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裹着厚厚的围巾出门，打算去打车10块钱距离的家乐福。

李同学有一张一千块的家乐福购物卡，却被他丢在车里的杂物箱里整整一年，在过期一个月的那一天忽然想起，拿出来丢给我“拿去花！”。

我去家乐福办延期，工作人员告诉我我只有一个月的期限把它花光，我马上就揣着它乐颠颠儿的跑进了庞大的购物区，一路上又有些惴惴不安，觉得自己简直怀揣巨款来逛超市。

一千块唉，我觉得我在超市花钱加起来的总额都没有这么多。可是实际上这一千块的巨款在我从二楼还未走到一楼的时候已经花光了，当我大包小包走出大门口的时候，已经有“多收了三五斗”的感觉了。所以说，世人都应该明白的一个道理，突然天降巨款——只要它没上亿——都未尝见得会有成倍的幸福感，或者这种幸福感只维持于你尚未开始计划花这笔钱的那个瞬间。

在去家乐福之前，我顺路去了单向街。

新的单向街店铺开在了家旁边的蓝色港湾，开业之前，天天骚扰他们询问

飞机飞过大海的时候，我睡着了。

回到家，书房里只穿短袖T恤已经坐不住了，得加一件薄薄的毛衣，鱼缸里鱼儿们缩成一团，静悄悄的挤在一角。

昨天晚上睡的太少，头一直昏沉。

整理这几天的发票，整理这几天积累下来的家务，整理这几天的通讯方式……我一直相信每一个相遇都是有意义的，都是值得记忆的，我通讯本子上的密密麻麻的这些联系人，过了许多年，我不再做这份工作了，我还会记得他们各自悲欢离合的故事吗？他们还会记得我曾经质询的问题吗？

昨日夜晚，从栈桥一直走到第一海水浴场，白天的喧闹嘈杂消失殆尽，只剩下大海，海浪冲击着岸边的礁石发出轰然的声音，天有些阴沉，海风很凉，我觉得要幸福的笑出声来，这是我多么渴望的时光，这样的坦然而平静，心里像是开了一扇窗，船外是黑色的深沉的海水和一艘远征的帆船。

结识一个新朋友。我们讨论某些问题的时候争论起来，面红耳赤，但是我们彼此相信对方的磊落和真诚，随后仍可平和相对。他没有意识到，他是那样频繁的说出那个国骂“TMD”，他总是会将每一次激发他不可承受的悲悯的事或人归咎于同样的理由，他总是将

锋利的刀切在厚而韧的柚子皮上，外壳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厚实，一下就剖开，淡淡的清冽香气扑鼻而来，果实丰满。

电水壶在嗞嗞冒着热气。客厅里传来电视机中恩怨情仇的声音，一会儿是外语叽里咕噜，一会儿是台湾腔的世界那么大，一会儿是朱开山拍着桌子教训自己的儿子。李同学最近迷上了《闯关东》，他在客厅里大声对我说：“你们山东人这一大家子还挺好”。

窗外华灯初上，这是北京城一天中最让人觉得安定而温暖的时刻。

一抬头天就黑了，茶刚喝到第二道，水槽里的碗盘还没刷，心事还没收拾好。

下午跟妈妈通电话。“你是谁啊？我是宝宝昀熙啊”，那边就传来小昀熙咯咯的笑声，这个还不会说话的宝宝已经有了自我意识，她已经知道“昀熙”是谁，已经知道听见大的声音自己捂耳朵，知道提防陌生人，想要抓住一切她能攥进小拳头里的东西。妈妈慌张的说：“不跟你说了，厨房里的饭好了。”听筒里传来妈妈手忙脚乱揭开锅盖的饭菜香，宝宝昀熙好奇的用手拨拉着被弃在桌上的电话，传来格拉格拉怪声音。

对一个城市印象深刻，往往是因为那里有个让你牵挂的人；

对一片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树林印象深刻，也许是因为那里藏匿着你的某一个心事；

对一个已经消失的村庄无法遗忘，是因为那里安放着你梦一般的童年，

再美丽的景象也难留下无法磨灭的记忆，除非你曾经爱过或者恨过它。

这个秋天

天变得高远

我迷失在路途上

曾经在夏季热烈生长的树木渐渐枯黄

那芬芳的腐烂的味道

那安静的空荡荡的午后

如何去抓一根稻草，让记忆能相互勾连

让我重回人间

去年的今天，我看了电影《once》

听到了这首歌

再次放在背景音乐中，希望能唤醒这个秋天

许久不见，向还在关心我的朋友致谢。

我只是在反省和寻找

过一段就好

龙应台（台湾）

（接上）

放下电话，我流下了眼泪。

米夏，你在哪里？

那年，我二十八岁。

“二十八岁？”素贞伸过手摸了摸我的头发，竟然像个大姐姐，“我二十八岁的时候，已经和阿铭还有阿铭他妈一起看了三年的电视。”

“告诉我，”她坐直了，暮色中看不清楚她的表情，“你看过美满的婚姻吗？”

“没有。”我说。

我们沉默着。一沉默下来，就听见蜜蜂嗡嗡的声音，是采蜜和繁殖的季节。

“我只见过蜘蛛网式的婚姻，”我又说，“不是公的吃掉母的，就是母的吞掉公的。有的是一口吃掉，不剩骨头，有的是一点一点地蚕食；吃的和被吃的，因为慢，所以两造都不觉得蚕食的发生。还有一种呢，就是彼此吞噬，同归于尽，如果是蚕食式的同归于尽，两造还可能彼此都觉得在过着幸福的日子。”

素贞凝视着我。

“你可以说，”我继续，“那也就是幸福的真谛了。”

素贞深深吸了口气，长长舒出来，说：“你真可怕！

龙应台（台湾）

在机场外边，我把车停下来；停得有点猛，我们骤然往前倾倒。我说，“对不起。”他跳下车来，回身拖出行李，干干地说：“你不必下车。”

他转身向大厅走去。肩上的旅行袋使他有点倾斜，我也注意到，他的腿，还是稍微内弯，O型腿。他的左手提着一个我为他买的小提箱，里头装着素贞的骨灰。

我发动车，“呼”一声冲上公路。这是个没有速限的国家，也因此是个高风险的国度。左邻右舍的人――北边的丹麦、挪威、瑞典人，西边的法国人，南边的瑞士、意大利人，慢吞吞地将车开到边境，一进入德国，就开始放纵狂奔。结果往往是车子开始冒烟、解体，这些车子不能适应突然的解禁；要不然，就是车毁人亡。

时速两百公里，我在快车道上亡命似的奔驰，眼前稍慢的车一辆一辆往右线闪开，躲避我瞬间的逼近。心情不好的我，脸色铁青，两眼发直，手指紧紧抓住方向盘。指针爬到两百三十公里时，我狠狠凝视前方的两眼好像也已逼近死亡的冲动和恐惧，我的额头发烧。

四点半。现在，帕维尔在他的房里开始等我。他也许点上一支烟，把腿

文/龙应台

《红灯记》在台北

2001年大陆的报纸出现这样一则新闻：

去瞧瞧《红灯记》里的共产党如何比钢铁还要硬！

几经波折，不具国共斗争意识形态的革命样板戏《红灯记》，终于跨越台海，2月8日在国父纪念馆舞台点燃红灯。这出称为“样板中的样板”的现代京剧，有让台湾戏迷仔细体会样板神髓的机会。革命样板戏《红灯记》来台演出过程，不但通关审议一波三折，连剧本到底要不要稍作更改，也是考虑再三。中国京剧院原来已决定更改剧中出现“中国共产党”的文字，当演员们都已经练好了新台词时，院长吴江，又在演出前一天表示，基于多数台湾剧场界人士的建议，还是决定一字不改，原汁原味地呈现样板戏《红灯记》的精髓。

在这样的报道后面隐藏着什么样的现实？

一、

一个朋友轻度抑郁，长时间失眠，他打电话给我，说“我觉得自己像是在地狱里，一点儿光亮都看不到”。尽管我非常想，但是从人与人的距离上来说，我鞭长莫及，成不了救他的人。

15号那天，一大早坐地铁去八宝山参加任继愈的追悼会，一号线因故停运，迟到了。后来才晓得，有人从一号线的南礼士路站跳下去了，新闻通报说“一外地年轻男子，河南人，23岁”……后来，在网络上和人说起此事，他们说“没事玩自杀，活该！”、“活腻了”、“心理脆弱，死就死了吧”……

你会觉得恐怖吗？

我忽然想起我的那个朋友，他说“我觉得自己像是活在地狱里”。

是世道不古，还是人们本性如此？“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烂泥，我们已经都生活在烂泥里了，又何苦互相踩得这么起劲？”也许这就是人之本性吧，不管处于什么样的境地，都不会忘记往比自己弱的人身上再狠狠踩一脚。一个灵魂处于痛苦中，一个生命不得已逝去，首先得到的并非真正压榨他的人，或者上个阶级的鄙夷，而是

独自在家。
 我想我挑错了电影。
 最初是纠缠于贾昊案的种种谣言和层层真相。
 然后看了一部分《耶稣受难记》
 
 看到一半觉得不能放任自己灰暗
 于是打开电视机，里面正在播《逃出克隆岛》
 第一次看的时候，觉得是个不太完美的寓言，是好莱坞式的尝试
 最后英雄男女打破了桎梏和愚弄，带领大家走出了克隆人制造的厂房，让他们发现了真相
 可是接下来呢？在这些克隆人看到蓝天的第二秒钟会发生什么？
 这些人有什么合理合法的理由存活于世？政府真的会因为“生命无价”这样的理由就去让丑闻曝光，允许他们存在吗？
 也许不会的。
 当然，如果按照这个思路拍下去就不是好莱坞了，就只能奔着戛纳和金球奖去了。
 我已经越来越陷入这样的灰色逻辑。
 
 再来说说贾昊案。
 报社告知我这个消息的时候，以为得到了大线索，于是接到任务的我就去做了。 
 接着我得知某些媒体没有发出来，据说被打过招呼。
 
 然后有一方

  热，睡而多梦。 
  梦中山巍峨，水磅礴，我出生的那个小村子还在黄河岸边炊烟袅袅、繁衍生息。 
  逾二十载未归，熟悉的人都还在。奶奶在院子里晒被子，爷爷坐在树下看竖排书，邻居嬢孃正在走向我家的路上，大概是来不及蒸，要借俩馍馍。麦地里金色的麦浪下，起起伏伏着一排熟悉的身影。 
  醒来细想，才察觉梦中那些人大多都已经躺在我爷爷奶奶身边的坟堆里。 
  去年回家上坟，和七十多岁的七爷爷，爷爷的七弟，在祖坟地里拨开一人高的荒草寻找爷爷的坟，七爷爷说，怎么一两年不来就多了这么多坟堆，明明记得三哥的坟就在这里…… 
  难道梦中云端我看到的是另一个时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