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以前，在国人眼里除了台湾并无其他分裂问题；今年以后，国人终于明白了分裂的暗潮一直涌动。或许这两年的纷扰将在某种程度上改变国人的思维，意识到未来的某天自己恐怕终将接受一些从未想过的事实。
从奥斯曼到奥匈，从苏联到南斯拉夫，在不从整体抹杀少数民族存在的前提下以铁腕统治屹立于独立浪潮而不倒的传统多民族大国，似乎历史上罕有成功的先例；即使英国、法国和加拿大等成熟的民主国家，也始终存在地方独立的阴影——虽然它们少了因独立问题而将国家卷入战争的风险。或许当民族主义思潮依然存在于历史舞台时，它将是所有相关国家无法摆脱的困扰。
成长于特殊环境受到特殊教育因而有特殊思维模式的国人总认为自己曾是或将是特例——在历史上曾是有别于罗马、波斯、俄罗斯等以对外征战拓展疆域的温和大国、是历史上唯一没有断代的古老大国(即使灭宋的蒙古至今依然是主权国家，即使经历过满清系统性的文化和历史篡改)、“建国”以来不同于其他东方国家既未输出革命也无干涉内政更未侵略他国、未来仅以专制驱动
沉舟侧畔千帆过，我为毛粉鸣不平(2009-02-24 15:46)
题目起得古怪而不合理，其实无非是想吸引眼球。我有义务解释一下：所谓沉舟是说被俄海警击沉的“新星”号，所谓毛粉并非是太祖的拥趸而是亲俄的左愤。而我作此文并非是想力挺毛粉，只是想对站在毛粉对立面的朋友们说几句。
这次的“新星”号事件中出现了一些被部分朋友称之为“有趣”的现象：很多网友站在俄国人的角度，认为击沉“新星号”是合理合法的。这当然引起了愤慨，毕竟在涉日问题上国人似乎展现出了少有的团结，但是一旦涉及毛子似乎就出现了分歧。如果行文须列论点，那么我应该列出自己的论点，毕竟不希望被别人断章取义地扣帽子。事实是——目前，我对此事件还没有看法。民众受到媒体的错误导向已经不乏先例，在媒体自由的美利坚，尚且有“‘缅因’号事件”和“萨达姆‘大杀器’、‘勾结本·拉登’”的丑闻，更何况大家一直质疑其独立性的我国媒体呢。因此我对此类事件一贯是等待客观的调查结果再表态，不过大家一来不信任自己政府的调查结果，二来对毛子的信誉也看不上，于是只能信任媒体尤其是国外媒体。但对于我这种怀疑论者，则只有保持沉默了。
虽然我对“新星”号事件本身没看
从苏格拉底之死谈开(2008-11-02 13:01)
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雅典的人民法庭判处死刑，这位古希腊哲人慨然饮鸩的画面成为人类思想史上的丰碑。与此同时，这次不合情理的审判——民主制度对伟大哲人的错误宣判成为很多人心中的死结。然则以现代政治学的观点还原事件的原貌，可以得到很多启示。
希腊的古典式民主制度和现代民主制度虽然披着同一件外衣，但其本质相距甚远。现代民主制度的基础是对个体的尊重，而古典民主制度的基础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制度。按照古希腊的法律，对某个人的裁决中当赞同定罪的一方经投票成为多数，有权利处死或者放逐该公民，这是现代政治学里所说的“多数暴政”，认为苏格拉底死于民主(此处特指现代民主，下文不作标注的“民主”都指现代民主)制度其实是一种误解。
作为引申我在这里需明确一下现代民主制度的内涵，其基础为个体的有秩序的自由，作为维护这一价值的器用，上层建筑按“分权”、“代议”、“票决”等若干原则建立，制度内如“个人”、“社会”、“国家”、“地方”等诸要素以拥有必须的行为空间为底线各自活动相互制约，确保制度始终以维护个人自由为原则进行健康运作。当然，在民主的启蒙中我们总会听到一个词，“少数
我所见到的是一场人性的救赎，灵魂深处的良知被毫无掩饰的纯洁所唤醒，并给予人以反抗压迫的勇气。
一个人的生活如此真实地被暴露在窃听者的面前，那些哭泣、那些欢笑、那些争吵、甚至于做爱时的呻吟，都是如此有血有肉。监控下的诗人Dreyman对此一无所知，他对自己境遇的乐观显得有些幼稚，但他的喜怒哀乐又是如此富有感染力。在这般情境中，他对现实的痛省和对自由的渴求，如此般发自心灵的悲呼都可能是对最冷血者的感化抑或棒喝。
这场救赎的支点并非外部说教的黄钟大吕，而是伪善价值观的内部坍塌。当世人感叹于一些政权完善的理论体系和严密的思想控制时却忽略了一点，其精神基础在人性上的缺失使其具有天然的脆弱。没有自由精神的思想无论如何自我标榜正义或拥有磅礴的气势及严密的逻辑，都无法掩饰本质的空虚。如此般的理论经不起智慧的推敲，更不敢使思想的交锋公之于众，因而那些强调稳定和回避争论等掩耳盗铃的敷衍章句才得以登上舞台。如此更让我坚信自由和正义的普适性，并以其名义藐视纠缠于末流骗局的理论家。
（一）
如果要有一种至为纯粹的人的感情，在我看来非友情莫属。虽不及亲情之深厚与爱情之炽烈，却可能是真正意义上个体间的思想碰撞，是最能发扬人之理性的关系。
关于秦桧史学定论的再思考(2006-12-27 14:44)
近期网上流传一则新闻——日前秦氏族墓发掘工作获得进展，据信是秦桧政治遗嘱的出土引发史界争议，或有可能成为对秦桧其人进行重新评价的契机。此事并没有得到主流媒体的证实，因此个人对此事真伪也表示怀疑。然而对于秦桧的再评价未必以该政治遗嘱为必要条件，而直待铁证出现方为有争议的历史人物进行平凡其本身即为史界和民间的耻辱。
秦桧作为南宋初年主和派，其谋害岳飞里通金国的罪名和奸佞之名早已盖棺论定。而其跪像亦随其名千百年来成为唾骂的对象，以至在国家危亡之时凡倾向于温和解决者，针对其之舆论无不含有秦桧之论。其声明之恶，可见一斑。而史界也以大量“史实”为佐证，迎合民间批秦传统，大有将秦桧卖国打为铁案之态。而事实上在主流史界，这一论断也长期作为定论
产业创新的困局与抗争(2006-09-18 19:15)
伪民愤与真学术(2006-05-26 14:56)
严谨求实的学术对于多数人过分遥远，下里巴人的群体咒骂更能给大众以满足，而当这一切狂欢的丑行被冠之以爱国之名，心理上的道德优势将给其带来更多的欢娱。
历史观的理性回归(2006-03-26 22:49)
公权者面对非凡时局所做的抉择，客观上是对其历史定位的豪赌；而作为负责任的历史评述者，有义务用理性和科学还原真实的历史，并以人道的方式对待客观的输家。
没有文明的历史，不可称之为历史；没有自觉的文明，亦不可称之为文明。
（一）
若禽兽对其漫长而无能动的演化史确无可称道之处，那么，麻木对于一种文明而言，可否称之为死刑？
作为文明的继承者，其所放弃的，如果只是将来的光大，称之为无能；如果是文明在后世的延续，称之为背叛；如果是文明于今时的存在，则是彻底的沉沦。不幸的是，现时所能观赏到的，往往兼三者而有之。此时，寻求苦索一种能确切勾勒其的辞藻，便也不在文明的言语范围之内。这也的的确确，可谓之文明史的奇观。
文明对于历史，可谓一种强力。而随着历史的演进，其作用亦愈发明显。正如雨果所说：将文明代替强权作为时代的象征。而此时，人类史和文明史也才有了质的飞跃。但文明的时代却来之不易，正如文明的到来远不如文明其本身优雅：战争对于野蛮蒙昧是为求生存，然而在为求生存的无奈之后的，往往是时代的成就——战争其本身，在客观上的的确确孕育着文明。自然淘汰法理所当然地将其规律适用于文明的演进。因而，战争对于人类，亦理所当然地成为精神的分娩。
然而讽刺的是，作为文明的前奏，战争并非自觉地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