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 增

辉子说他不想打球了。说实话，这让我很吃惊。

但很快，我就整明白了。他并不是不想打球，只是没有碰到正确的人。倘若和我一起玩，不说屁颠屁颠，他起码会手舞足蹈——他打球的时候就这德行。

因为我们是哥们和兄弟。记得大四离开学校，去苏州一钢铁公司实习时，他陪我等车。可后来他在留言薄里说成我陪他聊天。真正的朋友把你当主角，而把自己看得无足轻重。这是后来我琢磨出来的。

毕业那年，我放弃了本校的保研，留在了实习的那家民营钢企。而他考取了中山大学的硕士。现在看来，当时我俩的选择完全正确，我们只是选择了各自合适的路。

也许，辉子不会承认自己的正确。一直处在校园的环境里，让他对自己的选择间歇性怀疑。可那终究只是怀疑，毕业缓期两年执行到期时，他又选择了缓期——他考上了中大的博士。

有朋友形容辉子，一不小心就考上博了。对此，我并不认同，博士不比怀孕，一不小心就可以有。可是感觉确实如此，09年省考后我问他博士面试怎样，他回答已经是了，语气中居然不带一丁点波澜……

不管怎样，我很高兴。因为可以小小地虚荣一下，别人的兄弟是顺溜，我的兄弟是博士。

在苏州时，和辉子的联系并不多。一来平时忙得死，二来同事一样的年齿，常聚在一起找乐子，比如旺财、广本、虫子、鱼头、钢子。直到后来到了东莞。

同在珠三角了，正经的联系其实也不多，多的是用短信和在网上插科打诨。

短信中，他常用的词汇是“搞一搞”。这算得上他的专属词语，言为吃喝玩乐。当然了，这其中喝的成分要浓一些。北方人嘛，喝酒个顶个厉害。

于是，终于某次在广州，本煌、老于，加上他和我在一川菜馆搞了一搞，并在国立中山大学的牌坊和坐落有孙中山雕像的青青草地上留影了一把。那天天气不错，土得掉渣的相机里头的天空蓝得一塌糊涂，宛若西部的苍穹。

有人说，喝酒就是喝身体，谁身体好谁就厉害。若这一理论属实，那辉子属于不能喝的那类。我则啥也不属于，我自认为身体不赖，但酒量一般。我倒认为，喝酒和一个的心气有关，就如《士兵突击》里头的袁朗对高城所说的，我酒量二两，和你喝，舍命……

辉子说他喝酒的时候老装酷，和一群人吃饭，举杯就是，你随意，我干了。只是，这会不会是心气的另解呢？

辉子并不喜欢广州，他只是喜欢那些自己熟知的人和事。我也不喜欢广州，因为那里太挤、太闹、太压抑。用他的话说，那与我没有半毛钱关系。

相比于广州的房子，他更喜欢那些花草和树木，在他的日志里，他将其称之为琪树瑶花。

一个人的记忆中，总是美好的东西要铭刻得深一些。脑是一张网，会过滤那些丑陋和杂质，留下美好和透明，以供日后鉴赏。

对于我来说，辉子以及一干的友好便是我旅途中的琪树瑶花，馥郁世界，其味良久。

□ 朱 增

关于人生志趣，古人概括得很精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至于当下，这句话仍颇受欢迎。可桥归桥、路归路，今人要做到这四件事殊为不易，特别是后两件甚至可求而不可得。于是，大多数人们只好把目光瞄准成家立业，在个人修养以及事业发展上兢兢业业，以期搏得一个“雾后月明”或者“春暖花开”。

只是，如今你若只专注于手上功夫，而忘却了在万绿丛中适时地姹紫嫣红一下，那对不起，你的劳苦功高、你的殚精竭虑很可能被无视，更甭提“没功劳也有苦劳”了。除去个别BOSS会主动来发掘你的闪光点外，绝大部分的老板只会等你在他面前万紫千红，不管有心或者无意。此种情势之下，一些先知春江水暖的鸭子开始转换工作模式，从杜拉拉变成了司马他。日前，职场轻喜剧《司马Ta呀》受到追捧的便是这块石头入湖时泛起的涟漪。

其实，一个真正的现代企业，必定会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员工考核绩效评价体系，成熟健康的企业也应该用制度来识人和用人。关键是，制度只有不折不扣地执行才能发挥效力。残酷的是，我们的很多企业离现代成熟企业尚前路漫漫，一些企业虽有类似设计，但付之阙如，另一些公司则根本沦为人治，熟人社会的特征显露无疑。于是，在一些企业实干家吃瘪、向隅而泣，溜须者受宠、相谈甚欢的场景屡见不鲜。一旦实干的众人散去，企业难免从花开走向花谢，因为牛虽然可以吹出来，但却走不了也跑不动。

因此，对想干点事、干对事、干成事的好员工来说，选择一个制度重于人情、规范大于随意的企业来说至关重要。你不可能指望一个凭老板喜恶决断、率性而为的企业有长足的发展和进步。当然，一个企业制度再怎么完善，在执行过程中也多少有一些偏差和不周全，这就需要人工来弥补。当劳动被尊重，沟通被接纳时，何妨做一个杜拉拉和司马他的结合体呢？既work hard，又work smart，既葆有踏实肯干的负重传统，又吸纳时代所需的聪明和灵气。试想一下，骑驴碰上亲家了，你是不是得让亲家知道骑马才是你的经常性动作呢？

□ 朱 增

中国教育部最新发布的关于做好2010年大学毕业生就业工作的8项举措中，提到中国内地2010年会面临630多万人高校毕业生需要找工作，应届毕业生和往届没有找到工作的毕业生数量庞大。教育部方面表示，就业形势会更严峻，不过认为，这同高校扩招无关。（据 11月26日新华网）

大学生就业难与高校扩张没有毫厘关系？相信稍有常识的人都不会有这样的判断。大学生就业难固然可以归咎于大学生就业观念滞后、创业意识不强、人力市场供过于求等原因，但大学罔顾市场需求、盲目大肆扩招也有脱不了的干系。大学扩招本就是因应时代需求，提升国民素质，回应社会需求。现在，扩招后数量庞大的大学毕业生，辛苦求职数年仍然找不到工作。面对因扩招得以进入大学，却找不到工作的毕业生，教育部可以轻描淡写地说，这不是我的错，也与大学扩招无关，而全是你个人的问题吗？若果真如此，那“师傅领进门，修行看自身”的荼毒也太根深蒂固了。

有学者指出，大学生就业难根源在于大学教育与我国经济结构的不匹配，是结构性就业难。众所周知，大学主要培养研究型的人才，而我国目前的经济活动，以制造和加工为主，研发、咨询、科技创新等所占比重明显偏低。这势必导致大学生毕业后无用武之地。毋庸置疑，定位不准、未予校正的大学扩展加剧了这一现象发生。教育部门和有关人士不能一看到大学生就业难，就对自身应当承担的责任全然无视，只是一味地指责大学生就业观念狭隘，眼高手低，而不去想莘莘学子为上大学花费不菲，不到万不得已时不将就自己的合情合理。作为经济理性人，他们的思量无可厚非。

因此，大学生就业难与大学扩招的关系不说千丝万缕，也有几丝几缕。拜托，教育部就不要揣着明白装糊涂了，承认这一点就那么难吗？

□ 朱 增

不管校长推荐制是否可视为一种改革，但作为一种探索，其积极意义还是值得肯定。最不济，它藉此引发了对如何推荐人才、如何选拨人才等的关注，也一定程度上激起了对现代教育的反思和检讨。也只有具备了这种自我审查，教育改革才有可能水起风生。

有评论人士指出，校长推荐制凸显了人才选拔制度的困局，同时也凸显了北大传统的时代困局。可以说，北大实施的校长推荐制遭受质疑和批评自在情理之中。人们并不关心谁能上北大，而是对推荐的标准、怎样推荐、推荐程序等问题挑剔万分。其间种种无不映衬出公众对教育公平和教育效率的焦虑和担忧。换言之，民众期望通过校长推荐制这一扇窗户，看到解决以“钱学森之问”为典型的一系列问题的曙光。就事论事，校长推荐制担当不起这一沉甸甸的使命，教育乱象的解决也不可能单单寄望于校长推荐制。

困局既定，当务之急是如何破解困局。民众对教育创新翘首以待，又对校长推荐制出现的种种不如意责全求备，这一矛盾心理足见其对教育创新（包括人才选拔）的厚望。只是，整个教育的改革并不是改变人才选拨方式那么简单，这势必牵扯到人才评判标准、人才评价体系、人才培养模式等诸多因素。只有整个教育系统进行步调一致、衔接有序的革新和改善，输出的才可能是符合现代理念的人才。如果仅仅在教育链条的上游或者下游下功夫，或许可以改变局部的面貌，但无法在大气候上获得改善。不犯错的改革是不存在的，既然教育气象的更新不可能一步到位，那就得允许犯错误，让其在修正中成长。

因此，不妨对校长推荐制少一些苛责，多一些理解，给予其试错的空间。谁能断言，校长推荐制就掀不起教育领域的“蝴蝶效应”呢？

□ 朱 增

人生是一种无法拒绝的前进。正因为有了前进，才有过往与回忆。在某个恰当的时候和阶段，偶尔感怀与铭记，实在再正常不过。人是感性动物，对往昔来路的回望，对昨日心境的重温，一切那么亲切而自然。身而为人，怀旧与追忆是难免的，不管你是60后、70后、80后抑或是90后。

“后来听说LiLei和Han Meimei谁也未能牵着谁的手……”最近，徐誉腾一首名为《李雷与韩梅梅之歌》的新歌走红网络，煽情的歌词、伤感的旋律，强烈触碰到“80后”的神经末梢，让原本即将奔三的80后们，集体怀旧的情怀达到了高潮。怀旧之于个人，就像瞌睡虫碰到了枕头，休憩是必然的事。关键是一旦个案上升为群体效应，成为集体感官的话，这就值得探究了。不管怀旧前缀的集体一词概括是否准确，但至少绝大部分80后有过、或者正在经历这么一种心理体验。

不管80后是不被怀旧了，80后集体怀旧被聚焦实属正常。比如，80后正值壮年，属于人生阶段中的黄金时期，最优的脑力、体力搭配使其成为各行各业的主体和骨干，他们的一举一动势必受到更多的关注；又比如，80后普遍赶上了大学扩招，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变，使他们绝大多数思维活跃、视野广阔，借助于电子媒体的传播优势，他们乐于也善于表达自己的价值和观点，包括心理感受。60、70后的低调、务实， 90后的成长尚需时日，这都成全了80后的独领风骚。

如果说60、70后的怀旧以“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居多，90后的怀旧仅仅是“为赋新词强说愁”，那80后的怀旧更多地源于内心的责任和现实考虑。作为上有老，下或有小的一代，他们得瞻前顾后，得在争取自己出路的同时，托起父辈的寄望和新家庭的使命。责任越大，担子越重，思虑越多，也就愈发需要压力的释放和心灵的空间。也就只有在责任和使命的输入和压力的输出之间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生命个体才能不至于被提前透支心力和灵性，也才能“恢恢乎其间游刃而有余”。

每一代的人身上都有深刻的时代印记，每个人对所处时代的“坏”都耿耿于怀。对大部分80后来说，他们会喟叹，读小学、初中时没碰上免费，大学毕业没碰上包分配，倒赶上扩展，以至于大学生和农民工抢饭碗。好不容易糊口了，楼市又嗖嗖地涨了，在城市辛苦半生也难以有片瓦之地。及至成家立业，对子女是否该进行艰难体验，让其在试错中不断成长又犹疑不决，更不用说在是否要择校这一问题上煞费周章……

与80后其他排遣苦闷的做法相比，怀旧既不长吁短叹，又不牢骚满腹，而是借助从选择性记忆中重温的那些温情、美丽的情节，来调整被现实割裂的自我。这足见80后勇于担当，不自怨自艾，以一种良性的、无碍他人的积极的心态来慰藉心灵，舒缓压力。于是，怀旧这一集体选择也就显得分外可爱。需注意的是，作为各行业中坚的80后的集体怀旧，也一定程度上凸显了这个时代的无序和压迫感。如果大环境得不到有力的矫正和改善，集体怀旧的另一端就很可能是暮气沉沉的壮年和一个国家的老去。

□ 朱 增

鉴于积雪和结冰继续封堵合肥市大多交通要道，合肥市官方继二〇〇八年一月发布官方通知后，事隔两年再度要求该市市民打扫门前的冰雪，没有达到要求市民还要受罚。无独有偶，在南京“自扫门前雪”不力者，将最高处千元罚款；郑州则规定：不扫自家门前雪每平方米罚5元。

合肥市要求市民各扫门前雪事出有因：自十一月十五日以来的暴雪和低温结冰，使得合肥城市交通受到影响。尽管当地环保、城管以及共青团分别组织了数千人的扫冰除雪全市行动，但除一些主要交通干道和广场外，合肥市区大部分街巷和道路依然被冰块和残雪占领。在政府相关部门力尽职尽责仍力有不逮，在排冰除雪成为影响生产生活的头等大事时，合肥市的举措合乎情理、无可厚非。

尽管如此，以罚款推行自扫门前雪确有值得商榷之处。就道德层面而言，不仅应该自扫门前雪，还要提倡管一管他人瓦上霜。这与助人为乐、相互扶持的价值伦理相吻合。但另一方面，此举虽然合情合理，但却并非具有与生俱来的强制性。说到底，自扫门前雪只是倡导和提议，其能否落实取决于个人的道德自律和责任意识。而一地政府是无权根据民众道德水准高度和责任意识浓淡来施以罚款的。在一个法治国家，法律才是最大的标杆和依托。

古人鄙视自扫门前雪，实是寄望人人有公益之心；今人倡导自扫门前雪，实是倡导尽一己之责。个中差异，并不能说明国人道德水准的降低，在私有领地和公共领域分野愈发明显、政府公共服务愈发通达和完善的当下，民众对“自扫门前雪不力者将受罚”的质疑恰恰可视为民众权利意识觉醒的表现。实际上，人人各尽其责、恪尽职守理当成为现代社会的起码素质和要求。对于这一目标的达成，政府自然责无旁贷，倡导自扫门前雪当是应然之举。

需指出的是，自扫门前雪不能寄望于罚款。欲借自扫门前雪提升公民的自我履责意识，打造市民共同体意识，还需要法律等制度设计上的跟进。比如，北美一些国家已将自扫门前雪纳入了法律条款。法庭也有类似的法律判例，有些人不及时和自觉清扫自家门前的积雪和结冰，导致他人摔倒负伤的需负法律责任，并要承担受伤者的医疗费用。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倘若我国也有类似的法律条款和判例，各人自扫门前雪还会那么难吗？

□ 朱 增

公开财政预算，公示官员述职报告，公布官员家属从业信息……广东最近在信息公开、透明行政方面“动作频繁”，之前被视为“机密”和“敏感”的信息得以公诸于众，接受社会监督。对此，新华网刊文称——中国地方政府正在开始一场“透明革命”。

诚如学者指出的，地方政府着手改善信息和权力的不对称，可以有效提高透明度，保障公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减少腐败发生的机会和可能。由此审视，此番广东各地进行的“透明革命”，其启蒙意义和探路价值不言而喻。与此同时，需看到的是这场革命还有许多亟待改进和完善之处。比如，如何保障信息的真实性，如何避免信息公开成官方独角戏，如何保证信息公开与行政执法相互促进……凡此种种需要认真梳理和考量，而在公开的内容上，不应止于政务，“政误”也应公开。

严格来说，“政误”是“政务”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副产品，政务公开、信息公开，自然而然包括公开“政误”。可在现实语境下，官员对此的理解出现了偏颇，“政务”被等同于工作量、工作业绩，于是民众发现领导干部很忙很出色，越忙越出色。这显然有悖常识。其实，对于“政误”，政府部门大可不必掖着、藏着，自可胸怀坦荡地将其公之于众，予群众以实情，予自身以警示。有道是“知耻而后勇”，相信任何一个有上进心、有耻感的干部自会引以为戒，进而在工作中戮力作为，以期“将功补过”。如此一来，岂不善哉？

□ 朱 增

湖南张家界市召开景区推介会，与会的某网站实习人员未认真听取领导讲话，在编发消息时，擅自加入了河南巩义某领导的讲话，由于编辑把关不严，湖南便替河南吆喝了起来。这是一记成色十足的乌龙球，张家界名声见涨了，可当地政府却着实很受伤。

政府形象受损，乌龙球的制造者自然得倒霉。据媒体报道，张家界市委宣传部等已要求网站辞退该实习人员，负责审稿的编辑除深刻检讨外，还被诫勉谈话并扣发当月奖金。事件处理结果的公布，预示着“湖南开会推介河南景区”一事至此将尘埃落定，可因之而生的反思和追问却不能随着责任人的被处理而终止。我们需叩问的是，乌龙球的出现是否是偶然？如果不是，这背后又是否有某种土壤存在？

其实，这种自摆乌龙的现象，并非没有先例。远有四川巴中市中秋放假通知写成端午，近的则有河南出现的“双胞胎政绩”：睢县、桐柏两县不仅土地面积和人口数量一致，就连种植的树苗也完全一样。需注意的是，相关方面对事情的解释，“工作人员一时疏忽”成了不约而同的默契选择。固然，这里面有真实的成分，但却在避重就轻。事实上，无论是信息的撰写者，还是审核者，只要一个能多点心思、多个心眼，差池就能轻易避免。这些非技术性的错误，只能证明有关人员在责任这道考题上的挫败。

湖南替河南吆喝是一记乌龙球。要避免类似现象，不存在能不能的问题，只看你愿不愿意。只要端正态度、强化责任，善于借力借智，一切当自在掌控。

□ 朱 增

《南方都市报》登文指出，官员自评与公意表达不能各说各话，如果公众意见丧失了对行政官员直接评议的制度渠道，官员自我打分的高低只是数字不同而无实质意义。在此基础上，需明确的是，如果官员自评不够客观、公正，甚至先天不足，那么公意表达不是沦为花瓶，陷入虚假繁荣，就是无的放矢，达不到公意表达功能和效果。

之所以有此一说，完全是因为广州副市长徐志彪述职报告名不符实——在人民网上刊登的这则述职报告的第二大点标题为“2007、2008年履行基础教育工作职责的主要措施、成效和不足”，笔者通读完全文，该章“措施迭出，成效颇丰”，可和“不足”有关的笔墨只三小句，尚不足60字。笔者不是教育界人士，对广州也比较陌生，无力从专业的角度对述职报告予以评判，但还是可以“业余”地提点意见。

从材料的角度看，这份报告就不及格，因为涉及“不足”的内容实在过于骨感，且不痛不痒，而原本这应是报告的重点之一。任何官员工作即便再出色，也有力有不逮、鞭长莫及的时候，工作中存有不足实属正常。换个角度说，公众对官员工作的业绩完全可以淡然处之，拿了公帑就当尽职尽责。倒是对于他们的不足当重点关注，因为只有不断补齐“短板”，社会管理等政府四大职能才能不断改进与完善。可以说，广州市敢于公布副市长述职报告的勇气值得赞赏。官员给自己打98分、甚至100分也足见其自信。但就眼下看，这种勇气和自信是打折的，没有充分展示不足的述职报告是不完整的，官员自评也就难以让人信服。

不管如何，官员自评都不应先天不足。笔者惟愿“不足”的似有实无，只是一时疏忽，而非明知故犯。因为相比于行动，理念的更迭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困难、复杂得多得多。

□ 朱增

为长远计，慈善事业不能单纯依靠政府，或者民间。诚如其他公益性服务事业采取的策略一样，慈善事业的发展最终也要走到“政府掌舵、民间划桨”的路子上来。从这个角度而言，慈善立法不是恰逢其时，而是有点偏慢和滞后。

的确，慈善立法应培植民间慈善。需看到是，单纯靠立法推动并不足以形成慈善蔚起的风貌。归根结底，慈善立法只是外因，慈善之心才是内因和根本。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表示，中国的慈善事业面临的问题已不再是“不愿做”,而是“不会做”。对这一判断，笔者不敢苟同。并不是对国人慈善情怀的低估，只是谁又知道王司长没有高估呢？不会做的问题易于化解，不愿做的问题则要困难得多。

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现代的中国进入了一个信仰迷茫期和理想空洞期。有人评论，当代中国有三大缺失，即缺少牧师、教堂和礼拜。随之而生的是，国人慈善意识的衰微。因此，虽然国人不乏“吾貌虽瘦，必肥天下”的精神传统，但过于迅速的物质积累，使得他们尚未形成成熟的财富观，在慈善的动机上，也不可避免地出现浓重的公关色彩。客观上，这确实能在某种程度上起到兼济天下的功效，但注定不可持续和绵长。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慈善事业的发展固然离不开稳固的制度支撑，但其萌发和赓续的基石还在于民众绵远、悠长的慈善之心。因此，培植民间慈善，需从对民间慈善之心的呵护和关怀开始。我们不能等到制度设计规范才去行动，因为法律等制度设计虽然会与时俱进，却总要落后于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