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魏东

　　　　　　　　　　　　　　余　华

 

　　4月29日，这是平常的一天，因为你的突然离去，我必将终生铭记这一天。你是这样的一个朋友，值得我，值得很多人用一生的时间来不断回忆。有些人虽然活着，可是对他们的遗忘，也就意味着他们的不存在；你虽然辞世而去，可是你仍然活着，你会在我们的记忆里生生不息，而且历久弥新。如果这世上真的有人可以万寿无疆，你必然是其中的一个。

　　魏东！我在写下你的名字时眼泪夺眶而出。因为你的名字在这一刻爆炸出无数往事，犹如夜空中的礼花一样绚丽多彩。你和我，十年积累起来的深厚友情在此时此刻被定格，我可以仔细回想仔细品味。我的眼前出现了一组又一组的词汇，有些词汇与你毫不相干，比如愚蠢、自私、傲慢、自得、张扬等等；可是另外一些词汇与你血肉相连，就是情义、善良、智慧、谦和、宽容、腼腆等等，这些词汇此刻在我眼前生

 

       　　　飞翔和变形
　　　　　　　　　　　　　　　　　　　　——关于文学作品中的想象（一）

　　　　　　　　　　　　　　　　　　余　华
    
　　今天演讲的主题是文学作品中的想象，“想象”是一个十分迷人的词汇。还有什么词汇比“想象”更加迷人？我很难找到。这个词汇表达了无拘无束、天马行空和绚丽多彩等等。
　　今天有关想象的话题将从天空开始，人类对于天空的想象由来已久，而且生生不息。我想也许是天空无边无际的广阔和深远，让我们忍不住想入非非；湛蓝的晴天，灰暗的阴天、霞光照耀的天空，满天星辰的天空，云彩飘浮的天空，雨雪纷飞的天空……天空的变幻莫测也让我们的想入非非开始变幻莫测。
　　差不多每一个民族都虚构了一个天上的世界，这个天上的世界与自己所处的人间生活遥相呼应，或者说是人们在自身的生活经验里，想象出来的一个天上世界。西方的神祇们和东方的神仙们虽然上天入地呼风唤雨，好像无所不能，因为他们诞生于人间的想象，所以他们充分表达了人间的欲望和情感，比如喜好美食，讲究穿戴等等，他们不愁吃不愁穿，个个都像大款，同时名利双收，个个都是名人。人间有公道，天上就有正义；人间有爱情，天上就有情爱；人间有尔虞我诈，天上不乏争权夺利；人间有偷情通奸，天上不乏好色之徒……
　　我要说的就是神话传说，这些故事中的神祇神仙经常要从天上下来，来到人间干些什么，或主持公道，或谈情说爱等等，然后故事开始引人入胜了。我今天要说的是这些神仙是怎么从天上下来的，又怎么回到天上去？这可能是阅读神话传说时经常让人疏忽的环节，其实这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可以衡量故事讲述者是否具有了叙述的美德？或者说故事的讲述者是否真正理解了想象的含义？
　　什么是想象的含义？很多年前我开始为汪晖主编的《读书》杂志写作文学随笔时，曾经涉及到这个问题，当时只是浮光掠影，今天可以充分地讨论。当我们考察想象在文学作品中的作用时，必须面对另外一种能力，就是洞察的能力。我的意思是说，只有当想象力和洞察力完美结合时，文学中的想象才真正出现，否则就是瞎想、空想和胡思乱想。
　　现在我们讨论第一个话题——飞翔，也就是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如何飞翔？有一次加西亚·马尔

 

    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

                                余　华

 

　　感谢赵旭东教授邀请我来到这里，赵教授是中国精神科和心理治疗方面的权威，他很谦虚，不承认自己是权威，我对他说，你把崔永元著名的抑郁症治好了，你治好了一个权威，你就是权威了。今天，这个权威冒险邀请我这个门外汉来这里演讲，让我担心他的心理是否也出现了一些小问题？

    我想，没有一个人在心理上是完全健康的，起码不可能一生都健康，心理医生也不会例外。事实上，我们人人都有着不同程度的焦虑，对尚未发生的事情的担忧和害怕，这样的心理或多或少地在左右着我们的生活态度和思维方式。1997年的时候，我在香港丢过了一次护照，历尽麻烦之后才得以回到北京。护照的丢失意味着身份的失去，此后的三、四年时间里，我每次在国外的时候都会梦见自己的护照又丢了，然后一身冷汗醒过来，才知道是虚惊一场；而且无论我是在开会演讲，还是在游山玩水，每隔四、五个小时就会神经质地去摸一下护照是否还在口袋里。直到今天，我出国前整理行装时，首先考虑的是穿什么样的衣服可以保证护照的安全，然后再考虑其他的。可以这么说，香港的那次护照丢失，让我在此后十年的时间里只要置身异国他乡，就会出现焦虑，害怕护照再次丢失的焦虑，这是对自己可能再次失去身份的恐惧。

    当然，我生活中时隐时现的焦虑和崔永元的抑郁症相比微不足道，我今天之所以有胆量站在这里说话，是因为我有一个强有力的伙伴，我多年的朋友崔永元先生。

　　我从事的工作是讲故事，用《巴黎圣母院》里吉普赛人的标准，我就是那种将别人的故事告诉别人，然后再向别人要钱的人。我今天仍然要讲故事，今天是免费的。

　　赵教授告诉我，这次会议的主题是讨论这四十年来中国人的心理变化，天翻地覆的变化。

    三十多年前，也就是文革后期，我还是一个中学生，当时男生和女生之间是不说话的，虽然非常想说话，可是不敢说，就是爱慕对方，也只能偷偷地用眼睛看看而已。也有胆大的男生悄悄给女生写纸条，而且还不敢写上明确示爱的句子，都是一些指鹿为马的句子，比如要送给对方

         《活着》麦田新版前言
　　　　　　　　　　　　　　　　　　　　　　　　　　　余　华

 

　　今年是麦田出版公司成立十五年，《活着》中文繁体字出版十四年。麦田的林秀梅打来电话，告诉我，《活着》在台湾出版十四年来，每年加印，麦田决定出版《活着》的经典纪念版，希望我为此作序。
　　我能写下些什么呢？往事如烟，可我记忆犹新。1989年的时候，当时还在远流出版公司主持文学和电影出版的陈雨航来到北京，与我签下了两本小说集的中文繁体字出版合同。在台湾，是陈雨航发现了我，是他把我的作品带到了台湾。那些日子我们经常通信，我已经习惯了远流出版公司的信封和陈雨航的笔迹，两年多以后我收到了陈雨航的一封信，仍然是熟悉的笔迹，却不是熟悉的远流信封了。陈雨航告诉我，他辞职离开远流了。差不多一年过去后，陈雨航和苏拾平来到北京，我才知道他们成立了麦田出版公司。
　　《活着》是我在麦田出版的第一部小说，后来我全部的小说都在麦田出版了。十多年的同舟共济以后，我很荣幸《活着》是麦田出版图书中的元老。1994年初版时的编辑是陈雨航，2000年改版后的编辑是林秀梅，2005年再次改版后的编辑是胡金伦，不知道这次经典版的编辑是谁？
　　我已经为《活着》写下过四篇前言，这是第五篇。回顾过去，我感觉自己长时期生活在现实和虚构的交界处，作家的生活可能就是如此，在现实和虚构之间来来去去，有时候现实会被虚构，有时候虚构突然成为了现实。十五年前我在《活着》里写下了一个名叫福贵的人，现在当我回想这个福贵时，时常觉得他不是一个小说中的人物，而是我生活中曾经出现过的一位朋友。
　　1992年春节后，我在北京一间只有八平米的平房里开始写作《活着》，秋天的时候在上海华东师大招待所的一个房间里修改定稿。最初的时候我是用旁观者的角度来写作福贵的一生，可是困难重重，我的写作难以为继；有一天我突然从第一人称的角度出发，让福贵出来讲述自己的生活，于是奇迹出现了，同样的构思，用第三人称的方式写作时无法前进，用第一人称的方式写作后竟然没有任何阻挡，我十分顺利地写完了《活着》。
　　也许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命运。写作和人生其实一模一样，我们都是这个世界上的迷路者，

 [匿名] 余华迷：您真的会去吗？
　　新闻如下：本报记者郑媛报道5月5日上午10时，河北人民出版社将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一楼东厅举行《星火》新书发布会暨签名售书活动。届时，本书主创人员———社科院美国所所长黄平和作家余华、北大中文系教授韩毓海等专家学者以及《星火》的剧组导演刘毅然，演员梁冠华等将一起来到现场，与读者交流互动并签售。据悉，本次签售活动的图书销售收入和作者稿酬将无偿捐献给革命老区。

 

余华：这是我第二次听说《星火》。第一次是在去年，具体什么时间忘记了，有一位网友在我的博客上留言，说央视正在播出电视剧《星火》，我是该电视剧的什么策划人，我给那位网友回话，告诉他，我从来就不知道有《星火》这样的电视剧，更谈不上策划了。现在我听说自己是《星火》新书的主创人员，这是第二次，我的回答是：我从来就不知道有这样一本书。

　　现在我郑重申明：《星火》无论是电视剧还是书，都与我没有任何关系。

　　我不看电视剧，也很少去书店，如果没有这个博客，没有网友告诉我，我就一无所知。有一个博客确实是好事，起码知道一些事情，起码可以发个申明。

 

    这是《兄弟》的越南文版封面，越南出版时也是分成上部和下部，由越南人民公安出版社分别在2006年1月和11月出版。译者是武公欢先生，翻译了很多中国文学作品，我的四部长篇小说和一部中短篇小说集都是他翻译的。

             日本印象
　　　　　　　　　　　　　　　　　　　　　　　　　　　余　华

　　今年八月，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邀请我和家人访日十五天，去了东京，和东京附近的镰仓；北海道的札幌、小樽和定山溪；还有关西地区的京都、奈良和大阪。
　　这是十分美好的旅程，二十多年前我开始阅读川端康成的小说时，就被他叙述的细腻深深迷住了，后来又在其他日本作家那里读到了类似的细腻，日本的文学作品在处理细部描述时，有着难以言传的丰富色彩和微妙的情感变化，这是日本文学独特的气质。
　　在阅读了二十多年的日本文学作品之后，我终于有机会来到了日本，然后我才真正明白为什么会产生如此细腻，而且这细腻又是如此丰富的日本文学，因为对细节的迷恋正是日本民族的独特气质。在我的心目中，日本是一个充满了美妙细节的国度，我在日本的旅行就是在美妙的细节里旅行。
　　在镰仓的时候，我去了川端康成家族的墓地，那是一个很大的墓园，不知道有多少人长眠于此。我们在烈日下沿着安静的盘山公路来到墓园的顶端，站在川端家族的墓地前时，我发现了一个秘密的细节，就是我四周的每一个墓碑旁都有一个石头制作的名片箱，当在世的人来探望去世的人时，应该递上一张自己的名片。如此美妙的细节，让生与死一下子变得亲密起来。或者说，名片箱的存在让生者和死者的继续交往有了现实的依据。然后我在晴空下举目四望，看到无数的墓碑依次而下，闪耀着丝丝光芒，那一瞬间我觉得墓园仿佛成为了广场，耸立的墓碑们仿佛成为了一个一个在世者，或者说是一段一段已经完成的人生正在无声地倾诉。我看着他们，心想我和他们其实生活在同样的空间里，只是经历着不同的时间而已。
　　在京都的清水寺，有一座气势磅礴的戏台，从山脚下支立起来，粗壮的树杆如同蛛网一样纵横交错，充满了力量。高高的戏台面对着寺庙里的佛像，这戏台是给佛搭建的，当然和尚们也可以观看，可是他们只能站在另一端的山上，中间隔着悬崖峭壁，还有鸟儿们的飞翔。我去过很多寺庙，佛像前供满食物的情景已经习以为常，可是让众佛欣赏歌舞，享用精神食粮，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京都的这个晚上令人难忘，那里有几十家寺庙连成一片，道路逶迤曲折，高低起伏，两旁商店里展

 

　　　　　　录像带电影


　　　　　　　　　　　　　　　　　　　　　　　　　余　华

 

　　可能是在1988年的某一天，那时我正在鲁迅文学院上学，我从北京东部的十里堡来到了北京西部的双榆树，挤进狭窄和慢速的电梯，然后用手指的关节敲响吴滨的家门。当时吴滨刚刚发表了一组《城市独白》的小说，意气风发地和王塑他们搞起了一家名叫海马的影视创作公司。现在我已经忘记了自己当时转了几次公交车，忘记了是在秋天里还是在冬天里从东到西穿越了北京城，只记得自己是独自一人，还记得自己那时留着胡须，而且头发遮掩了耳朵。我坐在并不比电梯宽敞多少的客厅里，从下午一直到深夜，我忘记了和吴滨刘霞说了什么话，也忘记了这对十多年前就分手的夫妇请我吃了什么，我只记得中间看了一部让我铭心刻骨的录像带电影，英格玛·伯格曼的《野草莓》。
　　这是我有关八十年代美好记忆的开始，录像带电影美化了我此后两年的生活，我差不多每个星期都会去朱伟在白家庄的家，当时朱伟是《人民文学》的著名编辑，后来他去三联书店先后主编了《爱乐》和《三联生活周刊》，白家庄距离鲁迅文学院所在的十里堡不到五公里，认识朱伟以后我就不愿意再去遥远的双榆树欣赏录像带电影了。我曾经在街上遇到刘霞，她问我为什么不去看望她和吴滨了？我说太远了。然后我问她：你们为什么不来看望我？刘霞的回答和我一样，也说太远了。
　　那时候我住在鲁迅文学院的四楼，电话就在楼梯旁，朱伟打来电话时经常是这样一句话：“有好片子。”这时候他的声音总是神秘和兴奋。到了晚上，我就和朱伟盘腿坐在他家的地毯上，朱伟将白天借来的电影录像带塞进录像机以后，我们的眼睛就像是追星族见到了心仪的明星一样盯着电视屏幕，用今天时髦的话说，我和朱伟是当时录像带电影的绝对粉丝。我们一起看了不知道多少部录像带电影，伯格曼、费里尼、安东尼奥尼、戈达尔等等现代主义的影片。这些电影被不断转录以后变得越来越模糊，而且大部分的电影还没有翻译，我们不知道里面的人物在说些什么，模糊的画面上还经常出现录像带破损后的闪亮条纹。我们仍然全神贯注，猜测着里面的情节，对某些画面赞叹不已。我还记得，当我们看到电影里的一个男人冷漠地坐在角落的沙发上，看着自己和一个女人做爱时，我们会喊叫

　

 

答美国批评家William Marx问

Marx：《在细雨中呼喊》将由兰登书屋旗下的Anchor出版发行，这是1991年您三十一岁的时候写的，是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这本书里，您从一个男青年的角度记述六、七十年代一个家庭的困难生活。回过头来，您今天怎么看这部小说？如果现在有机会修改或增订的话，您会做一些改动吗？

余华：是的，这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此之前我已经写了七年，有五部短篇小说集，有三十多个故事了。1991年的时候我决定写作长篇小说了，说实话我那时候对写作一个很长的故事没有把握，此前我最长的故事也没有超过五十页，那时候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将一个故事写到三百页，可是我想写作一个长篇小说的欲望非常强烈，我告诉自己：别管那么多了，写吧。于是我开始写作《在细雨中呼喊》了。写作其实和生活一样，生活只有不断地去经历，才能知道生活是什么；写作只有不断地去写，才会知道写作是什么。然后我就找到了这部小说的结构，我不是用故事的逻辑来完成这部小说，而是用记忆的逻辑来完成，记忆不是按照时间的顺序出现的，是按照情感的顺序出现，比如说五年前的一件往事很可能勾起一年前的往事，然后再勾起十年前的往事，接着又勾起昨天的往事……如此连接下去，让情感不断深化。今天距离我完成这部小说整整十六年了，这部小说对我非常重要，因为从此以后我开始喜欢写作长篇小说了。我觉得写作短篇小说是工作，而写作长篇小说是生活。为什么？因为短篇小说总是在几天内或者十几天内完成，很少有意外的出现；长篇小说的写作完全不一样，需要一年和几年或者十年的时间来完成，于是写作长篇小说经常会有意外的出现，所以我说它像是在生活。大家都喜欢生活，可是很少有人喜欢工作。至于是否会修改和增订自己的旧作，我想我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