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历史学者和政治学者,张鸣先生骤然广为人知,很大程度上缘于他与供职其间的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李景治的“过招”。2007年3月12日,时为人大国关学院政治学系主任的张鸣在博客中提及院长李景治,称因李认为自己对其没有“敬畏之心”而想将其“撤职,弄臭,而且赶出人民大学”,继而,张鸣又痛陈如今“大学已衙门化,黑社会化,帮派化”。对此,李景治连续发表四封公开信,指斥张鸣“煽动舆论对自己进行恶意人身攻击,人品学问都有问题”。由此,学院中的一场暗战借助网络而公之于众,报纸与杂志的介入则令此事成为管窥中国大学体制弊病的一只麻雀。
其实,中国的大学体制弊病本不待张鸣说,大多数学院中人对此保持沉默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并不值得赞赏。毕竟,这个体制与学者共同体的利益密切相关,自己不去争取谁去争取?至于能否争取得到甚或能否改变体制,则是另外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张鸣向大学体制开炮不乏(孤胆)英雄主义精神。当然,张鸣突然觉得这个体制不可忍受也有具体诱因,那便是时为政治学系副教授的萧延中(比张还年长两岁)迟迟无法评上教授职称,而在张鸣看来,“萧是上个世纪80年代就蜚声学界的学者,到现在还不能评教授,实在是说不过去”。当年,张鸣的《武夫治国梦》一书就是在萧延中的推荐下得以出版的。
笔者之所以要介绍张鸣的这段“学界炮手”经历,只是想说学者张鸣看来是个性情中人,这一性情见诸他的行动,更见诸他的文字,特别是他的历史随笔,甚至于他的学术著作。最近,陕西人民出版社推出“张鸣精选集”,包括了《武夫当权》(初版名为《武夫治国梦》)、《乡土心路八十年》(含《拳民与教民》,初版为单行本)、《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再说戊戌变法》、《大历史的边角料》和《近代史上的鸡零狗碎》六种。这套书前四种为学术著作,后两种为历史随笔(系从其近年刊行的诸多历史随笔中精选出来的),可以比较完整地反映张鸣的学术和创作成绩(不知为何没有收入2004年出版的《中国政治制度史导论》一书,莫不是觉得太学术?),同时也能见出一个“学者的人间情怀”(陈平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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