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6-02 22:39)
华商报专栏
------------------
经过
一个月的调查,香港审计署公布了特首曾荫权过去五年外访的费用,到目前为止,他外访了五十五次,除了获得东道主安排或者机构赞助,特区政府为他支付了其中四十九个晚上的酒店费用,结果全部超标,其中四十一个晚上,是选择了酒店的顶级或者次级的套间。
是不是有这样的需要?审计署举了不少例子,比如去巴西公差,因为要开会,于是升级入住了总统套房。但是审计署发现,也就是特首办的一群自己人开了二十五分钟的会议,这是否需要一间四百多平方米的酒店房间呢?在审计署的眼中,这绝对不是说得过去的理由。
例子还有很多,比如去美国,住有三个睡房的总统套间,每个晚上要花五万多港币,结果还住了两晚,但是审计署同样看不到一定要这样住的理由。虽然审计署也发现,机构赞助一般都安排特首住特级套房,而且特区政府在款待访港的外宾的时候,也都安排同样级别的房间,但是因为花的是公帑,也就是纳税人的钱,特首办应该恪守适度和保守的原则,对成本加倍注意,特首本人也应该作出榜样。另一方面,也要体现行政长官作为特区首长的身份和香港在国际上的地位。
(2012-05-29 11:28)
外滩画报专栏
-----------------------
采访一个中秘,也就是在外国驻华媒体工作的中国助理。准确的说,他已经是前中秘了,因为我们见面的那天是他最后一天上班。
我们约好了在建国门外的外交公寓楼下见面。算了一下,第一次到这个地方,应该是九八年,来在这里办公的美联社,透过卫星传送素材回香港。最近这两年,不再需要来这里,一来网络改变了传统的图像传送方式,就连美联社自己,也是透过网络,而不是卫星来传送自己采集的素材回伦敦了,二来,其实美联社也已经搬去了新的地方,租用了真正的商业大厦里面的办公室,再也不是在住宅里面办公的格局了。
虽然没有去过他们新办公的地方,不过有机会看了一下华尔街日报的在北京的新办公环境,宽大亮堂的办公室,坐的满满的,还有一个小巧专业的演播室,专门制作网络视频节目以及进行访谈采访。从办公的地点,设施,到员工的人数,特别是外国员工的数目,显然是大手笔投入,负责人告诉我,自从默多克收购了华尔街日报之后,北京办事处一直在扩大,而聘请外国员工的一个基本条件是,须要懂中文。默多克从来都是把媒体当成生意来做的,赚钱优先,看来,他相信,报道中国,是一个赢利的方向。
(2012-05-25 09:54)
外滩画报专栏
------------
虽然一些内地媒体,在《著作权法修改草案》上了国家版权局的网站之后就进行了报道,但是真正引发大众和更多媒体的关注,还是因为一些音乐人充满情绪的微博,以及之后和版权局官员之间可以用“热烈”来形容的互动场面。
不过说老实话,我把修改草案看了好几遍,采访了不少权利人、法律专家、律师以及相关的官员,发现有一个问题,你很难去理解和消化这些人所谈论的法律概念还有理念,甚至是条款中的一些名词,正如官员所说,著作权法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法律,不得不感叹,谁让自己不是专业人士呢!
在香港,版权条例在1997年生效,我还记得当时对自己最直接的那些影响。那段时间正在大学念研究生课程,突然发现,老师发放的复印的阅读资料越来越少,到最后几乎没有了。原来受到版权条例的影响,学校需要向香港版权影印授权协会支付影印版权费。在2003年,这笔费用在小学从之前的100港元,增加到1000多,中学从原来的200港元,上涨到3600多,这样的收费,代表学校和协会进行谈判的组织表示了强烈不满,当年还成为了新闻。
因为在电视台工作,经常需要使用各种音乐
(2012-05-23 10:41)
当出版社的编辑找到我,提出要再版“行走中的玫瑰”的时候,有点点犹豫,因为毕竟那是七年前的自己,随着年龄的增长,人肯定会有一定的变化。其实有的时候想到这本书,我惊讶于自己当年的坦率,因为,里面的内容,过于的私人化了。
但是很快,我又产生了很大的兴趣,我提议说,不如这样,每一个标题后面,我加上一点现在的想法,因为我很想看看,现在的自己,到底又有了怎样的不同。
于是,我只是从网上找来书的那些标题,没有去重看里面的文字,因为这件事情,我要等到我写完之后,才会去做。
终于,写完了。写的很艰难,原本因为这些话题,写起来应该很随手拈来的,我甚至有点不明白自己,居然会起这样大的一个个标题,而当时居然会觉得自己可以驾驭这些。
也许正是因为,无知者无畏,也是人生必经的过程。没有比较,哪来成长?而比较总是回看的那一刻,做好此时此刻,也就足够,享受人生不同阶段的每一点乐趣。
七年的时间,看看自己过去和现在的文字,最大的变化,我想,我不再只看到个人的自我成长,而是学会了把自己放在了一个社会里面。因为这些年我明白了一个
(2012-05-17 21:07)
国际先驱导报专栏
-------------------
北京的三里屯,越来越国际化的感觉,当然不是那些世界各地都可以看到的连锁商店,或者是摩登的建筑,而是在village中间的空地上,每次走过那里,只要天气不错,总是可以看到背着背囊的外国游客,悠闲的坐在那里,经过身边的那些时尚的年轻人,说着各种语言,或者中国方言。所谓的国际都市,如果没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也只不过是一个自己给自己安的名分而已,自娱自乐。
人多自然会有其他地方都有的问题,治安自然就是其中一个,这是因为,越是繁荣的地方,越是意味着机会,于是寻找机会的人不断的来到这里,这些人里面,自然会有本身经济基础不错的,希望更好,也会有无法在家乡找到机会,希望在一个新大陆寻找希望,可以让自己从零开始,甚至只不过是想糊口而已。这些人可能来自小城市,也可能来自贫困的乡村,还有来自其他的国际大都市,自然也有来自比中国更穷困的国家。形形色色的人,成为了这个城市的一部分。
我想起一个医生朋友说过的一句话,在她的眼前,只有病患,没有这个病患的身份,她或者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不管是国籍还是种族或者品行
(2012-05-16 11:07)
南都周刊专栏
---------------------------
离开台湾那天,正好是五四青年节。在台湾,一批知识分子正在举行一场五四座谈会,题目是“从‘蔡其达事件’谈自由思潮与民主的困境”。蔡其达是台湾《中国时报》的一名资深编辑,4月份遭到解聘。
就在5月4号这一天,身在美国的台湾“中研院院士”余英时发表了一封给台湾民众的公开信,表达了一种担忧,那就是台湾一些有钱有势的政客以及商人,为了自己的私利,损害台湾的核心价值,当中包括收买公共媒体,让媒体失去应有的公信力。
“台湾好不容易才争取到今天这一点点民主和自由的成果,体制虽已初具,基础则尚未稳固,台湾知识人社群必须以维护民主、自由体制并促使它不断成长,为最大的天职。”余英时希望,透过这场针对《中国时报》的抵制运动,以及这场“五四座谈
(2012-05-14 18:10)
菲律宾出现了“反华”示威,其实一点也不奇怪,为了钓鱼岛,连续好多年,不也有中国民众站到了日本驻华大使馆门口,只不过,中国的游行示威人数,比菲律宾的二百多人要少很多,当中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只有这点人想上街。
我认识这些保钓人士,我从来没有想过,他们这样做,是不是得到了官方的鼓励,相信很多人都和我一样,都认为他们是作为中国公民,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表达自己的诉求,也因为这样,他们也常常承受压力。如果大家认同保钓人士抗议的对象是日本政府,所谓“反华”,矛头到底向谁,也就相当清晰。
所以,对于中国外交部指责菲律宾政府,“鼓动民众发动针对中国的游行示威,是导致事态扩大化、复杂化的错误举动。”,我觉得有点难以理解,因为这样的指控很容易被对方化解:在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民众有上街游行的权力,作为政府,只需要做好一件事情,维持好公共秩序,对于违法行为,坚决打击。
事实上,政府背后操控的示威,人数只有这些,那实在是太难看。看看伊朗还有朝鲜的反美示威,在一个没有集会自由的地方,出现如此大规模的集会,自然会让人联想政府在背后的角色,但是,
(2012-05-10 23:08)
外滩画报专栏
---------------------
我一直很好奇,为何内地的香烟包装盒上,关于吸烟危害健康的标志并不明显,更不要说放上那些醒目的图标了。注意到这个问题,是因为之前去泰国,帮朋友去便利店带包烟,看到那些提醒大家,吸烟带来的危害的图片,可以用恐怖来形容,于是开始留意香烟的外壳包装。
请教了内地的控烟专业人士,对方告诉我,这是因为,遭到了烟草商的抵制。当然,烟草商不敢公然这样表达,但是管理烟草商的政府部门,是这样回复提出要求强制印制标识的控烟团体的:“不符合中国的文化。”
对于常常把香烟作为送礼佳品的中国人来说,如果包装和国外的那样,印上各种因为吸烟而受到损害的内脏器官的图案,至少不符合礼仪,让人觉得很不吉利。当然,这也恰恰证明,香烟外包装的警示,对于控烟的关键作用。
如果当局所指的中国文化,是无法接受过于直接和恐怖的字眼以及图案,那其实也无法自圆其说,因为看看周边,从香港到台湾,都是华人社会,政府都制定了严格的法例,针对香烟的外包装。也因为这样,在内地之外的地方购买中国内地产的香烟,会发现,它们的包装和在内地出售的不一样,当
(2012-05-09 13:37)
羊城晚报专栏
-----------------------------------------
朋友有一个习惯,约我吃饭,到时候总是会看到饭桌上有一堆我不认识的人,朋友的朋友们,当然,这些朋友们之间,很多时候也不太熟悉。朋友很自豪,因为作为一个饭局搞手,在他看来,是在把自己的资源进行重新配置,也确实,他的朋友们,也确实有些因为这些饭局而熟络起来,成为了朋友。
不过,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这样,至少对我来说,这位朋友再约吃饭,我总是会找理由推托,因为和陌生人吃饭,即便中间有共同的朋友,还是感觉辛苦。吃饭,原本是朋友之间叙旧的场合,结果变成了社交场所。这样,我就需要问自己一个问题,这样的社交生活,自己是否需要。
这样的饭局,还能推托,倒是很多时候,到内地不同地方采访,被访者,通常是官员,最后总要尽地主之谊,而那种热情,让推托会变得很伤和气。只是,到现在我也想不通,一顿这样的饭,彼此都在浪费时间,我总是如坐针毡,想着快点结束可以做自己的事情,而官员们其实很多时候也很焦急,因为他们往往还有其他的饭局在等着他们,即便没有,可能还有会
(2012-05-06 22:54)
华商报专栏
-------------------
采访完哈尔滨关于养犬条例的新闻,直到节目播出,有两个星期的时间。就在我们离开哈尔滨,到节目播出期间,发生了一些事情:志愿者们停止了街头宣传文明养犬的活动,因为遭到了来自政府的压力。他们当中的几个人,分别去了两个政府部门,其中一个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答复,而在另外一个部门,他们得到了一个建议,那就是放弃现在的所有活动,不要再发出反对和质疑的声音,那么,他们被保证,他们家中那些违反规定的大型犬和超过新规定的狗,都可以继续养。
当我们离开前,志愿者们像讲笑话一样告诉我们这些,他们有些兴奋,因为政府给他们开出了条件,也有些气愤,因为他们觉得,他们不想要特权,他们需要的是让自己的狗,能够大大方方的走上街头。他们很气愤地告诉我们,有个别狗主,对政府摆出了激烈的对抗姿态,但是很快,这些狗主公开表示,愿意和政府合作,比如参与“留检所”。所谓“留检所”,就是在十一月一日,政府规定的宽限期结束之后,不符合新规定的犬只以及超过规定的每户一只的犬只,如果主人没有自行处理,都要被送到留检所代为饲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