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杀席特勒》去电影院看了，不错。

    这是部中规中矩的历史题材好莱坞剧情片。中国舆论认为大家因为阿汤哥去看的电影，席特勒怎么了群众基本都知道，是自杀的，不是阿汤哥杀的。所以阿汤哥可以荣居中国票房号召力国外男影星之列。

   我认同阿汤哥的号召力，却没觉得他帅。舆论认为是他帅，所以大家又一次讨出钱来，走进电影院，好一见其尊荣。吓，仿佛中国人都没见过世面。要不是阿汤哥长相惊世骇俗。《壮志凌云》1986年就拍了，小汤哥其实1962年就生了，中国人1905年就拍《定军山》了。美国人都不自认为阿汤哥还在卖相。“中国舆论”也不要那么物质直观么。

   王中军说，中国的票房号召力男演员，大陆就俩，李连杰和葛优。香港是周润发、成龙、周星驰，刘德华都得考虑下。啥是号召力，就是不管是个什么片子，有这么个演员的名字群众就打算看。这个力，看的是业绩，不看谁长的帅。

    我看《刺杀席特勒》也因为这个题材，就像《最后的帝国一样》值得一看。

    我要算现账，因为上次算08年到底是那些电影让我感动时，明明在睡前想了好大一圈才遴选出来的名单，自己反复斟酌后，觉得十分贴心。可是等到自己要写出来的时候却想不清。所以即使是喜欢的东西也可能会因为时间久了都会模糊。

   去年过了。看了好多部电影，想来想去，真正值得提的就是这些。

   如果要说买下CD留给将来自己甚至孩子看的话，就是这些。

  《深海寻人》《海角七号》《李米的猜想》《非诚勿扰》

   结果都是“国产”华语片。看来去年是西方不亮东方亮了。呵呵

    自伐书

    今书文伐逆，首问攻伐者谁？乃自伐于心。

    是日，正戊子乙丑甲寅日。乃腊月十四。曾二十二年前，一个女婴呱呱生于边陲矿山的小室中。斗转星移，女已成人，二十有二。出落大方，亭亭玉立。柔胰葱白，粉颊柳眉。真为水色。

    夫自谙人生得于幸事胜者，莫过得有此女。恩爱倍至，水乳交融，四年数。

    然天下大不韪者，莫过彼之诞辰日怎被遗忘。今日其满二十二周岁，数天下人尽数贺岁，唯一人独漏耳，谁？我。是为大不敬！！！！

    故秉书文，以告天下，首志士以自伐焉！！！！

    此等陋瞎人，当以拖出去毙了！似仍不解民愤！

 

    哎……人生总是这样的不堪，我亏对天下，亏对自己，亏对这么多年来陪我风雨兼程的好伴侣。

    啊！……这是一个悔过的人在呐喊，在用心中最无法平息的自贱之心在斥责。挨千刀的，你怎么能够做出这样负情的事来呢？！让辛苦等了整整一年的人，听不到只一回的声音！？百转千回，百日去，不及一声，生日好！！

    这是一份罪证案， 

    这是一份忏悔录，

    这是一份自新书，

    这是一份投诚状，

    这是一份真情证……

   

  长尾巴的你，看到了么？

   

   

 

 

                      

     感谢西夏，给了我表达的方式，更给了释放的勇气。

     如果连“回顾30年”的任何专题片以及节目，都要不约而同的应用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仿佛这个语句是中国又新生的开启，我真的无语了。我也不知道说什么。所以感谢西夏。

   “海子当年无不是死于一个媚俗的世界，而今这句诗实在早就成了通货在CYBERSPACE被不停地廉价地复制流转并贬值”

（转）

  虽然知道有更广大的受众群，其中没有我。但是看到清澈的画面，听到流淌的音乐，仍然到处推荐这部电影。

花吃了那女孩。

事关女女的爱。台湾文艺再次打动心，似乎小泉过境……

     

     

（转）

““我是北京人，父母都是大学教授，所以家庭条件还算优越。我和老婆是大学同学，她来自南方小城市，父母都是农民，家庭条件很不好。从我俩从一起的第一天就遭我父母强烈反对，直到结婚那天，父母也没有完全认可她。真搞不懂，他俩天天满口的仁义道德，为什么事儿摊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又变得势力起来了。不过还好喜宴的钱是父母出的，新房的首付、简装、家具共计35万元，也是由我父母出的。老俩口也算仁至义尽了，再多的我们也是在没脸再管他们要，反正从决定结婚那天起，我们就已经做好了挨几年苦日子的准备。 　　　　大学毕业后我就进了一家私企当职员，一年半加薪3次，如今去5险税后3000元，老婆很上进，考上了研究生，除了学校每月补助的200块外没有收入。得，不说那么多了，直入主题！就这一月3000元，看我怎么养车养房养老婆！ 　　　　养房 　　我们的新房在通县，50平米，去除首付外，贷款15万，还款二十年，月供1000元出一点头。 　　水费：8—9吨，约30元/月 　　电费：70度左右，约35元/月 　　燃气费：10个字左右，约25元/月 　　宽带及座机话费：150元/月 　　合计：1240元/月 　　　　养车 　　3个月前老婆怀孕了，我父母为了尽早抱孙子坚持要我们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因为担心老婆每天挤公交对胎儿不好，父母决定送我们一辆车，但是养车的费用他们不管。考虑了良久，我也觉得老婆肚子一天天大了，挤车很危险也不方便，但是养车太贵，油价也一天天飙升，虽然车钱父母说他们出，但是我们也还是必须选择经济实惠型的，最后选了一款油耗很低的微型车比亚迪F0。 　　　　油费（上、下班，周末偶尔外出）：450元左右 　　养路费：110元/月 　　车船使用税（480元/年）：40元/月 　　交强险+常规保险（2700元/年）：约225元0/月 　　洗车费（周末我和老婆自己洗车）：0元/月 　　保养：约50元/月 　　停车费（小区内业主免费、单位有免费停车位）：30元左右 　　合计：905元 　　　　养自己和老婆 　　我老婆从小生活很拮据，养车了省吃俭用的习惯，很会过日子，剩下的不到一千元，我们两个生活虽然紧了点，但在她的尽心安排下还是够用的。 　　手机费（她30元，我50元）：80元/月 　　伙食费（晚饭她在家做、中午我公司给定盒饭）：350元/月 　　水果、零食：100元/月 　　娱乐、应酬（极少）：200元/月 　　衣服（很少买、或者去动物园淘）：150元/月 　　日用品：50元/月 　　合计：930 　　　　养房+养车+养自己和老婆=1240+820元+930元=3075元 　　　　算一算再过3个月又该到加薪的时候了，但金融危机闹得厉害，可能暂时加薪无望，老婆预产期在6月，那时如果经济危机缓和些应该会有加薪机会，计划增加的薪水全部用作孩子的生活开销。明年1月又要取消养路费车船使用费等一大笔费用，再加上老婆还有一年半就毕业了，等老婆工作了，我俩就能宽裕些了。现在虽然压力很大，每天工作也很辛苦，但是一想到老婆孩子真的非常有动力，吼吼，何况好日子也不遥远了，近在咫尺。 　　　　谁说3000元就不能在北京养房养车养老婆？80后，牛×！努力ING””

    1985年，尧茂书决定要赶在美国人前面完成长江的处女漂流时，对老婆说，把肚子里的孩子打了吧……

    当7月24日，当金沙江乱石滩上留下尧茂书最壮丽也最后一抹光华时，中国的年轻一代沸腾着。那时候他的爱人在哭泣吗？……

 

    现在想想尧茂书作出决定时，是已经做好回不去的打算了的。所以他让妻子把刚刚怀上的孩子拿去。假如自己回不来，这个女人的将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太多的未知，不要让孩子误了事。或许这就是尧茂书的大致想法吧。

    今天看着这句话，心中惆怅。故人往矣，斯人独憔悴……

    为什么要拿去那个刚刚凝结的结晶呢？那个血肉的男儿，为了自己的梦想去了，留下这腹中的孩子不是唯一的见证，更是一切的延续么？这个活生生的孩子，20年后或许又是一个勇士，血气方刚，父亲的影子若隐若现……

    难道要妻子拿着一张照片，或是一件衣衫怅然空悲，泪已无泪？还是只在夜深人静时，在周公安排下，重逢于幻化中？

    24日，以及那之后的许多岁月，尧茂书的妻子是否在后悔那个手术。后悔自己失去了丈夫以及那个爱情最鲜活的证明?

    如若于我，不从夫命

 

    可是几乎每个自认为成熟理智的人，都会想到为另一个人想想的。尧茂书要走时一定也想过。一个亡夫的女子独自抚养孩子是多么的困苦。重新寻找另一半的路会有多么坎坷。更重要的是，那个未出生孩子将会是每每带来痛苦回忆的源泉，不是么。所以孩子还是打了吧……

 

    哎，人啊……

    第一勇士的妻子现在幸福吗，应该是吧

“在南京雨花台纪念馆和台北忠烈祠中伫立良久，胸中百感交集，难以言语，里面供奉的都是很有勇气的人，但在国共双方的眼中却是截然相反的忠与奸。这背后其实就是你死我活的战争，不是完全的光荣就是完全的毁灭。”

这些是关于英雄的故事，此英雄与彼英雄

英雄的黎明！是用血泪 是用血肉书就的重彩光华史卷

我犹豫过很久，关于这内容，是否合适在一个个人空间中出现。可是崇敬与满心的感怀，让自己看过之后沸腾的不止是血液。这些是关于信仰与坚持的故事

 

（转）

台湾共产党，为第三国际指导下，台湾青年在上海所组成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

 台湾共产党起源自1928年4月15日，由谢雪红、林木顺、翁泽生等人，在上海所创立的台湾左翼团体，属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台湾共产党在上海纲领中提出，主张打倒总督专制政治、台湾人民独立、建立台湾共和国。但是台湾共产党建党十日之后，便发生上海台湾读书会事件，许多读书会成员被在上海的日警逮捕，谢雪红也在法国租界被日警逮捕。1928年10月，台湾共产党在东京组成台湾共产党东京支部继续运作，同年年底主要成员回到台湾。台湾共产党自从回到台湾以来，一直以谢雪红为主要领导者，并且广泛与其他农民运动与文化运动者联合；但是谢雪红的作法却受到翁泽生与王万得一派的批评。1931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所支持的王万德一派的斗争下，谢雪红等接受日本共产党指导的中央，遭到开除。而之后的台湾共产党，采取的路线是“阶级革命”优先于“殖民地革命”，此时的台湾共产党，也不再是日共的台湾民族支部，而改为第三国际的直属支部。台湾共产党所提出的台湾独立主张、台湾民族论日后成为台湾独立论述的内容之一。

国民政府时代

1931年6月日方开始逮捕台湾共产党员，在主要干部被捕的情况下，台共实质上停止了运作。直到1945年，日本放弃对台湾的统治；早先由台湾到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蔡孝干、张志忠等人，赴台重组台共（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广招旧台共成员。而出狱后的谢雪红也重新参与政治活动，并且与过去的台湾共产党员取得连系，在1947年二二八事件时组织二七部队（或称台湾民主联军），于台湾中部抵抗国民党军队。二二八事件后，不少台湾共产党成员出亡(谢雪红等赴大陆)、或是被捕入狱（成员约数百人，共党背景与台独主张引发日后白色恐怖)、或是加入国民党(如工委书记蔡孝干等）。

中共从建党至今所走过的风雨历程中，有辉煌的成功，也有惨重的失败；有壮烈的英雄，也有反叛的异士……台湾著名记者徐宗懋先生，根据已曝光的绝密档案撰写此文，其中有多幅照片是首次发表。这不仅揭示了中共台湾地下党如何被“一网打尽”的全过程，而且还揭开了中共当年为什么未能一举“解放台湾”的又一个谜底。
　　他们都是很有勇气的人
　　历史研究的基本程序首先是寻找最原始的材料，包括事件前后相关的声明、书信、手札、日记、内部档案等等，再参照诸位当事人的回忆录和口述历史，做出事实真相的铺陈。针对疑点的部分，则试着以最有根据的方式，符合当时的时空条件，进行合理的推断。或者干脆暂时搁置，等待新材料的发掘。笔者最害怕看见坊间关于近现代史的所谓“历史纪实小说”，内容常随便编选著名人物之间的对白，凭空想象，加油添醋，以制造符合刻板印象的戏剧效果。此非“历史”，亦不 “纪实”，如称“小说”，也是不入流的小说。面对历史，只有更严谨的态度、更大的关照，才能更清楚的看见百年来中国人走过的路。笔者从事现代史题材写作，习惯将立场不同、甚或敌对的双方文件并列，让不同的主观认知各自说话，并且微妙的激荡出客观的环境。这有助于扩大历史反思的空间，塑造理性文化，成为我们民族成长和成熟的精神元素之一。这几年，笔者在大陆和台港陆续发表了许多历史照片，也举办了好几次的图片展览，以提供史学研究新的证据和参照。其中影响最深远的应是2000年8月在台北策划展出的“1950仲夏的马场町”图片特展，内容是国民党退守台湾第二年大举枪决中共地下党人以及党内不稳份子的秘密档案照片。由于机密照片首度公开，画面极具震撼，加上附判决原文与早年的报导，现场气氛极强，参观人潮络绎不绝。有人在展场的留言板写道：“突然感到外面的蓝天多么美好！”这些照片现已成为史学界和媒体反复引用的材料，成为经典的影像。笔者曾几度在南京雨花台纪念馆和台北忠烈祠中伫立良久，胸中百感交集，难以言语，里面供奉的都是很有勇气的人，但在国共双方的眼中却是截然相反的忠与奸。这背后其实就是你死我活的战争，不是完全的光荣就是完全的毁灭。 “1950仲夏的马场町”特展首度以人道主义的角度质疑战争中的忠奸分际，反省中国人政治竞逐中是否有更高的文明标准？由于打破社会的惯性思维，反响很大。后来笔者又以《战争后的战争》为题在大陆杂志《老照片》上面介绍其中部分内容。由于地下党人朱谌之的友人做出响应，对往事十分感伤。因此笔者再透过不同的刊物将国民党退守台湾以后最大的政治案“中共省工委”和“吴石案”，再做详细的陈述与说明。
　　　台湾光复后的中共地下组织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中共中央派台籍干部蔡孝乾为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9月，蔡孝乾由延安出发，12月至江苏淮安，向华东书记张鼎承、组织部长曾山，干部张志忠等人，分批到沪，与华东局驻沪人员会商，并学习一个多月。这年4月，首批干部先由张志忠率领由沪搭船潜入基隆、台北开始活动。蔡孝乾则迟至7月始进入台湾，并正式成立“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由蔡本人任书记，直接领导“台湾学生工委会”、“台北市工委会”、“台湾省山地工委会”、“基隆市工委会”、“台湾邮电职工工委会”、“兰阳地区工委会”、“北峰地区工委会”等，并以陈泽民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领导台南、高雄、屏东等地区工作。洪幼樵任委员会委员兼宣传部长，领导台中、南投等地区工作。张志忠任委员兼武工部长，领导海山、桃园、新竹等地区工作。这里必须提到一项重要的历史背景，日本统治台湾的半世纪中，台湾知识青年在世界性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潮下，亦曾发展出左翼的力量，并且在殖民背景下成立隶属于日本共产党的台共组织，不过日本政府毕竟不同于国民党政府，他的军事机器强大得多，社会统制也严密得多。因此，日本政府对日共采取全面镇压时，台湾共产党几乎瞬间瓦解。日本投降后，由中共中央派遣回台的台湾籍干部长年在大陆参与革命工作，跟家乡已有隔阂，对于台湾在日本殖民近代化下的社会状况也需要时间学习。因此，省工委初期的工作只能联系旧台共份子，在原宗族亲属中拓展关系以及拉拢抗日知识菁英。总体而言，省工委发展最成功的新生力量仍是高等校院的知识菁英，不过在工农群众中，党的力量仍然脆弱。1947年1月，省工委接获中共中央的指示，针对发生在大陆的沈崇事件，在台北发动议场大规模的反美示威。不过一个月以后的“二、二八事件”突然卷起全岛性的民变，省工委却采取静观其变的政策，只有个别的党员如谢雪红和张志忠投身领导群众抗争，这多少反映了省工委对局势的掌握并不精确，应变能力也不足。
　　蔡孝乾的叛变与地下党的瓦解
　　的确，“二、二八事件”使得国民党政府失去民心，中共在台党员人数激增一倍，近九百人左右，但这并不意味着党的战斗力也跟着提高；相反地， 1949年10月31日，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由“光明案”与“基隆市工委会支部案”中获得线索，先将陈泽民逮捕，再根据其供词，于1950年1月29日将蔡孝乾逮捕。令人颇感遗憾的是，曾参加过长征的蔡孝乾在一周内就彻底变心，供出所有的名单资料，造成其它包括领导干部在内的400多名党人被逮捕，情况极为惨烈，供出名字者活命，坚不吐露者则送往马场町刑场。有关早期政治案件的最重要纪录是台湾情治单位编印的内部教学材料“历年破获匪党组织叛乱案编录”，这是前保密局局长谷少文少将于90年代初向社会公布的，内容记录每一个案子的缘由、经过和检讨，十分详实，成为每一位研究台湾政治史的人必读的资料。这份文件将“蔡孝乾案”列为档案文号“44901-444048”，其中“对本案之综合检讨”即直指：“...共匪各级组织基础与忠实程度，均不够坚强，一经破获追捕，即全面动摇，终至瓦解。...台共与共匪中央，缺乏直接联系，与匪华东局联系，亦时断时续，迄‘台省工委会’颇获时止，其电台尚未建立，即可概见。...匪党在二、二八事件中，所领导之台中谢雪红部，及嘉义之张志忠部，因无法联络配合，又互存依赖心理，各自为战致遭全部覆没。而军事干部缺乏，部队未经政治教育，工农群众毫无斗争经验，均属失败之主要因素。”至于为何蔡孝乾的领导能力和斗志如此薄弱？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尤其是蔡被逮捕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解放军已经逐步向福建集结，战斗力如日中天，留在大陆的国民党残部不是逃往山区等待被全歼，就是放下武器窜入东南亚邻国，或退至沿海岛屿，装备不足、士气低落。至于领导阶层方面，代总统李宗仁滞美不归，中枢无主，党政军要人面对溃退之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打算，尤其美国国务院发表的白皮书已清楚地表明将放弃国民党。事实上，美国国务院已向菲律宾政府询问有关收容蒋氏家族的可能。因此，无论从人心归向、统治机器到国际环境，解放军进入台湾已在弹指之间。这也是省工委迅速发展组织，无形间不断暴露身份的原因。他们判断台湾很快就可以拿下，所以急着完成迎接解放军的政治准备。然而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机器并没有表现出溃散之势，反而比在大陆时更有效能。国民党的情治人员也比预料中能干。为什么？笔者的看法是，尽管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几年腐化无能，但它毕竟曾是领导中国的革命政党，仍有一定的革命性质。国民党仍有相当多优秀人才，只是其领袖缺少领导和组织的能力，无法让优秀人才发挥己长，形成正面循环的政治力量。1949年国民党彻底溃败，不过到台湾的却是其最忠心的干部，凝聚力与组织力反而增强，这种情况有点向当年北撤延安的中共党人一样，人虽然变少了，但组织意志反而提高了。此外，情治人员的情况最为特殊，他们很多是带着血仇投入这项工作，也有的是受到己营的压制、排挤和陷害而投身敌营的，由于敌我身份调换，他们对过去同志的作业惯性和心理状况十分熟悉，因此常有工作上的斩获。像上面所提到逮捕蔡孝乾的谷少文过去也是共产党出身，曾在山西拉出一支游击队伍。因此，对于这些带着血仇、或手沾着血、或为对方视为叛徒的情治人员而言，从来就没有所谓投降或输诚的问题，即使是最后的困兽之斗，也终究是斗。或许，古人所说穷寇的反扑不可轻估，即为此理。1950年6月1日，蔡孝乾在国民党的安排下在《中央日报》发表了一份公开声明，并在《中央电台》做出广播，对仍在台湾活动的地下党人造成严重的打击。他说：“我是蔡孝乾，也就是蔡乾，在中共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也是中共极少数的台湾高级干部之一。今日中共许多党的老干部，不是我熟悉的朋友，就是我当年共患难生死的同伴...我曾经是苏区时代的中央执行委员，参加过两万五千公里长征，也曾是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内务部长。后来调任第十八集团军总政治部的敌工部长，抗日战争结束后，我是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的书记，党在台湾的实际负责人。...四年以来，我们在台湾，工作不能说不努力，对党也没有叛离，中共中央对我们的支持也是热切而有利的。虽然台湾的工作环境十恶劣。同时，蔡孝乾又以台湾人的身份向本省人做另一广播：“最后，我要向台湾同胞，尤其是向尚未自首的中共党员们说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组织严峻的集团，对党员的控制，是一贯使用严格的纪律，我在中共党内二十五年，期间不知受了多少痛苦和折磨，也不知受了多少压迫和欺凌，但是我是没有任何办法反抗的...”此后，蔡孝乾完全消失在台湾社会。
　　只传说他成了国民党情治单位的少将军官，成了继续逮捕地下党人的要员。不过没有人见过他，甚至做为台湾人，有关他的家庭、家族等等也都完全消失在台湾社会。那些关了几年逃过一死的党人，至今对蔡孝乾仍感愤慨和不齿，而且也充满了不解，究竟蔡孝干在想什么？有关蔡孝乾的种种至今仍是一个谜，也是笔者所主持文史工作队伍主要的追踪对象之一。
　　吴石与“吴石案”始末
　　现在我们再把话题转入“吴石案”，吴石是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保密局逮捕蔡孝干时，蔡供出吴石提供重要的国防情报给中共，联系人是华东局派出的朱谌之。由于吴石的官阶很高，此案涉及高级军官多人，是一个大案子，国民党需要给海内外一个明确的交代，以证明本身并非借口整肃军中异己。因此， 1950年月8日，吴石案的承办人李资生在香港的国民党刊物“新闻天地”发表一篇长文，详述逮捕吴石和朱谌之等人始末，以昭信于天下。根据国民党的资料，吴石称，1949年4、5月间在沪与中共华东局干部刘栋平会面，刘希望吴能提供军事情报，不过不久解放军旋即渡长江，吴赴福建就任绥靖公署副主任，与中共党人失去联系。然而，解放军很快就席卷整个东南沿海，吴转香港来台，在香港时又与刘栋平取得联络，吴同意来台后收集军事情报。1949年11月下旬，华东局派女干员朱谌之持刘栋平的介绍函来台，先后与吴石会见六、七次，并取得书面和口头的军事情报，其内容计有军事机关及部队主管之名册，东南区驻军之番号和概数，以及飞机大炮坦克之数量等。1950年2月4日，朱谌之在吴石的协助下搭乘空军飞机飞往当时仍为国民党控制的浙江定海，并正欲搭船前往解放军掌握的上海。由于朱谌之来台时曾向蔡孝干报告工作状况，国民党得知此重大状况，立刻调查吴石，并通知定海方面逮捕朱谌之，将朱押来台湾。此案最后枪决了六人，包括吴石、朱谌之以及吴石所布建的高级军官陈宝仓、聂曦、王正均、林志森等人，其余则判5年至10年不等。对于吴石其人，李资生的纪录是：“吴次长自承向共党靠拢的时机，是在1949年的2月间。当时，蒋总统已经引退，李代总统则在倡导和平，并且正与中共进行谈判，他认为当时的政治局势是非常混乱的，究竟前途如何，谁也弄不清楚，大家都认为共产党一定会成功，他自己也有这种想法，于是他就糊里胡涂地和共产党发生了关系。他自己却辩解说：‘这种事情，在当时是很普通的。我相信有大批的政府军政官吏，都和我一样的走上这条路去，政府的政策既是求和，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和共党联系呢？’真的，吴石是和平谈判运动可怜的牺牲品，一个高级公务员，对于所处的政治局势观察不清，实在是非常危险的。”另外一位国民党高级军官王大任后来写了一篇《我对吴石早年的印象》，值得一读。他写道：“我在花溪工作四年半（笔者案：1939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成立第三处（简称“侍三处”），由陈果夫主持人事，包括全国党政人事。地点在重庆市郊南温泉，世称“花溪”，即为该处之代名，前后工作人员百余人），所属单位是通讯组，当时通讯组所负的责任是批答中央训练团党政班受训学员的通讯报告，党政班受训按海内外自由地区划编通讯小组（敌后另行编组），并规定定期集会，由所在地高级党政军首长担任指导员，负责考核与督导。至于学员个人方面，不仅要出席会议，而且每月要与‘侍三处’通讯一次。通讯内容包括工作概况，地方党政动态，社会分析、自我检讨、读书心得与建议事项等。其中优秀之通讯，事关治平大计与政经兴革，而有卓越见识之建议，每周必汇呈委座（指蒋介石委员长）亲自核阅。其中使我印象最深者为西北陕甘宁边区某集团军少将总参议吴石的通讯。渠有关‘共党阴谋叛乱及其对策’的研究报告，极其精湛，该文洞烛机先，见解深刻，不独文情并茂，亦且有胆有识。我当时经办此稿时惊由前所未曾有。于是签注‘拟汇呈委座’字样，经主任（陈果夫）批示‘可专呈’，于是将原稿一字不改的项目呈阅。嗣经委座亲批‘继续研究’，继又批‘嘉勉’两字。此文我曾录一副本，以为参考。自此在我心目中的吴石是一位忧国志士与锦绣才人，使我对吴君的印象，经久不能去怀。”王大任继续写道：“后来胜利还乡，我当选东北区立法委员，于民国37年（1948）4月赴南京开会，偶然在乡长王润生先生府上碰见老友王醒魂。醒魂陪着一健壮的中年人坐在王府客厅，这便是我意念中的忧国之士，现任史政局局长吴石将军。我乍闻吴君之名，立即呈现惊喜之神色，当及询问对方是否为在几年前曾与‘侍三处’通讯提出‘灭共’建设的吴石？对方连称是后，我立即伸出友谊之手，诚恳的表示曾奉命覆函嘉勉，并倾吐个人仰慕之忱！最奇怪的是当大陆撤守政治迁台的初期，身为国防部参谋次长的吴石，居然私通共党作起出卖自己政府的勾当！有人说是受了投共政客立委何遂的煽惑，这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真是令人匪夷所思，不敢相信！”这些是国民党方面关于吴石的纪述。中共方面，最早接触吴石的中共党人吴仲禧于1983年写了一篇追思吴石的文章，并看载于1993年出版的“广东文史资料”总号73辑。该文印证国民党的资料，同时也揭露了不少国民党不知道的事情。吴仲禧是吴石的福建同乡，1911年福州响应辛亥革命，两人皆报名参加了福建北伐学生军，隔年并有幸在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隆重典礼中担任警戒工作。随着两人又同时入选武昌预备学校和保定军官学校，吴仲禧回忆，无论年终考试或毕业考试，吴石总是名列全校第一，后来他留学日本炮兵学校，毕业后又入日本陆军大学，成绩优秀，名闻于中日军界。吴仲禧回忆说：“在军校同窗四年的接触中，我深深感到吴石有强烈的爱国心和正义感。有好几次政治变故都曾使他想弃学而另找革命出路，终因缺乏明确的政治目标，而又渴望军事上能学有所成而未果。”保定军校后，吴仲禧与吴石别后20年，两人抗战时重逢，此时吴石担任白崇禧的顾问，吴仲禧则已加入了中共，表面的职务是第四战区长官部军务处处长和韶关警备司令。吴仲禧回忆与吴石重逢时的景况：“抗战开始后，他看见国民党的军队腐败，无能的现象，更是满怀愤懑。这些，他都毫无顾忌的向我发了一些牢骚和愤慨。我自然也以诚相见，除了没有暴露自己共产党人身份之外，其它对时局和人事的看法也都没有什么保留......首先，他认为抗战以来我军屡战屡败的主要原因是将帅无能、纪律废弛。例如，陈诚只受过中级军事教育，却委以重任，提拔之快，中外罕见。陈诚所用的参谋长杨杰，更是只会自吹自擂，毫无真才实学和作战经验，往往总部作战命令还未下达，部队已转移阵地。可是陈诚一直神气十足，独断独行，像保卫武汉这样的大作战计画，连白健生（白崇禧）也没有参加讨论过。又如，汤恩柏、刘峙也是屡战屡败，屡败屡升的。最后，吴石讲到自己，说他学习、研究军事20多年，写过几本军事著作，翻译过几本兵学名著，在陆大教授时有几套讲稿，但一直没有机会带兵上战场，深感遗憾。有人讥他为‘书呆’，但又谁都不肯给他以带兵的实权。白崇禧器重他的学识，但谁也没给他什么实权，大概是因为他专心学术，不会搞逢迎拍马、官场应酬那一套吧！”“在抗战几年同吴石的共事中，我们经常交谈，他总流露出一种愤懑、失望的情绪。一方面，他想在抗日战争中扎扎实实做一些事情，渴望自己在军事上能学有所用，用有所成；另方面，他又逐渐看透了国民党内部的腐败，官场的勾心斗角，意识到自己无论如何都无法改变这种局面，因而内心相当苦闷。他对共产党人是有好感的，他读过毛泽东的一些著作，亲自在武汉珞珈山听过周恩来的演讲，还同叶剑英等有过交往，都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我向他叙述我在北伐战争中接触过的叶挺、蒋先云等共产党员的事迹，介绍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都引起他很大的兴趣和赞誉。不过这个时候，他还看不清楚共产党的力量，因而，思想上仍在仿徨之中。”抗战结束后，吴石奉调南京，任国防部史料局局长，并受吴仲禧之托，协助他也调来南京任国防部监察局监察官。吴仲禧可以利用这个职务，借着视察部队之便收集1947年到1948年之间，国共内战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吴石甚至主动创造条件，协助吴仲禧取得军事情报。吴仲禧写道：“1948年夏天，我以国防部中将部员的职衔派往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服务。这时正值淮海战役的前夕，我在广州接到命令后及往香港找潘汉年、张唯一、刘人寿请示，他们对我新的任命极为重视，要我尽力在前方收集情报。我到南京后见到吴石，吴石说：‘徐州剿匪总司令刘峙的参谋长李树正是我的学生，我再给你写封介绍信带给他吧。’于是，他就亲笔写了一封很有份量的信，说我是他多年的同窗、同事、挚友，请李多加关照，并给予各种方便。几天后我到徐州时，正好刘峙、杜聿明都到前方视察了，参谋长李树正出来接待我，见了吴石的信对我格外客气、殷勤，一再说我这样大年纪，天气这样热，前方又这样乱。要我用书面报到就可以了，何必这么辛劳呢？我说，国防部要我来看看，了解点情况，好回去汇报，李硬安排我休息两天，才亲自带我到总部的机要室看作战地图。我见二万五千分之一的军用地图上，详细标明了双方部队的驻地、番号、兵种等，把东起海州、西至商丘的整条战线的行事反映地清清楚楚。当时因有李在旁陪同，我只能默记一部份，就说有空还想来看看，李满口答应。第二天又派出一个参谋来带我去机要室，我趁参谋外出时，把主要的部署都用笔记下来。这时我急着把情报送出去，就拖病说要回南京就医，李树正又爽快地同意了，并代刘峙正式批准我回后方。我车到南京就没有停留，立刻到上海把情报向潘汉年做了口头和书面的汇报。这次任务的完成，如果没有吴石的有力介绍，没有李树正按照吴石的嘱托做了种种关照，是不可能这样顺利的。”这里可以看见，吴石暗助中共开始于1948年春夏之间，并非他在被逮捕后所称的1949年春，也由于他的位阶甚高以及国民党军政体系的松散，吴石起的作用自不可轻估。1949年春，吴石在广州与吴仲禧敞开来谈，明说国民党大势已去，他早已不想跟它走了，只是自己决心下得晚一些。而且，他已与中共华东局直接建立联系，同意提供重要军事情报并策反国民党军队。 1949年6月，吴石去台湾之前与吴仲禧见了最后一面。吴仲禧写说：“他告诉我，福建绥靖公署已经结束，他已被调任国民党国防次部次长，要到台湾去。我曾请他考虑，到台湾去是否有把握，如果不去，也就此留下，转赴解放区。他坚决表示，自己的决心已经下得太晚了，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现在既然还有机会，个人风险算不了什么。他接着说，为了避免嫌疑，他的夫人王碧奎和两个小儿女也要去台湾。留下大儿子韶成、大女儿兰成在大陆，虽已作了安排，还请我在必要时给予照顾……吴石赴台后，我一直没有得到他的音讯。直至广州解放初期，华东局方面派人来对我说，吴石的工作已由他们取得联系，我才放下心来。不料几个月后，突然从香港报纸上看到吴石被公开枪决的长篇报导，不胜震惊，惋惜和哀痛。”由国共两边的纪录中，我们看见一位怀才不遇的中华菁英在混乱时代中的不幸情况，他真正的渴望是报效国家，一展长才。即使在古代，将相良才在曹营和汉营之间游走，亦非怪事，无论当时的领袖或后世史家也都有雅量接受这种现象，甚至有原为死对头献策的贼人，因爱其才而不计前嫌引为心腹者，如管仲之于齐桓公、魏征之于唐太宗、耶律楚材之于成吉思汗等等，不紧无损统治威信，反而奠定了一朝兴隆，成为佳话。然而到了现代，战争机器的精进，意识型态的绝对化和组织系统的严密，使得民族内战中的敌我划分甚至远较过去残酷，仇恨宣传下的滥杀不仅是冷冰冰，甚至还染上了嗜血的热情。
　　　  朱谌之：中共台湾地下党的“江姐”
　　国民党保密局在“吴石案”档案的“综合检讨”中，对吴石着墨不多，反而对华东局派遣人员朱谌之颇多解析，反映国民党眼中所见的朱谌之。检讨说： “...（二）共匪运用女匪干朱谌之，与我台省警务处电讯管理所主任王昌诚（王经查明无罪恢复公职）之至亲关系办理入境证，及寄居王家，以掩护身份进行工作，此种大胆深入之方式，颇切合秘密工作之要求。（三）共匪运用党性坚强，学能优良之女匪干，担任交通联络工作，极易减少外界之注意与达成所负任务。（四）朱匪于被捕瞬间吞金企图自杀，证明其对应付事变，早做准备；匪干此种维护重要工作，不惜牺牲个人生命与纪律与精神，诚有可取法之处。（五）朱匪因与匪台湾省工会书记蔡孝干及女匪干及严秀峰联络，暴露身份，致遭失败，影响匪帮之‘策反’即搜集情报工作甚大，而致此之由，实缘发生‘横的联系’，所构成之严重错误。”保密局的正式公文档案虽然指出朱谌之工作上的疏忽导致失败，但仍掩不住对朱的人格表示“诚有可取法之处”，至于承办人员李资生对朱谌之的描述笔调虽然浮夸，但仍有一情感的轮廓，他写道：“朱小姐虽然是一个被党重视的女干部，可是她的思想上的素养，显然不太够，她对于什么马、列、史、毛的理论是没有深刻认识的。据她自己所说，与共党人士交往的情形，以及过去她替党工作的经过，甚至于她入党的经过，都可以证明这位共产党员并不是一个理智的党员，而只是情感的党员。情感重的人，可以对人好，也可以改变她的好，朱小姐就是这样一个人。保密工作人员把握了她这样一个弱点，只需要用情感去征服。生活上的优待，谈话上的安慰，接触上的温和...。”

“在南京雨花台纪念馆和台北忠烈祠中伫立良久，胸中百感交集，难以言语，里面供奉的都是很有勇气的人，但在国共双方的眼中却是截然相反的忠与奸。这背后其实就是你死我活的战争，不是完全的光荣就是完全的毁灭。”

 

(转)

    台湾作为这样一个战略要地当然也就早处于周恩来的视野之中，早在40年代初周就多次派出共产党的骨干人员分批赴台秘密发展组织，扩大力量，1945年又找到蔡孝乾谈话，蔡是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的唯一的台湾籍老红军老干部，考虑到他是台湾人，了解当地情况，并且利于开展工作，决定让他亲自赴台主抓秘密工作，任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也就是当时中共在台最高负责人，周对他是满怀期望，临行前把在台的一些多年以来苦心经营的内线也悉数告之，其中就有身为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吴石将军等，蔡到台湾以后化名为'老郑'开始长期潜伏，暗中发展组织，1947年台湾就发生了2.28大起义，遭到了国民党当局的血腥大镇压，被屠杀群众高达数万人，不能说其中没有中共的宣传和煽动。这一期间国民党忙于国共内战，无心顾及台湾岛内风起云涌的运动，台共在这一期间的发展达到了高潮，党员人数多达上千人，形势一片大好。
再说身为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吴石将军，在大陆期间由中共地下党策反，大量提供国军布防机密资料。赴台前，中共地下组织给他的代号为“密使1号”。吴石抵台后，就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利用其军事首脑的地位，收集机密军事情报以作为解放军进攻台湾的参考。由于台湾的中共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吴石无法通过地下组织将军事情报送给华东局。1949年10月25日，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十兵团在缺乏军事情报的情况下，攻打金门失利。同年11月，解放军攻打舟山群岛也受到重大损失。这两仗给人民解放军敲了警钟。解放台湾比原先预订的更加困难了。为尽快取回吴石掌握的重要军事情报，华东局决定派长期在上海、香港从事情报工作的女党员朱谌之赴台与吴石联系。
    1949年11月27日，朱谌之从香港抵台，与与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取得联系。一个星期后，吴石在寓所秘密接见朱谌之，向她提供了一批绝密军事情报的微缩胶卷。这批情报迅速通过香港传递到华东局情报局。其中，几份绝密军事情报还呈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对《关于大陆失陷后组织全国性游击武装的应变计划》特别注意，并查问这些情报的来源。当毛泽东听说这些情报是一位秘密女特派员赴台从一位国民党上层人士“密使1号”那里取回时，当即嘱咐有关人员：“一定要给他们记上一功哟！”还挥毫写下了一首诗：
    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
    朱谌之与吴石一共见面七次，获得了大量的有价值的重要情报，１９５０年２月，朱谌之在吴石的协助下搭乘国民党空军飞机回到浙江定海。
    1949年12月，蒋介石集团面对人民解放军即将进攻、解放台湾这一态势，以“反共复国”、“固守台湾”为中心任务，加强了台湾的军事防务。同时，建立国防部总政治部，由其子蒋经国出任主任，对武装部队实施政治控制。同属蒋经国督导的保安机构也加紧对中共台湾地下党组织进行破坏。
在蒋经国的精心策划下，国民党特务对中共台湾地下党组织进行了疯狂的破坏。1950年1月29日，突然秘密逮捕了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蔡孝乾。蔡的被捕至今仍是一个谜，在不到一周内，蔡孝乾就叛变了，供出所有名单资料，国民党特务机关，军警宪马上按名册开始了全岛大搜捕，造成了在蔡领导下的包括其他负责人在内的1800多名党员和骨干被捕，情况极为惨烈，变节者活命，坚贞不屈者则立即被押赴马场町刑场就地枪毙，全岛共产党组织遭到血腥镇压，一时间血雨腥风，中共在台湾的地下组织几乎被破坏殆。
    国民党保密局逮捕蔡孝乾时，蔡还供出吴石提供重要的国防情报给中共，联系人是华东局派出的朱谌之。1950年3月1日，台湾当局下令以“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的罪名逮捕吴石将军，并在其寓所搜出他亲笔签发给朱谌之前往舟山《特别通行证》的有关书面材料。不久，朱谌之便被国民党军警从舟山抓回台湾。特务当局先后逮捕了吴石将军夫人、吴石的亲密朋友“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将，亲信随员聂曦上校等人。
    1950年6月10日，台湾。包括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中共地下组织暗定代号为“密使1号”的吴石中将，国民党“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将，亲信随员聂曦上校，以及中共华东局派往台湾的朱谌之（朱枫）女士一起在台北街头同时被杀，临刑前视死如归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身中数弹，壮烈就义，成为震动海内外的一宗大案。
吴石是一位怀才不遇的中华精英，他如果死心塌地跟着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台湾仍可以过着高官厚禄的优逸生活；他如果听从吴仲禧的劝告，留在大陆，不去台湾，以他对革命的贡献，人民政府自然也会厚待他。他弃暗投明，在国民党政权垂死挣扎的时候，冒着生命危险，赴汤蹈火，毅然去台湾，想为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统一做出更大的贡献，最后坚贞不屈，牺牲了自己的宝贵生命，这种爱国主义精神，实在可嘉。
    1973年，为了表彰吴石将军为祖国统一大业做出的特殊贡献，周恩来总理力排众议，在毛泽东主席的支持下，由国务院追认吴石将军为革命烈士。
    时隔25年之后，1975年12月20日，周恩来总理在病重之际，曾动情而又郑重地说：我们不要忘记对人们做过有益事情的人，不要忘记帮助过我们的台湾那边的朋友！其中提到两个人，一位是当时还健在的张学良将军，另一位就是已经牺牲了的吴石将军。前者被周恩来称为千古功臣、民族英雄、铁血男儿；后者被毛泽东称颂为孤岛虎穴忠魂，是一位甘愿为祖国解放统一大业而抛头颅、洒热血的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
    随着1950年4月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蔡孝乾被捕叛变，中共在台湾的地下组织几乎被破坏殆尽。蔡孝乾叛变后即被任命为台湾情报局副局长，他被捕前是共党在台的最高负责人，当时组织规模如何、力量如何，他自然非常清楚，于是任专职搜捕在台中共地下党人员和组织及以前的战友同事下级，成绩斐然。蔡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成了国民党的大功臣，后来还以上校军衔退休。
    祸不单行，1952年4月25日中共在台湾重建的地下党组织再遭破坏，400余人被捕，后期台湾主要负责人省工作委员会书记陈福星被捕后也随即叛变，陈福星带领特务四处劝降岛内残余的共党分子，中共在台湾的活动彻底陷于绝灭，在解放战争期间曾建立下赫赫功劳的第二战线在台湾登陆中已无力发挥配合作用。
    根据台湾《国防部历年侦破匪叛乱案汇编》，其中抓人最多的两个案件就是“匪台湾省工委蔡孝乾叛乱案”和“匪重建台湾省工委陈福星叛乱案”，其他百余政治案件中许多是以上两个案件的延伸。
    关于陈福星案，文件的相关记录如下：“３９年民国５月，以陈福星为中心之北部台共组织已设法与匪共中央取得联系，接奉匪共中央１９５０年４月指示，乃即召集全省高级匪干商讨建立临时领导机构，至３９年底，全省各地匪党组织已再具规模，赓即发出‘１９５０年工作总结’，检讨过去失败教训，具体指出以后工作方针，再度展开活动。在重整过程中，匪干周慎源与主要负责人陈福星发生歧见，不服陈之领导，陈乃于４０年春改组领导机构，开始整风，发出《向偏向斗争》一文，列举台湾知识分子的特点、弱点和所谓台湾知识分子的偏向、包袱，并指出改造道路……运用劳动方式建立基地，在劳动中团结群众、教育群众、争取群众同情，利用山乡行政薄弱的地区，建立据点，加强气节教育，训练必死决心，清除不稳分子；必须走小路、走夜路、反对太平观念，时时提高警觉……匪党重整后的省委组织，经我情报机关配合行动后，至４０年８月止，匪地下主力被迫从桃园、新竹转移至苗栗地区，该地区在地理环境上，存在着复杂的山脉、溪流与绵密的山林，形成于匪有利的山川地带，且该地农村副业发达，需要大量生产劳动力，匪首陈福星及其领导干部曾永贤、萧道应等，均潜窜于这一地区，企图生存和发展。根据上述地形与山区农林社会特有环境，如果要进入苗栗山区进行布置渗透之工作人员，必需具备几个基本条件：一有劳动经验的知识分子，并懂客家话。二与陈福星或曾永贤等有组织上渊源。三在苗栗地区有自己的社会关系，可以初步立足，作为深入的跳板。根据上列几项需要，如在我方工作同志中找寻符合这类人员，事实上很难找到，因此，惟一办法是向敌人内部去找，经过自新人员刘兴炎、黎明华等建议……”
　　以上的文字记录勾勒出１９５０年后在苗栗山区所发生的事。即使事隔这么多年，那一幕又一幕似乎仍历历在前：国民党军警的搜山追捕，片片段段的武装冲突，夜里他们彼此喊话，痛苦与泪水交织一片。不只是苗栗山区，那两、三年全省山区的武装据点都重复着类似的情节。重要的领导人被押至大牢里，许多被送到台北马场町刑场从容就义，另一些则送到绿岛，在孤岛上一蹲就是十几年，耗掉了宝贵的青春，等到回到家时，人事景物全非，顿有换了人间的恍然。此后重新投入社会生活时，过去的事被刻意埋藏在记忆的深处，公开的场合中绝对是禁忌的话题。事实上，它只片面地存在国民党官方绝密的档案文件中，除此以外。没有人敢触及。直到１９８８年蒋经国过世后，台湾政治环境改变，以前的地下工作者们才陆陆续续地公开出来组织互助会，系统化的历史调查研究始出现。博州是年轻一代研究者中最出色者之一，他把白色恐怖的研究赋于文学的内涵，再变成小说、纪录片和电影，让历史记忆进入新一代人的真实生活中，唤起反思意识。
    马场町的枪决刑场成为最重要的历史现场，地下党员们就义前的情景终于被忠实地记录下来。博州所主持的《５０年代白色恐怖──台北地区案件调查与研究》记录了许多幸存者的回忆，其中就义者郭？琮的妻子林至洁说：“当时几乎每天都有人被抓去枪毙，有时１５个，有时１９个这样抓出去；这些人被抓出去时都很镇定，他们不是呼口号就是唱歌，唱的歌就是《义勇军进行曲》，呼的口号就是‘共产党万岁’或‘毛泽东万岁’，‘中国民族万岁’，只要窗户关了一半，不让我们看，我们就知道当天有人要被枪毙了。郭？琮枪毙当天，我爬到窗口，因为他是关在楼下，我关在楼上，我一直叫着他的名字，他也叫着我的名字。
    这就是当年革命者无惧无畏的写照，然而这背后还有更大的时代背景。１９５０年，中共地下党发展迅速，在各地建立武装据点，为的是迎接解放军渡海来台，台湾岛内人心浮动，期待全中国解放历史时刻的来临；然而６月份朝鲜战争的爆发改变了亚太地区的战略情势，美国航空母舰驶入台湾海峡，大陆和台湾在地理上被一刀割断，地下党员们所迎接的解放军终究没能来，加上国民党记取在大陆失败的教训，在台湾实施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工作，首先强迫地主减少佃农的租金，接着又以公营企业的股票和公债补偿的方式逼迫地主出售土地，再分配给佃农。编辑:<<泡菜草堂>> 如此一来，革命力量的社会基础被大幅削弱，农民们为了保护自己刚获得的利益，不仅不愿庇护中共地下组织，反而催着他们赶快离开，走向逐一被捕杀的结局。附带一提的是，朝鲜战争不仅划开了台湾海峡，也使得两边的政权得以关起门来，从容地巩固本身的脚步。大陆方面，大规模的“肃清反革命”展开，原国民党在社会基层的骨干分子也受到严厉的镇压。
    地下党员们在马场町被枪决后，依惯例遗体由家属领回，但也有不少人尸骨不知去向。１９５２年８月，苗栗铜锣徐庆兰被枪决，尸骨无踪。他的妹妹曾梅兰也坐了１０年的牢，出狱后一直找不到固定的工作，所有公司的老板害怕惹麻烦，不敢收容她。曾梅兰只好四处打零工为生，偶尔回到铜锣，父母都对她再三叮咛一定要找到哥哥的坟墓。因此只要有空，曾梅兰就骑着脚踏车，到台北每个墓地去找，结果一无所获。１９７４和１９７６两年，父母双双过世，临终特别叮咛的还是这件事。１９９３年５月，曾梅兰认识的一位捡骨师偶然间在台北六张犁公墓的一处草丛边看见一块碑石刻着“徐鬃”字样，他知道梅兰的哥哥姓徐，却不记得名字，不过他还是跑去告诉梅兰这件事。隔年，梅兰拿着除草的镰刀跟着捡骨师到现场，除去野草，擦拭了字迹模糊的墓碑，上面正是“徐庆兰”三个字。曾梅兰事后说：“我的心非常痛非常痛我想，找了那么多年了，终于给我发现了啊，我爹娘交待几十年了，现在才给我发现”。曾梅兰接着意外地发现四周还有类似的碑石，她一个个找下去，竟找到３７个形状一样的碑石。很明显，墓主都是当年音信杳然、曾让家属们牵肠挂肚的政治犯，他们无语问天，在这野草下静静地躺了半个世纪。曾梅兰立刻打电话给当年跟她同监的林丽锋，林是“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台北分会”会长。于是该会全力参与这件事，找到当年埋葬这些人的老人，然后又循线寻获另外两个埋葬枪决犯的地方。这些墓碑的发现震撼了整个社会，家属们赶来认碑，现场满是辛酸泪水，仿佛突然间唤醒了一场埋藏了５０年的噩梦，又庆幸失踪的亲人终于回到了身边，哪怕早已是白骨一堆。
　　最后，互助会找到了１６３座政治犯的坟墓，并发表声明说：“这些被屠杀的尸首，或因来自外省，在台湾没有亲人领尸，亦无朋友敢于认领；本省籍或因家贫无力支付狱卒巨额赎尸金，或因极端恐惧而不敢认领归葬，最终由国府当局交由殡仪馆草草掩埋于公墓之隅。于是孤魂枯骸，局促荒野，无人尊祀，与一时代暴力、逮捕、拷讯、刑死的历史，同遭湮泯，长达４０余年。以‘反共’、‘国家安全’为借口的暴力，使谎言、诬陷、懦弱成为制度，正义与自由枯萎殆尽，良心麻痹，恐怖和暴力横行，同胞相疑，两岸血肉相憎相残，在我们的心灵和生命中，造成深重的残害……”
　　物换星移，历史真相得以逐步还原，不过在史料上仍有一极大的缺憾，即有关白色恐怖血腥镇压的照片极少，几乎是没有，似乎没人见过政治犯枪决前后的照片纪录。不过今年春天，我却在一处照片档案室的小角落发现一袋照片，打开一看大吃一惊，里面有一组枪决政治犯的照片，包括原国民政府台湾行政长官陈仪、原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以及原台湾电力公司总经理刘晋钰等人遭枪决的照片，他们均被控以受中共鼓动谋反的罪名。１９４７年，陈仪主政下的台湾爆发“二．二八”民变，台湾人民因厌恶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出现全岛性的暴动，陈仪协调未成，竟由大陆调兵镇压，造成严重死伤，也在台湾人民的历史记忆中留下一道深刻的伤痕。陈仪并未因“二．二八”事件而遭受惩处，只是调回大陆避避风头，没想到却因意图投靠中共而又被国民党押回台湾。１９５０年，陈仪被送到台北刑场枪决，行刑前未穿囚衣，未上镣铐，反而一袭白西装、戴领带、神情从容，这位曾被视为蒋介石亲信的军人显然仍受一定的礼遇。台湾人民看见陈仪行刑的照片，内心有着复杂的感受。
    １９９４年台湾《传记文学》有回溯吴石案的专题报导，包括来自大陆方面原地下党联系人黄仲廉的完整证言，文字资料十分详细，至于新发现的这一组照片可说是台湾白色恐怖时期最具震撼性的影像纪录。这些照片已在台湾巡回展览，让白色恐怖的事实永远提醒人们，不能忘记历史的教训。
    什么教训呢？半世纪以来，幸存者以及受难者家属各有境遇，有的长年暗夜饮泣，埋名隐姓；有的穿起西装打起领带，没入商业社会的洪流；有的则投身国民党政府部门，甚至最后当了国民党的大官；当然，也有的继续从事政治活动，组成劳动党，在办公室高挂着毛泽东的肖像，或组织车队上街游行，呼吁民众支持两岸的和平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