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了一遍张炜的长篇小说《古船》。他完成这本书时刚刚三十岁，实在让我佩服得不行。此书出版于1987年，距今已逾20年，但我觉得作者的理念并未过时，甚至今天被允许的观念还不及1980年代开放。想起来读这本书，是因为对土改历史感兴趣，而这本书就写到了土改（这要感谢南京大学景凯旋教授的指点）。当然，这本书不像《暴风骤雨》和《太阳照在桑乾河上》那样是专为土改而作，土改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借用今天的一个词，这本书写的是一个小镇（也是一个国家）的折腾史，从土改（包括“还乡”）到大跃进到大饥荒到四清到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可谓“四十年家国”，时间跨度颇大，而“舞台”基本固定在洼狸镇。

    这本书里的土改没有涉及“分田分地”，而是着重写了斗争地主和流氓的崛起。赵多多这个无产者借着土改的暴风一跃成为镇上的民兵队长，狠毒、贪婪、猥琐，财色双收，简直就是一个“新社会”的恶霸。四爷爷则从一个穷书生成为镇上的掌权者，尽管不像赵多多那样“没教养”，但恰恰是这个道貌岸然的土皇帝强占了资本家的女儿，使得后者自觉辱没了门风，不能与爱她的人结婚。一个阶级倒下去了，一个阶级站起来了。赵家（

    与2004年的《杂书过眼录》相比，今年这本《杂书过眼录二辑》（正题为“靠不住的历史”）似乎更让谢泳满意一些，至少没有为求“厚重”而强塞不相干的东西。这可说是一个学者的洁癖和自信。当然，在我们读者看来，两本书一样隽永耐读，少了哪本都使不得。

    杂书过眼录，多为读书笔记，并且多与旧书有关。感觉当中，谢泳是个很怀旧的人，喜欢谈“旧人旧事”，多读且喜读旧书也就顺理成章了。一如他在《杂书过眼录·自序》中所说：“我平时对旧书，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总想把它们从历史尘埃中带回到现实中来。”这表明谢泳不是为怀旧而怀旧，而毋宁是读旧书想新事（即“当下中国的学术界”）。这些旧书确乎很杂，但大体是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偶尔有一两册自然科学方面的，也是从人文角度来读的。事实上，谢泳是在为他心目中的中国现代学术史收集资料，至少是想以自己亲炙第一手材料来修正和丰富既有认知，而这些读书笔记，则是“从一个小的视角打量中国现代学术的历程，”以便“让后来者知道我们的前辈曾经做过怎样的努力，他们曾经在什么样的历史情景中完成

    两百多年前，被誉为“两个世界的英雄”的托马斯·潘恩出版了《常识》一书，一年内发行了50万册，当时200万北美居民中几乎每个成年男子都读过或听过别人谈这本小册子。最近，活跃于香港和内地媒体的知名评论家梁文道先生也出版了一本《常识》，其受欢迎程度会是怎样，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与潘恩的《常识》是一篇长文不同，梁文道的《常识》是一本时事评论集。之所以与前贤的著作重名，作者有两点考量：一是“为了向前人致意，归宗于这种公共知识分子的传统”；二是“以为自己所说皆不脱常识范围”，不似流俗凡事都要往“深处”钻、议论总要谈“本质”的倾向。公共关怀和常识写作，正是梁文道的话语立场和评论视角。

公共关怀

    梁文道在本书序言中对潘恩称赏有加。这不只是因为“几乎所有轰动一时的小册子都消失在故纸堆中了，而惟独潘恩的《常识》是个例外”；更因为“他一直向往西方

    一本谈理论的书居然可以让人在阅读的时候浮想联翩，是不是有点不可思议？《狂热分子——码头工人哲学家的沉思录》就是这样一本书。作者埃里克·霍弗（1902—1983）终生从事码头搬运工作，即便成为加州伯克利大学政治科学高级研究员后也没有“脱离群众”，因为那种环境为他带来了灵感——并非通常的实证研究可比，而他也因此被称为“码头工人哲学家”。

    霍弗对群众运动产生兴趣并不奇怪。此书出版于1951年，而20世纪上半叶正是群众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其茕茕大者就有俄国的共产革命、德国的纳粹运动以及亚非各国的民族独立运动。不过，让霍弗终生对群众运动保有兴趣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他大半辈子都与码头工人在一起，而后者被他认为是最适合当狂热分子的畸零人。

    《狂热分子》一书在初版的短期内即销售50万册以上，并被译成10多种语言，是当时许多大学政治系的必读书，这种现象本身亦可以说是狂热了。当然，作为社会科学的经典，本书当有恒久的生命力才是。在我看来，这种生命力

    周策纵先生在《五四运动史·英文初版自序》中说：“有关‘五四’的文字可以说是非常丰富，然而这些书刊却都是争论性的居多，描述史实的极少。……我觉得写这样一本书来确切记录‘五四’的史实，详细检讨它的流变和效应，该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就中国的历史情境而言，足堪与“五四运动”相比拟的一个词就是“改革开放”，虽然对后者的阐释远没有前者那样丰富和歧异，但关于改革共识的争论也一再把人们的视域拉回到改革的元点。有鉴于此，还原历史，揭示真相，确切记录史实，详细检讨流变，才能为争论提供坚实的基础和理据，也才能对现在乃至未来形成清晰的认知和判断。

    由于今年恰逢改革开放30周年，各种庆典、座谈、报道、书籍一时间形成了纪念的狂欢，大有“乱花渐欲迷人眼”之势。就在这不无泡沫的“再回首”中，广东省出版集团推出了三本颇有特色的书：《广东改革开放决策者访谈录》（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广东改革开放先行者口述实录》（广东省档案馆编）和《解密档案·广东30年闯关路》（广东电视台新闻频道《解密档案》栏目编）。之

关于中国文人论政的精神传统， 傅国涌先生在其“百年中国言论史系列”（《追寻失去的传统》《笔底波澜——百年言论史的一种读法》《文人的底气》）中多有爬梳和阐扬。在他看来，“从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首开“文人论政”之风算起，到1948年12

关于中国文人论政的精神传统，傅国涌先生在其“百年中国言论史系列”（《追寻失去的传统》《笔底波澜——百年言论史的一种读法》《文人的底气》）中多有爬梳和阐扬。在他看来，“从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首开“文人论政”之风算起，到1948年

《交锋三十年》一书还有个副题，即“改革开放四次大争论亲历记”。从1978年到2008年整整三十年，能够亲历并且能够记录下来，对作者的年龄和阅历显然要有相当要求。 马立诚先生1946年生人，到1978

在1998年出版的《交锋》一书的“结束语”中，作者马立诚和凌志军写道：“下一次思想解放的‘反复’乃至‘高潮’，将在什么时候出现？我们没有预卜未来的智慧，只是猜测，可能出现在十五大报告中所说的‘政治体制的改革要继续深入’的时候。”十年过去了，在1978年、1992年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