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之前，当各网站刚开始把底色换成红色，一点开就跳出一“国庆”大广告时，就想着写一篇文章，叫《红与黑》。红是三原色之一，是所谓的中国色，我觉得是好的，中国不缺血。

后来没写，一是事情忙，二是貌似有刻意的矫情。今天，多少要写几个字。

 

前天，老妈突然打电话给我，让我方便的时候给老爸打电话。我每天在瞎忙，为着一些不知所谓的东西，拖到晚上在拨通老爸的号码。

然后我知道，那所已经三十多年的小学，我曾经启蒙的小学，老爸工作了二十多年的小学，就要被撤销了。其实之前早有征兆，镇上的小学不断扩建，农村有些钱的人就把孩子送到镇上读书，但毕竟是少数。乡里的总校，旗里的教育局才是罪魁祸首，他们一次次组织考试，只为了把一些代客的民办教师刷下来。就我知道的，有干了十几年的就这样被名正言顺的“下岗”了。

不知道总校的某人抽哪根筋，就是想着把我们村的小学撤掉，合到十里之外的另一所小学里。为此，他始终不给村小学配备英语教师，导致家长们不得不把孩子转走。而那所小学，没有宿舍，没有食堂，在应该已经达到零度的内蒙北部，在这个国家过寿的时候，每天坐在操场上吃饭。七八岁的小孩子，每天

 

 

国人熟悉科马克•麦卡锡，多数应归功于美国导演科恩兄弟的电影《老无所依》，《老无所依》斩获第80届奥斯卡四项大奖，电影的成功让这个美国老牌作家声誉更隆。科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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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克奖，似乎特别钟爱那些移民的作家，奈保尔、拉什迪、库切，加上去年的年轻女作家德赛，而且这其中三个都是印度裔的。他们用英语写自己离开的国度，仿佛只有站的远远的，才看得清那儿的人和事。
　　
　　人们对成为本族的异族人身份的好奇是如此强大，以至无时无刻不把注意力聚焦于文化间的相互冲击。某种程度上，大不列颠王国似乎是无限钟情于自己早已不在的殖民地；而当民族独立的浪潮消退后，曾经的殖民地也开始泛起一股浓厚的怀旧情绪，这像是一个柔弱的姑娘同霸占了她、又和她生活了许多年的强力情人之间的关系。如今年华老去，回忆起来的竟然不全是伤痛可屈辱，竟然还有温情脉脉，还有记忆之光。然而，这光来自地上的碎玻璃，凌乱，充满划痕，永远也完整不了。
　　
　　遍览欧洲、美洲，你会发现无数生活在异国他乡，并且用非母语文字写作的作家和诗人，这是仿佛是一条通向缪斯的捷径，文学史上伟大作家的流放经历，可以排成好几个加强排，相关的研究也多得是。甚至是没落的中国文学里，美国的哈金、谭恩美，日本的杨逸等人，也日渐打进异国文学的主流，屡获大奖。可是在这个世界上，你掰着指头算一下，有哪个

　　刘震云的新书《一句顶一万句》被他自认为是其最成熟、最大气的作品，被评论家认为是表现“中国人千年孤独”的著作，读完掩卷，不禁喜少忧多。它的优点在当下文学中显而易见，而其缺陷也颇具代表性。
　　　　
　　 是话在说人而不是人在说话
　　
　　　　首先必须看到，《一句顶一万句》里刘震云依托故乡和童年经验，重新发现了汉语写作的可能性之一，把传统说部和现代叙事方式作了尝试性的结合，这种结合不是莫言式的章回体的回归，而是在整个故事采用古老的民间故事结构形态的同时，细部却用现代叙事技巧来进行装点。表现在本书的语言上，则是把具有现代特点的“话语”思考纳入到日常语言和日常经验之中。
　　
　　　　语言一直是刘震云写作关注的焦点，表达和倾听是他结构小说内核最常用的策略之一，《一句顶一万句》达到了这种策略的极致。刘震云比创作《故乡面和花朵》与《一腔废话》时的进步在于，他终于可以回归到对日常语言的表现上来。这对当下文学界对语言的漠不关心和过分强调是一种反驳，刘震云的语言是及物的，也是有根的，但他对语言主题的过分关注也因此中了语言的圈套。《手机》中最后也是唯一有价值的一部分“

   《大教堂》是卡佛的第二本中文版小说集，第一本是17年前的《你在圣·弗兰西斯科做什么》。卡佛在中国并不知名，但他始终有一群信徒，他们甚至专门设置了“寻找雷蒙德卡佛”的博客和豆瓣小组，更有人自发将他的作品翻译成中文，免费挂在网上请众人看。
　　雷蒙德卡佛，50岁，他的生命长度大概可算个中篇，但他的作品都比生命要简短。多么奇怪，简短的作品赋予卡佛更长的生命；他大半生生都在与酒做断断续续的斗争，死于吸烟，但他的小说却不含任何烈度，更没有烟雾缭绕。
　　
　　简约主义是一种态度
　　卡佛被当做“简约主义”（或极简主义）的代表作家，而且是平民的、草根的。当然，人们后来发现卡佛的许多作品之所以那么简约，和他的责任编辑密不可分，后者不仅大篇幅的删改他的小说，甚至流传最广的一部小说题目《当我们谈论爱情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谈论什么》，也是编辑改定的。这无损卡佛自身的简约，他始终秉持着自己的创作理念。
　　同20世纪其他伟大的短篇圣手——塞林格、卡尔维诺、博尔赫斯、埃梅等人相比，卡佛几乎没有其他小说家那种别出心裁的构思、也不崇尚叙事上的技巧。他不仅仅是简，而且是平；不仅仅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