惑和忧虑多于欣慰。就我所得知的社科院内部科研人员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反映看,也是质疑和反对的声音压倒支持、赞成的声音。

  从道理上说,建立或恢复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院士制度是应该的,国外历来有文科院士,中国在1949年之前的中央研究院既有自然科学的院士,也有社会科学的院士,现在在台湾仍然如此。所以,我们只有科学院和工程学院院士,而没有社会科学的院士,反映了我国在这方面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差距。中国有自己的文科院士是必然的、或早或晚的事,问题在于应不应该在现在,现在条件是否成熟?

  如果说,在这之前20多年社会科学院士的缺位等于是承认我们的水平不够,那么,现在恢复社会科学院士制是否表明我们的水平一下子有大幅度的提高呢,我认为不是。或者,是否如某些专家学者建议的,可以通过设立文科院士制来拉动、提升我们的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水平呢,我认为不一定。

  应该承认,最近若干年来,我们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有较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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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几起交通肇事死亡赔偿案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讨论。因为死者是农民,其家属得到的赔偿金额仅为如果死者是城镇居民的几分之一。有报道说,肇事司机宣称“对农村人口,赔偿额不能太高”,而负责案件的警方、甚至受害者的辩护律师面对国家有关规定,也只能认可这种“农民的命不值钱”的可悲事实。由此,引发了对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农民地位低下的批评,对在丧失生命时能否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一宪法条款的议论。
  我认为,在表示激愤,重申平等观念之余,对整个事情还应该作更复杂、深入的思考。
  导致农民几条命才抵城里人一条命的规定是这么说的:“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根据这一条款,在实践中,法院通常会首先查明受害人的户口性质,如为城镇居民的,按照其可支配收入作为计算标准;如为农村居民的,则按照人均纯收入作为计算标准。
  为了避免简单化,可以设想以下辩护意见:赔偿所根据的原理,不是对死者生命值多少钱这种绝对价值的判断,而是对死者家属损失和所得赔偿的计算。这种估算当然只能是初略的,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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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1-30 17:22)

  巴金崇尚自由,追求真善美,他的作品给向善的青年提供精神食粮,他本人的追求和一生也给人们树立了楷模。在文革结束后晚年的作品里,他大力提倡、反复号召说真话,体现了一个作家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说真话是最基本的品德,但在中国往往是最难的事,所以比起那些靠说假话求官获利的人,尤其是相比于那些漠视苦难和不公正,粉饰现实的作家,巴金非常令人尊敬。

 

  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由于年事已高(不可否认也有认识的能力和水平问题),巴金本人提倡说真话也流于自己主观动机的表达和一般号召,他没有说出什么有分量的,在历史上留得下来的真话。比如关于文革,他不停地问,人怎么会一夜之间变成野兽,除了人性的呼唤,并没有给出深刻的回答,对文革这场大悲剧产生的原因,也没有深刻的理解和说明。

  我觉得看到这种不足很重要,这不是对巴金评价高低的问题,这涉及到我们思想、认识的高低。中国文化传统和文人心态,比较重视主观精神状态而不重视客观思想成果、内容。比如一般人很欣赏,很容易沉醉于“红袖添香夜读书”的意境,但到底想了些什么,写出了什么,就不爱去过问。所以,我们多有道义表白,而少有深刻的思想。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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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被称为“文化保守主义年”,我看2005年可以称为“国学年”,因为发生了好多事情,都是围绕国学展开讨论和争论,比如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又如关于废除科举100年纪念和祭孔的争论。最近还有北京大学哲学系办国学“老板班”和中国国学俱乐部正式开张的消息,看来国学正在热起来。

  复兴国学还是独尊儒术

  国学如果真能热起来,应该是好事,但重要的是它怎么个热法。我担心的是,看目前的一些苗头,它热得有点邪乎。这就有两种可能,一是它邪乎着热下去,中国恢复儒家正统,甚至(如有些人希望和努力的那样)儒教成为中国的国教,我认为这种可能性基本上等于零。二是目前有点邪乎的热劲持续不长久,目前的“国学热”终成昙花一现、过眼烟云,我们期望国学恢复正常地位的努力严重受挫,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不得不重新摸索,以图文化建设的百年大计。

  在我看来,现在恢复国学的种种努力之所以正当,之所以必要,是因为人们的国学知识太欠缺,国学在教育中,在人们生活常识中所占的地位和它应有的地位相比存在较大的差距,总之一句话,我们对于自己的传统文化学术欠债太多。就此而言,建立国学院,编写、出版教材、读本,提倡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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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报道,中国国家乒乓球队从11月16日竞聘4个主教练,年龄上限为50岁,而执教成绩不错的现任国家队主教练陆元盛现在已经年满51岁,参不参加竞聘成为众所瞩目的悬案。

  中国乒乓球队战功显赫,除了运动员的天才和勤奋,教练员以及有关领导也功不可没,为遴选教练的年龄设限问题而提出批评,似乎有些苛求。但是,这件事反映了我国订立规则或政策时的一些普遍问题,反映了存在于不少决策者身上的共同倾向,值得一议。

  体育总局局长助理蔡振华说:“我当时脑子有点糊涂,并不清楚陆(元盛)指导已经51岁了。”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表示懊悔,认为当初考虑不周?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如果知道陆元盛已经年届51,很可能就会把年龄限制提升到52,53或是55.如果是这样,那么现在的年龄上限50岁就有相当大的随意性,而缺乏科学性、客观性、严格性。

  所以,第一个值得议论的问题是,我们在制定规则或政策时,看似基于一些神圣的原则,长远、全面的考虑,但其实往往是因人而设。有时是为了把某个人选拔上去,有时是为了把某个人卡下来,别的实质性问题不愿意说,或者说不清楚,于是在年龄问题上动心思。我完全无意说这次国家乒乓球队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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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京报》11月8日消息,近日,武汉大学学术委员会在校内通报了对法学院副院长周长城著《经济社会学》一书被指剽窃问题的审查结果,认为《经济社会学》只存在注释不规范的问题。

  如果武汉大学学术委员会的审查结论确实如此,那么,我只能表示惊讶和遗憾,而且坚信,这个事件不会到此为止。还有事实需要核查,还有问题应该追究,当然,值得我们思考和弄清楚的事情还很多。

  说只是注释不规范,等于是说没有问题,但这是一个躲躲闪闪、故意含混其辞的说法,为应付有人进一步的追问留有余地。

  其实,注释不规范的问题,每天都在大量发生。说来可怜,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做学问、写文章者何止千百万人,但有没有一半的人能把注释写规范,还真是问题。许多作者不把作注释认真对待,许多刊物、出版社也不严格要求、统一规定。有鉴于此,一些大的出版社和优秀期刊才专门作出关于注释的体例规定,事前要求作者规范处理。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注释不规范问题,但这样的问题何劳兴师动众,要武汉大学学术委员会来研究处理?

  另一种意义的所谓“注释不规范问题”是最近几年出现的。有些人剽窃他人著作被发现,或是因为抵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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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1日,《南方都市报》一则关于深圳将限制外地生入学的报道使人们再一次以苦涩和忧虑的心情考虑“平等受教育权利”在我国实际实施的问题。

  深圳是我国外来人口最多的城市,解决外地生入学的压力非常大。深圳去年在教育方面的投入为98亿元,其中市本级财政投入62亿元。有关人士指出,如果情况照目前这样持续下去,深圳再投200个亿也不够。因此,深圳将出台暂住人口子女接受教育的有关规定,限制外地学生入学等。该市一位官员明确表示,“深圳教育只能提供给那些为深圳作出贡献者的子女”。

  我看了《深圳市暂住人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管理办法(试行)》规定,平心静气而论,那些规定在理论上是站得住脚的,外地人口在一个城市合法居留,应该遵守一定的规定,满足一定的条件;只有满足这些条件的人,其子女才满足在当地入学的条件,这种推论好像也顺理成章。但任何一个对现状有了解的人也一定会承认,如果严格执行以上规定,将会有相当多的外地生上不了学。

  这些孩子怎么办,谁来考虑他们的问题?事实上,这不仅是深圳明年将要出现的问题,而且是许多城市已经产生的问题。

  深圳面临很大的困难和压力,他们出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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