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自由》（1940年）

    爱因斯坦是这样阐释他的“自由观”的，我所理解的自由是指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一个人不会因为就知识的一般和特殊方面表达意见和论断，招致危险和严重的不利后果。这种交流的自由对于发展和推广科学知识是不可缺少的，有着重大的实际意义。首先，它必须得到法律的保证。但仅仅是法律并不能保护言论自由。要使每个人都能不受惩罚地表达他的观点，还需要全民有一种宽容的精神。

    宽容是一种气度。这是属于强者的一种气度。有人说弱者是易于宽容的，其实这是很大的错觉或误解，是误把弱者身上敢怒不敢言的怯懦当作了他的宽容，是错将弱者的忍气吞声看成了他的宽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一样，只有自信的民族，才可能构成全民的宽容精神，只有自信的国家，才不会为他者的指手划脚所左右，也不会对他者的抨击动辄“全民抗议”、“全民抵制”。

    在专制的国度里，宽容是稀缺的，甚至是不被允许的。“对待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 哪怕面对的是假想敌，哪怕只是对方言语上的抨击，哪怕明知对方是能耐有限的

                                 《决定命运的十年》（1939）

爱因斯坦说，在这十年里，（即

    教育部以发言人之说“我们可以不崇高，但不能允许无耻”定调。许多人对此解读为代言人斥范美忠为无耻之人。这显然是一个错觉的认知和评判。所谓错觉的认知和评判，就是很多网民错将一个人部分虚构的思想言论等同于一个人实际的行为品性。

    当然，教育部代言人的“无耻”之说显然是一个故意的错觉，只有将范美忠意图引起争议的虚构性的言说观点衡定为范美忠行为的性质，就可以给范美忠事件俱结一个“正确无比”的结论。”随之而来的“修规”，则似乎欲给范美忠事件划下一条“下不为例”的警戒线。而央视主持人一言“不给无耻提供无耻的场所”，似乎也从正统的舆论上确立了“不许再议”的警戒线，谁再议，谁就等同于为无耻提供无耻场所。 

    现在某些行政机构做这种事都很老到也很俏皮，也不会再给出白纸黑字的红头文件，免得让当事人举证打官司，也免得将来不定让后人见笑，比如电话通知，比如借助发言人之口头表态，就这样既明白又隐晦地表达一下貌似正义的评判立场。教育行政部门因此把自己当成了教师道德品评的判官和终裁者。在倡导法治化进程的今日中国，如此越位表态、简单草率的做派，实在

   《爱因斯坦晚年文集》的出版介绍告诉读者：反映了本书作者的哲学以及政治和社会态度。书中各章是由目前尚未出版式的讲演、论文、书信、呼吁以及各种不同类型的文章构成。伟大科学家的话题自然离不开科学，但这书中所收的文论，大多是作者对于社会科学和人文关怀的思索与见解。正如序言所说：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认为，尽管爱因斯坦并未低估事实的价值，但他更加强调赋予一系列事实以意义的理论的发展。尽管大多数人们并不能弄懂坚涩的相对论，但作为专事科学探索的人道主义者的爱因斯坦，他的“思想和观点仍在吸引着人们的想象力”。

    《晚年文集》的确是“一份令人感动的文献，它记载了一位有良知的、影响深远的、具有深刻的高尚精神的人的活动”。 该文集分六大类：信念与信仰，科学，公共事务，科学与生活，伟大人物，我的人民。计六十余篇。

    伟大科学家并不否定宗教的意义。尽管我们现在已知爱因斯坦并不是一个虔诚的宗教信徒，他尤其反对“人格化的上帝”。 然而，他对宗教的关注相当深切，有着独特的思考和见解。这一点在他的晚年文集中十分明显。

    在现

                         ——范美忠事件的意义并不止于道德共识的争议

    教育部要修改师德规范了。几乎所有人都觉得此时此刻提出“修规”与范美忠事件的争议有关。上面似乎想把该事件拨向“正确的”舆论导向。但教育部代言人称此举与范跑跑事件无关，纯属巧合。

    那么，“修规”之举与谭千秋有关吗？笔者以为，这个时候提出修改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不但与“先跑”的范美忠有关，与人们对范美忠事件的持续争论有关，与更多默不作声的“先跑老师”有关，也与死难的谭千秋有关，更与代言人前不久释放的信息和自以为是的“道德”表态大有关系。

    代言人前不久刚说过，我们“可以不崇高，但不能无耻”。这个二段论实在太有趣了，“不崇高”的反义就是“无耻”，原来这便是教育部代言人的道德价值审定，非彼即此，非白即黑，不是崇高就是无耻，不是英雄就是狗熊，不是先进就是落后，中间地带和中间派是没有的。在此，倒可

    问一些小学五六年级的学生，知道蒋介石、毛泽东吗，他们摇摇头。问一些中学生，知道“反右”、“文革”、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吗，他们摇摇头。问一些当代的大学生，知道“四五”和“六四”吗，他们摇摇头。即便中考高考的姣姣者，若问他们经史子集、上下五千年、科举荐才、洋务开国、国共抗日、四九解放等等，除了能道出教科书上的点滴史说，便无法更深地进行史海钩沉。
    当然，凡进过学堂的人一般都知道四大发明、万里长城、唐诗宋词、鲁迅巴金和改革开放。昨天我熟识的一位朋友说起，她问读初三的儿子，同学们上学放学，家长用小车接送的多不多？儿子答，很多。母亲感叹现在的孩子福气真好，他们小时候得背着书包徒步好几里才能去上学呢。儿子似乎不屑此说“现在是什么时候？改革开放了嘛”。
    我们小时候经常接受的教育之一，便是大人们的“忆苦思甜”，为此还尝过几次糠饼的味道，与白米饭和上海奶糖相比，可谓“新旧社会两重天”。而且听后还特信，因为教科书上也是这么讲的，老师也是这样讲的，所有的大人都是这样讲的。只是对于住在我们大墙门里的那两户扫街、掏粪的“四类分子”来说，只能

    教育部发言人王旭明又发言了，在回应范跑跑事件时他说“我们可以不崇高，但是不能允许无耻”，终于把范美忠彻底归于“无耻”之徒。而作为央视的主持人白某则呼应道“我们也不能给无耻提供无耻的场所。”这可以界定为官方对范美忠事件中当事人的定性。这种定性不但否定了范美忠本人，也否定了范美忠事件争论的价值。既是无耻者，还有什么可以争论和探讨的呢？

    虽然两人只是简短的三言两语，个中透露的信息却是相当权威和正式的。一个是教育部的代言人，他把范美忠归于“无耻”，实际上是在警告各所学校，首先是在警告光亚学校，看你还敢不敢收留“无耻之徒”，同时也在警示各所学校不要再聘用范美忠做老师。教育部前次虽然否认其曾发文下令取消范美忠的从教资格，现在这么一说，等同于正式解除了范美忠的从教资格：一个无耻之徒怎么还可以做教师呢？把范美忠归于“无耻”一类，实际上就是教育部发出的一条不是行政命令的行政命令，一条非正式的却是不可违逆的命令，是对范美忠事件及范美忠本人的确切定性。教育部只是不便明说：必须将范美忠从教师队伍中清除出去。他很清楚作为教育的最高行政权力机构是不能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