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丘是禁止“言论自由”的始作俑者         黎 鸣

迄今为止，世界上文明的大国，最缺乏“言论自由”的仍旧是我们中国，这是世界上的公论，不需要我来多说。造成这种国家恶习的，决不仅仅是那些的确应该受到谴责的“少数人”，包括由“少数人”组成的政府和官方当局，尤其是那些专门设来禁止言论自由的有关部门，例如向来国内外的“宣传部”，国外的是希特勒的德国、斯大林的前苏联，国内的是执政的国民党和执政的共产党。但我认为，对于中国人而言，更应该看到问题的“根源”，其实问题的根源还在于所有的“中国人”，也即所有的仍旧把孔丘及其儒家的“文化传统”当作“宝贝”来永远供奉、永远崇拜、永远继承的每一个中国人自身。这是因为，孔丘，原本就是两千多年来的中国历史之中严厉禁止人民“言论自由”的国家恶习的“始作俑者”，“始祖”，“祖师”。

在我前面的文章之中，我已经谈到了孔丘给人类文明“定罪”的问题，定什么“罪”？定“四非”之“罪”，而且中国的汉字“罪”本身，即

孔丘开创了人类中最坏的教育          黎 鸣

人类的教育，目的是在使人变得愈来愈聪明，变得愈来愈智慧，变得愈来愈具有发现真理的能力，愈来愈具有发明真实（工具）的能力，愈来愈具有创造真诚（成）（新观念）的能力。然而，中国人的教育，也即两千多年以来事实上儒家的教育，其结果却是完全相反，不仅不能促使中国人变得愈来愈聪明起来、变得愈来愈智慧起来、变得愈来愈具有发现（真理）、发明（真实）、创造（真诚）的能力，而是完全相反，反而愈来愈变得不知道什么叫做“发现真理”，不知道什么叫做“发明真实工具”，不知道什么叫做“创造真诚（成）的新观念”。由于两千多年来中国儒家教育的结果，中国人事实上已经变成了世界上最愚蠢的人类。这是千真万确的历史事实，中国人不能像骆驼一样，把自己的脑袋埋到沙堆里，自己完全装着看不见。

致使中国人变得愈来愈愚蠢的漫长的“历史狂澜”，终于在1919年五四运动的巨大“惊醒”的“狂呼呐喊”之后，受到了极其有力的“阻遏”，虽然远没有“嘎然而止”，但的确也已让它愈来愈变成了历史的“潜流”。需要提醒我亲爱的同胞们注意的

中国文化发展停滞的实质性问题       

——儒家文人的“太监脑”问题             黎 鸣

中国文化发展停滞的实质性问题之一是传统中国文人的问题，因为传统中国文人普遍无知、无能、无用、无耻，所以实际上成为了中国文化难以获得发展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关于传统的中国文人，当然是指两千多年来的中国儒家文人，历来不乏恶贬。最著名的是元代传下来的“八娼，九儒，十丐”之说，把“儒”家文人直接放在娼妓和乞丐之间，说白了，儒家文人就是历来极权专制统治者面前的“以文卖身”的“娼妓”和“以文乞讨”的“乞丐”。更一般评价“文人”的说法则是：“文人无行”、“文人无用”、“文人相轻”。

什么是“文人无行”？即无品行、无品德、无常行、无羞耻。

什么是“文人无用”？即无知识、无技能、无实用、无可用。

什么是“文人相轻”？即文人之间永远相互鄙薄、相互轻视、相互在大人（长官）面前挑拨离间，相互在背后造谣诽谤。

我还曾谈到中国文人留给外人的总的印象：

             孔儒政治害苦了“大汉民族”的国家

——漫谈中国国家史话，兼论产生“汉奸”的真正渊源          黎 鸣

仅用一篇文章来谈中国的国家史话，显然有大题小作之嫌。但是这个话题总得有一个绪言，所以，这篇文章，就当是《中国国家史话》的一篇短短的绪言吧。

一谈到国家历史，中国人首先想到的，必定是一代代国家的君王，似乎只要把这些君王们的故事叙说一番，这个历史就算基本上完成了。不要说其他，我们的“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中的“历史”，不就是如此地“讲”的么？

通常的国家史话总离不开国家政治史话、国家经济史话，国家文化史话三大部分，我今天要讲的中国国家史话将采取全新的方式，我把它分解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中国国家文字语言史话；第二个部分是中国国家版图史话；第三个部分是中国国家思想史话。上面所说到的国家政治、国家经济和国家文化三个部分，其实都应包含在上述的第二个部分：中国国家版图史话之中，因为无论政治的版图，经济的版图和文化

孔丘是中国法西斯的“祖师”             黎 鸣

什么是中国的法西斯？首先谈谈什么是“法西斯”？

“法西斯”的原意，是指古罗马帝国时代的某种象征权力的“标志”，众多的棍棒捆在一起，象征某个集团的团结，中间再插上一把杀人的斧头，象征最集中的“权力”。这样一来，“法西斯”的含义就有如下重要的几点：一，最集中专制的权力象征，代表某个具有魅力的领袖；二，最团结的权力集团，代表某个组织；三，最自恋最自大最排外的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

在西方近代，首先复活“法西斯”这个概念的是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他以此命名他的政党，并以“法西斯”的权标作为他们政党的党徽。后来，这个概念更进一步成了德国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纳粹）的专用词，“法西斯”更进一步成了“法西斯主义”（法西斯蒂）。什么是“法西斯主义”？即：一，更集中更专制的权力，更垄断的组织，更独裁的领袖；二，更强烈的民族主义，乃至更强烈的种族排外主义；三，更赤裸裸地诉诸暴力，甚至是诉诸残忍的种族灭绝主义的暴力。

“中国的法西斯”是一种借用的概

孔丘给人类文明定“死罪”           黎 鸣

这篇文章的题目，很可能又会招来儒家文人们高喊“危言耸听”的非议，甚至谩骂。没有关系，我始终坚持讲理，凡认为自己也同样讲理而又坚决反对我的观点的人们，不妨勇敢地站出来与我辩论。

为什么说“孔丘给人类文明定‘死罪’”？这是因为，孔丘从来就把属于人类的最自然的文明的“权利”视为“死罪”，诸公不信，那就请听我仔细道来。

首先谈一下，什么是中国人的“罪”，然后再谈，什么是中国人的“死罪”。中国汉字“罪”的结构是什么？是“四非”，何为“四非”？请看孔丘的“解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是《论语》之中的“名言”，也是在我们中国，人们对“罪”字的最具权威性的解释。顺便指出，“视”在空间，“听”在时间，“勿视”、“勿听”的实质即在“勿思”。

说白了，孔丘把中国人所有要做的事情，全都纳入了“礼乐”的牢笼。什么是“中国人所有要做的事情”呢？我在前面的文章之中曾经说过，人类所有要做的事情莫过于如下的三项：思、言、行（动）。除此之外，人类还有要做

                         人类最大的敌人是谁？

——是自身的愚蠢              黎 鸣

凡是在现实的人群之中寻找并树立自己的敌人的人们，其实都是蠢人。

人类始终都在面对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精神环境的多种事物之中生存，这些事物全都有可能给予人类以伤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实更多的时候应该是互相帮助的朋友，而不是敌人。经常把他人当作自己敌人的人，才是真正的蠢人。长期以来的中国人即是经常地把（陌生的）他人当作敌人的民族，所以事实上，中国人在漫长的历史之中，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扮演世界上最愚蠢的人类之一。而统治最愚蠢的人们的最有效的政治工具，就只能是暴力，无情的暴力再加上伪善的说教。对于暴力之下的伪善，蠢人会经常诚惶诚恐，并感激涕零。

关键的问题在于，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中国人的愚蠢？

造成中国人愚蠢的最古老而又最悠久的原因，即孔儒的意识形态及其具体

中国教育永远都只能是巨大的失败，为什么？  黎 鸣

两千多年来的中国教育永远都只有失败，不能不失败，而且是巨大的失败，这简直就是两千多年来中国教育以及中国历史的必然。为什么竟然是如此？我们今天即来讨论这个最重大的问题。

首先我们必须确认，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教育真是全都失败了吗？我的回答：是的，全都失败了，至少从汉代的“独尊儒术”之后，中国的教育真的是全都失败了，而且全都是巨大的失败，它让历史上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几乎全都被“教育”得丧失了文明的（真、善、美的）意义，说白了，即让大多数的中国人“白活了”。

什么是国家教育的失败？要确认什么是国家教育的“失败”，首先必须确认什么是国家教育的“成功”，或者说，如果真要让国家教育取得“成功”的话，它至少必须具备一些什么样最基本的判断标准，或条件？

我定义一个国家的教育取得最基本的“成功”的判据如下：如果一个国家的教育，能够为它的国家培养出在全人类基准的“人均水平”之上尽可能最高数量的思想（思维逻辑方法的创造）家、哲学（理论智慧的创新）家、科学（真理的）发现家、技术（真实效益、理性工具、有效

中国文、史、哲，全都不够“格”       黎 鸣

中国文明近两千多年来，由于对“孔儒”的“独尊”，而造成了对于中国人意识形态的严重的极其有害的垄断，其后果，即是使得迄今为止的中国人的“文”、“史”、“哲”，全都不够“格”。19世纪末20世纪初之前的古老的“文”、“史”、“哲”固然如此，近一百年来“拷贝”西方人的“文”、“史”、“哲”，也同样不够格。这里所谓的“格”，即是指符合全人类近现代文明最平均水平的“格”，其内核，即是中国人的总的平均逻辑思维能力水平的不够“格”，因为“孔儒”的“思维模式”，全然丧失了人类应有的最起码的逻辑。中国人的“文”、“史”、“哲”竟然全都只能是如此地“不够格”，所以，就更遑论什么科学、技术、艺术的高水平的发现、发明和创造了。这种不够“格”的“文”、“史”、“哲”，至今仍在严重地阻碍着中国文明前进的步伐。

中国文明真正最辉煌的时期，而且真正有可能比地球上大多数其他地区要先进的时期，是在先秦时代的短短的五百年——“春秋战国”的时代，正是这个伟大的时代，真正奠定了中华民族文明在全人类文明历史之中的应有的地位。真正

只有蠢人的国度才推崇“国学”           

——兼谈清华大学“清华国学院”开张的“噩耗”        黎 鸣

近代中国“国学”的兴起，本身即是一帮儒家文人为了抵制“西化”而专门设置的“障碍”，而近代中国也正就是在不断地克服这些儒家文人们的重重障碍的历史过程之中艰难地前行。很显然，在东方“西化”的道路上，我们中国远不如日本、新加坡、韩国顺利，包括也远不如长期成为了他国“殖民地”的本国的香港和台湾顺利。严峻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如果没有近代百年的“西化”，中国人能有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吗,能有“国民党”、“共产党”的存在吗？能有近三十年“经济的起飞”吗？我请问那些盲目的“民族主义者”们，你们今天所运用到的所有的知识、思想、观念，甚至日常使用的最普通的器具，例如种种的家用电器，它们的发现、发明和创造者们，有多少不是来自西方呢？你们知道中国的“国学”是什么吗？是明明白白的儒家文人们的“蠢学”，其中的绝大部分更是极端愚蠢的“儒学”——“太监学”，也即由儒家文人的“太监脑”们空徒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