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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波,1978年生。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任教于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

通联:443002 湖北省宜昌市大学路8号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 刘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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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难度的写作就是一种创造(代序)

 

在那部著名的励志电影《死亡诗社》(又名《春风化雨》)里,“船长”基廷的言传身教,给孩子们带来的影响,就是要打破常规的束缚,解放禁锢的思想,还有自由的思考和独立的意志。当我们全部的生活都基于某种功利想法时,人生只会沿着“有用”而直奔终点,到头来我们可能会发现,那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因为人生旅程中的很多美好与秘密,都在那“无用”的行进途中。当年上大学时,我曾一门心思扑在小说创作上,总是幻想着能写出伟大的作品。尤其是读了那么多经典,就想着自己也应该属于其中的一员,于是开始雄心勃勃地列出写作计划,结局当然可以预料到:所有的小说几乎都是一气呵成,事隔几年,再拿出来看,不堪卒读,真是羞愧不已,怎么也不敢相信乃自己所写。

拥有理想主义精神,是写好作品的前提和保证。套用一句俗语,不想把作品写好的作家,不是好作家。但如何去写好作品,进入的方式和路径,则至关重要。当年我之所以那么急着想要去写出伟大的小说,无非是想通过释放自己的情感,转化自我的经验,去达到一种“成功”。然而,在写作中没有切入难度,没有在那种顺滑的“下笔千言”里投入一颗艺术之心,最后写出来的东西,也就是自我感觉的良好,事实上,文字的肌体里埋伏着诸多的浅薄。我写得太快了,太顺了,但根本意识不到快和顺背后的平庸,自己甚至还显得有那么一点悲壮:原来我是可以写出千言万语的。可这写作的危险性,早已暗藏在那无难度的倾泻里,它们因过于幼稚而自然遭到淘汰。当然,我并不是说当初的小说训练是没有用的,它至少还曾给我的文学梦想带来了飞翔之感。只不过,它因缺少必要的超越而无法获得长久存在的可能。

后来,我开始了相对系统的阅读,这不是为了洗刷耻辱,报复自己,只是觉得写作成为了兴趣、职业和爱好,继而更需要的是创造和阅读的自觉。写作的自由,阅读的独立,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不是被迫的,它应是笔随心至后的一种精神境界。写作和阅读的独立性,首先就是不依赖于任何功利目的,它是一个人的精神王国,自由的空气在里面流动,于是,表达才有了底气,言说才有了立场。当我在阅读中感悟到了小说、诗歌和散文的美与诗意时,我愿意去阐释它们,为它们赋予我新的理解和认知,这样的分析文字,同样是一种创造。当作家的经验在作品中得以转化时,我能感同身受地找到自己人生的轨迹,也能捕捉到自己生活的影子,此时,文字与心灵的相通,就不在于写什么体裁了,小说可以,诗歌可以,散文可以,批评同样也能以入心的方式到达我们的灵魂深处。

我从事文学批评,首先是出于一种兴趣。当一个人沉浸在阅读中,他有话要说,不吐不快,这种表达源于情感释放,并渴望找到内心的共鸣。我愿意在守护意义与价值的层面上探寻文学的真相。只有挖掘真相的写作,才能说到每个人心里去,所以,我不太喜欢那些掉书袋和搬概念的批评文字,总觉得那些缠绕和繁复像是虚伪的遮掩,欲以“高深”来寻求自我安慰和知识炫耀。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我从来都不相信,自己都没搞清楚的东西,何以能写出来让别人理解和信任?以前我也曾有过这样一个阶段,学术虚荣心导致狂妄、无知,如今再看那时的文字,晦涩沉滞,想不脸红,都难。有些人忌讳读自己以前的文章,但没有勇气去面对过去的自己,又如何能真实地面对当下的自我?

我希望自己能够从故弄玄虚中走出来,以明晰的表达呈现批评的风度,那唯一的标准,就是入心。要对自己的文字负责,仅以知识套知识,最后只能陷入自欺欺人的困境,唯有入心之论,方可让他人走进。我虽达不到这样的境界,但试图去学习、靠近,以求缩短和干净、纯粹与朴素之间的距离。为此,我不断去阅读,不仅读更多的作品,也是在接近个体真实的灵魂,灵魂的相通才是理解人世的密码,文学批评就给了我多次灵魂相通的机会。我通过那些真实的灵魂诉说,来带出自己对话的活力,让批评接近思考的本原,接近文学的真相。

不知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动力,我还是倾向于去读那些厚重的文字,过于轻飘的东西,总是难以提起我的兴趣。我并不否认我的偏好,毕竟,文学与写作之事,难以完全客观。但我相信,有价值的作品,它一定从某些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必要的创造性美学,要么是文字之美,要么是思想之力,二者兼有,则堪称完美。我从这些文学作品中获得了提升,当我再来为其写批评时,一方面是给作品以价值的延伸,另一方面更像是在进行自我启蒙。

从事文学批评十多年来,除了基本的语言创造外,思想性和力量感越来越成为我评判作品的标准。当然,我也拿这样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写作:从文学层面来看,批评同样也是一种语言创造,它在诉诸理性的思考时,也应当给人带来精神和美的愉悦,这也是批评的职责。我们的批评文字不仅要在解读作品的基础上联于个人的内心,还要在更高的爱的层面对接当下时代,此为批评富有现实感和历史感的前提。吾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

从当年读大学时写小说与诗歌,到如今以批评和学术为业,这一路走来,始终未离开写作本身,虽然思维和表达不尽一样,但我从来不认为它们的性质有多么大的不同。写小说时,真还领略过“下笔如有神”的感觉,但现在写批评文字,总感觉下笔就难。这是一种倒退吗?我反而觉得是进步了。内心的创造精神让自己不可能太随意,难度是我们时刻都必须面对的“障碍”,怎样去准确地表达一个观点,怎样去写好一个优雅的句子,甚至怎样去搭配词语让它成为精彩的创造,这些最根本的问题,在任何有美学和思想追求的写作中,都是不可回避的。因为写作就是一种创造,小说、散文、诗歌和批评如此,我们平时写诗作文,当更是如此了。

 

刘波《重绘诗歌的精神光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8月版。当当、亚马逊、京东等已上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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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批评家·刘波

    刘波,1978年生,湖北荆门人,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现任教于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五届客座研究员,湖北省作协首届签约评论家。在《南方文坛》《当代作家评论》《扬子江评论》《文艺理论与批评》等刊发表评论文章多篇,出版有《“第三代”诗歌研究》《当代诗坛“刀锋”透视》《文学的回声》《诗人在他自己的时代》《重绘诗歌的精神光谱》等。曾获得湖北文艺评论奖、“后天”批评奖、《红岩》文学批评奖等。

 

批评的困惑与有限性

 

刘   波

 

(《南方文坛》2017年第4期)

 

      十多年前,我从文学创作走进批评的世界,那时更多出于一些单纯的想法,甚至就因为某种阐释的诱惑和虚荣心。缺乏专业态度和精神自觉,仅凭一腔热情,就武断地去概括,去总结,去用半吊子理论分析作家作品,实际上是基于滥用话语权的盲目自信。而盲目所带来的后果,一度让我在简单粗暴的评判中变得更加狂妄。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是这样居高临下地去解读作品,以为自己真理在握,事后我能隐隐感觉到,作品会反过来“嘲笑”我,笑我过于简单地处理了文学内在的丰富性和复杂性。那种二元对立的评判,非黑即白的言说,让批评变成了浅薄的陈词滥调,而不是“迷人的美”。当然,我并非刻意装深沉,但越深入到批评的内部,越会发现,那些未加思考的即兴表达,很快就陷入了可笑的偏见。那么,批评的准确性,如何去修炼,又如何获得验证?有时,暧昧性也可能成为批评的风格,毕竟,它属于文学的范畴。我的批评就在感性与理性、直觉与论证、美学与科学的纠结中,不断地朝向未知的领域探索。也许正是在这样一种矛盾和撕裂中,我意识到了批评的难度,以及它在什么样的意义上可以成立。很多批评家都会有自己的套路,且为套路准备了无数种辩解的理由。既然所有的套路都可能通往理想中的批评殿堂,是否必须要寻找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道?与其如此,还不如开辟一条属于自己的新路。可在努力前行的过程中发现,我离自己理想的批评始终有一段距离,当一路向其靠近时,那个目标也在不断地延伸。这到达不了目的地的困境,也让我逐渐明白:因自我认知的局限性,批评无法通往完美之境,它也存在有限性。

      在时刻遭遇的困惑里,我必须得承认这一点,批评不能包治文学的百病,甚至都不能为创作指出一条明路。当所有的分析和阐释都变成了观念的自我辩护,批评的意义到底何在?它针对什么样的写作才会有效?在批判性思维主导中,我可否以包容心含纳创造的幽暗之美?在求疵的途中,我能否以寻美的心态重建自己的文学价值体系?

      无数的问题纷至沓来,我渐生惭愧,同时也有了另一份清醒:既然批评不是万能的,它只能联于历史和现实的维度,通过对话与交流,如同乔治·斯坦纳所言,“使得感受力的地图更加开阔和复杂”。当然,认识到批评的有限性,并不是要为自己不及物的写作寻找借口,因为有时批评家的惰性和无能,恰恰就隐藏在批评的有限性之中。相对于作品、时代与更宽广的世界来说,在主体的内部,批评的有限性与阐释的创造性之间,似乎能构成一种张力,这种张力或许就是我们再度出发的契机。如何在文学创造与理性分析之间找到一个合适的度,又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因为我很难找到这个度的明晰性和边界所在,它的捉摸不定,让批评一直处于“未完成”状态。一篇文章总像感觉没有写完,也可能永远都写不完,但这不是放弃的理由。我将这种“未完成”当作拓展批评空间的机遇,因为没有足够的审美空间,也就难言批评的独立性和自由创新。

      当我回过头来重审自己的批评道路,发现当初依靠激情作为动力源的作品阐释,只是读后感的变体。我也渴望将批评当作一种真正的文学创造,以避免成为职业后,会变得越来越刻板和僵化。面对优秀的作品,我们可从各个角度进入解读程序,这给批评带来的是一种挑战,挑战我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进行转化和二度创造。

这两年,我就是在这种困惑、考验、难度、信心与挑战交织的动力驱使下,不断地向批评的理想境界靠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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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的一本新书《诗人在他自己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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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波《文学的回声》,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12月版。晴朗文艺书店(淘宝网上书店)有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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朵渔:爱的困境与善的难题

 

刘波

 

在诗集《最后的黑暗》“后记”中,朵渔说他写了这些年,“真的还不知道诗到底是怎么回事”,越写越深感诗歌的不可把握。有读者或许会觉得不可思议,无法理解他何出此言。我理解朵渔的“困境”。这不是他谦虚,而恰恰是这种“失败”让诗人不至于那么志得意满,那么忘乎所以。多少比朵渔更年轻的诗人都在谈成就,谈胜利,以出全集的大师心态制造文字垃圾,但是朵渔小心翼翼,每一行诗出来,每一个字现形,他都要对其负责。这种自我要求让他在思考和写作中“把深渊挖得更深一点”,由来已久的困惑从此变成了一种自觉,不是要维持某种现状,而是选择向前或向后,要让自己看清深渊下的那一点光亮到底离自己还有多远。这个距离就是思考的动力,那束光亮就是写作的目标。

  

写作的责任和难度

 

写诗应有其神秘的维度,这是创造。这种创造或许就是朵渔所要挖的那道“深渊”,当然,挖得越深,难度越大;只有难度变大,有境界的审美才会成为可能。难度写作绝不仅仅是修辞意义上的,很多诗人可能都会这样认为。朵渔的那道深渊,是词语的深渊,也是思想的深渊,可能后者尤甚。

对思想的追寻,往往与启蒙相关,这一方面是自我启蒙,另一方面是对更多人的精神启蒙。启蒙意识是朵渔作为有担当责任的诗人最隐秘的使命,他也在困惑中摸索着前行。“写作从来不自由,很做作/有时候我也会陷入沉溺的意志/在一块思想的薄冰上战战兢兢/跟坏人有什么道理好讲?/但空洞的谦逊更令人反感。”(《弄险》)写作本身就是一种冒险,它不是一种放松的舒服姿态,需要诗人承担得更多,更深,这或许就是朵渔认为不自由的缘故吧。我们需要像诗人那样,将写诗当作一次次“弄险”,惟有如此,方可在语言的创造中把握精神的高度,同时又在对思想的探索中呈现语言的精彩。

朵渔的写作,前后期的变化很明显,但从精神的角度来看,又有着其延续性:对于乡村文明的关注,对于父母、祖辈以及朋友的关注,对于内心自我意识的觉醒的关注,对于社会的批判与革命的关注,对于历史记忆碎片的整理和改写。我一直在思考朵渔何以能坚守,不妥协,文字总是那么坚挺,不弯曲,不苟且。比朵渔更勤奋的写作者,也不在少数,他们何以写不出力量感来?我觉得,还是可以归结到欲望和诱惑之上。现在的朵渔走到了体制之外,因此,没有了多少虚妄的欲求。当他站在外围往里看时,可以更清醒地写出求真的意志。这也是对幻灭感最为有效的抵制。朵渔不仅将责任定位在语言上,而且也要将责任从修辞拉回到地面,赋予其更切实的力量。现场是责任书写的源头,也是责任的载体。从凭空冥思到钟情现场,这里的转化有着清晰的演变路径。为了让自己不至于太偏离日常,诗人需要“生活在真实中”,肉身和精神的双重存在,当构成一个坚实的现场。

 

 

羞耻心与常识感

 

2004年年底,朵渔彻底离开了他工作了十年的单位,回到了家里,这也成了他自己“写作生涯的真正开始”。没有固定工作了,他将那份耻辱归还了,终于可以回到真实的内心了。他从责任所引起的激愤中回到了羞耻,羞耻感让自己不至于在虚无中沉沦,于是,他后来对“羞耻之心”格外看重,并写下了不少审视自我的“羞耻”之诗。

有羞耻之心,有常识感,当属一个人的教养。而我们如何获得教养,则是考验耐性和毅力的难题,对于处在心灵黑暗中的人来说,更显必要。朵渔以批判性的思考和对时代的审视,为人生作了注解。带着审视的眼光看待自己以及写作,是诗人面对羞耻最好的回应。“诗写不好主要是光荣太多”,的确是当下诗人写不好诗的一个重要原因,它关乎的是诗人的心态:你到底是以什么样的目的来写诗?朵渔对诗人所获的光荣持警惕态度,这是道义使然:太多的光荣,容易让人活在自我陶醉感中不可自拔,最后剩下的,不过是一堆虚幻的荣誉。只有不断的自我剖析,才可能彰显与命运抗争的不可回避,“你有没有勇气成为失败的一部分,而不是作为它的邻居?/连一次像样的失败都没有,你是不是得到的太多了?”(《问自己——你要诚实地回答》)带着“惶惑”和“犹疑”的追问式写作,是朵渔“失败主义”观念的话语实践,也是他能不断前行的动力。

没有羞耻感的人,言谈举止间往往就可能流露出膨胀的成就感,追求“从一个胜利到另一个胜利”的虚名,且认为是理所当然,这同样也成了一种诗坛常态。朵渔对此深有感触:“今人诗有三病:不诚实,不老实,不真实/饭碗里没有羞耻,辞受间全是政治。”(《说耻》)如此坦率决绝,掷地有声。诗人的追求不仅仅是写一两句出其不意的诗,应该关乎一种精神。那种语言小格调,终究只是生产小技,而无大视野,更无大境界。就像诗人所言,仅仅满足于做一个文人,那种雅兴与酸腐应合,莫过于一种自我堕落。写可能是一种批判精神和怀疑思想,但更是一种身份认同和担当情怀。

 

 

诗歌通向爱的可能

 

2008年,汶川地震灾难之后,朵渔在悲愤中写下了《今夜,写诗是轻浮的……》,其批判意识很大程度上是由爱生出,而不是为了单纯的批判。带着“诗歌不是让人学会仇恨,而是让人变得善良”之情怀,他在“面向时代的写作”中,节制地写着理想中的文字,这又何尝不是一种个性使然呢?在我们的诗歌写作里,需要这样的反叛个性和坚韧意志,更需要爱。

朵渔曾在诗中言说:“爱,这绝望的艺术/让我感到无力”(《再见·爱》),他也有爱的追问:“当你说到爱,你到底是在爱别人还是爱自己?”(《问自己——你要诚实地回答》)这都可能是爱的困惑。但只要内心之爱不通向虚无和谵妄,那就还存有爱的可能。“从最细微的事物里重新学习爱,从书页间/讨生活。”(《从死亡的方向看,什么才是有意义的》)这才是真实的生活,真实的爱,爱就在日常生活中,也在我们每日的景观、行动和冥想里。

诗人带着感恩的书写,是日常之爱,广博之爱,也是终极之爱。这种爱看似琐碎,不宏大,也不激昂,但它是一种教养,一份信念。“其他的越来越不重要。但爱依然很重要。”在语言之外,似乎只有爱能支撑着诗人继续抒情和叙事,直面惨淡的现实,也探寻这世界的荒谬。当爱变得虚伪,爱就是逃避责任,一切的努力都可能会是徒劳。朵渔不会让爱变得徒劳,他要让其有所指,也有所落实,落到人生命运里,也落到词间和笔端。“爱是一种欢乐,虽然是一种夹杂着痛苦的/欢乐,但仍然是一种欢乐。”(《想不撒谎真难——维特根斯坦:天才之为诗人》)诗不是让人学会仇恨,而是让人向善。诗之善与爱,为写作最终的路向。人生靠欢乐之爱获得价值,而诗歌则是对善与爱最后的备忘。

朵渔不仅仅在写爱之诗,其实,他提出了很多具有现实性的问题:我们该如何面对写作,尤其该如何面对头顶闪耀的光环写作?怎样在诗中去面对爱的困境和善的难题?这些都是很尖锐的问题。它们就那样结实地摆在面前,迫使诗人去努力理解,去解决发生在自我和他者身上的现实与精神困境。

 

——刊于《北京日报》20141211日文化周刊“聚光·70后作家”

 

作者简介:刘波,1978年生,文学博士,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在《南方文坛》《文艺评论》《艺术评论》《当代作家评论》等刊发表文学评论文章多篇,出版有专著《“第三代”诗歌研究》《当代诗坛“刀锋”透视》《胡适与胡门弟子》(与罗振亚教授合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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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丁:人性的叙事与先锋的余韵

 

刘波

 

阿丁的小说还有着上个世纪先锋的余韵,从审美变化来看,他可能又属于新世纪的先锋。他的先锋,不仅仅是语言和形式,更在于一种精神:既无限向上,直指人性的内部和终极,也无限向下,隐喻现实的残酷与无望。他以小说写出了潜伏在我们每一个人体内的不安全感,还有焦虑、黑暗与随时可能坍塌的价值观。阿丁的暴力不是街头蛊惑仔的打打杀杀,而是一种内心的残忍和隐藏在个体深处的那种恶,但是恶并没有我们意想中的强大,相反在现实中还透出一种无力。阿丁就是在挑明这种无力中让每一个人物出场,给他们悲伤、绝望和消失的所有可能。

 

我们怎样讲故事

 

在小说《异物》中,阿丁以平行的两条线写了两个“疯子”——X和安得林,一个人何以发疯,皆因他非同一般的内心追求。安得林从一个高考失利者,变成年轮木业的保安,后来又娶了总裁的女儿,顺理成章地当上副总裁,但正当事业如日中天时,他却选择了一条远方的路。这在常人看来“生活在别处”的路,或许是其内心多年的一个夙愿——躲起来写作。从隐居到消失,这个“零余者”形象就是异物,作者看得见,我们看得见,可他自己看不见。“安得林似乎永远消失了。可这个疯子,却成功地以异物的姿态植入我的生活。”他想抹掉他,可无法删除,这在一个人内心和笔下无法被删除的人,就是文学的源头。

小说所留下的悬念,似乎恰好印证了作家本人的生活和写作。作为一个学医出生的作家,阿丁当了十年麻醉医生,这职业再怎么无聊,也足以令那些找不到工作的大学毕业生羡慕,但他放弃了。后来进京做媒体,当过记者,干过编辑,最后在写作这条道上安顿下来。这不和安得林一样吗?无论外在的生活有多风光,他还是要走回内心,这才能让他宁静、舒服,如此自由,可成就一个怀抱梦想的写作者创造他的虚构王国。那些虚构,都基于他的经验,而当经验被转化成临近飞翔的文字时,我们却从中看到了苦涩,浸泡在悲剧里的苦涩。小说中的阿丁,总是在试图跳跃、跨栏,将隐秘的跌宕置于波澜不惊的叙事中。在《你进化得太快了》中,李格林和苏珊这对恋人从都市到森林,要学会回归自然,可那赤裸裸的血腥,其实就是对文明的一种冒犯,小说以李格林的消失作为退化路上的走散为结。这样的文本太奇特了,读完我们可能会问阿丁何以将想象力发挥到这种没来由的故事上,但他直指了城市人生活和存在的困境。人类疯狂的现代性,看似向文明的进化,又何尝不是一种退化?

有人可能会抱怨:这样的故事有什么好看的,但阿丁最终的目的,可能并不是要在小说里讲一个世俗意义上的精彩故事,因为现实中的荒诞比虚构的故事更吸引人。然而,我这样言说并不代表阿丁不会讲故事,像《寻欢者不知所终》《低俗小说》《我不喜欢开玩笑》以及新长篇《我要在你坟前跳舞唱歌》,都足以证明阿丁讲故事的能力。但他没有完全依靠这种才华,他需要将故事讲得有个性,有特点,有品质,那才是他的风格。

 

为失败者立传

 

阿丁之所以要将故事以碎片化的方式呈现,在我看来,他并非要去赶后现代的潮流,也不是刻意炫技,这或许与他讲述的“存在之难”有关。日光之下,并无新事,阿丁仅是在表现我们人生的某些横断面,这才是写作的真相。那些传奇、轶事,都在远古的历史里,我们需要的是更贴近生活的那部分,不惊心动魄,但也能让我们独自垂泪,黯然神伤。这就是那些大时代的小人物为我们带来的触动、震憾与人性的理解。

从每天发生的新闻事件中,我们不可否认这是一个大时代,阿丁只是将这个大时代作为背景,写了小人物们存在的困惑、虚无与不安。我们来看看,他都写了些什么样的人:看黄色录相而躲避警察抓捕的父子俩(《就像鱼找到了水——写给不可名状的恐惧》)、逃避父母独自旅行而被骗的高中毕业生(《一个旅程,一个旅人》)、为了离婚而找小姐当女友的男子(《寻欢者不知所终》)、当了开锁技师的前小偷(《锁》)、精心设计复仇之路的普通老者(《高考》)……阿丁笔下基本没有世俗意义上的英雄,也无轰轰烈烈的大人物,他写出了他们在生活中的狼狈,还有被欲望所裹挟的反常之举。阿丁写下他们,是要以道德的名义审判他们吗?我觉得他是要给他们一个释放的出口。

这样一些日常主题和普通人物,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随处可遇,但他之所以还不遗余力地去写,其实已经越过了常规意义上的表现,而是要如实地记录小人物的物质与精神困境,让他们在现实中找不到出路的那种憋屈于小说里获得发泄的通道和途径。跟很多曾经冒险的大作家一样,在《死党》里,阿丁甚至将新闻事件搬到了小说里,卖烧烤的小商贩曲飞过失杀死了城管张林忠。小说毕竟不是新闻,作家让他们都站出来说话,可让过程还原,同时也让人性显形。某种体制下的相互敌视与仇恨,并非我们生来就如此,阿丁以这样的讲述为我们找到了对个体人给予“理解之同情”的缘由。

一个作家写小说的目的,可能并不是让人心生怨恨和绝望,阿丁笔下那些不起眼的小人物令人同情,当然,这是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上。尤其是对那些精神游荡之人,他们本无害于他人,可超出常人之行为又让他们成为“异类”,作家也只有在小说里对他们施以援手,并为这群不被世人所理解的失败者立传。

 

叙事的思想和力度

 

相比于那些追求形式创造的作家,阿丁的先锋性是将叙事作为基础,而故事本身所透出的思想性和精神力度,或许才是其小说的亮点。如果按日常逻辑来衡量,阿丁小说中的很多叙事是不成立的,但就是那些微妙的断裂和现实中的不可能,给了他的写作以力量。《美颅》中的蒋小诗看似莫名其妙的自杀,其实阿丁在叙事过程中早就埋下了伏笔,这种有异常洞察力的人,被视为“精神不太正常”,其死应是必然的结局。只是这必然中有我们所忽略了的一个人对人生无望的恐惧,她的选择理应得到我们的回应,可我们只看到了现实,却没有注意现实在人身上所折射出的阴影,它是绝望的根源。阿丁隐蔽性的叙事,貌似遮掩了一些场景,又略过了一些“真相”,这种跳跃我们可能不适应,他其实留下了更多我们捕捉不到的人的复杂性。

阿丁不是那种追求过度精致的作家,叙事的天衣无缝,这种逻辑在于思维的缜密,然而,人性的至高处,却又充斥了太多的复杂,于是,我们看到了无常,看到了出其不意,这才是小说的新鲜。阿丁的小说世界就是那些新鲜的“人世怪现状”的汇集,他有他的小心思和个体责任,但更多突出的,还是人性的局限。长篇小说《无尾狗》如同那在“在细雨中呼喊”的残酷,暖意也像是噩梦,噩梦就是恐惧。“对黑夜我一直充满恐惧。”阿丁如是说,“我把头钻进被子里,用自己营造的黑暗来逃避对一种黑暗的恐惧。”我们都经历过,也尝试过。作家在回首他的个人成长史,在书写他的残酷青春,而苟活着又何尝不是一种人世之痛?

    在这样的人性困境里,皆是失败者的故事,他们有着因精神溃散所带来的隐痛。虽然阿丁写了黑暗,写了恐惧,写了失败,其实,他是一个光明之子。这种光明,可能在于他的语言有点调皮,有点坏,刻薄中有幽默,幽默中有忧伤,忧伤里有苦楚,一切都是青春的底色,同龄人读起来,肯定感觉很对味,有一种爽的共鸣。可他今后的方向在哪里?阿丁的姿态亮出来了,他不是青春写作,是继续介入时代,在生活的经验上往黑暗处进发,还是回到历史,向《聊斋志异》致敬?这样的路对于阿丁来说不是障碍,他有自己的秘密通道,不管通道延伸向何方,他还是会回到自己,这也可能是乐观主义作家的自然选择。

 

——刊于《北京日报》2015129日文化周刊“聚光·70后作家”

 

作者简介:刘波,1978年生,文学博士,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在《南方文坛》《文艺评论》《艺术评论》《当代作家评论》等刊发表文学评论文章多篇,出版有专著《“第三代”诗歌研究》《当代诗坛“刀锋”透视》《胡适与胡门弟子》(与罗振亚教授合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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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2014年12月22日

 

 

《自然集》的自然美学


刘  波


      李少君被称为“自然诗人”,这与他的写作趋于自然性不无关系,他最近出版的诗集,也以《自然集》(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9月版)命名,读后会更加深我们对其自然书写的印象。在我们惯常的认知里,自然总是与山川、河流与乡野相联,而在百年现代化进程中,古典的自然与我们渐行渐远,似已让位于城乡二元对立中的都市生活。但是经过这三十多年突飞猛进的发展,我们在享受城市文明的同时,也领略了某种钢筋水泥的冷漠和忙乱喧哗的浮躁,而对乡土的怀旧,对恬静的向往,再次成为城市人关注的焦点,这种返归自然的理想,甚至与如火如荼的城镇化进程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一方面是急欲摆脱乡村的落后与不便,另一方面,又渴望逃离都市,以求在喧嚣中获得一片安宁的空间,此一矛盾让很多城市人纠结不已,至今并未获得有效解决的途径,这或许也是社会大转型时代必然要经历的困惑。李少君很大程度上就是在写出多数城市人所遭遇的困惑和疑难,虽然他是以诗歌的方式,没有多强的现实针对性,然而,正是这源于现实的无解和两难,更适合于分行文字的表达,绵密的诗意得以在精炼的字词中获得某种程度的释放。
       当然,更重要的一点是,李少君的自然性,不仅在于外在的自然,比如说乡村、大海与山川等风景,更大程度上其实是源于内心的自然,这种对宁静和古典的渴慕,才是支撑他写自然之诗的内在保证。自然写作的动力源,是一种环保心态,带着公共责任意识,而当诉诸诗人的内心时,又是个人的真切感怀和生存智慧。自然是他的主体,更是他的参照,一种内心生活的参照。我觉得,那首《山中一夜》最能代表李少君诗歌的自然性,“恍惚间小兽来敲过我的门/也可能只是窗口窥探//我眼睛盯着电视,耳里却只闻秋深草虫鸣/当然,更重要的是开着窗/贪婪地呼吸着山间的空气//在山中,万物都会散发自己的气息/万草万木,万泉万水/它们的气息会进入我的肺中/替我清新在都市里蓄积的污浊之气//夜间,缱绻中风声大雨声更大/凌晨醒来时,在枕上倾听的林间溪声/似乎比昨晚更加响亮”。这山中小住的一夜,让诗人感受到了久违的清新之气,在自然的馈赠下,他解放了自己,也真正由此感触和领受自然的内在意蕴。
       对自然性的遵循,符合诗人的心性,他愿意恪守一片宁静的空间,为灵魂找到春风化雨般的细节抚慰,也给人生赋予一种温暖的维度。就像他在诗中所言:“我有一种特别的能力/总是能寻到一处安静的角落/就如动物总是能寻回自己的巢穴/将身体蜷缩起来……”(《我有一种特别的能力》)这是诗人的自信:自然的价值在于亲历和感受,尤其是在城市呆久了,适当的返朴归真,吸收自然天地之气,会驱散更多焦虑、压抑和不安全感,这或许也是诗人一直对自然情有独钟的原因。正是在这种内心追求里,诗人不断地靠近自然,感悟自然,书写自然,他是希望找到一种精神安慰,却在无意间创造了一种新的诗歌美学,既联于我们的传统,也在轻与重的博弈中为我们提供了有别于常规的现代性。
      李少君笔下的自然美学看似简洁、轻逸,其实也是他重塑自我的一种方式,其酝酿和发酵的过程,也是有重量和质感的。他在诗的直觉上已经定位于自然本身,因此,他的信仰更是趋于自然之境,“我宁愿把心安放在山水之间”(《四行诗》),山水虽不同于宗教的作用,但它能从各个侧面润泽我们的日常生活,这又何尝不是自然之力量的体现。诗人常在大海边、深山里短暂地安放自己的灵魂,这山水人生恰是一种对存在感的守护,而不至于让自己过于浮躁和沾染太多戾气。在自然中洗礼,是清洁自己的最好方式,这在于一种自我发现和全面观照。“又是一个幽静的所在/是灿烂野花的秘密行宫/是繁茂草木的深邃渊薮//这藏幽纳静的所在啊/暗地里依恃着清水的涵养/绿杨掩映下的深潭/青石板路上滑腻的苔藓/还有啊,雨后寂寞地等候着的/只容得下一个人过去的小木桥//只是,在此处,林深暗淡了桃红/清贫,抑制了酒色”(《春寒》)。诗人总是在寻找幽静之处,这主动的寻找构成了他笔端诗意生成的契机,所有的感念是由外向内,直抵诗的精神核心。李少君的自然之诗不是旅游消费的快餐文字,而是发自内心的真切感触,就像他时常写到隐士,这又何尝不是其内心隐秘冲动的某种投射,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这种自然思索是生活和写作同归一处的大命题。如此书写,直接通向了真和美的诗意。
       从这个角度来看,李少君的诗总体上趋于平静,虽然有时也隐含着内部的跌宕起伏,但文字间的气息舒缓、真诚,富有人文情怀。“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抵不上/一阵春风,他催发花香/催促鸟啼,它使万物开怀,/让爱情发光”(《敬亭山记》),这种自我认知,更像是对自然的敬畏与共鸣,春风的美好,是理想留驻记忆的一段佳话,它开启了人生在沉重与悲剧之外的另一扇门。李少君诗歌的自然美学,就是点滴渗透在字里行间的那种氛围、气质和格调,这不是应景的口号与宣言,而是切己的话语实践。我们在他的实践里,能看到生活、写作和自然相互交融的灵动温润之美,也能洞察到其诗意在这个时代的价值与意义。


(《自然集》,李少君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9月第一版,定价:2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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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恩师罗振亚先生的信任,先生给予我难得的机会,合作过程中确实收获多多。再谢师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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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幻与现实的可能性

 

刘波

 

    作品:《鱼咒》,中篇小说,王秀梅

    刊物:《青年文学》(上旬刊),20129月号

 

我们大多数人都吃过鱼,但在吃的时候,你是否思考过它也是一条生命?当人意识到鱼也有生命的时候,环保出现了,善恶登场了,文学开始了。《鱼咒》即从这一角度进入叙事,在现实与魔幻之间,读来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忧伤,它关乎精神,又联于命运感。但总有一个问题于脑海中挥之不去:在生死面前,人有无敬畏?在人性面前,又是为何所奴役?

    女作家王秀梅以男性的视角和口吻切入小说,“我曾经听到过一条鱼开口说话。”然后,一名经验丰富的鱼屠夫肖老大出场了,他因杀鱼动作麻利而称誉市场。但在给郑虚虚和李成就(后来成为其丈夫)杀鱼时,他的命运发生了改变:这条鱼他杀得比平时艰难,正准备掏出鱼内脏时,它突然“啊”地叫了一声,这是呼救还是愤怒?有过杀鱼经历的人,或许都不乏关于鱼的记忆,鱼眼圆睁,鱼嘴大张,可我们往往忽略了鱼也有疼痛和惊恐。敏锐的作家感受到了,这条挣扎着叫出声的鱼虽然死了,但它分别诅咒了吃掉它的两个人。李成就吃了鱼身子,而肖老大吃了他没要的鱼头,从此,两人逐渐由人向鱼转化。肖老大因为杀鱼不再顺利,于是改行去海上打鱼,还做了鱼把头。

几年之后,肖老大意外地在广场上碰到了郑虚虚和李成就,与郑虚虚的冷淡相比,李成就对肖过度热情。从后来的交谈得知,李成就与郑虚虚关系不好,他很想变成一条鱼。而肖老大却不想。但事情已无转机,他们相继变成鱼,并在大海相遇,叙事转向了魔幻。在大海中,肖老大爱上了一条母鱼,后来得知她是那条被自己杀死的鱼的女友,她靠近肖老大并伺机为爱人报仇。然而,在复仇过程中,为了保护肖老大不被一条大鱼所害,她又舍己救了他。这种人性化细节,透出丝丝温情,平衡了现实的残忍。最后,肖老大被老板的外甥女毛豆和弟兄们捕捞并认出,不管他们对他怎样好,但交流已无可能。肖老大心如止水,希望被放到菜市场的案板上供人宰杀。虽然他之前因爱上郑虚虚而遭拒,后又被毛豆爱上而无应和,但爱情在小说里只是起到了调节氛围的作用,这种点缀让小说的叙事变得温情,且带着感伤之意。

小说上半部分是一个人的自我对话录,下半部分是一条鱼的情感幽怨史,而小说整体上又是一部关于人性善恶的自白书。主人公的一生和鱼紧密相联,就像他自称是“人类中能够破译它们这套体系的罕见者”,因此,他就是人鱼之间的一面镜子。这貌似一篇鱼类保护主义者的现实小说,但叙事中透出的种种阴郁、神秘和诡异,既让文本呈现出魔幻色彩,又时时透出人之存在的困境。除开人变成鱼这一虚构的可能性之外,从现实到魔幻的路到底有多远?在世俗生活中很远,而进入到人心中,其实非常近。(2012“中国文学现场”稿件,作者系文学博士,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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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5-14 1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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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刘波《当代诗坛“刀锋”透视》,河北大学出版社,2014年5月版

 

学养,学理,艺术直觉,问题意识及文章功底,当代中国中青年诗歌理论与批评界,能集此五大要素于一身且格局独备者,“70后”诗评家刘波当属翘楚。尤其厚积薄发后,依然能保持宽广的视野和明锐的见地,且谦抑,且沉着,文本人本皆清通笃诚,让人信任而寄望高远。

——沈奇(著名诗歌评论家,西安财经学院文艺系教授)

  

刘波的诗学批评实践,以顽韧的掘进姿态,触摸到了时代良心、诗歌历史的本质与深层,重文本,不媚俗,有风骨。他视野宏阔,思维敏锐,新见迭出,经常从个案出发,接通文坛普泛的理论话语,追求文章的重量。出色的感悟力、思辨力和描述力三位一体,彰显出他学术上强劲的实力与理想的气象。

——罗振亚(著名诗歌评论家,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

 

刘波一直坚守在诗歌批评的现场,他不仅关注诗人个案的状况,对诗坛现象也保持着追踪的兴趣。凭借一份执着、敏锐和理性,他的诗歌批评文章才既富学术眼光,又不乏思想关怀。在观察诗歌整体态势与个体写作格局的过程中,他试图建构其个性化的阐释逻辑,并努力寻求诗意的表述。

——张清华(著名文学评论家,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刘波《“第三代”诗歌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14年5月重印版。

 

京东、卓越、当当等网上书店和全国各城市新华书店有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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