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是台湾风起云涌的年代，一方面是经济的高速增长，一方面是蒋经国的解禁和政治改革。其中抗议高房价的'无壳蜗牛夜宿忠孝东路'活动，给很多人留下深刻印象。

忠孝东路一直是台北市高档百货与精品店的所在地，选在这里办活动非常有代表性，台湾的许多抗议活动都在这里进行。

八十年代后半期开始，台湾的房价突然开始狂飙，前一年可能还买得起房子，隔一年可能只买得起厕所了，财团及炒家疯狂炒房，导致许多年轻人买不起房子，成为'无壳蜗牛'。开始，抗议活动的发起者们只是找一块地方作为抗议地点，没想到越来越多的民众自发地加入，结果整个忠孝东路都被占满了。一直持续了好多天，最后那一夜，几万民众夜宿在全台地价最高的忠孝东路上。大家很平静地唱唱歌，看看表演，聊天，打牌，吃消夜，打发长夜。整个现场不像是在抗议，反倒弥漫着一种嘉年华的气氛。有别于其他杀气腾腾的抗议活动，这场'无壳蜗牛夜宿忠孝东路'是非常软性且带着一点儿幽默及讽刺气氛的

这是场议题本身比活动更吸引人的社会运动，过程非常和平。也是一场第一次由民众自发而成的活动，对台湾公民社会意识的建立，有非常大的影响。

2009年12月

近日看上世纪六十年代盛世往事，随手摘编了几个现代人看来是天方夜谈的片断，可以让人们更加了解中国曾经经历过一个多么荒诞的变态年代。

票证年代

1960年，蔬菜被正式划为“国家二类商品”。对居民实行凭票限量供应，凡是在京有正式户口的，每人每天供应鲜菜2两（100克），但品种不限。萝卜、土豆、白菜等任择其一。但以土豆居多。另外还发放有少量的“葱票”，持票可购买到少许葱、姜、蒜等，主要由“居委会”安排，重点是照顾基层革命军烈属。有时出现凭票也无菜可买的情况，但仍可持票买到腌菜或咸菜（腌酱菜也凭票供应）。

许多东西要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购买，比如，冬贮大白菜每户供应数斤、10余斤不等；食糖每人每月供应2两；食盐每户每月供应1市斤；芝麻酱逢三节（春节、国庆、五一）每户供应1两（50克）、茶叶1两（低档），茶叶自1959年起被划为“国家二类物资”，市场罕见；逢年过节还有粗粉条2两，粉丝1两，花椒半两、大料半两、木耳半两，黄花半两，碱面儿半两，皆按户供应。

花生和瓜子一年“品尝”一回。每逢春节光临，每户居民凭证供应花生半斤（含皮）和瓜子2两（熟）。直到1965年以后，才由每户居

说到毛年代，一般人都认为那是一个非常公平的年代；很多人更斤斤乐道于那个年代毛不吃红烧肉的故事，看看下面中共中央在中国人民最困难年代这个指示，也许可以让那些顽冥不化的人知道所谓毛年代的公平是什么样子。

1960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对在京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在副食品供应方面给予照顾，相关方案和意见原则上也适用于全国各地区。

一、特殊供应办法，分为以下三类(自十一月起根据中央指示，党内照以下标准再减半，纸烟不减)：

第一类，副委员长、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供应标准是：每户每天肉一斤，每月鸡蛋六斤，白糖二斤，甲级烟两条。

第二类，人大、政协在京的常委，国务院各部、委的正、副部长，正、副主任，高法副院长、高检副检察长，人大、政协的副秘书长，各民主党派中央的主席、副主席，在京的高级知识分子中的一级人员，以及党政群同上述职务相当而名义不同或者工资级别在七级以上的其他人员，供应标准是：每人每月肉四斤，白糖二斤，甲级烟两条，鸡蛋三斤。

第三类，全国人大在京的党外代表和全国政协在京的党外委员，

本来，这次应该是给金牛区政府上课的，但是，作为金牛区的上一级政府，成都市政府有着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

从11月13日唐福珍自焚到11月29日死亡，一直到现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除了12月3号，金牛区政府召开了自焚事件的情况通报会。通报会上，金牛区政府认定了胡昌明所修房屋属违法建设，金牛区城市管理执法局拆除胡昌明违法建设，主体合法，程序合法。但唐福珍自焚过程中，由于判断不当、处置不力，金牛区政府已对区城管执法局局长钟昌林做出停职接受调查的建议。整个网络、媒体、甚至四平八稳的中央电视台都罕见地愤怒了，成都市政府一直到今天，都装聋作哑地保持着可耻的沉默，由此反应出来的，则是成都市政府的不作为、弱智和执政理念的错失。

按照执政为民的中共执政理念，成都市政府在唐福珍事件后所作所为简直令人寒心和厌烦，他们已经以实际行动违背了这种执政理念，他们已经不该再在政府的层面上去管理这座历史悠久城市了。

出现唐福珍事件是任何人都不愿意看到的，这是一起突发的危机事件。面对这个事件，成都市政府所应该做的是迅速厘清事实、安慰受害者家属、追究惩治相关责任人、表示对鲜活生命消失的惋惜以及向受害者和整个社会公众

近来看陶希圣后人写的回忆，其中一段关于蒋公的内容令人唏嘘。

跟随汪精卫的陶希圣、高宗武秘密联系当时在上海的杜月笙，偷梁换柱，逃出上海，到达香港。出逃时，二人偷出了几份最机密的“日汪密约”，准备公布于众。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高陶事件”。

“日汪集团发觉外公潜逃，扣住还在读中学的母亲和两个舅舅，作为人质，逼迫外公回上海。” 陶希圣后人这样写到。

当蒋介石获知陶希圣的三个孩子被扣在上海，便命令杜月笙一定救出孩子们，才准予公布“日汪密约”。这件事在最近公布的蒋介石日记里也有记载。后来陶希圣的后人到台北开会，正碰上陈水扁拆除中正纪念堂，急忙赶到，对其母亲的救命恩人最后行礼。

按照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所谓爱国主义观点，蒋介石应该也完全可以马上公布“日汪密约”，这样做对其政权和国家都可以说是非常有好处的。可是，蒋介石却一定要救出孩子们，才准予公布“日汪密约”，这样的人道情怀，是后来那些党国领导人们所望尘莫及的！

2009年12月6日星期日 23：17

当末日来临的时刻，谁都不能拯救世界，我还想抓紧你的手，即使不能保护你，还能跟你在一起。

我想在平淡如水的日子里度过一生，人类却不断上演悲剧；也许，电影所演绎的灭顶之灾，正在向我们走来。

在灭顶之灾来临之前去预言预演灾难，不是为了让我们悲观，而是要我们在灾难来临之际能够安宁下来，接受并皈依命运。

2009年12月6日星期日 2：33

电影《2012》结尾，男主人公对孩子说：只要在一起，哪里都是家。

家的概念不是有多大多少的房子，多么豪华的装饰摆设，有多少财产声势，那些都是跟家无关的东西。

家就是在一起，那种以为有了房子和财产才是家的观念，是对家的异化；也是造成我们这个社会家庭观念淡薄、家庭矛盾突出的一个重要原因。

2009年12月6日星期日 2：03

前些天有朋友给我说过这样的话：当代中国，是无数人生活的地狱，却是思想者的天堂。唐福珍事件就是这样，这样的事件不可能发生在地球上许多地方，却独发生在中国大陆，这是中国人的悲哀；对于中国的思想者和行动者来说，这却是一个契机，可以思索许多发生在中国的事情的深层次原因和推进历史和文明的发展。

如果说，以孙志刚事件为契机，中国终于废除了《收容审查制度》；那么，唐福珍事件将为民众要求废除《中国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这一杀人条例提供了另一次历史契机。如果不能把握这次历史契机，下一个类似的唐福珍事件会很快出现，唐福珍的死也就毫无价值和意义。

谁让你不幸生在中国，这不但是一句感慨和牢骚，更多的，则是一种残酷现实。可以想象，如果唐福珍有幸生在美国，她的房子不会遭到暴力强拆，即使遇到邪恶势力的暴力，唐福珍还面临着几种保护，政府的保护、法律的保护，即使政府昧了心，法律和警察还会保护唐福珍的私有财产，而不是同流合污；而即使政府、法律都不能来保护唐福珍，最不济，她还可以拿起枪杆子来捍卫自己的私有财产，保护自己的家不被侵犯。这就是风可以进来，雨可以进来，国王不能进来的私有财产价值观。

不需

朱毅说，这个女人疯了，从这句话里，我看到一种美丽而凄艳的绝望。

看完这些照片，我知道：这个国家，疯了！

2009年12月2日晚8，杭州某楼盘现场售楼处聚集千名购房者等候开售。该楼盘原定5日开盘，但在众多排队者“逼宫”之下，开发商不得不于当晚群发短信通知客户前来排队等待放号。

许多人提着各种板凳，准备打持久战。

开发商及保安不得不“登高”用大喇叭维持现场秩序。

请了大批武警维护现场秩序。

市民等了一个通宵。

目前杭州二手房市场量价齐升，11月第一周成交均价突破17000元，再创历史新高，10月最后一周的日均成交量也首次突破200套，当然，价格也创历史新高。即使这样的情况下，各地仍出现通宵排队买房的盛况。

这是整个人类都少有的景象，让我们早早地看到了末日。

这样的情况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这个国家疯了！

阿方索十三世是西班牙内战前最後一位国王，他当政的时期，正是世界和西班牙政局的动荡年代。西班牙国内特别混乱，无产阶级和军队象两头公牛一样激烈斗争着；革命如瘟疫，侵蚀着西班牙衰老残破的肌体。

最后时刻即将来临，阿方索十三世手下官员请示老国王镇压那些反对国王的人，阿方索十三世说出来一句让整个世界记住并且感动的话：“我再也不要看到流出一滴西班牙的血了。”混乱和内战面前，阿方索十三世选择了退避，他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来避免西班牙内战。遗憾的是，互不妥协的势力和革命浪潮还是将西班牙拖入严重的内战中，后来，阿方索十三世还说了另一句载入历史的话：“我再也不爱我的人民了！” 阿方索十三世是悲悯的，也是绝望的，他的悲悯和绝望成为那个时代的背影，注定被我们记忆和深思。

远的不说，近一年来，中国人流了太多的血，有了太多群体事件，表面的繁荣下面，是太多的危机和危险。所谓和谐社会的理想，照此下去，必定要成为一相情愿的乌托邦。稳定是压倒一切的暴力语言下，必定造成更多的危机和危险。歌舞升平的鼓噪下，中华民族已经到了一个历史拐点，除了和解，我们已经没有其他选择，我们也不能有其他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