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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一炉沉香屑 一本情感寓言

文/赵焰

 

 

 


    这一段周末时间要写《徽之味》,一直沉湎于徽州菜肴的色香味,提笔丢笔之际,目皆迷离,手亦芬芳。作家李筱懿要我为她的新书《灵魂有香气的女子》写序,我有点犹豫,想以德才不具备的理由推辞,哪晓得这冰雪小女子看清我的心思,开玩笑说若能帮她写序,她定为商报多作贡献。

    一篇小序上升到努力工作的层次上,我只好微笑应允。

    这世上有关男女之事,我一向的态度是:这事说不得也写不得,一说就错,一写就偏,不如随风目睹情飘散,无心一笑任我行。没想到李筱懿还真挂碍了,身陷其中,纠结忧伤,好似寻出了张爱玲那般的铜香炉,点上了一炉妖娆的沉香屑,讲述了一段民国女子的情感寓言。

    的确,看浮沉过往,犹如增益了几世的心智。

    我能想象,李筱懿这个小女子焚香讲故事时的诚意。

    她试图用自己的执着与挂碍燃就一段顶级海南黑奇楠沉香的味道:妖娆、温婉、透彻、质朴,不思量,自难忘。

    把民国史上魅力四射的男人和女人,阳有张学良、徐志摩、鲁迅、张道藩、梅兰芳等,阴有林徽因、于凤至、陆小曼、阮玲玉、张爱玲、张幼仪、孟小冬、福芝芳、胡蝶、孙多慈、孙用藩等,以往事为“沉香”,以情爱为“引子”,以现代观念为“香具”,不自以为是,不煽风点火,努力释放香料自身的味道:以阳补阴,以阴滋阳;虚虚实实,实实虚虚……

    最终阴阳转合,心香相融,应了宋代陈去非的那首诗《焚香》:

    明窗延静书,默坐消尘缘。

    即将无限意,寓此一炷烟。

    当时戒定慧,妙供均人天;

    我岂不清友,于今心醒然。

    炉烟袅孤碧,云缕霏数千;

    悠然凌空去,缥缈随风还。

    世事有过现,熏性无变迁;

    应是水中月,波定还自圆。

    故事中的这些女子,现身说法地为现代人演绎了一段段“情感寓言”,让今天的男人和女人发现,原来感情如此,人生如此。

    不必多思量,且品这炉沉香屑,把这些寓言看完。

    每一个结果,都是一个因果,有慧根的人,各有各的体悟。



    赵焰,当代作家、学者,安徽商报常务副总编。代表作《晚清三部曲》(《晚清有个曾国藩》、《晚清有个李鸿章》、《晚清有个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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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静文:甲之蜜糖 乙之砒霜

 

 

 

    参加一位久未联系的老友婚礼,四十岁的他依旧挺拔而倜傥,透着事业蒸蒸日上的男人特有笃定、持重与潇洒。身边是他精挑细选的新娘,出乎意料的平凡,且不用对比他那些艳帜高张、卓然不群的前女友,仅仅站在现场的宾客中,也不过中人之质。她用热切而又崇拜的眼神谛视着他,好像一株攀援着橡树的凌霄花,因紧张而动容,因庆幸而澎湃,让人不禁猜想,那紧挽着他胳膊的手心里必定满是汗。

    敬酒到我们这桌,老友赞许他的太太,是位难得的贤妻良母。于是,桌上有人打趣,早听说了半夜三点太太为他做宵夜的段子,那三明治用烘烤过的面包片,细细地夹了火腿、煎蛋和碧绿的生菜,当然,还有满满的爱心。

    我恍然大悟了眼前人的珍贵,这样关键的时刻,他那些个性自我的前女友们,最多扔出包方便面吧,只有贤妻良母,才能提供如此高规格的贴心服务。

    所以,历尽沧桑的中年男人,终极的婚姻需求大多是一位贤妻良母。

    无需太美风姿,无需太高才华,无需太强个性,无需太多自我,只需爱,且深爱他和他的事业。就像徐悲鸿最后的妻子廖静文,她会说:“我认为自己是幸运的,因为悲鸿是中国如此杰出的一个人物,遇见他,陪伴他,为他生下两个孩子,这对平凡的我来说真是意外的幸运,尤其是每当我想起他生前那么钟情于我,都忍不住要流泪。”

    这样匍匐在地上仰视的言语,若是女权主义者听了,怕是要捶胸顿足、跳脚大骂。但是,单纯、执拗的天才绘画大师,决裂了锦瑟年华携手私奔的原配,错失了而立之年苦恋十载的淑雅红颜,终于在过尽千帆之后找到了真正适合他的女子——以他为中心的女子。

    于是,1945年,二十二岁的廖静文嫁给五十岁的徐悲鸿,成为他最后的妻子。

    与出身名门、早露锋芒的蒋碧微、孙多慈不同,廖静文1923年出生在湖南长沙县双江镇团山村铁向坡组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家庭。她第一次见到徐悲鸿是1942年,重庆的中国美术学院招图书管理员,录取比例是40:1,她原本觉得没什么希望,却意外得到了面试通知,见到了当时已经声名显赫的徐悲鸿,大师四十七岁,两鬓花白,有一张苍白憔悴却轮廓优美的脸。

    她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用,跟随徐悲鸿去了重庆。她后来回忆:

    “当时学院图书馆的书并不多,我有闲了就帮先生整理画案,也看他画画。好多次看他自己洗衣服甚至钉纽扣,便很替他难过,我知道他妻子爱上了别人离开他了。有一段我们经常一起到嘉陵江边散步,人们都说柔情似水,天长日久,我们互相依恋,感觉离不开对方了。”

    蒋碧微又一次发现了这段疑似“师生恋”,于是给廖静文的父亲写信,廖静文的父亲也像当年孙多慈的父亲一样出面阻止。

 

    “在这么大的压力下,我哭着给悲鸿写了封信一个人走了,在嘉陵江边等轮渡的我正暗自伤心,一只大手拍在我的肩上。悲鸿往常是上完课中午才回住处,那天他心神不定,只上了两节课便回去了,发现我写的字条便疯了似的追来。他说,我与蒋碧微没有任何干系了,她要什么我都满足她,只要能跟你在一起。”

    经历了轰轰烈烈的离婚风潮和赡养费协商,廖静文成了徐悲鸿的妻子。

    相守七年,大师仙去,她把所有绘画作品捐献国家,担任徐悲鸿纪念馆馆长、徐悲鸿画院名誉院长,还担任中国书画家联谊会主席、当代中国书画网首席顾问、全国政协常委。

    这一生,她的名字前面都要加个定语:徐悲鸿夫人。

    1982年,她出版了《徐悲鸿的一生——我的回忆》。

    1966年,《蒋碧微回忆录》在台湾出版时,被《皇冠》杂志誉为“中国第一部女性自传”,成为众多读者追捧的畅销书,尤其是上篇《我与悲鸿》,不仅是了解研究徐悲鸿的重要资料,也是研究女性心灵史和解放史的独特文本。其中细腻优雅的笔法,将蒋碧微卓著的文字功底展现得淋漓尽致。

    看两个彼此不待见的女人,描绘同一个男人的情感经历,真是违和又分裂。

    蒋碧微总结她与徐悲鸿一起走过的岁月,说:“如此我从十八岁跟他浪迹天涯海角,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不但不曾得到他一点照顾,反而受到无穷的痛苦和厄难。”

    当年的她勇敢、执着,如春天盛开的樱花般绚烂而热烈。爱情在左,青春在右的时日里,却只能望着巴黎橱窗中美丽的风衣叹息;还有1927年回国,大师连旅费都未给足,若不是娘家接济,一路不知风波多少;又或者,漂泊十年,他们才在吴稚晖的资助下,终有安定之所。

    廖静文则说:“他善解人意,体贴入微,作画已入佳境,又能够珍视天伦之乐。”

    当然,她也始终记得,为了寻她,徐悲鸿从重庆出来四天,半路车坏,换了三次车,最后一辆货车在离贵阳二十多公里的地方又坏了,于是“就一个人在黑夜、雨水、泥浆里步行了四十华里”。

    还有他每次去开会,回来都会带三块糖,两块给孩子,一块给她。

    他去世那天,她抱着他已经冰冷的身体恸哭,却发现,口袋里依旧装着三块水果糖。

    对于徐悲鸿的去世,蒋碧微一股脑儿的把过错归咎于当年的第三者孙多慈:“而他自己,更由于他的性格使然,一着错,满盘输,生活既不安定,情绪更感苦闷,于是健康的耗损,严重地戕害了他的艺术生命。时至今日,我敢于说:如果不是这场恋爱事件所导致的一连串恶果,他在艺术上的成就会更辉煌,说不定他还不至于五十八岁便百病丛生地死于北京。”

 

    坎坷二十八年,她难忘当年冷酷到底的《分居声明》,和那个导致他发出声明的女子。

    廖静文则说:“为了还清她(蒋碧微)索要的画债,悲鸿当时日夜作画,他习惯站着作画,不久就高血压与肾炎并发,病危住院了,我睡在地板上照顾了他四个月才出院。”

    守望七年,原配与第三者闹得都散场了,她收拾了残局,怨的自然是狮子大开口的蒋碧微。

    蒋碧微眼里的徐悲鸿,“两手空空,一无所有,有的只是吃苦的毅力,忽略身边爱人而疯狂学艺,倔强,自恋,偏执”。

    哪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呢?更何况一个没有家世、背景和财富的二十二岁小伙子,能够依靠的只有天赐的才华与远超常人的努力。

    廖静文景仰的徐悲鸿,“他是中国如此杰出的一个人物”。

    四十七岁的他早已是画坛巨擘,随随便便的一个意见,便能让十九岁的小姑娘从四十多个应试者中脱颖而出,得到梦想的工作。

    褒贬之差,孰对孰错?

    黑白之间,孰真孰假?

    两人笔下的徐悲鸿,似乎大相径庭,其实却是不同年龄的真实人生。

    蒋碧微口中的徐悲鸿,是年轻的徐悲鸿,一个未被认可的艺术家。

    廖静文笔下的徐悲鸿,是晚年的徐悲鸿,一个功成名就的绘画大师。

    一个二十岁的他,一个五十岁的他,无所谓对错,不过是生命的历程。如果你遇见的是二十岁的他,不幸成为他走向成熟的扶手,那么心怀怨怼也无可厚非;如果你遇见的是五十岁的他,有幸收获他智慧的积淀,那么满腔热爱也可以理解。

    只是,甲之蜜糖,乙之砒霜,不要怀疑,你没见过的那个他。

    爱情生来不平等。

    你爱他,不畏朝云暮雨,不惧晚来风疾,甘心为他守得云开见月明,可于他,却恰是要苦苦挣脱的铁栅牢笼。

    他爱你,无需你明眸善睐,不必你长袖善舞,情愿为你撑起一片艳阳天,只不过,你是他需要的那个刚刚好的人。

    我们都曾是别人的蜜糖,或者砒霜。

    1953年,徐悲鸿在北京病逝,口袋里揣着给廖静文和孩子的三块糖,身上带着与蒋碧微在法国生活时买下的一块怀表——这块表几乎从未离身,脚上穿的是旧货摊上买来的旧皮鞋。

    蜜糖与砒霜,终极地重逢了。



    治愈你:

    你,美丽聪慧,努力工作,热爱家庭……

    但是,那又怎么样呢?

    他可以说汤做得太淡,你没给我熨平衬衫,也可以说你不爱学习了不爱奋斗了光指望我挣钱养家,也可以说让我去参加孩子家长会你干吗的。

    感情实在是场无法掌控的事,没有逻辑,没有规律,更没有顺理成章的必然。

    于是,A男配了D女,A女与B男过着你侬我侬的日子,B女却成了C男的梦魇。

    不用错愕不已,不过是因为ta才是ta的蜜糖,才是ta需要的那个刚刚好的人,就像廖静文之于徐悲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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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多慈:许多言语不如无声

 

 

 

    1953年9月的一天,或许是个天空阴霾、霪雨绵绵的下午,五十四岁的蒋碧微去中山堂看画展。展厅门口签罢名转身间,一个似曾相识的身影立于眼前——虽然四十岁的孙多慈也不复当年青春盎然的“女学生”模样,却清雅温婉,别有韵致。

    最终,快言快语的蒋碧微率先开口:“徐先生前几天去世了。”

    向来沉默少语的“女学生”忽然脸色大变,泪水夺眶而出。

    二十三年前为了同一个男子势同水火的两个女子,人生的唯一一次对话,居然是告知那个男子的死讯。

    而那个男子,早已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在海的彼岸十五年音讯杳然。

    徐悲鸿1953年去世后,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中,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三个女人有两个都写了回忆录:蒋碧微写于六十年代的《蒋碧微回忆录》,廖静文写于八十年代的《徐悲鸿的一生——我的回忆》。而唯有“女学生”孙多慈,从来缄默有加,评议由人,直到1975年辞世,也未曾为自己解释半字。

    当然,她从来也不是个多话的人。

    洪晃曾说:“在我们心目中,永远有一种对五四女学生的向往。”孙多慈便是这种女学生的典范,即使1930年对她来说是个稍显灰暗的年份。

    那时,她常常神情悒郁地行走在安徽安庆这座六百年省会的江城街头,仿佛一张轻飘飘的纸,失落地融入周围白墙灰瓦的徽派建筑。

    这一年,她不仅大学落榜,而且家道变故。

    虽然祖父孙家鼐是清末重臣,历任工、礼、吏、户部尚书和中国首任学务大臣,父亲孙传瑗也是一代名士,担任孙传芳秘书和“国民党安徽省常委”。但是,因为卷入党派斗争,孙传瑗在女儿考试前的秋天被秘密羁押,直接导致安庆第一女中的首席才女发挥失常,与南京“中央大学”文学院失之交臂。

    才女落榜总让人格外惋惜,当时在安徽大学任教的苏雪林曾回忆说:“我是安徽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卒业的。民国十九年,到安大教书,又回到安庆,母校此时已改为省立第一女子中学了。常听朋友们谈起:母校出了一个聪明学生孙多慈,国文根底甚深,善于写作,尤擅长绘画,所有教师都刮目相看,认为前途远大,不可限量。”

    命运为孙多慈暂时关上了求学的门,却打开了艺术的窗,由宗白华引荐,她1930年来到南京“中央大学”美术系作旁听生。

    一场落榜拉开了民国最著名的师生恋的序幕。

    南京“中央大学”美术系主任徐悲鸿很快注意到一个女生,她眼神忧郁而流转,伏在桌上温习笔记时,刘海便斜斜地搭在眼帘,单纯素雅的脸总是在阳光下焕发出神妙的光彩,就好像阳光总能恰到好处地在她的发梢打出七彩光圈一样。

    授课每讲到紧要处,他都要去看那个女生,如果她微微咬着嘴唇,表情疑惑而空洞,他便慢慢解释细细分析;若她嘴角轻轻上扬,黑亮的瞳仁里泼出会心的神采,他便默默一笑,继续下一段讲义。

 

    这个女生的潜力与爆发力让他诧异。他以为她没有半点西画的底子,一年也未必能学出所以然,可一个月之后,她的素描已经在二十多个学生里中等偏上,这不能不让他震惊。

    于是,孙多慈像一颗突如其来的子弹,急速而迅猛地击穿了徐悲鸿的心。

    于是,他写信给妻子蒋碧微:如果你再不归来,我可能就要爱上别人了。

    只是,爱情哪里是这般收放自如,虽然徐悲鸿自认磊落,但情感的天平依旧失控倾斜。他为女学生画了幅著名的素描肖像,这幅简单的小画,居然耗了大师一个礼拜的时间。

    他说:“多慈,你可是觉得我将你画得不美?可你看这双眼睛,多么清澈透亮,里面装的世界可是大大的美好多姿。而你说我画的太稚气,没有把握你的‘神’;可在我眼中,你初初十八,第一次离家来到南京,可不是这么个稚气未消的少女么?”

    他在素描肖像右下角题道:“慈学画三月,智慧绝伦,敏妙之才,吾所罕见。愿毕生勇猛精进,发扬真艺。噫嘻!其或免中道易辙与施然自废之无济耶。”落款“庚午初冬,悲鸿”。

    一片深情款款的热爱。

    从此,徐悲鸿帮孙多慈张罗画展,为她卖画,替她加印画册,还偷偷变卖自己的画作筹集款项,准备她自费出国留学的费用。他对她的感情,怜爱、疼爱、珍爱兼有,远远超越了普通师生之情。

    一个功成名就的男子无微不至、狂热浪漫地表达着自己的热爱,用不管不顾、劈头盖脸的方式,无论是画业上的指点,精神上的交流还是生活中的帮助。在这种不对等的爱情中,孙多慈似乎只有接受和感恩的份,她从来不发表什么意见,以她的聪慧和自尊,她绝不会没有丝毫想法;以她的温婉和顺从,除了报以崇拜、敬重与爱情,任何一点其他的念头看起来都像是辜负了。

    况且,这样的爱情虽然带来了一些飞短流长,但受着大师的荫庇,她也着实收获了不少便利。

    不过,大师的感情,热爱时是强势,厌弃时也是强势的。

    为了和孙多慈在一起,徐悲鸿对蒋碧微发了一纸《分居声明》。字字绝情,句句寡义,没有半分的商量与交代,没有过对过往情怀的丝毫眷顾,难怪蒋碧微之后的恼怒与决绝,这种强势的抛弃与伤害几乎是对一个女人最大的否定。

    于是,蒋碧微成为“慈悲”之恋最坚定的阻挠者,她使出浑身解数,把这段感情抖落成一桩沸沸扬扬的绯闻,以至于“慈悲”的朋友沈宜申拿着报纸上的《分居声明》去找孙多慈的父亲孙传瑗,想极力促成两人的婚事,这个在徐悲鸿看来“面貌似为吾前身之冤仇”的老人不仅坚决反对,而且带着全家转往浙江丽水。

    分别之后,徐悲鸿曾绘制《燕燕于飞图》赠孙多慈,画面上的古装仕女愁容满面,仰望着天上飞翔的小燕子出神。孙不着一字,回赠红豆一粒。徐悲鸿见红豆触景伤情,答以“红豆三首”:

    灿烂朝霞血染红,关山间隔此心同;千言万语从何说,付与灵犀一点通。

    耿耿星河月在天,光芒北斗自高悬;几回凝望相思地,风送凄凉到客边。

 

    急雨狂风避不禁,放舟弃棹匿亭阴;剥莲认识中心苦,独自沉沉味苦心。

    相比蒋碧微严词利句的讥诮,孙多慈的些微举动,都能撩拨得徐悲鸿心海汹涌,难免让人感慨:多少女人的幸福都毁在了一张嘴上。苏格拉底为了躲开他暴躁又唠叨的老婆,宁愿跑到雅典的苹果树下思考;欧仁妮皇后虽然傲娇而卓绝,拿破仑三世依然驱车狂奔蒙泰涅大街28号,只为那里住着一位懂得沉默的女子。

    蒋碧微遭遇孙多慈,也算是她的劫数。

    如果碰上的是另一个和她同样有力气和手段的女子,她熟门熟路见招拆招,倒未必落败;可她那虎虎生威的“降龙十八掌”到了孙多慈这儿,却被纤纤盈盈的“兰花拂穴手”噎得如掌击棉,无处施展。

    感情上,多话的女子大多敌不过无声的女子。

    无声的女子懂得隐藏和留白,沉默得让人猜不透却欲罢不能,无形中为自己和别人都留了余地;多话的女子则毫无保留尽示人前,看似气势如虹,实则自爆其短。

    男人心目中的经典女子,有几个能说会道、喋喋不休的?

    蒋碧微败给了孙多慈,“慈悲之恋”却败给了时间。

    孙多慈曾与徐悲鸿做过“十年之约”:十年,你也有个了断,我也有个结果。

    结果,十年之后,两人早已天各一方。

    徐悲鸿应邀去印度讲学,五年不归。1942年回国时,孙多慈已尊父命嫁给当时浙江省“教育厅厅长”许绍棣。1946年,徐悲鸿与廖静文在北平结婚,在一幅红梅图轴中,孙多慈题道:“倚翠竹,总是无言;傲流水,空山自甘寂寞。”徐悲鸿见后,在梅枝上补了一只没有开口的喜鹊。

    一个怅然若失,一个欲说还休,悲欢离合总无情。

    只是,十年之后,孙多慈已不再是天真顺从的女学生,而成了没落大家庭的顶梁柱,她需要的不再仅仅是爱情,还有稳定的家庭和适合创作的环境。

    到了一定年纪,爱情便不再是生命的必需,不管它曾经怎样绚烂热烈地存在过,而生活和事业却将继续。

    许绍棣提供了她所需要的一切。

    创作上,孙多慈有机会游历庞贝古城、巴黎、伦敦,参观了大量流落异国的中国文物,尤其是敦煌壁画,广开眼界,画风渐变。

 

    事业上,许绍棣聘她为英士大学讲师,又聘为“国立杭州艺专”副教授,1947年助她在上海办画展,1949年带她迁居台湾。之后的许绍棣担任台湾“立法委员”,已然是政坛要人。于是,孙多慈又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接着去法国国立美术学院从事研究。回台湾后在台湾师范大学任教授,并于1957年获“台湾教育部”美术类金像奖,后来担任该校艺术学院院长。

    没有许绍棣的关照,一个柔弱女子在风雨乱世获得这样的成就谈何容易?婚后,孙多慈不再动荡、冲突和迷茫,她被照顾得稳定、踏实而安宁。中年的孙多慈,气质绝俗,风度高雅,透出生活优渥的澹远宁静,熟人评价她“不是一个爱说话的人,许多语言,常以微笑代替”。

    这样的性情使她后期的画风明显脱离了徐悲鸿一派的大开大合、奔放豪迈,而转向细腻、稳健、婉约。

    果然,轰轰烈烈爱着的人,不一定是最适合的伴侣。

    果然,选择一个男人,就是选择一种人生。

    1975年,六十三岁的孙多慈患乳腺癌去世。孑然一身的许绍棣望着四壁的画作,感慨“览镜白头嗟耄及,可怜归计日迟迟”,叹尽了孤身一人的愁绪与感伤。这个男子,虽然曾被与王映霞的绯闻缠身,却允许自己的妻子在家里为徐悲鸿守孝三年,也是难得的宽容与雅量。

    1980年,许绍棣病死台湾,与孙多慈的骨灰合葬在阳明山。

    大多传记提到孙多慈,总是唏嘘感慨,仿佛她承受了特别的委屈与不公,仿佛她错失徐悲鸿是莫大的遗憾,可是,谁说错过不是成全?相比孑然一身的蒋碧微,或者相伴七年便天人永隔的廖静文,她这一生,理想与现实,名气与名声,爱情与婚姻,艺术与事业,何曾缺失过什么?没有一样她不是举重若轻,信手拈来,却四两拨千斤,抖出了灿烂金光,她遭遇的每一个男子,都对她流转着陌上花开缓缓归的珍惜。若说遗憾,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古难全的事,又有什么好强求?

    这个沉默的女子,似乎才是命运最大的赢家。

    或许她早已明了,生活波诡云谲,说什么呢?既然未曾真正失去过什么,不如无声吧。



    治愈你:

    年岁渐长,我们的话越来越少,越来越懒得倾诉。

    那些美好的事,封存在心底,会浓缩成一颗甜蜜的糖;那些忧伤的事,压缩在心底,会消逝成一缕浅淡的风。

    高调晒幸福,图遭人嫉妒;委屈说辛苦,再填一次堵。像孙多慈一样话不多的人,眼睛是明晰的,心里是明白的,气韵是淡然的。

    她们清楚,世界上真正值得说的事不多,就像真正过不去的坎也很少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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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碧微:最远的距离不过进退之间

 

 

 

    现在想来,人生若只如初见,真是句太怅惘的话。仿佛是隔着扑面的烟尘和记忆的碎片,回望许多年前的那个夜晚,彼时,月也白华,人也青葱,心也悸动,并没有经历后来不堪的真相和委琐的现实。于是,在心底低低地感叹一声:哦,原来曾经,真的是爱过他(她)的。

    大多数怨侣回忆起当年,多少都会这么感慨。

    就好像,1953年9月的某一天,当蒋碧微得知,徐悲鸿直到去世,身边还珍藏着早年与她同在巴黎买的怀表。

    就好像,1968年4月,蒋碧微在“台北三军总医院”,望着病榻上双眼微张、不能言语、行将离世的张道藩。

    1917年,二十二岁的徐悲鸿对十八岁的蒋棠珍一见钟情。由于早年曾与她的伯父和姐夫同在宜兴女子学校教书,徐悲鸿不仅是蒋家常客,而且深得她父母的喜爱。

    有一天,徐悲鸿托朋友朱了洲悄悄传话,问她是否愿意一起出国,从未与任何男子单独会面过的蒋棠珍,居然未经犹豫地答应了。她把一封信留在母亲的针线筐里,把十三岁就已确定的婚约抛在脑后,毅然决然地跟着这个几乎是陌生的男子远走东京。她在回忆录中说:

    “这以后徐先生便私下为我取了一个名字:碧微。还刻了一对水晶戒指,一只上刻“悲鸿”,一只镌着“碧微”。他把碧微的戒指整天戴在手上,有人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便得意地答:‘这是我未来太太的名字。’人家追问他未来的太太是谁,他只神秘地笑笑。”

    私奔之后,宜兴名门望族蒋家无奈地搞了场行为艺术,宣称蒋棠珍因病身故,哭灵、出殡,棺材里放满了石头。从此,蒋棠珍的名字与石头一起掩埋,蒋碧微的人生之幕徐徐开启。

    我曾经思忖,怎样的岁月才担得起“最美好”的注脚,或许真该如沈从文所说,在最好的年华遇见最好的你。仿佛当年的徐悲鸿与蒋碧微,一个年少俊逸、才华初显,一个热烈浪漫、青春洋溢,从东京到巴黎彼此依偎,光景温软得如同他为她画的那些画儿。

    《琴课》里,她旗袍典雅,身姿婀娜,握着小提琴的手指纤细灵动,隔着近百年的时空依然感受到,笔墨落在画布上的一瞬间,饱蘸了无限的爱意,只有深爱一个人,才能让她在画中如此静美、优雅,独具光华。

    《箫声》里,她唇角微扬,眼眸清亮如秋水,手指蝴蝶样地翻飞,箫声蜿蜒呼之欲出,娴雅沉静的画面下,有情感的河水缓慢而深邃地流淌。还有《凭桌》《裸裎》《慵》《静读》《传真》,单从这些画,就能读出当年他对她的深情,所以我相信,画中凝聚的一刻,是他们最美好的时光。

    只是,美好终究有限。

    当清寒皆成往事,繁华即在眼前,两人的关系却急转直下。

    1927年回国后,徐悲鸿担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在画坛声名鹊起,子女也相继出世,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牵头,为他在南京修建华美的傅厚岗公馆。

 

    蒋碧微热爱社交,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太太客厅式的觥筹交错让她怡然自得,此时创作力旺盛的徐悲鸿却将心力完全铺在艺术上。她不满他自我为中心的冷漠,他反感她强势与挑剔的虚荣,裂痕一天天扩大。

    1930年,徐悲鸿爱上学生孙多慈,孙多慈赠与红豆,他镶金做成戒指,镌上“慈悲”二字。仅仅十年,他手上的戒指便从“碧微”换做“慈悲”,怎能不让她碍眼堵心?她横刀立马捍卫婚姻,不仅拔掉了孙多慈赠送妆点傅厚岗公馆花园的枫树苗,而且写信给相关负责人,让孙多慈官费留学的机会泡汤。

    他愤然将公馆命名为“危巢”,将画室命名为“无枫堂”,远避桂林。

    1938年,他在贵阳“《中央日报》”刊登启事:“悲鸿与蒋碧微女士因意志不合,断绝同居关系已历八年。破镜已难重圆,此后悲鸿一切与蒋女士毫不相涉。兹恐社会未尽深知,特此声明。”

    十八岁起与他一同漂泊天涯、抚育子女的甘苦被一笔勾销,曾经甜蜜温软的时光变成了“同居”,她勃然大怒。敢于私奔的女子,都有几分果断泼辣、不计后果的天性,她从此与他恩断义绝,势不两立。

    她把“分居启事”镶在玻璃镜框里,赫然放在客厅迎门的书架上,命名为“碧微座右铭”。

    他给她父亲蒋梅笙葬礼送的奠仪被一概退回。

    她对与孙多慈分手、试图修好的他说:“今天你要是自己醒悟,因为割舍不下对我和孩子的感情而要求回来,那还可以考虑;如果是因为孙也不要你,你退而求其次回来,那是绝无可能。”

    这样的强势下,复合了然无望,波光潋滟的旧时光到底遮不住现实的局促。

    离婚时,她再次展现了得理不饶人的胡搅蛮缠,向他索要现金一百万元,古画四十幅,他本人的作品一百幅,此外,每月收入的一半交给她作儿女抚养费。

    心怀对她的愧疚和对巴黎生活的感念,他夜以继日作画满足她非分的要求。不料,她又提出,先前支付的二十万元已花完,要再给一百万和一百幅画,此外每月给子女两万元抚养费。这回,连律师沈钧儒都怒了,两人并无实际婚约,无理要求大可置之不理。这时的她,分明有点像《渔夫和金鱼》中那个贪得无厌的老太婆,有点招人嫌了。

    而月薪不过两万的他再次答应了她的所有要求。1945年,两人在离婚协议上签字时,他还将那幅《琴课》带去送给她,他知道她喜欢那幅画。

    他终究还算是个厚道的男子,即便被她逼到墙角,也不曾回手。甚至,在两人关系的最后一刻,顾念着旧情。

    离婚当晚,她去打了一个通宵麻将,是解脱呢,还是庆贺呢?

    二十八年最好的时光从此成了前尘往事。

 

    每次看到她在自传中客气地称他“徐先生”,读到她的自陈“和悲鸿结缡二十年,我不曾得到过他一丝温情的抚慰”,都让人百感交集。这些极简极淡,山寒水瘦的文字,写的都是抱怨,抱怨他不忠、背叛、离弃。而她自己,为人妻的贤达知礼,为人母的宽厚无私,又做到几分?纵然当年他移情孙多慈,她难道没有别恋张道藩?五十步与百步的差别,他用一生的愧疚偿还,她用一世的怨怼相对。

    许多道理,不是聪明可以明白,那需要一生沉浮后的顿悟。

    当年的她,必然是黑白分明、爱憎了然,眼里容不得一粒沙,美狄亚一般充满被辜负的愤懑,和报复而后快的凶悍。

    而经年打磨,她老年后发现,原来这一生不曾用过任何人一块钱,也没有向任何人借过钱,都是依靠“徐先生”离婚时给她的画换钱为生。原来她视为生命的尊严和骄傲,都是那个“负心人”提供的。她的心里是否会有一丝自省的后悔?

    后悔当年不知进退的强硬。人生漫长却又苦短,幽长的路途充满险阻,谁不曾迷失与错谬?生活中并没有纯粹的黑与白、对与错、爱与恨、补偿与亏欠、得到与失去,大多数只是黑白之间深深浅浅的灰色,模糊而难解。绝艳易凋,连城易碎,多少美好毁在了一意孤行的执拗。

    进退相隔不过是分寸的把握,人生苦短不过在迂回之间。

    这些,以她的聪明,她迟早会明白。

    假如没有张道藩。

    蒋碧微同时代的女子,有过如此浓烈、炽热情感经历的不在少数。只是因为徐悲鸿和张道藩的巨大光环,她不期然地成了民国两件最出名情事的女主角。婚姻中的蒋碧微,向徐悲鸿展现了人性中毫无顾忌的一面:强悍、任性、虚荣、计较;婚姻外的蒋碧微,却留给张道藩一个女子力所能及的美好:聪明、优雅、温柔、得体。对比之间,你不得不感叹,婚姻化神奇为腐朽的作用,竟也是如此强大。

    关于张道藩如何官至国民政府“宣传部长”的要职,当年有段内幕。

    为了加强中、英、印共同抗敌,蒋介石与宋美龄于1942年2月4日访问印度。随员三人中有当时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英文秘书、“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处长”董显光,再一个便是张道藩。

    蒋氏夫妇受到印度朝野欢迎。印度国大党领袖尼赫鲁与蒋介石第一次会见时,双方不是握手、拥抱,而是尼赫鲁向蒋等一行全身拜倒。这本是印度教大礼,但对这种宗教礼节毫无准备的蒋介石,一时手足无措,不知如何应对。

    尴尬之际,张道藩从后面跑出来,众目睽睽之下,对着印度国大党人员来了一个就地打滚,接着做拜倒姿式。这是印度教的回拜礼节,一下子缓解了气氛,拉近了距离。经过与国大党谈判,蒋介石得到了印度“决不做不利于中国抗战举动”的保证,此后美、英援华物资源源不断地从加尔各答中转运送,支援中国的抗战。

    而张道藩就地一滚的机智和渊博,让蒋介石、宋美龄大为赞赏。当年11月,张道藩升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

 

    每次看到这一段,我都不禁莞尔,好像眼见一个人情练达的故人高升了似的。和徐悲鸿的刚直耿介相比,张道藩既有画家文人的浪漫多情,又有职业政客的世故圆滑。他和蒋碧微初见于1922年:

    “给他留下更深印象的是徐悲鸿的爱妻蒋碧微,那修长的身材,白皙得近乎透明的皮肤,长可及地的一头秀发,亭亭玉立的风姿,令他久久难忘。”许多传记中描述两人初见的情形居然是这么一句知音体,可见当年张对蒋迷恋的程度。在巴黎期间,谢寿康、刘继文、邵洵美等留学生成立了“天狗会”,彼此兄弟相称,徐悲鸿是二哥,张道藩是三弟。1926年,三弟从佛罗伦萨给二嫂寄了第一封信:

    “你不必问她是谁?也无须想她是谁?如果你对我的问题觉得有兴趣,请你加以思考,并且请你指教,解答和安慰:以你心里的猜度,假如我拿出英雄气概,去向她说:我爱你。她会怎么样?假如我直接去问她:我爱你,你爱我不爱?她又会如何回答我?”

    刚刚在巴黎心情复杂地与法国姑娘苏珊订婚的三弟,并没有获得二嫂的热烈回应。直到1937年,南京被日军轰炸,二嫂婚姻失据,国破家难才成全了这段“天地间最伟大的爱情”(张道藩语)。

    从1937年到1949年,两人以“振宗”和“雪”为名,情书纷飞。那两千多封通信,在不相关的人看来,有无病呻吟的相思,有情到深处的絮叨,有事无巨细的繁琐,有只宜私语的肉麻,只觉得口水甚多。比如:

    宗:心爱的,我想你;我行动想你,我坐卧想你,我时时刻刻想你,我朝朝暮暮想你,我睡梦中也想你。

    雪:你若把我拿去,烧成了灰,细细的检查一下,你可以看到我最小的一粒灰,也有你的影子印在上面。

    他把给她的情书命名为《思雪楼志》,她把自己的书房称作“宗荫堂”,真是甜蜜粘乎得如同一对青春期小儿女。

    张道藩趁她父亲七十大寿,送了厚重礼金,她当即退还:“幸君谅吾苦衷,纳回成命,庶几爱吾更深矣。”多么懂事明理,哪里还是那个为了要钱跟徐悲鸿大闹的蒋碧微。

    1942年,客居新加坡三年的徐悲鸿回到国内,蒋碧微十分尴尬,作为徐悲鸿的合法妻子,她无法拒绝丈夫返家,但她已成了张道藩的情妇。她写信给张道藩,倾诉矛盾,张道藩提出四条出路:一、离婚结婚(双方离婚后再公开结合);二、逃避求生(放弃一切,双双逃向远方);三、忍痛重圆(忍痛割爱,做精神上的恋人);四、保存自由(与徐悲鸿离婚,暗地做张道藩的情人)。蒋碧微选择了最后一条路。

 

    两人深度纠缠三十多年,在台湾同居十年,他始终没给她妻子的名分。张道藩当时官至台湾“立法院长”,妻子苏珊到蒋介石官邸告状要求主持公道,不然就向新闻界尤其是西方记者抖落一切。

    是要一个美人迟暮的蒋碧微,还是要名誉、地位、前途?张道藩纵然纠结却依旧清醒。比起感情大过天的徐悲鸿,他的政客本质表露无疑。

    蒋碧微的失落可想而知。三十年的烦恼、痛苦夹杂着甜蜜的生活,像是一场春梦乍醒。当年那句“等你六十岁,就和她离婚,来娶我罢”的誓言海市蜃楼般幻灭,她却从一只饱满多汁的蜜桃变成了干瘪的果核。

    果核依旧硬朗好强,毫不嘴软地总结:“基于种种的因素,我决计促成他的家庭团圆。”

    与他分手六年后,她完成五十万字回忆录,上篇《我与悲鸿》,下篇《我与道藩》,1966年在台湾皇冠出版,至今仍轰动遐迩。

    两岸隔绝,她与子女音讯难通,暮年独居近二十年,寂然离世。

    《琴课》2002年嘉德春拍会售出,价值165万。

    就像一场反讽,自尊到强悍的蒋碧微,人生的两段感情都没有名分。

    她这一生,似乎始终没有掌握好生活的力道,于不该时,用力过猛;于坚持时,绵软无力。

    倘若当年徐悲鸿诚恳回头时,她摒弃前嫌地反省并接纳,至少一家四口终得团圆,以徐悲鸿的处世之风,后续的岁月应当待她不差。两人相遇于最好的年华,纵然中年龃龉,晚年也是圆满的。他不至于身体每况愈下,七年后便撒手人寰。她也不至于漂泊异乡,孤寂终老。

    倘若当年张道藩提出四点解决意见时,她拿出和徐悲鸿离婚的剽悍与果断,坚决要他与苏姗离婚和自己重新开始,也不至于造成三个人的痛苦:苏姗带着女儿远避澳洲,张道藩陷入家庭与情感的两难,她自己既没得到名分,最终还失了感情。

    不同选择下的人生,真的是天地迥然。她这颗响当当的铜豌豆,和生活来了场硬碰硬的正面交锋,结果一地碎片。

    铁骨铮铮的她始终在往前冲,哪怕头破血流、两败俱伤,也不曾深情款款地避让与后退分毫。

    对于一个女子,或许最远的距离,就是进退之间。



    治愈你:

    大多数女子,在人生的某个阶段都会活得特别激烈和用力,貌似特别精彩,但是,蒋碧薇这样穷其一生坚硬到底的女子并不多。

    这样的女子总是聪明多了几分,智慧却输了一截。

    她们不明白,不是所有的男人都欣赏聪明女人,大多数男人更喜欢温顺的、貌似笨一点的、让他有成就感的女人。

    实际上,做一个聪明的笨女人,难度更大。

    这样的女人懂得进退,没有必要独自扛起所有负担,她们适度的独立,隐藏的理性,含蓄的聪颖,温和的才华,从来不炫耀,更不咄咄逼人。

    这样的女人更容易寻找到真正的幸福,而并不是处处向男人看齐就是解放,处处和男人对立就是独立,处处和男人死磕就是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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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友松:愿赌服输也是婚姻的智慧

 

 

 

    一个女子,嫁给年长自己五十岁的男子,究竟有几分爱情?

    上午的光阴,她一般在三居室中朝南的那间礼佛和学习。客厅挂着莲花灯,灯轴上放着《般若婆罗蜜多心经》《大悲咒》《九华山》《五台山》这样的光盘,在台案上整整齐齐地排着队。此时,她是妙惠居士。

    下午的时间,她一般研习书画。桌上,摆着米芾的《蜀素帖》,一本二十四年前的定价一块六的《汉曹全碑》,还有一些平时很少见到的老电影影碟,胡蝶的《姊妹花》、周璇的《夜店》、赵丹和秦怡的《遥远的爱》、阮玲玉的《十万苍生》之类,彼时,她是胡友松,胡蝶的女儿,李宗仁的第三位也是最后一位太太,她写过一本轰动的传记——《我与李宗仁极不寻常的最后三年》。

    在她的房间里,时光仿佛逆转了半个世纪。

    她说,没有这些精神和文化的寄托,快四十年一个人,还不得疯了?

    她身世蹊跷,1939年,胡蝶已经嫁给潘有声四年,却生下了并不是潘有声骨肉的她,取名若梅,随了胡蝶的本姓。全民影后不仅堂而皇之地把她带在身边,甚至丝毫没有影响自己与潘有声的恩爱,于是,好事的看客猜想,这个私生女的生父必然非同寻常,难道是戴笠?

    胡蝶极力否认,甚至对年幼的她说:“谁要问你,你就说有妈妈,不要提爸爸。”

    于是,她也竭力撇清与戴笠的关系:“胡蝶1945年到了重庆以后和戴笠认识,第二年才和他同居,那时,我已八岁。”

    虽然时间与逻辑都不对,却有人分别拿出她与戴笠的照片,尤其是两人晚年的留影,那眉宇间的神气,不必赘述,就好像把梅兰芳与杜近芳的照片摆在一处,说不像都难。

    有时候,看似合情合理的并非真相,貌若荒谬的,反而更接近事实。

    童年时,她的漂亮衣服和五光十色的干妈一样多,小小的她经常跟着各色干妈混迹在交际场。

    “我的干妈很多,一个星期去这儿,另一个星期又给我接到那儿,再一个星期又上南京了。她们凑在一起打牌啊,跳舞啊,我就在旁边这么一坐,看着。”她神往地说着,好像在怀念一个遥远而绮丽的梦。

    即便到了晚年,面对记者的采访,她依然骄傲地展示那些昂贵的派头,以及和同龄孩子相比更多的华服,出入会坐高级小轿车,比寻常人见过更大的世面。她小心翼翼地藏起那段被抛弃的惨淡经历,恍若它们从未曾在她的生命中发生过。

    或许,每一个被深深伤害的人,都有一颗特别脆弱而自尊的心。

    胡若梅不愿承认的事实是,她根本没有家。

    从小,她就住在酒店的长包房里,母亲忙于拍戏,两三个月才回来见她一面。妈妈不在的日子里,她经常坐在酒店的大堂等待,因为母亲对于她,总是“突然间一睁眼回来了,就是这样,意外的感觉”。

    没有被母亲熨帖照料过,没有小伙伴肆意玩耍陪伴,她的童年抛却那些刻意描绘的绚丽缤纷,只剩下孤独与苍白。

    六岁,她染上湿疹,医生建议去气候干燥的北京定居,于是,胡蝶委托军阀张宗昌的姨太太沈文芝,带着她去北京。

 

    妈妈对她说:“若梅,以后妈妈会很忙,没有时间照看你了,过两天你就跟沈阿姨去北平吧,以后沈阿姨就是你的妈妈。”

    对于从记事起就常常独自待在酒店的她,这并不意外,她随口问妈妈什么时候回来接自己,妈妈却不敢再抬头,她慌乱地掩饰着自己的神态,一扭头,眼泪却滴落在胸前的白旗袍上。

    据说,1951年,胡蝶回来接她,养母提出一大笔费用,胡蝶无法满足,连孩子的面也没见到,只好将一个装满首饰的匣子交给养母,叮嘱一定要让若梅上大学。

    六岁之后,她再也没有见过妈妈。陪伴她的,只有丝毫不爱她的养母,那箱首饰,很快便被昔日的姨太太挥霍殆尽。

    一个孩子的命运,从此被彻底改写。

    如果当年母亲带她去了香港,她或许能够拥有相对温暖的家庭,年纪相仿的兄弟姐妹,接受不错的教育,找到一个爱她的普通人,过着寻常宁静而和乐的日子。

    可是,她已经没有机会。

    她像一颗不该发芽的种子,被洒落在贫瘠的土壤里,艰难而寂寞地成长。

    中学时,她亭亭玉立,美丽得如同一朵雏菊。

    她把名字改成了“友松”,努力融入火红的年代,但一身华丽丽的海派气息显然挑战了时代的容忍度,过往的一切被查了出来,她的名字被从第一批入团的名单中撤下,初恋被分手。

    1960年,她就是一株孤寂的花朵,在沉默中看着青春渐行渐远。

    只是,沉浸在失恋痛苦中的她并不知道,人生最大的转折,即将在冥冥中展开。

    1965年,在周总理的斡旋下,旅居美国多年的李宗仁返回国内。这位曾经的“国民党代总统”的回归,成为当时具有重大象征意义的事件。

    那时,她正在通县医疗队劳动,第一次从广播里听到了李宗仁的名字,待遇高得让她惊讶,除了毛主席之外,几乎所有国家领导人都到机场迎接他。她更想不到,一年后,二十七岁的她竟然会嫁给七十六岁的李宗仁,成为他的第三任太太。

    回国不久,李宗仁的夫人郭德洁因乳腺癌病逝。

    孤独的李宗仁希望找一个人陪伴余生,秘书程思远为他物色人选。此时,程思远的朋友、曾经给胡蝶改过剧本的翻译家张成仁想到了她。

    她所在医院的领导把她叫去谈话:“你不是觉得医院太累吗?”

    她说:“是啊,待遇又低。”

    领导说:“以后给你调一个工作好不好?”

    她说:“好呀,那谢谢你们了!”

    已经二十多年没坐过私家车的她梦幻般地重新坐上了小轿车,神游一样穿过门卫、长廊与客厅,客厅的尽头,站立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

    “这是李宗仁先生。”身边人提醒她。

    曾经叱咤疆场的暮年将军第一次见到传说中胡蝶的女儿,她遗传自影后母亲的容貌瞬间照亮了客厅,有人说“惊为天人”是句颇有喜感的揶揄,如果你见过她披着婚纱笑容灿烂的照片,便真心觉得,她担得起这四个字。

 

    六次见面之后,李宗仁开门见山:“我们俩的事情,已经通过国管局汇报给周总理,总理说只要你同意,就让我们名正言顺办理结婚手续。小胡姑娘,我看,这件事情我们就这样确定下来吧!”

    他语气笃定。

    她百感交集。

    她想到了自己不如意的工作,想到了冷漠空洞的家,想到了流云一样缥缈的未来,还想到如果答应了,自己的命运毫无疑问将被改写,当然,她也想到了如何与一个大自己四十九岁的老人共同生活。

    后来,她很实在地承认:“没想爱情不爱情,那么大岁数谈什么爱情啊,我就是觉得我去了,我就是主人了。你看昭君出塞、文成公主、杨贵妃,人家怎么样,我不就是现代版的一个例子吗?我没考虑以后。”

    这是她特别真诚可爱的地方,没有丝毫的矫饰和辩解,她承认,她嫁给他最初的目的就是为了改善际遇,改变命运。

    至于以后,或许是日久生情的结果。

    1966年7月26日,二十七岁的她和七十六岁的他在北京“李宗仁公馆”举行了婚礼。

    当司仪给新婚夫妇带上新郎新娘的胸花时,她的心突然揪了起来,她一下子觉得自己怎么到了这种地步!她借口醉酒,独自跑回楼上的卧室,泪如泉涌。

    这是她的归宿吗?今后她怎么办?这个七十九岁的老人还有多少时日?或许他已不在而她还不到三十岁!甚至,旁边躺着这样一个爷爷般的丈夫,是多么的别扭无奈。

    青春对于她,还没来得及开启,便早早地落了幕,不到三十岁,她便靠着安眠药才能入睡。

    十八新娘八十郎,苍苍白发对红妆,鸳鸯被里成双夜,一树梨花压海棠。

    她明白,已没了退路,这段“梨花伴海棠”的婚姻必须继续下去。

    好在,他对她异常宠爱。

    这爱中包含了男人对女人的怜惜,祖孙般的宠溺,还有暮年人对青春的追忆。

    她睡在她自己的卧室,他每天夜里要从他的卧室轻手轻脚地溜到她身边,看着她年轻的脸庞,摸摸她的额头,替她掖好滑落的被子。

    一贯神经衰弱的她烦了,跟他说以后不要半夜来吵。他笑着答应,她果然没有再听到他的动静,原来,他从此便光脚不穿鞋,生怕响动吵醒她。

    有一次,她肚子疼,他告诉她吃四两南瓜子可以消痛。

    她说,四两啊,那么多,怎么吃得下去!他微笑不语。

    第二天早上,她睁开惺忪的眼,一盘整整齐齐的瓜子仁放在床头,他说:“若梅啊,我把瓜子都给你嗑出来了,你就这么吃吧。”

    她的眼泪一下子涌出来。

    原先的那些无奈和顾忌慢慢被他用细心和关爱融化,她觉得自己真是找到一个知心的人了,那么疼她,她发誓好好照顾他,死心塌地跟他过日子。

    死心塌地的日子只过了不到三年。

    1969年1月30日,七十八岁的李宗仁生命走到了最后一刻,曾经的“代总统”,威震日寇的将军,国民党的元老,临终前身边只有他年轻的妻子。

 

    无数次被采访,她唯一不愿说的就是他辞世的细节,那可能是她人生中最哀痛无助的时刻,唯一真心爱护她给她温暖的人即将离去,那只枯槁的手逐渐冰冷,浑浊的眼神慢慢黯淡。他或许去了天堂,她却留在复杂、莫测的现实世界。

    心中的凄迷、孤苦、忐忑、感伤,岂止一个“痛”字。

    失去他的保护,厄运接踵而至。

    她被赶出李公馆,扣上“港台特嫌”的帽子,下放到武汉干校劳动。最难熬的日子,她给自己改名王曦。曦,早晨的阳光,道尽了她对美好的向往。

    偶尔的一次机会,她听说了初恋恋人的消息。

    顶着一切压力,抱着抛弃所有的念头,颠簸了几十个小时,她去大兴看他。

    在农村卫生所,一切恍如隔世。

    五官科大夫变得黑、瘦、沉默。旁观者众多,相见无言。

    我猜她一定掉了许多眼泪,命运对于她,真的像那个神经质的养母,漠然地看着她跌倒、挣扎、坚持、妥协,却绝少露出一丝笑脸。

    两人默默地见面,默默地分开。

    李宗仁的遗产被她上缴国库,在周总理的批示下,她继承了郭德洁的遗物。

    余下的岁月,她把李宗仁留下的物品捐赠给中国历史档案馆、广西李宗仁官邸和山东台儿庄史料馆。距离史料馆不远的地方,政府为她建了一栋别墅,邀请她出任李宗仁史料馆的名誉馆长。

    对于这个给了她短暂慰藉的男子,她回报了余生的光阴、心力和怀念。

    这个男子,也的确改变了她的命运。

    1989年,八十一岁的胡蝶在温哥华病逝。

    几年后,她才得知母亲去世的消息。

 

    她不知道妈妈老年时的样子,她不知道妈妈是否思念过六岁便没再见面的自己,她更不知道,在蝴蝶飞走的那一刻,妈妈是否想到了她这个遥远的女儿。

    2008年11月25日下午6时,她去世了,六十八岁,没有子女。

    有人让她总结自己的一生,她只说了四个字:

    一声叹息。

    当年那场婚姻曾经引起轩然大波,许多人指责她爱慕虚荣。

    只是,一个女子嫁给比自己大五十岁的男子,又有多少是因为爱情?不爱他苍老的容颜她就有罪吗?至少她很诚恳,她承认自己首先憧憬的是扭转际遇,然后才是感情。她承认自己爱的不是他苍老的容颜,而是苍老容颜下隐藏的改变她命运的力量。这可耻吗?

    那些年龄悬殊的婚姻,有几成属于普通人?街头的老爷爷、老婆婆那么多,为什么没有年轻男女去热爱?

    一树梨花压海棠,海棠们清楚,梨花们也不糊涂。行将就木的人,有几分道理想不通?有几多便宜舍不得让人占?她爱你的超能量,你爱她娇嫩的容颜,谁也没有辜负谁。

    胡友松的家里,挂满了她各种造型的照片,而年轻时最让李宗仁一见倾心的那一幅,挂在客厅最显眼的地方.


    治愈你:

    不是所有不登对的婚姻都不幸福,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另外一桩婚姻中的两个人最渴盼的是什么。

    李宗仁渴望的年轻美貌温顺体贴,胡友松给了他;胡友松期盼的富裕优渥安定平和,李宗仁满足了她。纵然隔着半个世纪的年龄差距,两人依旧在这桩婚姻中达到了平衡。

    这样的愿赌服输,未尝不是婚姻的智慧。

    表面快乐的不一定是真幸福,貌似悲戚的也不一定是真痛苦,坐在豪华餐厅吃美味珍馐的不见得都大富大贵,在幽静角落独自行走的,也不见得心中落寞。

    追求各不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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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蝶:只有成熟的稻谷才懂得弯腰

 

 

 

    据说,当年阮玲玉的影迷,大多是学生或者文艺青年,而胡蝶的粉丝,则是生活优越的中产阶级。文青向来无法代表时代的主流,于是,1933年,胡蝶以21334票当选“电影皇后”,阮玲玉只得到第三名。

    这种差异显然不是因为胡蝶更美。

    单从外貌看,胡蝶珠圆玉润、高贵大方,大脸大眼长身量,虽然富贵逼人,却少了阮玲玉那种百转千回的妩媚,后者眉目间流转的哀愁与小清新似乎更能打动观众。

    只是,“美人”到了一定段位,能出位的便不再是容貌的比拼,性情、处世、性格、教养、才华、气质这些综合因素,都会为一个女子加分或者减分。

    熟女胡蝶,显然更胜一筹。

    1924年,中华电影学校招生,一千多人应试。

    一个叫胡瑞华的十六岁姑娘很忐忑,虽然家里最显赫的亲戚是父亲姐夫的哥哥——北洋政府“内阁总理”唐绍仪,但血缘的迂回早已稀释了亲情的力度,怎样才能从千人之中脱颖而出?

    她灵机一动,别出心裁地梳了一个横S发型,在左襟别了一朵大花,长长的耳坠古雅地从耳垂上流泻下来,身着长裙圆角短袄,很复古的打扮,在密密麻麻的时装新女性中卓然不群。

    她如愿以偿地成为中华电影学校第一期也是唯一一期学生,系统学习影剧概论、电影行政、西洋近代戏剧史以及导演、化妆、舞蹈、唱歌等十多门课程,还有骑马、开车之类明星必杀技。从只有几个镜头的卖糖果的女孩到女一号,她积累着从量变到质变的能量。

    终于,《秋扇怨》让胡瑞华破茧变为胡蝶,成为邵逸夫哥哥邵醉翁创办的天一公司当家花旦。

    纵然天资再高妙,也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成功。

    胡蝶后来在回忆录里说:“天一太过于从生意眼光出发,影片的娱乐性功能多于艺术性,且多数影片停留在宣扬旧道德,不合时尚潮流,虽拥有一定的观众,但却不能给观众回味的印象。”别的女明星为情事苦恼时,她已经在考虑电影商业价值与艺术成就的统一,境界云泥。

    她颇有语言天赋,能说流利的粤语、闽南话、上海话,甚至为了学普通话专程到北京拜梅兰芳为师。1931年,有声电影取代默片成为主流,她主演了中国第一部蜡盘发音的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演戏配音时,在录音棚一待就是七个小时。

    虽然她自谦“论演技,我是不如阿阮的”,但深陷情伤的阿阮付不出她这份功夫。

    所以,她成为影坛无人能及的一姐。

    她的头像变成最时髦的装饰;她穿的旗袍、戴的首饰一出街便被拷贝;八卦杂志关注着她的一举一动,把她的打扮从头到脚分析给读者,以她作为最美丽女子的模板,甚至,她的酒窝也成了美女的重要标志。

    她是一个懂得入世的美人,竭尽所能地扮演好社交名媛、公众人物的各种角色,而不是做个“纯粹的演员”。张恨水评价她:“为人落落大方,一洗女儿之态。性格深沉,机警爽利,如与红楼人物相比拟,则十之五六若宝钗,十之二三若袭人,十之一二若晴雯。”

 

   一个熟女,懂进退、知分寸,温顺与坚韧兼有,理性与乖巧皆具,珍爱自己也不妨碍他人,有谁不愿力捧呢?

    如果不是那三十箱毕生积蓄的丢失,她这辈子可能就安稳地和丈夫潘有声一起经营“胡蝶牌暖水瓶”,在平等而尊重的婚姻中终老了。

    三十个箱子把戴笠送进她的生活。

    粉丝的热情有多可怕,看看刘德华就知道。

    她的骨灰级粉丝戴笠,初到上海时,即使吃饭都成问题,也要买票去看胡蝶的电影。当了复兴社特务处长之后,依旧频繁出现在南京的白天鹅电影院,他乐呵呵地对人说,胡蝶的一举一动和一颦一笑都恰到好处,什么角色让她一演就活了,可真是中国特有的艺术之花。她的作品《歌女红牡丹》《火烧红莲寺》《啼笑因缘》《空谷幽兰》,他久已烂熟。

    可想而知,当偶像胡蝶找上门来拜托寻找三十箱丢失的珠宝后,粉丝戴笠喜不自胜。一个普通的捉贼案,他殷勤地用上了军统特权,砰砰地拍着胸脯保证,绝对不能委屈了我们的大明星。

    在戴笠的授意下,军统安排胡蝶一家到重庆,在朋友夫妇安排的盛大舞会上,戴笠第一次见到了他的女神。

    不过,高傲的梦中情人对他甚是冷淡,只跳了一支舞便离去。

    戴笠怅然若失,接着锲而不舍。他在除夕夜把胡蝶一家请到自己的曾家岩公馆吃年夜饭。酒宴开始,戴笠一扫往日的冷峻严肃,满脸春色,谈笑风生,兴奋得像个大孩子;饭后,他陪胡蝶的孩子们玩纸牌,出牌时做出各种鬼脸,逗得他们哈哈大笑;之后,又带着孩子们到花园放烟花。

    无论如何,我也形容不出飞扬跋扈的特务头子陪着心爱女子和别人生的孩子做游戏的情形,只能说,他用情不浅。

    宝箱里的东西只追回了一小部分,戴笠却按照清单从国外买了同款回来补齐,带着这些宝物,他再次来见胡蝶。

    宝箱被打开的那一刻,胡蝶百感交集——虽然这些物品与自己原有的相似,却是全新甚至贴着商标的,她瞬间明白了戴笠的用心。

    推辞吗?乱世中自己一家老小寄人篱下,处境的艰辛容不得她撂出掷地有声的拒绝。接受吗?见惯风云的她不会不清楚接下来的代价。一点儿都不动心吗?恐怕没有女子能够在这样感情与物质的双重夹击下纹丝不动。

    她是个多么玲珑的女子,当着戴笠下属的面,她微微低首,轻声说:是的。

    或许,只有成熟的稻谷才懂得弯腰吧。

    接下来便顺理成章了。

    形同虚设的丈夫被打发到滇缅经商,即使明知把妻子一人留在重庆是羊入虎口,可是看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和白发苍苍的岳母,想到传说中戴笠的冷酷乖张,潘有声只能忍痛泪别。

    他是真的爱老婆。

    姑娘们,其实一个真正爱你的男子,无论如何也不忍让你去死,他宁愿守着有缺憾的你平静终老,也不舍得让你去舍生取义。

    终于和偶像走到了一起,粉丝的狂喜亟需宣泄。

 

    她想吃南方的水果,他立即派飞机从印度空运;她说拖鞋不舒服,他一个电话让人弄来各式各样的鞋子给她挑;她随口说窗户小光线暗,他急忙命令在公馆前方,专门为她再建一幢花园洋房;他还选了地名吉利、环境优美的神仙洞另修居所,为了汽车可以直达门口省却她的爬坡之苦,他亲手测地形、修车道,所经之处人畜撤离,房屋拆迁;他还亲自设计在斜坡上用石块镶成“喜”和“寿”两个大字,栽种各种奇花异草。

    甚至,他遣散了所有相好过的女子。

    而她,已经三十六岁,最好的年华早已逝去,还拖着两个孩子,离过一次婚。如果他愿意,比她年轻美貌的女子很多。

    她爱他吗?

    不用拿迫不得已来替她遮掩,也不用揣测她是否移情,一个三十六岁的熟女太明白爱情是什么,太清楚生活的起承转合,太了解人生的悲欣与不得已。犹如她自己在《在重庆的日子》里所说:“关于这一段生活,也有很多传言,而且以讹传讹,说胡蝶也未吃亏,她的丈夫潘有声因此在当时唯一对外通道的滇缅公路来回走单帮,有戴笠主管的货运稽查处免检放行,确也捞了一笔横财,成了确凿之据的事实。现在我已年近八十,心如止水,以我的年龄也算高寿了,但仍感到人的一生其实是很短暂的。对于个人生活琐事,虽有讹传,也不必过于计较,紧要的是在民族大义的问题上不要含糊就可以了。”

    她还说:“我并不大在乎,如果我对每个传言都那么认真,我也就无法生存下去了。我和张学良跳舞的事情,闹了近半个世纪。现在不都澄清了吗?”

    很聪明的回答。没有急切地辩白,没有锱铢必较地抠字眼,没有摆事实讲道理试图把一切交代清楚,更没有人言可畏的寻死觅活。

    明白却不点破,你设扣,我入扣,欲语还休,这就是熟女的火候。

    1946年3月17日,筹备着和蝴蝶结婚的戴笠死于空难。

    随着飞机的爆炸声,一段是非莫辨的情感化为尘埃。

    第一时间,她回到丈夫潘有声身边,两人迁居香港。

 

    她重登心爱的银幕,但她很清楚,年过四十的自己不再是舞台上的主角,既然老去就要演适合年龄身份的角色,于是,她改演中老年配角,虽然戏不多,但她依旧认真。

    平常心为她重新铸就了另一段辉煌,片约不断,和李翰祥合作的《后门》让五十二岁的她成为第七届亚洲电影节最佳女主角。

    她和丈夫继续经营“蝴蝶牌暖水瓶”,他真是个宽厚而深爱她的男子,无论是在外的生意,还是在家的生活,包括一双儿女的教育,他都安排得妥帖周到,直到1959年,他因肝癌躺在了病床上。

    那是她最痛苦的日子,她瞒着他病情,轻松地劝慰他,和他一起计划病愈后去欧洲疗养,期待着奇迹的发生。

    1959年初秋的一个清晨,她开了一罐他爱吃的草莓罐头,他像有预感一般拉过她的手,抱歉地说:“瑞华,我实在有些对不起你呀,今后的日子还很长,两个儿女,就靠着你一个人啦。”

    这次,她演惯了别人的悲喜,却哭不尽自己的哀伤。

    晚年,她改名“潘宝娟”,“潘”是对亡夫的纪念,“宝娟”则是她儿时的乳名,人生渐行渐短,她越发返璞归真。

    她把家安在温哥华一座靠海的二十五层的公寓里。每天,阳光掠过太平洋的波涛照进她的阳台,她和老姐妹们打麻将,学英语,逛唐人街,还结伴去参观了好莱坞。

    1989年4月23日,她说:“蝴蝶要飞走了。”

    这是她人生留下的最后一句话,八十一岁的古稀老妇依旧有着诗意情怀。

    前些日子,和做娱记的闺蜜聚会,聊起娱乐八卦和坊间传言,她一边用搅拌棒旋转着杯子里的星冰乐,一边若有所思地说,其实,女明星们会红很久的,都对人很温暖、很和善,一个人想红,最重要的其实是拎得清和不骄傲。

    听她说着,我竟不觉想到了遥远的胡蝶。



    治愈你:

    成熟的标志不是会说大道理,而是开始去理解,身边的小事情,去体谅,周遭的不得已。

    或许,胡蝶这样的熟女才是深谙人生最好年华的女子。

    她们虽然不是最年轻水灵,却是蜜桃成熟时,心境平和愉悦,不会对现实和感情有太多的条件反射,不会太敏感,太凛冽,太反骨。

    她们像秋天午后的阳光,剥离了春天的青涩,夏天的热烈,以及,冬天的寒酷,有着熔化一切的温暖、静谧和性感。

    熟女们再也不会拧巴,她们明白与世界握手言和,不再为难自己和别人。

    最重要的是,她们懂得弯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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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阮玲玉:令人失望的爱情

 

 

 

    有一类男子,是名副其实的女性毒药,小情小调、小恩小惠,懂女人却不爱女人,关键时刻下得了狠心和狠手。

    有一类女子,是出了名的不长记性,总是在相似的阴沟里翻船,拍拍身上的灰尘,抚平曾经的伤痕,义无反顾地走向下一个准备好了伤害她的男人,就像阮玲玉。

    初恋的时候,她十五岁,他十八岁。

    她的父亲久已去世,她随着母亲在一个姓张的大户人家帮佣。

    张家有四个少爷,他是最小的,家里叫他张达民,既是纨绔子弟,也是受“五四”新思潮影响的富二代。因着她的妩媚,他经常接济母女俩,甚至,他向家里要求要和她结婚。

    当然,他的请求被断然拒绝,两个新青年只能同居。

    于是,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和一个十九岁的男孩,像过家家一样住在一起,都没有工作,更没有独立谋生的一技之长,靠着家里给的零花钱吃吃喝喝、搓麻将、跳舞、跑马、看电影、听音乐。

    他喜欢跳舞,把她也调教得舞技一流,这些经历或许为她今后的演艺生涯打下了基础,但她并没有从他那里得到更多的正能量,两人的故事就像现在早恋的高中生,青春期萌动的吸引让他们走到一起。

    如果不是他的哥哥张慧冲出现,她或许不过是那个年代海量相貌出众、遇人不淑的普通女子中的一个。

    虽然一母同胞,张慧冲与弟弟张达民却是云泥之别。

    张慧冲是中国第一代导演、第一位武侠明星和海派魔术创始人,“九一八事变”后上海抗日战争爆发,张慧冲带领自己的摄制组在上海闸北拍摄《上海抗日血战史》的纪录片,记录下了日军侵略暴行和中国军人英勇杀敌的珍贵镜头。

    影片配上粤语在上海和广州同时上映,唤起了国人的抗日热潮,受到鲁迅的热烈推崇。

    张慧冲独具慧眼地发现了阮玲玉的演艺天分,问她:“你想不想当演员?”

    对于任何时代的年轻女孩来说,电影明星都是太有诱惑力的职业。在张慧冲的鼓励和推荐下,阮玲玉去明星影片公司即将开拍的新片《挂名夫妻》应征女主角,导演卜万仓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录用了她。

    她演艺之路就此展开。

    在我短暂的娱记生涯中,我知晓有些人做演员是老天赏饭吃。张柏芝巴掌大的小脸就是360度无死角,刘雪华就是能四十秒钟落下泪,李嘉欣就是做什么都直来直去理直气壮,杨千嬅就是跌倒了无数次都能爬起来,林志玲就是什么样的提问都能挡回去。

    那么阮玲玉呢?

    有人问张曼玉:你在演阮玲玉的时候,觉得她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柏林影后说:我觉得阮玲玉的骨子里有一种讲不出来的妩媚。

    的确妩媚。

    她笑起来,眼睛不是放电,没有那种一击而中的震彻,而是幽幽地散发光芒,柔软而脆弱,单纯又天真,充满忧郁的悲剧气息,让人神魂颠倒,真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柔软的女子。

    在《神女》中,她进入母亲的角色,陪着孩子一起开心地读书,望着孩子表演节目,那眉目弯弯的似一剪秋水,真的是宛若少女。

 

    她的身上充满了孩子气的感性和柔软的忧郁,对于强大的男子,是致命的吸引。

    至于她的演技,孙瑜说:“天才演技,是中国电影默片时代的骄傲。”

    胡蝶公开承认:“阮玲玉演得了我演过的角色,我演不了她演过的角色。”

    影评说:“在她的一笑里,充分显出妩媚,令人陶醉;在表演悲哀的时候,具有令人心疼而怜爱的可能。”

    她是当时公认的戏路最宽、演技最好的明星,《三个摩登女性》《恋爱与义务》《小玩意》《神女》《一剪梅》,把她推上了联华一姐的位置。

    她的演艺事业蒸蒸日上,张达民的富二代生活却江河日下。

    他挥霍完继承的二十万遗产,又花光了她辛苦积攒的一万多块钱,甚至,她身上仅有的三百块钱都被嗜赌成性的张公子骗去还了赌债,她开始为少年时期的轻率选择付出代价,这代价越来越沉重,最终,她决定离开他。

    一个男人真正的品性,总是在分手时分暴露无余。

    他一扫从前的斯文和体贴,死皮赖脸地威胁要把两人的私情卖给小报,一向爱面子的她心虚了,她最在意自己卑微的出身,她和母亲何阿凤原本觉得,嫁给东家少爷是终生有靠、梦寐以求的归宿,她们善良,却软弱、自卑而又抑郁,他显然抓住了母女俩的软肋。

    于是,他以每月100块赡养费的条件解除了同居关系。

    只是,在了断前,她已经遇到了即将给她致命一击的男人:唐季珊。

    唐季珊是当时东南亚著名富商,做茶叶生意,因为有钱,电影公司都拉他入股,所以,他也是阮玲玉所在的电影制片厂——联华公司的大股东。

    得知她喜欢跳舞,他频频邀请她去舞场。一个中年男子,有事业,又是那么懂女人,只带她去最高级、最豪华的舞场,在跳舞这种最近距离的社交中,他恰到好处地展示着自己的优势:富有、体贴、成熟而大方。很快,她便折服了。

    田汉说:“那位茶商(唐季珊)含着雪茄远远地站在台阶上,有人对我提及他的为人,我当时十分愤慨,只觉得阮玲玉何以要嫁给这样西门庆似的人!”

    可是,这就是她独到的眼光,她再一次选择了华而不实、老谋深算的资深花花公子,是出于虚荣?还是贪恋着他的温柔?

    不是没有其他人提醒她。

    茶商的前女友、默片女王张织云给她写信:“你看到我,就可以看到你的明天,唐季珊不是一个好男人。”

    她怎能听得进去?她觉得张织云嫉妒她的幸福,她以为,命运到她这里会不一样,到处留情的老花花公子是真的爱上自己了,她搬进了茶商在新闸路买的三层小洋楼。未来,她即将在这栋别墅的二楼吞下安眠药。

    这是他送给她最贵重的礼物,却犹如送给她一座坟墓。

    关于她的死因,流传最广的是“人言可畏”的传说。

    传说的载体是唐季珊交出的“遗书”,这份矛头直指张达民的遗书中说:“张达民,我看你怎样逃过这个舆论,你现在总可以不再陷害唐季珊,因为你已害死了我啊。”

    结尾是那句著名的“人言可畏”。

    果真如此吗?

 

    有人在当时一家发行量很小的读物《思明商学报》上,意外地发现了一份她的遗书,这份遗书是后来和茶商同居的女明星梁赛珍提供的:

    “季珊,没有你迷恋梁赛珍,没有你那晚打我,今晚又打我,我大约不会这样做吧!

    我死之后,将来一定会有人说你是玩弄女性的恶魔,更加要说我是没有灵魂的女性,但,那时,我不在人世了,你自己去受吧!

    过去的织云,今日的我,明日是谁,我想你自己知道了就是。

    我死了,我并不敢恨你,希望你好好待妈妈和小囡囡。还有联华欠我的工资2050元,请作抚养她们的费用,还请你细心看顾她们,因为她们唯有你可以靠了!

    没有我,你可以做你喜欢的事了,我很快乐。”

    遗书公布后,梁家姐妹梁赛珍和梁珊珊从此像青烟一样消失在世界上,去了哪里?结局如何?再也没有人知道。

    原来,唐季珊才是她自杀的原因,而他却交出了一份伪造的遗书。

    晚上两点,她吞了安眠药,他首先想到的不是怎么去救她,而是把那么著名的演员送到医院必然满城风雨,自己一下子就要陷入舆论的漩涡。所以,他开了一个多小时的车,把她送到偏僻保密的日本人开的医院。

    她依恋的男子,面对曾经海誓山盟的女子奄奄一息的生命,却开着车满大街乱闯乱撞,念着的不过是如何保全自己的名声。

    那一夜,如果她还有知觉,她会不会后悔,为这样一个人终结了自己的生命。

    可是,她依旧把母亲和养女托付给他,她至死也不相信,女人可以不依赖男人独立生活,她至死都要“靠”着别人。

 

    蔡楚生就是她最后想要依靠的男人,他早已有了家庭,虽然同情她的遭遇,却不想卷入她生活的漩涡成为花边常客,关键时刻,他也沉默了。

    失去所有依靠,她终于绝望。

    终其一生,三个男人,始终所托非人。

    如果她活下去会怎样?她可能再也不是传奇。

    天生丽质一口标准普通话的陈燕燕,是广东籍的她从无声电影转向有声电影的重要竞争对手。

    电影皇后胡蝶性格开朗,与同行和媒体相处和谐,懂得为自己铺垫人脉资源。

    她却纠缠在张达民和唐季珊的情事中,成为小报常客。

    1933年,茯野在一篇文章中说:“或者,阮女士谦顺的个性是她一生得失的最大关键。‘谦’当然可以获得朋友们的同情和资助,‘顺’就难免掉不时的受命运的捉弄。”

    如果活着,她或许更像她的前任张织云,她们同样相信,人生是个单项选择,唯一的选项就是:男人。

    她们把幸福寄托在形形色色、无法给她们幸福的男人身上,谦卑又柔顺,失去爱情便失去了全部。

    可是,把幸福寄托在别人身上,迟早要失望。

    在花样年华凋谢并成为传奇,或许是男人对她们最大的回馈。



    治愈你:

    一次,闺蜜改了首歌:

    “不经历人渣,怎么能出嫁,谁年轻时没爱过几个混蛋,现在想起就要扇自己耳刮。”大家笑得前仰后合,调侃说,没遭遇个把烂男人,都不好意思说自己的人生是完整的。

    只是,两个烂男人,就断绝了阮玲玉重逢美好生活的机会。

    爱情的痛苦,实在是司空见惯的东西,它最终会像风一样从你我身体里呼啸而过,带走所有绝望、苦涩和哀伤,归于平静。

    多谢你的绝情,让我学会死心和成长。

    一个坏男人的杀伤力,其实没有那么残酷和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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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广平:红玫瑰与饭黏子之间隔着流年

 

    和闺蜜们看话剧《红玫瑰与白玫瑰》,边看边感慨,张爱玲的文字真是老天赏饭吃,信手拈来的台词便撑足全场,比如那句最上口的“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黏子,红的却是心口上一颗朱砂痣”。

    无数次重温后依旧是经典。

    只是,红白之间的泾渭起初并不分明。恋爱时,都曾是热烈烂漫的红玫瑰,婚后,却变成了尴尬嫌弃的饭黏子。一番变色间是怎样的百转千回?

    或许,那个叫许广平的女子有过真切的体会。

    1923年10月,鲁迅兼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后改名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国文系讲师,每周讲授一小时中国史。

    开学第一天,上课的钟声还余音袅袅,嘈杂中闪过一个黑影,不算伟岸的新先生便走上了讲台。坐在第一排的许广平,首先注意到的是那两寸长的头发,粗而且硬,笔挺地竖着,让人觉得“怒发冲冠”的“冲”字绝不是空穴来风。褪色的暗绿夹袍与褪色的黑马褂,差不多成了同样的颜色。

    裤子上、手弯上、夹袍内外有很多补丁,闪耀着别样的光彩,就好像与生俱来的特质的花纹,皮鞋居然也满是补丁。讲台短,黑板长,他讲课写字时老是从讲台跳上跳下,连带着补丁们一闪一闪,像戏谑地眨着眼睛的女生。

    女生们哄笑:“怪物,有似出丧时那乞丐的头儿!”

    可是,当他以浓重绍兴口音的“蓝青官话”开始讲课时,教室很快肃静无声——课程的内容把学生们摄住了。

    从此,许广平总是坐在教室第一排。

    听了一年课,她主动给鲁迅写了第一封信,那些信件后来在1933年被编辑成《两地书》。

    同时代的情书大多炽烈得肉麻,就像徐志摩的《爱眉小札》,无关的人看了常生出红烧肉吃多了似的粘腻,《两地书》却不同,琐琐碎碎的家长里短透出俏皮的会心。我们太熟悉那个“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鲁迅,与许广平的信里,冷不丁冒出个小清新、小温暖、小淘气的中年怪蜀黍,还真有意外的喜感。

    两人照例谈女师大反对校长杨荫榆的学潮,因为学生自治会总干事许广平是学潮的骨干,也会聊变革时代思想的苦涩与纠结,但最生动的,却是那些絮叨却字字关情的闲话:

    住处在三楼上,没有厕所,二楼有一个,大约,但被一户人家私有了,也不便去使用。公共厕所在遥远的地方,需要旅游很久,才能抵达。于是,每每在半夜的时候,跑到楼下,找一棵树,草草倾泻,了事。后来,终于找了一个替代的办法,用一个瓷的罐子,半夜里尿急了,便滋进去,可以想象,那是一个需要技巧的事情,罐子的口小,若是准确度欠了,准会尿在地上。

    这是1926年秋天,鲁迅给许广平信中的白描。未必大雅的俗事,他推心置腹写在信里告诉她。在他心里,她应该不是坐在第一排听课的小女生,而是熨帖的饮食男女,距离微妙却懂他的欢喜。

 

    还有,他有点发誓似的说,班里的女学生只有五个,大约也有漂亮的,但他每每不看她们,即使她们问询一些人生啊、苦闷啊的问题,他也总是低着头应对。

    于是,许广平回信说,如此幼稚的信,幸好没有别人看到。

    两个人没有想到,八十年后,我就着开心果和川宁茶看得哈哈大笑。如此一番唇舌打趣,和你我身边普通的恋爱着的男女无异。

    许广平给鲁迅织了一件毛背心,鲁迅穿在身上写信说,暖暖的,冬天的棉衣可省了。

    没有矫情的文字,却充满了爱的温馨。世界上,能与你分享光鲜和甜蜜的不一定是爱人,但能撕下表面的鲜亮,分担内里的艰难的,一定是。

    或许,不是1926年秋天的毛背心拴住了鲁迅,而是,爱情本来就是一件温暖的毛背心。

    1925年10月20日的晚上,在鲁迅西三条寓所的工作室——“老虎尾巴”,他坐在靠书桌的藤椅上,她坐在床头,二十七岁的她首先握住了他的手,他回报以“轻柔而缓缓的紧握”。

    他说:“你战胜了!”她则羞涩一笑。真的,没有什么事比你爱着一个人,不经意获悉他也爱着你更甜蜜和暖心的了。

    1927年10月3日,两人在上海同居;1929年10月1日,儿子周海婴出世;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病逝。

    1968年3月3日,许广平在北京逝世。

    在她七十年的人生中,他陪伴了她不到十一年,她却用四十三年支持、延续他的事业。

    鲁迅承认,在爱情上许广平比他决断得多。

    祖籍福建的她出生三天便被酩酊大醉的父亲“碰杯为婚”,许配给广州一户姓马的绅士。成年后她提出解除婚约被马家拒绝,最后许家给了马家一大笔钱,这笔钱足够再娶一个媳妇,她才彻底自由。

    1922年她北上求学。据当年中华教育改进社统计,全国仅有女大学生887人,占全体大学生总数的2.5%,她就是第一批女大学生中的一个,名副其实的走在时代最前端的新女性。

    照片中的她,五官端正沉静,正盛开在最好的年华,真是一朵绚丽的红玫瑰——年轻、热情,由于良好的教育而充满理想,对爱情怀着最单纯的热切和执着。

    当年,她在第一封信中写道:“先生!你在仰首吸那卷着一丝丝醉人的黄叶,喷出一缕缕香雾迷漫时,先生,你也垂怜、注意、想及有在虿盆中展转待拔的么?”

    当年,他会为她一天替自己抄写了一万多字的手稿而感动,轻抚她的手。

    还会买最好的电影票,为了照顾她近视的眼。

    那么之后呢?

    婚后的生活非常琐碎。

    婚前,鲁迅带着许广平去杭州度假。

    婚后,这样的日子几乎没有,甚至连公园也不去,他说,公园嘛,就是进了大门,左边一条道,右边一条道,有一些树。

    婚前,两人“心换着心,为人类工作,携手偕行”。

    婚后,全职主妇许广平似乎没有多余的时间,她为朝来夕往的客人们亲自下厨,精心准备各种款待的菜,少则四五种,多则七八种,蔬果皆备,鱼肉俱全。

 

    鲁迅喜欢北方口味,许广平曾经提议请个北方厨子,但十五块钱的工资鲁迅觉得贵,请不得。虽然,他那时是两百块的工资。

    于是,依旧许广平下厨。

    萧红回忆,鲁迅吃饭是在楼上单开一桌,许广平每餐亲手把摆着三四样小菜的方木盘端到楼上。小菜盛在小吃碟里,碟子直径不过两寸,有时是一碟豌豆苗,有时是菠菜或苋菜,如果是鸡或者鱼,必定是身上最好的一块。

    许广平总是用筷子来回地翻饭桌上菜碗里的东西,心里存着无限的期望和无限的要求,用了比祈祷更虔诚的目光。几番精挑细选,才后脚板触着楼梯小心翼翼端着盘子上楼。

    这一段总是看得人凄惶。

    面对比自己小十七岁、冲破世俗、自由恋爱来的爱人,隔着不算久远的互通135封信的美好年代,一个男子要粗糙无感到怎样的程度,才能不问一句:你们吃什么?

    许广平带着孩子,帮鲁迅抄着稿子,打着毛线衣,鲁迅深夜写作时,她则在一边躺下先睡,早睡是因为第二天还要早起忙家务。

    她不仅照顾鲁迅,还事无巨细地照顾儿子。

    萧红说周海婴的床是非常讲究的属于刻花的木器一类,拖着长长的帐子,而许广平自己,“所穿的衣裳都是旧的,次数洗得太多,纽扣都洗脱了,也磨破了……许先生冬天穿一双大棉鞋,是她自己做的,一直到二三月早晚冷时还穿着……许先生买东西也总是到便宜的店铺去买,再不然,到减价的地方去买,省下的钱都印了书和画”。

    到底是爱褪了色,还是红玫瑰褪变成了饭黏子呢?

    相爱简单,珍惜很难。

    相爱只是远距离的精神上的依恋,很容易通过想象美化、弥补,保持起来相对容易。而珍惜,是现实中无限靠近的相看,是两人各方面习惯碰撞融合之后的体谅,是柴米油盐生儿育女的琐屑分担。

    婚姻阶段的鲁迅在两首诗里提到了许广平。

    一次是婚后五年左右: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在这首诗里,许广平似乎是他若干负担中的一个,和其他种种共同构成了一个男人中年危机的梦魇。

    第二次是婚后十年,许广平生日,他送她《芥子园画谱》做礼物,题诗: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聊寄画图娱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这首潦草的诗里,爱的成分则像青烟一样消失在空气中,甚至泯灭了男女性别的差异,一派同志般的革命精神。

    看得出来,她早已不是他的红玫瑰。

 

    那些不能给婚姻中的她的感情,可以分配给其他年轻女子。当年的常客萧红,从法租界到住处虹口,搭电车也要差不多一个钟头,依旧照去不误。有时候坐到半夜十二点车都没了,鲁迅就让许广平送萧红,叮嘱要坐小汽车,还让许广平把车钱付了。萧红不怎么会做菜,在鲁迅家勉强做的韭菜合子,鲁迅会扬着筷子要再吃几个。

    他善待萧红,犹如十年前善待许广平。

    或者,真像莱蒙托夫诗里写的:我深深地被你吸引,并不是因为我爱你,而是为我那渐渐逝去的青春。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紧紧握着许广平的手,说:“忘记我,管自己的生活!”

    不知此时,他是否感念身边这个女子,用十年的青春好得无可挑剔地对待他;他是否记起十年前她留着短发神采飞扬地参加学生运动的样子;他是否想到与她共度的十年,他的创作量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他是否知道,之后漫长的岁月中这个女子还照顾着他的母亲和原配;他是否怀念那些她在他的心口还是一颗朱砂痣的岁月?

    只是,任时光飞逝,如何成为一颗永恒的朱砂痣呢?

    要不远不近地隔着他,不疾不徐地撩拨他,若有若无地关心他,欲拒还迎地与他谈谈虚渺的人生、空泛的艺术与吃饱了撑出来的烦恼。当然,每次见着他必定收拾得妥帖而美丽。还有,千万别上床,如果不想从灵魂伴侣直接降格为床伴,就不要肉身布施了吧。

    看看,女人们其实懂得怎样守住红玫瑰的底线,只是架不住爱情来到的那一刻飞蛾扑火,硬把恰当的距离扑没了,活生生把心口的朱砂痣扑成了灶上的饭黏子。

    像魔咒一般,从结婚的那一刻起,爱情就呈逐年递减趋势,如果婚姻有幸维持终生,衡量一个男人是否爱你,或许不在于他说过多少动人的情话,许下多少堂皇的诺言,送过多少珍贵的礼物,而是他愿意和你分享饭桌上唯一的那块鱼肚子,愿意把汤钵子里的鸡腿先盛给你。

    我知道你懂了,可就是狠不下心肠,做不到。



    治愈你:

    岁月就像一条深邃的河流,左岸是曾经热烈奔放的红玫瑰,右岸是被绦荡得失却光华的饭黏子,中间飞快流淌的,是心中隐隐的伤感。

    世间有许多美好的东西,但能够长存,并且真正属于自己的却并不多。

    相爱是种感觉,当这种感觉已经不在,ta还在信守承诺,这是责任;分开是种勇气,当这种勇气已经消逝,ta还在鼓励自己,这是悲壮。所有的婚姻到最后,多少都有点儿悲壮,只不过有人悲壮出了温暖,有人悲壮出了猥琐。

    婚姻的杀手,向来不是外遇,而是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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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红:青春并非一场死缠烂打的依赖

 

 

 

    在白话文初起的年月,即使是现代诗的鼻祖,也显出简单与粗粝。

    胡适那首拉开了中国现代诗大幕的《蝴蝶》,今天读来颇为稚拙:“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用当下的标准回望民国的经典,大多史料价值超过文学价值。但是,也有例外,比如鲁迅、徐志摩、张爱玲,闪耀着光辉的天才文字穿透了百年的尘埃,如陈年普洱般醇酽。

    当然,也少不了萧红。

    第一次读萧红的《生死场》便被奇妙的比喻惊艳到,她写“菜田里一个小孩慢慢地踱走,在草帽的盖伏下,象是一棵大型的菌类”;她眼中的林荫道“象是动荡遮天的大伞”;她看“菜田的边道,小小的地盘,绣着野菜”。

    别致、形象、灵动,好似透过孩子明澈的眼打量世界。

    只是,电影与传记最津津乐道的,除了她的文字,便是她两次怀着别的男人的孩子,嫁给另外一个男人。

    1911年出生、双子座的萧红深得祖父张维祯宠爱,祖父荫庇下短暂的童年是她人生最美好的回忆,甚至,《生死场》中的场景大多来自记忆中祖父的东北梦幻花园。

    父亲张廷举坚持将她许配给小官僚之子汪恩甲,她拒绝,便以抽烟、喝酒对抗,与有家室的表哥陆哲舜一起出走,在北京求学、同居,被家族不容,断绝经济支持。

    表哥退却后,她便去找汪恩甲,与他同居,同抽鸦片。

    汪恩甲工资入不敷出,她却怀孕了。汪回家求援,被家人扣住,她去理论,被汪家怒斥。于是,她去法院告汪兄代弟休妻。法庭上,汪恩甲竟临阵倒戈,表示自愿离婚,法庭当场判决两人离婚。

    她怒不可遏地冲上街头,汪恩甲追来道歉,两人匪夷所思地和好。

    这对离异夫妻在旅馆赊欠食宿费六百多块钱之后,汪恩甲借口回家取钱,从此杳无音讯。

    此时,她已怀孕五个月。

    萧红遇到萧军之前的情事,这已经是最精简的版本。

    从前看《萧红全传》,我不厚道地想,这些行为怎么看都像一个任性女子的瞎折腾,和反封建没得半毛钱关系。可见生逢其时很重要,生对了时代,私奔便是一场反封建的抗争,不然,便是一桩颜面扫地的绯闻。

    如今,被萧红的文字打动后再看这段经历,也生出几分体谅,或许,她是真有苦衷吧。

    母亲早逝,父亲疏淡,继母薄情,萧红如大多数亲情缺失的女子一般,有强烈的情感依赖症,她们把爱情当做救命稻草般紧紧抓住不放,双子座天生的率性,以及天马行空的行为方式,也让她吃了不少苦头。在与家庭闹翻后,追爱和抗婚并不是她二十岁时离家出走最重要的目的,她这次逃离,更多是为了读书。

    而失却了家族的支持,便只好倚靠陆哲舜、汪恩甲,这些男人看重的,仅仅是一个女人的身体。身无长技出走的“娜拉”,除了辗转在不同怀抱讨生存,似乎也没有更好的出路。

    1938年,她在重庆塔斯社分社接受B.H.罗果夫的访谈时遗憾地说:“我很想上大学,但是无法实现。”

    这算是道出了心头的无奈与苦楚。

 

    最终,她踩着这些凄惶往事搭建的桥梁,遇见了萧军。

    负债累累的萧红听说旅店老板要把她卖去妓院抵债,情急之下写信给《国际协报》求助,副刊编辑裴馨园便委托萧军去探望。

    两人相遇,言语投机,彼此倾心。

    萧红在短诗《春曲》中陶醉:“那边清溪唱着,这边树叶绿了,姑娘啊,春天到了!”

    虽然萧军筹不到解救她的巨款,一场肆虐哈尔滨的洪水却给她带来福音,旅馆一楼被淹,她趁乱逃走。

    然后,一个猛子扎进萧军的怀抱,终生都抬不起头。

    热恋时,她眉梢眼角都是欢喜,诗里的爱情浓得化不开:

    你美好的处子诗人,

    来坐在我的身边。

    你的腰任意我怎样拥抱,

    你的唇任意我怎样吻,

    你不敢来我的身边吗?

    情人啊!迟早你是逃避不了女人!

    炽烈时,即使穷困潦倒,依然有情饮水饱。

    “只要他在我身边,饿也不难忍了,肚痛也轻了。”

    两个人黑面包加盐,你咬一口,我咬一口,盐抹多了还开玩笑:这样度蜜月,把人咸死了。偶尔去小饭馆改善一下,把馒头、小菜、丸子汤吃到足,再买两颗糖,一人一颗,何止嘴里是甜的,心里更是蜜一般的。

    情意相投时,两个人合拍极了。

    萧军曾说,他俩都是“流浪汉”式的性格,从不悲观愁苦,有时候,萧军拿着三角琴,萧红扎着短辫,两人在街头旁若无人地边弹边唱,满是肆意的潇洒。

    偶尔吵架,两个人抢着喝酒,他醉极、气极在地上打滚,她悔极、痛极自责不已。

    1935年,她在鲁迅的帮助下发表《生死场》,他出版《八月的乡村》。

    一对文学伴侣声名鹊起,上海文坛向他们敞开大门,约稿纷至沓来,各类刊物拉他们做台柱子。苦撑四年,两人终于从饥寒交迫的隆冬,走向名利加身的暖春。

    可是,爱情却向着反方向渐行渐远。

    萧红曾说:“我就向这‘温暖’和‘爱’的方面,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的确,寻爱求温暖似乎是她人生最大的寄托。遗憾的是,想法天真、拒绝长大的萝莉们大多结局不妙,犹如现世的冰寒总是留存不住情感的微温,男人的肩膀总是靠不住女人的烂漫。

    主张“爱便爱,不爱便丢开”的萧军四处留情,对着鲜艳的新人抒情:“有谁不爱个鸟儿似的姑娘!有谁忍拒绝少女红唇的苦!”萧红黯然神伤:“我不是少女,我没有红唇了。我穿的是厨房带来油污的衣裳。”

    萧红欣赏史沫特莱《大地的女儿》,萧军却以取笑女作家为乐,强词夺理,她气哭了,他却说:“再骂我揍你。”

    苦闷的萧红形容憔悴,脸都像拉长了,脸色也苍白得发青,对人冷淡而心不在焉,她常常往鲁迅家跑,一坐就是大半天。

    好涵养的许广平也忍不住对胡风的妻子梅志诉苦:“萧红又在前厅,我哪来时间陪她,只好叫海婴去陪她,我知道,她也苦恼得很。她痛苦,她寂寞,没地方去就跑这儿来,我能向她表示不高兴、不欢迎吗?唉!真没办法。”

    通常,女作家的情绪敏感而纤细,些微的慢待便足以让她们惊惶。究竟是萧红神经粗壮得足以在许广平的不满中御风前行,还是,失却了萧军的依靠,她太想找到另一个支撑?

    于是,端木蕻良出现了。

 

    1938年,萧红怀着萧军的孩子,与小她一岁的端木在武汉举行了婚礼。

    很多人疑惑,怀着别的男人的孩子和另一个男人恋爱,她得有多让人爱呢?这究竟是冲动还是真爱?抑或是其他难以启齿的原因?

    他们幸福吗?细节透不出深爱的迹象。

    他的家人对他娶一个情感经历复杂的孕妇既惊讶又惋惜。

    似乎从来没有人看过他们有说有笑地并肩走在一起。

    他当着她朋友的面,读她写的怀念鲁迅的文章,鄙夷地笑个不停,说:这也值得写,这有什么好写?

    他打了人,让她去跑镇公所。

    而她,挺着怀孕八个月的大肚子在宜昌码头绊倒,是陌生人把她扶起来。

    她对聂绀弩说,端木就是“胆小鬼、势利鬼、马屁精,一天到晚在那里装腔作势”。

    这并不是婚后的抱怨,而是婚前的指责。

    她得有多么寂寞空虚冷,才能死死抓住一个让自己如此鄙夷的人不放?

    依赖型人格的女子,总是习惯性地倚靠别人,却不可思议地充满自我怀疑,怀疑自己不够美好、坚忍、独立、强大,不足以支撑摇摇欲坠的人生。

    可是,自己不足信,他人岂足信?那些被她视作情感支柱的男子深知吃定了她,他们不屑、慢待、轻贱她,因为知道她舍不得走,她下不了狠手对自己,就轮到别人下狠手对待她。

    这对相互不屑的夫妻共同生活了三年,在抗战的炮火中一同逃到香港。

    萧红肺结核越来越严重,端木每次出门,她便担心自己被遗弃,非常绝望,待他返回,才会平静。

    她总是情绪反复,一会儿觉得自己会健康起来,还要写《呼兰河传》第二部,一会儿又怨恨端木,觉得早该与他分开。

    惶恐焦虑中她又开始乱抓救命稻草。

    这次,被抓的是她弟弟的朋友、小她六岁的东北作家骆宾基。

    骆宾基受了端木的帮助,答应留下照顾病中的萧红。

    据说,萧红在端木离开时,曾经答应如果她的病情好转,一定嫁给骆宾基。

    病床前的爱情和承诺,真是让人匪夷所思。炮火纷飞的战乱时期,人人把活下去当成首要任务,一个病入膏肓、惊惶而神经质的女作家,就算她愿意以身相许,对于一个只见过两次面、在香港人生地疏的二十五岁男青年来说,只怕更像一个沉重的负担吧。

    于是,骆宾基忿忿写道:

    “从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开始爆发的次日夜晚,由作者护送萧红先生进入香港思豪大酒店五楼以后,原属萧红的同居者对我来说是不告而别。从此以后,直到逝世为止,萧红再也没有什么所谓可称‘终身伴侣’的人在身边了。而与病者同生同死共患难的护理责任,就转移到作为友人的作者的肩上再也不得脱身了。”

    这哪里有什么爱情,分明是遭遇违规卸货的愤怒。

 

    三十一岁,她终于在日军的轰炸中缺医少药地死去。

    死前,亲笔写下自己的心情:“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每每读到那两个梦呓似的“不甘、不甘”,我便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地想:既然看出了别人的嫌弃,就不能有些骨气?一定要用混乱的步法,把人生下成一盘死棋?

    果真,一个女子的任性,对文字是大幸,对人生却是大讳。

    她死后,与她交好过的男人互为情敌,争吃陈年老醋。

    骆宾基与端木蕻良因《呼兰河传》的版权归属反目成仇,从香港返回内地后分道扬镳,从此形同陌路。

    她其余著作的版权,解放后端木蕻良倒是全都捐给了国家。

    为了《呼兰河传》的版权,她的两个妹妹又和骆宾基打过一场官司。

    这些生前折腾出的是非,身后都不肯放过她。

    那个被她称为暴虐的父亲张廷举,在她离经叛道的私奔之后,因教子无方被解除”省教育厅”秘书的职务,调任巴彦县督学兼清乡局助理员。

    在呼兰上学的张家子弟不堪舆论压力,纷纷转校离开家乡,她的弟弟张秀珂孤独地随父亲由北满特别区第一中学转学到巴彦县立中学,途中,她的父亲看着幼子,无奈而感伤。

    她肆意追寻自由、学业与爱情的时候,可能根本没有想到,自己的不管不顾给家人留下了一个烂摊子。

    当然,她是反封建的斗士。

    她还曾经有过两个孩子。

    第一个是女孩,生下来没几天就送给了公园临时看门的老人,老人搬家之后,便失去联系。

    第二个是男孩,她坚决不肯到隔壁育儿房喂奶,任凭孩子的哭声传来,任凭周围人苦劝,看也不肯看孩子一眼,直到第六天孩子被别人抱走,她始终未看孩子一眼,也没让孩子看她一眼。

    有些时候,她也着实狠得起来。或许她知道,她这样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女孩,似乎没有能力再去承担另一个女孩或者男孩的人生。

    和她浓烈的爱情相比,她的母爱有点稀薄。

    她折腾了三十一年,不知是否明白:

    遇到一个好男人,从此过上幸福的日子,很好。

    遇不到,一个人,善待自己,也很好。



    治愈你:

    在爱情中,有多少如萧红一般的女子,丢失了自己,急急忙忙地控制,振振有词地用依赖去损耗两个人关系里的浪漫和轻柔,最终得不偿失地迷失自己,丢失了原先的爱。

    所有活的不自信、特别焦虑的人都试图牢牢掌控两个人、三个人,或者多个人的关系,这种打着“依赖”旗号的死缠烂打,都很难逃脱憔悴失落的结局。

    情感世界里最终的赢家,无不是泰然处之、顺其自然、全情享受的高人,不管ta们是赢得了爱情、赢得了完满,还是赢得了超逸洒脱的人生。

    爱是享受,而非依赖。

    永远做自己,而不是你以为别人会喜欢的那个人。

    最终,不管是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或者其他方式的人生路,都能走得愉悦和通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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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凤至:我们总是辜负最爱我们的人

 

 

 

    1973年一个明艳的下午,洛杉矶东北同乡会总干事肖朝志驾车带着一位七十六岁的老人从迪斯尼乐园归来,午后的阳光闲适洒落茵茵草地,空气中弥漫着典型地中海气候的爽朗与温暖。老人专注地望着港城郊区尚未开垦的土地,忽然,她发现路旁荒地的萋萋蔓草间有一幢灰色的小屋,屋门上“农舍出售”的牌子在风中轻摆,她立刻要求停车,虽然小屋孤零零,无人问津,她却发现了宝贝似的,不假思索地买下。从此,老人搬到郊区悠然耕耘,将原本空旷寂寥的农舍变成了草木繁茂的伊甸园。肖朝志很久都无法理解义母的举动,直到1979年秋天,美国凯斯尔旅游集团公司看中了这片数千坪的绿地,准备在这里兴建旅行大厦,多次商洽购买,最终,女主人以每坪3万美元的价格出让全部绿地。

    这不过是她若干次房产投资成功中的一次,她还买下了两处著名的居所,一处是英格丽褒曼曾经钟爱的林泉别墅,另一处是伊丽莎白泰勒的故居。与两位蜚声世界的女明星相比,她的传奇毫不逊色,这位当年的东北第一夫人对孙辈们说:“我将所有的钱都用在买房子上,就是希望将来你们的祖父一旦有自由的时候,这别墅可以作为他和赵绮霞两人共度晚年的地方,这也是我给他最好的礼物。”

    她是张学良的发妻于凤至。半个多世纪,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她一直期盼着和少帅的重逢,只是,人生自是长恨水长东。直到1990年3月20日,九十三岁的她孤独地长眠在洛杉矶比弗利山玫瑰公墓的黑色大理石下,这个愿望依旧没有实现。

    曾经,我以为,一个女人婚姻幸福与否,是出身、教育程度以及外貌、性格的综合作用,可是现在,我觉得,或许婚姻幸福是件太凭运气的事。爱情从来就不平等,你的宽容知礼就是比不上她的巧笑倩兮,你的才华横溢就是敌不过她的娇嗔痴嗲,又或者,仅仅是阴差阳错的变故,你依旧与他失之交臂。不然,苦等了张学良五十年的于凤至又何至凄凉得让人心疼?

    她不是不够好看。照片上的她古典而美丽,即便与宋家三姐妹站在一起气质也很出挑,在高尔夫球场挥杆时纤瘦而优雅,穿着时髦的貂皮大衣和少帅十指紧扣行走街头更是一对璧人。连见过无数美人的皇弟爱新觉罗溥杰也赞叹她美得犹如一枝雨后荷塘里盛开的莲,纵然一定要把她与小她十四岁的赵四相比也是各有千秋,一个胜在从容优雅,一个美在轻灵俊秀。

    她并非出身低微的高攀。她是张作霖钦定的儿媳,东北王未发迹时深得她的父亲富商于文斗的照顾。自负的张作霖许下心愿,得势后他的儿子一定要娶被算命先生批为“福禄深厚,乃是凤命”的于家女儿,甚至不惜许诺:张学良永不纳妾。她还认了宋美龄的母亲做干妈,被视为宋家的第四个女儿,如果说宋美龄是“第一夫人”,那么当年的她不过是在一人之下。

 

    她一点都不缺少才情。与十四岁便流连舞场而后离家私奔的赵四不同,她五岁入私塾,十六岁考入并最终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奉天女子师范学校,嫁入张家后,她主动到东北大学南校法科旁听。张学良的笔墨也属上乘了,在她面前却自愧弗如。晚年,少帅依然记得第一次带兵打仗时她为他写的小词:“恶卧娇儿啼更漏,清秋冷月白如昼。泪双流,人穷瘦,北望天涯揾红袖。鸳枕上风波骤,漫天惊怕怎受。祈告苍天护佑,征人应如旧。”那是他们最好的岁月,他和她共同赏玩徐渭的《葡萄图》,陈洪绶的《莲花鸳鸯图》以及石涛、任伯年的书画真迹,她留印“鸾翔鉴赏”“古翔楼”,因为她字“翔舟”,是东北著名的才女。

    她处事足够得体熨帖。张作霖去世后第一个大年初一,夫妇俩正装肃立,在遗像前拜年默哀,她一一给各位姨娘行礼,希望体谅少帅的难处;像往年一样,她组织全家聚会,给弟妹压岁钱,还打破沉闷放了鞭炮。可是,谁又知道,这得体的前一晚,夫妻俩执手痛哭,她对他说:“汉卿,千万克制,别倒下!”

    她的大度少有人妻能及。有一天,一个中学还没念完的十六岁女孩跑到她面前跪下,求她收留,女孩保证不要名分,只希望做少帅的女秘书。周围一片反对,说这样一个爱玩的女孩待在少帅身边不会有什么好事。但她还是心软了,觉得女孩这么小就和家里断了关系,往后怎么办呢?她答应女孩留下做女秘书,还告诉会计工资从优,甚至自己出钱给女孩买了房子。没有她的成全,赵四成不了传奇。

    她懂他的悲喜。在他被软禁的头几年,她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那时的光阴有多痛苦,她从来没有说,但她却患上乳癌,如果不是心情郁结,何以得这样的病?她心疼他不能自由,看着一个在战场上拼杀的军人,日复一日落寞地被关在小屋里唱《四郎探母》,原本不该属于他的哀伤,却在他的唱词里流转,他击节: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飞……她焦灼、痛苦,又无能为力,最终大病。少帅说:你不如去美国看病,也为我的自由向世界呼吁。如此,她才答应暂时离开。想不到的是,这个“暂时”竟然成了“永远”。

    她总是记得他对她的好。生第四个孩子时,她大出血生命垂危,家里人担心万一出了意外,三个年幼的孩子无人照顾,提出让她的侄女嫁给少帅。当时,少帅说:“我现在娶别的女人过门不是催她早死吗?即使她真的不行了,也要她同意我才能答应。”虽然他自诩风流,到处留情,但对待结发妻子,依然有份特别的义气和眷顾。她奇迹般地痊愈后,从此用尽全力地对他好。

    但是,这些又怎么样呢?即便她那么好,命运也没有对她特别优待。初到美国,她经历了化疗和两次大规模的胸外科手术,不仅头发掉光而且左乳摘除,我想她真的是个太坚强的女子,硬是闯了过来。在生活的挣扎中,学外语,学炒股,投资房地产,照顾孩子的学习和生活,规划着和少帅的未来。

    不料,等来的却是一纸离婚协议书。

 

    她根本不能接受这样的现实,打电话过去,少帅说: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还是我们,我现在依然每天都在唱《四郎探母》。他为她写了一首诗:

    卿名凤至不一般,凤至落到凤凰山,深山古刹多梵语,别有天地非人间。

    看到诗,她立刻哭了。

    怕别人像掐死一只笼中鸟一样掐死他,她签了字。

    从此,他成了别人的丈夫。

    但是,她一生的签名,始终是“张于凤至”。

    生命中的劫难依旧一个又一个接踵而至。四个孩子中,小儿子最早因病夭折。二战时,二儿子在炮火中精神失常,在去找爸爸的路途中,死于台湾的精神病院。她视如珍宝的孩子一个个离去,她早已痛彻心扉,然而,在一次飙车中,她愈加珍爱的大儿子也撞成了植物人,不久离她而去。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恸,她是尝遍了。晚年,她身边只有大女儿张闾瑛夫妇陪伴。

    唯一的补偿是,她的投资越来越成功,她的地产投资都是在别人想不到的地方赚钱,她也炒股,同样成绩斐然,她成了洛杉矶华人圈的骄傲,可是,对于一个孤寂的老妇人,这些,都是身外之物。她把两处别墅都按当年北京顺城王府家里的居住式样装饰起来,自己住一处,另一处留给张学良和赵四。

    她一直等他到九十三岁。

    她墓碑上的名字是:凤至张。在她心里,他永远是她的丈夫,她吩咐在她的墓旁留个空穴给少帅,希望在另一个世界相伴。可是,赵四也在夏威夷神殿谷墓园自己的墓旁留了个空穴,两个女人无声地给少帅出了道非此即彼的选择题。最终,就像生前的选择一样,少帅在夏威夷长眠。怎么办呢?他欠她的太多,再欠一次又何妨呢?

    凤至张,成为一个永远回不去的梦。

 

    我佩服她,心疼她,感慨她,如果说写字的人也有偏心,我承认我格外地偏爱她。她各方面都如此出色,最挑剔的传记都对她没有半句微词,最苛刻的旁观者都说不出她的不是,为什么却归宿如斯?我常想,如果她在天堂看到自己墓边寂寥的空穴,是否会后悔?

    后悔在某个隔着烟尘的午后收留了那个跪地哭求的女孩,自己的家庭从此再不完整;

    后悔当年阴差阳错地离开西安,没有力阻少帅陪蒋介石去南京,挽救他于大半生的监禁;

    后悔曾经要求赵四在她患病期间照顾少帅,成全了别人的旷世奇恋,自己却孤老终生;

    后悔自己的矜持、宽容、大度,独自斟饮孤独与思念的苦酒,与其在历史中展览百年,实在不如伏在他肩头结结实实地痛哭一晚!

    都说少帅是懂得感情的,所以会评价于凤至是最好的夫人,但结果是,他,最终没有选择她。他到底是糊涂了,还是辜负了?

    我想是辜负吧。我们总是辜负最爱我们的人,我们总是习惯性地忽略对我们最好的人,因为我们野马奔腾的心里明镜似的清楚,伤害她们的代价最小,她们的度量因爱而宽广,永远会不计前嫌地原谅,设身处地地体谅,所有的苦涩,她们情愿一个人扛。

    所以她,执子之手,却未能偕老。



    治愈你:

    于凤至足够好看,足够有才华,足够有教养,足够出身优渥,足够智慧独立,足够能力超群,足够贤达知礼……

    如此完美,依旧换不来他在她身边长眠。

    情感世界里最基础的定律是:是你的便是你的,不是你的无法强求。纵然无数爱情读本都在教导女人如何留住男人心,可是,两个人最天然的吸引远胜一切技巧。他如果爱你,即使你十三点,他也能从你脸上看出孩童般的纯真,以及毫无矫饰的热情。

    你不求索取从不放弃,你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诱惑。

    但是,这些都抵不过一个真相:你足够爱他,他却不够爱你。

    不如,早点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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