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好你只需要远远地看着这个伟大的人物无比寂寞而又万分热闹地死去。

        迈克尔.杰克逊。八十年代真正的巨星。

        当我们谈论他的死亡，就好像这一切早该发生。我们貌似公允地评价他的音乐已经不朽，我们富有同情心地看着他的身后种种。我们似乎忘了，他曾经升起在我们的血脉里，在那个逝去的人性飞扬的八十年代，他站在个人主义的绝顶，让我们幻想个人价值的凯旋。

        而今，他的音乐固然不朽，他的时代却已然被我们翻过。走在新消费主义庸常而幸福的城市里，我们习惯了听着不痛不痒的靡靡之音。我们抛弃了杰克逊，在八十年代的荒原里。他留在了那里，像一座失落的废墟。是杰克逊杀死了八十年代吗？不，他只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一件玩具

    最近收到一些关于《南京南京》政治不正确的批驳，好像批驳者们的情绪比较激动，并且有预设立场的嫌疑。
 　　陆川做南京，本来就是大胆之极的举动，南京的题材已经做了很多，想出新很难，想搞一些独立思想的小动作也很难。
 　　这部片子我也看了。首先必须承认，电影本体语言是好东西，力气花得足，给观众的是精致靠谱的东西。不糊弄观众，这是根基，当下导演能做到这样，已经很不容易了。
 　　意识形态上，我不想说得太多。围绕这个题材的意识形态，不是极端民族主义，就是军国主义或者卖国主义，帽子太吓人。
 　　我只想提醒看过的朋友们想一想：《南京南京》所反映的灾难开始于何处？显然，开始于一座当局不在场的空城。南京的悲剧是在当时法定政府不在场的状态下出现的悲剧，更进一步说，当局不仅不在场，还对辖下居民毫无交待。这算是什么流氓行径？

瓷器之国的一次性悲哀

 　　

 
 
 　　王刚在北京台著名的“天下收藏”栏目里有一个著名的道具“护宝锤”，看到赝品瓷器就一锤砸下去，毫不手软。每每护宝锤出场，鉴宝者心惊胆战，旁观者且疑且惧，颇有悬疑片的收视效果。今年初王刚在给制片人卞亦文新书捧场时称，“就瓷器而言，现在有95%的人在玩着95%的赝品”。一言既出，不知道多少

（潘采夫《二时代）序）

    “二时代”！拿到书稿会心一笑，有如见到孙悟空，在盘丝洞里大喝一声“定”，妖魔鬼怪纷纷保持一个“二”的姿势立定，好猴子于是大摇大摆走上前去，揪揪这头牛的胡子，拉拉那条狗的耳朵，尽情调笑一番。

    当然，潘采夫调笑的对象不止偏远山区盘丝小洞里的弱势妖魔鬼怪，更多还是朝堂上的文臣武将，或者山野中的高士贤达。本书目录所涉人物从陈丹青、余秋雨到黄苗子、文怀沙，大多是文化人物。可怪的是，当今天下，不管是朝堂上一名玩“躲猫猫”的衙役，还是山野里的一介玩“纸老虎”的村夫，不管是德艺双馨的文艺界人士，还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房产商人，朝堂内外，城乡山野，一派“二”姿烂漫。不管是多么高尚的人士，忽然之间就“二”得不可救药了，而且一“二”起来，就好像法庭上罪犯获得精神病科医生的脑残鉴定，拥有了“二”的通行证，可以一“二”再“二”，“二”不可当。

    如若有人不小心被此“二”人的“二”举所伤，道理官司是打不成的，脾气好的人用忍气吞声息事宁人退避三舍可解。如果气愤难平，一定要一决高下，有两个办法，第一，如果事关真理正义，可

                                

            （《TimeOut北京·消费导刊》，4月16日刊卷首，本期随刊附送环保餐具一套）

    据说看一个家庭到底是否家道殷实，坐坐他家的沙发就知道了。宽大、舒适、承托力好的沙发，代表着一个经济承受力较强的家底，另外，主人的大方自信也可以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如果经济承受力差，沙发往往品相质量皆凑合，甚至没有；经济承受力本来不差，但是主人若有吝啬之癖，沙发就难免别扭，或尺寸不对，或色彩不对，或质地不对；反过来，主人如果过于大方，沙发往往尺寸过大，成为陋室里的突出一景。

  &

袁伟时先生来京，给凤凰大讲堂讲五四，讲到酣畅淋漓，原定的一期节目变成了上下集。

我们一行人在渝乡等他，招眼望去，满桌都是21世纪的新青年如潘采夫、陈远……但是这些新青年再怎么新，再怎么青，跟袁伟时先生比起来，也不够新，不够青。

伟时先生最近的新闻是让某经济报的总编留岗查看。先生向总编表示慰问，总编倒是安慰伟时先生，请他不要担心。说起那篇文章，这位总编已经很负责地按审查要求修改过了，无奈阅评人员看了伟时先生的博客原文，因而大怒。

伟时先生老而弥坚，在中山大学受到严密保护，属于学术自由的榜样。

时代仍有新青年如袁伟时，那是这个时代的大幸。

 

 

 

    北京有一条三台山路，杭州也有一条三台山路（详见TimeOut北京4月2日刊）。

    北京的三台山路地处城乡结合部的险恶路段，它附近有旧宫、十八里店、小红门路等等让人闻而却步的地理名称。杭州的三台山路与杨公堤平行，与龙井路衔接，附近双峰村、三台云舍、乌龟潭、于谦祠、三台阁、浴鹄湾，听起来就让人心驰神往。

    住在亦庄开发区的白领们对北京的三台山路不会陌生。他们每天早晨开车经过这条路一路向北，穿越四环来到城内办公或办事；每天晚上再开车经过这条路一路向南，穿越五环奔向开发区，回到他们睡觉的地方。北京的三台山路是一段横亘于工作与生活中间的道路。它与生活无关，也与工作无关，它的存在价值只是为这个城市在安居与乐业之间提供一个勉强的通道。人们不会记得这条道路，它在那些每天使用它的白领们的生活中本不存在。它只代表生活的某一阶段，比如说你和这个城市的关系还比较疏离，或者你在这个城市核心地带生活的权利被这个时代弄丢了。这些恰恰是住在这里的人们亟需忽略的身份标签。谁不希望融入自己生活的城市呢？

    杭州人

从忠于原著的角度看，邹静之显然没有符合大多数张迷的期望。

张爱玲乐于玩味人生的况味。但是在电视剧里，玩味人生况味并不是一条可行的路线。如果是36集的《花样年华》，估计大部分观众都要睡去了。

何况《倾城之恋》，本就是一个大胆明亮的故事。

李多钰

 

《倾城之恋》：张氏苍凉的高调章节

张爱玲的小说，在影视改编中，调子一般是偏黯淡的。张爱玲的语言清冷，不是热闹的那种，用黯淡的色调来表现，倒是合适的。并且黯淡大概也刚好能够表现那是一段过去的时光；黯淡中透着奢华，大概又能表现那是一段过去的好时光。

《红玫瑰与白玫瑰》，一架老式的电梯，男人与女人透过电梯递过来幽深的眼神；人群疏朗的电车中，男人与女人不期而遇，仍能保持着绅士淑女的闷骚。

闷骚是老上海滩故事的主题，张爱玲用她的生花妙笔编织出了上海滩人情世态的主线，男人与女人既相互想往又相互计算，由此低回婉转起伏错落离合聚散。明治时期的日本作家尾崎红叶的名著《金色夜叉》，曾经写过日本明治时期金权主义下的男欢女爱，和张爱玲的上海应该是同一种资本主义背景。不过上海比起日本又多了一种殖民主义的气息。张

（本文待发表，谢绝网络转载及转摘）

 

    从“龙马社”年初问世开始，邹静之、刘恒、万方这个实力派组合一直备受关注。实力派组合，对话剧来说，也就是编剧的组合。编剧当然是话剧的戏核，实力潜力所在，但是很长时间以来，编剧已经沦为明星和导演的配角。明星愿意出演话剧是抬举话剧。这次三位著名编剧组成“龙马社”，共推戏剧，颇有点“咱们编剧有力量”的龙马精神。

    细想这三人组合的创意非常高明。刘恒是北京职业作家的龙头老大，邹静之是影视编剧的龙头老大，万方是中国话剧教父曹禺的女公子。龙马社一出，中国话剧振兴的大旗就扯起来了。虽然说小剧场话剧的山头已经人才辈出，这样的话剧盛事，还是很让人热血沸腾的。

    《操场》是龙马社的第一部大戏。首演当日二日，明星大腕捧场者众，老牌戏迷捧场者众，票房紧俏，盛况空前。报章网络上赞美的评论铺天盖地。一个主流的意见称，长期以来话剧娱乐化现象严重，《操场》代表着中国严肃话剧终于迎来了新的高潮。

    这样的赞美方式我们见得多了。把体制化的思维强加在某一样作品之上，抬高为某种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