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废名》跋

                                             张雨生

梅杰（眉睫）以研究废名的文章结集《关于废名》，展示他走向文学的开端。一条边缘化的荒径，留下了一个年轻人的身影，步伐沉重而稳定，脚印勤奋而笃实。他情感执著，跃跃前行，坚韧不拔地走自己的路。说是开端，其实也能透视作者的潜力，进而窥测他的后劲。

　　我未曾见过梅杰。三年前，他写信给出版社要购我的书，出版社将他的信转了过来，这便有了联系。后来我才晓得，他是黄梅同乡，虽然在大学里念的是法律，但对家乡文化兴致勃勃。我对家乡文化也情有独钟。他每有文章发进我的邮箱，我都要认真阅读，有时还转发给其他同乡共享。为研究家乡前辈作家，梅杰甘于寂寞，下苦功夫，花大力气，目标如一地追求着。这在今时的青年人中还不多见。其中，他对废名的研究下力尤深。

　　废名这位在中国新文学开创期有过创造性贡献的作家，解放后日渐沉寂下去。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的侄子冯健男编选《冯文炳（废名）选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开始再现起色。那时候， 冯先生在河北师范大学任中文系主任，我在石家庄陆军学院教书，因是同乡，常有往来。 冯先生曾邀我到他家里，讲述选编设想，让我看选稿。出书后，我写过一篇评介。接着又远离废名二十年，再读到梅杰的文章，才勾起我对废名作品的回忆。

　　梅杰选择废名在黄梅作为研究的切入点，这抓住了废名研究的脉络。废名的文学成就与家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的作品多取材于家乡的普通劳动者，黄梅乡土成为他的创作源头。若说现代文学中有“乡土文学”一脉，废名算得上是先行者。由于作家文笔晦涩，外地读者读起来觉得隔膜，家乡读者却没有这种感觉，他的“乡士味”能穿透晦涩屏障，使家乡读者与作品中的人物沟通心灵。卢沟桥事变后，北平沦陷，废名教书的北大迁往云南昆明，他没有跟随学校同去，独自回到家乡，与兄长冯力生、大侄冯健男一起在黄梅县中教书。学校躲避战乱，搬进山里，缺少课本，教国文的先生把他的作品抄在黑板上，当作新课文教学，影响了家乡一代学子。北大物理学院老教授张之翔（我的叔父）那时代在黄梅县中读书，他回忆说：“教我们初一国文的是废名的侄子冯健男先生。当时没有课本，他选了冰心的《山中杂记》、废名的《万寿宫》等作为教材，上课时抄在黑板上，我们抄下来，然后他再讲解。”解放后，废名受到歧视、排挤，调离了北大。垂垂暮年，进入文革时期，更是孤苦凄凉。家乡人民对此产生逆反心态，给予了更多同情，更大关注。废名瞑目之前苦心嘱托：“务葬我于黄梅！”

　　梅杰力求挖掘更多的史料，让读者看到一个全面的废名，真实的废名，内心赤诚的废名，既揭示作家对家乡人民的厚爱，也反映家乡人民对作家的情感，二者是互动的，相映衬的。作家被政治风潮卷裹，被社会霜雪冷浸，抖开卷裹，熨平冷浸，恢复本来面目，是作家复位的需要。梅杰所做的工作既有史料价值，又有学术价值，是一种紧紧依托史料发现的新研究。

　　我曾对梅杰说过，做这种工作不宜学院气太重，过分地追求作家生活琐屑意思不大，要把注意力放到作家作品的研究上。我从学院走出来，知道那里有许多人对作家的作品提不出新见，说不了多少话，纷纷转向“功夫在诗外”。作家以作品立身，作家复位在于作品复活。若是作品不能在读者心目中复活，搞再厚的“大谱”，弄再高的“排位”都没有作用。阐述作家的价值，核心在于阐述他的作品价值。当今文坛也有一股风潮，著名作家涌现一批又一批，除了本人名字大大著名外，其作品不说著名，连叫个什么名，也没有几个人能晓得。不能让这种浮躁流布到前辈作家身上。作品复活很难，关键在于让读者接受。读者不接受作品，作家又岂能复位。

　　废名作品复活远不够，废名复位也就谈不上。这是研究指向的偏颇，还是作品自身的原因？这个问题不是提给梅杰回答。年轻的作者走过这个开端，应该有更开阔的社会视野。

                                       （原载《文艺报》2009年6月27日）

    相关链接：http://www.chinawriter.com.cn/zywxqk/wyb/wqml/wyb_09-06-27/4/19470_161459.htm

                             后生可畏

                                  ——评眉睫新著《关于废名》

                                              夏元明

读完眉睫的新著《关于废名》，油然想起孔子的话：后生可畏！我不熟识眉睫，但我们偶有联系，知道他是80后小伙子。他研究废名有年，写出了不少有分量的文章，在学界已小有名气。即以此书而论，有废名哲嗣冯思纯和废名研究专家陈建军为之作序，散文家止庵、杂文家张雨生作跋，规格相当高。以如此“阵容”推出一本年轻人的著作，可见其受认可的程度。这不是拉大旗作虎皮，没有一点真功夫，这些人都是拉不来的。

真正可畏者，是文章的质量。坦率地说，我写不出这样的文章来。眉睫年轻，但眉睫对废名所下的功夫之深，却是我这个喜欢废名的读者望尘莫及的。我平生读书，用得上陶渊明的话：“好读书，不求甚解。”甚解尚且不求，考据更不敢问津。而眉睫却能广罗资料，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竭力挖掘、爬梳，力求填补废名研究领域之空缺，我辈懒人只好心向往之！张雨生的跋中，似有批评眉睫过于关注细节之嫌，但能够关注细节，订资料之讹，还历史于本来面目，却也算是功莫大焉！比如格非等人引证的孟实评价废名的话：“（废名是）李商隐以后，现代能找到的第一个朦胧派。”他们都把这个“孟实”直接说成朱光潜，其实孟实并非朱光潜，而是当代学者吴方。眉睫的这一订证我认为极富意义。虽然朱光潜对废名也有很高的评价，但张冠李戴终会贻误后人。如果不注意细节，这样的问题就会从眼前放过。做学问要的就是这种认真的精神，如果在此基础上，再多发掘作家作品的意义，当然会更好。

眉睫是黄梅人，他对废名资料的发掘也以废名与黄梅的关系为主，所著长文《废名在黄梅》，我认为是迄今为止在研究废名与黄梅的关系方面最有分量的论文之一。研究废名与黄梅之间的联系，近年最有成绩者，一为武汉大学的陈建军，一为黄冈师范学院的张吉兵，再恐怕就数眉睫了。黄梅于废名的意义之重大，自无疑义。废名思想与艺术的成熟，甚至1949年后思想的转变，都与黄梅故土不无关联。黄梅是废名的艺术、文化底色，而之后所受周作人等人的影响，不过是对原有本色的提炼。如果没有黄梅人文的奠基，就算有周作人的谆谆教诲，恐怕也难以成就废名的文学事业。

除了对废名在黄梅的史料的钩沉，我还觉出眉睫对民国报刊的认真查找之功。眉睫研究废名之一大特点，就是力图还废名于真实的本来面目，而其间所涉及的材料，都不是取自现成，而得在民国报刊中细心寻觅。这除了要有求实的精神，要耐得住寂寞，同时也要有眼力。陈建军在序言中肯定眉睫在资料搜集方面的成绩，称此乃全书中之最有价值者，我认为是中肯之论。

眉睫的主要着力点在考据，但其对废名作品精神的阐发也有值得称道之处。比如谈到废名在新诗方面的贡献，概括为三点：一为散文化倾向，二是以禅入诗，三是美与涩的交织，都是比较准确的结论。谈到废名诗作中的儿童趣味、女性色彩，也都能予人以启发。这样的见解，如果没有对作家作品的深刻浸润，没有心与心的交融，是断不能为之的。眉睫在“后记”中感叹自己因考证而渐失性灵，当是谦虚、自励之慨。

《关于废名》印制精良，纸张厚实，图片清晰，手迹皆能一一辨认，是一本精美的书。内中所收七十张图片，多为首次公开，具有一定的的文献价值、收藏价值和阅读价值。当然，此书亦有我所不能满意的地方。其一是眉睫对资料的认识有时还不能尽如人意。比如写废名北大毕业以后，为找工作多次致函周作人，包括拟自费出版小说集《黄昏》，与周作人通信，眉睫得出结论说“在这反复变化中，体现了废名浮躁与自卑的一面”，“1927年，因为去留的问题，他给周作人的一封信集中体现了他的拘谨心态，这种拘谨心态与他的躁郁性格也是分不开的……”细读废名原信，我认为这些结论都下得不够慎重。废名是人不是神，自然也有性格等方面的弱点，但我们也不能为了“还原”废名，而歪曲废名的意思。废名在出书上的犹疑态度，不是浮躁和自卑，倒可能是他对拿着广告四处张贴的厌烦。揣测废名的意图，他创作新文学，并不是为了名利，而今因现实的考虑，需要四处“自我兜售”，心有不悦。这是废名高逸风格的体现，固然有些迂腐，但其中更多的是可爱与执着。还有民国小报上对废名的“攻击”，拿废名的长相做文章，不是废名有何另一面，实乃为文者的无聊，或者其间掺杂着派别之争的隐情，这正是中国文人的悲哀，于废名何损？我以为拿这些“史料”出来说话，有混淆视听之嫌，与学术研究无关，而眉睫却标以“真实一面”，私心不敢恭维。

眉睫作为废名的研究者，其对废名文风的追随也从论著中可见一斑。然而，恕我直言，模仿痕迹太重，生硬、拘谨随处可见。学废名的为文，只怕不是学他的一些习惯用语，而是学他的精神。废名为文的精神为何？大概质实是一种，信马由缰又是一种。这些都得自于周作人。周作人最不喜欢的就是虚妄，最讲究的是一个常识，废名得其真传。而在行文布局方面，周作人也讲究随物赋形，行所当行，止所当止，王顾左右而言他。如果还要补充，那就是透、是涩。透是就理而论，涩是就文字风格而论。至于学废名的声口，我以为不必。毕竟时代不同了，学着前人说话的口吻，总觉得有些别别扭扭。像贾平凹的《废都》，好好一个现代人，却要说着明清话本上的话，看了让人起鸡皮疙瘩。这都是小文人的习气，沾染不得。

正如眉睫所言，废名研究有渐成显学的趋势，越来越多的人在撰写废名研究的论文和论著。但毋须讳言，人云亦云的仍占多数。以眉睫这样的年纪，能开拓自己的研究领域，能在许多方面补前人研究之阙，实为难能可贵。我读书的习惯，常好对照人家的文章自问：我亦能否？不能，则心生敬畏。眉睫的文章我写不出来，使多大的劲也写不出来，所以我敬畏之。

有人说，邓玉娇自由了，是民意的胜利。但这种胜利，你感到高兴吗？它不过是一个个例而已，全国类似这样的案件，不知道有多少，他们（或她们）能有邓玉娇这么幸运的免予处罚么？当我今天看到邓玉娇说出“感谢党”的时候，我哭了，这不是我要的！

我要的是，中国的独立司法，中国的民主，我不要怜悯，不要法外施恩，不要你们平息民愤，我更不要你伤害了我，却来宽恕我，还期待我说声“谢谢”“感谢”。难道我就永远在你的摆布之下么？

你越是要平息民愤，越是维护形象，我越觉得虚伪，越觉得司法不可能公正、独立！你给我的感觉是封建的司法，是专制的司法！

我在哭，我在哭，中国没有进步！甚至蕴藏着更多的腐败和黑暗！

  我们这个时代

有思想的人

被禁锢了思想

有欲望的人

被压抑了欲望

——低着头苟活吧

今天是个“好”日子

因为一个难忘的日子

我没有经历过

但历史告诉了我许多许多……

民间读书人的追求

                                      柳漾

自古以来，中国的读书人都有一种身份的焦虑感，这也同时是他们对治学与人生的不同追求的一种体现，或出世，或入世。这种焦虑感影响了许多读书人，也由此许多读书人在努力构筑自己的精神家园。捧读眉睫先生的读书随笔集《朗山笔记》，我也时时体会到这些：他对于读书人身份的焦虑思考，到现在的找准，以及坚持。

眉睫先生在《朗山笔记》卷二《我与〈开卷〉》一文中这样写道：“近四五年来，我一直在创作与研究中痛苦挣扎，最终认命于研究；又在‘学院’与‘江湖’间挣扎，最终认命于‘江湖’，至今‘落草为寇’无意于‘招安’，以‘民间读书人’自居。”这是眉睫的一段人生苦旅，他走得很艰难，也很幸运。艰难在他的多年苦读、多年苦思，是世俗的冷落乃至阻挠中进行的，他还时时面临前途未卜、生存堪忧的窘境，这其间的个中滋味大抵只有他自己最清楚；幸运的是在他终于在不断地出成果并且坚持着。眉睫的上述一段“自述”，也是在否认一度有人在文章中称呼他为“年轻学者”的身份，表明他对自己找准了一个明朗、清晰的身份——民间读书人。

晚清文人喻同模在《〈万家堡略〉序》中说：“远乡村落，非县治之区，其民力最弱，而情常涣，然有一二诗书之家、才略出群之士，就其民而鼓舞之，则弱者可之强，涣者可使之聚。”“一二诗书之家、才略出群之士”形象生动地点出了民间读书种子的力量。所谓“民间读书人”，不外乎于此。正如眉睫在他的文中所言：近年来，文化教育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和普及，但是，民间读书的声音却愈来愈弱，民间读书种子不复辉煌，这样对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无疑也将是一大损失。我想，眉睫在这方面思考了许多，也做了许多，他提倡种下民间读书的种子，自觉地担当一个民间读书人角色的责任。陈子善先生在《〈朗山笔记〉序》（原载《书城》2009年第3期）中坦称：现在有些文学博士的学识还不如非专业出身的业余的文学研究者，这是一种值得关注和分析的现象。多年来带文学专业博士生的陈教授由感而发，不无道理。眉睫正是用他自己的路来说明民间读书人的存在，他也正是借由这种说明来构建自己的精神家园。在《读〈开卷〉，说民刊》一文中，眉睫更加明确地指出了民间读书人的身份、态度以及文化学术追求：

“我认为民间的读书态度，首先是对文化保持一份敬畏之心。敬者敬仰，承认文化是一种难得的精神活动，认为文化活动是有益的，应该加以提倡，尊重文化、尊重读书人，并对文化遗产、历史名人产生一种崇敬感，自觉地适当地为文化的保存、传承、发展尽一份力。

其次，‘民间读书’应是建立在个人情趣和爱好的基础上，比如立足本乡本土也未尝不可，专门搜集、整理、阅读本乡本土先贤的诗文，并推而广之，让这些地方文化很好地流传、播散开来。如果每一个人都有这种想法和做法，都有一些读书的嗜好，有自己的读书范围，并好好地吸收、保存、传承，那么文明之火将愈燃愈旺。

第三，‘民间读书人’也应有一种学术担当的精神。敢于在自己爱好的某一个领域深钻，提出一己之见，作出自己的学术文化贡献。”

读《朗山笔记》，再对照眉睫的上述三个关于“民间读书人”的观点，便会轻易地发现，眉睫几乎就是在讲述他自己走过的路、坚持的路。比如，眉睫多年来研究家乡的小说家废名先生的作品，搜集、整理这位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作家的作品与生平。这是他对家乡文化的一种尊重和传承。当下“废名热”，眉睫贡献了他的一份力量。今年出版的六卷本《废名集》，编者还专门在后记中提到眉睫提供废名佚文等的贡献。还有，他对家乡文学仕宦巨族喻氏家族的研究，为其作家传，并谈喻血轮和他的小说《林黛玉日记》等等，都无不是在“搜集、整理、阅读本乡本土先贤的诗文，并推而广之”。在《朗山笔记》卷一中还收录了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的许多人物，例如“废名圈”中的众多文化名人，这些不正是眉睫在其爱好的领域内深钻，“提出一己之见，作出自己的学术文化贡献”么？不正是一种学术担当的精神么？而所有的这些，我想，眉睫也正是出于如他所言的“对文化保持一份敬畏之心”的。

《朗山笔记》卷二和卷三收录了眉睫先生的书评，大都是眉睫近四五年写就的。我们知道，当下书评一直处于十分尴尬的位置，眉睫却树立了一个以民间读书人的身份写文史随笔、以独立书评人的身份写学术书评的形象。我想，这同样是值得关注和思考的一个现象。在与眉睫的闲聊中，请教过他对“独立”的理解——是什么样的书就写什么样的评论，坚持己见，不为名利、人情左右；倘无价值或不值得一驳的绝不用写书评。可谓一针见血，切中要害。虽然只是简单的一些语句，但是他为书评的园地增添了许多独立的书评，比如《朗山笔记》所收的《80后的最后一次集结上阵》、《真正的考证派》、《谈〈废名讲诗〉的选编》、《话说温故体》、《宪政史上不可遗忘之一页》等等。

陈子善先生在《〈朗山笔记〉序》结尾处写道：“眉睫还年轻，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长途上还会不断有所发现。他应该进一步拓展学术视野，继续不受‘学院派’种种陈规的束缚，更自觉更执着于自己的爱好和追求，更深入地追寻‘文学史的失踪者’。我期待并祝愿他取得更大的成绩。”在此，不妨借陈先生的话语结束这篇小文，希望眉睫先生将民间读书人和独立书评人的身份进行到底！

柳漾，长江出版集团海豚传媒编辑，曾在《文汇读书周报》、《中国图书商报》、《中国新闻出版报》、《出版广角》、《全国新书目》、《译林书评》、《藏书报》、《文学教育》、《时代信报》、《青岛日报》、《民间书声》、《温州读书报》、《新泰文化》、《经济晚报》、《书友》等多家报刊发表书评、散文随笔等。

许君远（一九○二～一九六二），河北安国人。现代作家、著名报人、翻译家。一九二八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国文学系，与废名、梁遇春、石民、张友松等同学。二三十年代，在北平文艺界较为活跃，深得丁西林、陈西滢、杨振声、沈从文等人赏识，被一些史家称为“京派代表人物”。后转入报界，深得张琴南、陈博生、张季鸾、胡政之等赏识、提携，先后在《北平晨报》、《天津庸报》、《大公报》、《文汇报》、《中央日报》等担任编辑主任、副总编辑等职，为《大公报》第二代高层领导之一，也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代表。一度在北平中国大学、上海新闻学校、暨南大学等担任讲师、教授。一九四五年曾以《益世报》特派员身份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三年，担任上海《大公报》编辑主任、资料组长。一九五三年后在上海四联出版社、文化出版社、新文艺出版社担任编辑室副主任等职。著有小说集《消逝的春光》、散文集《美游心影》，译有《斯托沙里农庄》、《老古玩店》等。主要作品后人辑为《许君远文集》（许杏林、许乃玲编）、《许君远译文集》（许乃玲编）、《许君远文存》（眉睫编）。

卷四

怀志摩先生

谈梁遇春

悼胡汉民

抗战中的上海报界

忆蔡孑民先生

忆杨云史先生

敬悼张季鸾先生

悼念邓莲溪兄

敬悼政之先生

我怎样投考北大

北大的初期女生

记北大的教授群

写作二十年

糊里糊涂地进了新闻界

沪版两年

武汉80后民间学者出书

http://www.changjiangtimes.com/htm/2009-5-5/133505.htm  ·  2009-5-5 2：46:00· 来源：长江商报

发掘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失踪者”

武汉80后民间学者眉睫（原名梅杰）新近出版了《朗山笔记》、《关于废名》等作品，另有《许君远文存》即将出版。他对石民、朱雯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失踪者”有着浓厚的兴趣，一直努力寻找和发掘这些“失踪者”。

眉睫，生于1984年，目前为武汉某公司的图书策划编辑。他在大学读法律专业，不过本科学位论文《在法律和文学的边缘》已透露了他对文学的爱好和不俗的学术眼光。他长期专注于发掘现代作家佚信佚文，辨析现代文学史实，常发表学术文章，受到国内著名学者陈子善、止庵以及海外的现代文学研究者的关注。

此次出版的读书随笔集《朗山笔记》涉及古今中外的儿童文学作家作品，如丰子恺、霍桑、萧袤等。同时，由于生长在湖北黄梅的缘故，他很早就开始研究黄梅籍现代作家废名（冯文炳），并写成了《关于废名》一书。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专家陈子善看来，眉睫发掘“文学史失踪者”的工作意义非同一般。对于诸多作家“缺席”或“失踪”于现行的文学史著述的现象，他指出“原因有多方面，眉睫的工作正是向我们提出了这个严肃的值得深思的问题”。

本报记者　卢欢　采写

眉睫按：最近在网上读到一个关于“晚生代”词条的论述，据内容称是来自一个台湾学者发表于《雅读》的文章（不过我还没有找到原文）。文中所列举的四个晚生代学人，其中三个都是重点大学的文学博士（除韩晗以外，其他两人我都不认识），只有我是民间读书人。里面有关于我的评论、介绍，可惜不少是错误的，如我的出生年龄。另外，我还没有在《读书》发过文章，不过其中有一句“眉睫立足现代文学研究，以书评短论为出发点，较少地阐释学理性与学术背景，其独特的文化视域与学术癖好，构成了他独到的批评风格”，可谓中肯之评。因此贴出来，无论文章观点正确与否，抑或是一个好玩的帖子，以供博友一哂！原文网址：http://baike.baidu.com/view/975082.htm

                        晚生代

基本定义

“晚生代”是继“前生代”、“新生代”之后中国文坛最有活力的群体，从年龄上看，他们是八十年代出生的一批新锐作家、批评家。他们一方面继承了“前生代”（60年代生人）、“新生代”（70年代生人）的文学精神与写作传统，一方面勇于开拓，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学视野与文学观。其中，在文学创作上，晚生代作家多半以“八十后”作家称之。在大陆学界，“晚生代”的文学定义多半是指评论家与青年学者。

　　诗歌的“晚生代”一般称为“后先锋诗人”，其中以北京的莫小邪，四川的韩放，广东的郑小琼，云南的马纳等人为代表，他们出生于80年代，具备一代人特有的诗歌激情。但是一般来说，对于诗歌的评价不以“晚生代”冠之，而是以“后先锋派”称之，“他们很好的继承了先锋诗人未竟的诗歌写作风格”（谢冕）。

大陆学者孟繁华撰文在近期也撰文指出，“晚生代”说到底仍是一个“表示传承”的学术定义，出生于八十年代初的评论家或作家，与前两代作家、评论家在本质上同样具备文学的“激情与梦想”，只是他们“具备自己独特的文学视野与文化精神”，互联网、全球化、好莱坞电影与世界品牌成为了伴随他们成长的一切，“他们的文学，注定光鲜而又灿烂”。

晚生代批评的文学定义

就当下而言，晚生代现在多指文学评论（与之相对应的晚生代文学创作多以“八十后”相对应），“晚生代评论家”一词最初由台湾诗人、批评家水浩（原名章静森）在近期首次提出，指以四位在1980年出生的大陆“八零后”评论家为代表的青年文学评论群体。他们继承了前生代、新生代评论家们的敏锐特质，以晚生代的拼搏激情与学术视野，打开了中国文学评论、文化评论的学术场域。他们分别是复旦大学的金理，湖北师范大学的胡鹏林，中国传媒大学的韩晗与客居武汉的书评人眉睫。

　　在新近出版的台湾文学刊物《雅读》（2008年第12期）上，水浩提到了“大陆晚生代评论家”这一观点，并且认为他们“抛弃了陈旧的批评模式与理论套路”、“引领六十年当代中国文学批评走向世界性与现代化”。水浩称，他们频频向台湾、香港与海外的学术刊物投稿，从这点看他们已经超越了他们前辈既成的社会意识形态，已经引起了大陆以外学术界的关注与好评。

按照大陆学界的界定，与他们所对应的，还有“前生代评论家群体”与“新生代评论家群体”，这也是“晚生代评论家”的谱系来由，大陆批评家郜元宝曾认为，“张颐武、朱大可、汪晖与王晓明”这些六十年代出生的批评家构成了中国文学批评的“前生代”，他们从八十年代思潮入手，强调文学的人本精神；而七十年代（含1969年）出生的“摩罗、余杰、谢有顺与葛红兵”构成了中国文学批评的“新生代”，他们的关注焦点为世纪末反思与文学的功利化生产。

作家简介

金理，1981年1月生于上海，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有论文若干发表于《文艺理论研究》、《南方文坛》、《上海文学》、《当代作家评论》等刊物，部分作品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2003年至今，主笔《文汇报》中短篇小说评论专栏“期刊连线”。

　　韩晗，男，武汉人。1985年出生。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中华美学会会员、中国戏剧文学学会理事，第五届黄石市青年联合会委员。目前已公开出版独撰专著五部与译著一部，并在《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中国民族》《社会科学报》《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人民文学》《人大复印资料·新闻与传播》《山花》《滇池》《作品》《Mirror》等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著、译著两百余篇，部分作品入选《中国年度精短随笔选》，并荣获包括中国戏剧文学奖、《上海文学》文学新人奖、中央美术学院青年批评奖在内的各类奖励四十余次。学术方向为大众文化批评与当代文学史研究。2007年至今，主笔《读者》杂志专栏“民国知识分子研究”。

　　胡鹏林，湖北黄冈人，1980年出生。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现为湖北师范大学中文系硕士生导师。已出版和即将出版的专著有《现代性的秩序》等；与北京大学中文系王岳川教授共同主编“文学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丛书”，在《学术研究》《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近40篇。

眉睫，湖北黄梅人，1982年出生。2003年至今，研究方向为民国期刊与作家研究。已在《读书》、《鲁迅研究月刊》、《新文学史料》等刊物发表文章近五十篇，在台湾出版专著《朗山笔记》与《关于废名》，在两岸学术界影响较大。

“晚生代”的学术价值

金理立足上海，以旧上海文学为出发点，视野开阔，以“五四”到当代的作家为研究范例，形成了自我的研究体系与观察范畴，其行文有穿透力。这位年轻人，文章颇为扎实、开阔，显露出作者在学术功底、评判视野和批评热情等诸多素质上的出类拔萃。《小说评论》主编李国平这样评价金理：“在当代批评家群体中，金理不是引人热议的人物，然而金理无疑是最有学术潜力和实力的人物之一。金理的批评文字，建立在较深厚的文学背景和文学史实的考察之中，因而视域总是有宏阔感。他的批评表述，读来突出感觉‘会通’感很强，而他的批评文章总是贯穿着理论感和现实感的统一，显示了扎实的学术素养和批评热情。”

韩晗有着多城市的生活背景与随笔（小说）作家的多重身份，长期而又广泛的阅读，以及与对“族裔”、“人类学”等问题的思考研究，形成了他多角度、实践性的研究方式。对于问题的研究常常以散文化的形式表示出来。学术视野从传播学、伦理学、社会学、文化研究与文学人类学等全新角度入手，立论新颖，厚积薄发，对于世界学术前沿问题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敏感捕捉。其近期代表作《中国文学发展三十年（1978-2008）》受到著名学者洪子诚、张颐武、樊星、王尧等人的赞誉。而他的理论论文则眼光独到，充满晚生代批评家特有的学术视野与学术激情，在这四位批评家中，韩晗无疑是独树一帜的，也是最有可能走向世界的中国文学学者。

胡鹏林是一个以论文写作为擅长特点的评论家，其论文《重新审视文学构成》、《文艺批评的价值论与社会主义荣辱观》、《人类之体，世界之用》、《理念论与黑格尔美学》、《古希腊悲剧审美心理过程论》、《文学的现代传播秩序与出版法规之演变》、《二十世纪前期中国文学史的知识/权力结构之考辨》、《人类学历史本体论与实践美学》、《文学作为社会意识形式中的审美话语方式》、《文学观念的两种思维模式》等等，在国内学术界影响较大，其独特的美学视野为他的文学批评提供了更多的阐释空间。可以这样说，胡鹏林很好地继承了中国现代文学中美学批评的渊薮与传统，他的观点，与李泽厚、刘再复、朱光潜、蒋孔阳等学者一脉相承，有着其他评论家不可替代的厚重与精辟。

眉睫立足现代文学研究，以书评短论为出发点，较少地阐释学理性与学术背景，其独特的文化视域与学术癖好，构成了他独到的批评风格。

晚生代与八十后

晚生代是与八十后对应的一个词汇，年龄上两者无异。但是一个主要针对的是“学术”的代际传承，一个是“年龄”的写作低龄化，两者殊途而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