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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 一个月的调查，香港审计署公布了特首曾荫权过去五年外访的费用，到目前为止，他外访了五十五次，除了获得东道主安排或者机构赞助，特区政府为他支付了其中四十九个晚上的酒店费用，结果全部超标，其中四十一个晚上，是选择了酒店的顶级或者次级的套间。
是不是有这样的需要？审计署举了不少例子，比如去巴西公差，因为要开会，于是升级入住了总统套房。但是审计署发现，也就是特首办的一群自己人开了二十五分钟的会议，这是否需要一间四百多平方米的酒店房间呢？在审计署的眼中，这绝对不是说得过去的理由。
例子还有很多，比如去美国，住有三个睡房的总统套间，每个晚上要花五万多港币，结果还住了两晚，但是审计署同样看不到一定要这样住的理由。虽然审计署也发现，机构赞助一般都安排特首住特级套房，而且特区政府在款待访港的外宾的时候，也都安排同样级别的房间，但是因为花的是公帑，也就是纳税人的钱，特首办应该恪守适度和保守的原则，对成本加倍注意，特首本人也应该作出榜样。另一方面，也要体现行政长官作为特区首长的身份和香港在国际上的地位。
外滩画报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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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一个中秘，也就是在外国驻华媒体工作的中国助理。准确的说，他已经是前中秘了，因为我们见面的那天是他最后一天上班。
我们约好了在建国门外的外交公寓楼下见面。算了一下，第一次到这个地方，应该是九八年，来在这里办公的美联社，透过卫星传送素材回香港。最近这两年，不再需要来这里，一来网络改变了传统的图像传送方式，就连美联社自己，也是透过网络，而不是卫星来传送自己采集的素材回伦敦了，二来，其实美联社也已经搬去了新的地方，租用了真正的商业大厦里面的办公室，再也不是在住宅里面办公的格局了。
虽然没有去过他们新办公的地方，不过有机会看了一下华尔街日报的在北京的新办公环境，宽大亮堂的办公室，坐的满满的，还有一个小巧专业的演播室，专门制作网络视频节目以及进行访谈采访。从办公的地点，设施，到员工的人数，特别是外国员工的数目，显然是大手笔投入，负责人告诉我，自从默多克收购了华尔街日报之后，北京办事处一直在扩大，而聘请外国员工的一个基本条件是，须要懂中文。默多克从来都是把媒体当成生意来做的，赚钱优先，看来，他相信，报道中国，是一个赢利的方向。
外滩画报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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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一些内地媒体，在《著作权法修改草案》上了国家版权局的网站之后就进行了报道，但是真正引发大众和更多媒体的关注，还是因为一些音乐人充满情绪的微博，以及之后和版权局官员之间可以用“热烈”来形容的互动场面。
不过说老实话，我把修改草案看了好几遍，采访了不少权利人、法律专家、律师以及相关的官员，发现有一个问题，你很难去理解和消化这些人所谈论的法律概念还有理念，甚至是条款中的一些名词，正如官员所说，著作权法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法律，不得不感叹，谁让自己不是专业人士呢！
在香港，版权条例在1997年生效，我还记得当时对自己最直接的那些影响。那段时间正在大学念研究生课程，突然发现，老师发放的复印的阅读资料越来越少，到最后几乎没有了。原来受到版权条例的影响，学校需要向香港版权影印授权协会支付影印版权费。在2003年，这笔费用在小学从之前的100港元，增加到1000多，中学从原来的200港元，上涨到3600多，这样的收费，代表学校和协会进行谈判的组织表示了强烈不满，当年还成为了新闻。
因为在电视台工作，经常需要使用各种音乐
当出版社的编辑找到我，提出要再版“行走中的玫瑰”的时候，有点点犹豫，因为毕竟那是七年前的自己，随着年龄的增长，人肯定会有一定的变化。其实有的时候想到这本书，我惊讶于自己当年的坦率，因为，里面的内容，过于的私人化了。
但是很快，我又产生了很大的兴趣，我提议说，不如这样，每一个标题后面，我加上一点现在的想法，因为我很想看看，现在的自己，到底又有了怎样的不同。
于是，我只是从网上找来书的那些标题，没有去重看里面的文字，因为这件事情，我要等到我写完之后，才会去做。
终于，写完了。写的很艰难，原本因为这些话题，写起来应该很随手拈来的，我甚至有点不明白自己，居然会起这样大的一个个标题，而当时居然会觉得自己可以驾驭这些。
也许正是因为，无知者无畏，也是人生必经的过程。没有比较，哪来成长？而比较总是回看的那一刻，做好此时此刻，也就足够，享受人生不同阶段的每一点乐趣。
七年的时间，看看自己过去和现在的文字，最大的变化，我想，我不再只看到个人的自我成长，而是学会了把自己放在了一个社会里面。因为这些年我明白了一个
国际先驱导报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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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三里屯，越来越国际化的感觉，当然不是那些世界各地都可以看到的连锁商店，或者是摩登的建筑，而是在village中间的空地上，每次走过那里，只要天气不错，总是可以看到背着背囊的外国游客，悠闲的坐在那里，经过身边的那些时尚的年轻人，说着各种语言，或者中国方言。所谓的国际都市，如果没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也只不过是一个自己给自己安的名分而已，自娱自乐。
人多自然会有其他地方都有的问题，治安自然就是其中一个，这是因为，越是繁荣的地方，越是意味着机会，于是寻找机会的人不断的来到这里，这些人里面，自然会有本身经济基础不错的，希望更好，也会有无法在家乡找到机会，希望在一个新大陆寻找希望，可以让自己从零开始，甚至只不过是想糊口而已。这些人可能来自小城市，也可能来自贫困的乡村，还有来自其他的国际大都市，自然也有来自比中国更穷困的国家。形形色色的人，成为了这个城市的一部分。
我想起一个医生朋友说过的一句话，在她的眼前，只有病患，没有这个病患的身份，她或者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不管是国籍还是种族或者品行
南都周刊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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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台湾那天，正好是五四青年节。在台湾，一批知识分子正在举行一场五四座谈会，题目是“从‘蔡其达事件’谈自由思潮与民主的困境”。蔡其达是台湾《中国时报》的一名资深编辑，4月份遭到解聘。
就在5月4号这一天，身在美国的台湾“中研院院士”余英时发表了一封给台湾民众的公开信，表达了一种担忧，那就是台湾一些有钱有势的政客以及商人，为了自己的私利，损害台湾的核心价值，当中包括收买公共媒体，让媒体失去应有的公信力。
“台湾好不容易才争取到今天这一点点民主和自由的成果，体制虽已初具，基础则尚未稳固，台湾知识人社群必须以维护民主、自由体制并促使它不断成长，为最大的天职。”余英时希望，透过这场针对《中国时报》的抵制运动，以及这场“五四座谈
菲律宾出现了“反华”示威，其实一点也不奇怪，为了钓鱼岛，连续好多年，不也有中国民众站到了日本驻华大使馆门口，只不过，中国的游行示威人数，比菲律宾的二百多人要少很多，当中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只有这点人想上街。
我认识这些保钓人士，我从来没有想过，他们这样做，是不是得到了官方的鼓励，相信很多人都和我一样，都认为他们是作为中国公民，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表达自己的诉求，也因为这样，他们也常常承受压力。如果大家认同保钓人士抗议的对象是日本政府，所谓“反华”，矛头到底向谁，也就相当清晰。
所以，对于中国外交部指责菲律宾政府，“鼓动民众发动针对中国的游行示威，是导致事态扩大化、复杂化的错误举动。”，我觉得有点难以理解，因为这样的指控很容易被对方化解：在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民众有上街游行的权力，作为政府，只需要做好一件事情，维持好公共秩序，对于违法行为，坚决打击。
事实上，政府背后操控的示威，人数只有这些，那实在是太难看。看看伊朗还有朝鲜的反美示威，在一个没有集会自由的地方，出现如此大规模的集会，自然会让人联想政府在背后的角色，但是，
外滩画报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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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很好奇，为何内地的香烟包装盒上，关于吸烟危害健康的标志并不明显，更不要说放上那些醒目的图标了。注意到这个问题，是因为之前去泰国，帮朋友去便利店带包烟，看到那些提醒大家，吸烟带来的危害的图片，可以用恐怖来形容，于是开始留意香烟的外壳包装。
请教了内地的控烟专业人士，对方告诉我，这是因为，遭到了烟草商的抵制。当然，烟草商不敢公然这样表达，但是管理烟草商的政府部门，是这样回复提出要求强制印制标识的控烟团体的：“不符合中国的文化。”
对于常常把香烟作为送礼佳品的中国人来说，如果包装和国外的那样，印上各种因为吸烟而受到损害的内脏器官的图案，至少不符合礼仪，让人觉得很不吉利。当然，这也恰恰证明，香烟外包装的警示，对于控烟的关键作用。
如果当局所指的中国文化，是无法接受过于直接和恐怖的字眼以及图案，那其实也无法自圆其说，因为看看周边，从香港到台湾，都是华人社会，政府都制定了严格的法例，针对香烟的外包装。也因为这样，在内地之外的地方购买中国内地产的香烟，会发现，它们的包装和在内地出售的不一样，当
华商报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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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离开前，志愿者们像讲笑话一样告诉我们这些，他们有些兴奋，因为政府给他们开出了条件，也有些气愤，因为他们觉得，他们不想要特权，他们需要的是让自己的狗，能够大大方方的走上街头。他们很气愤地告诉我们，有个别狗主，对政府摆出了激烈的对抗姿态，但是很快，这些狗主公开表示，愿意和政府合作，比如参与“留检所”。所谓“留检所”，就是在十一月一日，政府规定的宽限期结束之后，不符合新规定的犬只以及超过规定的每户一只的犬只，如果主人没有自行处理，都要被送到留检所代为饲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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