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5-24 18:35)
——读《一个村庄里的中国》
这是一部充满悲悯情怀而又耐人寻味的书。
这是一部浸透了怀旧的伤感又兼具社会批判精神的著作。
这是一部富有悲剧诗意的描述与怀揣未来美好向往的历史长卷。
——《一个村庄里的中国》在诸多描述当代乡土中国的著作中，因此显得独树一帜，不同凡响。他的叙事既是宏大的，又是细微的；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既有国家向社会演进的大历史，又有个人成长印记的小历史；既有诗意一般的纷呈描述，又有哲人一般的疑惑和思索。显然，这是作者熊培云格外用心写就的著述。与其此前已出的著作《自由在高处》和《重新发现社会》相比，这部书更具有思考的份量，也最具代表性。
1973年，熊培云生于江西农村，后毕业于南开大学、巴黎大学，主修历史学、法学与传播学，是思想国网站创始人。他曾为《南风窗》杂志驻欧洲记者，《新京报》首席评论员，《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凤凰周刊》等知名媒体专栏作家，现为南开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熊培云的文字沟通理性与心灵，自由、
弱不禁风的“警惕”论
——读《光明日报》“警惕”论有感
8月15日《光明日报》发表文章称：警惕骆家辉带来的美国“新殖民主义”。这显然是一篇弱不禁风的“警惕论”。
文章说，刚到中国的骆家辉，一下飞机就给中国的官员们来了一个下马威，没有随从、没有警卫、没有鲜花和掌声以及热烈欢迎的豪华排场、全家拎着大包小包抵达北京，活脱脱一派平民作风，显然，这种做派更能赢得中国普通民众的好感。……“走马还未上任的骆家辉先声夺人，给中国的官员们上了一堂重拾共产党人优良作风的行为艺术课。”
该文进而下了这样的结论：“给中国的官员们上课绝不是骆家辉的目的，为美国收揽赢得中国的民心强化中国民众崇洋媚外的奴性，进而召集民意以壮大美国在中国的支持力量，借以分化中国断裂甚至碎裂的意识形态才是这位华裔大使的如意算盘。”
我认为，《光明日报》的这篇东西很有些自以为是，仍然沿袭着“西方世界亡我不死”的一种“假想敌”的自我恐惧，是对自身执政者缺乏自信或担忧其无能抗衡的一种自卑情结。说到底，是自身的虚弱产生
读李海鹏《佛祖在一号线》。智慧在民间。然而，通往智慧闪光的路径却被封堵着。专制的排他性决定了他对自由的恐惧远远超过他对自由的宽容。从而使这个国度的民众始终处于周而复始的启蒙状态。
这是今年冬天的第一场雪。
从午后到午夜，一直在下雪。上午还是雨夹雪，因为风小，雪片垂直而下。午后却变成了纯粹的鹅毛大雪，雪片扁扁的，薄薄的，呈不规则多边形，随着紧密的朔风漫天飞舞，轻轻落下。到了傍晚，雪片变成了颗粒状，刺骨的寒风，早已没有明确的方向，这雪呢，也越下越轻，越下越干，密度也越来越大，似乎没有半点消停的意思。白白的雪粒落在地上，仿佛成了精细的闪着光亮的钻粒。到了午夜，从屋顶到两岸的植被、树丛、道路以及所有裸露的景观物上，终于都被厚厚的雪被覆盖。
洁白的雪，常常能激发女人的浪漫之想。偶遇冬天里的雪花飘飘，戴一把红色的小伞，漫步在柔软如绒毯的雪地上，会有一种奇妙的情调。厚厚的雪堆，也往往能唤起成年男人心底未泯的那一分童心，最易想起的便是小时候玩过的打雪仗。雪仗比较干净，又不易伤人，所以一直深得孩子们的喜爱。大人也不例外。这不，窗外的街面上已有几个老大不小的小伙子正捏着雪团在相互抛掷呢。
有雪的时候，叫上三二知友，暖一壶温酒，小酌几蛊，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今晚就是如此。几个人不时看看窗
窗外又开始下雪了。这是今年冬天的第二场大雪。在南方，有雪的冬天特别冷。一个诗人，终于死了。他的名字叫力虹。
力虹死了。真想为他写点什么，以示有过一段交情的朋友很自然的一种寄托。然而，我却不知道该写些什么。尽管很迟才知，身陷囹圄的诗人身患不治之症，直至生命垂危时才获得了保外就医，不久于人世也是必然的趋势。但想到力虹的境遇，我的内心好像已经不再悲愤，抑惑悲哀，甚至有些麻木。就像他的死与这个世界毫无关联。沉默的大多数根本不知道有这样一个诗人曾经存在过。
最后一次见到力虹，已是八、九年前的事了。那是在一位诗友的婚礼上。当时看他的精神气色还蛮不错的，只是晚上一起聊天时，我觉得他有几分神经质。特别说起多年前的那场风波以及现实的黑暗，他还是那么激动和偏执，完全没有一般中年人所具的平和与淡然。他显然拒绝向他认定的暴政屈服和妥协。他应该属于那种始终生活在自己幻想中的人。浓重的诗人气质渗透着绝不通融的偏执性格，造成了他的悲剧人格。后来每次想起他，总会让我联想到塞万提斯笔下的唐诘诃德。力虹好似这个时代一位孤独不屈仍与风车争
《论自由》（1940年）
爱因斯坦是这样阐释他的“自由观”的，我所理解的自由是指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一个人不会因为就知识的一般和特殊方面表达意见和论断，招致危险和严重的不利后果。这种交流的自由对于发展和推广科学知识是不可缺少的，有着重大的实际意义。首先，它必须得到法律的保证。但仅仅是法律并不能保护言论自由。要使每个人都能不受惩罚地表达他的观点，还需要全民有一种宽容的精神。
宽容是一种气度。这是属于强者的一种气度。有人说弱者是易于宽容的，其实这是很大的错觉或误解，是误把弱者身上敢怒不敢言的怯懦当作了他的宽容，是错将弱者的忍气吞声看成了他的宽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一样，只有自信的民族，才可能构成全民的宽容精神，只有自信的国家，才不会为他者的指手划脚所左右，也不会对他者的抨击动辄“全民抗议”、“全民抵制”。
在专制的国度里，宽容是稀缺的，甚至是不被允许的。“对待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
哪怕面对的是假想敌，哪怕只是对方言语上的抨击，哪怕明知对方是能耐有限的
《决定命运的十年》（1939）
爱因斯坦说，在这十年里，（即
教育部以发言人之说“我们可以不崇高，但不能允许无耻”定调。许多人对此解读为代言人斥范美忠为无耻之人。这显然是一个错觉的认知和评判。所谓错觉的认知和评判，就是很多网民错将一个人部分虚构的思想言论等同于一个人实际的行为品性。
当然，教育部代言人的“无耻”之说显然是一个故意的错觉，只有将范美忠意图引起争议的虚构性的言说观点衡定为范美忠行为的性质，就可以给范美忠事件俱结一个“正确无比”的结论。”随之而来的“修规”，则似乎欲给范美忠事件划下一条“下不为例”的警戒线。而央视主持人一言“不给无耻提供无耻的场所”，似乎也从正统的舆论上确立了“不许再议”的警戒线，谁再议，谁就等同于为无耻提供无耻场所。
现在某些行政机构做这种事都很老到也很俏皮，也不会再给出白纸黑字的红头文件，免得让当事人举证打官司，也免得将来不定让后人见笑，比如电话通知，比如借助发言人之口头表态，就这样既明白又隐晦地表达一下貌似正义的评判立场。教育行政部门因此把自己当成了教师道德品评的判官和终裁者。在倡导法治化进程的今日中国，如此越位表态、简单草率的做派，实在
《爱因斯坦晚年文集》的出版介绍告诉读者：反映了本书作者的哲学以及政治和社会态度。书中各章是由目前尚未出版式的讲演、论文、书信、呼吁以及各种不同类型的文章构成。伟大科学家的话题自然离不开科学，但这书中所收的文论，大多是作者对于社会科学和人文关怀的思索与见解。正如序言所说：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认为，尽管爱因斯坦并未低估事实的价值，但他更加强调赋予一系列事实以意义的理论的发展。尽管大多数人们并不能弄懂坚涩的相对论，但作为专事科学探索的人道主义者的爱因斯坦，他的“思想和观点仍在吸引着人们的想象力”。
《晚年文集》的确是“一份令人感动的文献，它记载了一位有良知的、影响深远的、具有深刻的高尚精神的人的活动”。
该文集分六大类：信念与信仰，科学，公共事务，科学与生活，伟大人物，我的人民。计六十余篇。
伟大科学家并不否定宗教的意义。尽管我们现在已知爱因斯坦并不是一个虔诚的宗教信徒，他尤其反对“人格化的上帝”。
然而，他对宗教的关注相当深切，有着独特的思考和见解。这一点在他的晚年文集中十分明显。
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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