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四子王旗
百集商战巨片
《大盛魁》第一部
拍摄中。
近日百家讲坛正在热播台湾师范大学 曾仕强教授解读《易经》系列。他成了中国第一个在官方媒体上解读《易经》的人。
他忽略了两个问题：
一，六十四卦是周文王根据自己的人生阅历和生活感悟而作并排序的，其内在联系显示出了周文王本人的心路历程；
二，孔子所作之系辞，也是根据孔夫子自己的人生体悟而作，如同周文王所排之卦序中所透出的内在联系一样，其间饱含孔子本人之人生历程与体悟。
如果忽略了这两点，仅摘出只言片语而断章取义的“解读”《易经》，实为对我中华古典文化精髓之大逆不道也！
打倒反动学术权威，打倒伪大师！
1989年11月10日，德国，柏林：柏林墙开放第二天，来自东西部的德国人站在勃兰登堡门前的柏林墙上。
柏林墙倒了，
意识形态之争结束了。
自此，
人们不再靠信仰度日……
音韵学
【定义】
汉语音韵学是研究汉语语音系统的科学。它包括古音学、今音学、北音学、等韵学等学科，是广义语言学的一个重要分支。音韵学和语音学不同：语音学是对语音的客观描写，有时还利用各种实验方法，来征明语音的生理现象和物理现象；音韵学则是把语音作为一个系统来观察，它研究各种语音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语音学既然把语音当作生理现象或物理现象来研究，因此有所谓普通语音学，讲述发音器官的作用、各种语音的构成，那是适用于全人类的，只是每一个民族的具体语言还有自己的一些语音特点罢了。至于音韵学，则不可能有“普通音韵学”，因为音韵总是属于一种具体语言的，它具有很显著的民族特点，甲语言的语音系统决不可能跟乙语言的语音系统相同。
但是，音韵学又是跟语音学有密切关系的。不能想象，一个人不懂发音的道理而能把音韵学研究好。因此，我们又可以说，语音学是音韵学的基础。
汉语音韵学已经有了一千多年的传统，它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和术语。我们应该用现代的语音学的理论和术语去说明它。我们不能抛开古代的理论和术语不管，因为我们必须把音韵学这份文化遗产继承下来。 我们研究现代汉语音韵学，是为了了解现代汉语语音的严密的系统性，以便更好地掌握现代汉语的语音，有利于语言实践。
我们研究古代汉语音韵学，因为它是与汉语史有密切关系的一个语言学部门。必须先深入研究了古代汉语音韵学，然后有可能研究汉语语音发展的历史。
音韵学也跟文字学有密切关系。有狭义的文字学，有广义的文字学。前者专门研究文字的形体；后者则研究字形、字音和字义。从广义看，音韵学又包括在文字学之中。文字学的旧名是“小学”，原来是一种识字的功课。古代的学者认为读书必先识字，因为有些古书的时代距离现代很远了，书中的文字，无论从字形方面看，从字音方面看，从字义方面看，都有许多是我们所不认识的了。而且汉字的形、音、又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假如不懂古音，则古代的字形和字义也会不懂，或者是懂得不透彻。古人把文字（字形）、音韵（字音）、训诂（字义）看成是继承祖国文化遗产所必备的基础知识，那是很有道理的。
中国传统音韵学一向被认为是艰深的学问，甚至称为是“绝学”。其实古代的一套音韵学理论和术语，如果拿现代语音学的理论和术语来对比，加以说明，也就变为比较易懂，甚至是很好懂的东西了。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在传统音韵学中，也有一些含糊的、甚至是错误的理论，和一些玄虚的，缺乏科学根据的术语，我们在这一本小书中，或者是提出来批判，或者是索性略去不提。我们力求把汉语音韵学讲得浅显一些，同时也不能因为要求浅显而损害它的科学性。希望这一本小书能够沟通古今，使读者对汉语音韵学能够得到比较个面的基础知识。 汉语音韵学和汉语史、汉语方言学、训诂学、考古学、校勘学、中国古典文学、古代历史、古代文献学以及古籍整理等学科都有密切的联系，其作用是多方面的。下面我们主要从四个方面谈谈汉语音韵学的功用。
一、汉语音韵学是建立汉语史的前提
要研究汉语语音，指出汉语语音的特点和发展规律，指导汉语的学习和使用，以保证汉语朝着健康正确的方向发展，就不能不建立汉语语音史。要建立汉语语音史，首先必须研究出汉语各个历史时期的声、韵、调系统，例如先秦时期汉语的声、韵、调系统如何，隋唐时期汉语的声、韵、调系统如何，元明清时期汉语的声、韵、调系统如何等等。只有把这些不同历史时期声、韵、调系统的面貌弄清楚，并探寻出其间的联系和发展规律，才谈得上汉语语音史的建立，而要知道汉语各个时期声、韵、调的状况，就得依靠音韵学的研究。王力先生的《汉语语音史》就是在汉语音韵学研究结果的基础上写成的，其突出的特点是比较详细地展示出了汉语各个历史阶段的声、韵系统及拟音，指出了汉语语音发展的某些规律。
二、音韵学是进行方言研究的必备知识
汉语方言学是研究汉语各地方性口语的一门科学。要对方言进行深入的研究，不能不牵涉到方言的历史，只有从历史的角度找出方言特点的根据，才能弄清方音的来龙去脉，才能对方音的特点及其演变规律作出合乎科学的解释；因此，要从事方音研究，就必须具备一定的音韵知识。例如“幕”字，北京话读作［ｍｕ］，而广东梅县话则读作［ｍｋ］，北京人和梅县人对“幕”字的读音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大的差异?只要有点音韵学知识就会知道，原来北京话和梅县话都源自隋唐古音。在隋唐时，“幕”属于入声“铎”韵，带有塞音韵尾［ｋ］，拟音为［ｍɑｋ］。北京人所以会把“幕”读成［ｍｕ］，这是因为到元代时大部分北方话的入声韵尾发生了脱落，随着韵尾的脱落，其韵腹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梅县人所以会把“幕”读成［ｍｋ］，是因为入声韵尾脱落的这一现象在梅县话中至今也没有发生，由于塞音韵尾的稳定作用，其韵腹的变化很小。要进行方言研究，一般少不了进行方言调查，搞方言调查，需要亲自到方言区去口问、耳听、手记，做静态的分析描写工作，这同样需要具备音韵学知识。凡是有关方言调查的书籍，都免不了要讲述音韵学的基础知识，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写的《方言调查字表》，采用的就是中古音系，目的在于古今对照，说明今音特点的历史根据和演变规律。
三、音韵学是训诂学的工具
训诂学是研究我国古代语言文字意义的一门传统学问。与训诂学关系密切的学科有音韵学、文字学、词汇学、语法学、文献学等，其中音韵学与训诂学的关系最为重要，是训诂学的得力工具，因为训释词义，往往需要通过语音说明问题。凡是有成就的训诂名家，无一不精通音韵学知识或本身就是音韵学大家，如清人戴震、王念孙、王引之、段玉裁，今人杨树达、杨伯峻、周祖谟等。《吕氏春秋·重言》中有这样一个著名的例子，足以说明音韵对于训诂的重要：
齐桓公与管仲谋伐莒，谋未发而闻于国。桓公怪之。……少顷，东郭牙至。……管子曰：“子邪?言伐莒者。”对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对曰：“臣闻君子善谋，小人善意。臣窃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对曰：“……日者臣望君之在台上也，……君呿而口金，所言者莒也。”
东汉高诱对其中呿 、口金 的字注道：“呿，开；口金 ，闭。”“莒”的读音现在为ｊǔ，韵母ü属于闭口高元音，为什么高诱的注却说桓公发莒音时口形是张开的呢?要解释这个问题，需要借助先秦古音的知识。原来“莒”在先秦属“鱼”部字，根据今人的构拟，其读音为［ｋǐ ］，韵腹［ ］是个开口低元音，这难怪东郭牙说齐桓公发“莒”音时的口形是“开而不闭”了。如果不是靠先秦古音来说明，高诱“呿，开”的这个解释反而会使人感到莫名其妙，成为千古之谜。
在大量的古代文献中，通假字是随处可见的。所谓通假字，今天来看就是古人写别字。通假字产生的客观原因是由于它与本字的读音相同或相近，所以在写本字时才容易写成通假字(仿古另当别论)。训诂学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找出通假字的本字。由于语音在发展变化，有些通假字与本字的读音今天不相同了，如果不懂得古音，就很难将它们联系起来。例如：
《荀子·非十二子》：“敛然圣王之文章具焉，佛然平世之俗起焉。”
其中“佛”字用“仿佛”或“佛教的创始人”去解释都不通，显然是个通假字，其本字应为“勃”。唐人杨 “佛，读为勃。勃然，兴起貌。”“佛”与“勃”的今音差异不小，一个声母是ｆ，一个声母是ｂ，一般人是很难将它们联系起来的；但是站在古音的角度看，二者不但韵部相同，而且声母也是相同的。怎么会知道“佛”与“勃”的声母是相同的呢?这就涉及到音韵学上一个重要的结论“古无轻唇音”。根据这一结论，上古没有ｆ这类轻唇音，凡后代读作ｆ的轻唇音上古均读作ｂ、ｐ一类的双唇音。由于佛、勃在上古的读音完全相同，所以古人将“勃”写作“佛”就不足为怪了。有时候，通假字与本字之间有声转现象，不懂音韵学的人就更难想到其间的联系了。例如：
日居月诸，胡迭而微?
心之忧矣，如匪瀚(一作浣)衣。
静言思之，不能奋飞。
《诗经·邶风·柏舟》五章
其中“如匪瀚衣”一句，自毛亨以来的注释家多解释作“像没洗涤过的脏衣服”，比喻心中忧愁之至就像穿着没有洗过的衣服让人难受。这种解释在逻辑上讲不通，喻体和本体之间没有相似点，与下文的“静言思之，不能奋飞”也联系不起来。事实上“匪”应是“篚”的古字。《说文解字》：“匪，器似竹筐。”“瀚衣” 应即“翰音”。“瀚”、“翰”上古音同属“元”部、匣纽，“瀚”通“翰”没有问题。“衣”、“音”声母相同，均属“影”母；但是韵部不同，衣属“微”部，音属“侵”部。根据王力先生的拟音，“微”部读音为［ｉ］，“侵”部读音为［ｍ］。二者声母、韵腹均相同，韵尾不同，一个属元音韵尾，一个属鼻音韵尾，为什么“衣”会通“音”呢?这就牵涉到音韵学上一个重要的音变规律“阴、阳对转”。原来在作者的方音中二字的读音是相同的，故可以通假。从通语的角度看，此二字的读音在作者的方言中发生了对转，即由阳声韵变成了阴声韵。“翰音”就是鸡。《礼记·曲礼下》：“凡祭宗庙之礼，……羊曰柔毛，鸡曰翰音。”后世遂将翰音作为鸡的代称。张协《七命》(见《文选》)：“封熊之蹯，翰音之跖。”吕延济注：“翰音，鸡也。”清陈梦雷《周易浅述》卷六：“鸡鸣必先振羽，故曰‘翰音’。”“匪瀚衣”中的“匪”用作动词，义为“关……在笼子里”。全句的意思应是“如同关在笼子中的鸡”，这样喻体和本体之间才有了相似之处：不能自由自在。同时和下文的“不能奋飞”也有了照应1。
四、音韵学是学习和研究古代诗歌声律的基础
中国古代诗歌很讲究节奏和押韵，富于音乐感。特别是唐代的格律诗，为了极尽诗句乐感的抑扬顿挫、曲折变化之妙，有意将平上去入四声分成平仄两类，规定了严格的交替格律。因此，如果没有一定的音韵学修养，对古代诗歌就无法做到全面准确地理解和欣赏，学习不好，更谈不上研究。例如：
青青子佩［ｂｕ ］，悠悠我思［ｓｉ］。
纵我不往，子宁不来［ｌ］?
《诗经·郑风·子衿》二章
这章诗今天看来并不押韵，不懂音韵的人会误以为它原来就不押韵，其实在先秦是押韵的。“佩”、“思”、“来”三字同属一个韵部(之部)，如果按照后面的拟音去读这章诗，其韵味马上就显现出来了。又如唐代诗人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ｔiａ］!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ａ］!
这首诗今天看起来更不押韵，事实上在中古时期也是押韵的。“者”、“下”二字在平水韵中同属上声“马”韵。现在很多人喜好唐代的律诗，然而要真正懂得律诗的格律，学会调平仄，就非得具备一些音韵学的基础知识不可。例如古代属于仄声的入声字有相当一部分今天已变成了平声字，如果按照今天的调类去分析律诗的平仄，肯定就会出错，此以白居易的五律《草》为例2：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
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其中“一”、“接”、“别”三字在普通话中分别读作阴平和阳平，在中古都是入声字，属仄声。如果按照今音将此三字作平声对待，就会误以为“一枯荣”、“接荒城”都是三平调，“满别”与“萋萋”没有作到平仄交替。
如何辨认入声字，这成了现代人特别是北方人学习诗律的一大难关，但是只要懂得点音韵学，入声字的辨识就容易多了。 樊腾凤（1601-1664年），邢台隆尧县西良前村人，我国著名的音韵学家 以创著《五方元音》闻名全国。樊腾凤是一秀才，清兵入关后，他积极参加反清活动，自为军师，联合本村人高唐、高殿，邻村人梁路头、贾二杆杖等人，拥载邻村人叫赵二疯子的为皇帝，抗击清兵。后来失败，赵二疯子等被杀。樊腾凤在地窖里藏了三年，写成了《五方元音》。这种字典用的是反切法，用十二进个韵母和二十个声母来拼音。十二个韵母是：一天、二人、三龙、四羊、五牛、六獒、七虎、八驼、九蛇、十马、十一豺、十二地。二十个字母是：梆、匏、木、风；斗、土、鸟、雷；竹、虫、石、日；剪、鹊、系、云、金、桥、火、蛙。用这种方法查字很方便。
《五方元音》原以木版本刊出。他的后代将木版卖给山东省东昌府一家，此人把木版带到上海用石印翻印，流行全国。上海锦章图书局印行的石印本，封面题“五方元音大全，樊腾凤先生原本”，这种版本流传很广。
大盛魁的总号最初设在乌里雅苏台，后迁驻归化城（呼和浩特），其经营的基本地区是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乌、科两地柜上的店员，在柜上住过三年，学会蒙语以后，就组成若干小组到草原各帐篷售货。基本上是一个店员，再雇一个蒙民，两个人骑两只骆驼，另用两只骆驼驮货，贩运的商品有砖茶、生烟、洋布、斜纹布及针线之类，走串蒙古包送货上门。夏天卖了货，换成羊马；冬天卖了货，换成皮张。同治时，大盛魁看到茶、烟销路好，为了适应蒙民的口味和运输上的便利，与茶商、烟商一起制出名牌“三九砖茶”和“祥生烟”。而且越做越精细，越做越定型，颇受蒙民欢迎。大盛魁从全国各地贩运商品到蒙古销售，其货物来源主要有三种方式：一、随时在归化城市场上采办；二、向外地来归化城销货客商订购，或向归化城到外地经商者订购；三、派人到产地采购。
大盛魁对购货、订货有一套办法。凡买大宗货，合价 300银两以下的，现银交易，不驳价，表示厚待“相与”。但如果价高货次，则永不再与共事。大盛魁的这种做法名声在外，也就无人敢来骗它。对于手工业品订货，凡选中的手工业户，世代相传，也不随便更换加工户。当手工业户资金短缺、周转困难时，便借垫银两，予以扶持。这样，大盛魁就取得对这些加工户的手工业产品的优先购买权。大盛魁对“相与”商号每逢帐期予以宴请，表示厚待“相与”商号。但宴请时有厚有薄：凡共事年久或大量供货的商号，则请该号全体人员，并请经理到最好的馆子吃酒席；一般的“相与”，只请一位客人在较次的馆子吃普通酒席。吃好酒席的，觉着与大盛魁交情厚，引以为荣。而大盛魁则通过这一做法，扩大自身的影响。大盛魁购销的商品种类很多，自称是“集二十二省之奇货”。例如：
砖茶：主要产地在湖南，大盛魁装砖茶的箱子大小是固定的，有一箱装36块的，名三六茶，专销张家口旅蒙商。有一箱装24块的，名二四菜，专销归化、包头等地，乌里雅苏台、科市多等地蒙民最喜喝。另一种是每箱装39块的三九砖茶，大盛魁每年运往蒙古、乌、科等地的三九砖茶约4000余箱，每箱值银十二、三两，总值达五万银两左右。
生烟：主要产地在山西曲沃县。生烟有一定的包装，每囤 180包，每包10两重。大盛魁每年运销蒙古生烟1000余囤，每囤生烟价值二十三、四银两，总值近二万三、四千银两。
绸缎：大盛魁每年运销蒙古绸缎4000匹，洋布和斜纹布共6000匹。绸缎中以曲绸为大宗，曲绸以河南曲绸质最优，布匹中斜纹布约占五分之四，因斜纹布耐用，很受蒙民欢迎。
糖：大盛魁每年运销蒙古糖一万余斤，以冰糖为主。红糖产于广东，白糖、冰糖产于福建。
铁器：大盛魁每年运销蒙古铁器很多，铁锅来自山西之晋东南和孟县，铁锹来自山西榆次，铁条来自山西长治。铁锅每口银1两8钱，铁锹每把银五、六钱。
蒙古靴子：大盛魁每年运销蒙靴一万多双，都是香牛皮制做，品种有全云（花纹）靴，每双银12两；纳闷靴，每双银 8两；四忘靴，每双银3两。
木碗：大盛魁每年运销蒙古价值银一万余两的木碗，木碗产自山西五台山和岚县。蒙民喜欢木制餐具，因为便于携带，且喝热奶、喝热茶不烫嘴。
药材：大盛魁销售到蒙古的药材有二种：一种供喇嘛治病用，按照72味、48味、24味药分别装成药包，用蒙、汉、藏三种文字注明药名和效用。另一种药是灌牲畜用的。
牲畜：大盛魁从蒙古贩运到内地的牲畜主要是羊和马，据说每年贩运羊最少十万只，最多可达二十万只，每年贩运马最少有五千匹，最多两万匹。象大盛魁这样长期长途贩运羊马的商号，在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
冻羊肉：大盛魁因冬季沿路草少，赶运活羊往内地比较困难，便贩运冻羊肉到北京等地。其运销冻羊肉的办法是将羊宰杀后，剥皮，去头蹄五脏，仅剩两张肉板，剔去骨头，卷成肉卷，夜间把肉放在席子上，一夜冻好后，将肉放在“冰房”里。所谓“冰房”就是四周和顶子用木板搭起，房内的地上泼上冷水，放上冰块。运销时将肉从“冰房”取出包好，不让透风，以保持肉的鲜美。然后用车辆、骆驼等运往销售地。
皮毛：蒙古乌里雅苏台所属唐努乌梁海盛产兽皮，大盛魁用赊货、放贷等办法与猎户进行交换，兽皮一般以貂皮为单位进行折算，如一张猞猁皮、水獭皮或豹皮等于三张貂皮；一张狐皮或狼皮等于一张貂皮的二分之一；一张灰鼠皮等于一张貂皮的四十分之一。大盛魁还结交清政府官吏，在官员每年挑选贡皮时，大盛魁也派人参与其事，并借此获得上等兽皮，因此大盛魁在经营兽皮方面颇有优势，利润也高。兽皮多运往大同加工，制成珍贵皮货运销内地。羊皮大部分走顺德府和交城县，羊毛多销往山西左云、右玉、浑源等地，牛皮多运销张家口。
大盛魁商号极盛时，几乎垄断了蒙古牧区市场，蒙古的王公贵族及牧民大多都是它的债务人。该商号三年分红一次，盛时每股份红可达一万余银两。大盛魁商号是股份制，但它的股本很特殊，除了银股、身股外，还专门另设财神股和狗股。据说，财神股的来历是：该商号在初创时，营业很不顺利。在过大年的时候，王相卿、史大学、张杰三个人已经揭不开锅，只能喝些米汤过年。就在这个时候，来了一位身穿蒙古袍、背着一个包裹的壮汉，要吃饭充饥。他三人见是过路人，便热情接待，把自己仅有的米汤让给壮汉喝。这个一壮汉喝完米汤后说是出去办点事，便留下包裹走了。此后，这个壮汉再未返回。于是他三人打开包裹一看，原来是一包白银。以后，多次查访壮汉，亦无下落。他三人商量后，决定暂时挪用壮汉留下的银子作为商号资本，扩大经营。此后，商号生意十分顺利，赚了不少银两。他三人觉得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是财神变化成壮汉给他们送来了资本。便把原来那位壮汉包裹里的银数留过，作为财神股，把此股所分红利记入“万金帐”，作为护本。同时，为了纪念他们创业时过大年喝米汤的日子，规定每年正月初一商号要喝一顿米汤。关于狗股，也有一个故事：据说一次库伦发生灾情，粮价腾涨，库伦分号为了把这一情报报告总号，便让一只狗带信到归化（今呼和浩特），当总号收到狗带来的信后，立即大购粮食，囤积居奇，获得了巨额利润。为了纪念这次生意的成功，特别给狗也顶了股份。还有一说是：一次，大盛魁商号某经理在过草原的途中病倒，便让一只狗返回总号报信，结果救了这位经理的性命，所以给狗也顶了股份。
清末，由于沙俄在我国蒙古、新疆和东北地区的侵略活动不断扩大，使大盛魁的营业受到影响，日见萧条。后来，俄国革命成功，外蒙古独立，大盛魁又丧失了在这两个地方的商业资本和商业市场。加之大盛魁商号后期用人不当，一些掌柜挥霍浪费惊人，侵吞号款事件屡有发生。1929年，雄踞塞北二百余年的大盛魁商号终于宣告倒闭，结束了它的历史。
2009/10/26
九九重阳之日，一家人终于团聚在北京。
世间还有什么事情比亲情更让人感怀呢？唯独这一份情感不会是假的。
这两天看到网上发布了新版《西游记》的造型，说不出的感觉。只觉得猴子跟猪都不是中国的纯种，掺杂了不少混血儿的成分。这也许就叫杂种吧。
《三国演习》拍完了，《水浒》和《红楼梦》还在如火如荼的生产中。这牵扯到了一个名著改编的问题。记得我有一篇关于四大名著问题的日记，翻找出来贴一下：
2009-7-5
想起那天和好友宏进（老岳）讨论了有关四大名著和国学体系的问题。
今天查阅了西游记里孙悟空的一些资料，发现确实如此——那四部奇书之所以能够被后世人公认为不朽的“四大名著”，是因为作者的一切创作皆建立在作者自身所具备的一套严整的国学思想体系基础之上，其中包括了作者对佛教、道教、易经、儒家思想等等一切有关乎中国思想文化根源信息的掌握理解和发挥。
那是一套极其丰富严密的知识体系。在这样的一个语境下，故事中的人物只是自然而然的产生动作，由此自然而然的演变了人物关系，从而自然而然的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与现今的作家们相比，四大名著作者们的真正伟大之处根本不在于他们如何擅长运用高超的技巧来设置规定情景、纠结人物关系和编造戏剧动作以不断转化戏剧情节，而是在于他们对那样一套宏观的国学思想文化体系的把握。这正是现在的作者们为何掌握了一身纯熟的技巧却永远无法创作出惊世骇俗之作的根本原因。
《西游记》之吴承恩如此，《红楼梦》之曹雪芹与高鹗、《三国演义》之罗贯中、《水浒传》之施耐庵皆是如此。从原著中的字里行间，我们不难感觉到，他们是站在了宏大的国学体系的肩膀上，背负着强大的阶级感情和朴素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满怀着惩恶扬善的正义价值体系，笔耕不辍，历经过了多少个春夏秋冬，这才传承给我们这些极具宝贵文献价值的文学作品。
没有悟道，没有达到那样的思想层面、精神层面乃至信仰层面，没有将自己提升到那样的生命境界，是创作不出好作品的。
心中有信仰，足下有根，便不怕两脚腾空。
最怕的是上下够不着。
也请所有的中国人都学会懂得尊重名著，尊重国学，尊重文化遗产。
那不是随便就可以改来卖钱的。
——鹤骞一家言
2009-10-22
2009-9-28
拍了两天带群众场面的打戏，镜头虽不多，却充满了新鲜感。但同时也反映出了我对武戏不太熟悉的问题。加强锻炼。
今天收工回来，身体终于觉出一丝倦意了——总算开始有了感觉。
创作的状态明显的恢复到了身体上，很肯定的发现了剧本中钱通这一人物的设置问题。
根据现在人物的服装造型设计和演员表演处理所呈现出的模棱两可状态，倘若站在观众的角度，似乎可以断定：在明教中，钱通是个与众不同的另类，亦文亦武，亦正亦邪。不像武将，更像是教主身边的一名贴身军师和管事。那么，再由此推测该人物的前史：表满上看，钱通似乎曾经是个因生活窘迫、忿世嫉俗而决然明珠暗投，加入明教的潦倒落榜秀才——在历史上，明教中很可能有这样的成分。
但依我细想来，钱通更疑似是满清朝廷安插在明教中的大内密探。
历史虽有被偶然性所改变的可能，但终究决定历史的，一定是其必然性。明教的失败，绝不可能仅仅是因为赵三发偶然施展出的小聪明（倘果真如此，弱智的明教便不会在如此复杂的斗争中存活这许久了）。相反，注定明教反清大业失败的，恰恰正是满清朝廷巩固自身统治的智慧与排除异己的斗争策略——这是历史的必然。
那么，其中对付明教的一个重要策略就是：在明教中安插经多年培养且隐蔽性极佳的卧底密探——钱通就是一个身负如此重任的年轻人。
钱通与胡什图里应外合关系就变得没那么简单了。表面上看是明教势力在利用线人打探朝廷内部的一手情报；而其实质，则是满清朝廷在运用钱通的特殊身份来掌握明教的虚实和行踪。貌似老辣的朱教主领导的每一次反清行动失败，其实都与钱通有关。甚至于四庆班的戏子们，都很有可能是归属钱通管理调配的清兵。
大结局钱通的死是败笔，这使人物的设置失去了应有的意义。把钱通直白的设置为真正的明教管事，一来使得四庆班的行踪成了脱离戏剧性的外在穴头，二来削弱了戏剧的整体性。如果大结局修改为：钱通和李传卫他们站在了一起，朱教主见状方觉大势已去，文采衣欲哭无泪，赵三发也目瞪口呆。
这样一来，不仅在于钱通这一个人物形象具备了完整性，更能使得戏剧性整体更显扎实。同时，钱通这一人物的动作线索也具备了双重的意义。
由此，人物经得住推敲，便“耐品了”。
——鹤骞创作回顾
2009-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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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杂谈 |
今天是正式在新家生活的第一天，真幸福，真惬意。
觉睡得是那么的甜美，饭吃得是那么的香润。
真好，已不是珍惜生活和感恩生活的问题，而是报答生活的时候开始了。
发展是硬道理，赚钱，养着日子，养着日子里的家人，还有自己。
——2009-10-21
度和相关社会福利却尚不健全，并不像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那样通过对分配和福利的调节而逐渐平息缓和了社会矛盾。我国现阶段并没有真正将所谓“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的按劳分配制度落实到位。生产也逐渐变成了追逐利润和创造剩余价值的手段，不顾及人民之实际需求，不顾及保护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造成了资本和生产的相对过剩和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浪费性的）开采以及对自然环境的过度破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