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 “燎原”

如今在乌鲁木齐市的大街小巷，说起燎原机器厂来真是无人不知没人不晓，“哦，那是阿拉沟里的军工厂，大的很哩。听说搬到口里去了。”每每这时，一身疲惫、满脸沧桑地走出阿拉沟的我们，就会感到些许的欣慰与满足。是的，星星之火是可以燎原的，燎原之火是不应熄灭的。如今，在乌鲁木齐市大湾、在天山区团结路北四巷，新疆燎原燕兴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正以崭新的面貌传唱这“一个不老的传说”。

燎原燕兴公司的前身，是1982年燎原机器厂供销科内部成立的销售组，其职责是负责工厂“保军转民”后民用产品的销售。到1984年，业务范围逐渐扩大，同时也代销兵器工业部系统内企业生产的民用产品，办公地点也搬到燎原厂商店一层，名称也演变成供销科经销组。1986年，根据上级的要求，经销组纳入兵器工业总公司专事民品销售的中国燕兴总公司销售网点，业务上开始接受燕兴西北公司的领导，业务范围主要是经销兵工系统企业生产的民用产品。当时比较大的业务就是湖南八六一厂生产的白云冰箱、重庆一五二厂二九六厂生产的“嘉陵牌”“建设牌”摩托车。为了便于开展业务，经销组对外称作“中国兵器工业销售公司乌鲁木齐经销部”和后来的“中国燕兴总公司西北公司乌鲁木齐经销部”，也有了管理用的印信。过了两年又按要求改称“中国燕兴总公司西北公司兰州分公司乌鲁木齐经销部”。当年经销部的大本营仍在阿拉沟燎原厂商店，但无城市为依托的民品销售实在步履艰难，便在乌鲁木齐是西北路租用了两间铁皮房做经销点，条件很简陋的，勉强办公和居住两个人。笔者曾出差到乌鲁木齐，在那里借宿两晚，在当时工作人员王海茹的鼾声与马路上来往的车辆声中侧转难眠。这时新疆国防工办物资处与星火机器厂也相继成立了同类型经销部，有了竞争对手。1988年末，燎原机器厂乌鲁木齐中转站建成并投入使用，燕兴经销部正式搬入五层的综合服务楼办公。工厂正式组建“燎原机器厂乌鲁木齐中转站”单位，“中国燕兴总公司西北公司兰州分公司乌鲁木齐经销部”也并入中转站合署办公，实行“一个机构两个招牌”。1990年 ，根据上级指示，燕兴各经销部改称公司，由于当时我负责人的大意，“燕兴乌鲁木齐分公司”的名称被星火机器厂燕兴经销部抢注了去，燎原机器厂燕兴经销

吾家有女初长成

我家独生女儿读完硕士研究生，下个月就要毕业了，从此京城大学少了一个莘莘学子，皇城根多了一个“北漂一族”。作为父母，我们真是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回顾女儿的成长过程，尤其是在阿拉沟、在燎原机器厂的那些年，真的是让人感慨万千，唏嘘不已。其实这也是大多数阿拉沟子女们同样的经历吧。

1982年，妻子怀胎十月就要一朝分娩了，作为丈夫的我整天处在高度紧张状态中。该准备的基本准备就绪，那时候沟里也能买到些鸡蛋，但很少，所以在不久前的去西安出差，就从那里又买回200个。奶粉、红糖、白糖也准备了些许，但总的生活必备品还是贫乏。女儿出生的那天晚上，燎原俱乐部放映电影，似乎有预感，忍着没去看。果然在电影还没散场时，潮水般的阵痛向妻子涌来，一阵紧似一阵。赶紧地送往燎原职工医院，却又找不见值班的妇产刘医生，到家里找不在，找妇产徐医生，她说不是她当班，再找刘医生仍不见，满头大汗地回到医院已是过了子时。技术上不亚于医生的值班护士李翠萍，当时已交班却没有走，看到当时情况便横下心来与当班护士小郑（郑国喜女儿）一起准备接生。站在门外的我听着产房里一阵阵的喊叫，忍不住就冲进产房，握着妻子的手，也目睹了生产的全过程。好在是顺产，没有出现丁点意外，两小时后我们的女儿出生了，母子平安。事后李翠萍都有些后怕，万一出现意外，她作为护士是担当不起的。而我对她和小郑真是感激不尽，在那样一种危急时刻甚至是生死攸关时刻，她们大着胆子冒着风险承担了不应她们承担的责任。李翠萍后来嫁给了星火机器厂的张兆新，也是我的同行和好友，过着幸福生活。李翠萍现在乌鲁木齐开着一家“翠萍诊所”，很忙的；张兆新结束了乌鲁木齐“小北方”公司的工作，已到北方公司北京总部上班；小郑去了那里不得知。在这里祝福她们生活幸福，合家快乐。

初为人父，兴奋不已，抱着小的，照顾老的，三天三夜未合眼。尤其目睹了妻子的生产过程，体会颇多。作为男人，作为丈夫，一定要疼爱体贴女人、老婆，要有责任感，因为她们的一生要比男人付出的多、艰辛的多。意识不到这一点，最好不要结婚生子，枉为人夫人父。八十年代的阿拉沟，物资依然贫乏，没有什么好吃的也没有什么好玩的，但女儿还是茁壮地成长了。长到三、四岁五、六岁时，只要有机会，我们就带她到乌鲁木齐开开眼界见见世面。在长途客车上，看见售票员很厉害地与顾客吵架，女儿就说她长大要当卖票的；跪在新疆人民会堂的漂亮地毯上，女儿说她长大要到这里来上班；看着乌市车水马龙的街道，女儿又说我们那里就没有

我的一九七六

巍峨连绵的天山深处有一条阿拉沟，阿拉沟里有一个“三线”军工企业燎原机器厂，我与数千职工一样，工作于斯、生活于斯，与天山相伴，同孤寂为伍。

公元一九七六年，农历龙年。一月七日，我的好朋友、厂供应科的霍毅要到乌鲁木齐出差。他刚刚被任命为物资采购员，这是他第一次履行职务。正巧我也要到新疆国防工办（当时还称新疆军工局）报送报表，二人便结伴而行。正是数九寒冬，空中还飘着雪花，零下二、三十度的气温，冰冷刺骨，不象现在的冬天，越来越变成“暖冬”。穿着大头鞋，裹着皮大衣，我们早早地站在“解放”牌汽车车箱里出发了。看看，连出公差都要“飘大箱”，可想当时的交通条件了，难怪各单位的女子们都愿嫁运输科的驾驶员，而医院的护士、医生们与运输科的司机更是当时的最佳组合。不要说燎原厂的运输科，就是整个社会的交通运输，那也是“垄断行业”咧，不象多年以后，“好女不嫁开车郎，十夜就有九空床”。

从燎原厂到乌鲁木齐，280公里的路程，我和霍毅在车厢里一边跺脚取暖一边感慨着开车的优越性。天气真冷啊，好在我们年轻，他二十，我十九，也都是工作四个年头的老徒工了，还耐的住冷。我们经渔儿沟，经依拉湖，经托克逊，经达坂城，于晚上抵达乌鲁木齐。第二天，一月八日早晨，我二人正准备出门办事，就听到收音机广播的讣告：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了！我们顿时沉重起来，也难过起来。不要以为我们太年轻就不着四六了，周恩来在我们心目的形象太高大了。他的智慧，他的坚毅，他的儒雅，他的博大，他的委曲求全，甚至他的俊秀飘逸，这一切集于一身，那恐怕是要千年才能造化出一个。难怪昨日漫天的雪，难怪今日仍阴沉沉的天，这都是苍天滴泪、群山低首、江河呜咽啊。

在乌鲁木齐的事情办完，我很快先回了阿拉沟的厂里。一九七六年，那是“四人帮”最猖獗的时候，疯狂压制悼念周恩来的一切活动。以新疆国防工办许林同志为首的一个工作小组自七五年下半年就进驻燎原厂开展着“一学五批五大讲”运动。但大无畏的许林同志和同样大无畏的燎原机器厂党委，却举行了隆重的浩大的追悼会。我记得是在运输科最大的工房里布置的会场，各车间、各科室拉队入场。会场肃穆，千人肃立，哀乐低回，以送别周总理不朽的英灵，与北京百万人“十里长街送总理”遥相互应。

多灾多难、大喜大悲的一九七六年，先是周恩来总理逝世，接着是“四人帮”“挟天子以令诸侯”，打压了人们在清明节自发悼念周总理的所谓“四五”事件；六月朱德逝世；七月唐山大地震；九月毛泽东逝世，十月粉碎“四人帮”。我们在政治的自然的大地震中惊恐、困惑、欢欣、振奋……

怀念阎全贵

离开阿拉沟已经许多年了，但有一个人始终不能让我忘怀，他就是原燎原机器厂副厂长、已故的老领导阎全贵同志。在许多人眼里，他算得上是一个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好干部了。

阎副厂长矮个、清瘦，戴着一付黑框的近视眼镜，五十岁时已经显得有些苍老。他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人员，若退下来也是要享受离休待遇的。记不清他是1972年底还是1973年初，由西安八0三厂（华山机械厂）调任燎原机器厂副厂长，主管基本建设和原材料供应这一块。笔者那些年也是厂办公楼（南大门旧办公楼）某间办公室的一名职员，有幸在老阎副厂长的领导下工作多年，能较近地观察和体会他。那真是一个任劳任怨、鞠躬尽瘁的人，为了改变工厂的面貌，改善职工的生活条件，他经常到第五机械工业部或后来的兵器工业部要项目、要资金、要材料，回来后也是每事亲躬，督促项目的落实。中区到厂区的沥青马路、职工住房的上下水、燎原俱乐部、新办公楼等等，甚至燎原机器厂乌鲁木齐中转站既现在的泰安北方机电总厂驻乌鲁木齐办事处驻地，这些项目无不凝聚了阎副厂长的心血和汗水。哦，应当说是在厂党委的正确领导和阎副厂长的主持下取得的这些成果，从此我们燎原机器厂也被新疆自治区领导誉为阿拉沟的小江南了。

感动我的不仅仅是以上这些，还有他的生活俭朴和与人为善。其实我看见他笑的时候并不多，总是很严肃的样子，但一旦笑起来，脸上的皱纹堆积在一起，也是很灿烂的。他待人善良，像利用职权整人的事，决不会发生在他身上。我经常看到他在上下班的路上一边走着一边扫视着，有时看见路上的石块或碎砖，也要检起来扔到远处的旮旯里。有一年，应该是七十年代的某一年，我们的商店、粮店还在南边山根的老楼里，中间隔着几丈深的铁路线。我远远地看见阎副厂长扛着一袋不知是面还是米的较大的家做的面口袋，正小心翼翼地由南边下到铁路基又慢慢地上到北边地面上向着中区走去。我居然看呆了，居然没有跑上前去帮他一下。多少年里我每每想起这情景，就会感动不已也懊丧不已，所以当哀婉、沉重的哀乐响起，痛悼因患绝症而逝世的阎副厂长时，我的眼泪就止不住地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