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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对当时中国的问题抓得很准。他的小说有两个主人公,一个是农民,一个是知识分子。他通过小说提出了农民和知识分子如何结合的问题,而这是中国当时革命的出路所在。梁漱溟提了一个办法,就是知识分子下乡,搞乡村建设。他的乡村建设由于抗战,停顿了。即便没有抗战,他的办法也是疗程很长,是慢办法。但是梁漱溟在中共势力尚弱的时候就说,“土改痛快”,但必须掌握政权,“中共若建得起政权来就于大局有补”。后来我们知道,中共的土改最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中共也建起了政权。
鲁迅、梁漱溟、毛泽东这些人,都最能看到当时中国问题所在。这个问题就是知识分子如何跟农民结合。下面从鲁迅小说中举几个例子:(1)“路本是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走的人多了,也就有了路”,这句探索出路的话,出现在《故乡》中,《故乡》中揭示的最大问题,就是“我”和乡村的隔膜,甚至和小时候伙伴的隔膜。(2)《阿Q正传》中的阿Q是很有革命需要的,但一直处在懵懂状态。(3)《孤独者》里面的魏连殳本身是觉悟的知识分子,但没有出路,最后投军阀。(4)《祝福》里面的祥林嫂更是找到了“我”,要求启蒙,但“我”仅仅过年才回到农村,不了解情况,所以也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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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他出版了《世界主义和民族国家》 (Weltbürgertum und Nationalstaat),(追溯民族情感在19世纪的发展)使政治思想史成为一门重要的新学科,并证实了迈涅克喜欢用辨证甚至二元的术语思考的偏好。终其一生他都谋求解决相反甚至对立的思想,例如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道德和权力,独一和反复。1913年他在柏林大学获得了现代历史学的教席,他拥有这一席位直到1932年退休。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1914年,迈涅克像多数德国人一样是民族主义的,但与领导层的接触很快改变了他的看法,他开始宣扬国内改革和没有割地的和平。他的声音不被重视。德国于1918年战败后,服从而非信念把他变成了一个共和派,他开始真诚地为一个民主的德国服务【他是理智的共和派,即支持共和,作为最不坏的选择】。1924年他出版了或许可以说是他最重要的作品《马基雅维里主义》(Die Idee der Staatsräson in der neuren Geschichte),一个思想史方面的研究,致力于解决道德和政治必然性律令之间的冲突【从这部作品开始,致力于解决权力和道德之间的冲突】。
迈涅克继续与魏玛领导层保持密切接触,并撰文抗议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他的警告再次被忽视。希特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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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贾钧两个孩子学习都很勤奋,胡锦涛起身走进两个孩子的小屋。贾钧女儿贴在墙上的两句座右铭吸引了总书记的目光,他俯下身子,一字一句地念道:“梅花香自苦寒来”、“做最好的自己”。……
(摘自新华网北京11月19日电,题:“我们就是你的亲人” ━━胡锦涛总书记在呼和浩特市看望困难群众侧记)
“梅花香自苦寒来”和“做最好的自己”,这两句,一古一今,倒是很能概括当前的文化状况。传统文化正经历苦寒,现代文化自以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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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朋友于16日晚来到朝阳区文化馆,首先看到了樱井先生和他的朋友们亲手搭建的“上层建筑”。帐篷不大,观众在里面依台阶落座或席地而坐,稍显拥挤,前几排的观众在剧中与演员有更为切近的接触,包括感受到演员兴致高昂的飞沫的威胁。《变幻·疮痂之城》演出两场,日文版在昨天上演,今天是中文版,也是最后一场。
在演员冲入场地并用手电筒提醒观众之前,演出已经开始了,我指的是音乐,节奏是现代的,但旋律来路不明,我猜测里面引用了偏僻的古老剧种。贯穿始终的音乐让人激动又迷惘,对于修养尚浅的我来说,这也是樱井先生戏剧的特征。我的朋友谦虚地说,由于剧情费解,她是抱着看魔术表演的态度来的,的确,樱井先生善于在狭小的空间中使人物神出鬼没。
对于剧情意味,我也只能靠记忆来猜测若干片断。首先想到的“多数”寻找那只同样名为“多数”的小猪。“多数”的命运是多数人的命运,所以她叫“多数”,但作为不安的寻找者她又是孤独的一个。作为一个集合名词的“多数”,它的特征是一只小猪,无论什么靠近,它都凑上去,没什么靠近,它就自顾自,它总是饥饿着,它是皇帝(“独裁”的来源——独裁不是来自
米歇尔·莫利诺(Miguel de Molinos,1628–1696),西班牙牧师,寂静主义的主要奠基人,1628年生于Muniesa (Teruel)。(另有一说生于1640年——中译者注)
1670年左右成为神职人员并定居罗马。在那里他以良心指导师闻名,并与Odescalchi 枢机主教关系甚好,该枢机主教于1676年成为教皇英诺森十一。1675年莫利诺出版了《精神指南》(disinvolge l'anima e la conduce per l'interior camino all' acquisito della perfetta contemplazione e del ricco tesoro della pace interiore),附有简短的(Traltato della cotidiana communione).
直到1681年都没有对莫利诺的怀疑。这一年,耶稣会布道者Segneri在其《Concordia tra la fatica e la quiete nell' orazione》中不点名地攻击他的观点。事情提交到宗教法庭,它宣布《精神指南》完全正统,并批评了Segneri。
路易十四自认是正统支柱,但他与英诺森十一关系糟糕,并乐于在教皇的朋友中发现异端。遵循在罗马的法国大使兼枢机主教的要求,莫利诺于1685年被捕。最初他的朋友相信会判他无罪,但1687年开始,许
Comte de Mirabeau
法国政治家和作家Honoré Gabriel Victor de Riqueti, Comte de Mirabeau (1749-1791),是法国大革命头几年的关键领导者。他谋求王权与第三等级的结盟,反对自己所属的等级,贵族。
1749年3月9日生于靠近Nemours的Bignon,Honoré Gabriel de Riqueti,后来的Comte de Mirabeau,是杰出的重农派作家,因改革建议而以“人民之友”闻名的Victor de Riqueti,Marquis de Mirabeau之子。1767年米拉波成为骑兵军官,但很快因出轨行为(escapades)被监禁在Ré岛。1769年释放,参加了平定科西嘉岛叛乱的远征。次年以上尉身份回来后,遵父命与蒻ilie de Marignane 结婚(1772),但很快跟他不爱的新娘闹翻。他的放荡和挥霍激怒了父亲,他父亲多次请来逮捕函拘禁他,1773在Manosque,1774在fastnesses of the Ch鈚eau d'If in Marseilles harbor,1775年是在Pontarlier附近的fortress of Joux。
在Joux,米拉波写了《论专制》(Essay on Despotism),并赢得了老Marquis de Monnier的少妻。化名Sophie de Ruffey,她跟他于1776年私奔到瑞士,然后到阿姆斯特丹
我被告知我们的课程题目是“中国传统文化”。这个题目太大了,例如,我们可以去了解一下宋朝京城汴梁的街头帮派文化;我们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唐朝西域僧侣的日常生活等等。总之,一涉及文化这个词,我们似乎可以无边无际无所不谈,但又可谈可不谈?我认为,造成这种困难的原因在于现代对文化的定义,即“任何时空中一种人群的共同行为模式”。根据这个定义,文化不需要付出知识和道德的努力,而只需要像选购商品或旅游一样,抱着娱乐和猎奇的态度去浅尝辄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