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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下去(2008-05-18 22:20)
 

天灾

在多灾多难的2008年

悄然袭来

 

我们经历过太多磨难

这一次

再次受到重创

 

但是

我知道

我们会像以往任何一次一样

不会倒下

 

我们要再次向世人证明

我们坚韧、顽强

我们珍视生命

 

所以

我相信你们

我亲爱的、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们

我们理解

我们支持

我们祈祷

 

总理说

一定要把人救出来

他老人家

两个小时就飞到了灾区

随后

十万救援人员日夜抢救

同时

捐款金额达到数百亿

还有献血、志愿者

……

 

所以

无论如何

请相信我

一定要坚持住

我们

要一直

一直走下去

 

哪怕——我是说哪怕

哪怕死神企图向你逼近

你一定要

用尽你余下的力气把他赶走

如果

如果你真的无法将他击退

请不要害怕

因为

死神会轻轻把你的灵魂拾起

然后

亲吻你的脸颊

……

万家灯火为谁熄灭(2007-10-25 10:51)
 

这是深秋的一个傍晚。夜色缓缓向四周弥散,几辆闪着红色警灯的警车和消防车由远及近渐次鸣声大作,一下撕破了平西村的宁静。“快去看啊,来了好多人!”消息在村民中间飞快地传递。

转瞬间,警车、消防车、公务车甚至私家车,几十辆车浩浩荡荡向一个方向汇集。从村里、镇里、区里甚至几十公里以外的广州点击查看广州及更多城市天气预报市相继赶来的人,很快在一个点上汇聚起几百人,在“国庆”长假的最后一天,搅动了广州市花都区花山镇的这座村庄。

紧张的人群不时很费力地仰起脖子往上看,因为他们视线聚焦的目标是如此之高:在村水泥道旁的一块玉米地里,在那座相当于16层楼房一般高的高压铁塔的顶端,在好几条22万伏的高压线路丛中,架着一个人。

在薄暮中,塔底的人群只能依稀辨认出,这是一个女人。她骑在绿色角钢搭成的铁塔顶端,仅凭几根交错的铁条支撑着身体的重量,摇摇欲坠。

《中国青年报·冰点》记者 包丽敏

包丽敏:冰点记者,有作品《无声的世界杯》(06年南方周末年度致敬之最佳特稿),《一个小康家庭坠入赤贫》,《报人转会》等

民警救下轻生女子

现场几乎没人认识她。警方只能从围观村民七嘴八舌提供的信息中了解些许眉目:这是一个外地女人,看上去精神恍惚。10月7日下午,她先是跳进村里的一个鱼塘。鱼塘水很浅,只没到她的胸部。她爬出鱼塘,全身湿透,又在村里转了几圈,在17时30分前后,开始攀爬这座高压铁塔。

一名村干部刚好路过,赶紧喝令制止。但他越是叫喊,女人反而爬得越是起劲。据说,她只花了10多分钟,就爬到了铁塔顶端。她在铁塔两侧像手臂一样伸出的横担上来回移动,有几次,她还伸出手去够最顶端的架空地线。

没有人确切知道她为什么要这么做。人们推测,她想自杀。

“她是傻子吗?!”围观的村民中有人发出这样的疑问。

“她死定了!”有人嚷道。

塔底下的人们,“心时刻提到嗓子眼上”:每一分钟,她都可能从50米高空突然坠落,惨状万分地当场死在他们面前。

原本这个轻松而平静的长假即将结束,人们正准备着重新投入上班的日子。但那名村干部那天下午拨打的110报警电话,却无异于一条紧急动员令。为了这个素不相识的陌生女人,许多人从饭桌边被叫到现场参与营救,有些人正等着开饭,有些人则刚吃到一半。

铁塔上的女人也许没有料到,她自己已经打算放弃的生命,这个她初来乍到的陌生城市却并不打算放弃。在随后的几小时内,人们为此进行了某种意义上的全城大动员。

停电可不是拉一下闸那么简单

她只是在高耸的铁塔上呆着,有时动一动身体,换一换姿势,有时还向下张望几眼。没有人知道她心里在想什么。

警方在距铁塔约30米外拉起警戒线。不止一个警种出动。民警在现场维持秩序,疏散围观人群;交警在外围维护道路交通;甚至还调动了特警,因为消防队唯一的安全气垫在不久前的一次营救中被毁,他们送来一只橘红色的安全气垫,铺在塔底,以防塔顶的女人突然坠地。在通往现场的各个道路岔口,也布置了警力,使赶来参与营救的人们不致迷路。

塔顶的女人也许看到了6名身穿橘红色特勤服的消防队员的到来。18时过后,在微微的夜色中,他们开着庞大的消防车火速赶来,还紧急调来一架如巨人之臂般的消防云梯。

这天下午,广州市公安局消防支队第五大队花都中队的这些小伙子,原本刚刚帮助一户居民摘除了房屋外的马蜂窝。在回消防队的路上,他们接到了这个紧急出警电话。他们通常在发生火灾、水灾、交通事故,以及各类自杀时紧急出动,有时还会帮人们开门取钥匙。但这一次营救,是他们遇到的前所未有的新挑战。

消防云梯的垂直极限高度只有54米,而云梯车距离铁塔约20米,巨人之臂无法够到铁塔顶端。

“当时只能靠人工徒手攀爬去救人。”消防队员事后回忆说,“但我们从来没有上过这样高的铁塔。”事实上,他们此前徒手攀登最高只到达过20多米的高空。

更可怕的是铁塔上的高压导线,它们像一枚随时可能引爆的炸弹。22万伏高压导线的安全距离只有3米。如果铁塔上的女人沿着横担进一步逼近导线,或者她纵身跳下,或者失足跌下,所有这些过程中一旦与导线距离小于3米,便会触电,导线将因此短路,不仅能让她“瞬间炭化”,而且整个铁塔也将因此带电,危及爬上铁塔的救援人员的生命。

前来营救的人们最初试图用代价最小的方式化解危机——说服她自己爬下来。他们通过喇叭用粤语和普通话轮番朝高空喊话,让她用肢体做出示意。但她没有任何反应。

暮色渐渐笼罩大地,吞没了铁塔顶端那个浅色的人影。随着时间流逝,人们担心,她也许已经没有体力自己安全地爬下铁塔。

只有派人上去营救了。

那么就意味着必须停电。

来自消防队的意见:“如果不停电绝对不能上,我们要为战士的生命负责。”

然而停电对一座城市意味着什么?工厂的生产线将因此停止运转,医院将有可能不能再施行手术,居民区的电梯将无法升降,红绿灯会因此失灵,交通会发生混乱,路灯也将大片熄灭,如果正好有大规模的集会,还容易发生挤压踩踏……而广州市建在花都区的国际大型航空港白云机场,那些起落的飞机,也有可能受到波及。

停电,城市将为此承受损失。数十万人口将为此遭受影响。

“停电可不是拉一下闸那么简单。”花都区供电局运行部主任董选昌说。

以前,我们紧急处理的只是设备,但这一次是人

董选昌开车走错了两个路口后才找到这里。在他供职电力部门10余年的经历中,一旦输电线路出现问题,他和同事们总是第一时间赶去现常商家搞庆祝活动用的大气球或者大横幅挂上了输电线路,龙卷风刮起铁皮屋上的铁皮碰到了线路,运输船只不小心撞坏了线路等等各种意外,甚至线路底下农民们种的桉树长势过快,也都有可能导致电网的某一局部失灵。

而眼下,董选昌和同事们遇到了他们此前从未经历过的意外,“以前,我们紧急处理的只是设备,但这一次是人。”这让他们备感棘手。

看起来,在董选昌和他的同事负责运行维护的1400多个电线杆和电塔中,这个女人似乎只是随意爬上了其中的一座,但受到她威胁的,却是花都电网中的两条主干“大动脉”。

从云贵地区西电东送过来的电力,沿着中国南方电网50万伏的超高压线路,一路输送到这座铁塔约30公里外的换流站,在那里转成22万伏,“拐”进这两条高压线路,再输送进花都区。而整个花都区近1000平方公里辖区所用的绝大部分电力,总共由3条这样的输电线路供给。

这意味着,为了救这个女人,需要切断花都区3条“大动脉”中的两条,也意味着,将停止花都区一半以上的电力供应。

至少半个花都将陷入黑暗。

而仅剩的一条“大动脉”,是修建于上世纪80年代的老旧线路,它从200多公里外的韶关一路穿山越水而来,没有人能保证,它在长途的跋山涉水中不会因为突然的风雨或雷击或人为施工破坏等各种不测而跳闸。

那么,最坏的打算是,整个花都将陷入黑暗。

“我们供电部门承担很大的压力,政府也承担着很大的风险。”花都区供电局副局长莫文雄说,“停与不停,必须由政府来决定。”

毕竟人命关天,哪有见死不救的道理?更何况我们是一级政府

21时30分前后,不停电的情况下能采取的所有营救措施均宣告无效。女人还悬在50米的高空。很长一段时间,她斜躺在铁架上。也许她干脆在黑暗中闭起了眼睛,也许她能眺望到这个城市灿烂的灯火,或者,她也许还会俯视那些像蚂蚁一样匆匆汇聚到她脚下的人群。

人群一直在紧急动员中。

120救护人员早已在现场待命。消防队员早已在现场待命。供电部门的抢修队伍早已在现场待命。

区供电局的领导到了。市供电局应急办公室的领导到了。花山镇镇政府能出动的干部都出动了。区政府应急办公室主任赶来了。一位副区长赶来了。3位区委常委赶来了。3位常委中,有当天负责值班的区委纪委书记,有区委办公室主任,甚至还有区武装部长。“谁知道呢,当时现场说不准就有可能需要调动部队来帮忙。”区政府应急办公室主任杨志强事后说。

现场组成了临时指挥部。在一条排水沟附近的农田里,摆上几张折叠椅,就是指挥部所在地。指挥部把一家当地电视台记者的摄像机“征用”了,充当望远镜来监测塔顶的营救对象。

消防车上的探照灯照亮了现常人们不敢将灯柱对准他们的监测和营救目标,怕强光给她造成某种意想不到的刺激,只是偶尔将光柱移上去晃一下,看一看她在铁塔上的动向。

指挥部在紧急磋商。他们在来来回回的电话中与不在现场的相关人员磋商。他们向上级机构层层汇报。

莫文雄的手机打爆了。这位副局长不得不把一位下属的手机电池给“征用”了。

因为这两条“大动脉”不仅主供花都地区用电,还是连接韶关和广州的省内电力大通道,这样的主干线路停电,“需要大动作”,花都区调度没有决策权,广州市地区调度“也说了不算”,调度权在广东省调度中心。

停与不停,三级供电部门经过紧急论证,已经做好两手准备,备好应急预案。“我们有责任把可能面临的风险、预计造成的影响和我们的应对措施一一提交给区政府,供他们决策。”莫文雄事后说。

最后的拍板在花都区区委区政府。

有关领导重点询问:“白云机场供电能不能保证?”

供电部门答复:可以保证。

区纪委书记钟国雄事后表示,当时的权衡中,只要能保住这座国际航空港,其它的损失是可以承受的。

“毕竟人命关天,哪有见死不救的道理?更何况我们是一级政府。”

来自不同渠道的消息显示,当时“从上到下一致同意停电救人”,“停电还是不停电,没有争论”。花都区委书记潘潇和代区长林中坚也发来指示:“救人要紧。”

当晚22时10分左右,董选昌在一旁听到副区长戴新爵用粤语大声说:“我们以人为本,停电救人吧。”

听到政府官员这样的表态,他感到有些“吃惊”,“心里挺感动的”。

她脚下这个城市的灯火一片一片地为她而熄灭

然而停电确实“并不是拉一下闸那么简单”,更多的人将被动员起来。

为了尽量减少损失,花都区供电局工作人员紧急就位,开始逐一致电辖区内重要用户。数千条短信同时发出:“为了救人,需要紧急停电处理……请全区工业用户准备。”

中国移动花都分公司接到求助电话:需要向广大市民短信通知停电消息,不致引起市民恐慌。

总经理钟伟雄带着几名技术骨干赶来与区政府信息中心汇合,紧急搜集齐所有花都区移动用户资料,导入区政府的“政务信息机”。他们商定,这些短信将不用移动10086端口发出,而使用政府的发送端口,因为“如果民众看到是政府的端口,会比较放心”。

这个建于两年前的平台,此前只对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发布信息。这一次,这台原本用于办公的设备第一次用于大规模发布,向公众亮相。

“因紧急抢险需要……我区部分区域停电,不便之处,敬请谅解。”近100万个移动用户,包括这位花都分公司老总在内,当晚收到了区政府发送端口发来的停电通知。

花都电视台滚动播出停电通知。通知预告了最坏的可能,“花都电网仅剩一条220千伏线路供电,若此线路再受不可抗力影响而跳闸,花都地区将全部停电。”

“这其实是要让全体花都区市民都要为停电救人做好准备。”区供电局副局长莫文雄解释。

区供电局向省调度中心申请紧急停电。

从22时30分左右起,从低压到高压,输电线路开始依次逐级切断:220伏(380伏)——1万伏——11万伏——22万伏。

为了让这两条从铁塔上女人身旁经过的“大动脉”停下来,花都电网无数条“小血管”和难以计数的“毛细血管”先后被切断。整个花都电网共41万千瓦负荷,在半个小时内切掉23万千瓦。

大约半个花都的行政区域内,路灯大片大片地熄灭,交通信号灯失灵,城市的霓虹瞬间消失。就在距离这个命悬一线的女人三四公里外的花山镇,一家通宵营业的网吧里,七八十个客人面前的电脑同时黑屏。因为老板将手机落在车里,没有及时看到停电通知。这家网吧的突然停电导致4块主板和3块硬盘损坏,而当晚营业额损失上千元。

几家美容美发店提前结束营业。“24小时营业大旅店”的灯箱广告熄灭了。人们点起了蜡烛。

居民小区里,一位姓唐的女老师早早睡下,却因为电风扇突然罢工,在夜里11时过后被热醒了。她困得双眼睁不开,却不得不给她3岁的女儿扇扇子,扇子一停,小女儿就开始哭闹。她听到有人热得睡不着,到黑了灯的街道上去散步乘凉。

“总之是麻烦死了。”水果摊老板老刘抱怨说。当晚他至少少做了一半生意,整个市场黑乎乎的,想吃宵夜也没处吃,回家睡觉又没有空调,“热得要命”。不过,“反正救人嘛,无所谓啦。”他咧开嘴笑。

在这个大小工厂密集的地区,像老刘这样的水果摊主、卖茶蛋和煮玉米的小贩、烧烤档老板和各色小摊主都等着那些夜里两三点下班的工人们前来光顾,但这个晚上,他们大多不得不在一片黑暗里提前收摊。

大大小小的工厂主也在蒙受损失。新华街一家五金机械加工厂原本要组织大约20个工人加班赶货,据称当晚因为停电,少生产3吨产品。不过在这家老板看来,政府这次行动“很人性化”,完全可以谅解。

一家箱包生产企业,几条原本24小时运转的生产线不得不停下来。“没办法,”它的老板有些无奈地说,“毕竟是救一个人嘛,又不是救一条牛。”

当半个花都陷入黑暗时,只有白云机尝居民密集的中心城区、大商尝大型的生产企业如东风日产、党政机关、驻军部队、电台、电视台以及医院等等,依旧维持着供电。

一家22层高的大酒店启用了自备发电机,在一片黑暗的包围中,依然闪着霓虹。

没有人知道,这天夜里,这个女人在50米的高塔上,是否看到她脚下这个城市的灯火一片一片地为她而熄灭。

稍微出现失误和疏忽,有可能造成大面积的全区域的停电

她依旧骑在铁塔的顶端。当探照灯柱晃上去时,塔底的人们看到一个白色的影子。这期间,她脚上的一只鞋掉了下来。

现场之外,为了实现这次停电,供电部门的区调、地调和省调正通力合作。作为中国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的一个下属单位,仅靠花都区供电局的力量,根本无法让这两条“大动脉”停下来。

甚至周边的区域电网也必须为此调整运行方式。这意味着,不仅整个花都电网为此面临风险,周边区域的电网也将为此承担一定风险。韶关、英德和佛山的调度中心也紧急加入合作。

“各级调度必须密切配合,如果在应急过程中稍微出现失误和疏忽,有可能造成大面积的全区域的停电,而且一时难以恢复。”莫文雄说。

在不同城市的不同调度室里,人们按照应急预案里的程序一步步进行操作。

这套程序从22时30分前后开始,在大约花费了一个多小时后,终于由省调度中心统一调度,在这两条线路分别位于白云区和花都区的两侧变电站里,工作人员紧急到位,两边一起配合操作,先将这两条线路的断路器切开,再将两侧的隔离刀闸拉开。最后,在一系列现场操作完成之后,将线路两侧接地,把余电导入大地。

至此,两条“大动脉”终于真正停了下来。

这时,已经是深夜23时50分。

女人拒绝了他们递过来的葡萄糖水,但没有拒绝安全带

现场之内,23时58分,营救人员整装受命营救。由花都区供电局送电班32岁的工人王成作向导,消防队20岁出头的义务兵吕文波和士官谢展强,背上15公斤重的缓降器、一条100米长的安全绳、一只备用头盔和一部对讲机,开始徒手向塔顶攀登。

在已经营救过五六十人之后,这是两位消防员第一次在这样的高空救人。攀登的过程没有保护,他们“心里有些紧张”,互相提醒脚下有没有踩实。最初他们还戴着棉纱手套,但抓起角铁来很滑,没有手感。

塔上风很大,他们感到塔身在旷野里轻轻摇动。“幸好是晚上。”谢展强后来庆幸说,否则心里容易害怕。

塔底的人们“心都悬了起来”。

借着探照灯的余光,他们小心翼翼爬了上去,途中没有黑暗。在距离女人10米处,他们停下来。女人正斜躺着,用大腿夹住铁架,显得很无力。无论他们怎样问话,女人始终不说一句话,只是点头或摇头。

他们问她饿不饿,女人摇头。问她困不困,她点头。“那我们带你回去休息。”消防队员这样安抚她。

当他们到达塔顶,女人拒绝了他们递过来的葡萄糖水,但没有拒绝安全带。

8日0时30分左右,当这个女人在铁塔上呆了大约7个小时后,塔底的人们从对讲机里听到报告说已经给她系上安全带,几乎全都松了一口气,“救人总算基本成功,心里终于踏实了。”区纪委书记钟国雄事后说。

直到这个女人靠着缓降器缓缓降到地面时,人们这才看清他们为之紧急动员的营救目标。她穿一件白色带蓝条的短袖T恤,一条深色牛仔裤,扎着一只麻雀尾式的辫子,浑身泥污。她依旧不说一句话。救护人员迅速把她抬上担架,送进了医院。

当最后一名消防队员双脚踩到地面时,区领导带头鼓掌,塔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现场人员陆续撤离。8日凌晨2时30分,供电部门开始逐渐恢复供电。3时23分,两条“大动脉”全部恢复送电。9分钟后,花都电网恢复正常运行方式。

这座城市重新恢复了正常。

半个花都陷入黑暗,生命之光却因此大放异彩

参与营救的许多人,直到日后才从报纸上获知了这个搅动了整座城市的女人的姓名。她叫廖固求,39岁,湖南安化人,是一个16岁男孩和3岁女孩的母亲。

有人质疑,一个女人“绑架”了一个城市,花费如此代价救她,到底值不值?

北京点击查看北京及更多城市天气预报一家都市报则评论道:“‘花都停电救人’让生命更显尊严。”评论说:“不难想象,对广州这样一个经济发达、人口密集的城市而言,大面积停电意味着什么。然而,更要想到,停电造成的经济损失虽然巨大,也会给成千上万市民的生活带来不便,可面对危急关头的生命,这一切都可以放弃,‘公共利益’固有泰山之重,可有时它在面对个体生命危难时,便如鸿毛之轻。”

也有评论称:“半个花都陷入黑暗,生命之光却因此大放异彩。”

另一家媒体评论道:“每个人生命本身无贵贱之分,国家、地方……应该动用可以利用的一切资源抢救草根的生命。”

然而也有舆论质疑,这样充满危险的高压铁塔,为何没有足够的设施用于阻碍非专业人士的攀爬。与其不惜代价救人,不如平时作好防范。对此,花都供电局副局长莫文雄回应说,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正常人很难攀爬,而从技术角度上讲,要完全防范这种风险,目前不现实。

由她搅动起来的是是非非,廖固求本人并不知道。她在享受了政府的“人道主义关爱”之后,随即面临着法律的处罚。10月8日上午,她从医院被送往花山镇派出所。因为涉嫌扰乱公共秩序,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她被处以10天行政拘留。

在拘留所里,最初几天她情绪不稳,有时哭闹,有时用家乡话胡乱说着什么。

从她嘴里透露出的有限的信息是:来花都之前,她在湖南老家跟丈夫吵了一架。丈夫说她挣不了钱,她认为他不要她了。

她的一位老乡说,9月30日,她托人在平西村一家制衣厂找到一份工作。没有人知道,一个星期后,她究竟为什么会爬上高压铁塔,让这个城市因她而蒙受了估计以百万元计的损失。其中,仅电力部门损失的电量即达60万度。

“外地人来打工,也是花都的一分子,哪怕是过客,也是一样的。”花都区纪委书记钟国雄事后这样表示。

确实,对这个城市而言,廖固求只是一个过客。10月18日,她走出花都区拘留所,带着身上仅有的“家当”:人民币59元5角、一串黄色手链、一块手表,以及一把钥匙。

她的丈夫从湖南接到通知赶来,已经等在拘留所门外,要带她回家乡。这个瓦匠留着小胡子,穿一件廉价西装,笨拙而拘谨地掏出一包廉价香烟,递给拘留所的警官。他只是木讷地笑着说:“谢谢政府救了我的老婆。谢谢啊!”

而他的老婆则坐在拘留所门口,紧闭双眼,简短地叫喊着“不要回去”或者“死了算了”。她被他半抱半推地弄上警车。警车一路送他们前往火车站。

对于被营救的这个女人,这座城市也许不会再有机会了解更多的信息,甚至都无法确切地搞清楚,她是否精神正常。但明确无误的事实是——她是一条生命。

而此刻,平西村也恢复了往日的宁静。只有那座铁塔下,还扔着消防队员的一副棉纱手套,以及廖固求掉下的一只白色旅游鞋。

我所知道的北京(2007-09-15 19:43)

每次在新闻节目中看到的北京,大多是国旗飘扬中的几个古色建筑,外面一堵围墙,围墙外面一条马路,马路上有稀拉的车辆驶过。这个画面到底是不是天安门,我到现在还不能确定。虽然根据猜测应该错不到哪里去,但没有亲眼目见,还是不能妄下论断。毛主席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另外还有的一点认识是从身边接触的人里从北京旅游回来的一些照片中,看到过万里长城。万里长城有多长,我没有看见,我只看见那些人的身后还有弯弯曲曲的长城向四周延伸。有一次看到这样的照片我有一个想法,万里长城这么多,我从很远的地方走进去,是不是不用买门票呢?而遗憾的是,我到现在还不知道到万里长城是否需要买门票。我个人认为应该是不需要买的。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旅游业可能要多方面兼顾,收费必定有收费的道理。如果真的需要买门票,我的方法能行得通吗?

 

这就是我对北京的认识。当然,除了这些,读书时候从历史书上也知道有圆明园、颐和园等,很多宝贵文物被外国人掠走,带不走的全部毁坏。历史告诉我们,一定要强大。

 

高中的时候玩过一会网络游戏,那时候很穷,省下的钱拿去玩游戏,一般星期六晚去通宵,都是一宿舍的人同去。那个游戏叫MU,认识一个北京的盟主,那时因为很少去玩升不了级,就叫他挂机练级,有时候没点了还叫他冲点卡,他还真帮冲。和他通过两三次电话,觉得京腔很好听,很浑厚,特有磁性。后来游戏不玩了,过很久可能他已删了我的电话,有一次我发信息给他,他问我是谁,我报上姓名,说还记得我吗?他哈哈一笑,说是不是想我了?然后从他口中得知很多东西,比如说北京的地皮几万一平米,我问他北京是不是很多自行车(因为电视上我老看见北京很多自行车),他说是的,不过汽车更多了。那时不知是02年还是03年,我问他去北京坐火车要多少钱,他说大概500吧。我就说那我08年去看奥运了,他说好的,北京欢迎你,这儿有很多朋友。后来一直没有联系过,但我始终保存了他的电话,我还想有一天我有钱了的时候要还给他帮我冲点卡的钱,那时候如果打电话给他,他一定很惊讶,估计半天想不起来我是谁了。其间好像还问过他有没有结婚,他说没有,说无聊的人才会结婚的。我听了很愕然。大概是我跟不上时代了。如今又过去多年,不知道他结婚了没呢。

爱情与生活(2007-09-14 19:59)
 
 很多时候我想谈一场恋爱。不要轰轰烈烈,只要平平静静。可能对爱情的期待是我活下去的另一个原因。如果没有爱情,人的一生会变成怎样呢?我不知道。
 
不明白现代人的爱情观。是否在人的眼里,真的只有金钱?真的什么东西都建立在金钱上面吗?我是不这样认为的,虽然很多人这样认为。其实这样认为的很多人都是在替自己找籍口,或者在掩饰某种东西。金钱固然重要,但真爱尚存。当然,或许这只是我的一孔之见。
 
我对生活的要求其实很简单,我只想娶一个贤惠的妻子过一辈子。就这样。但是这样的要求也许是最高的。不同的人,事情也会绝然不同。对于我,这或许也是一个遥远的目标。
最近几天(2007-09-13 11:04)
 最近几天2008活动开始后,好像慢了,还有那个“奉献评论最多用户”那里显示的是“相册”,而“最热照片”那里显示的也是“相册”,而“奉献评论最多用户”那里点击“最新日排行”和“历史日排行”的时候,第二次点击和第一次点击出来的数据是不同的(这里可能有人会说数据在不断更新,当然不同了。这个不错,但我不是这个意思,大家看看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不知是什么原因。看不明白。
为什么活着(2007-09-12 18:04)
 这已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是我还是要问。人为什么而活。你是不是仅仅为了生存,还是心中有一个目标,还是为了别人而活?

写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很踌躇,北京一个地方虽然远,但还说不上是遥远;我对遥远的定义是,月球以外的地方才叫遥远。但是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北京对于我很遥远,2008年的奥运对于我也很遥远。这样一个命题不知道该如何表述,也许无法说清,也许不知所云——请往下看。

 

首先,我是一个80后。85年那年我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农村,听我妈说,我妈嫁给我爸的时候他身上仅剩几毛钱。那时的情况,用一个成语概括就是一贫如洗,用一句土语说就是买盐的钱都没有了。那时全家人住在一间土坯彻成的房子里,阴暗潮湿,我爸白天卖猪肉,我妈起早摸黑地干农活干家务,还要拉扯大我们,我至今忘不了我妈挑着粪水在弯弯曲曲的田埂上艰难步行的情形。那时大致是因为家里穷,邻里都看不起,经常欺负我妈,我妈也是个倔强的女子,一直和他们斗争,受了很多苦。长大后我的愿望是有一间房子,让我妈能舒舒服服地住在里面过一辈子。我妈曾经说过,有一间房子我就满足了。

 

小时候家里虽然很穷,但我妈很勤快,很少会让我们帮忙做事,她总是什么事都一个人扛着。因为这个原因,我童年的时候过得很好,很快乐,那可能是我迄今为止最值得怀念的时期。我妈那时和我爸也吵架,可能我还不懂事,现在想起来明白了一些,觉得特别心酸。我妈实在太苦了,我爸做了很多错事,他只会欺负我妈,现在我想起来的一些片段让我觉得我爸真的太不齿,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童年时我是个活泼好动的孩子,经常和一大帮孩子在田间玩追逐游戏,那时我跑得很快,很少人能追得上我。我成绩也很好,一直是老师关注的焦点,小学毕业的时候考了个全镇第一,当时就上了县的重点中学。奇怪的是上了初中我就慢慢地变了,变得文静,在人多的地方总是喜欢沉默。那时候喜欢上一个女孩子,是学校田径队的,初三冬天的时候我每天第一个赶到操场上跑步,为的是渴望能看见她,从此我就喜欢上了跑步。我觉得生命需要运动,所以那时候我不停地跑。

 

高中的时候我考不上原来的中学,回了镇上的普通高中。那时开始发现身体有很多疾病,首先是沙眼,然后变成慢性结膜炎,到现在差不多有10年的时间了,还没有好。小学的时候有一次发高烧没钱看病,持续了几天,后来才知道这样会烧坏脑子。有一次可能是阑尾炎,肚子很涨,吃不下东西,呕吐,也没去医院看,也不知过了多久才慢慢平息。现在肚子经常会不舒服,冬天的时候肚子很冻,冻得睡不着觉,去看过一次医生说是肠胃炎,喝了两包中药没效果,也没有再理。后来是慢性鼻炎,慢性咽炎,后来又莫明其妙地得了肾虚……我觉得我的一生都要与疾病相伴,那感觉真的痛不欲生。我很多病,但是我没钱医。我觉得就算上帝再不公平,也起码要给我一个健康的身体,给我一个健康的身体去拼搏。我可以从零开始,但我必须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曾经看过一个老舍先生的小说,其中有一句话好像是说富人家的孩子是希望,穷人家的孩子是累赘。我深深地读懂了这句话。我觉得自己是一个累赘。我觉得我已经绝望了,我不再相信这个世界。我有理想,但是我的理想已经被磨得渐渐平滑。我很寂寞,我很贫穷。我很想好好地谈一次恋爱,我想爱上一个人。但是,我除了疾病,我什么都没有。每当我看见那些美好的女孩子的时候,我会想,一定要嫁一个好的丈夫,一定要幸福。每当这样想的时候我会忍不住笑,为什么我会这样祝福一个陌生人。而我自己呢,没人为我祝福。

 

高中没毕业的时候我问过一个北京的网友,后来也在网上查了一下,这儿去北京大概要几百元的火车票,而我现在的工资只有450元,除去看病的钱已经没有剩下的了,而且我还有一个目标,我要给母亲盖一幢房子。北京,对于我来说是多么遥远的一个地方。而2008年的奥运,同样遥远。

很久没有写博了(2007-08-21 10:01)
不知有多久没有写博了。那天在论坛里写了几段话,被人莫明奇妙删掉,现在已经不怎么记得了。让我想想,抄在下面:
 
今天好像整天下雨。下了很久。下午三点左右的时候我骑着一辆自行车在一个手机店的门外躲雨,看着迷迷糊糊的天空和不停下着的雨点,突然觉得这个世界很空。我好像置身于一个空无一人的地方,用双眼审视这个迷离的世界。一辆长长的公交车拖着尾气呼呼而过,我突然很想拥抱这个世界。但是,我不能拥抱。我什么都不是。
 1953年3月,刚刚被立为太子的明仁便秉父命出访英国,参加伊丽莎白女王的加冕典礼。当时,英国《每日邮报》的民意测验表明,反对日本皇太子出席女王加冕典礼的人竟高达68%。有人甚至提出:“将皇太子扣作人质,直到日本支付对被俘英国人的赔偿为止。”

    1971年10月12日,日本裕仁天皇夫妇访问波恩时,许多德国留学生和在这里侨居的亚洲人,毅然举行了反对天皇来访的大示威。那时,德国学生散发了标题为“战争罪犯裕仁在波恩”的传单。他们高举的标题上有的写着“希特勒屠杀了六百万犹太人,裕仁屠杀了五千万亚洲人!”这些学生不顾警察的制止,还反复高喊“裕仁是法西斯分子”的口号。

    1971年裕仁访问荷兰时曾引起暴力抗议示威,因为在二次大战中,日本侵略军占领东印度(现在的印度尼西亚),把11.7万荷兰人关押在军事集中营里,死难1.9万人。

    1974年8月30日,日本“东亚反日武装战线”获悉裕仁要到三菱重工大楼视察时,决定刺杀裕仁,但由于计划不周,他们将炸弹错投到人行道上,造成8人死亡,165人受伤的惨剧。大道寺和意永利明等人被捕。

    以上是我随便选的几件事例。从这里可以看出外国人的民族主义是很强的,其民族性格是很剽悍的;同时他们也是很清醒的,认识到了裕仁是二战时日本的真正战争元凶。虽然日本给中国带来的灾难与耻辱远远要多似其他国家,但要想使中国发生类似上述的事,简直是不可能的。对此,我们中国人该做何感想呢?中国人不但改换了日本的战争元凶,把他说成是东条英机,而且把日本的战争责任也完全推卸给日本的统治阶级,毫不怪罪日本人民。

    中国千方百计地为日本人民(实际上也是为日本民族)洗刷罪名。中国说:日本人民是友好的、善良的、爱好和平的、反对战争的;日本侵略中国,屠杀中国人民,*淫中国妇女,其责任在于日本统治阶级;拥护战争的日本人只是少数;日本人由于生长在日本的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历史环境下才养成了好战思想,从而才拥护并参与日本的侵略战争的,日本人民没有战争责任。那么,事实又如何呢?

    二日本人民有战争责任,整个日本民族都有战争责任

    众所周知,日本妇女在二次大战时为了向日本帝国主义效劳,竟甘愿做慰安妇,让屠杀中国人民、强*中国妇女的“皇军”在她们身上发泄兽欲,搏取快乐,“慰安”他们枯燥的心和枯燥的生活,同时使他们更有劲更有趣地屠杀中国人民,强*中国妇女。试想,一个国家的妇女为了支持这个国家的侵略战争竟然连最无耻最下*的事都愿去做,那么这个国家的人民对这场侵略战争的态度是反对还是拥护,答案不言自喻。

    1942年春,中国青年远征军攻打被日军占领的缅甸公路上的一座大桥。当时守桥日军叫80名慰安妇撤离,但她们说:“我们是为了效忠国家,慰劳士兵才到前线上来,我们要和士兵坚持到底。”结果她们全部战死。日本的军国主义确实深入“民心”,连慰安妇都深为拥护,为了支持日本的侵略战争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日本人民拥护战争是毫无疑问了。

    多少年中,日本人民不惜送自己的豆蔻年华的女儿去当慰安妇,以支持那场战争,而中国人却主观臆断地认为日本人民是被迫把他们的女儿送去当慰安妇,这是不符史实的。不错,现在看来,慰安妇是极为不幸的,但当时她们,还有她们的父母兄弟都认为是光荣的。日本慰安妇所遭受的不幸,正是咎由自取,不值得同情。

    二战时,日本政府和日本军队也同样热烈欢迎日本女人来当慰安妇,使日军成了世界近现代史上唯一一支携带军*的军队。日本皇军的荒淫糜烂已在世界历史上到了高峰,他们凌辱了成千上万的中国妇女还不感到满足,还要把本国的妇女招募来陪他们睡觉。于是日本慰安妇不但给自己,而且也给日本政府、军队、人民和民族都带来了深深的耻辱,但是,这只是到后来才被发现的。

    当时,军国主义已统治了整个日本,使得一切都要为它服务。为了它,廉耻、道德都可以丢弃,也必须丢弃。于是日本政府、军队、人民和日本女人自身都认为日本女人去当慰安妇是一种义务,也是一种光荣。假如日本人民真的反对战争,我们就无法理解慰安妇这一现象。

    日本人民有没有战争责任呢?我们慢慢看下去吧!当时,在战火快要烧及日本本土时,东京一位年过六旬的老人因两个儿子都在前线“玉碎”,便在街上自焚身亡,死前一边啕号大哭,一边高呼:“大东亚圣战胜利了!大日本帝国万岁!”这个老人竟丝毫也不对给他家带来巨大灾难的日本帝国主义表示愤恨,却依然拥护他的国家的侵略战争,认为失去两个儿子是值得的、光荣的,但另一方面,由于人之常情,他又为两个儿子感到悲痛,更因为对他国家的前途感到极度的失望,所以临死前那么啕号高呼。他心里说不定还有另一种意图,即妄图用他的死来激励其他日本人,使他们更加奋勇地去战斗,同时还不死心,还希望他的国家取得最后胜利。他此时的心情可谓矛盾至极。这个老人并不像有的人认为那样是一个不情愿的殉道者,而恰恰相反,是一个情愿的殉道者,要不然,他为何不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天皇!”呢?作为一个快要死的人,是应当有胆量说出这样的话来的。

    1945年8月15日,天皇裕仁宣布投降后,东京的居民千百户人家来到二重桥外,家家户户的老小跪伏在地,面对皇宫,叩头遥拜,痛哭不已。有的人在激愤中剖腹自杀,还有的竟全家老小三辈共同自刎,以死报国。东京青山通有的全家卧轨自杀。横滨一所小学听到天皇投降诏书后,校长便带领一群小学生集体投海自尽了。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他们狂热地、坚决地拥护的侵略战争已失败了,他们绝望了,愤怒了,才做出了这一幕幕其他国家无法比及的事来。但是,对于这些事,中国人却轻描淡写地说那是少数现象,大多数日本人是欢迎日本投降的。我只能同意这句话的前半句,而不同意后半句。不错,相对来说,那些事是少数,但却具有典型意义,那些事正说明了日本是整个民族(包括日本人民)都对日本投降感到绝望和愤怒的。不是这样吗?难道要日本所有小学的校长和学生都投海自尽了,日本所有的人都自杀了,才能证明日本人民是拥护日本的侵略战争的吗?日本那些令人惊骇的事很显然是日本人民拥护战争的典型表现,是属于日本整个民族方面的,而不是属于只代表“少数”部分人的那方面的。

    我们再来看看日本军队。说到日本军队,中国人自然都会表示强烈的愤怒。日军在中国烧杀淫掠,无恶不做,他们好斗成性,疯狂野蛮,残忍无情。只要看看这些士兵(从日本人民中来的人),那么,再要把日本人民说成是善良的、反对战争的,只怕是难于令人信服的。1932年9月16日中午,200多名日本守备队和宪兵队将平项山村子团团包围,将全村3000多名男女老少逼赶到平顶山下的一块草地上,用六挺机关枪对他们进行了疯狂的扫射。人群一排排倒下去,一霎时血肉横飞。一阵枪杀之后,那些杀人恶魔唯恐不能斩尽杀绝,又让汉*用中国话喊:“鬼子走了,跑哇!”倒在血泊中没有被打死的人闻声一动,机枪又响起来。接着,日军又检查尸堆,发现尚活着的人就用刺刀扎、战刀砍、手枪打。一名日军用刺刀挑开一个孕妇的肚子,扎出了婴儿,挑在枪尖上取乐。看看日军是何等的野蛮恶毒,居然“检查尸堆”,居然挑开“孕妇的肚子,扎出了婴儿,挑在枪尖上取乐”。如果日本人民真的是“善良的”,那么他们的子女在战场上是不会表现如此残忍的。再看南京大屠杀,这场大屠杀夺去了三十万无辜中国人的生命,更为可恨的是,在这场大屠杀中,每天至少有1000名妇女惨遭强*、轮*和*杀。

    在这场无耻至极的污行中,连老人和少女也不能逃脱它的魔掌。据南京敌人罪行委员会调查:“……凡被日军所遇见之妇女同胞,不论为高龄老女或少女幼女,几均不获免……据主持难民区国际人士之粗略统计,当时本市遭受此种凌辱之妇女不下8万之多,且强*之后,更施以剖乳、刺腹种种酷刑,必置之死地而后快。”一位当时从南京逃出来的女同胞说:“当敌人初来的时候,只要看见妇女就拉,不管老少,更不问白天和夜间,因此,上自五六十岁,下至八九岁的女同胞,只要被敌人碰到无一幸免。”

    1937年12月26日,一个11岁的幼女在金陵大学院内被日军轮*致死。目击者说,她的两腿之间肿裂并沾满血污,死后的样子惨极了。另又据一位目击者说,日军对中国妇女:“有时用刺刀将奶子割下来,露出惨白的肋骨;有时用刺刀戳穿下部,摔在路旁,让她惨痛呼号;有时用木棍、芦管、萝卜塞入下部,横被捣死,日寇则在旁拍手大笑。”(本段事迹均引自《为什么日本不认账》)日本人的罪行罄竹难书,本段所引只是其中万一而已。在此,我想问问中国人:“如果日本人民是善良的,为什么日军又如此残忍野蛮?难道是‘善良的’日本人进部队后被教育成这个样子么?”恐怕不是这样。日本部队恐怕还没有这样大的能力,在蓦然间就能将如此之多的“善良的”日本人变成一群群恶魔。那么只能是日本人在进部队前(换句话说在民间时)就是一个个恶魔,在进入部队后才会如此无耻、野蛮、凶残。

    正如美国著名女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其名著《菊与刀》中所说:“据说征集兵一旦接受了军队教育,往往变成另外一个人,变成‘真正黩武的国家主义者’。但是这种变化并不是因为他们接受了极权主义国家理论的教育,也不是由于被灌输了忠于天皇的思想……在日本家庭生活中,受日本式教养并对‘自身’极其敏感的青年,一旦陷入这种环境,极易变成野蛮……这回就使他们自身变成精于折磨别人的人。”我们说日本人民是善良的,又有什么说服力昵?

    一个参加过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兵宫本在1937年12月16日写给家人的信中说,“我们得到了中国的首都,也得到了首都的女人;这是个没有出息的民族,五千年的历史,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用;只有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才有希望。”看到这句话,那些认为“日本人民善良、友好”的中国人是否还得为他辩护,说他只是到部队后才变成一个蔑视中国,赞扬“圣战”的人?

    最后,我们来看看日本人民是怎样欢庆胜利的。珍珠港事件后,日本举国上下热烈地进行了庆祝活动。东京、大阪、横滨、京都和奈良等地连续三天三夜游行庆祝。人们奔走相告,交相赞颂,全国沉浸在一片欢庆的海洋之中。在皇居二重桥外参拜的人群如山如海,络绎不绝。男人们手举膏药旗高呼:“天皇陛下万岁!”甚至妇女也身着盛装,前来祝贺,向皇宫深深鞠躬。这是一幅日本人民拥护日本侵略战争的绝好画照。

    在二次大战末,美国有一个人的话很生动地说明了日本人民是拥护日本的侵略战争的。这个人名叫埃德温_莱顿,是一位毕生从事日本人心理学研究的教授。当时,美国要给日本投放原子弹,但此时的美国海军上将尼米兹却很是疑惑,因为在他看来,投放原子弹是非常不道德的,但是,如果不投原子弹,又难于使具有浓厚武士道精神和大和民族精神的日本人投降,因而,他便去问埃德温_莱顿教授。这位教授说:“将军阁下,在当今的日本,只有天皇有权使日本人停止战争,但即使对他来说,停战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如果他让日本所有的妇女都剪去头发,或者叫国民们倒立起来,用手走路,他们都将照办不误。甚至如果他命令所有的男人都割去睾丸,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会从命。但是命令军队放下武器,却又是另一回事。”于是,尼米兹打消了犹豫,决定投原子弹。这位教授的话说明,日本天皇的权威是极大的,但即使他仍难以让日本人投降。可见日本人是拥护战争的。自然,日本人民也是拥护战争的。(后来的事证明了这位教授的话:裕仁宣布投降前,遭到激烈反对)

    二战时逃到美国的德国著名作家艾米尔_路德维希在其著作《德国人:一个双重历史的国家》中谈及二战时说:“……但是所有这些陈述,都没有涉及德国人民应当负什么罪责。”“但是在国内深入一步追究这场世界大战的罪责,就会直接指向德国人民。德国人民多年来以默许的态度对待这场罪恶,现在要想说成是无所事事的旁观者,或无辜者,这是徒劳的。”类似地,日本人民也不是“无所事事的旁观者”,或“无辜者”。日本人民不是默许地,而是积极地拥护并积极地参与了日本对中国和对世界的侵略。而中国人却硬要把日本人民说成是善良的、反对战争的,并且是无罪的,这只能欺骗那些用屁股思考问题的人。

    日本侵略中国的七十余年中所犯下的罪行,磬竹难书。他们割占中国土地,勒索战争赔款,奴役中国人民,抢劫财产,烧毁房屋;*淫妇女,上至老妇,下至幼女,无一幸免;割去妇女的乳房,用刺刀插入妇女的阴户,挖出孕妇的胎儿;刑讯中国革命志士,枪毙无辜;对中国人进行集体活埋,或挖眼,割鼻,活体解剖……无所不用其极,给中国造成无比深重的灾难和耻辱。对此,中国人却认为只是一小撮日本的统治阶级的罪责而已。这又怎能令人信服?日本从天皇到平民,从官兵到工农,从良女到军*,从老人到小孩,从知识分子到文盲……无一不在支持着日本的侵略战争;在侵略中国的七十余年中,日本工人和农民生产出武器和粮食送给日本军队,并且其自身也成了日本官兵的主要来源,而这些官兵又是屠杀中国人民的直接执行者,日本人民的战争罪责无可推卸。

    三日本不是中国的朋友

    日本给中国造成了无穷的灾难和耻辱,可是中国依然把它当做朋友。在中国的电台上、报纸上、杂志上等等一切宣传工具上,以言论、小说、诗歌、散文等等各种形式宣传着“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中日两国友好关系源远流长”“中日两国是自古以来就存在友好交流的”等等论调。可是,中日两国实在毫无友谊可言。中国对日本的看法应当是:日本是我们的敌人,而且是我们的头号敌人,绝不是我们的朋友。

    日本在历史上得益于中国最大,可是它却忘恩负义地侵略中国,又使得中国受害于日本最大。这样,即使日本在1872年以前是中国的朋友,但在这年之后却绝不是中国的朋友。1937年到1945年之间,日本大规模侵略中国,造成了中国数千万人死亡,无数妇女遭到凌辱。这样,中国不但不能把日本当朋友,而且永远也不要把它当朋友,相反,要把它当敌人,且是头号敌人。这是很容易明白的道理。这好比你以前有个朋友,后来他背叛了你,并且杀害了你的父母,抢劫了你的家产,那么即使到死,你也不会把他当作朋友,相反,会把他当作刻骨仇恨的敌人,并且发誓要复仇。

    可是中国不这么做,他依然把日本当作朋友;而且从宣传的数量之多、形式之丰富、内容之深刻及时间之久来看,日本还是中国最好的朋友。这实在令人无法理解。谁能相信,这位最好的“朋友”却是伤害中国最大最深的人。中国像个修道的和尚,完全不会记恨别人,只知无限慈悲,无限宽容地对待一切人——无论是善人还是恶人。即使谁卑鄙地骗他,割他,污辱他,他也会毫不迟疑地原谅他。中国在这点上表现得毫无骨气,而且特别昏聩。他以非为是,以恶为善,以敌为友,抹杀了是非善恶标准。这是个懦夫兼蠢夫的国家。在中国的眼里,他永远也没有敌国;凡是国家,都是他的朋友。她发明了一个绝妙的公式:国家=朋友。1840年至1949年间侵略中国,使中国在世界各国中遭受一场最大灾难的各个帝国(包括日本),现在中国都无一例外地把它们当作朋友,其实这些国家与中国又有何友谊可言?

    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国家与国家之间根本不存在友谊。昨天大家还在谈论友谊,笑眯眯地握手,干杯,致辞,今天就成了敌人,互相痛骂,撕杀。国家比人要自私万倍,无耻万倍。人有时还讲情义,还讲廉耻,会为了友谊而舍弃利益,为了脸面而不敢卑鄙行事。而国家与国家是赤裸裸的利益关系,国家会为了利益而毫不脸红地丢弃友谊。但是,这些话只适合去说其他国家,而不适合于来说中国。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是舍生取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义高于一切,她确实是认真地对待友谊的。中国确实是真心地把日本当朋友的,其中绝无假意。从中国的宣传来看,中国似乎要永远把日本当作朋友了。有人也许会怀着一线希望,说,中国总有一天会把日本当作敌人的。可是我要问,中国在受了如此蹂躏与侮辱后,还不把它看作敌人,那么,什么时候才会把它看作敌人呢?

    中日两国其实从未有过友谊。但中国人认为中日两国是有友谊的,并振振有词地拿出证据:因为中日两国有数千年的交流历史。可是要知道,这数千年中,中日两国有交流的人数不到两国的万分之一。在古代交通不发达,因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而又不大需要交流的情况下,两国交流是十分少的。就中国人来说,绝大部分人连日本人的影子也没看见过,更不用说与他们交流了;现在也还是如此。交流的人如此之少,即使他们之间产生了友谊,也不能说两国之间就有友谊。实际上,两国的进行交流的人也不一定就产生了友谊,因为他们之间的交流是基于物质利益的。不要幼稚地认为,交流就会产生友谊。资本家与资本家之间也进行着交流,但他们之间却没有友谊,他们之间依然是你死我活的竞争关系。所以很难说中日两国之间因有着交流就产生了友谊。

    友谊是二者心灵碰撞产生的火花,而在中日两国之间又何尝见什么火花?作为朋友的两方应当是这方有难,那方帮忙;同舟共济;互相尊重;绝不会有谁欺凌谁;甚至二者之间会谱写一首可歌可泣的友谊之歌:但所有这一切,在中日两国之间都找不到。

    在七十余年中,日本侵略中国,割占土地,勒索赔款,抢劫财产,屠杀人民,凌辱妇女,把中国像团子似的揉捏着,于是日本成了强者,成了优秀民族,而中国成了弱者,成了三等民族。日本人打心眼里看不起中国人,他们认为中国人奴性十足,软弱好欺,愚昧无知。日本经济比中国发达,科技比中国先进,这更增加了日本人自负的资本,他们在中国人面前摆出一副高人一等的样子。假如日本把中国当作朋友的话,是不会歧视中国的;朋友怎会歧视朋友呢?日本老板骂起他的工人时,说,你们不要像中国工人那么懒!骂人的方法很多,何必扯到中国头上来?可见日本人已养成了歧视中国人的心理积淀和心理习惯,要不然老板骂工人时怎么那么容易扯到中国工人头上来?假如日本把中国当作朋友的话,是不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事的。

    日本又何尝把中国当做朋友呢?而中国却把日本当做朋友,不过是乱套交情,强拉硬扯,一厢情愿而已。我实在没想到,有着悠久历史的,懂礼仪的,持重的中国会浅薄到如此程度。

    作品相关请认清楚日本人的本质

    这是山东大学一位爱国青年写的一篇热血文章
双向收费(2007-04-28 20:31)
 地点:公共厕所。
中国移动公司老总上厕所
'干什么的?'看厕所的大婶喊。
'我是中国移动老总,我内急。'
'你不知道现在什么都要收费啊?'大婶。
'行,多少钱?'
'进去5毛,出来3毛。'大婶看着他。
'什么出来也要收费?'老总瞪着眼睛。
'看什么看,我们这里实行双向收费。如果你办个厕所套餐的话,就可以单向收费了。
'行,我付钱。'老总掏出十块钱。
'大便还是小便?'大婶捏住钱问。
'大便,快点。'
'恩,你需要办理套餐吗?如果你一次性大便五十次,可以给你优惠再大便三十次。'大婶说。
'别说了,我先进去,马上出来付钱。'老总进去后,选择了最后一个坑位爽了好久后出来了。
'先生,您选择的是五号坑位,得付选号费用5毛钱,你在里面呆的时候没有说不要选择放音乐,所以每次收费6毛钱。另外你在里面蹲了十五分零一秒,前一分钟按5毛每分钟计费,后面按每分钟四毛计费。不足一分钟按一分钟计费。另外由于你的排泄量占用了我们的下水道宽带,所以请你另外按包月付出费用50元。最后你可以通过小孔看到进厕所的其他人,请付来人显示费1块钱。'老总已经呆在那里。
'所以,老总先生,我们这里不刷卡,总共你要付59.4元钱,如果逾期不交纳,按每日千分之三的费用计滞纳金,我方不另行通知,到积累到千元我方将通过法律手段催缴'。
  大婶刚刚说完,移动老总'扑通'一声倒在小便池里!!
  移动老总迷迷糊糊的说:还有没有王法了?
  大婶说:我的地盘,我做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