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诗歌的光亮中返观逝去的影像(1)
——论“乡村画匠”周建歧的诗
◎ 霍俊明
十年来,油彩在手指上从未干过
这让你,手艺人,在乡村
小有名气,可是日常生活
一塌糊涂,刮掉腮上的胡子
——周建歧:《凡高》
在北京的春天又一次开始漫扬的时候,当窗外的喜鹊在梧桐树的浅色阴影里,在夕阳的光辉里掠过天空的时候,我的内心却处于一种疼痛的黑色颤悸之中。我的这篇文章是关于青年诗人周建歧的,而我对周建歧却知之甚少,只是约略在诗生活网站和诗歌刊物上看过他的一些诗作。而如今周建歧已经离开了这个喧闹不已的尘世,新浪博客推出“周建歧纪念馆”,其中有很多周建歧生前诗友的回忆和追念文章(东篱:《乡村画匠周建歧》,齐凤池:《悼念诗人周建歧》,李木马(李志强):《想念一个尚未走远的人》,唐小米:《走过的人说:树枝低了,树枝在长》,兰叶子:《一个诗人死了》,山菊花:《让我难过的诗人》,阿采:《死亡离我们这样近》等)。
我们看到了关于周建歧这样的总结:
周建歧,男,1971年生于河北省滦南县周庄村,17岁写诗,19岁在《东北文学》发表处女作。诗歌散见于《青年月刊》、《诗刊》、《星星诗刊》、《诗选刊》等杂志,有作品入选《2004年中国最佳诗歌》。2005年11月11日,于34周岁生日之际去世。
其实,写作这篇文章有几个原因是需要说明的,我与周建歧从未有过任何交往,所以如果我们尊重一个诗人,他的生活的点点滴滴都会在朋友和亲属的怀旧的目光中得以永存,安慰甚或疼痛。而诗人,从阅读的角度看,如果他的诗能够得到普遍的认可无疑对从事写作的人是一种最大的安慰。而周建歧,这个年长我几岁的诗人尽管写诗已经有了十几个年头,尽管这些年也已开始受到了注意,但是他在中国诗坛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还很难说。我在今年1月份才从在《诗刊》工作的好友杨志学那得知我的一个老乡诗人去世了。从那时起我开始关注周建歧生前的诗作,应该说我是从诗歌写作的角度来写这篇文章并且犹豫了很久。对于中国这个国度而言,非正常死亡的诗人是不多的,但是这些诗人又往往会在人们心目中留下异样的印象,徐志摩、朱湘、顾城、海子、昌耀、徐迟、骆一禾、戈麦、蝌蚪等。尤其对于海子而言,生前的寂寞与死后的殊荣之间的巨大反差,并没有让我感到丝毫的安慰与快乐,却恰恰从中感受到从未有过的悲哀与苍凉。这也让我怀疑中国的新诗批评界和读者对于一个重要的诗人曾经是存在着怎样的漠视。我从来没有想过会将周建歧与海子等诗人比照谈论,我只是想强调是周建歧的诗,是他作为诗人的一面让我才开始了这篇文章的写作。这是对一个诗人的应有的和迟到的尊敬,如果我们不是对应该受到重视的诗人漠视的话。我承认,在这个网络时代,各种纸面的和网络论坛惊人的诗作数量一直让我心存厌倦,我不知道该怎样对这些良莠不齐的诗作做下怎样的评价和议论。我甚至将我的阅读严格限制在自己的美学趣味中,对于一些诗人和诗作我保持了冷漠和距离。而正是在对周建歧的诗歌阅读中我觉得恰恰是有话要说,他的诗歌写作让我感到了一种疼痛,一种个体对时间、乡村、死亡和记忆的疼痛感怀。当我在寒假赶往我的故乡唐山丰润,一个普通的平原村落时,乡土的力量让我再次体会到了忧伤。在我的故乡丰润和周建歧的老家滦南之间,我感受到了一种可以跨越的距离,这是诗歌和语言、想象力构筑的世界使生存其间的人感受到了诗歌的力量,生存的力量。当我在今年4月底由于工作原因赶往石家庄与我的恩师和挚友陈超老师见面时,一起谈到了周建歧的诗作。我们一致的对诗人周建歧的认可也鼓动我下足勇气来谈论河北诗人周建歧的诗作,尽管他的诗歌写作历程也许才刚刚开始……
当我阅读周建歧生前的诗作时,我感到一种深深的不安或惶恐,因为在我用整个整个的夜晚来阅读这些诗作时,我在大量的诗作中反复地倾听到了死亡的声音。关于生存、死亡是诗歌写作的题中之意也是诗人自古至今所歌吟的,但是像周建歧这样在诗中大量出现死亡、尸体、白骨、坟墓的意象真的不能不让人震惊。如果说海子和顾城在生命的晚近时刻也在诗中体现了一种生者与死亡对话的话,那么周建歧的诗却一直对着死亡题材的处理有着相当的“青睐”,这是倾心于死亡的诗人吗?我觉得不完全是,因为这样做和这种说辞明显规约了像周建歧这样诗人写作的丰富性,他不是反复强调自己的诗歌观念就是不断变化吗?确实,在周建歧的诗中我正看到了这种变化,这既有诗人对死亡题材的处理也有对现场和生活的细节有着相当精到的叙述和擦亮,如村人的生存景象,小镇上为生活挣扎的洗头女甚或妓女,一个离异女人的悲伤与麻木,一个诗人永远难以释怀的青春的梦想和对爱情的憧憬等等。这一切都使读者获得了一种阅读上的和弦,繁复而动情甚或纯朴而深厚。
可以说是周建歧让我改变了一种看法,对于生于河北长于河北的我而言,对于河北的诗歌写作我一直心存挑剔,可能也是深层次上我对家乡诗人的一种希望或鞭策。我希望河北的诗人像其它地域的优异的先锋诗人一样在当下具有一种对生存和诗艺的双重命名能力,而在我有限的阅读中我的这种期待或憧憬过多的时候是一种落空和因此而带来的不满。郁葱、陈超、大解、东篱、李南、李寒、五木等诗人可以说是我想像中诗歌的一种满意的象征,而我的这种美学趣味如今在周建歧身上让我深存疑虑。为什么像周建歧这样的诗人却在他生前对之不置可否,在之远离人世之后才认识到他的重要性。这是我个人阅读史的悲哀也是中国诗歌评论界一直为人诟病的地方。不是有人尖锐抨击中国诗坛历来对活着的诗人予以漠视,而是在诗人死后才出于种种原因而进行赞誉或肯定吗?我也希望我自己包括有良知的诗歌从业者在这个后全权时代和网络物欲时代关注更多的隐藏在阅读视域之外的重要诗人,不要因个人或种种限制而最终遗漏掉大批的优秀诗人。在这个意义上,在对中国当代新诗史写作的研究中我一直追问的就是:难道几十年的诗歌发展历程就是几部新诗史著作所描述的那样吗?诗歌写作现象是相当复杂甚至驳杂的,当下尤其如此,而如何在有效阅读和尊重诗歌文本的前提下写出更为客观的历史可能永远都是一个难题。对周建歧的诗歌写作我也感到了一种遗憾,因为周建歧的诗歌写作历史也就是10几年的时间,其诗歌写作也正处在成熟期和转变期,而诗人过早的离去也让我感到一种悲哀,一种诗歌的苍凉!
黑冷背景上的生存焦灼与死亡想像
谁都不能逃过时间这漫漫水域,而诗歌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获得和时间对话与共渡的权利。人作为个体只不过是在暗夜中瞬息消逝的流火,那么什么才是永恒呢?对于周建歧而言用诗歌来生存就是垂心于永恒的最好方式。时间,面对时间,真正面对生存的个体往往是脆弱的、不堪一击的。这曾经燃烧的火焰,在岁月中迟早会窥见灰烬和黑暗。时间这巨大无形的流水将曾经的鲜活冲刷干净,将流畅的面影刻蚀得斑迹交错。而诗人就是在时间面前,对往事和现场进行命名和探询的人。面对居无常物、一切皆流的世界,季节的翻转使诗人在感到无奈的同时,也显露出一种坚韧的顽健的“根”性的力量。它,既向上生长,又扎根向下。而优异的重要的诗歌,同样应该在这两个向度(精神向度)上同时展开。作为一次性的短暂的生命过客,在面对浩荡的时间形态时,确乎是相当微渺的,然而人类生存的本体意义却在于人事先明了了自己的最终归宿,并为自己的归宿检拾自身认为重要的东西,并认识困惑的人类自己。
周建歧在2004年3月25日的翼论坛上曾说“不老不病不死。自杀是一种罪孽,每个人都应善待自己的皮囊……”,然而生存却是这样的无常,俗世的允诺和温暖的幸福有时候却正处于死亡的核心部分。2005年11月5日晚7点51分,周建歧在燕赵诗歌网论坛贴了一首《铁板乳鹅》:
看得出,它们始终保持着
破壳时的圆。一共七只
七个人一人一只。七只雏鹅
走进尘世的尽头
迈着刚刚学会的八字步
七只雏鹅,被火焰脱去的黄
肯定比金子软
它们在坚硬的壳里
做梦也没想到,鹅之初
脚蹼在灼热的铁板上走几步
七只空洞的胃悬在天堂的入口
七只雏鹅来不及飞翔和爱情
被素不相关的酒精
和其它肉类搅拌,最后
一枚牙签墓碑那样竖了竖
作为生存的个体,可能谁都不会拒绝俗世的快乐,快乐实际上就是一种卑微,而周建歧却在一个生活的细节中运用如此强烈的死亡意象和不无悲怆的体验也不能不让人震惊。通读诗人一生写下的几百首诗作,其中诗人在乡村背景上对生存的焦灼,对死亡的认知都具有一种更为本源性的体认。我一直怀有一种偏执的看法,乡村和城市是两个地带,后者是欲望挣扎的死海,前者尽管同样令人悲鸣但对于有良知的人而言更能获得一种生存的哲理沉思,尽管这种沉思不无悲怆。当个体与脚下的土地再也挣脱不开宿命的关联,当黑夜在静寂中将沉睡的人与坟墓一同笼罩,当苍老抑或年青的个体在某一个时刻在乡人的注视和悲鸣的唢呐声中埋入黄土的时候,当贫穷和卑贱的俗世的快乐来不及挽留以及烟消云散的时候,当这一切都以生存和诗歌的双重背景击打一个灵魂的时候,他怎能不更为深切地感受到生命的重量和诗歌的重量。
雨大了起来,我和张楚坐在
/川味火锅店里,看着外面 /几个人收拾水果摊 /几个人从超市跑出来 /又缩回去,汽车欢快的游
/象火锅里翻腾的几只螃蟹//张楚的筷子让菜涮得恰到好处/我在想着昌耀自杀的事/想着滨海女子送他的一十一支玫瑰/那些三天后都垂首默立的玫瑰/在眼前显现成一排空酒瓶子//诗人的死亡比啤酒瓶盖还不被人注意/随便就凋落在那个角落/雨大了起来,我和写小说的张楚/缩在火锅边,谈论着几本刊物/打捞着几只螃蟹
——《雨大了起来》
诗人可能有着一种天生的宿命感,这种宿命更大程度上是对诗人身份的认同,诗人不是被认为是隐秘世界的通灵者或痴人狂人吗?换言之,在一种普泛意义上,诗人与俗世是存在着难以消弥的距离的,这种距离不得不使诗人感受到了一种强大的压力。诗人,优异的诗人却恰恰应在深入处理当下经验的同时葆有诗歌技艺的亮色和成色。诗人的死亡与11支玫瑰花之间与廉价的啤酒之间正构成了相当微妙甚或尴尬的关系。
桃花未开,种子未撒下
他用耙子把自己的一小块地
细密梳理
他弯腰把硬土块捡出
把那些死去多年,他们的
一些碎小的骨头捡出
——《春日》
在工业的水泥地面和钢筋房屋之间,那些仓促的被物欲滞压的灵魂连思索生存的意义的机会都是相当渺茫的,甚至在一种极端的及时行乐的物欲欣快症中,思索本身就被看做是荒谬可笑的。而一位诗人,一位真正意义上的乡土诗人,他时时会与生存会与死亡迎面撞击。在我的二十多年的乡村体验中,脚下切切实实的被耕作的土地,更像是一个巨大而喑哑的坟场。在春天或秋天的季节,那曾冰硬板结的土地被翻动的时候,经常会冒出一段白骨,人的?牲畜的?死亡与个体与土地从来都没有如此亲近过,甚至我乡下父母常年耕作的一块农田,不远处就是村人的墓群,几百年来死去的乡人都会在这里找到归宿。我对这块苍凉的地方心存敬畏,它让我的世界在年幼的时候就体会到了死亡的阴影,当我数次从死神的边缘回到父母身边的时候就过早地领受到了个体的脆弱和无常。而对于诗人而言,更能在这片延展的土地上,本真的生存背景上获启一种洞透生存的膂力抑或本体性苍凉。
梨花都开了,这么白
梨树下面有一座坟墓
一场大雨,她出土了
光洁的骨盆
在春日显现
我爱她,却与她无关
——《梨花都开了》
春天,是生命复苏的季节,而诗人却提早领受了一种死亡的诗意想像,在梨花的白与墓地的黑暗之间,在生长与沉潜之间,在生命与消亡之间都使得死亡以一种尖锐的力度楔入个体的实实在在的感知中。
黄昏把大地,大地上的村庄
/紧抱在一起的秸杆,坟墓/画成深的黄/黄昏有别于那个走村串户/画门楣的老画匠/他自行车驮的颜色,多的是/大红大绿,他们希望他把门楣/画得大红,这样生活就显得喜气//这样他的手指从春天/到秋天都沾着红彩,现在/他穿过黄昏回家,他的自行车/绕过一些旧坟,他的身子/在一些新坟旁边怔了怔/它们在黄昏的大地上,像一些/
失去火焰的种子,又像 /一个老人吐出的牙齿
——《秋日黄昏》
秋日的黄昏与迟暮的乡村画匠之间构成了一种和谐,迟缓的,时光已逝的暗淡与沉吟,乡村画匠的书写仍抵挡不住生活的底色——昏黄的冲刷,坟墓的颜色,古旧的颜色,黄昏的颜色。而秋日黄昏和坟茔间踌躇的乡村画匠与现实中的诗人是否有着某种关联,同是唐山诗人东篱不是把周建歧称为“乡村画匠”吗?
周建歧的很多诗作都是以秋天为背景,秋天在乡野的视域中其意义或特征是相当显豁的。秋天的背景是明亮而暗淡的,冷寂而喧响的,丰收与劳累的复杂纠结,在另一种向度上,秋天既是一个终结也是一个开始。“他还知道村庄的前面,草垛挨着草垛/高过了秋天的马车,也高过了/春天的屋顶/他还知道里面一定裹着/一些蚂蚱,小小的干瘪的尸体/就象村庄后面,那些没有/墓碑的坟墓”(《少年的宿命》)。少年的宿命感在诗人看来就是,作为农民的后代也只能是农民,用柔弱的少年之躯承担一种宿命,在土地上劳作,获得简单的婚姻最后像卑微的蚂蚱一样掩埋在干冷的泥土之下。“我拿什么喂你,碣石,在秋天
/蟹正黄,柿正红,霜正白/在秋天,山民们挖掘青石,制成/
一块块墓碑贩卖,碣石的墓碑/人们用什么来喂你,你又能上升到/什么样的高度,星星的高度,还是
/狗尾草的高度”(《碣石》)。在《碣石》这首诗中诗人同样是以秋天为底色和基调,这首诗打动我的另一个原因是我对碣石山对昌黎这个葡萄之乡有着更为复杂的感情,在这里我已经生活了4个年头,尽管我是在北京与秦皇岛之间忙碌奔波。在通往碣石山的路上,在狭窄逼仄的山路两旁,在错落的庭院和街道上,灰头土脸的人常年累月将那些从山上采来的条石加工成墓碑。当我每次见到这个情境时对当年曹操《观沧海》的诗意想像都会被打断,这种生存的现场感更让我领受了一种个体生命在冷硬的碣石山背景下的难以言说的苍凉或者悲怆。也许对于活着的人来说,墓碑并不重要,而对于一个诗人而言,当秋天和墓碑一起翻卷进视野的时候就不能不有另一种审美或现实上的隐秘内涵。周建歧的《碣石》所反问或揭示的正是:一个生命的高度究竟是一块高耸的墓碑还是柔弱的卑微的衰草?
同时,周建歧的诗都是立足于自己乡村的本真体验,正因如此关于生存的或死亡的想像方式才获得了一种长久的震撼人心的力量与可以反复阐释的空间。
水被天空吸走,许多天没有下来
蓄水池干了,河床上褐色的泥
卷起,像一片片瓦
孩子们像一群猫,行走在
大地的屋顶上,发出细碎的响声
捡拾着青蛙干瘪的尸体
青蛙的后裔,缩在一尺方圆
的水洼,黑漆漆一片
外部的一群,尾巴被泥土咬住
张着嘴拼命挣扎,死亡如此简单
曾经是一条大河,现在是一块凹地
土命的母亲,天天因为水发愁
天天到土地庙焚香,而孩子们
并不知道,他们也是青蛙的后裔
天天快乐着,黑漆漆一片
死亡如此简单,村庄如此衰落
像母亲那时用报纸裁剪的
孩子们的鞋样,依然夹藏在
旧杂志中,却早已过时
——《村庄》
河水这时间的永恒的隐喻象征,其间曾经鲜活的生命,青蛙也好,乡民也罢,最终被自然蒸发掉了,黑色的尸体,黑色的河床还有黑色的体验都还原为乡村的底色。我也一直承认,乡村,尤其是冀东平原上的乡村其色彩就是黑色的,黑色的屋顶,黑灰的土地,灰黑的脸庞,黑色的墓群和黑夜中静寂得猫头鹰闪烁的眼神。
在周建歧看来,死亡并不可怕,相反倒是在一种冷静的审视中,死亡本身是安静的,因为死亡在某种程度上是安置灵魂的最好方式,向死而生是人类的宿命,而其中也自有一种生存中的坚忍甚或抗争。“你的这种手艺给我们的童年制造了伤害/你死后多年,他们还纠绕在周围/又唱又嘲笑;锔锅锔碗锔大缸/锔得鸡蛋不漏汤//你不会在我的记忆里活得更远/
你也从没象打量一件瓷器
/打量过我,地震那年,我六岁/我和堂哥玩耍,转动门轴/你躺倒在西正屋,无休无止的咳嗽,吐痰/突然消失,原来死亡这样简单/你再不会骂我们把门轴转得咯吱咯吱响了”(《祖父》)。这首《祖父》,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了关于时间的记忆的力量,正如布罗茨基所言,诗歌是对人类记忆的表达。在一种漫不经心甚至有些“揶揄”的叙述中却相当真切地体现了一种无法拒绝的亲情力量和对死亡的特有的观照方式。
“经过漫长的冬天,乌鸦的羽毛更加黑亮/看上去已不是乌鸦身上的东西/它很少叫喊,安静的,仿佛神/放置在树的枝桠,山的顶端,一只/干净的陶罐,仿佛一小块墓地/阳光漫卷,墓地新鲜,肃穆//我看见它刚从郊外墓地飞过/可能附带着死者的灵魂,那么安祥/从我的眼前转向,往西方飞去/它的举止让我感动,让我想起/死去多年,或者根本就没有过的/一个朋友,它仿佛清净的经文和僧侣
/不会只为人世间的丧事准备”(《乌鸦》)。在诗人看来,乌鸦这不祥之物却带有一种俗世与冥界的某种象征色彩,也许正是它的存在才会使万顷红尘中挣扎的躬身劳作的人抬起沉重的头颅仰望天空和其中这个怪异之物的身影,体会一种生命在短暂的流程中的喟叹感怀,为逝去的伤悲和俗世的幸福铭记,为不可知的未来心生祈祷。
大海是不需要挖掘的坟墓,这句话安装在我的头部
让我在海滨浴场有了头重脚轻的感觉,不敢游弋到它深蓝的腹部
更何况那些白色的鸥鸟,让我想起坟墓上浮动的白花
它们应该排列在我的村庄后面,在祖父,祖母,父亲,母亲的眼前展现
这些老实巴交的农民,从没有看见过大海,也没有渴望过被海淹死
到了一定年龄,他们就规矩地排列在村庄后面,他们到死也没能
分辨出大海的蓝与天空的蓝有何不同,甚至没能分辨出
大海与村庄有何不同
他们曾在古老的坟墓上面耕作
而大海肯定是更大更古老的坟墓,这样,我就会相信----
祖父坐在上面给牛铡草,然后拿竹箩细细地筛
祖母用针穿上一串辣椒,把它挂在向阳的窗户上
父亲在修葺被羊角豆压塌的篱笆,锹翻卷出新鲜的泥土
母亲在房顶上剥着玉米,黄金的粒子从蓝围裙滚落----
这样,我就会相信,他们把村庄当成了大海,不离开半步
并且在有生之年尽力拍打出浪花,就像我此时纵身大海
——《大海》
在《大海》这首诗作中,诗人的想象力舒展的相当自由而又有限度,大海与乡村,浪花与坟墓都没有被形而上的玄思所抽象和架空,诗的第二节以相当感人而常见的乡村墓群景象和亲人生前的带有典型象征性的生存场景揭示了死亡和生存一样就是那样实实在在,那一双双曾经布满老茧的粗糙皴裂的手和那些古朴之物最终在时间的河流里被冲刷干净,消失得那样迅速又是那样的平常。而这种平常对于深有体验的个体而言更是一种难以言说的大悲痛和大苍凉。写作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的心口一直隐隐作痛,几次头疼的在午夜枯坐,我不得不承认在周建歧的诗中我领略一种死亡感和乡村背景所带给我的震惊与不安。在这个意义上,我与周建歧从没有过的交往也给我带来的安慰,诗歌的安慰和诗人的安慰,一种从诗人写作和诗歌文本细读的角度可能规避了因为与诗人日常交往而带有的某种不可避免的主观性。
“清明的雨在我意料之内,我怀念悲伤/我在晚上选离家近的十字路口/把巨额的纸钱烧给死去的亲人/蓝色火焰,象他们在幽冥的手指/取走虚构的财富,我的心激动而满足/我死去的亲人,无论在天上,还是在地下/就会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他们在人世间的/苦难,贫穷,卑贱,就会得到一一弥补”(《尊严的生活》)。在《尊严的生活》这首诗中,诗人对切实的俗世和冥界的想像都是一种反讽的态度,如果尘世没有幸福可言又何必将美好的愿望投注到另一个更为虚幻不可知的世界,这只能徒添一种荒唐。而这也多少呈示出诗人在现实生存中的紧张和焦虑体验。
尽管作为个体的人而言谁都不能逃过死亡这一宿命,但是在工业和城市围困中蝇营狗苟拼命挣扎的人却丧失了这种本真的思考,人从哪里来,人又到哪里去?古老的斯芬克司之谜被可笑的搁置,个体成了麻木和异己的存在。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考量,诗人对本体性问题的追问对死亡的思索就带有可贵的一面。对于乡村诗人而言,死亡就像清晨的一滴露珠,它无处不在又消失得那么快那么平常。当我从他乡在假期回到老家的时候,在村落的坟场总会看到新插上去的花圈,少不更事的孩童拿着哭丧棒和纸钱在嬉戏。死亡就是这么平常,它无处不在,就这样存在着,没有多么高贵也没有那么低贱,如此而已。“它安静,丢弃在清明后面/在一个正午,被我/穿过马路的时候遇到/草黄的纸,被亲人剪成大型的/古钱币的式样;外圆内方//一个民族对死者永恒的式样;/深蓝的丝质寿衣,深红的木质棺椁/选择一块风水宝地下葬/然后是一年一度的焚烧纸钱/让死亡看上去从不简单//这枚寄往冥冥之中的钱币/肯定因为风的缘故,在路边/逃过焚烧,从此在人间漂荡/我的鞋子经过时绕开了它/以示对遥远的那人的敬意”(《在路上遇到一枚纸钱》)。诗人的这种敬畏,对生命自身的,对死去乡人的,都带有一种水银般的质地,好像谁都会参透死亡的意义正如水银的明亮,但是水银这看似透明实则隐晦的变动不居之物正象征了死亡的质地。在周建歧的诗里,即使是平常的乡村劳作的景象也插进了诗人对死亡的关注,这种关注多少带有一种不祥的征兆,这种征兆在阅读中带有一种冰冷的感觉,切入骨髓的又挣脱不掉的。“男人和女人低着头栽种土豆/竹篮里切成小块的土豆/他们蹲着,一寸寸埋入地下/沙尘暴已刮过三遍,天地干干净净//火葬场在他们的身后/哭声和悼词在他们的身后/男人习惯了,女人有点害怕/不住地窥瞰高大的水泥烟囱//后来索性直起腰身,手搭凉棚/仔仔细细仰望,那片白烟/缓慢,沉静,倾斜,朝西方去/一个婴儿脱离黑暗的子宫”(《仰望》)。这种抽象性的象征场景蕴含了诗人怎样的对人世的体验,为什么诗人频频叩问于死亡的黑色的手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