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立秋，天就不一样了。早晨和晚上，吹来的风已明显多了一些凉爽的味道。城里感觉不明显，或者根本感觉不到，如果是站在庄稼地里，这种感觉更甚。顺着田龚，吹在脸上的风已很冰凉，让人感觉到昨日里的闷热就是在一夜之间便消逝的无踪无影的。女儿暑假期间，我和父母在地里摘豆角。豆角长得十分旺盛，一根根细细长长从上面掉下来，攥在手里，像是握着少女细嫩的手。今年豆角好价钱，一斤要卖到九毛钱，要是往年，最多是五毛，或三毛钱。所以，人们摘的心情就和往年不一样。听妈说，今年多了一个润五月，旱情一直很严重，至七月才下了一场大雨，但七月后，老天爷就格外关照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庄稼，隔几天，总要飘飘洒洒来一阵子雨，那些豆角啊，茄子啊，茴子白啊，见雨就长，像是它们也知道今年是建国

　　这是一本用牛皮纸包起来的书。似乎说包还不怎么准确，因为它只是用牛皮纸作了一个粗鄙的封面和封底，这样做对它而言也许是无可奈何的事。换作我，舍此也别无其它方法可言。包的人还在书脊上拿钢笔写了“飞絮”两个字。让我知道这就是一本“飞絮”的书。书的扉页也已残缺的只剩了一个斜角，留下了一些有关“销数表”及“版本”、“销去总数”及书的标题和定价。尤其是左右两幅两朵牵牛花构成的图案里，分别印刷着“版权所有”、“翻印必究”的字样，其中“版权所有”的“版”字已被撕毁，繁体的“权”字也已剩了右边的一半。让我感到欣慰的是，除去封面、扉页和封底，这本书基本是完好的。纸张里浸染着的时间痕迹在纸页里大小不一，姿态各异，但那书香之气却一点儿也没减少。

　　根据扉页残缺的斜角

　　年书是一种什么书，以前只是听人说过，并没亲自看到，近来我从旧书摊上买了两本《东方红》后，我才知道这就是所谓的年书了。通俗一点说，就是一年编一本书的意思。《东方红》年书是我国著名出版家胡愈之先生在1964年主持创刊的。每年出一本，一直到80年代后，才改为《农村年书》。虽然名字有了变化，但它面对的读者群却没变，依然是面向农村，是深受农民朋友欢迎的一本读物。我手头这两本《东方红》年书，一本是1976年的，品相在七、八成之间，而1978年这本《东方红》，品相却完好，几近如新。封面是著名画家靳尚谊先生和彭彬的油画《你办事，我放心》，毛泽东同志端坐在沙发上，一旁的华国锋身体微向前倾，英气十足，手里拿着几张稿纸。从这个封面油画上看，就可以看到这本刊物明显打印着那个年代的

　　到底想咋？说话！

　　他经常想起军子在自己跟前的黑脸恶样。跟他爷爷一个模子脱出来似的，脸黑青着，比北山上的黑龙爷还要可怕。两只眼睛像两把刀，能剜出人的肉来。但他不怕军子。他知道他不敢打自己。他是村主任，是干部。他也想了，要不是军子是干部，他也不会三番五次来找自己，逼自己搬迁。搬迁是国家的号召，还给人们在山下盖了砖瓦房，铺了油路，装了自来水。但他就是不想搬。以前他就跟军子说过，自己这把年纪，搬到那里都一样。军子说，那你就赶紧搬。他说，我不搬。军子说，你必须搬，你要不搬，我就叫上几个人收拾你。

　　他笑了，笑的有点可怜。想不到军子这个小兔崽子敢这样跟他讲话，就是把他爷爷从土里刨出来，他也不敢拿这样的口气跟自己说话。

　　每到周末，南宫便云集了全国各地的收藏爱好者，外地尤以京津河北的居多。如果准确的称呼这里，应该是太原南宫古玩市场，旧书市场只占其中的一部分。其它的则是陶瓷和杂项摊档。这里的市场很随意，并无格局和规制，由一些地摊组合而成。这里不仅涌集着各路收藏界的大腕，而且还有很多梦想能够捡漏的收藏爱好者。和全国多数古旧物收藏市场的情形一样，真正的好物件和真品已很难见到，能淘得一二件明、清年代的真品，或捡漏到什么宝贝已属罕见。

　　我周末大部分时间便是在这里度过的。虽然我得从阳曲坐车到太原，但好几年都乐此不疲，自己喜爱的《藏书报》就是在这里买的。前几年是一个扬晨的小伙子在卖，后来则是一个快七十岁的老人在卖。因为有一段时间我没去南宫书市，后来找扬晨却怎么也不见，只有一个老人在卖《藏书报》。当时

　　唐人李商隐曾写过“曾省惊眠闻雨过，不知迷路为花开”的句子，等时光流转了一千年后，一个叫蒋勋的人又写出了“迷路原为看花开”的字送朋友。我想他们两人之间是有一些联系的。一个“不知”，一个“原为”，就这样因为文字，他们二人做了一番穿越古今的思想交流。想必一定是件畅快惬意的事情。也说不清楚为什么，内心总对台湾岛上的那些诗文充满了喜欢。虽然不能把这些人单列出来说，但他们文字中的古朴细腻和随文字弥漫出的潮湿的乡愁，总是触动着我的内心，相伴着我的成长。比如蒋勋，不仅画好，诗文也绝，甚至对“红学”也颇多独见。这样的人，自然赢得了岛内外人们的热爱。当我坐在内陆山西一个叫阳曲的地方阅读一本叫做《一路风景》的散文集子时，就想起了蒋勋说

　　看完日本电影《扶桑花女孩》后，我还在为影片中那群跳草裙舞的小镇女孩们感动。形成对比的是，我们国内几乎所有的导演都在追求商业化和市场化，而日本电影《扶桑花女孩》却以这样一个朴素的故事打动了我，我觉得在今天简直就是一个传奇。

　　从整个影片来看，《扶桑花女孩》以纪实拍摄手法来追求电影画面的原生态效果，整部影片洋溢着青春奋斗和爱的气息，给人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看着看着，总会让人想起《望乡》、《追捕》、《远山》、《阿信》等一系列优秀的日本影视剧。

　　值得一提的是电影《扶桑花女孩》是由一个韩裔日本籍的七０后年轻导演完成的。更为可贵的是他能在这个俗套的故事中挖掘出新意，对日本六十年代经济转型时期一个小镇煤矿将要倒闭

比起大地震同期出版的书籍，一年以后这些反映汶川大地震和抗震救灾的图书就更有了一种力量和深度。这些出版物当中，著名作家裘山山的长篇纪实散文《亲历五月》就是一部引人注目的佳作。这种引人注目不是因为根据她的长篇小说《春草开花》改编的电视剧《春草》在全国各大电视台斩获收视率第一名，获得专家和观众一致好评，而是因为她以一名军人，一个作家，一位母亲的多重身份，冒着生命危险，一次次行走在地震灾区的生死边缘，和灾区人们共同经历了生死考验，然后在余震不断的采访路上抓紧时间，写出了这部近三十七万字的长篇纪实文学作品。

《亲历五月》沿袭了裘山山细腻感性的文字风格，比起她的另一部纪实作品《遥远的天堂》，《亲历五月》里的文字和故事自然就多了一些悲情，一种坚强。

　　1982年，在我村插队的插队生故地重游，他们在我家的土炕上睡了一个礼拜，临走，我妈对他们说，你们退下来的电视不看了，就给我留着。几天后，大哥拿着二百块钱去了太原，搬回了全村第一台电视机，而且是个进口货，日本三洋牌的。十二英寸。我记得村里男女老少都挤在我们家里看电视。地上、门洞里、窗台上，都坐满了人。有些上了年纪的老人看的时间长了，则在一边打起了呼噜，他们的呼噜声成为我讨厌他们来我家看电视的一个主要原因。

　　我家在村里并不富裕，却成了全村能看上电视的第一户人家，这使我十分的得意。演《霍元甲》时候，村里人连饭也顾不上吃，有的人从地里直接扛着锄头就跑到我家了。墨西哥电视剧《卞卡》演到五十集还没有完的意思，人们就开始骂电视台台长

《有谁在乎你》是王国华发表在温州日报上的一篇文章，我是无意之中看到的。文不长，约有七百多字，但却是一篇很有味道的文字。他在文中说到了自己的第一本书《五毛钱吵半天》，那感觉就像是在说自己的孩子。然后就来了个大转弯，说到了他对读书的看法，“一些动辄几十万册的畅销书，不见得被人在乎。它们被当作快餐消费了。反而是一些印量不大的小众读物，常常在圈子里广泛流传，把玩品味，历久不衰。大众读物诚然有自己的文化价值，但小众读物的受热爱程度也不容忽视。”

读完后，感到他的想法和林语堂的观点有点儿相似。林说，只读极上流的书，以及极下流的书，中流的书不读。因为那些书没有自家面目，人云亦云。而王国华书架上的书却多是“文坛上的若干无名之辈，他们的全部著作我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