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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题二:
进入灾区水路打通,大批救援人员乘船进入灾区。当你向军官表示想乘船一道进入,军官严厉指出:“进去一名战士我可能救出三条生命,进去一个记者我就少进一名战士,少进一个战士我就少救3条人命”。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办。
选择题三:
从灾区返回成都的码头,大批受灾群众等待乘船,其中包括老弱病残和许多学生,无奈船少人多。如果你混上船,你的新闻肯定独家首发,但同时有一个伤者可能就得不到救治;如果你选择7小时徒步回成都,那你的新闻肯定不是独家首发。你会如何选择。
选择题四:
你乘军用飞机抵达灾区,可是在你拍摄完毕上飞机的时候,当地军人却不让你上机,理由是你不上机我就可多运一个重伤的伤员,一旦这个伤员运不出去可能就只有死亡。由于你是乘飞机过来,什么装备也没带,要是不上机,你只能选择忍饥挨饿徒步7小时回台。你会如何选择。
我一同事采访,问到伤亡情况,对方答曰:有被震死的,有被砸死的,有被饿死的,有被渴死的,还有被记者问死的。
地震发生后,仅成都市级媒体就出动300名记者赴灾区一线,还不包括各省级媒体、中央级媒体及境外媒体,粗略估算至少上千。这么多记者一股脑的往灾区钻,付出的代价就是占用生命通道。进去,占用救援人员及救援物资的通道;出来,占用受灾群众转移的生命通道。我搞不明白的是,有必要一股脑往里钻吗?
“我马上就要坐军用飞机进去了!好好玩哦!”——某直辖市媒体记者在军用机场如此“兴奋”。
穿双休闲鞋,空起个双手就坐船到了映秀。——某市级媒体记者如此“装备”进入灾区。
压在石板底下做连线,救了几十个小时出来就死了。——某省级媒体记者如此完成自己的报道。
我不禁要问,在这场巨大的灾难面前,记者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进入灾区发回报道是另一种责任与救援,我要告诉外面的人灾区正在发生什么事,以便他们得到更多、更好的救援!”这是很多记者的说法,也是很多没有进入灾区的电视人的说法。但是,只有当你进入灾区,你才能感受到那种“生命至高无上”的气氛,你也才会发现所有理论、所有理由和生命相比,都微不足道、不足挂齿。虽然我也是用这种想法安慰自己,但,仅限于安慰。
5月15日中午,映秀码头,上千灾民等到救援,同时从深山走出来的灾民越来越多,无奈人多船少,能上船的人是少数。不管哪家媒体、哪个记者最先进入映秀,此时都集中在了码头,都站在了同一起跑线。此时,谁能最先回去发出报道,谁就会战胜其他记者。滞留现场的记者,有成都市级、四川省级的,有中新社、中央台、凤凰卫视的,还有其他省、市的媒体几十人。大家有先有后的进入映秀,可此时却因为上不了船又站在了同一起跑线。当时,不管你是哪个媒体的记者,战士一律按照老弱病残的先后秩序安排上船。也就是说,没有一名记者可以上船回成都。一个又一个小时过去了,记者们再也坐不住了,因为那是一种绝望。为了上船,有记者站在河边挥舞着手中的照相机,有悄悄跑到兵哥哥面前说好话的,甚至有记者拍下混乱的场面扬言要曝光部队,当然,还有绝望的记者跳入水中游到船上的。此举引起了受灾群众的强烈不满,一名战士也对着强行上船的记者破口大骂:“你什么素质,就你这样还配当记者?”现场给所有记者上了深动的一课,灾难面前,没有高低贵贱,生命的利益高于一切。
随后不久,通过理县进入汶川的西线打通,又是不少记者蜂拥而至,跟映秀一样,不少记者是带着自己高贵的身份进入灾区。他们装备非常简陋,不仅占用生命通道,而且进去后还要占用灾民的救援物资。我没去过汶川,但听说汶川最多的时候滞留了上百名记者,当地还专门搞了个“记者救助站”,以救助那些带着高贵身份打着空手进入灾区“观光”的记者们。
每个媒体都希望自己的记者在第一线,每个媒体都想发出自己的声音,每个媒体都希望发出独家的报道,这些都没错。可是,在这场生命利益高于一切的救灾行动中,大量的媒体进入同一个地方重复报道,有必要吗?成都、四川两地媒体,主场,罢了;中央台、新华社,中央级媒体,罢了;可那些上海啊、重庆啊、浙江啊、湖南啊这些台跑过来有什么意思?我个人很感谢全国各地对四川的救助,但同时我更反感全国各地的媒体一股脑钻到前线占用生命通道、占用生命资源。因为你一条新闻有可能是几条生命换回来的。救援部队冒死将救灾物资运进灾区,您倒也不客气,“冒死”进入灾区给人家吃了、喝了。实在不行,转播中央台就完了。或者直接把中央台台标给遮了,完美。
在遇到的所有同行中,最让我钦佩的是香港无线电视台的记者。在不知进入映秀的水路打通没有的情况下,他们兵分两路,一组徒步进入映秀,一组第二天等待乘船进入映秀,这样在任何一种情况下,他们都有记者能进入现场。我见到他们的时候是在回成都登船的地方,他们两个小组汇合,可以看出徒步进去那组已经完全走瓜了,但是他们的装备却非常齐全,帐篷、食物、2部卫星电话,甚至小型直播设备都背了进去。当我们内地记者都焦急的想办法上船的时候,他们还有电发稿子、做卫星连线直播。这样的记者我喜欢,所有东西自己背进去,不给灾区增添一点麻烦。
回头看我们内地电视台,或许是从没有遇到过这种突发的大事,准备一点不充分。我还自认为我们准备比较充分,背了一包的食物和水,每人还从办公室抓了件厚衣服。说起这衣服就一肚子火,在映秀登船的时候不晓得那个台的瓜娃子和灾民吵了起来,整的在场的所有灾民把矛盾全部指向记者,害得我们悄悄找没人的地方脱衣服,生怕别个看到衣服上的台标晓得我们也是记者逮到我们一起骂。话说回来,即使这样,我们的装备和人家香港无线台比起来也还是差远了。人家坐不了船可以扎个帐篷睡一觉,我们就必须抢时间赶回去;人家可以打电话随时汇报情况,我们就眼巴巴的把人家望到起。“打完了哇,电话借我用一下嘛!”
我一直没想明白的是,战争时期的战地记者究竟是怎么处理自己的角色定位。你究竟是个旁观者,还是一个参与者。如果你是个旁观者,面对需要你帮助的生命,你怎么放下手中的工作去帮助他们?如果你是个参与者,你又怎么处理好自己的职业和现场的矛盾,同时,你在参与事件的时候,又不能给别人增添负担,让自己成为被救援的对象。一个傻B记者看见飞机来了不躲,卧龙公安局副局长上去救她牺牲了。死一个记者最多少一条新闻,而一个公安局长可以指挥救援多少被困群众?记者活下来了,除了直接牺牲一名民警,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受困群众遇难。
说到底,谁也没经历过这么大的灾难,谁也没有那么丰富的经验。2008年5月12日之前,很多记者都很清楚自己的角色,或许那天之后,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将给自己重新定位,尤其是在这种生命利益高于一切的大灾大难面前,我该做什么?我该怎么做?和平年代没有战地记者,受灾的群众也不需要战地记者。真到安置受灾群众、灾后重建需要记者报道的时候,一个二个又飞叉叉跑得多快,咋子喃?不刺激,不爽感——“没有飞机坐了!”“没有新鲜感了!”
“我进去一个战士可以救3条生命,进去一个记者就少进一个战士,少进一个战士就少救3条命。”——5月14日晚上都江堰紫坪铺大坝一位2杠1星的军官对我说。
“你什么素质,就你这样还配当记者?”——5月15日映秀登船回成都的码头一名士兵大骂一位强行登船的记者。
这两位军人的容貌我已不记得,但他们的话我会永远铭记在心。他们用实际行动告诉我,生命面前没有高低贵贱,生命的利益高于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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