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回答父亲的问话?

　父亲走了，我们五个儿子办理他的后事。

　在母亲去世时，我们就在陵园把墓地给父亲买好了，山坡上一个墓碑，两个墓穴，青石围栏，和两棵小冬青树，面对南京牛首山，下面有一个水池，是个山清水秀的幽静地方。当初买下这块墓地花了不到4000元。

　这次去办父亲的入葬手续，就要8000元。从我当时的心境，没有怀疑的就给他点了钱。我的小弟弟是个司机，一下子按住我手里的钱，审核殡葬人员开据的单据，就质问多开了一倍的钱。我弟弟悲伤的眼光向殡葬人员露出了愤怒的眼光。那殡葬人员拿过单据，连忙说，写错了。一下子划掉4000元。我弟弟和我说：他们黑极了，他们要在去世人的身上狠狠赚一笔，他们知道到这里来的人的心情，要多少，你就掏多少，不要说这个价格翻了多少倍，手续费也是五花八门，你要太书生气，你就上当受骗。是啊！10多年前母亲去世，这块墓地加上其它费用才4000元，现在翻上10倍你也不行。有人买房买不起，有人买墓地也买不起。父亲去世手续费，实际只是给你的墓穴，用水泥给你沟个缝，在石碑上，刻上日期，涂上红油漆。10分钟的事，这样的服务收费，当事人是不会计较的。就是你乱收费，在这里你也不会着急。

　贫富在这里也有了极明显的差距。在火葬场，每一个环节都有收费的标准，都有加价的标准，服务的种类应有尽有，这里还不断的鼓励你，为了尽忠尽孝，你可在这里大把的花钱，譬如骨灰盒的品种，你要放金银器皿，他设有专卖金银器皿的商店，你要制造气氛，让所有户外屏幕，连续滚动你哀悼的语言，让乐队加上他设计的仪仗队为去世者送行，当然没钱是不行的。

　除了你必须交付的费用，你给办事的人多少要付点小费，你只有给了钱，办事人放心了，事情也办得顺利了。

　我的父亲一生勤俭节约，看五个儿子为他送行，他心里一定是不安的，如果活着又要指责我们，你们这样做，就是改革开放吗？就是体现你们的办事的能力，你们有做人的原则吗？

　我不知道应该如何回答父亲的问话？

这是谁的过错

  回南京听人讲了这么一件事。一个80多岁的老人，老伴去世了，膝下无儿无女，住在偌大的房子里，感觉特别孤独，尤其生起病来连个倒茶送水都没有。在邻居的建议下，这个老人请了一个来自苏北的小保姆。每个月工资1200元，包吃包住，主要给老人做饭和洗衣服。这个小保姆，聪明伶俐，乖巧懂事，对老人照顾得十分周到。老人对小保姆，就诚心诚意认了小保姆做了干孙女。并把自己名下的所有财产，包括房产、存款，家具都归小保姆所有，并给小保姆立了遗嘱，房产也过了户。万万没有想到，小保姆得到财产就变心，老人要喝水，叫好多次才应声，而且磨磨蹭蹭好久才给倒水。现在老人要辞退小保姆就变得十分困难。老人感到伤感和气愤。

  其实小保姆夫妇二人都在南京打工，他们的小孩也在南京上完了中专，搞了对象，就是无钱买房。为了解决她儿子的结婚和住房，小保姆心生一计，骗了住房，逼老人早日驾鹤西去，以解决儿子留在南京的问题。

  这是谁的过错？南京的房价急剧飙升，不要说农民工解决住房比登天还难，就是老南京的户口，想解决住房问题，就一般人而言也难如登天。城市住房问题，已是引起社会不和谐的重要原因，很多家庭矛盾、亲戚矛盾、邻里矛盾，社会矛盾都是由房子而引起。种种社会丑恶，人间冷暖也都表现在房子上，尽管遍地高楼大厦，那真是几家欢乐多家愁。

  小保姆的做法是可恨的，老人的想法是幼稚的，这个悲剧是谁的过错，不值得人们深思吗？

父亲的等待

  父亲走了，他在这边世界经历了93年，走到了世界另一边。

  黎明的曙光刚刚升起，和往常不一样的只是没有起床，他用手比划一下，让儿子给他擦把脸，他微笑的又让擦了一把，就静静和这边世界告别了！

  干干净净的来，轻轻的走，身体姿态相当自然，就像还在熟睡一样。我想他没有停止思维，我们五个儿子为着他思维还会继续着。

  他是一本书，他经历的事情太多，对这个社会的演变，从一个普通而又普通的老百姓讲着他的直理，讲着他的看法，叙述他的感受。他不会讲假话，他不会迎逢，他不会来事，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尽管工作认真，他很少受到上司的青睐。为此还吃到不少苦头，给家里还带来不少灾难。

  他是一个孤儿，从江北流浪到南京，有80多年是生活在繁华的都市，他心里最不平衡的是他的老家近百年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贫穷愚昧仍是家乡的特色，他们受剥削、受压迫、受歧视至今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没有农村，那有城市；没有农村广大的劳动力，那有城市今天的繁荣。他知道移居到城市的农民工，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艰难，他心中常常为此愤愤不平。

  我的生命之火也终将在未来的某一天熄灭，这是必然的，就像日升日落，自然有它铁定的规律，这是不可改变的。唯一能改变的，就是自己的活法。我不强求自己活得多么精彩，多么在别人眼里有价值。我只求每天能过的自然，充实，快乐，这就够了。也许当我迷茫困惑的时候，我依旧会问自己：人活着到底是为什么？我父亲告诉我，要为老家和城市的真正平等而期待着，努力着。

  我终有一天要去那一边和老父亲相聚，我多么盼望给老父亲带去一些让他高兴的家乡信息，我也在焦急的盼望和等待。

雨

    我的老父亲去世了，安葬那天，天下起了蒙蒙细雨。我想起了阿根廷著名诗人的一首诗。

雨

(阿根廷)  博尔赫斯

黄昏突然明亮，

只因下起细雨。

刚刚落下抑或早已开始，

下雨，这无疑是回忆过去的机遇。

倾听雨声簌簌，

忆起那幸运的时刻。

一种称之为玫瑰的花儿

向你显示红中最奇妙的色彩。

这场雨把玻璃窗蒙得昏昏暗暗，

使万物失去了边际，

蔓上的黑色葡萄也若明若暗。

庭院消逝了，

雨涟涟的黄昏给我带来渴望的声音，

我的父亲没有死，他回来了，是他的声音。 

周恩来为什么一生立于不败之地

　　星期天我和朋友参观了周邓纪念馆，主要瞻仰天津“西花厅”。这是仿北京中南海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布局和风貌，按一比一比例，去年建造完成的。这移植的人文景观一直涌动我参观的兴趣。

　　初冬和煦的阳光普照在幽雅和清净的院落里，西花厅前后两个院，前有盟鸥馆、水榭、不染亭、西花厅等；后院是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的工作、生活区域。古色古香。充满中国古典建筑风貌。原西花厅位于北京中南海的西北角，原为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为其生父载沣修建的摄政王府的西花园，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周恩来和邓颖超一生办公和居住的处所。

　　我和朋友在这令人深思的地方，话题当然是纪念馆和这仿照的西花厅。在追忆周总理光辉业绩和高尚情操，就自然谈到总理的人格魅力。

　　我们在问，在上个世纪，中国特殊复杂的斗争形势中，为什么周总理一直立于不败之地。

　　今天睹景思人，周总理在中国革命中作用是无与伦比的，他的智慧和谋略是异乎寻常的。

　　从权利来讲，他从来没有威胁别人的最高地位，自己也从不超出自己的从属位置。他极其谨慎，有极高的克制性，非一般常人能做到的。他遵从了陈独秀，他支持了李立三，王明他也支持了。他也曾是毛泽东的领导人。他也坚决支持和拥护毛泽东。扬尚昆曾说：恩来同志在一次谈话中说道，“我不能做一把手，只能作为正确路线领导下的好助手。”

　　周总理革命的经历和人格魅力，他党内党外，军内政界，上上下下有很好的人缘和人脉，但他在任何时候，无论斗争怎么复杂从不搞派别，不搞小圈圈，不搞以人划线，出以公心，服从大局。

　　周总理对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那真是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和血，他废寝忘食的工作，自觉快乐的、不厌其烦地去做那些日理万机的行政工作，从不捉摸人，很信任自己的下属，从不整人，不以势压人，必要时采取折衷方案，适当妥协，为把工作做好，维护团结，真是惊天动地。他曾多次讲过，他天性富于调和。

　　周总理没有犯过政策置于原则上的错误，就这样还善于自责，严格要求自己，自我批评。在他的思想深处，求同存异，力图和谐。在西花厅，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在工作中，不管谁挨了总理的批评，是一般批评，还是严厉批评，批评的事实是否出入，批评的事是否自己经办的，都不要解释、申辩，而是先把批评领回来。批评作为接受教育、提高认识水平、改进工作的动力。没有哪一个人因挨批评而背思想包袱。总理是这样要求别人，也是这样要求自己的。

　　自１９２７年周恩来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到１９７６年病故，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日子里，周恩来一直是党的核心领导成员。这在中国共产党内，只有周恩来总理一人。长期在中央做实际工作，是党中央各个历史时期几乎所有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参与制定者和指挥者。做为反对者总想把他搬倒，可是他们又怎能把他搬倒！

　　周恩来是个成熟老练的政治家，既讲原则又不失灵活，既讲斗争又不失分寸，既宽厚又不怯懦，既自信又不专横。他处理党内矛盾的能力和参加政治斗争的经验，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想要打倒他，那是白日做梦！

　　我和朋友在初冬的阳光下，坐在不染亭里，做了看完展览的一番感慨和议论，周总理的一生是有很深的文化底蕴，而且是中外文化的结合，仔细研究，我和朋友认为研究总理的文化，那一定会有非常现实的意义。我们带着无限的崇敬和对未来的信心走出了天津的西花厅。

与友游天津广东会馆

　　朋友到天津来，带来了温暖，把前两天呼啸的寒风，和抑郁阴霾的空气一扫而尽，和朋友信步去鼓楼转转。初冬的阳光，洒在鼓楼的四边，远处眼前都是美丽新异的高楼矗立，登上鼓楼，你不得不感叹，天津变了。上个世纪末，鼓楼地区危改大规模展开，这个老城的市中心，旧貌换新颜，我的朋友欢呼，风景这边独好！

　　我们围着鼓楼，边走边聊，看到一个戏剧博物馆，我在天津几十年，竟然从未注意到这个招牌，一瞥大门，还在修建之中，不正规的后门，一个老人在售票。门票不贵，每位5元。我和朋友欣然而至。

　　从后门进去，推开陈旧狭窄的木门，眼前豁然开朗，一个精美的舞台展现在你的眼前，恰好正有一个西欧的旅游团，有二十多人正在观赏戏台上的民乐合奏步步高。这是首有着浓郁传统特色的广东音乐，优美流畅曲调，生动活泼节奏，戏院里音浪叠起叠落，充满轻快和激昂。

　　我的朋友用了首唐诗表达她心头的惊喜：“曲径通幽出处，禅房花木深”。我也欢呼：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原来这就是天津赫赫有名的“广东会馆”。

　　天津近代史上记载，外地人在天津曾陆续建立过二十余家会馆。所谓会馆，《现代汉语词典》注解：“会馆是同省、同府、同县或同业的人在京城、省城或大商埠设立的机构，主要以馆址的房屋供同乡、同业聚会或寄寓”。会馆实际上就是同乡会，是同乡们的一个政治、经济与社会活动的场所。

　　眼前“广东会馆”，是广东商人集资9万多两白银，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正月正式在天津落成，会馆象一座大四合院，砖瓦木料大多从广东购买，院门宏阔，罗汉山墙高耸，厅堂都出廊厦，内部装修华丽，很有岭南特色。南部为四合院，北部为戏楼，东西两侧为贯通南北的箭道。会馆的门厅为砖石结构，山墙砌成岭南地区常见的阶梯形状。大门内是一镂空雕花木制屏风，刻有“嶺渤凝和”的匾额挂于正厅檐下，以示岭南粤商与渤海之滨民众的和睦关系。

　　天津广东会馆以戏楼最为有名。戏楼设计独特：看台分楼上楼下二层，座席分散席、茶座、包厢三种。戏楼和戏台全为木结构，戏楼以梁架跨度大，雕刻精美见称。戏台为伸出式，无木柱，坐南，向北伸出，近正方形，居于戏楼正前方，观众可以三面观看演出，可容纳七八百人。戏台设计的吊伞宝顶别具匠心：戏台顶子用数以百计的变形斗拱，构成鸡笼式藻井，重约10吨，外方内圆，堆砌结榫，蝶旋而上。不仅造型别致，还起到音箱效果。演员只要在这个伞顶上演唱，不用扩音器也可声达全场。舞台天幕正中镶嵌“天官赐福”四个字，缕空彩色木雕，天官、仙童立于拜台之上，群猴嬉戏于松柏、灵芝之间，四角是口衔枝条的蝙蝠，构图精巧匀称。包厢栏板和隔扇门窗亦雕有凤穿牡丹、松鼠、葡萄、四季花卉等图案，刀法精细，栩栩如生。前人的睿智与工巧，令人身临其境后无不啧啧称道。

　　这是天津市至今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清代会馆建筑。1999年出版的《20世纪世界建筑精品集——中国卷》收入了这座建筑精品，它也是天津惟一入选的20世纪建筑精品。2000年7月广东会馆晋升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在天津广东会馆有过几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活动。1912年2月，在此举行过庆祝中华民国成立大会。3月，响应孙中山先生的号召，发起成立募国民捐联合会。8月，孙中山到津，在此举行过隆重的欢迎大会。9月，举行欢迎黄克强、陈其美、宋教仁大会。后来孙中山从太原再莅津门，又举行过有6千人参加的大会。

　　在这座戏楼上，1911年就演出过革命新剧。 “五四”时，这里经常举行群众集会或演出，著名表演艺术家梅兰芳、杨小楼等人都曾在这戏楼上演出。邓颖超在这里演过话剧，天津戏剧博物馆几个字，正是邓颖超所提。

　　这个会馆的碑文写道：人生斯世，不能离群而独立。士就燕间，农就田野，工就官府，商就市肆，群萃而州处，其常焉者也。大丈夫志在远图，天地四方，皆其所有事。只身万里，航海梯山，群之萃者，有时而涣然一闻乡音，感情斯动，从可知桑梓之谊。既有同心业务之联，更需群策涣也。而使之萃，则必有地焉，以為联属。然后无事则杯酒言欢，有事则同人协赞。形式所存，精神斯寄。族有祖祠，乡有公约，客居有会馆，其揆一也。

　　我和朋友读建馆的碑文，有很多感慨。我想如你在他乡或异国工作，这碑文一定令你感到写出你的心声。我们走出会馆之时，又听到了一张一弛，富有动力的步步高音乐。

宝贵的历史遗产

　　中外都有一句这样的名言，就是最烂的笔头，胜过最强的记忆。这就是告诉人们，你再好的记忆，不如记录下来，那是有文字可查的。文字的功用之一，就是记录人类的文化，在时空中留住了历史，使人类的历史得以长久流传，使人类的创新知识和经验得以积累增加。

　　在淮海战役展馆里，有一本《淮海战役日记》。日记上的字写得密密麻麻，要用放大镜才能看清楚。这是华野后勤部长刘瑞龙所写，记录淮海战役期间后勤账。一本厚厚的大32开的自装白报纸日记本，正反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工整秀丽的蝇头小字。当时纸张奇缺，为了节约，字距、行距特小，字比报上的6号字还小。有人数过，每张只有一半A4纸大小的页面上，写了2000多个字！这本日记，是从刘瑞龙部长家里征集来的，现在是馆里一级文物。

　　刘瑞龙从参加革命开始，就养成凡事做笔记和坚持写日记的习惯，他不辞辛劳把他参加过的会议、来往电报、信件和领导的指示以及调查情况都详实地记录下来。战争年代，他可以丢掉衣物和其它生活用品，却一定要把这些资料保存好。仅在第3野战军任后勤司令员期间，他就收集保存了近200万字的资料。这些资料为我们研究党史、军史、革命史，总结历史经验，提供了珍贵而可靠的实证。

　　这是一件很不简单的事，看似平凡，确实极不平凡。这需要多强的毅力和韧劲。套用一句话，一个人写十天、八天的日记太简单了，如果写上一年、两年也是不足为奇的，但你要长期坚持，一辈子坚持就难得可贵了。刘瑞龙就是这样一个难得可贵的人。

　　1997年出版了他的《淮海战役支前后勤日记》，张震同志曾高度评价了这部日记，认为它是中国革命光辉历史的重要见证，其中所总结的战时后勤工作的经验，在今天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刘瑞龙一生酷爱读书，勤于笔耕，他爱书爱到了痴迷的程度。在浩瀚书海中，他获得了丰富的知识，享受了极大的乐趣，也忘却了痛苦和烦恼。即使是在炮火连天的战争岁月，不管条件多么艰苦，刘瑞龙都要想方设法弄书来读。他阅读的范围十分广泛，不仅喜欢古今中外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学书籍，而且对农业、医学方面的专著也很感兴趣，因此，刘瑞龙家里除了书就再也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了。刘瑞龙也成了一个博学的人。他是我党难得的一位德才兼备的高级领导干部。

　　他既是我国农业工作的一位行家领导，又是一位通晓农技科学的专家、学者、教授。在其战斗的一生中，有近６０年从事农民运动、农村工作和农业建设。他以饱满的“三农”情怀，为我国农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上个世纪80年代初，已是古稀之年的刘瑞龙，先后兼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副主任和《中国农业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主任。《中国农业百科全书》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一部农业百科全书。刘瑞龙不顾年迈多病，对全书的成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1988年5月25日，78岁高龄的刘瑞龙，在广州参加全国农史学会学术讨论会时，因劳累过度，心脏病猝发，走完了他兢兢业业的革命一生。

　　刘瑞龙生于1910年，出生后70天，父亲就去世了，孤儿寡母十分窘迫。母亲是一个老儒生的女儿，精通文墨，她要求儿子勤奋读书。刘瑞龙也很听母亲的话，读书也十分刻苦，14岁便考入通州师范，当过老师。

　　刘瑞龙多次把自己收藏的文物和书籍捐献给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把几千册书籍送给了他的母校——江苏南通师范和南通农校。在江苏省的泗洪县的淮北中学,矗立着刘瑞龙的铜像。他是这个学校创办人之一。

　　一件有趣的事，刘瑞龙1949年1月11日的日记开始，是他用缴获的杜聿明的派克笔记下的。刘瑞龙曾向记者讲述了原由。淮海战役结束，华野司令部人员从陈官庄回来到赵山头时，政治处主任唐亮、钟期光决定将这支笔给刘瑞龙。杜聿明在陈官庄战场被俘后，送到俘虏收容所，让他写名，他不写，他总用牙咬这派克笔。把他押到磨房后，他又用石头把头把自己的头敲破了，被担架抬到了华野司令部，送医院包扎时则将随身物品交公了。战友和领导把战获品钢笔分配给他，也是对他的厚爱和特点的尊重和支持。此笔至今保存在淮海战役纪念馆。

　　他在川陕苏区和战友留下永世流传的石刻标语，他的日记又记录了解放战争后勤工作丰富历史资料，他在农业部工作，又主持编辑了知识浩瀚的《中国农业百科全书》。他还留下了几百万字的读书笔记和诗篇。我想这不是他的个人遗产，是当代中国革命的丰富历史的一页。

　　在当今物欲横流，人心浮躁。读到一个知识分子，在艰苦的战争年月和斗争复杂的建设时代，勤勤恳恳的，不畏艰难做了极其认真仔细的工作记录，显示了一个文化人对事业，对历史的良心和责任感。他的事迹将永存历史，激励后人。

中国红色标语第一人

你一定去过一些有名的山川，那一块块在石壁上錾刻的文字，成为书法艺术的宝贵财富，这是一种文化遗存，是中华文明的瑰丽奇葩，也是历史上的文化人和匠人留在坚硬石头上的心血啊！

让我震惊的，感动的，就是在川陕苏区的石碑群。在群山之巅、道路两旁、关隘渡口、村民院落、街道周围、祠堂庙宇、坟园墓地等处的石崖、石墙、石碑、石柱、石坊、石门廊、石板壁上錾刻言简意赅、短小精悍、通俗易懂、乡土味浓的石刻标语。尽管文字的艺术形象有高低之差，文字叙述的内容有深浅之分，但每一块碑石，都是对红军的拥护，对翻身解放的渴望，都诩诩如生表现了这块热土上人民，如火如荼的革命热情。这千万块碑刻，汇成了一首壮美的史诗，在川陕大地源远流长。

我多次参观过这些红色标语的石刻，每当凝视这些文字，“列宁万岁！”、“争取苏维埃中国”、 “军民合作！”、“铲除封建势力，推翻国民党统治！”、“平分土地”、“拥护中国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教育”、 “打倒帝国主义”等鲜明的标语，这些用心血刻在石头上的口号，是和岁月是永存的。透过这些石刻的文字，让人看到在那个风雨交加的年代，一群具有理想的文化人，以怎样的文化宣传和身体力行和石刻工匠一起，融汇和提炼那个时代生命的符号。立在这些碑刻前，他们的情感以中国式的文化记录下来了、被保存下来，成为独特的历史风景，使后人感动。回望历史，让人感悟，在岁月不息的流逝中，应该如何传承这革命的精神和人文种子。

一个偶然的机会，了解到对这些石刻的标语的錾刻的组织者和指挥者。是人杰地灵，人才辈出的江苏南通人。他就是江苏南通地区早期共产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解放后一直默默的在农业战线忘我工作的，农业部常务副部长刘瑞龙。

这是一个文化人， 1910年生于江苏南通， 1927在白色恐怖笼罩中国大地，那血雨腥风的日子里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生忘我、执著、追求，写下了他不平凡的一生。在历任县委书记、政治部主任、宣传部部长等职。他在川陕根据地留下了全国绝无仅有的一道红色风景线——红军时期大小石刻标语1.5万多条，由刘瑞龙亲自策划撰写，至今仍保存4千余条，堪称中国红色标语第一人。

他和许多革命前辈一样过雪山、走草地、历尽了千辛万苦，经受了残酷的战斗洗礼。他也有和一般人不一样的地方，他对文化的重视，更显出他的多彩的一生。

在刘瑞龙组织策划的众多标语中，影响最广，名声最大是通江县沙溪乡景家塬村的大崖上，有磅礴壮观之气势，给人强烈震撼的就是“赤化全川”这幅标语。这是刘瑞龙多方工作，请了巴中县恩阳乡一位姓张的小学教员泼墨挥毫墨宝。红军錾字队为早日完成这个工程，数十名红军战士和工匠，晓行夜宿，日日不休。他们用麻绳拴住箩筐，人坐在箩筐里，从崖顶用绳子放下，人悬在半空中作业，横平竖直，精工细刻，历时5个月方才完工。单字高 5.9米，宽4.9米。字道深350毫米，宽350毫米。笔划内可轻松躺卧一个人，一个字内可躺卧10多人。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后，当地豪绅地主要铲除标语。为保护红军留下的精神财富，当地群众提前用稻草灰调米汤将标语糊上，使石头上看不出字迹，使这幅巨型红色标语得以幸存。1980年被四川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并已载入《中国名胜词典》。

一个秀才军人。他严格要求自己的精神真是感动天感动地。他1929年至1988年创作了近200首诗词，真实地记录了他60多年的革命生涯。他从小就喜欢古典诗词，他用枪也用笔投入战斗。他写的诗词，借以抒怀，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的党史、军史和农史。他早期“在马背上哼成的”诗作，有土地革命时期用“三字经”的形式写成的布告、通告，有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激烈斗争的真实写照，刘瑞龙在文革中被非法关押长达5年的时间里，写下了30多万字的读书笔记。他利用放风时间，从垃圾堆里捡起一片片破烂的烟盒纸，工工整整地写下了许多诗词。后来汇集成册的《刘瑞龙诗稿》，是一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诗词集，是一部给予后人以丰富教益和深刻启迪的警示录。

有时间，容我再介绍这位文化人，让人感动的革命经历，和朋友们共享。 

女将军第二个丈夫的命运

　　昨天的博客记录整理了中国建国后的第一个女将军。讲了她悲壮的一生。其中说了她的第二个丈夫，无奈和她离了婚。我对第二个丈夫，印象是深刻的，因为他在我的家乡南京任过倒数第一副市长，还任过江苏省政协副主席。1967年夏天，那个不正常的年月，熟知他的人，把他藏在南京一个农场里好几个月，直到风头过后才把他送走，从而使其逃过了一大劫。

　　张启龙为人正直正派，敢于仗义执言，疾恶如仇。正因为他这个人生最闪光的优点，一生坎坷，经历了多次大难，命运是曲折而又悲壮。

　　他当过小学教师，知书达理。朱德、陈毅同志领导南昌起义的部队到湘南的时候，他发动群众，参加朱德等领导的湘南暴动，后又跟随部队到了井冈山。

　　现在死者不能复生，生者只有留念心中。思前以激志，忆旧为促新。往事能给我们多少教训和警醒。

　　张启龙弃笔从戎后，屡次遭到不公正的对待。在湘赣苏区他担任领导，为了换取我军极缺的军需物资和西药，决定释放一个被我俘虏的敌人团长，因此被捕受审。他被指控为反革命分子和右派分子，开除了党籍，并撤销湘赣苏维埃副主席职务，投入监狱，并拟判死刑，由于不少人反对，最后罚做劳役。当时共产党人处分之严厉，是司空见惯的。妻子李贞到保卫局看望张启龙，问丈夫这是怎么回事，他只是说：“情况可能会更坏，你要有思想准备。”李贞流泪了!这位坚强的女共产党员，在最困难最危险的情况下，都没有流过泪，此时却哭了，哭得很伤心……。张启龙经过反复考虑，唯恐某些人借此加害李贞，在监狱中签了离婚书｡为了她人，忍住自己的悲痛，在他可能离开人世的关键时候，要求妻子离婚，这是何等的胸怀！

　　幸好，湘赣苏区的“肃反”扩大化很快得到了控制。他跟随长征中，从一个做劳役的人得到了解放。全国解放后，张启龙同志曾担任过黑龙江省委书记重要职务。

　　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他加强领导，正确执行政策，防止发生“左”的和右的偏向。在审查黑龙江案件中，重证据不轻信口供，依法判决，坚持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对反革命分子除了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极少数人外，大都实行劳动改造，给他们以重新做人的机会。获得了中央和群众的好评。我想张启龙曾深受党内“左”倾错误之害，对“左”的东西深恶痛绝，必然会力所能及地对“左”倾错误进行抵制。

　　力所能及地对“左”倾错误进行抵制，这一正确的思想，使他后来带来了更大的灾难。电影《怒潮》1963年底，有人反映他和作者见过面，并向毛泽东作了汇报，而且说他和人酝酿联名上书中央要求为彭德怀平反。

　　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因替彭德怀翻案被罢了官，由他——常务副部长主持工作。上任后，在他的工作范围内，尽力纠正“左”的错误倾向。张启龙在为别人平反时，自己却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了不白之案。1964年，浏阳县委将所撰写的《浏阳县革命史》送张启龙审阅，征求意见。在当时有关彭德怀的革命活动和历史功绩是不能宣传的禁区。张启龙审阅《浏阳县革命史》稿时，竟因此事闯下大祸，给张启龙戴上企图为彭德怀翻案的大逆不道的罪名，有人向党中央、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1965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张启龙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的职务，调离中央组织部。一下子连降数级，同年10月，被贬往南京了。

　　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在“文革”中，张启龙历尽磨难， “老账”、“新账”统统翻出来，重新清算，打成“老反党分子”、“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骨干分子”等等，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被投入监狱关押了起来。

　　性格决定张启龙将一个悲剧性历史人物。在他晚年的时候，蒙受的不白之冤，全部昭雪。艰难困苦的斗争环境和坎坷多舛的经历，磨砺了这位老革命家的意志。

    在他80高龄时升为中纪委副书记。他是林、江反革命集团案审查第二组的组长。有一次，张启龙等几个老同志，打算劝江青认罪。张启龙在延安时期担任过高级党校一部主任，是江青的老领导和教师，年纪也比江青大许多。可是，张启龙没想到，刚一开口劝江青，江青蹦了起来，伸出拳头拒绝。

　　1987年6月，张启龙在上海病逝。终年87岁。他一生襟怀坦荡，开朗豁达，一直保持着革命乐观主义情绪，忠心耿耿、任劳任怨。几十年来，经受住了成功和失败，顺利和挫折的各种考验。正如他自己说的：回顾我一生的政治生涯，每当遇到重大政治运动和风波，不管斗争多么尖锐，形势多么复杂，我始终抱定一条原则，为了人民的利益，置个人生死名利于度外，认真履行职责，义无反顾，无怨无悔。我是这样走过来的，还将这样走下去，直到生命尽头。

　　性格决定命运，他就是这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