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记]《一个人的八十年代》是一部即将出版的长篇散文。这里先刊出部分章节。欢迎批评。

    这本书不是我的精神自传。

    因为，无论怎么论证，我都不具备“精神自传”的条件。惟其如此，我才会中断其他写作，在突如其来的大雪纷飞的冬天，写下自己想写的文字。这是一本突如其来的书。

    在为当下的困扰深深压迫时，我也踩在“重返八十年代”的学术路径上。在八十年代的宏大叙事中，我只是一个旁观者和阅读者。我从一个村庄，来到一座古城，在这座古城的东边、一个叫天赐庄的围墙里读大学，这所大学至今仍然在为某个大学排行榜上名次的上下浮动苦恼不已。在当年的万千气象中，这座城市和这所大学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思想、文化上都是边缘化的，我们在阅读和倾听中遥想和感受“八十年代”。我和许多人就是在这样的落差中成长的。

    当我在八十年代的宏大叙事和统一论述中，唤醒自己“落差”中的经验和记忆时，我触摸到历史的缝隙，可能是一条很细的缝隙。这样的个人经验和记忆，在这个宏大的叙事与统一论述中，或许都无法称为“细节”，即使在写完这本

 

    最近，媒体曝光广西师范大学六位校长为迎接“本科教学水平评估”，向专家组女秘书鲜花并合影一事。一时坊间议论鹊起，大学给社会的观感再次蒙上阴影。其实，一次合影，或者一批校领导倾巢出动做某件似乎不应该是他们做的事，在当下的大学不足为奇，大学城中的人们或许已经熟视无睹。此事如果称为“事件”，也只是当下大学诸多问题的皮毛之一。但这张照片俨然是一种文化符号，校长们和专家组的秘书只是一个代码，背后反映的是当下大学的困境，特别是大学制度重建中的种种问题。

   “评估”这个词并不是今天才成为中国大学的关键词的，即便是争议不断的“本科教学水平评估”在个别大学也已进入第二轮。这些年来，“评估”或者“评”已经成为大学的日常工作，无论是本科教学水平评估、学位点评估，抑或是评职称、评奖、评重点学科等，都构成了当下大学制度的基本方面。对包括“评估”在内诸多具体问题的异议以及对当代大学制度的局部和整体的反思，在大学内部其实从未停歇，甚至十分激烈。但大学依然故我，主管部门依然故我，显见大学这个行当在当下的“特殊”。我们现在议论的是“合影”，实际上涉及到的是“评估”之于大

我敬重的一位老先生，论辈分是我的祖师爷，“文革”期间也到农场去了。后来我看到一篇写他的报告文学，其中有个细节，说老先生早上在茅厕边拉屎边咬地瓜，此举是担心动作慢了上工会迟到。这个细节一直让我呕心，我在乡下长大，农民最多只是和城里人一样蹲茅厕时吃根香烟。许多知识分子（包括从农村出来的）到了乡下，在那样的形势下不免有些不适应，甚至会出点“洋相”。

最终成了知识分子的沈从文无疑曾经是“乡下人”，到了干校以后好像也不适应。《沈从文晚年口述》里他跟后来的学术助手讲述刚到双溪的情景：“头一天我到双溪，住在那个宿舍里，去解手好

 

 

对许多知识分子来说，上个世纪可能是“未完成”的世纪，留下了种种残缺。其原因自然十分复杂，但有一条恐怕是不少知识分子的“通病”，用 冯友兰先生的话说，“绝大部分工作就是否定自己”。

                                              在内心深处

 

   自从2005年11月开设博客后,本人一直未'打理',非常辜负光临的朋友.搜寻了当年的邮件,才找到自己的密码.这样,才能发表自己的文章了.

 

北京大学：“五四”与“文革”

 

“五四”使北大有了旧北大与新北大之分，“文革”亦然。

北京大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摇篮，又曾经被认为是“文革”的“策源地”(17)。在“文革”发动时，1957年曾经认为“先辈们的广场已经荒芜了”的北大的那些学子早已消失，而民主广场也没有他们期待的“一万朵美

鲁迅是如何“介入”“文革”的

 

在回溯“文革”对“五四”的叙述与阐释时，我们自然要提到“文革”对鲁迅的“研究”。这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已经有不少学者提及并且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今天再说鲁迅，似乎有些凑热闹。在这里我想简略叙述一下鲁迅是如何“介入”“文革”的，以及与之相关的人与事。

“文革”初始和“文革”后期是“研究”鲁迅最为活跃的

青年节：红卫兵与“五四”

 

自从有了那份叫《新青年》的杂志后，“新青年”就永远蛊惑着那些青年。

可以设想一下，在1966年，突然有这么一天，“革命”终于由历史由传奇变成了现实时，“红卫兵小将”们为自己能够成为这一革命的“急先锋”该是怎样的疯狂。这使我常常想到梁小斌的诗作《中国，我的钥匙丢了》，他在诗中写道：“

上　篇

 

“五四”与“文革”的“五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