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1日，眼看失去半壁江山的蒋介石在南京发布《元旦文告》，提出“因为剿匪军事加重了人民负担，加深了人民痛苦”，人民希望和平，但能和与否关键“乃在于共党一转念之间”，因而“要先问明共党对和平的意向究竟如何？只要共党有和平的诚意，政府必开诚相见”；“如果共党始终坚持武装叛乱到底，并无和平诚意”，则只有诉诸“决战”。这篇文告据说“具有两个重要目标，一方面对共党举示政府对和谈之最低条件；他方面则预示大纲俾于蒋总统退职后，副总统得据以与共党进行和谈，而不致有损其为民主政府领袖与中华民国忠贞公民之责任”。

    这天，毛泽东也在西柏坡发表了《新年献词》，开篇便宣告“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进而指出“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现在一方面利用现存的国民党政府来进行和平阴谋，一方面力图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中共的答案是什么呢？当然是“将革命进行到底”！“1949年中国人

    喜欢龙应台的文字，但并没有到见其书必买之的地步。在读《目送》之前，只看过《野火集》和《这个动荡的世界》两种。印象当中，龙应台视野广阔而笔法细腻，关怀高迈而行文深沉，似乎不怎么食人间烟火。这自然是我盲人摸象的陋见。龙应台是作家，是学者，是官员，但也是女儿，是母亲，是姐妹，并未忽略女性特有的生命感悟，而且在其笔下更耐玩味。《目送》这本“献给我的父亲、母亲和兄弟们”的书，便是如此。

    本书分为三辑，各辑之间有所区隔但亦不无交叉，以叙写父（母）女情为主，兼及对生死大问的体悟，也不乏对动荡世界的关切。对年迈的父母，龙应台像对孩子一样照顾和呵护，读来让人动容。她让两个孩子设法逗外公说话，寻找老人感兴趣的话题；她去医院探视父亲，推着他出来透气，为他清理失禁的屎尿；她在父亲将殁之前向喇嘛求助，以去除老人内心之中的恐惧；她与母亲和兄弟一道返乡，按照湘楚风俗安顿父亲的灵魂……她给曾经爱美的母亲染完指甲又染趾甲；她陪着失眠的母亲深夜去街头吃东西；她因为要离开而提前二十四小时开始耐心安慰失忆的母亲…

    1948年秋末，应聘到浙江大学筹建国学研究所未果的熊十力（校长竺可桢觉得年逾六旬的熊价值已不大），携收养不久的嗣女熊仲光经上海坐船到广州，借住在番禺化龙乡黄氏观海楼，即弟子黄艮庸家。

    这是熊十力第二次入粤。1917年秋天那次追随孙中山参与护法运动，居广州半年，令他痛感“国人鼎革以来，道德沦丧，官方败坏，士习偷靡，民生凋敝，天下无生人之气”，从此由政治转入学术，是为其一生中最重大的转折。此番再行入粤，原本就是不得以，何况内战酷烈，政局动荡，百业艰难，人心浮散，更兼僻处郊外乡间，气候闷热，音讯阻隔，语言不通，黄艮庸又执教中山大学，星期天才回，心情如何能好得了呢？

    寂寞之中，熊十力于1949年春开始给爱女讲授佛学，仲光撰写学佛札记——《困学记》，由父亲改定。此女潜心儒佛诸学，益有超世之志，深得熊十力嘉许，曾特撰“学惭伏老，传经无待于男；道愧庞公，闻法居然有女”一联以记之。2月，《读经示要》由上海正中书局印成三卷三册线装大字本，被目

    人民出版社最近重版了《大动乱的年代》一书，这是此书自1988年初版以来的第四版（前三版均系河南人民出版社所出）。2005年三版时,王年一先生曾做若干增删，但此次重印依据的是1988年的版本，据说这是为了省却重新审批的麻烦。

    今日捧读斯编，委实感慨良多。一方面自是因为本书的作者王年一先生已于2007年9月13日去世，一代“文革”史研究重镇从此风骨杳然；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一本问世于20年前的著作仍有再版的价值，固然可说是质量上乘不可替代，但又何尝没有映衬出当下国内“文革”史研究和出版的某种尴尬?仅就专著而言，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只有一部《“文化大革命”简史》（席宣、金春明著）可读，这无论如何都是让人不能满意的。“简史”的价值应以“详史”为依托，就像没人指责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写得简单，是因为他还有叙述详尽的《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哲学史新编》。其实，1980年代的同类著作至少还有一本《“文化大革命”十年史》（比《大动乱的年代》更早问世），当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该书不可能再版重印了。进入90年代后，“文革”

    “谈美”（美国的美）不是件轻松的事。爱美吧，肯定会招致板砖与唾沫齐飞，除非你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定力；反美吧，你又得考虑“为谁说话”，一不小心就会陷入合谋的尴尬境地。连清川表示自己既不是“爱美主义者”，也不是“反美主义者”，而只是想表达一个中国媒体人“在纽约：读书，读城，读世界”的感受，当然倾向还是很明确——9·11之后以迄于今的美国是个“彷徨的帝国”。

    所谓彷徨，其实就是主义的迷失，而背后则是哲学的贫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的路径无非两种斗争：进步与保守。肯尼迪和林登·约翰逊的叫‘进步自由主义’，里根的叫‘古典保守主义’；克林顿和戈尔的叫‘新自由主义’，布什、切尼的叫‘新保守主义’。也无非是两种路线：国内平权和国际开放，或者国内稳定而国际动武。两者之间，你方唱罢我登台。执政或在野，内心都跟明镜似的，无非就是什么时候东风压倒西风而已。”9·11之后，这两种主义都不敷用了，“因为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每个人都是朋友；一个恐怖主义的时代，每个人都是敌人。用康德的方法不行，用霍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苏轼这首《食荔枝》是谪居惠州时所作，但谪宦常有的悲愤失意并未见流露。再看他的《过岭》，感觉就很不一样了——“七年来往我何堪！又试曹溪一勺甘。梦里似曾迁海外，醉中不觉到江南。……”所谓“七年来往”，按陈迩冬先生的说法是指，“作者自绍圣元年贬惠州，再贬儋州，三贬廉州，计已七年”，而“何堪”、“梦里”、“醉中”等表述浸透着愁苦、劳顿、迷茫的意味，不复东坡往昔的旷达和潇洒。这也难怪：岭南的经济和文化在宋代并不发达，且有五岭与内地相隔，来回折腾，

    最近看了一遍张炜的长篇小说《古船》。他完成这本书时刚刚三十岁，实在让我佩服得不行。此书出版于1987年，距今已逾20年，但我觉得作者的理念并未过时，甚至今天被允许的观念还不及1980年代开放。想起来读这本书，是因为对土改历史感兴趣，而这本书就写到了土改（这要感谢南京大学景凯旋教授的指点）。当然，这本书不像《暴风骤雨》和《太阳照在桑乾河上》那样是专为土改而作，土改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借用今天的一个词，这本书写的是一个小镇（也是一个国家）的折腾史，从土改（包括“还乡”）到大跃进到大饥荒到四清到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可谓“四十年家国”，时间跨度颇大，而“舞台”基本固定在洼狸镇。

    这本书里的土改没有涉及“分田分地”，而是着重写了斗争地主和流氓的崛起。赵多多这个无产者借着土改的暴风一跃成为镇上的民兵队长，狠毒、贪婪、猥琐，财色双收，简直就是一个“新社会”的恶霸。四爷爷则从一个穷书生成为镇上的掌权者，尽管不像赵多多那样“没教养”，但恰恰是这个道貌岸然的土皇帝强占了资本家的女儿，使得后者自觉辱没了门风，不能与爱她的人结婚。一个阶级倒下去了，一个阶级站起来了。赵家（

    与2004年的《杂书过眼录》相比，今年这本《杂书过眼录二辑》（正题为“靠不住的历史”）似乎更让谢泳满意一些，至少没有为求“厚重”而强塞不相干的东西。这可说是一个学者的洁癖和自信。当然，在我们读者看来，两本书一样隽永耐读，少了哪本都使不得。

    杂书过眼录，多为读书笔记，并且多与旧书有关。感觉当中，谢泳是个很怀旧的人，喜欢谈“旧人旧事”，多读且喜读旧书也就顺理成章了。一如他在《杂书过眼录·自序》中所说：“我平时对旧书，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总想把它们从历史尘埃中带回到现实中来。”这表明谢泳不是为怀旧而怀旧，而毋宁是读旧书想新事（即“当下中国的学术界”）。这些旧书确乎很杂，但大体是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偶尔有一两册自然科学方面的，也是从人文角度来读的。事实上，谢泳是在为他心目中的中国现代学术史收集资料，至少是想以自己亲炙第一手材料来修正和丰富既有认知，而这些读书笔记，则是“从一个小的视角打量中国现代学术的历程，”以便“让后来者知道我们的前辈曾经做过怎样的努力，他们曾经在什么样的历史情景中完成

    两百多年前，被誉为“两个世界的英雄”的托马斯·潘恩出版了《常识》一书，一年内发行了50万册，当时200万北美居民中几乎每个成年男子都读过或听过别人谈这本小册子。最近，活跃于香港和内地媒体的知名评论家梁文道先生也出版了一本《常识》，其受欢迎程度会是怎样，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与潘恩的《常识》是一篇长文不同，梁文道的《常识》是一本时事评论集。之所以与前贤的著作重名，作者有两点考量：一是“为了向前人致意，归宗于这种公共知识分子的传统”；二是“以为自己所说皆不脱常识范围”，不似流俗凡事都要往“深处”钻、议论总要谈“本质”的倾向。公共关怀和常识写作，正是梁文道的话语立场和评论视角。

公共关怀

    梁文道在本书序言中对潘恩称赏有加。这不只是因为“几乎所有轰动一时的小册子都消失在故纸堆中了，而惟独潘恩的《常识》是个例外”；更因为“他一直向往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