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幸福须有事业做基础
作者：邓汉刚
关于“事业”与“家庭”孰轻孰重的关系，坊间讨论一直存在，而且莫衷一是，没有共识。但从诸多的文学著作和文艺作品里，对于家庭的皈依往往占据主导，当然这和人心向善向好的情感归属相关，也符合社会伦理、建设和谐家庭社会的要求。
但在现实中，则不免要把这一番感性的良善外衣剥去，毕竟现实生存比文艺作品和空口说道要残酷得多。当把家庭幸福和事业成功的结果单纯地摆在同一个天平上，并没有孰优孰劣的分别，因为在很大的程度上，这二者其实是辩证统一的，它们所指向的，都是个人生命的圆满和幸福。但在实现这二者“同好”的路程上，本人更倾向于以事业为基础。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里生理、安全上的需求处于最低层，而情感归属、尊重、自我实现的需求则处于更高的层级，当然，事业、家庭不能简单地和这种分层对应，但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家庭的幸福，不是童话故事中“王子和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一般能一笔带过的。
以一个家庭为单位来看，所谓事业有两方面的含义，一者是维系家庭的经济收入，二者是实现家庭共同的价值认同，而前者显然又是后者的基础，对家庭的依恋也罢，对家庭的皈依也罢，有足够的经济实力保障家庭的延续才有可能实现家庭的幸福。组建一个家庭容易，而维系一个家庭平稳幸福，则必须有事业上的保证。俗话说“贫贱夫妻百事哀”，贫贱家庭也是如此，没有事业支持，没有经济收入，而空谈家庭之美好，与“何不食肉糜”的典故无异。
以个体的人为单位来看待这个问题，大家都能轻易举出诸多成功人士但家庭不幸的例子来，并以此劝导人们要重视家庭。但浏览这样的文字，我们不难意识到，追悔于偏执事业而忽略家庭的人，大都是已经功成名就的人士。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至少幸福的家庭都是有经济基础的，换言之，是拥有狭义上的“事业”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没有收入没有经济基础的家庭，大多是“百事哀”的典型。对一个具体的人来说，事业和家庭，是其实现人生自我、找寻归属尊严不可或缺的两个因素，从效用来看，二者同等重要、不可偏废；但从功能来看，负责任的个体都必须有事业的支撑才能实现对家庭的支持，这也是社会认同的价值挂念。
是以，建立在事业健康上的幸福家庭，才是最稳固最具备持续力的社会基本单元构件。在一个具备完整人格的“成功人士”身上，事业和家庭都不能缺乏。然而现实中屡见不鲜的例子则趋向两个极端，一者是“商人重利轻离别”型的事业偏执者荒废了家庭，而更多的则是家庭成员的事业不力导致家庭的不幸甚至分崩离析；但分析起来，前者只要稍作改变就能“回头是岸”，而后者要想实现家庭幸福，则不免要经历“苦海无边”的苦渡。
王子和公主幸福地走到一起自然值得庆贺，因为他们大可锦衣玉食一生无忧；对于平凡百姓而言，组建家庭更要面对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洗礼和考验，生存生活、经营家庭、成功幸福都是哲学——有了事业未必能经营幸福家庭，但反过来却相对容易得出结论，没有“事业”的家庭注定不会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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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嫁得好”何尝不是“干得好”？
文/邓汉刚
“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近日发布“2010年中国城市婚恋观念与方式调查报告”。接受调查者来自全国3万多个家庭。调查显示，人们婚姻自由的意识大大提高，幸福感不断提升，真心相爱、个人品德依然是人们择偶的首要条件，但是高达70%的受访者明确认为干得好不如嫁得好。这一结果使长期从事妇女工作的干部和妇女问题研究者感到惊讶。（北京晨报10月29日）
横跨两个世纪的“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争论至少从认同数量上终于有了结论，我很好奇“长期从事妇女工作的干部和妇女问题研究者”们惊讶于这个结果的原因，毕竟他们的惊讶使得他们好似游离于我们所生存的时代环境一般。
从媒体报道来看，对“嫁得好”得到如此认同的原因被概括为“在消费主义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中，婚姻的娱乐化、功利性、物质化现象日趋严重。”大抵，在这些研究者的心中还是把爱情的浪漫和婚姻的面包视为一体的，是以对于年轻人对于物质的追求统统归纳到“功利性、物质化”的范畴里，殊不知贫贱夫妻百事哀的古语，在这个经济高速发展而民生保障停滞不前的时代里，发挥着更为明显的效用。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发展业已告别资本积累的原始阶段，资源、资本、权力成为这个时代里最强的竞争力，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初步形成了财富和权力的层级，并且板结严重，各个阶层之间的流动性滞涩暗讳。大学生的失业潮显示，“上学”这一过去主要的阶层流动手段已然有些乏力，大学生甚至是硕士、博士的越来越廉价，一方面说明人才素质的普遍提升的同时也可以看出社会阶层之间的板结严重。
此时，通过婚姻的杠杆撬动资源的调配很大程度上是不得已而为之。嫁得好与“傍大款”不可同日而语，“嫁好”的核心是通过“嫁”的阶梯实现生活的高水准和事业的高起点。如果女大学生投身人才市场，找到工作的几率没有保证，即便是找到工作后，也只能维持“月光”生活，想要通过自己的薪水来累积资本在生活成本高昂的城市里面购房买车办事业，几乎是不可能的。通过找金龟婿来实现“曲线就业”，从成本来看，可以说是实现了资源的最优化利用。
从实现效果来看，“嫁好”能给相当一部分通过婚姻联合的女人带来更好的平台、机遇和发展基础，从而绕开人头攒动的“红海”区域。当然有评论说这样的“曲线就业”实际上是一种贪图安逸一步登天的投机行为，是一种为社会“正人君子”所不齿的道德错误，并且有社会学家认为这样的结合没有爱情的基础，组建家庭会不和谐。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数据显示这部分人群的婚姻破裂和婚内不幸福程度高于其他人群，对别人合法的婚姻以道德上的指责，显得有些杞人忧天。
相关人士对于“干得好不如嫁得好”认同度高而惊异，很容易陷入一个悖论：嫁得“好”不被认可，就意味着“门当户对”才是他们固守的婚恋观，从这次调查的结果也显示，面对较高的经济压力和现实压力时，很多人尤其是女性认同“门当户对”这一传统的婚恋观念，这也意味着如果“嫁得好”不被认同，则社会流动的又一通道将被堵死。
国家统计局一项调查显示，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已经达到119.58：100的水平，到2020年，我国20岁至45岁的男性将比女性多出3000万人，这从一定程度上显示女人“嫁好”有需求市场；此外，从婚姻生活的维护的世界现状来看，男主外、女主内的格局依据相当程度地存在，女人在经营婚姻上的绩优也某种程度上等同于事业的成功，所以说“嫁得好”未必就不是“干得好”。
当然，婚姻不是简单的加法，嫁得好与干得好也并非绝然对立，只是多元的社会应该给“干得好不如嫁得好”更多的理解和包容，给“嫁得好”的婚姻以更多的祝福。同时，我们更渴望，社会财富的分配、阶层之间的流动，不需要假手于婚嫁的手段，那时候大抵就不会有嫁得好与干得好之间孰优孰劣的争议了吧。
http://say.cqnews.net/html/2011-11/29/content_1055118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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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加薪”不容易，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文/邓汉刚
CPI指数连续四个月高坐在6%上不下来，手上的钱有些伤不起了，看着工资条似乎没有追随通货膨胀的脚步，不由得工薪阶层好不焦急，工资什么时候涨？怎么涨？涨多少？成了大家伙儿最关注的事情。
从字面看来，这个问题该由资方来回答，毕竟钱是从他的口袋里面掏出来的，但如若指望资方大发慈悲主动多给，则无异于痴人说梦，是以，加薪这件事必须得由自己争取——无论是“要加薪”还是“给加薪”，从来都不会有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资方不会主动加薪，首先在于资本的逐利性，无论在何种产业中，人力成本都是企业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所以企业会严格控制人力成本的支出以保证自己的利益。有人提出，企业需要利用薪资待遇来留住人才——的确如此，但不容忽视的现实是，国内的劳动关系中，大部分还是可替代性很强的“劳动力聘用”，由于人口众多、产业结构不协调的原因，这些占据绝对数量优势的劳动关系中的劳方，对垒资本和企业的能量很小，因为，你没有这份工作可能就衣食无着，而对于资方而言，则有无数跟你我一样普通的劳动者等待着这个工作机会，而且对于许多技术含量不高的工种而言，这样的劳动力更迭对于企业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资方不会主动加薪的另一个原因在于目前代表劳方力量的工会组织缺位失语。在国外，工人可以通过工会把个体劳动者的力量集合，进而与资方讨价还价。国内虽然也有工会组织，但是如你我所知，目前工会组织的职能已经退化为每年发放寒暑物质和生日节费而已，而且从实际运行来看，工会往往被资方操纵更多，工人对于工会基本没有任何掌控能力，同样，工会也很难真正代表工人的利益。
有人会举例说最近数年来，全国普遍范围内的工资标准提升。看起来这似乎是企业的自发行为，实则不然，这不过是我国经济近年来迅猛发展下的结构性调薪，而且调薪的幅度远远比不上经济发展的速度和通货膨胀的速度，对于普通劳动者而言，购买力下降意味着工资不是提高而是“调低”了。
依仗资本方的“自觉”既然不靠谱，那么劳动者该如何达到加薪的目的呢？
从制度层面而言，国家应该完善劳动法规，保障劳动者能够享受到发展的成果，对于不依法履行法定义务的企业进行严厉打击；完善健全工会组织职能，让工会真正代表工人的利益，替工人说话，代工人办事，只有工人的集体力量与资本摆在同一个平台上时，资方才会真正重视劳动者的意见，满足劳动者的诉求。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目前我国仍然处于低工资水平，“人口红利”会继续有利于资本和企业，所以完善的市场机制、企业良好的阶梯型薪资设置，是劳动者实现加薪的重要保证条件。
坐等制度的完善和整体薪资水平的提升依然被动，对于个体劳动者而言，实现从“劳动者”到“管理者”的跃升，完成从“劳力”到“人才”的蜕变，无疑是现阶段成本最小、见效最快的加薪办法。唯有通过自身的努力，不断地在工作中积累经验、创新求变，从“你需要工作”变成“工作需要你”，成为具有不可替代性的人才，你就具有了向企业“要价”的资本。实际情况往往是，当你通过艰苦努力实现能力进阶的同时，你也实现了自身价值的递增，企业不等你“要加薪”就主动给你提高待遇以便将你留在企业中实现更大的价值。
“加薪”，对于国家经济发展层面是一个宏大的命题，对于拥有13亿人口、9亿适龄劳动力（且有1.5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中国而言尤甚，牵一发而动全身，全国意义上的“加薪”将是一个缓慢而庞大的工程；个体劳动者想要撬动这样的境况显然不易，不如转而寻求改变自己，以自身价值的增长来换取薪酬的提高，抛却对于资本“温情”的幻想，将自己的价值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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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必强求县长迎客的“政治正确”
文/邓汉刚
今年国庆黄金周期间，山西各重点景区推出了形式多样的旅游活动，其中平遥县长扮演县太爷迎八方游客成为最大热点。在展示该地文化旅游资源的同时，也引来不少质疑认为，县长此举宣扬了官本位、特权、封建思想，就是想当一个说一不二的“土皇帝”。
众口难调，所以县长扮县太爷有人不喜欢自是无可厚非，可硬要扣上“封建、官本位、特权、土皇帝”的帽子，窃以为就显得有些大而无当过犹不及了。
县长扮演“县太爷”所为的，不过是契合平遥的“古城风韵”，从县太爷本身的出发点来看，“县太爷”本身除去本质的“权官”意味外，还颇有些传统的文化象征，县长大抵是要在这迎宾仪式上玩点文化概念，弄点噱头看点。要是县长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带着县委一班人马，在迎宾仪式上不学“太爷拱手”而拿三页稿纸做出“重要指示”，应该不会引来这般质疑吧，只是谁又能关注到地方领导这般“用心良苦”的推广呢?所以，从县长迎宾的实际功效来看(已引发关注)，“县太爷”无疑是成功的。
质疑声音所关注的关键不在于县长迎宾的内核，而在于“封建县太爷”的形式。但若以此就能推断出“相当说一不二的土皇帝”的结论，是在有点居心叵测，对于政府官员太过于要求其“政治正确”。扮县太爷就被批评为“封建、官本位”，而那些清空街道后表演骑自行车、确定乘客后表演挤公交的官员们却能得到“亲民、体恤”的评价，未免对前者太苛刻，太不公平。何况，单纯从职位设置来看，今时之县长就等同于昔日“县太爷”，都是地方官员，服务、管理地方群众，统率地方经济发展，何以以昔时“县太爷”之形式履今日县长之职责，就成了大是大非的问题呢?怕不是平遥县长“特权、官本位”，而是各位质疑者“心中有粪”，所以“难见佛心”吧。
要真说到官本位，诸多县长大人们稳坐衙门之中，居庙堂之高而去江湖之远，别说是走出城门迎客、拱手欢迎游客，就是市民游客去到县府衙门讯请问是，怕都是拒而不见避而远之，每日里平头百姓只能在电视、报纸上见其尊容、听其训导。如此倒是不会有“政治不正确”的问题，但其所体现的则恰恰是现实版本的官本位吧。
好在平遥县长并没有对质疑声音“从善如流”，并对此回应称：“一个地方的行政长官出来迎接游客，表明县委、县政府对游客的尊重，这种效应放大，游客会对平遥更感兴趣。”更表示扮演“县太爷”迎宾仅仅是个开端，以后平遥县要在这方面不断完善，使迎宾仪式成为一个吸引人的常态性演出。
窃以为不仅平遥县长要扮县太爷出来迎宾，就是县里分管旅游的相关官员，都一一出来，站在城门口微笑揖客，也比坐在衙门里看报纸、作指示却不亲近民众好得多，“须知此事要躬行”是最大的政治正确。
详情请看：http://news.cjn.cn/cjsp/dp/201110/t152999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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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农产品进城上桌打开一条绿色通道
文/邓汉刚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8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强鲜活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目前我国鲜活农产品流通体系依然薄弱。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一些大中城市近郊菜地和零售网点不断减少，流通环节和成本增加、“卖难买贵”等问题突出。要以加强产销衔接为重点，加快建设高效、畅通、安全、有序的鲜活农产品流通体系。（新华社北京10月8日电）
“民以食为天”，在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现代社会，人们对于吃的要求越来越高，越来越健康，对于鲜活农产品的需求也越来越大。但是随着城镇化的脚步，农民不断地被转化为市民，农田不断地栽种上钢筋水泥，那些曾经鲜活于我们桌上盘间的农产品被硬生生地逼开我们的生活。加强鲜活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改善百姓“卖难”市民“买贵”的尴尬现状，为鲜活农产品进城打开一条绿色通道正当其时。
近几年来，随着CPI的疯跑，城市里的鲜活农产品价格水涨船高居高不下；但与此同时，菜农卖不出去菜，果农坐看果烂的新闻却屡见于报端，甚至有的地方农民果菜价格亏本甩卖都无人问津，只好任由其烂在地里。鲜活农产品从百姓的地头到市民的餐桌，听起来似乎近在咫尺，实际上却隔着海角天涯，百姓“卖难”和市民“买贵”之间的差价令人瞠目结舌。而这种差价是如何造成的呢？
当前的“买贵”的现象，并非是生产总量不足所造成，自从上世纪88年实施菜篮子工程以来，已经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国副食品供应长期短缺的局面，当前的困局是因为农产品的运输分配出现了问题，从田间地头到市民餐桌的中间环节太过复杂，运输成本推动价格飙高。基础条件的缺失自然是首当其冲的原因，在流通和冷链环节，我国果蔬、肉类、水产冷藏运输率分别为15%，30%和40%，美、日、西欧等发达国家冷链流通率则高达80%以上；流通层级多、渠道长。农产品传统流通渠道历经多次批发零售，增加流通成本，推高农产品价格。
很显然，基础条件的改善并非一日之功，但解决农产品卖不出、城市鲜活食品价格居高不下的问题却刻不容缓。在启动对于流通基础设施建设长远计划的大手笔的同时，在收购、运输、销售等多个环节，还是有许多可供操作的空间。
最快捷的方式莫过于缩短田间地头到市民餐桌的中间距离和环节，让农户和大型超市直接对接，减少中间转手，层层加码，这样既有利于农民增加收入，又可有效压缩农产品成本，让城市市民吃得起新鲜放心的农产品。
国内物流成本高昂是不争的事实，甚至许多物流运输面临“不超载就要亏本”的尴尬。显然，现阶段城市农产品高企的价格也包含了运输过程中的“买路费”，仓储阶段产生的“保护费”，销售环节衍生的“入门费”，要想农产品进城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对这些症结对阵下药再好不过了，应该对鲜活农产品打开一条绿色通道，降低运费买路税费、减少仓储成本，补贴销售（包括减轻对农贸市场的门面费用、管理费用等）。
当然，这些措施只是治标，缓解当下燃眉之急。唯有建立完善的农贸信息系统，完善物流基础设施，增加对鲜活农产品公益性的财政投入，加强对农产品生产、运输、销售各个环节的监管，形成良好的农产品生产运输销售机制，才是增加百姓收入惠及市民生活的长久治本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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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乔布斯的离去，为何悲从中来？
文/邓汉刚
这几日，铺天盖地的都是乔布斯去世的消息，网友果粉们祭奠怀念哀痛不已，隔着太平洋的那个咬了一口上帝的“苹果”的故去老人，甚至掩盖了返校大学生车祸死亡35人的悲痛和震惊。
乔布斯生前坐拥67亿美元的财富，是个不折不扣的富翁、资本家。素被贴上“仇富情绪”的中国网民，这次却对一个富人的故去这般尊崇而悲戚，怕不只是“死者为尊、入土为安”的传统情怀得到了回归吧。
实际上，人们在祭奠乔布斯的同时还顺带涮了一把中国富人：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就乔布斯逝世发微博调侃苹果公司称：“苹果董事会应该马上做一决定：大量生产1000元人民币以下一部的iPhone手机和iPad，让更多(人)用上‘苹果’，这是对乔布斯最好的纪念。”随后网友纷纷转发微博并评论，请潘石屹推出1000元/m的房子，称“十几亿人民都会纪念您。”更有网民强烈要求物价局备案1潘=1000元/平方米。
对比乔布斯和中国富豪，很难想象，国内的哪个有钱人会在去世后会获得如此众口一致地怀念。回到仇富的话题上来，乔布斯主导的苹果可以称得上是商业“帝国”，其所做的买卖也并非慈善济世。从苹果公司每季度发布的财务报表上可以知道，苹果多款产品均享有远高于同行的毛利率。以最新一个季度iphone手机的毛利率为例，其产品毛利率从上季的41.4%进一步提高至41.7%，而上年同期的毛利率则为39.1%，这一数据远高于同类产品。按说这样的“暴利”行为该为国人所唾弃才对呀，为何反而对其千般不舍万般纪念呢？笔者以为以下几点原因可以探讨。
首先应该是乔布斯的身份是一个纯粹的商人。他心系消费者和投资人，以病羸之身一直奋斗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从辞去CEO到其去世仅42天)，为的是给消费者提供最好的产品，从苹果公司的产品而言，其品质即便算不上完美，也绝对是距离完美较近的，苹果不仅仅是一件产品，更代表了一种文化，精致、创新、科技感，使它获得了全世界用户的价值认同，从车库里的电脑公司到全世界拥趸最多口碑最好的科技大亨，乔布斯的创业历程和对待消费者的诚意，赢得了世人的尊重。
乔布斯和他的“苹果”的成功，是其一直致力于创新、完善用户体验、推进社会文明的结果。苹果产品价格不菲，消费者之所以愿意为其高达4成的毛利埋单，正是因为其产品能带来富有创意的革新，带来无法替代的使用体验，带来不可忽视的文化认同。乔布斯的财富积累，不是依赖血汗工厂低廉劳动力，没有谋求资源和政治权利的垄断地位，没有立足于畸形的经济结构，这是他区别于中国富豪的最大特征。
国人的仇富，是选择性地仇富，“仇”的是靠垄断，靠寻租，靠不正当手段获利而得来的“富”；“仇”的是为富不仁，炫富挥霍；“仇”的是富而不强，富而无德。如果我们的企业家也能致力于创新，不断满足公众的消费需求的同时改善消费体验，植入进步高尚的企业文化，推动科技进步社会文明，想来其在增加物质财富的同时也能赢得消费者的尊重。
可惜我们社会所多的，乃是深谙厚黑学说，惯于暗度陈仓的企业发展；我们的企业家都乐于攀权附势，而无意于改进产品和市场。从大的环境来看，我们缺乏企业人才培养成长机制，从企业家的角度来看我们缺乏创新的精神和动力，缺乏对市场和消费者的诚意。互联网研究专家胡延平称“因为中国的文化、教育、体制、观念不是创新的天然土壤，将导致中国年内不可能出现苹果创始人乔布斯式的人物。”这是我们的悲哀。
最后摘录网友编写的【乔布斯在中国的几种可能】1当选全国政协委员，2忙于迎接各级领导视察苹果，3与政府勾结强征农民土地，4坐在春节晚会的第一排，5获五一劳动奖章、十大企业家等荣誉若干，6在央视谈话节目中催人泪下地细数创业艰辛，7苹果宣布进军房地产……想到乔布斯的离去，又看着这些令人啼笑皆非的可能，再想到潘石屹删除其要求苹果降价的微博及数十“潘”一平米的房价，不由得悲从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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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多收三五斗的民生”拖“亩产九百斤科技”的后腿
文/邓汉刚
袁隆平以亩产926.6公斤的数据，再次刷新了世界对杂交水稻的认识。这些年来，袁隆平和他的团队以一次又一次的突破，不断书写水稻生产的奇迹，为中国以世界七分之一的土地养活全球四分之一人口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从全世界的角度来看，粮食短缺问题依旧威胁着地球上的部分人民，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技术堪称本世纪地球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单纯地从技术突破和农业增产来看，袁隆平的新突破无疑值得人们大书特书，其对于人类生存发展的巨大意义都毋庸置疑。但抛开这些大层面的考量，欣喜之余再审看这科技的突破对于种田人的影响，不免又多了一层疑虑。
对于耕种于田间陌野的百姓而言，亩产过900公斤究竟具有多大的意义呢？小时候家里也种水稻，普通的稻种，低产量的收成，后来开始种杂交水稻，收成倒是上去了，但投入的人力成本和物资也相应增加，后来良种越来越多，收成越来越好，但村里却越来越少人种水稻，到如今所有人的田地里都改种烟叶等经济作物，因为以前种稻谷是为了满足一年的口粮，而如今改种经济作物则只需要相对很小的一部分收入就可以购得同样的口粮。
从这个变化中可以看出稻谷增产对于国家整体粮食产量和安全以及国民的吃饭问题的重要意义，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留意到，现阶段科技的进步并没有给个体老百姓的生活带来质的改变，水稻亩产从780公斤跃升到926公斤，从统计数字来看的确了不起，但具体到老百姓的钱袋子上，也不过就是“多收了三五斗”的感觉。如何让科技进步的荣耀转化成为老百姓实实在在的幸福提升，是我们在着力于创新科技的同时应该同样重视和推进的民生议题。
必须清楚地认识中国人多地少、农村人口占多数的基本国情，而且这样的国情短期内得不到质的变化，这样的国情也决定了小规模分散经营的承包农户在相当长时期内都将是农业经营的基本主体和基础力量，在这样的情况下，粮食产量的世界性突破却带不来民生的质的改变，那么一定是在科技之外的环节上出了问题。
现阶段正处于社会转型、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物价迅速上升，CPI跑得飞快，城镇化的脚步一阵紧似一阵，老百姓赖以生存的土地不断被钢筋水泥和商业文明侵吞，虽然在这个进程中也产生了不少的“农民富翁”，但这也只是城市发展进程中以卖地为代价换来的暂时繁荣。对于一个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喂养13亿人口生存并发展的国度而言，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依旧是CPI飞奔的最快、最直接的受影响者，也是民生改善享受改革发展成果链条上最末端、最弱势的群体。而近年来全国各地屡见不鲜的“谷贱伤农”事件，更证明“田地丰收”未必能给老百姓带来真正的丰盛年景。
不消说，国家层面的科技实力在不断提升，9月18日，科技部公布了一份中国科技实力的“清单”显示：“十一五”期间，中国科技投入年均递增20%，科技人力资源总量世界第一；取得多个“首次”或“第一”，科技成果转化加快，高技术产业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5%。这般骄人的成绩下，依旧掩盖不住科技惠泽人民力度不够的现实尴尬，这不是科技进步就能解决的问题，也不能被某一些世界领先的科技成果的光芒所遮掩。只有意识到科技进步的力量，认识到科技成果和民生普惠之间存在的差距和造成这些差距的问题，才能真正地把科技发展的力量转变成了促进发展进步的生产力和推动民生进阶的源动力。
让科技转化的能力、普惠民生的能力与科技发展进程同步，让老百姓共享科技进步、经济发展的成果，科技带给老百姓的就不会是“只多收了三五斗”的聊胜于无，而是实实在在的幸福进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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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芬奇与澳优，两个“假洋鬼子”的品牌拷问
之前有一度，蒙娜丽莎的微笑特别诡异，因为“达芬奇”——不是原画的作者，而是中国产销的意大利品牌——最近媒体披露这个达芬奇的部分产品，都是不折不扣的国产货，当然也是“进口货”，因为厂家把他们拉到海上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国内，自然身价那也就相当不菲啦。
应该说，这次打洋鬼子的假，让公众都颇过了一把“瘾”——虽然这里面不无国人的心理阴暗和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
首先，对于普罗大众（有时候也叫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而言，乐得观赏一场“为富者”花冤枉钱的闹剧，要知道，咱们现在臭显摆的人可不少，围观群众多多少少的仇富心理在富人花国际价格买来国产家具的欺骗里得到了释放。至于这个没谱的企业，跟我们隔着老远呢，大可以高高挂起。
其次，对于舆论而言，又揭露了一起欺骗消费者的骗局，把一个没良心的企业弄得很狼狈——当然，他们咎由自取。虽然我们还面临着众多企业不诚信、食品不安全、生活不美满的现实困境，但是打到达芬奇这个典型，还是足够我们兴奋一阵子的。
于是，这股“兴奋”的余威，瞄准了另一个听起来很洋气的品牌——澳优！
舆论质疑澳优奶粉并非进口产品，公司总部实为湖南一家贴牌商，简言之，它是也是一个“假洋鬼子”！
先不论真假，洋鬼子和洋鬼子却是不同的。对于有钱人来说，买“达芬奇”正好满足其“只买贵的，不买对的”的现实需求，而澳优奶粉，Oh my
god！大家都知道，三聚氰胺事件之后，人们对其，那何止是信赖，简直就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因为它是国际的！而不管有钱与否，在给孩子喝奶的事情上，大家都“只选对的”，贵不贵那是往后站的考量标准了。
所以，当舆论爆出澳优也是“假洋鬼子”的时候，对人们的冲击，显然更大，因为家里可以不摆名贵家具，孩子一定要喝好奶粉，而奶粉好不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出产地和产品标准；对澳优这样一个既需要质量更需要口碑和群众基础的企业而言，其影响显然大于达芬奇。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澳优确确实实是个“假洋鬼子”，而且假得彻头彻底，因为它“澳优乳品(湖南)有限公司”是一家中国公司，而消费者潜意识里的澳优，大都酌定其为澳大利亚乳品公司。
这里就得介绍一下澳优的来龙去脉及它的七大姑八大爷：
2003年，澳优乳品（湖南）有限公司成立，携手澳大利亚最大的乳品公司MG公司，在中国市场推出澳优奶粉，经历了2年的基础发展之后，05年起，澳优开始发力，并在国内打响名头，打开销路，一直到08年，澳优的奶源主产地一直是澳大利亚，之后欧洲也成为澳优的奶源地之一；澳优奶粉坚持全球产业链整合与创新的商业模式，并宣称所供应高品质婴幼儿食品均源自欧盟和澳洲；在坚持奶源产地的同时，澳优注重产品配方的研发，如今市面上澳优产品品种已经非常丰富。2009年澳优在香港交易所主板上市，并得到国际一流投资基金以及其他公众投资人之追捧。旗下主要营运实体包括澳优乳业（中国）有限公司、荷兰Hyproca
Dairy Group
BV等企业，在全球范围内从事生产、研究及销售婴幼儿食品、成人食品、基粉、奶酪、黄油等，拥有澳优（ausnutria）、能力多（allnutria）、佳贝艾特（Kabrita）、Lyempf、Lypack等著名的婴幼儿食品及乳品品牌。（以上信息源自澳优官方网站）
最近，在香港上市的澳优乳业发布公告称，公司将斥资1.16亿港元进一步增持荷兰乳制品公司海普凯诺集团的股份，以持股51%成为其最大控股股东。（此条系《法制晚报》7月27日报道）
前文之所以说到舆论的兴奋，就是为了和上面这些内容做个对比和解释。
给澳优扣上“假洋鬼子”的帽子，实在有点舆论兴奋过头的感觉。因为从本质上讲，澳优和达芬奇是有着天壤之别的，达芬奇是“中国的产品贴着外国的牌子”，而澳优则是“国外的产品、中国的牌子”——注意，后面没有“贴”字，因为澳优不是贴的，它就是我们的民族品牌。
说起民族品牌，说几句题外话。要是有人认为本文是在用“民族品牌”的民粹主义来为澳优辩解，那也就认了，重要的是如果澳优一直在人们心中都是民族品牌，那么它会不会在列位看官的脑海里，品牌价值立马打了个折扣呢？——当然，这怪不得大家，因为大家被诸如三聚氰胺之类的东西害得太惨，而自己人不搞自己人的说法于我们这个时代似乎并不适用。
闲话到此。
从以上不难看出，澳优“假洋鬼子”的帽子扣得有些冤枉，因为它不是鬼子，是自己人（还得说句闲话，自己还真就喜欢搞自己人），我之所以说舆论过于兴奋，就是因为帽子扣得太快太猛（网上相关的报道和帖文我看了，以上这些鼠标随便点几下就能看到的信息，显然都没有兼顾到），舆论太急于乘着达芬奇的东风揭批洋鬼子，其疏漏之处自然也就不免。
然则澳优就真的一点问题都没有么？我不以为然！
俗话说“无风不起浪”，澳优的假洋鬼子之浪，自然也不是无妄而生。
首先，从品牌上而言，为何人们这么多年来一直都认为澳优是国外品牌呢？我想，这家国内的公司在创造这个品牌的时候至少没有强调它的国产身份，甚至很大程度上侧重于宣传自己的“洋属性”，因为产品源自国外，技术支持、资本操作（上市）大都是在境外，因着国人面临国内食品安全问题“十面埋伏”并对国外产品、国际品牌倍加推崇（有时候也是没有办法），强调澳优“洋”的成分，而刻意回避这个品牌的中国身份——从利益上来讲，这是理性的；但对于长期的价值认同而言，个人以为有待商榷。
其次，从产品的营销策略上来说，澳优一直都打着“进口牌”的策略。从本质上讲，它的产品确实是进口，但品牌不是。不过，通过媒体报道我们可以发现，澳优的营销员可以强调了“品牌的进口”。
“在实地走访中记者发现，在超市、母婴店等销售终端，销售人员对于澳优奶粉的中国身份仍然态度含糊。在朝阳区乐成购物中心二层的丽家宝贝店，销售员在向记者竭力推荐澳优‘能力多’系列奶粉时表示，澳优“绝对是外国品牌，在澳大利亚也能买到。”
我揣测，这是澳优营销刻意为之，其实，从国外品牌的价格之高和销路之好来看，不用揣测，这简直是一定的。
而对澳优质疑的最大证据，其实来自于产品本身，更具体地说是产品包装上的说明。
在部分澳优奶粉的包装罐上有“中国制造”的字样，而这，也是目前能看到的“澳优奶粉并非进口产品，公司总部实为湖南一家贴牌商”的唯一证据和舆论来源。
不过澳优对此有说法：据澳优乳业执行总裁颜卫彬介绍，澳优目前的产品线中，所有产品的原料100%是纯正进口，其中原装进口奶粉占到60%左右的比例，国外进口、中国分装的产品占到40%。“从澳优公司成立以来，我们的产品就从没有用过一两国产奶粉，但进入市场销售的产品是不是原装进口，包装上是有明显标注的。如果是原装进口，在外包装上会印有‘原装进口’的字样；如果是在国内进行分装，会在包装上根据国家要求标明‘进口分装’或‘中国制造’。”（源自红网报道）
对这个说明的真假，我无法判断，也追寻不到真相，当然希望它是真的。前文说舆论过于兴奋其实也在这里有所指代，因为“假洋鬼子”的帽子只扣在了包装上，而对于包装里面的产品究竟是来自国外的优质奶源还是“中国制造”，舆论只字不提，而这，是主导舆论的媒体完全可以做到的。
如果颜卫彬所言不虚，那么澳优作为一个国产品牌，坚持自己的发展理念，向国内民众输送国外的优质乳制品，那么它就不应该背上“假洋鬼子”的骂名，而应该成为民族品牌的骄傲。
以下这段来自澳优官网：
澳优坚持产品自主研发和技术创新，拥有品牌的产品配方知识产权，坚持“全球产业链的整合与创新”的商业模式，目前澳优不仅与澳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拥有高品质奶源、高端加工技术的乳企合作，更扩展至欧洲如法国等婴幼儿食品研发实力雄厚的高端品牌合作。
澳优奶源全部来自于澳洲、法国、荷兰等乳业大国，产品全部来自国外知名乳企：澳洲百年乳企塔图拉TARUA、法国诺帝柏欧NUTRIBIO、荷兰百年乳企海普诺凯。其中Hypraca系澳优下辖公司，塔图拉和诺帝柏欧为澳优提供代工业务。
澳优多种形式战略整合南北半球最优秀的乳业产业链资源，构建了以Hypraca为主，澳洲、欧盟等其他全球优质资源为辅的上游产业链体系。
还是那句话，如果所言不虚，澳优的这种产业模式，应当令其他一部分国产品牌汗颜，尤其是那些出口产品标准明显高于国内产品标准的企业，而扫视我们的周围，如澳优这般把品牌、配方知识产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利用国外的优质资源为国内市场输送好产品的企业模式和品牌模式，应该值得我们推广，而不是打压。
当然，这一切都是基于澳优真如它自己所标榜的那样。
但不管如何，对于达芬奇这种挂着洋品牌羊头、卖着国产狗肉的行径，就应该不遗余力地揭批；而对于澳优这样的品牌和企业模式，我们道德的大棒应该更慎重、更基于事实——如果它真有问题，我们的大棒也要照样毫不留情！
理性看待国家博物馆的“奢侈商业秀”
文/邓汉刚
三个月前，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了“LV艺术时空之旅”展，8月末刚刚结束，宝格丽又大方高调登场。一时间国家博物馆再次成为舆论焦点。面对大家的质疑，国家博物馆有关负责人表示，从文化创意产业的角度来看，意大利的设计美学、制造工艺、品牌管理和产业发展经验，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内容。
博物馆是指征集、典藏、陈列和研究代表自然和人类文化遗产的实物的场所，并对那些有科学性、历史性或者艺术价值的物品进行分类，为公众提供知识、教育和欣赏的文化教育的机构、建筑物、地点或者社会公共机构。博物馆是非营利的永久性机构，对公众开放，为社会发展提供服务，以学习、教育、娱乐为目的。
单纯地从博物馆的定义出发，联系到LV、宝格丽等单一奢侈品牌，这样的展览无疑会给人们留下“商业气息过重、浮华不实、娱乐公众”的感觉，更兼有“看免费的展览就得排几个小时的队，如果花十元钱买一张LV的参观票就可以不排队”的桥段，博物馆在人们的潜意识里都以展示古代文明沿革为任，是以将高级商场里的奢侈品显摆于展示国家文明的博物馆里，以国家博物馆之庄重为奢侈品做嫁衣、以收费门票之利伤害免费展览之公益，更无怪乎人们对其不满。
当然，奢侈不是问题，丝绸、瓷器、玉器、青铜器当年也是奢侈品，国家博物馆也宣称对这些品牌的展览更侧重于设计学理念。其实，与LV等商业品牌展览的同时，国家博物馆同时正在进行其他十几个多种类型的展览，商业品牌的展览只占到很小的一个比例，并未影响到国博的整体展陈布局。如果全面地看待国家博物馆的功能设计，其既要展示人类文化遗产，也要展现现代科学和艺术价值；既要传承本国文明，也要具有国际视野，因此，在不影响整体展览布局的基础上的展示国外奢侈艺术工艺理念，其实也相应地契合“国家博物馆，就该有兼容并包的风范，古老的、现代的、世界的、全方位的都该有”的平台设置。
应该说媒体和公众的质疑与国家博物馆的回应，是现代社会里对于公共事业的良性互动。没有公众的监督，今日的奢侈品牌单品展览就有可能发展为明日“故宫里的全球限量发售的私人会所”；国博若不回应、澄清公众的质疑，也极有可能陷入故宫博物院那般信誉尽失的尴尬境地。
理性、建设性地看待问题、说明问题、解决问题，是国家博物馆“奢侈尚品秀”争议中最值得珍视的社会财富。国家博物馆不惧争议、接受监督是一种理性；公众合理质疑、提出意见也是一种理性，将这些理性汇聚成改善国家博物馆建设、普惠公众文化权益的共识，将是我们社会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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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事故也要问责”才是真正的负责任
9月12日，湖南省委、省政府下发紧急通知，要求全省各级党委政府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通知称，邵阳县“9?9”沉船事故，给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带来重大损失。通知要求汲取深刻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举一反三地做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保障安全，就是最大的民生。全省各级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安全发展的理念，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以更加有力的措施、以更加严厉的手段落实安全生产这个第一责任，只要是工作不尽职、不落实、不到位，即使不出事故也要问责。
不出事故也要问责，这样的通知让人看到了对制度的尊敬，对生产安全的敬畏，这样的通知让人看到了整治安全隐患、规范安全生产的决心。不出事故也要问责，才是真正地重视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今天是中秋节，是合家团圆、共赏明月的传统佳节；可是对于邵阳的10个孩子及两位成人的家庭而言，这个中秋节连举杯邀月的勇气都鼓不起，因为他们的亲人在这个假日里永远离开了，因为一次沉船，一次由超载形成的沉船，在一条因为挖沙而河道诡异狰狞的河流中。
保障安全，就是最大的民生。邵阳9.9事故无疑在民生链条上打开了一个缺口，这个缺口映射出来的，是部分地方和部门在对待群众生命安全的大问题上，没有时刻绷紧生产安全的弓弦，对重大安全隐患松开了警惕的发条，否则，摆渡的河床何以被乱挖乱采而变得险情密布？否则，核载14人的渡船却为何实载50人之多？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在生产安全的领域里，决不能抱着“万一”的侥幸，试想如果相关部门能够密切关注航道水情，关注客运安全，规范船运秩序，这样的惨剧完全是可以避免的。
亡羊补牢，为时不晚；前车之鉴，后事之师。9.9事故的悲伤尚未过去，但我们反思和修正的脚步不能停留。是以，今日湖南省委省政府下发紧急通知，要求节假日决不能放松安全警惕，要加强隐患排查，对煤矿、非煤矿山、道路和桥梁、渡口、水上交通、公共场所、工程施工、消防火灾、烟花爆竹、危险化学品、民爆器材、冶金等重点行业领域作全面的摸底排查，认真落实矿山采空区、尾矿库、煤矿瓦斯等重大安全隐患治理措施，有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自觉接受社会和舆论监督，对瞒报、谎报、迟报事故，以及事故后逃逸的，要依法从重从快查处。
一直以来，我们对于生产安全的要求都处于相当的高水平；但是对于安全生产的考核，却停留在“重结果不重过程”的阶段，以至于有些地方和部门，对于安全生产的认识变成了“没出事就是安全，没出事就是标准，没出事就是成绩”，以至于在生产过程中不顾标准、不遵秩序、不守纪律，出了事情下意识地瞒堵情况、撇脱责任。以“万一”的责任意识应对安全生产，是对人民群众的极度不负责任。
湖南这次的紧急通知中严词掷下“抓安全生产，必须以铁腕手段，确保各项政策措施执行到位，工作措施落实到位，事故责任追究到位。一切对人民生命安全不负责的行为，都必须受到严肃处理；凡是工作不尽职、不落实、不到位，即使不出事故也要问责。”不出事故也要问责，就是要求责任部门以“一万”的责任和努力来应对“万一”的风险和纰漏，唯有如此，才能让安全责任真正落实到位。
出处：http://news.ifeng.com/opinion/gundong/detail_2011_09/12/9123457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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