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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当学术黑幕揭开的时候，什么最能刺痛我们的心？什么最应该令我们义愤填膺？

邹教授既然敢点名点事，大致不会空穴来风，但或许只能当作这次学术揭黑的佐料而已。


虽然吾师也怒对这一班经济学教授，在此之前，无论出于学科（我的学科一直是跟经济学对着干的，但还没博得个显学的绝对位置）还是出于师门，我是愿意充当个马前卒的。

因此我的态度是：对于经济学等显学当中的腐败丑恶现象，应该痛骂，但，似乎不应该是这些方面，至少不应该局限于这些方面。


原因：

 邹教授讨伐张院长的檄文，终于挤入了各大新闻门户的前十，其事态人气料必有望冲击并突破此前张教授的学术揭黑事件。

原因如下：北大相比人大，加1分；经济学相比政治学，加2分；邹教授遣词造句招惹是非的能力相比张教授，加3分；经过揭黑事件历练的媒体经验，加5分……

特殊性如下：此前的时间是明星教授挑战实力派院长，现在张院长兼明星气质与实力掌控为一体，邹教授虽然业内也以办学与个性著称，但只有通过此次一役，才能最终衡量其魅力与实力。

由此得出结论：此次学术政治二番斗，来势不俗，看点颇多，值得期待。

 

巨人姚明苦捱过全世界的怀疑而成为NBA的巨人，迎接他归国的却是网络民众如潮的恶毒攻击，只有身陷出家门而被我们记忆的陈晓旭，却在不幸病逝后，成为我们终于可以记忆的经典。如果说姚、林的粉丝相信他们终究将成为经典的话，易中天于丹贵为一代电视文化旗手，却无法阻止自己在公众记忆中的遗忘。

 

从来没有一个时代拥有如此众多的偶像，也没有一个时代的偶像因为诅咒与遗忘而遭到如此迅速而无情的淘汰。当伊拉克民众推倒萨达姆塑像的时候，整个国家面临的是一个历史性关口，而通过商品货架与网络链接发挥巨大影响力的今日偶像，则于平俗生活中感受着生死沉浮。

 

激变：偶像的双重功能

 

其实，当现世偶像通过电波与网络降临人间的时候，我们一度以为这些大众偶像只是替代了宗教与政治偶像，在他们的地位发生变化前，也确乎如此。

偶像的起源，简单来说就是作为一种群体性生物，人类长久维持群体存在的不是利益而是共同的价值，毕竟，纯粹的经济学交易是在个体绝对自由的理想市场中发生的，因此两个个体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可能只发生一次交易便老死不相往来，而人的现实生

 

经典毕竟就是经典，这是一些可以从中发现很多的文本，最近补习米尔斯的《社会学想像力》，获益颇多，其中最具现实意义的就是顿悟到张鸣教授捷黑学术圈事件，其实是现代知识发展中的一个伪问题。

 

我记得张鸣教授连续发言后不久，我写了篇质疑媒体炒作的文章，当时跟一个报社编辑打赌：一个月后，关于此事件的任何貌似激烈的探讨将烟消云散，我们对高等教育发展也不会得到任何建设性成果。

 

事实如此，现在如果不是张鸣教授本人或者我这样的打赌好事之人，谁还会主动记起此事呢？

 

抛开媒体更为热衷的恩怨善恶问题，张鸣教授的系列文章揭示的是现代学术制度中“衙门化”甚或“黑社会化”的倾向，在这样的背景下，张鸣教授的言行颇有“旷野呼号”的悲愤，不过，纯粹的“旷野呼号”也许只有美学的意义，而无法阻挡制度的趋势。

 

有趣的是，当米尔斯或痛心疾首或嬉笑怒骂美国社会科学界的时候，其中颇多段落与语汇是与张鸣教授契合的。米尔斯如此展开其论述：

1、我们倡导科学（首先是自然科学）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科学知识发展的实况（譬如混乱的物理学前沿

 

感谢央行、感谢银联、感谢各商业银行的英明的决策者与卓越的执行团队，令我可以在这个北京炎热夏日午后，于ATM机上取款2万元，否则，我只能坦然接受并独自玩味自己的宿命——“在您之前有180位客户在排队”（当时有3个窗口能排队）。

 

根本不苛责这台机器为什么一口能吃上万却只能每次吐三千，我欢欣鼓舞、神清气爽，似乎ATM机提升取款上限要比移动降价还令人振奋。回顾起来，移动降价，就像公厕收费5毛改3毛之改良，固然可喜，但央行新政，则如一举改变了内急如厕无门的历史状况般具有其革新性。

 

常人思维：变幻莫测的银行形象

 

对中国银行体系感恩戴德半晌，才觉到自己的高昂情绪颇不靠谱，不管是100还是100万，作为储户，毕竟是银行的客户，在存折上也贵称“贷方”，多年以来受到不公待遇，一朝得解放，最多也只能来个喜极而泣吧。

 

实际上，除了在舆论潮头振臂高呼的学者与律师们，中国民众与银行之间颇逗了几回闷子。至少从个体心理成长来看，诞生成长于短缺时代的吾辈中很多人都是从可以随时取钱这点上，形成了对银行的神秘崇敬（父母兜里的零钱

 

提要：不可否认，辱师事件发生在中专学校中，有其特殊性，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义愤满满的网友可以堵截侮辱教师的无良“耳钉男”，却无法阻挡师道在当代的沦落

 

大闹学校课堂、羞辱高龄教师的一班学生，没想到由此突然获得了公众人物的“礼遇”，在学校门口遭遇媒体与网友的围追堵截，其中的“耳钉男”更有望成为嚣张学生一族的代名词。

 

当发泄了怒气的网友与发表了报道的媒体归家之后，事件进展到一个“该想点儿什么”的阶段，此时，难道媒体与专家们只有慨叹青少年教育现状的份儿？

 

这不是一个我们如何进行青少年教育（狭义上的道德素质教育）的问题，而是现在青少年在介绍什么样的教育（不仅是教育的内容更是教育的形式）。

 

几十个网友通过网络动员起来，共同在现实中完成一项“道德使命”，这在我们时代还算一个突发的新鲜事件，但希望凭打压“耳钉男”的嚣张气焰可以警戒一批“耳钉男”的现形，不仅为时尚早，而且显得有些徒劳，因为，如果说“辱师视频”只是一个偶然的戏剧化事件的话，师道的沦落则是我们时代的必然趋势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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