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埃落定

    当我编辑好回复冯老师的短信，并按下发送键后，我知道随着我的最后一次机会的放弃，读研的事情终于尘埃落定了，四个月后我将到象征中国经济最高水平的城市去继续我的学业，再一次开始我的学生生活。

    回想起星期五晚上我突然收到冯老师的短信，得知北京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又有了几个调剂名额时，我头皮一阵发麻，脊梁骨上的汗毛都竖起来了。我不知道这是上天对我的眷顾，还是对我的捉弄。因为这时我早已经接收了上海理工大学的待录取通知，也就意味着我不能再接收其他学校的待录取通知。俗话说：“面包会有的”。我带着一丝希望查看研招网上的各种说明和规定，终于看到一条，意思是说只有在招生单位同意并解除待录取标记的情况下才可能退掉已接收的待录取而转投其他学校。然而方案的实施不可能按照我自己的设想进行，留给我的时间又是那么短，我无法在短短一两天时间内完成面试、写申请、办手续等等事情，弄不好的话甚至可能落个竹篮打水一场空，所以我最终选择放弃。如果我在国家线出来的第二天就去找导师，很可能就在第一时间得到复试机会了；如果我当初图安逸选择了太原的其他高校，现在退档也会容易许多，或者被上海理工淘汰，我也会搭上北工大的末班车；如果我复习到了那个关于随机模拟的运筹学试题，就会多得15分……可惜，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永远停留在字典里。

    我倒不是说北工大有多好，但是它确实是一个很理想的深造环境：论学校，是211，实力较雄厚；论专业，北工大的管科是北京市重点学科，有博士后流动站；论城市，首都自然不必说，北工大又是北京市重点高校，科研经费充足、校园设施完善……更关键的是这个学校的门槛并不高，“学校、专业、城市”三全其美，能说不理想么？很遗憾，擦肩而过。

    记得单口大王刘宝瑞老爷子有个名段叫“连升三级”，回想一下我的调剂历程，可谓“连降三级”，从34所的天津大学，到A区211北京工大，再到B区211太原理工大学，最后录到非重点的上海理工大学，多少有点凄惨。也许说重了，谁让咱只有352分呢？有人要已经不错了，况且三个要素实现了两个，这个结果不仅让我能够接收，而且很满意了。后来听朋友说，天津大学的管科复试后最低分378，考420的人只能排第十名而上不了自己选报的导师，我心中也释然了。不能不承认人与人之间能力上的差异，这种能

——"一场雨水无法拯救荒废的花园"

 

还有足够的时间

折一支青青的杨柳

可以继续虚构

流水缺席的桥头

 

我听见离歌，声音更可能只是

残雪融化的呢喃——在唇间

小路拐往春天，而你将踏上

雨后初霁的虹桥——那云端

 

嘿！松开手吧，

此刻天空澄净，你无法

将双翼抱得更紧

嘘！闭上眼吧，

我也该潜回水底

像一尾哭不出眼泪的鱼

静静地，翕回忆的鳍

 

 

 

无题

 

本命年。好吧，我真的的没穿红。

 

所以节日后被告知伊决定回杭州？所以初上班就被决定发配郊区？一场冷战从年末到年初，冷面刚开成笑靥，这就要消失不见。

欲留。踌躇了很久。留停的最后还是自己的脚步。

柳随风说：“想清楚你要的到底是什么。”

似乎只是一段貌似安定的感情？因为生活中太多的波动。

有太多理由对此嗤之以鼻。毕业好几年的人了，还装什么老天真？

明智的做法好合好散？最后的狂欢，不诉离伤。

 

收拾好东西。随BOSS奔赴新的战场。

工作的重心早就落在专业以外，更别说爱好。

准备戒掉一些东西，全力以赴地……呃，尽量全力以赴地，应付新的差使。

作为饭碗，还是时时保养要稳妥一些。

 

重新花一小时奔波在上下班的路上。啃冰激凌。不为口为胃——嘉兴回来开始痛到现在，去医院又查不出啥毛病。现在SIM决定让毛病们明显一些。

骚扰我亲爱的债主们。絮叨。路途迢迢，也只能靠絮叨给记忆对焦了。在城隍庙看灯，小外甥女在身边跳着脚闹。人喧灯亮。处处春来到。

 

来的有些早哇。挂断给伊的电话。没俩步手机又震响伊发来的短信。手有点凉，屏幕有些花。恍惚了一下，前方人头攘攘处，灯火阑珊处。素靥浮空，眨眼不知道身处。

八国联军是怎样在天津搞拆迁的

1900年，占领了天津的八国联军成立了临时军政府，并取了个具有浓郁中国特色的汉名：天津都统衙门。

这个洋衙门上马管军，下马管民，从1900 年7 月30 日成立，到1902 年8 月15 日解散，一共召开了329 次委员会会议和4 次特别会议或专门会议，平均两三天召开一次。会议讨论通过的所有议案，制定的各项法规、法令等皆以法文一一记录在案，最后汇编为几大本“Procès-verbaux des Séances du Gouvernement provisoire de Tientsin " （《天津临时政府会议纪要》），在直隶总督袁世凯代表清政府收回天津主权时，这些会议纪要作为法律文件移交清政府。

天津都统衙门的建立，固然首先是为了整顿秩序和治安、采取卫生防疫措施、“为联军驻扎提供方便，供应粮食及交通工具”，但也明确宣示要“清理中国政府及私人放弃的动产和不动产，编造清单并民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 “采取防止本地人发生饥谨的措施”，在其发布的第l 号告谕中宣称将“清理地方、保全善良”。

天津都统衙门在统治期间，为了防卫的需要，主导了一些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将城墙拆除建造公路等。这些建设项目的实施，又引来了列强中一些工商业团体更大的商业性开发要求，比如在新修的马路上建立电车、电灯等，由此促成了天津开埠以来的第一次近代化改造浪潮。

在这些开发建设中，涉及大量的民房拆迁工作。这个真正从枪杆子里打出来的占领军临时政权，在拆迁方面却出乎意料地选择了放弃本已获得的威权。

出于军事的需要，英国占领军司令坎贝尔（Lorne Camvpbell ）将军曾要求都统衙门在城内东南军械所附近设置一个靶场。都统衙门却答复说：“如不付给房主赔偿费，本委员会无法让居住在那一带的居民搬迁”(1900年12月12 日，第81次会议第2项）。很难想象，就是这同一个洋衙门，对违反枪械禁令的华人几乎杀无赦，而且均采用西方人认为相当残忍的斩首处决法，在那几本厚厚的充满了斩首命令的会议纪要中，居然也会出现这样的“弱势政府”才有的“无奈”之词。

在这个洋衙门对中国的反抗势力进行无情镇压的同时，它也开始了对战后混乱的私有财产的登记整理工作，向能够出示财产证书的人发放房产证，并颁布了契约注册办法。

毋庸置疑，尽管是占领军政权，它还是将西方的契约精神带到了这个军政府的运作之中。1900 年11 月19

土改学：划阶级成分

土改看起来改革的是土地，实质上它改变了人心。

人心变了，人与上地、财产、权力的关系才会变。细究起来，土改的头等大事倒不是“土地还家”，因为“还家”的土地没过几年就被“合作化”了。土改真正的大事是“划阶级成分”，这划定的“阶级成分”不仅改变了很多人的下半辈子，甚至影响了几代人的命运。划阶级成分简单地说来，就是依据土地占有、是否劳动、有无剥削这三大标准，将生活在农村中的人，划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等不同的阶级。这既是土改中变更地权的理由，更成为确立新政权在乡村中合法性的基础。

虽然有了土地、劳动、剥削这三个标准，但由于执行者颁布相关规定的滞后，各地出台的办法也大多含义抽象、模糊，使划分阶级的标准在不同地区之间，出现了很大差异。有时完全靠土改干部随机掌握，落实到各村庄，情况就更加混乱。华东局五莲县委就总结过：“因为划时缺乏标准，及为过左情绪所笼罩，所以毛病很多，标准不一。如在经济上的标准，有单按地亩多少、单按自地佃地、单按生活好差，有过轻微剥削的即是地富，有过贪污盗窃行为的即是恶霸，因经营副业生活优裕的亦作为地富看待，在穷庄里是普遍的矮子里拔将军，‘找不到阎王就找鬼’，许多中农被升为地富。在政治上，政治态度好坏亦作为定成分的标准，如做过坏事的，在顽方、伪方干过事当过兵的，有特务嫌疑的．有恶霸行为的，和干部关系坏的，阶级成分就上升；关系好的及干部积极分子木身，阶级成分就下降；有的则挟私报复，有的查三代。”

晋绥区的兴县木栏杆村很有代表性。这个村五十多户，村里有一千多亩地是属于另一个村子牛姓地主的。村中土地略多的几户，连富农都算不上，其余四十多户则靠租地耕种。当时晋绥分局的领导听到这样的情倪，就启发工作队：全村没有一户地主，这能说得通吗？划成分不能光看他们的上地占有情况，还要看他们的政治表现，看他们铺的摊子大小，还要看他们祖辈上干过什么事清，看他们的父亲、祖父是否曾经有过剥削行为。有了这个指示，工作队划成分就用了查三代的办法，无论现在怎样，只要其祖父、父亲有过剥削行为，就将其划为破产地主或破产富农。工作队还创造了一种划成分的新方法，到野外去看农民的祖坟。只要发现坟墓有围墙、有石碑，就将其后代划为地主或富农。理由是，贫雇农的坟是立不起围墙、竖不了碑

 

也许最富有挑战性的就是学会一套做好书面作业的技巧了，作业是考查学生学习成绩最通常的办法。这就要求学生对大量必读材料进行批判性的评价。

根据指定的阅读材料，去完成写作任务，需要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策略，这可能是很多学生所不熟悉的。各种科目的课文本身在内容和风格上虽多种多样，但都需要进行对概念复杂的文章所做的那种批判性分析。

同样，对多数大学生来说，在大家面前发表演讲也是一次新的亲身经历。同样，学生要对问题做批判性分析，并对讨论或分析提出自己的看法。学生在讨论中的发言是课程成绩的一部分，那些表达不好的学生，可能会不及格。

很多学生感到大学的讲座莫名其妙，也没有什么意思。讲课的人说上一两个小时，也许还放幻灯片进行讲解，在黑板上写些重要的话，分发一些阅读材料，然后布置作业。新生看见别的学生不断地在笔记本上写，但不知道他们写的是什么。经常是下了课，学生也没有记下讲课的要点，甚至连学生自己都看不懂记下的是什么东西。

多数学校都开了一些课程，教新学生怎么有效地听课和记笔记。如果没有开设这些课程，那么也会介绍许多有用的学习技巧指南，学生可以通过自学练习这些技巧。在正式开始学习之前，先解决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如果你把这个问题拖到开课之后，你会感到没有能力在上课的同时再去解决如何学习的问题。

须知，多数学生在掌握大学学习所需要的语言技巧方面还是有困难的。克服这个困难的一个办法是去上语言课和学习技巧课，多数学校全学年都开这些课程。还有一个基本方法就是找一个学习伙伴，也许你能和他/她一起找出困难所在，互相交换意见，彼此鼓励。

掌握实际语言和学习技巧贯穿于大学生活的全过程，它本身也是大学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领导”这个词是教育管理中最难的词汇之一。在有些人看来，领导者就是后面有人追随的人。那么按照这个定义，一个好的领导者就应该经常有大批可靠的追随者。于是就出了一个难题，即希特勒也是一个“好的领导人”了。因此，有些人就说，“领导”既要有追随者，又要有好的，或至少有正确的方向感。这后一点就引发出一个模糊的论点，即“坏领导者”没有追随者，或者虽有追随者，但方向不正确。

除了这些定义方面的问题，有些人认为他们知道什么是“好的领导作风”。领导作风也许有决定意义，但不论其领导作风如何，其追随者都认为是“好的”。这些人可能会用作风的标准来替代有追随者和正确方向这个标准。有些人甚至走得更远，他们认为，好的领导作风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目的。他们给自己崇尚的作风起了一个有吸引力的名称，例如“民主化领导”。这样一来，那些有“民主”作风的校长们就想当然地被看好，尽管他们可能效率不高，也不受欢迎。效率不高和不受欢迎是可以辩解的：这位校长“不是一个真正的民主领导人，因为如果她是的话，她就会效率高和受欢迎了！”

由于“领导”这个概念很模糊，因此“领导”这个词用起来要十分小心，只有在界定明确时才能使用。如果把领导一词界定为使用权力、权威和影响，我们在分类上对于作风的划分才可以被看成是对于领导的分类。我们把能取得成就的领导者同能办成好事的好领导者区分开来。但一个好领导者总能取得许多很好的结果吗？有些校长在某些情况下工作是有效率的，但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则不行。他们今年是高效率的好领导者，明年就会突然变成效率低下的领导者吗？回答大概是肯定的。领导水平可以看成是内部和外部工作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是这个领导人本身素质的结果。因此温斯顿· 丘吉尔是战争时期的一位高效率的好领袖，但不是和平时期的卓有成效的国家领导人。而富兰克林· 罗斯福则可能恰恰相反。

 

许多人认为，发展是和繁荣联系在一起的。我们衡量经济搞得好不好，据说是用国民生产总值（GNP）的多来衡量，来看待增长的。但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对日益减少的自然资源的不断开发，最终必定导致繁荣的下降，别是在人口增加的情况下更是如此。那么，怎么做才是正确的呢？

首先主张发展的人士认为，他们说发展对于繁荣是必要的，是指发展对于经济体系的顺利运行是必要的。主张发展的论点在涉及第三世界时，是很有说服力的。面对第三世界的贫困和衰落，反对发展的论点看起来缺乏同情心。真是这样的吗？难道不正是发展，特别是富裕国家的发展，导致了第三世界国家的贫困而不是进步吗？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如何解释这些国家经过了一个世纪的大力发展之后，如今却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呢？

要了解这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就要看看发展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影响。我们要看现实，而不是看发达国家的学术人员带着玫瑰色眼镜所鼓吹的那些抽象的经济发展阶段的理论。发展究竟给第三世界人民带来什么好处呢？如果发展是把农民的土地变成了机械化农业综合企业，生产出的产品不是为了当地人的消费，而是为了出口；如果发展就是剥夺农民土地上的矿产和其他自然资源，而受益的是外国投资者和一小撮他们在当地的合作者；如果发展就意味着无法偿还的大笔外债。

这样说当然有些过于简单化。但我认为，这个论点还是成立的：不能抽象地看待不发达国家里的发展；必须在这些国家真实增长的基础上来看待这个问题。要看什么人受益，什么人受害；要看发展把当地人们带到何处，使他们的生活处于什么状态。如果这样看问题，那么在当前的情况下，发展给世界上的受苦人带来更多的是害而不是利。

那么，为了繁荣，我们需要发展吗？只有做到零增长才能得出答案。但那不是一个可以轻易实施的试验。现代经济是十分复杂的现象。它对人的组织能力是一种赞扬，对人的理解能力是一种挑战。任何对现代经济的运作有所影响的东西，像采取零增长这样的政策，如果未经小心谨慎的考虑和谦虚的自我怀疑，是不应该提出来的。但是，如果说经济发展前景不明朗会使人产生恐惧的话，那么如果这种恐惧使人无所作为，而其结果会给后代造成无穷尽的苦难，也许给生存环境造成灾难性的威胁，那同样也是令人心生恐惧的。

 

我们大都希望自己既才华横溢又富于创造性。为什么托马斯· 爱迪生会有这么多发明？仅仅是因为他比一般人聪明吗？他难道没有长期埋头苦干过吗？令人吃惊的是，爱迪生年幼时，他的老师说他太笨什么都学不会。其他名人也有在年幼时其创造天赋未被发现的：沃尔特· 迪斯尼曾因没有好的想法而被一家报社解聘；埃里克· 卡鲁索，他的音乐老师曾说他的嗓音太难听了。

迪斯尼、爱迪生和卡鲁索都是既聪颖过人又富于创造力的人物。然而研究创造力的专家认为创造性和聪明不是一回事。创造力是用新的、非常规的方式构想某种事物的能力，是以独到的方法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当富于创造性的人被问及是什么促使他们用新方法解决问题时，他们回答说，把看起来没有关系的事物紧密联系起来的能力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还说，他们必须有时间和自主权，能在一个令人愉快的环境中思考对一个问题的几种可能的解决方案。

创造性和智力之间有多大关系呢？大多数有创造力的人都非常聪明，不过其逆定理不一定正确。许多高智商的人（由智商测试而定），并不是很有创造力。

有些专家对我们能否搞清楚创造性的心理过程持怀疑态度。也有专家相信一门创造性心理学即将问世。然而，大多数专家们认为创造性的想法像魔法泉一样自动喷涌而出是不可信的，顿悟之中影像的瞬现也只是创造过程的一小部分。创造性过程的核心部分则是一个人做出成果所凭借的能力和经验，而这种因素往往是贯穿终生的。

    在冗长的系列电影的第一集中，当阿波罗· 格里德和洛基· 巴布亚打斗时，他发现和出左拳的人打斗可真不容易。虽然洛基是个虚拟的人物，但左撇子在打斗时确实有战略优势，其原因只是因为多数用右手的人几乎没有和左撇子打斗的经验，但反过来却不是这样。

    关于人们用左手还是右手问题的正统观点是，这和人脑两边分工中将语言处理功能集中于左脑有关。因为在很久以前的进化过程中，人类的祖先经历了一次变形，使得头部相对身体扭转了180 度，结果是左脑控制身体右侧，右脑控制身体左侧。人类的左脑通常是主导的。总体上说，用左手的人比用右手的人个子小些、体重轻些。这本应该使他们在进化中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尽管他们在体育运动中占有着优势，左手现象的存在还是使生物学家迷惑不解。不过夏洛特· 佛瑞认为他知道答案。

    每一位男生都会告诉你，打架赢了能提高你的地位。如果在史前时期，打斗获胜就意味着在扩大生殖繁衍方面的成功，这就足以在人口中保持一定比例的左撇子。作为左撇子有不利之处，但在打斗中却占上风，这就达到了平衡。如果这样说是正确的，那么社会的暴力水平越高，左撇子的比例也就越高，因为在这样的社会中，作为左撇子的优势将会增加。佛瑞博士验证了有利之处将会增加的这种假设。在现代社会里打斗往往涉及科技应用，主要是枪支，这就不可能给左撇子任何优势。因此佛瑞博士决定把他的调研限定在传统社会中左撇子和暴力水平的比率上。

    通过查阅大量资料，警察局核对，甚至实地考察和向居民提问，佛瑞博士发现，在传统社会里，左撇子的比例和谋杀案率确实有关联。比如，左撇子比例最高的地区之一是南非的雅诺玛默。搜捕和战争是雅诺玛默文化的核心。每年的谋杀率是每一千居民中有四起。此外，根据佛瑞博士所说，雅诺玛默的左撇子占22.6％。与之相对的是西非布吉那法索讲杜欧拉语的人，他们是实际上的和平主义者，每一千居民中的谋杀案仅为0.013 ，而左撇子仅占人口的3.4％。

    虽然没有说用左手的人比用右手的人更具有暴力倾向，但他们使用暴力似乎更为得心应手。也许这有助于解释“slnister”这个词的双重含义。

（译注：Sinister 的一个含义是可怕的、邪恶的；另一个含义是左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