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日一早，我来到云南省公安厅，先要登记，再要警员下来接，方可上楼。23号一早我又来到公安厅，登记完并接通了对方的内线电话后，我说我昨天来过，而且刚才电话里对方也答应让我进去，可门卫仍然不让我进，必须要有人下来接。

在公安厅，许多民警一脸疲倦大多只睡了几个小时或一宿未睡。但他们仍在忙碌着，准备新闻发布会的内容，查看当天的媒体反映、网监处送来的最新的网民意见以及外宣办送来的外媒情况。

在公交车上，每个人上车后都习惯性地扫视所有人一眼，并保持对全车情况的观察，提着黑包，或者眼神情绪不对的，可能成为大家注意的焦点，似乎每个人都是恐怖份子。的士司机说，他们的生意好了。

死者的村里，人们议论纷纷，亲属们觉得死了为什么还不能见尸体呢。到底是受害者还是罪犯，这个疑问对警察来只是个技术问题，而对亲属来说，无论答案是什么，心理都是伤痛，他们不仅要节哀，还要一遍、两遍、三遍地配合调查，据说当天到死者村里的警车就有10多辆。

 

 暴雨昆明,提着鞋子打赤脚走回宾馆.

 小蚂蚁,小蚂蚁,今后是成群的小蚁,还是有大蚁?小蚂蚁都食人,大蚂蚁食什么?

 

 

改革三十年，俺三年。

似乎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成绩值得庆贺，就如当下的中国，再为三十年前歌功颂德总让我觉得有点恍惚之感，改革的话语已经被扭曲，问题丛生，世人不去关注，却偏偏抱着三十年前的那一点释放顶礼膜拜。

 

来点细节。

三年前，我背着包，拖着箱子从杨箕村地铁口钻出来，满头大汗到集团二楼报到。身边带好的寸照还没有剪开，我顺手取手，剪开。人力资源的某同志见我说：你难道身边还常带一把剪刀。这个小剪刀其实我一直带着，现在不仅会带小剪刀，去不知情况的地方还会带把手电筒，比如灾区，比如越南，这都成了习惯。

第一个半年过年，回家就像一个暴发户一样，觉得自己很有钱。其实不过是有点自己的经济来源。

三年不到的时候，竟然下狠心辞职了。楼上楼下跑，盖章，赔款，跑得人心力憔悴。至今记忆犹新。

三年过去之日，胡子变得浓密而粗黑，像孤魂野鬼一样游荡于上海火车站附近，遥望天空见明月，低头看路寻杨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