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许知远
2007年4月5日 星期四

    “我的计价器跳得比一般的车要快。”年轻的出租车司机留着短短的寸头，一脸的不屑，语调冰冷、生硬。从汕头机场到汕头大学，他的开价是120元（实际最多80元），当我提出要使用计价器时，他摆出了那副开诚布公的强盗逻辑。
    刚刚一场大雨过后，炎热散去，天空阴郁而低沉。那位愿意接受80元价格司机大约四十几岁，他的车脏且破，在人群与车流中，他太喜欢按喇叭了，以至于我坐在车里都觉得吵。一切都没有变，在过去的三年中，我来过好几次汕头，总是来去匆匆。最鲜明的感受是它的破败和潮湿空气里那种不安。我总是透过车窗看着那一个个简陋的商铺排列在一起，每一个角落都堆满了货物，都使用蛇皮袋的包装，店铺牌色彩张扬、字体难看，处处都是一种刺眼的不协调。这一次，我还看到那家叫叫长江的小小的医药铺，挂在门外比店牌更显著的横幅上贴着几个大字：本店有售万艾可（伟哥）。
    出租车总是被摩托车包围，一些时刻，汕头的街头让我想起了越南的河内与胡志明市，太多的摩托车的轰鸣声了。“这里的人不怎么讲规矩”，这位司机不是本地人，1992年时来自江西，“他们好面子，却有点心胸狭隘。”他刚到来时，汕头比现在更有活力。那时，汕头正处于它繁荣的顶峰，走私、假冒伪劣、伪造增值税发票，造就这座城市迅速却短命的繁荣。它也像是中国早期市场改革的某种象征——生机勃勃却混乱无序，财富的创造不是来自与技术与市场上的创新，而是来自于政策的漏洞、个人行为的大胆。一位见证者将邓**的措词篡改为“胆量才是第一生产力”。
    2000年之后的国家政策的改变，对于汕头长期的“黑色经济”的容忍走到了尽头。这座城市仍未走过低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曾与深圳、珠海、厦门被并列在一起，是中国开放的象征，是未来繁荣中国的代名词。但如今，这些特区都在为各自的身份苦苦挣扎。珠海除了两年一度的国际航展，紧邻澳门的赌场，几乎被遗忘了；厦门则因为一起震惊世界的走私案而倍受损伤；深圳的表现最为出色，却仍在担心“是否被抛弃”；汕头的命运最为不济，2005年时，它的经济总量在广东已经落到了第十名，不仅被东莞、佛山、中山超过，而且也不动声色地被茂名、惠州、湛江等城市超过，如今，它仅仅相当于深圳市的八分之一了。最近进入全国视野的汕头的新闻，似乎只有汕尾那起激烈的警民冲突，汕头大学28岁的毕业生翁帆嫁给了82岁的物理学家杨振宁，还有那个堆积了来自全球的电子垃圾的贵屿镇，硫酸镕液污染了河道与地下水，它是中国正面临的生态危机的例证。
    下午五点，我在汕头的老城区闲逛，在一家叫肥姐海鲜的大排档喝鲍鱼汤、吃清炒空心菜。旧城与中国所有的中小城市的市场一模一样，一家接一家的衣服、皮包、盗版音像店，港台歌手的声音飘荡在潮乎乎的空气里。但是那些摊位背后的年代久远的楼房却诉说着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这些楼房建造的年代足以追溯到1930年代或更早之前的，它的风格无一不混杂着欧洲和东南亚特性。
    我差点就忘记了，除去短暂的特区岁月，汕头还有着更辉煌历史。恩格斯不是在1858年就以相当肯定口吻说，汕头是中国最有价值的港口吗。那个时候，汕头不过是潮州府中的一个小渔村，而英国人则仍在试图通过武力寻觅适合于中国展开贸易的港口城市。
    1861年正式开港的汕头夹在上海与香港之间，一跃成为中国繁荣的港口之一。20世纪30年代，汕头港口吞吐量曾居全国第3位，商业之盛居全国第7位，是粤东、闽西南、赣东南的交通枢纽、进出港口和商品集散地。
    1841年—1949年之间，中国政府与西方列强签定的不平等条约，正让中国人尝试一种新的做生意与生活的方式。在沿海或沿江的港口城市划定的租借范围内，中国人享受西方的法律与制度保护，他们会感受到种族上的屈辱，却享受到一种躲避了传统政治官僚的压榨的自由。长期以来，中国商业力量彻底的生活于官僚的阴影之下，它们之间发展出两种不同关系。在大部分情况下，商人期待能与官僚达成联盟，前者贿赂后者，而后者给予前者一定的自由；而在偏离中央政权的沿海地区，海盗传统则是支持着另一种商业传统，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主宰着东南亚的贸易网络，他的武装力量提供了商业活动的保护伞，今日汕头人的“不讲规矩”或许多少也承袭了这种海盗传统。
    中国商业精神如今是一个热门题目，那些重温晋商、徽商的电视节目与书籍，美化了中国商人那个更讲究信用体系的年代。但其实历史学家余英时在更早时就以充沛的史料证明了，儒家伦理中拥有与清教伦理对应的资本主义精神，但政治动荡和缺乏法律保障妨碍了这种精神的自由生长。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那些被租借的口岸反而孕育了中国人商业的繁荣，因为那个掠夺性的政权在此止步了。

    汕头市报纸业，历来十分发达。汕头开始出现报纸，大约是在清朝末期，当时，朝廷腐败，民不聊生。地方一些有知之士，深知要启发民众觉悟，非借助报纸不可。  

    于是，由当时的知名人士曾杏村、吴子寿等人．在育善街首先开设了“岭东阅报所”，收集上海、香港等地的各家报纸供人阅览。接着，由梅县人杨季岳主持，开始创办《岭东日报》，社址也在育善街。这是汕头有史以来第一家地方报纸，开创了汕头“报界之滥觞”。

    于晚清萌芽 报人直言社会评论时弊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8年)，曾杏村等人又创办《潮声旬报》，专用潮州话刊登新闻、常识、文艺等。该报风行一时，深受潮汕人欢迎。以后，又改为《双日画报》，社址在外马路存心善堂后座，采用石版印刷。编辑有吴子寿、郑唯一、许唯心、吴梦秋、林国英等，这些人都是当时汕头知名知识分子。他们在报纸刊登文章，直言社会，评论时弊．深受民众喜爱，因此发行近二千多份。至光绪三十四年(1909年)，光绪皇帝逝世。该报因刊登文章，说“光绪为西太后毒毙”，触怒清朝当局，社长兼总编辑曾杏村被捕入狱。由于曾杏村当时在社会上有很大的影响。因此，当时的警厅厅长冯铁钧，对曾相当客气．专门一间房子供曾单人居住。可见当时舆论界人士在社会上的影响。后来，经各地舆论界群起援助，一年后，曾杏村终获释放。

    宣统元年(1909年)，吴子寿继而创办《图画日报》，仍然用石版印行。由于该报善于冷嘲热讽，揭露腐败，故为一般贵官污吏视为眼中钉。同时，还有叶楚伦(此人系同盟会会员，后来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1909年创办的《新中华报》，这是份宣扬民族主义的报纸，但很快被当局勒令停刊，不久叶楚伦又重组《中华新报》，继续坚持反清立场。宣统三年(1911年)该报因刊载温生才行刺两广水师提督孚琦事件评论，又再次被查封。

    滥觞初现 强压之下仍办报者众

    尽管当局不断加强对舆论界的打压，但在此以后，汕头仍办报者众，《观潮》、《民甦》、《潮声》、《鮀江》等报纸相继出版。

   《鮀江》专登风花雪月为花月报，主办人陈餐雪、陈宗鉴等，每周出一期，编订成册。以后有泰国华侨许超然回国，在顺昌街开设西药房，并用业余时间开办《鮀江潮小报》，只刊登几期后停刊。同时，还有古公愚、谢逸乔等人创办《大风报》，先后有主笔古公愚、叶菊生、张怀真等。还有丘星五创办《公言报》，陈茜民创办《晨报》，刘候武办《晨刊》，胥眠君办《晨钟报》，李仙乐办《新潮报》，杜宝珊办《潮商公报》及《双日小刊》，曾恒存办《双日画报》，许秋帆办《民权报》，陈义办《大东报》，吴子寿再办《大岭东报》等。

    1923-1936 “百家争鸣”难免经营短暂 

    到1923年(民国12年)，有备案的报纸有《民报》、《民声报》、《天声报》、《时报》等，社长周辉甫，主笔为张怀真。

   《民声报》创办人陈小豪，出三大张，曾停刊几个月，后来由潮安人谢伊唐继任社长，重新出版。《民声报》社址永安街25号，是汕头市最老的报馆之一。该报以消息灵通，稳健见长，并十分注重商业信息，发行几千份，内容与《汕报》（下文有介绍）大体相同，副刊为“博闻录”，材料丰富，受各界人士喜爱，副刊主编为杨世泽（一名秋风），每日出二大张，每星期一停刊，价格与《汕报》相同。

    《天声报》主办者为詹天眼，1925年(民国14年)改为《早晚报》，1926年又改为《晚报》。

    《时报》社长黄云，社址在镇平路88号，该报每天出二大张，内容除中外要闻之外，还有专电，市闻等，副刊为“时钟”，该创办时间为1926年(民国15年)1月22日，该报内容充实，发行数量颇多。

    还有《美术画刊》、《花报》等。《花报》的主办者为诸国琛。继《花报》以后，又有《南华评论》、《大声报》等。

    1925年前后，在当时汕头市府备案的有蔡纫秋主办的《星报》，洪春修主办的《岭东晚报》，及后又有蓝逸川创办的《平报》，江梦非的《商报》，陈良办的《汕头周报》，郭应清主办的《新潮报》，张凌云办的《新国民报》，马学人办的《小晚报》。

    1926年(民国15年)，有《嘉属周刊》、《花声报》、《新民报》及《汕头新闻报》，主办人为陈峰岩。还有《岭东日报》等。

    这期间，国民党左派人士、市党部宣传部长李春涛、廖伯鸿等人创办《岭东民国日报》。该报创办时，就在当时担任“东江各属行政委员”的周恩来的指导下，大量刊登进步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革命道理，对推动潮汕的革命起了积极作用。《岭东民国日报》社址在中马路永平里5号，该报系国民党党报，社长黎祥材(东莞人)，内容与其他各报大体相同，而侧重报道国民党党务消息。副刊有“民俗周刊”、“新园地”、“司法”等，发行约二三千份，报价与其它各报相同。a

1928-1930： 

    1928年(民国17年)，有《韩江上游周报》、《中南之华报》、《光明小报》等。朱作舟主办《平民琐报》，王振民创办《汕头日报》，吴桂荣创办《新晚报》和《镜报》等。

    张怀真于1928年(民国17年)十月十日创办《汕报》。《汕报》地址万安一横三号，社长张怀真(梅县人)，该报报道及时，敢于直言，读者众多，销售五千多份，“九'一八”事变以后，增加至七八千份，内容有社论、国闻、省闻、市闻，还有国际电讯等，副刊“微笑”、“司法”等，每日出三大张，逢星期日则出四开纸星期刊一张，每份每月定价大洋一元，零售每份半角。

    1929年（民国18年）继续办的有蔡文玄创办的《南潮日报》，罗湘泉办的《鮀江春报》， 郭见开主办的《炎华报》，还有欧华祺主办的《国货周刊》，是一份商业性报纸，专门刊登国货消息和重要新闻。还有董伟寰创力的《韩江报》和《商民新闻报》，《韩江报》后来由张自民主办。同时有刘天白创办的《雷报》，周学良办的《午报》和《汕头新报》；郭立基主办的《汕头日日晚报》等。《雷报》则'专以敢言称，排版新颖，销数千余份'，是汕头各家小报销售最多的一份，共出了十四期后停刊。

    1930年（民国19年），有梁中武开办的《华侨新闻报》，1931年又有潮安人李一头创办的《风报》，及后有张凌云创办的《新岭东报》，郭立基再办《明报》。还有由永安堂主人胡文虎创办的《星华日报》。《星华日报》社址在韩堤路，该报社长是陈翔冰，该报印刷较为精美，记载社会新闻及南洋消息最详细，副刊为“流星”，颇受读者欢迎，报价每份大洋一元二角，每天出三大张，逢星期一出一大张，发行约四五千份。

    到了1932年（民国21年），新办的报馆有如雨后春笋。当时大报有蔡削天的《侨声报》。《侨声报》社址在旧公园前左巷四号，创办于1932年（民国21年）10月间，主办人蔡削天（潮安人），内容与其它各报相同，副刊有“海上”及“法律论坛”，每天出二大张。该报对社会新闻相当详细，标题制作尤为精警。销售量颇多，报价一元。有洪春修的《正报》，《正报》社址在新马路25号，该报创办于1932年（民国21年），社长开始是洪春修（澄海人），后来改为彭修一，副刊为“活地”、“语林”，材料甚为丰富，发行二三千份，报价与其它相同。

    同年还有詹天民主办《商业时报》，许声荣主办《新中国报》等。小报则有陈梦渭办的《文化报》，周佩主办的《公道报》，王之楚办的《准报》，翁心白主办的《扫报》，柯幼芳办的《汕头画报》，还有梁韩藻办的《爱克司报》，陈锐霖办的《道南报》，陈卓尔的《醒报》，曾逸民的《快报》，还有《真报》与《风报》等。

1933-1936：   

    1933年（民国22年），有陈嘉修办的《国开报》，汕头市府办的《市民日报》，自治会出版的《民治报》，管滇创办的《镜报》，后来由陈干生主办，还有钟道明办的《民报》，张公理办的《微报》。《微报》后来由谢雪影接办几个月，再交由林松枝主办。还有蔡玉山主办的《诚报》，开始是小报，后来改为一大张晚刊。

    1934年（民国23年）双玉办的《衡报》，“文字颇敢言，销路不恶”，该报开始在潮安，后来移到汕头，至1935年6月，由于缺乏经费而停办。

    到1935年9月，徐傲骨办《华南晚报》，每晚出一大张。当时，汕头晚报仅此一家，而且内容丰富，读者很多。《华南晚报》社址在新马路9号，社长徐傲骨，副刊“夜来香”，专载小品文，此外还有“人世间”，专门描写社会事态，颇适合一般读者。每晚出一大张，零售八仙，月价六毫。

    1936年（民国25年）元旦，杨洲主办《小日报》，地址在打石街，每日出一小张。还有林松枝办的《晨钟报》，也属小报，每周星期一、四出版。还有何家焯、黄云等人复办《汕头时报》，地址在镇平路，每天报出二大张。

   

    许多报纸因经费不足，严重亏本而先后停刊，至1936年前后，汕头所存报纸，日报有《汕报》、《民声报》、《岭东民国日报》、《星华日报》、《侨声报》、《正报》、《时报》、《小日报》等，晚报则仅有《华南晚报》一家，小报则是《民报》、《晨钟报》两家。

 作者：彭楚斌  编辑对原文有删改

    他态度非常坦诚、谦虚，好像他只是世界上一个很普通的公民。

    李总督今天穿得很简单，一件黑色丝袍，肩上披了一件斗篷式的小披肩，头戴一顶黑丝绒的土耳其式圆筒帽，帽檐四周向上卷起，并用红线绾成了一个圆圈。冠帽上镶嵌着一圈一圈的钻石，晶莹耀眼。特别是帽正中有八颗闪亮的宝石簇拥着一颗大珍珠，显得异常的华贵高雅。过一会儿，他脱掉披肩，取下了圆帽，并给随从一个暗示。他们马上退下，但很快地带回来一个红钵，里面插了些纸巾。李在钵里拍打几下，算是洗了手，随从即将钵拿出去了。另一名随从拿进来一根长长的烟杆，把烟嘴放到总督唇边，并用燃着的纸捻点烟。总督深深地吸了几口，烟杆便被拿走了。

    采访持续了半个小时。采访中，他神采飞扬，微笑着回答记者们的发问。回答问题时，他态度非常坦诚、谦虚，好像他只是世界上一个很普通的公民，而不是权倾清国朝野的显赫人物。要知道，他是代表整个大清国说话，一举一动都代表着东方这个伟大的国家。

    采访前半部分由总督的私人医生马克先生做翻译，随着问题越来越深入、详细，马克先生招架不住，只好由罗丰禄来应付了。

    记者提的第一个问题是：“尊敬的阁下，您已经谈了我们许多的事情，您能否告诉我们，什么是您认为我们做得不好的事呢？”

    总督回答说：“我不想批评美国，我对美国政府给予我的接待毫无怨言，这些都是我所期望的。只有一件事让我吃惊或失望。那就是在你们国家有形形色色的政党存在，而我只对其中一部分有所了解。其它政党会不会使国家出现混乱呢？你们的报纸能不能为了国家利益将各个政党联合起来呢？”

    总督认为国家安全在于对各政党能有效地制衡。总督天真的建议使在场的各位记者脸上都露出了微笑。

    “也许我们应该学习你们的教育制度并将最适合我们国情的那种引入国内”

    “那么阁下，您在这个国家的所见所闻中什么使您最感兴趣呢？”

    “我对我在美国见到的一切都很喜欢，所有事情都让我高兴。最使我感到惊讶的是20层或更高一些的摩天大楼，我在清国和欧洲都从没见过这种高楼。这些楼看起来建得很牢固，能抗任何狂风吧？但大清国不能建这么高的楼房，因为台风会很快把它们吹倒，而且高层建筑如果没有你们这样好的电梯设备也很不方便。”

    这时，博学的马克先生解释说，台风是由清国语言中“台”和“风”的两个词构成，而“台”的意思是“大”。李总督在回答问题时还说让他将美国与欧洲国家相比较不合适，他的身份不好这么做。

    又有人问：“阁下，您赞成贵国的普通老百姓都接受教育吗？”

    “我们的习惯是送所有男孩上学。”马克先生插话道：“在清国，男孩才是真正的孩子。”

    “我们有很好的学校，但只有付得起学费的富家子弟才能入学，穷人家的孩子没有机会上学。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你们这么多的学校和学堂，我们计划将来在国内建立更多的学校。”

   “阁下，您赞成妇女受教育吗？”

    总督对这个问题停顿了一会儿，然后很谨慎地说：“在我们大清国，女孩在家中请女教师提供教育，所有有经济能力的家庭都会雇请女家庭教师。我们现在还没有供女子就读的公立学校，也没有更高一级的教育机构。这是由于我们的风俗习惯与你们(包括欧洲和美国)不同，也许我们应该学习你们的教育制度并将最适合我们国情的那种引入国内，这确是我们所需要的。”

    “阁下，您对哪种形式的交谈更有印象？是与我国的民众呢，还是与像我们这样的知名记者？”

    马克先生与李总督私语了一会儿，都笑了。然后，译员说：“总督说他对这个问题已有答案，但他不想讲出来。”这位孔夫子的信徒又笑了。

    “请让我问问，你们把廉价的华人劳工逐出美国究竟能获得什么呢？”

    一位记者大胆地发问：“总督阁下，您期待对现存的排华法案进行任何修改吗？”

    李回答说：“我知道，你们又将举行选举了，新政府必然会在施政上有些变化。因此，我不敢在修改法案前发表任何要求废除《格力法》(注：《格力法》由加州民主党人汤玛斯'格力制定，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于1892年通过。该法案严重侵犯了在美华人的权益.) 的言论，我只期望美国新闻界能助清国移民一臂之力。我知道报纸在这个国家有很大的影响力，希望整个报界都能帮助清国侨民，呼吁废除排华法案，或至少对《格力法》进行较大的修改。”

    这时，又有记者问：“阁下，您能说明选择经加拿大而非美国西部作为回国路线的理由吗？是不是因为您的同胞在我国西部一些州没能得到善待？”

    李答道：“我有两个原因不愿经过美国西部各州。第一，当我在清国北方港口城市担任高官时，听到了很多加州清国侨民的抱怨。这些抱怨表明，清国人在那里未能获得美国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他们请求我帮助使他们的美国移民身份得到完全承认，并享受作为美国移民所应享有的权利。而你们的《格力法》不但不给予他们与其它国家移民同等的权利，还拒绝保障他们合法的权益，因此我不喜欢经过以这种方式对待我同胞的地方，也不打算接受当地华人代表递交的要求保证他们在西部各州权益的请愿信。第二，当我还是一名优秀的水手时，就知道必须学会自己照顾自己。我比别人的年纪要大好多岁，从温哥华回国的航程要比从旧金山出发更短些。我现在才知道，清国‘皇后’号船体宽阔舒适，在太平洋的所有港口都难以再找到如此之好的远洋客轮。”

    李总督有点激动地继续说:“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他不大的眼睛闪射出灼人的光芒。“所有的政治经济学家都承认，竞争促使全世界的市场迸发活力，而竞争既适用于商品也适用于劳动力。我们知道，《格力法》是由于受到爱尔兰裔移民欲独霸加州劳工市场的影响，因为清国人是他们很强的竞争对手，所以他们想排除华人。如果我们清国也抵制你们的产品，拒绝购买美国商品，取消你们产品销往清国的特许权，试问你们将作何感想呢？不要把我看成大清国的什么高官，而要看成一名国际主义者；不要把我当作达官贵人，而要当作大清国或世界其它国家的一名普通公民。请让我问问，你们把廉价的华人劳工逐出美国究竟能获得什么呢？廉价劳工意味着更便宜的商品，顾客以低廉价格就能买到高级的商品。”

    “你们不是很为你们作为美国人而自豪吗，你们的国家代表着世界上最高的现代文明，你们也因你们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们的排华法案对华人来说是自由吗？这不是自由！因为你们禁止使用廉价劳工生产的产品，不让他们在农场干活。你们专利局的统计数字表明，你们是世界上最有创造力的人，你们发明的东西比任何其它国家的总和都多。在这方面，你们走在了欧洲的前面。因为你们不限制你们制造业的发展，搞农业的人不仅限于搞农业，他们还将农业、商业和工业结合了起来。你们不像英国，他们只是世界的作坊。你们致力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事业。在工艺技术和产品品质方面，你们也领先于欧洲国家。但不幸的是，你们还竞争不过欧洲，因为你们的产品比他们的贵。这都是因为你们的劳动力太贵，以至于生产的产品因价格太高而不能成功地与欧洲国家竞争。劳动力太贵，是因为你们排除华工。这是你们的失误。如果让劳动力自由竞争，你们就能够获得廉价的劳动力。华人比爱尔兰人和美国其它劳动阶级都更勤俭，所以其它族裔的劳工仇视华人。”

    “我相信美国报界能助华人一臂之力，以取消排华法案。”李说。

    “一份伟大的报纸必是文明精神的一种体现”

    有记者问：“美国资本在清国投资有什么出路吗？”

    李很快地反应道：“只有将货币、劳动力和土地都有机地结合起来，才会产生财富。大清国政府非常高兴地欢迎任何资本到我国投资。我的好朋友格兰特将军曾对我说，你们必须邀请欧美资本进入清国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企业，帮助清国人民开发利用本国丰富的自然资源。但这些企业的管理权应掌握在大清国政府手中。我们欢迎你们来华投资，资金和技工由你们提供。但是，对于铁路、电讯等事务，要由我们自己控制。我们必须保护国家主权，不允许任何人危及我们神圣的权力。我将牢记格兰特将军的遗训。所有资本，无论是美国的还是欧洲的，都可自由来华投资。”

    “阁下，您赞成将美国或欧洲的报纸介绍到贵国吗？”

    “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不爱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时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一份伟大的报纸必是文明精神的一种体现，而我们的报纸还承担不起这份重任。”

    “阁下，请问您对您本人的画像出现在这个城市有何评论？”

    “不怎么样，他们画得不像。”当总督在作批评时，他的脸上出现了非常特别的表情，显示出了美国式的幽默，好像乐意成为卡通和漫画中的人物。

    向李总督提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有关此次访问的商业和政治意义。他挥了挥手，过了一会儿，才很冷静、若有所思地回答。他的脸就像斯芬克司像一样，大部分时间内表情木然，显不出任何深刻的含义。也许《格力法》激起了他的情绪，他用右手做了一个姿势，表示反对的姿势，这时他的脸才像动画片一样活了，但这种状况很快地过去，外交家的脸重又回到他那像大理石般毫无表情的模样。李总督在结束采访时站起身来，向记者们很优雅地鞠了一躬。

摘自《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次书收录了1854年至1911年《纽约时报》的对华报道。1896年，《纽约时报》对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访美时接受美国记者采访的详细报道.

   

    今天在电视上看到一个购物广告，中国网通发行一套包含奥运邮票，金币还有福娃电话卡的收藏册。电视购物广告的制作手法当然相当专业，“三轮滚动播出”法则，各种消费群体献身说法的催情式营销被广告商运用得淋漓尽致。

    总理昨天政府工作报告中，给我们抛了一个奖学金大礼包。可能与自己有点关系，成为让我眼前一亮的POINT。不过有点可惜，因为我已将近毕业。

    关于奖学金的话题，在前些日子读过薛涌的系列文章之后，颇有感慨。对比自己亲历的CUC奖学金制度，不免对其产生遗憾。

    先说说总理的奖学金大礼包，这个礼包的指向显然是为了促进“教育公平”，让更多家庭困难的学生能够上得起大学。但是，就个人经验来说，国家奖学金的发放，还是有制度上的漏洞让家庭并不困难的人有洞可钻，或者让国家奖学金的发放失去原本的善意。

    想获得国家奖学金，在我的学校需要具备两个最基本的条件：成绩优异+家庭困难。成绩优异显然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毕竟奖学金的数额有限，只能通过公平的学业成绩来作为奖学金发放的重要标准之一。

    尽管仅靠学习成绩来评定为数有限的奖学金的归属，还有待斟酌和改善，毕竟不能说只有成绩优异的贫困生才最需要奖学金的资助，况且在对个人能力及对社会回报的预期上，大学这一相对“开明自由”之地是决不能仅靠学习成绩这一单一的标准来衡量学生的。

    如果说学习成绩还是能比较公平地衡量出在同一竞争环境中学生争取奖学金的先后顺序，那么关于“家庭困难”这另外的标准就让学校的审核程序上显得力不从心。

    目前，学校只要通过生源地开出的贫困证明便能把该学生纳入国家奖学金发放对象的范畴。但是，这张薄薄的居委会证明，事实上并不难获得。原因出在居委会对区区一张这样的证明并不需要承担任何的成本支出。所以，一般情况下，家庭情况一般但算不上贫困的学生，要想争取国家奖学金，只需一通电话回家让父母代劳，数日一张所谓的贫困证明便寄到学生手中。由此，国家奖学金的争夺又回到单一的成绩排序这一关键标准上。

    此外，对于不同地区间生活水平经济水平的差异，也让“贫困”这一标准产生不同的定义。据本人了解，目前统一的衡量标准便是家庭人均收入低于300元。试想一下，一个较发达的城市如广州北京上海，人均301元的收入可能会让一个家庭的日常生活出现入不敷出的窘境，但在不发达的偏远省份，人均299元的收入也许能让这个家庭维持温饱。对这两个情况的家庭，理应都享受国家奖学金（如果两个人成绩优异），但前者就因1元之差而与国家奖学金失之交臂。

    对于后一个问题，解决的方法固然是贫困的标准需要因地制宜，出现因地区差异产生的浮动范围。但是我们担心的却是前一个问题，即“困难”的身份证明上还是不可避免的出现审核上的不严格甚至造假！

    这当然不能单方指责学校的失职，因为审核环节已经超出学校作为学校的职责范围。但是，一些可行性的措施还是存在推行的空间的，如让学生组建相关评审委员会。或是开通通畅渠道接受同窗的匿名“检举”。又或是校方在保密及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调查学生的银行卡进出帐情况。

    更广泛的方案也许是让国家奖学金拨给各地社保机构，让审核权与发放权统一起来。真正的困难家庭或是低保家庭的大学生，拿着学校出具的成绩优异证明，回到当地社保机构申领国家奖学金。如此学校与社保机构各司其职，在自身专业范围内对“成绩优异”与“家庭困难”的标准中作出各自权威的审核和把关。

    这样并不会产生奖学金数额上的矛盾，学校依然根据国家发放的国家奖学金名额，来发放成绩优异的“金牌令箭”数额，学生若回到当地社保出现条件不符申领不到国家奖学金的情况，可以把金牌令箭还给学校，学校把令箭顺延发放给成绩居后的贫困生再去申领。而全国的奖学金数额就在各地的社保机构中统筹协调。

    更更切实有效的方式有待专家的提出啦，而废除学习成绩这一除贫困条件外的单一标准应为题中之义！

    而学校在摆脱国家奖学金必须“家庭困难”的标准包袱之后，并非等同摆脱奖学金的发放。相反，而是能从学生各项素质综合考虑情况下更自由地设置种类繁多的奖学金，让方方面面有优异表现的学生都有收获奖学金的喜悦！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说奖学金的“功用”了。薛涌在他的文章中介绍到，美国高校奖学金的来源大部分来自校友和社会资助的基金会。学校在对待奖学金的问题上，把它当作一项“投资”，投在发展潜力最大的学生身上，学生日后飞黄腾达而提供的捐赠又为学校提供源源不断的奖学金来源，由此形成良性的循环。

    反观CUC，本来身处寡头垄断广电行业的地位，校友的团结和爱校这一巨型而无形的精神资源，并没有让学校充分调动起来。几年前筹备的校友基金会也因为金额的限制而将近夭折，即使基金会成立了，我也没有从基金会的主旨上读出任何奖学金的增额信息。基金会的用途仅仅在与校友搭建“更好的沟通平台”，不知所谓！连教学软硬件的投入设想都没有！奖学金的来源还是主要依靠教育部的拨款，为数并不可观。

    即便少得可怜的企业设立的奖学金，颁发的依据照样是学习成绩优异的单一标准，这样产生的结果，除了让优异者更富有占有更多奖学金资源，更是让“课业成绩优异”再次成为教育价值观的导向，而忽略能力多方位发展（当然，只是什么所谓的社交能力的话我也很不齿，很多同学就是以这样的思维来为学习不用功找借口而让自己堕落为谄媚“上级”的走狗式人物！）。是不是把这“额外”的企业赞助设立其他特殊的奖学金呢？是不是在某记录片大赛上获奖的学生也能申领一分“创作资助金”，鼓励他做出更好的片子来呢？……

    奖学金不失为凝聚校友爱校热情、鼓励他们回匮校园的绝佳手段，这一点上，学校需要做的也还有很多很多。

   

每天上午10点多起床，看看ND和CKXI之后再刷牙

饭后开始看书，厚重的美国新闻史是乏味的主菜，需要杂书杂志等开胃小菜来调剂味蕾（阿唐同学啊，你苦苦向我推荐的万历十五年我这两天才感觉很过瘾啊！）

之后上上网连连博客，看看两会的新闻网民的评论

傍晚去买晚报，顺路吃一个路边摊的麦饼（粗粮有益健康）

边扒晚饭边看6点半新闻（当然不是什么时线，是TVB）饭后浏览晚报

想了好多天的晚间跑步到现在还没有付诸行动，跑步的鞋子一直摆在门口，感觉对着我在讥笑

取而代之的是看看娱乐节目，或者接着看书（遵循锐光兄传授的阅读方法，日前跟他在三身人碰面还叮嘱我阅读不能停下）

周六晚上看看学徒，周四看看BBC连续剧风云酒店

入夜，爸妈睡觉去了。开始这两天的新节目：看片，之前错过的大片、欧洲电影都看一看（买一部片，之后能无限次更换，爽！）边欣赏影片边摆弄功夫茶，记得我在一篇介绍潮汕风俗的结课作业里郑重强调过：潮汕男生泡茶很能代表他们顾家的性格

偶然看了明珠台半夜的英语新闻，灵感突发想学学英语，到报摊询问买个什么英文周报，摊主说早被强光，转身望望对面中学汹涌而出的学生哥，感叹他们真认真！

看片后就睡觉。伴着烦恼睡去（做梦的起因）

看似很惬意的生活，其实心乱如麻……

政策:近日却有消息传出，在对选秀类节目的播出时间进行限制后，国家广电总局又将“紧箍咒”对准了在内地集体“淘金”的港台地区主持人，规定港台籍主持人只能以嘉宾主持的形式出现在节目中，连续主持不得超过三期。

 

对策:主持三期后休息一期再上台主持,休息间隙可以换另一个港台主持人

 

政策:新规定还要求不能在同台同档节目中出现两个港台主持人，并明令吴宗宪、蔡康永、小S、黄安等主持人不得再在内地担任节目主持人。

 

对策:现在娱乐节目时兴请'评委'或者'外场观察员',观众无非想听到港台主持人诙谐幽默的语言,让主持当报幕就好,港台'评委''观察员'发表'观点'(即节目看点)

 

政策:一台节目中不能同时使用两个以上港台艺人作为主持

 

对策:'评委','观察员'.或者是外景一个,摄影棚一个

 

政策:广电总局将限制全国范围内海选的选秀活动的播出时间:选秀类活动的播出时间不得超过两个半月

 

对策:包装成'播出季',一个季定为一个节目,那么一年还能做四期呢!

 

 

昨晚去巴西烤肉。懒得写了，4C同学写好了。

 

    普利策的新闻理想与实践的背离也体现在《世界报》的社论版和新闻版上。普利策一方面利用充满犯罪和灾难性新闻的新闻版来吸引读者，扩大发行量，追逐更大的商业利润。另一方面，他又靠高质量的社论版来实现自己远大的新闻理想。“普利策对批评家的回答是，人情味报道和煽情故事是争得高发行量所必需的。他认为，在发行量扩大之后，可以通过吸引读者关注社论栏和公共事务的新闻报道，来营造健康的公众舆论。”

   

    作为商业化的私营媒体在经营上似乎与一般的大工厂没什么分别。赚取最大的商业利润是所有业主的最大愿望，然而新闻业又不完全是商业企业；他要担负起社会道义的责任，要为公共的利益服务。显然，矛盾是无时不在的。正如施拉姆所言：“新闻事业是一种双重性格的事业。站在为公众提供普及教育的立场来说，大众传播是一个学校，但是，站在为投资者赚钱的目的而言，大众传播媒介是一个企业，任何传播媒介的负责人，受这种双重性格的影响，一方面要尽校长之职，另一方面要尽经理之职，这两种职务有很多时候是互相矛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