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历史学者和政治学者，张鸣先生骤然广为人知，很大程度上缘于他与供职其间的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李景治的“过招”。2007年3月12日，时为人大国关学院政治学系主任的张鸣在博客中提及院长李景治，称因李认为自己对其没有“敬畏之心”而想将其“撤职，弄臭，而且赶出人民大学”，继而，张鸣又痛陈如今“大学已衙门化，黑社会化，帮派化”。对此，李景治连续发表四封公开信，指斥张鸣“煽动舆论对自己进行恶意人身攻击，人品学问都有问题”。由此，学院中的一场暗战借助网络而公之于众，报纸与杂志的介入则令此事成为管窥中国大学体制弊病的一只麻雀。

    其实，中国的大学体制弊病本不待张鸣说，大多数学院中人对此保持沉默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并不值得赞赏。毕竟，这个体制与学者共同体的利益密切相关，自己不去争取谁去争取？至于能否争取得到甚或能否改变体制，则是另外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张鸣向大学体制开炮不乏（孤胆）英雄主义精神。当然，张鸣突然觉得这个体制不可忍受也有具体诱因，那便是时为政治学系副教授的萧延中（比张还年长两岁）迟迟无法评上教授职称，而在张鸣看来，“萧是上个世纪80年代就蜚声学界的学者，到现在还不能评教授，实在是说不过去”。当年，张鸣的《武夫治国梦》一书就是在萧延中的推荐下得以出版的。

    笔者之所以要介绍张鸣的这段“学界炮手”经历，只是想说学者张鸣看来是个性情中人，这一性情见诸他的行动，更见诸他的文字，特别是他的历史随笔，甚至于他的学术著作。最近，陕西人民出版社推出“张鸣精选集”，包括了《武夫当权》（初版名为《武夫治国梦》）、《乡土心路八十年》（含《拳民与教民》，初版为单行本）、《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再说戊戌变法》、《大历史的边角料》和《近代史上的鸡零狗碎》六种。这套书前四种为学术著作，后两种为历史随笔（系从其近年刊行的诸多历史随笔中精选出来的），可以比较完整地反映张鸣的学术和创作成绩（不知为何没有收入2004年出版的《中国政治制度史导论》一书，莫不是觉得太学术？），同时也能见出一个“学者的人间情怀”（陈平原语）。

脾

    编完这本集子，忽然记起《沙家浜·智斗》的唱段——

    想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张，总共有十几个人，七八条枪……

    虽然不无流氓气，“老子”的称谓尤其欠妥，但若把胡传魁的唱词予以“去政治化”，倒是颇能表达一个时评专栏编辑的感怀：南都个论刚推出时，不但撰稿人数量有限，稿件质量也参差不齐，急需扩充队伍，提高装备；经过近四年的经营，这个版面已经聚拢了一大批人，他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毛泽东：《为人民服务》）。

“独上高楼”

    “个论”两字作为版名初现于2004年3月2日的南方都市报，不过南都时评专栏的滥觞至少应追溯到2003年9月，彼时已开始约请一些专家学者就某个问题或某种动向撰文评说，只是没有现在这样的名目而已。作为言论家族中的一员，“个论”的性格主要是在与“社论”的对照中得以凸显的（此外尚有“专论”、“短论”、“快论”、“宏论”、“众论”等）。按照一位美国专栏作家的说法：“我倾向于把社论版看成是制度性的，而把专栏版看成是反叛性的。我把社论版看作是稳定的、庄重的、牢固的，而专栏则可以是快捷的、顽皮的、出人意料的。社论版发言，专栏作家作出反应。如果社论版装备有更大的冲击力的话，那么专栏就有更多的趣味。”在操作上，个论版采取栏目专栏与个人专栏相结合的形式予以展开，栏目有“中国观察”、“法的精神”、“经济人”、“媒体思想”、“说文解道”、“虚拟@现实”等，个人就是我们这支“队伍”，而“人头”绝不止本书收入的四十之数。至于究竟有多少，永远都是个未知数。

    拉上这支队伍写个论，起初曾在南都评论的一些读者乃至作者中激起不小的反弹，最具代表性的看法就是宣判“南都评论已死”。何出此言？无外乎南都评论走“上层路线”使得“精英发言”遮蔽了“草根发言”，而当今乃是一个“公民写作”的时代，意即不论“工农兵学商”“地富反坏右”，只要有一台电脑一支笔，均能“我手写我口”，而报纸评论版承载

    说实话，我对沈公要比对《读书》的兴趣更大些——个人偏好，无理好讲。最早是在《南方都市报》的“大家访谈”版上读到对沈昌文的访谈，因为也是做组稿编辑买卖的，所以印象最深的是他那二十字“箴言”：吃喝玩乐、谈情说爱、贪污盗窃、出卖情报、坐以待币。由此回过头去读他的《阁楼人语》，虽然觉得因为隔着一个时代，对于他的一些话未必能解其中味，但还是时有会然于心的感觉。套用一句流行歌曲的词儿来说，这是个有故事的人。

    沈公的故事已在他那两本集子（《最后的晚餐》《书商的旧梦》）中讲过一些了，但毕竟不系统不完整，对于“沈犯”（笔者杜撰）来说远远不过瘾，现在“沈昌文痴迷者”有福了——《知道 沈昌文口述自传》新近出版问世，欲更多知道沈公其人其事其时代，尽可一读。正如雷颐先生对本书的评价：“由此，我们可以略窥他那‘外圆内方’的门径，更重要的是实际为当代中国的‘文化生态’作了具体生动的历史记录。”这也可说是知人论世吧。

    沈昌文的这本自传并不“厚重”，多少有点出人意料。从三四岁一直说到现在，至少七十年的历史，浓缩为薄薄的一册，确如本书整理者张冠生所言，“大风大浪的事件、机锋交织的暗流、是非曲直的旋涡，由他说出时，波澜不惊，从容到家，一如老农讲他的春耕夏播、秋收冬藏”。这自然可以见出沈公的人生态度，但对读者而言何尝不是个考验——欲解其中味，就要对“当代中国的‘文化生态’”有相当之了解，否则难免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就此而言，倒是希望沈公絮叨一点，对出版界、文化思想界乃至当代中国方方面面的事情尽可能多讲一些，哪怕是重复别人讲过的话也无妨，因为这方面讲的不是够多而是太少。当然，置身于特定的大环境和小环境之下，往往言多必失，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此说来，本书现在的规模若有遗憾，也多半是这

    选举不是民主政治的全部，却是民主政治的初步。一如约瑟夫·熊比特所说，没有选票就没有民主。职是之故，检讨中国民主政治的曲折进路理所当然要从选举开始，张朋园的《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一书就展示了“晚清以来历届议会选举”（本书副题）的情况，由此从一个侧面揭示出了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所在。

    这四十年间的议会（国会）选举其实只有四次：清末咨议局和资政院选举（1909）、第一届国会选举（1913）、第二届国会选举（1918）和国民大会选举（1947）。第一次是在君主立宪时代，后三次是在民主共和时代，中间发生了一场革命。第三次和第四次相隔近三十年，乃是由于国民党北伐成功后即停止了议会选举，虽然按理在1936年即应实行宪政（议会选举自是不可或缺），但由于抗战军兴和国共政争，一直拖延到1947年才举办了一次并非全国范围的选举，两年后国民政府丢掉大陆，其国会选举只能到台湾去继续演练。

    观察议会选举主要应着眼于以下诸端：什么人选（选民资格、人数），怎么样选（选举程序、方式），选什么人（议员背景、品质）。选举的第一步是确定选民人数。由于中国直到1953年才有第一次人口普查，这四次选举都没有完整的人口数据，选民调查只能敷衍了事，甚至于完全凭空造报。清末的选举几乎限于功名绅士阶级，第一、二届国会的选民人数有所增加，但仍有性别和财产等诸多限制，国民党时代放弃了这些限制，选民人数因而大增，但投票率也不可能像传说中的那么高。中国的专制主义传统非常之长，民众的权利意识非常之弱，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选举为何物，因此对议会选举态度冷漠并不奇怪。反观西方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其制度之良否与经济发展（包括工业化、城市化、财富及教育四项）成正比，即经济发达的国家，其下层社会或市民阶层必然热心于公益事业和公共事务。对照中国当下，民众的权利意识确实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大为增强，所缺的只是制度化的表达渠道。

    这四次选举，大体上遵循多数决制度，获得较多的票数即为当选。前三次都采用复式选举，先由选民直接投票产生选举人，再由选举人互选产生定额议员。这一制度之采行似受梁启超的影响（他认为中国人的教育程度太低，“

    世人都说上学难，只因荷包没有钱。上学是为了受教育，但若由上学难推论说受教育难就未必严谨了。这不仅是逻辑问题，也是事实问题。据本人观察，我们缺少的其实不是受教育的机会，而是发现受教育机会的眼睛。比如垄断行业及其主管部门的衮衮诸公，就经常会情不自禁地给最广大人民群众上一课，而且免费。

    最新出场的一位讲师（也许尊为教授更妥）是广州市交委，主讲的题目是《论出租车不宜改为个体化经营》。这一课不但有较高的理论指导性，而且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因为省政协委员孟浩在今年广东省两会期间的提案直指出租车现行管理模式的种种弊端，作为责任政府的责任部门，当然要出来申明大义，历陈其所以不得不然者。

    撮述其要，不外如下诸端：公司化、规模化经营是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而个体化经营则是倒退；公司制是打造“责任的士”的制度保证；放开市场，的士司机的收入不会更高；现行管理模式有法律法规支撑，更兼顾了行业传统和实际情况，云云（昨日《南方都市报》）。点题一个字：No!

    这番议论实在是高，高得我等群众须仰视才见。不过这个“高”应是高傲，而非高明。不必说孟委员的提案定然是从群众中来，既摆事实又讲道理，便是愚钝如我者也颇读过一些力主放开出租车经营市场的文章，还听过不止一位的士司机抱怨公司与榨汁机无异，更有某前出租车老板站出来力停个体化经营。难道这些都是无病呻吟么？尤其是所谓现行管理模式代表了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一说，简直让人如果不回家恶补一夜市场经济ABC就绝难理解。

    当然我若逐条反驳也没意思，道理明摆在那，人家就是不讲，你能怎的？再多的口水也不过是供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相濡以沫之用，却动摇不了垄断的强大根基。出租车经营能否真正市场化，最终还是要靠一个公平博弈的平台，在某种机制下公司和司机有大体相当的决策影响力。有了这个平台，才能使开车的有力，使坐车的前行。

    吴思先生写过一篇《老百姓也是冤大头》，说面对官府（指旧社会），老百姓“惟一合算的选择，只剩下一个忍气吞声，

    据贾宝玉自述，他拜祭晴雯小姐时用的祭品是：群花之蕊、冰鲛之縠、沁芳之泉、枫露之茗。这四样东西，“怡红院浊玉”觉得有点“微”，但在我等看来已是相当有档次了。雅自不待言，关键是难置办。就说“群花之蕊”一项，那得多少钱？这花蕊可不比年羹尧爱吃的白菜芯，身份贵重着呢。我这样算计，未免有焚琴煮鹤之嫌，宝玉公子若地下有知不知要作何感想，但我这也实在是迫不得已，并且敢说有这念头的绝非我一个。

    据昨天的《南方都市报》报道，今年清明节，广州市民拜祭祖宗的用品大大缩水：乳猪变烧肉，烧肉变猪肉；胶花替鲜花，线香替檀香；更有元岗村民用咸鱼替代鲜鱼。难道是为了响应“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号召么？不是的。都说是物价飞涨之下，只能出此下策应对。诸君请看，不要说群花之蕊，就是鲜花都买不起了，不是算计又是什么呢？更不要说用咸鱼祭祖，总嫌难与“清明”两字相称，未免辜负了这等好时节。

    说来真是心酸啊。“我高我曾我祖父，艾杀蓬蒿来此土”，这样一代一代传下来，容易吗？逢年过节让祖宗享受多一点好一点，实在是太应该了。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祖宗，清明拜祭总得体面些才是。怎奈子孙不肖，愧对先人，不比人家家大业大手脚大，更不比有些地方政府公祭手笔大，只能凑合着是个意思了。用贾宝玉的话说就是，祭品“虽微，聊以达诚申信”。鲁迅先生也在遗嘱里说，“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谁说鲁迅“一个也不宽恕”呢？我看他就很能理解一众艰难讨生活的人。

    诚然，我们中国人讲究“慎终追远”，又强调“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对地下的亲人绝不能敷衍了事，但我们同样也知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袋里没钱，就是想风光也难啊。以往物价不这么亢奋的时候，虽然在献给祖宗的祭品上也能看出一点贫富差距，但毕竟没有这般难为情。现在CPI高高在上，不问人间疾苦，连带阴间也受影响。此时此刻，叫人如何不想起伟大领袖的《念奴娇·昆仑》：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只是这里要裁的不是昆仑山，而是CPI。

    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如果按照某位“学术超女”的“自由心解”，圣人此言意在强调取名之重要。说笑了，但给孩子取名字确乎很重要，否则就不会有专著和大师关注这个领域，也不会有初为父母者为此辗转反侧而无心翻云覆雨。有道是“难者不会，会者不难”，同样是为孩子取名字，有人踏破铁鞋无觅处，有人却得来全不费工夫。

    公安部新近发布的一项检索结果显示，全国名字为“福娃”的有1917人，名字为“奥运”的约3500人，名字为“和谐”的有28730人，名字为“民主”的有6623人，名字为“社保”的2133人。此外，“民意”、“民情”、“议政”、“教育”、“责任”、“使命”、“融合”等两会关键词也都用于人名。专家雨季，随着北京奥运会的临近，会有更多父母为自己的孩子取名“奥运”、“福娃”（昨日《广州日报》）。你看，这些名字岂非遍地都是？只是很多父母没有想到而已。正所谓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

    不过，恍然大悟之后可能就是嗤之以鼻——这也能叫名字？就说那个“福娃”吧，实在是太让人想到“狗娃”了，除了一个“土”字，还有何话讲？当然，俄国人也有不少“娃”，其中“莎拉波娃”、“库尔尼科娃”还相当有名，但在国人心目中，俄罗斯并不在“西方”之列，言外之意就是不够国际化，土胜于洋，有所不取。再说那个“奥运”，“奥”字倒是蛮洋气的，olympic嘛，但“运”字就得研究研究了，又不是“张涵韵”的“韵”——多有诗意，总觉得带点宿命论的色彩，或者有点全民总动员的意思，多累啊，不妥。

    声明一下，上述意见不代表本人观点，我对“福娃”、“奥运”这两个名字其实无所谓，反正犬子早已有了名字，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想说说的是后面那一大串，“和谐”、“民主”、“民意”、“民情”、“议政”、“教育”、“责任”、“使命”、“融合”……用句时髦话讲，这些可都是大词啊。随便挑一个，都有千钧的份量，拿来压在孩子那稚嫩的肩上，受不受得住，还真让人捏着一把汗。诚然，名字往往表达了父母对孩子的期待，属于理想层面，必须“取法乎上”，才不致“仅得其下”。但如果天天喊“民主”，总不免让人起疑：你什么意思？因此还请“民主”他爹

    “梨花体”风靡网络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世上还有“国家一级诗人”的头衔，后来发现这只是“诗人，国家一级作家”的缩略表达，职称序列里似乎并没有这个东东。不过，赵丽华是不是“国家一级诗人”，我其实一点也不关心，因为我一直没有“诗意地栖居”过；而张艺谋老师是不是 “国家一级导演”或“国家一级摄影师”，我就非常关心了。因为他是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的总导演，正可谓位高责任重，若是没有“国家一级”的名头镇着，那还能“总”得起来？

    可惜，我在网上又是百度又是谷歌的，就是没查到张艺谋老师的职称。失望之余转念一想，如果他不是“国家一级”，那反倒是好事，说明“天佑中华”，开始“不拘一格降人才”了。由此想到黎叔的那句话：“21世纪最缺什么？人才！”我看也不能一概而论。至少对2008北京奥运会来说，就不存在最缺人才的问题。无他，有张艺谋在。而一个张艺谋为什么就能推翻黎叔的论断呢？无他，他太有才了。

    谓予不信？且看张总导演在“政协委员谈奥运”的新闻发布会上是怎么说的吧。张艺谋首先跟记者们“谈天气”。这倒不是鲁迅笔下“今天天气……哈哈”的无话找话，而确实是求“天佑中华”，以使奥运会开幕式“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记得当年由张艺谋担任摄影的《黄土地》中，就有宏大的求雨场面，腰鼓阵阵，黄沙茫茫，叫人看在眼里，酸在心里。二十年之后，张艺谋这条好汉仍然祈求“老天爷保佑”，与其说是“良辰美景奈何天”，不如说是“心酸的浪漫”。

    张导演表示红色“肯定会用到的”，因为大家知道他“喜欢红颜色”。这算不算是“吾色一以贯之”呢？不过，张导演的红色其实还是有变化的，即由局部见红到全身通红，由肉体之红到精神之红，我等切不可被他的“一块红布”遮住了双眼。红色诚然是欲望的表征，又何尝不是心灵的表白呢？也只有如此，才会有全国的电影院线一度只放《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奇观，这可是样板戏的待遇啊。

    张委员强调开幕式要保密，据说这也是国际惯例，而他的用意则是为着“给世界那一天，给全体观众一个惊喜”。老实说，这倒很能见出点商人的精明，当然也更合乎

    一场据说是五十年一遇的雪灾让人们痛感公民社会的羸弱，这次第俨有“国难思良将，家贫念贤妻”的意味。其实，中国公民社会从清末就开始发育了，历经北洋政府、国民政府直迄于今已近一个世纪，奈何百年犹难成大器，个中原委实应细加探究。而欲求解这一命题，对中国公民社会发展历程的了解无疑很有必要。在这方面，王颖和孙炳耀的《中国民间社会组织发展概况》一文勾勒了20世纪中国民间社会组织发展的轮廓，王世刚的《中国社团史》一书则描述了1949—1990年中国社团的发展历程。与这种“通史”性著述的寥落（仅就笔者识见而言）相比，对某一类或某一个社团的专门研究明显多些，特别是对20世纪上半活跃于上海的同乡会、商会、行会、宗教组织、秘密会社、犯罪团伙、现代工会和政治党派等各色社团的研究尤为丰富。徐小群的《民国时期的国家与社会》一书，就为我们展示了1912—1937年间“自由职业团体在上海的兴起”（这也是本书的副题），而如此重要的一个领域，此前却“被史学界长期忽略了”（本书1页）。

    显然，本书是一部“断代史”，而其描述的自由职业（律师、会计师、医生、新闻记者和大学教授）团体也只是公民社会的一部分（因此也是一部“专门史”）。按照通行的理解，公民社会是“国家或政府之外的所有民间组织或民间关系的总和，其组成要素是各种非国家或非政府所属的公民组织，包括非政府组织（NGO）、公民的志愿性社团、协会、社区组织、利益团体和公民自发组织起来的运动等”（俞可平：《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及其对治理的意义》），范围非常广泛。并且，这一时期的社团也很难用现行的公民社会标准（即具有非官方性、非盈利性、相对独立性及自愿性）进行考察。不过，历史主义的态度恰恰要求不能以今度古乃至以今非古，况且正是这种历史考索为我们揭示出特定时期自由职业者及其社团如何有效地利用“与国家打交道的文化库藏”（本书320页）并丰富之，这对我们推动公民社会的成长显具启示意义。

社团与国家的动态共生

    作者的一个基本观察是，仅就1912—1937年这段时期而言，中国的职业社团与现代国家之间并非壁垒森严，而是呈现出一种动态共生的关

    自杀是个问题，甚至据说是“唯一的哲学问题”，但我觉得自杀首先是个现实问题，特别是在中国。进一步问一句：能否说自杀是个“中国问题”？似乎不能。因为自杀现象不独中国存在，而是具有“普世性”。不过，同样是自杀，中国的情况还是有些特殊，轻佻一点的说法就是“具有中国特色”，比如自杀人群的分布（性别/年龄/户籍）尤其是自杀的原因明显不同于西方国家，因而自杀干预的方式和策略也必须主要从中国的“地方性知识”中去寻求。吴飞的《自杀作为中国问题》就讲了这样一个道理。

    本书的主体部分由四篇田野调查笔记构成，这些文章此前曾在《读书》杂志上发表过。作者吴飞拥有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著有《自杀与美好生活》等书。他坦陈关注中国的自杀现象实出偶然，但进入之后就发现这里面大有问题。首先，与西方国家的自杀者集中于城市中年男性不同，当下中国的自杀者主要是农村青年妇女；其次，西方学术对自杀进行了哲学、宗教和科学探讨，但中国的自杀现象很难套用这些理论求得解释和应对。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人为什么自杀以及如何进行干预确实是个“中国问题”，即所谓“自杀作为中国问题”。

    中国人为什么自杀？吴飞认为主要是因为家庭矛盾。说来有些吊诡：在旧时的大家庭中，晚辈特别是妇女处于绝对顺从地位，再大的委屈也只有逆来顺受的份儿，如此反而很少有因家庭矛盾自杀的现象；自从大家庭瓦解之后，族权、夫权这两条绳索也挣脱掉了，特别是随着人口流动的频繁和社会转型的加剧，按理说自由的获得会增进年轻人的幸福感，可是偏偏自杀者却多了起来。于是有人说农妇之所以自杀，就是因为地位太高了。这话显得非常政治不正确，但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问题。自由的获得并不一定意味着幸福的增加和心灵的安顿，反倒可能因无所凭依而陷于迷茫和荒寒之境。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情感需求变得更加强烈，而一旦未能达到预期，就有可能以死抗议，以期引起重视。“自杀往往来自‘委屈’或‘冤枉’，而家庭中的‘委屈’又总是与感情纠缠在一起。最要命的是，很多时候，感情不但不会减弱家庭中的冲突，反而会强化彼此的矛盾。”（46页）当然，“爱需要一定程度的‘怨’才能变得活泼和真实；但是，一旦‘怨’变得认真了，就可能演变成‘赌气’；而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